梅西埃说：“还有人有问题吗？”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举起手。但凡有机会，我总是抵挡不住刺激刺激迪帕蒂的诱惑。
“你说吧……皮卡尔少校，对吧？”
“没错。谢谢您，部长。我在想，”我转向迪帕蒂道，“如果德雷福斯不招呢？”
迪帕蒂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道：“他会的。他别无选择。”
“但如果他不招……？”
“如果他不招，”桑德尔打断了我的话，从桌子那头盯着我，激动得全身发抖，说道，“除了他的笔迹，我们还有很多其他证据，可以证明他有罪。”
我决定不再追问，点点头，答道：“谢谢。”
接着，又是好长时间的一阵沉默。
“还有人有问题吗？”梅西埃问道，用深邃神秘的目光扫视着所有人，“有吗？参谋长？没有？那好吧，先生们，你们已经得到了我的允许，明早九点，按计划行事。”
说完，他在逮捕令上签字，然后把它甩给了迪帕蒂。
第二天早晨是一个完美的秋日早晨——秋高气爽，却又带着丝丝暖意，早上初升的太阳驱散了塞纳河河面上的层层薄雾。
八点刚过，我就到部里了。一走进大厅，我就看见迪帕蒂正在那里紧张又激动地整合着今天行动的队伍。有三个穿着便服的人——科切夫特和他的副手，还有一个面色苍白的文员，虽然没有人给我介绍，但我想那应该就是格里贝兰。亨利和我都穿着制服。亨利看起来一头雾水，当迪帕蒂第二次还是第三次重申我们各自的任务时，他看向我，对我眨了眨眼。
“皮卡尔，九点钟时你一定要和德雷福斯一起到总参谋长的办公室，”迪帕蒂走之前最后叮嘱道，“别迟也别早，一定要正好九点到，明白了吗？整个计划一定要像上了发条的闹钟一样按时进行！”
说完，迪帕蒂就和其他人一起上楼了，而我则在一张绿皮面的长椅上坐下来等着。坐在这个位置上，我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总参谋部的前院。我一边仔细地留心前院有没有出现德雷福斯的身影，一边假装看着报纸。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眼前经过了军队里的各种人物——行动迟缓、胡子花白的老将军；英姿飒爽的龙骑兵上校，他们清晨在布洛涅森林里慢跑后，脸都被冷风吹得通红；充满干劲的年轻上尉们，为自己的上司抱着一沓沓文件夹——然后突然间，人群中出现了德雷福斯的身影。他肢体动作很不协调，看起来犹犹豫豫的，皱着眉头，不知怎么看起来已经像是一个被唾弃的人了。按照吩咐，他没有穿军装，而是穿着一件整洁的黑色礼服外套，搭配条纹裤子和圆顶礼帽，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股票经纪人。我看了看手表，低声骂了一句——他早到了十五分钟。
我把报纸叠起来。当他走进大门的时候，我站了起来。看见我，他明显吃了一惊。然后，他碰了碰自己的帽子，向我致敬。
“皮卡尔少校，早上好。”他扫了一眼拥挤的大厅，说道，“我担心是有人在跟我开玩笑。周六我收到了一封电报，据说是从布瓦代弗尔将军的办公室发来的。电报里让我穿着便服汇报工作，但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收到了通知。”
“听起来很奇怪，”我说，“我能看看吗？”
德雷福斯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电报，递给我。上面写着：传召信。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将军兼陆军总参谋长将于10月15日星期一与全体参谋人员一起对在任军官进行工作检查。现通知任职于巴黎第39步兵团的德雷福斯上尉于该日上午九点到达陆军总参谋长的办公室。要求身着便服……
我假装仔细地从头到尾读一遍，但这只是在拖延时间而已。“我搞不懂，”我说道，“你来我的办公室吧。我们一起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不，少校，就不必麻烦您了……”
“不麻烦，请务必来。”
“我不想给您造成任何不便……”
“相信我，我现在有的是时间。”
那一天，到第三部门的路感觉无比漫长。在走去我办公室的这段路上，除了跟他聊聊天气、家庭之类的老掉牙的话题，我想不出还能说什么。“你的妻子还好吗？”
“她很好，谢谢您的关心，少校。”
“你有孩子吗？对不起，我记不清了。”
“有的，少校——有两个孩子。”
“男孩女孩？”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几岁了？”
“皮埃尔三岁了，让娜一岁半……”
我们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到办公室门口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要不你进去等吧，”我说，“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谢谢您，上校。”
他走进我的办公室，我在他身后关上门。我又看看表，还有九到十分钟。我像个哨兵一样，在走廊里踱来踱去，时不时瞥一眼关着的房门，等待时间过去。我琢磨着，他这时是不是已经从窗户爬出去了，正顺着排水管往下爬呢？还是正在我的桌子里翻找着机密文件？终于，在离约定时间只剩下两分钟的时候，我走进办公室去叫他。他坐在椅子边上，膝盖上放着摘下来的圆顶礼帽。我桌上的文件没有被挪动过。看起来，他在这段时间里一动都没动。
“那封电报说的是真的，”我欢快地说道，“确实有检查。”
“太好了！我真是松了一口气！”德雷福斯喊道，站了起来，“我就担心是有人在跟我开玩笑呢——你也知道，他们有时候就是这样。”
“我也要去见将军，我陪你过去吧。”
我们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往总参谋长的办公室走去。
德雷福斯说：“我希望能亲自跟布瓦代弗尔将军谈谈。夏天的时候，我们俩就炮兵编队的问题谈得很愉快。在那之后，我又想到了一两个主意。”我没有回答，他继续说道：“您知道这次检查需要多长时间吗，少校？”
“我恐怕并不知道。”
“是这样的，我已经告诉了我妻子我会回家吃午饭。唉，问题不大。”
我们走到了总参谋长办公室前宽敞的走廊上。
德雷福斯道：“我说，这里也太安静了，不是吗？大家都在哪儿呢？”
随着总参谋长办公室的双开门越来越近，他的脚步渐渐放慢。我催促他向前走。
我说：“我觉得他们肯定都在里面等你了。”我把手放在他的腰上，轻轻地把他往前推了推。
我们走到门口。我打开门。他看向我，一脸迷惑。“您不一起进来吗，少校？”
“很抱歉，我刚记起来我有一件急事，现在得走了。再见。”
我转身走开。走着走着，听到身后的门锁发出了“咔嗒”的一声。我回头一看，门已经关上，德雷福斯也已不见人影。
“告诉我，”我对格里贝兰说，“那天早上，我把德雷福斯交给你和迪帕蒂上校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不明白您指的是什么，上校。”
“你是在那里当证人的，对吗？”
“是的。”
“那么，你看到了什么？”我抽出一把椅子，格里贝兰直直地盯着我，“请原谅我问这些问题，格里贝兰先生。我只是想补上自己的信息缺口。毕竟，这个案子现在还没结束。”我坐下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请坐下来吧。”
“既然您都问了，上校。”格里贝兰还是紧紧地盯着我，好像是怕我会突然朝他扑过去似的。他把自己瘦骨嶙峋的身体安置到椅子上。“您想知道什么呢？”
我点了一支烟，然后又略显浮夸地把烟灰缸拉到自己面前。“要是不小心掉一粒火星在这就糟糕了！”我笑着说，抖了抖手，熄灭火柴，把它小心地放到烟灰缸里，“德雷福斯进门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地从他口中套出了全部过程：德雷福斯是怎么走进房间，环顾四周，问布瓦代弗尔将军在哪里的；迪帕蒂又是怎么回答道将军有其他事耽搁了，请德雷福斯坐下，指了指自己戴着手套的手，问他是否介意帮自己记下一封信，因为自己扭伤了手腕；而德雷福斯又是如何在科切夫特及其助手，以及坐在他对面的格里贝兰的注视下，按照要求做了。
“他当时肯定开始紧张了，”我说道，“他肯定在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的，他确实很紧张。这也可以从他当时的笔迹上看出来。我拿给你看。”格里贝兰再次走到他的文件柜前，拿回一个鼓鼓囊囊的文件夹。他打开这个足足有几厘米厚的文件夹，“在最上面的就是德雷福斯写下的、由迪帕蒂上校口述的那封信。”他把文件夹推过来给我道，“你可以看出他在中途改变了自己的笔迹。因为他意识到了这是个陷阱，他想要掩饰自己的笔迹。”
信的开头非常普通：1894年10月15日于巴黎。先生，我严肃地要求您暂时归还我在出发参加演习前交给你的文件……
我说：“我没看出他在中途改变了笔迹……”
“有的，就在这里，很明显。在这里呢。”格里贝兰凑过来，用指尖敲了敲纸面，用有些恼火的语气说道，“就在这里，就在上校让他写下120毫米加农炮的液压制动 的时候，他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可以看出他的笔迹从那时开始突然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不规律了。”
我又仔细看了看，但还是没有看出来。“可能吧，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相信我，上校。而且，他的举止也开始变得奇怪起来，这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了。他的脚开始发抖。迪帕蒂上校指责他故意篡改自己的字迹，但他否认了。当他终于写完上校口述的信后，上校告诉他，他因叛国罪被逮捕了。”
“然后呢？”
“科切夫特部长和他的助手冲过去控制住他，搜了他的身。德雷福斯还是在否认指控。迪帕蒂上校掏出左轮手枪，告诉他还有一个选择。”
“德雷福斯怎么说？”
“他说，‘你想开枪就开枪吧，但我是清白的！’他说得非常悲壮，就像是在演戏一样。这时，迪帕蒂把亨利少校从屏风后面叫了出来，然后亨利少校就把德雷福斯带去监狱了。”
我翻了翻文件夹里的其他文件。令我惊讶的是，剩下的材料的每一页居然都是清单 的抄写件。我从中间翻开，又翻到最后。“我的天哪，”我低声说道，“你们让他写了多少遍啊？”
“噢，一百来遍吧，但那花了好几个星期。你可以看到上面都有标签，‘左手’‘右手’‘站着’‘坐着’‘躺着’……”
“是让他在牢房里写的吗？”
“是的。警察厅的笔迹鉴定专家，贝蒂荣先生，想要尽可能多的笔迹样本。这样，他才能搞清楚德雷福斯是怎么伪装自己的笔迹的。迪帕蒂上校和我经常会去舍尔什米蒂找德雷福斯，通常是深夜去，然后审问他一整晚。上校想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趁德雷福斯睡着的时候，突然用强光灯照他的脸，吓他一跳。”
“他那时候精神状态如何？”
格里贝兰贼溜溜地说道：“老实说，上校，他的精神相当脆弱。他被单独关在一个牢房里，不允许和外界通信，也不允许探视。他在狱里经常哭，也经常问起自己家人的情况。我还记得他的脸上有几处擦伤。”然后他又轻轻地摸了摸自己的太阳穴道：“就在这个位置。后来，狱卒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他经常用头撞墙。”
“那他还是否认自己是间谍吗？”
“死都不松口！那可真是一出好戏啊，上校。不知道是谁把他训练成这么一个优秀的间谍的。”
我继续翻了翻那份文件。先生，谨奉上若干有用情报……先生，谨奉上若干有用情报……先生，谨奉上若干有用情报……先生，谨奉上若干有用情报…… 德雷福斯的笔迹越来越潦草。这仿佛是一份疯人院里的文档，我开始感到头晕目眩。我合上文件夹，把它推到桌子的另一边。
“非常有趣，格里贝兰。谢谢你抽出时间来和我说这个故事。”
“还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上校？”
“没有了。至少现在没有了。”
他轻轻地把文件抱在怀里，走到文件柜前。我走到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看他，问道：“你有孩子吗，格里贝兰先生？”
“没有，上校。”
“你结婚了吗？”
“没有，上校。做这份工作不适合结婚。”
“我明白了。我也和你一样。那么，晚安了。”
“晚安，上校。”
我快步跑下楼梯，来到二楼，越走越快，经过走廊，经过自己的办公室，又下了一层楼，到了一楼，穿过大厅，来到室外，走入阳光下。我深吸一口气，终于感觉到新鲜的空气充满了我的肺部，整个人又精神起来。
11 梅西埃的指示
那天晚上是个不眠之夜。我躺在自己的小床上，汗流浃背，辗转反侧。身下柔软的床单被我弄皱了，感觉像是睡在坚硬的石头上。我开着窗户，试图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一点，但从窗户进来的只有城市发出的噪音而已。因为失眠，我不得不每过一个小时就数着远处教堂的钟声，从午夜一直到六点。最终，我终于睡着了。可才眯了三十分钟，就又被清晨电车的喇叭声吵醒了。我索性起床，穿好衣服，下楼，沿街走到哥白尼街拐角处的酒吧。我没有任何胃口，只想来一杯黑咖啡，点上一支烟。我翻开了《费加罗报》：爱尔兰的西南海岸附近有一个高压气团正在向不列颠群岛、荷兰和德国的方向移动；即将到来的沙皇访问巴黎之行的细节尚未公布；陆军部长比约将军正在加蒂奈参加骑兵演习。也就是说，在这8月的大热天里，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新闻。
当我到达反间谍处的时候，劳特已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了。他系着皮围裙，已经把艾斯特哈齐那两封信的照片洗出来了，每封四张。照片还湿漉漉的，闪着水光，仍然散发着定影液的臭味。像往常一样，劳特干得很出色。信上的地址和签名已经被抹掉了，但字迹还是清晰易读。
“你干得很好，”我说，“那我就把这些带走了。哦，还有信的原件也要带走，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他把所有材料都装进一个信封里，然后递给我。“给您，上校。希望这些东西能帮到您。”他淡蓝色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乞求的神情。但他之前已经问过一次我要拿这些材料干什么了，而我拒绝回答他。他肯定不敢再问一次。
既然他没有再问出口，我也就没有理睬他，在回办公室之前愉快地说了一句：“祝你有愉快的一天，劳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我抽出两张照片，一封信一张，塞进公文包，把其余的照片都放进保险箱。然后，我就锁上门，离开了办公室。经过大堂的时候，我告诉新来的门房卡皮奥，我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卡皮奥四十多岁，是名退役骑兵。不知道亨利从哪个犄角旮旯找来的这号人物，反正我不完全信任他。我看这人眼神呆滞、青筋毕露，大概是亨利的酒友之一吧。
我走了二十分钟才走到西垈岛上的警察局总部。警察局总部大楼坐落在圣米歇尔桥旁边的河堤上，是一座阴沉高大的建筑。这座大楼本来是本地军营，大楼里也和外面看起来一样昏暗、破旧。我把名片递给了门房——“乔治·皮卡尔上校，陆军部”——并告诉他我想见见阿方斯·贝蒂荣先生。看到我的名片，门房对我肃然起敬。他叫我跟着他，接着打开一扇门，领我进去，在我们身后把门锁上。然后，他领着我爬上一级又一级的台阶。这些台阶非常陡，我不得不弯曲着身子来保持平衡。爬到一半时，有几十个囚犯从楼梯上排着队下来，我们不得不停下来，紧贴着墙，给他们让路。在他们经过的时候，我闻到了他们身上的汗臭味，还带着一股绝望的味道。“贝蒂荣先生正在给他们量尺寸。”我的领路人这么解释道，仿佛贝蒂荣先生是个裁缝。我们继续往上走。终于，他打开另一扇门，我们进入了一个闷热、充满阳光的房间，地上铺着光秃秃的木地板。“上校，您在这稍等片刻，”他说道，“我去找他。”
这个房间位于大楼的最顶层，朝西。现在这里就像是个密不透风的温室一样闷热难耐。透过贝蒂荣实验室的窗户，越过警察局的烟囱看去，在远处，正义宫巨大屋顶上的瓦片起起伏伏，就像是一片蓝色的、由石板组成的海洋。在这片海洋的中间，圣礼拜堂精致的金黑相间的尖顶屹然挺立。实验室的墙上贴着数百张罪犯的照片，正面的、侧面的都有。人体测量法——或者被我们这位行业精英“谦虚地”称作“贝蒂荣测量法”的方法认为，可以通过测量人体十项不同数据来确定任何人的身份。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一条长凳，一把金属的尺子被固定在上面。还有一个可调节的卡规，用来测量小臂和手指的长度。在另一个角落里，有个像画架一样的大木制框架，是用来记录坐高（躯干长度）和站高的。第三个角落里放着一个带有青铜卡钳的装置，是用来量脑袋的直径的。房间里还有一台巨大的照相机、另一张长凳、一台显微镜、一个安在支架上的放大镜和一个文件柜。
我四处转了转，看着墙上的照片。这些照片看起来像是一堆昆虫标本收藏品——蝴蝶，或者甲虫，被钉在木板上，再装裱起来。照片里，囚犯脸上的表情也是千奇百怪，有的害怕，有的羞愧，有的不屑，有的一脸无所谓；有些人看上去刚被暴打过，有些人看上去饿得奄奄一息，甚至有些人看上去已经疯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脸上有一丝笑意。在这一堆令人沮丧的绝望面孔中，我突然发现了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脸。照片里，他穿着破烂的军装，那温和的、像会计一样的脸直直地对着镜头。他没有戴着他平日里戴的那副眼镜或夹鼻眼镜，这看起来让人很不习惯，就像是看到了他的裸体。他的眼睛注视着我。照片上写着一行标题：德雷福斯5.1.95 。
突然，一个声音说道：“皮卡尔上校？”我转过身，看到贝蒂荣站在那，手里拿着我的名片。他四十出头，身材矮胖，脸色苍白，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他粗硬的胡子被修剪成了斧刃的模样。我觉得如果我用手指在他胡子的边缘上划一下，可能都会流血。
“您好，贝蒂荣先生。我刚刚看到德雷福斯上尉也在您的样本之列呢。”
“啊，没错，是我亲自给他拍的照。”贝蒂荣回答道。他走了过来，站到我身边。“革职仪式刚刚结束，他就到了拉桑特监狱，我就是在那里给他照的相。”
“他看起来和我记忆里的不太一样了。”
“他当时整个人都处在恍惚状态——像在梦游一样。”
“也难怪，毕竟经历了那样的场面，是个人都会崩溃的。”我打开了公文包，说道，“其实，我这一趟来就是为了德雷福斯。我已经接任桑德尔上校，成了反间谍处的处长。”
“我知道，上校，我记得在军事法庭上见过您。德雷福斯案有什么新情况吗？”
“劳驾您看看这些照片好吗？”我把艾斯特哈齐的两封信的照片递给他，“然后告诉我您怎么看。”
“您知道我从来不即刻给出判断吧？”
“恐怕这次情况有所不同。”
拒绝的话似乎就在他的嘴角边，但他最终还是没能战胜自己的好奇心。他走到窗前，一只手拿着一张照片，把照片举起来，对着光线看了看。片刻后，他皱皱眉头，困惑地望了我一眼。接着，他又重新把目光集中在手里的照片上。“有意思，”他说道，然后又重复道，“有意思，有意思……！”
他走向文件柜，拉开一个抽屉，从中取出一个用黑丝带捆着的绿色文件夹。他把文件夹拿到长椅那边，解开丝带，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清单 的照片、若干表格和图。他把清单 和两封信的三张照片并排放着，然后拿出三张相同的正方形透明纸片，在每一张照片上放了一张。接着，他打开一盏灯，又把放大镜拉到自己眼前合适的位置，开始仔细观察起来。“啊哈，”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啊哈，没错，没错，啊哈……”
我就这样在旁边看着他。几分钟过去了，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问道：“怎么样？笔迹一样吗？”
“完全一致。”他说道。他惊奇地摇摇头，转向我，再次说道：“完全一致！”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得出如此肯定的答案。给德雷福斯定罪的主要证据，现在就这样被当初把证据制造出来的同一个专家，推翻了。“那您愿意为这个事实写一份书面证明吗？”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我感觉墙上贴着的罪犯照片仿佛正围着我不停地旋转。“那如果我告诉你，这两封信根本不是德雷福斯在魔鬼岛写的，而是今年夏天，有人在法国写成的呢？”
贝蒂荣耸耸肩，一副不在乎的样子，说道：“那么，肯定就是那个犹太人不知怎么地教会了别人用他的笔迹写字。”
我从西垈岛回到了左岸。我去陆军部找了阿尔芒·迪帕蒂，可是他不在部里。其他人告诉我，他下午都不会来部里了，不过可以去他家里找找。一位年轻的参谋给了我他家的地址：博斯凯大街17号。
于是，我又走着出发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好像已经从一名军官摇身一变，成了一名侦探。我在大街小巷上奔波，询问证人，收集证据。等到这个案子结束，我可能得考虑去加入总安全局了。
博斯凯大街就在塞纳河旁，环境优美，街上川流不息。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照下来，光斑散落一地。迪帕蒂的公寓在三楼。我敲了敲门，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正要转身离开时，突然发现门缝里有一个影子微微动了动。于是，我又敲了一次门：“迪帕蒂上校？我是乔治·皮卡尔。”
门后沉默了好一会，才传来一声低沉的回应：“请等一下！”然后，只听见门闩被拉开，锁转动了一下，然后门被打开了一条缝。一只在单片眼镜后微微变形了的眼睛透过门缝朝我眨了眨。“皮卡尔？你一个人来的？”
“对啊，当然了。不然还能有谁？”
“也是。”门完全打开了。门后的迪帕蒂穿着一条绣有龙的图案的红色丝绸长袍，脚上趿着一双浅蓝色的摩洛哥拖鞋，头上戴着一顶深红色的土耳其菲斯帽，脸上胡子拉碴的。“我正在写我的小说呢。”他解释道，“进来吧。”
公寓里有一股香薰和雪茄的味道。躺椅边堆着一摞脏盘子，书稿堆放在一张写字桌上，还有一些散落在毯子上。壁炉上方挂着一幅画，画的是闺房里一个裸体女仆。桌子上有一张迪帕蒂和他贵族出身的妻子，玛丽·德·尚普路易的合照。就在德雷福斯事发之前，他们结了婚。照片里，迪帕蒂的妻子还抱着一个穿洗礼袍的婴儿。
“看来，你又当爹了？恭喜。”
“谢谢。是的，我的儿子 [1] 已经一岁了。夏天他和他妈妈一起回她家的庄园度假了。我一个人留在巴黎写作。”
“你在写什么？”
“是个谜。”
不知道他是想说自己的小说写的是个神秘故事，还是想说现在还什么都没写出来。他好像急于重新开始写作，至少他没请我坐下。我说：“好吧，我这还有一个‘谜’要给你。”我打开公文包，给了他一张艾斯特哈齐的信的照片。“也许，你还记得这个笔迹吧。”
他确实记得，而且还一眼就认出来了——他往后缩了缩，极力掩饰着自己内心的困惑。“我不确定，”他说道，“看起来有点儿眼熟。这是谁写的？”
“这我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绝不是出自魔鬼岛上的那位之手。因为这是上个月写成的。”
他把照片塞回给我。显然，他一点都不想要这个烫手山芋。“你应该去找贝蒂荣，他才是鉴定笔迹的专家。”
“我已经给他看过了。他说这封信的笔迹和清单 的笔迹完全一致——‘完全一致’，这是他的原话。”
接着，经历了一阵尴尬的沉默。迪帕蒂对自己的单片眼镜的两面哈了哈气，然后用自己的晨衣袖子擦拭着镜片，试图掩饰尴尬。然后，他又把眼镜戴上，盯着我，问道：“乔治，你来找我究竟想说什么？”
“我只是在做我的本职工作，阿尔芒。调查潜在的间谍是我的职责所在。而现在，我似乎又找到了一个叛徒——而他，在你两年前指挥德雷福斯案的调查的时候，不知怎么的，没有被发现。”
在迪帕蒂晨衣宽大的袖子下，他像是在防范似的交叉着自己的双臂。这让他看起来非常可笑，像是一个在黑猫夜总会卡巴莱演出中变戏法的魔术师。“我不是神仙，我也会犯错，”他说，“我也从来没有假装过自己是个完美的人。确实，这桩案件中可能还有其他人的参与。桑德尔就一直相信德雷福斯至少还有一个同伙。”
“你有具体的怀疑对象吗？”
“我个人怀疑是他的哥哥，马蒂厄。事实上，桑德尔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当时马蒂厄根本就不是军队里的人，而且也不在巴黎。”
“没错，”迪帕蒂意味深长地回答道，“但他在德国。而且他是犹太人。”
和他谈论他的这些奇思怪想，就像是在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里迷路了一样。我不想再和他多费口舌。我说：“我想，我不应该再占用你写作的时间了。”我把公文包放在桌上，好把照片放回去。就在我收拾照片的时候，我的视线不可避免地落在了迪帕蒂写的小说的一页上。“请不要再用你的美貌来迷惑我了，小姐！”阿根廷公爵挥舞着他那把有毒的匕首，大声说道……
迪帕蒂看着我说：“你也知道，清单 并不是给德雷福斯定罪的唯一证据。最关键的是我们所掌握的情报。就是那份秘密文件。你一定记得。 ”在最后这句话里，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威胁的意味。
“我确实还记得。”
“那就好。”
“你是在暗示什么吗？”
“没有。我只是希望你在调查的时候不要忘记，起诉德雷福斯，你也有份。来吧，我送你出去。”
到门口时，我说：“事实上，你刚才说的并不完全准确，请允许我纠正你一下。起诉他，是你、桑德尔、亨利和格里贝兰一手操办的。从头到尾，我只不过是个旁观者而已。”
迪帕蒂发出一阵嘶哑的笑声。他的脸离我很近，我都能闻见他的口臭——一股腐烂的味道，仿佛是从他的身体深处散发出来的一样，让人不禁想起了反间谍处下水道的味道。“哦？你是这么想的吗？旁观者？拜托，我亲爱的乔治，军事法庭开庭的时候，你从头到尾都坐在观众席上！而且，你始终都是梅西埃的跟班！你还给梅西埃出过主意！你现在怎么能回过头来说这件事跟你毫无关系呢？如果你和这件事毫无关系，那你是怎么当上反间谍处处长的？”他打开了门。“对了，帮我向布兰琪问好，好吗？”他在我身后喊道，“我想，她还没有结婚吧？告诉她我会去拜访她的。不过，你也知道——我老婆恐怕不会同意。”
我怒火中烧，根本不想搭理他。于是，他就得到了机会，沉醉在对自己最后那句话的满足之中。他站在我身后，站在门口，穿着晨衣、拖鞋，戴着菲斯帽，从容地微笑着，觉得自己简直又机智又风趣。
我慢慢地走回办公室，一路上反复思考着迪帕蒂刚刚说的话。
大家都是这么看我的吗——我是梅西埃的跟班？我得到现在这份工作，就是因为我对他溜须拍马？
我仿佛走进了一个布满镜子的房间，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从一个陌生的角度审视自己。我看起来是那样的吗？那就是真实的我吗？
在德雷福斯被捕两个月后，也就是1894年12月中旬，我收到了梅西埃将军的传唤。他没有告诉我具体是什么事，但直觉告诉我肯定和德雷福斯事件有关，而且应该不止我一个人收到了通知。结果，我猜对了第一点，但猜错了第二点。这次，梅西埃只接见了我一个人。
我走进办公室，看见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炭火在壁炉里燃烧得噼啪作响。早在六周前，也就是11月初时，德雷福斯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叛国罪，犹太军官A .德雷福斯遭到逮捕 ——人人都急切地想要知道德雷福斯究竟做了什么，以及政府准备拿他怎么办。这一点就连我也非常好奇。梅西埃让我坐下后，又玩起了他最喜欢的招数：他低下头，继续批阅着手头上的文件，把我晾在一旁等着。我只能久久地盯着他那细长、头发剪得很短、已经开始秃顶的头颅，想象着这个头脑里装着什么阴谋和秘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终于放下笔，说道：“首先，我想再确认一下——自德雷福斯上尉被逮捕以来，你从没参加过此案的调查吗？”
“是的，部长。”
“也没有跟迪帕蒂上校、桑德尔上校或者亨利少校谈论过这个案子的情况吗？”
“是的，部长。”
梅西埃，或者说是他人皮面具下的那个人，透过他的眼睛，打量着我。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道：“我想，你对文学有兴趣，对吗？”
我犹豫了一下。这种问题，一旦答错，我的升职之路可能会就此断送。“从某种程度上，在私人生活里，可以这么说，将军。我对所有形式的艺术都感兴趣。”
“没有必要为此感到不好意思，少校。我只是想找一个能给我做报告的人，我希望报告的内容不要是干巴巴的流水账。你觉得你能行吗？”
“我当然希望我能胜任。不过当然，这取决于报告的内容。”
“你还记得德雷福斯被逮捕的前天晚上，你在这间办公室里说了什么吗？”
“我不明白您指的是什么，将军。”
“当时，你问迪帕蒂上校，‘如果德雷福斯不认罪怎么办？’然后，迪帕蒂上校向我们保证他一定会招的。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尽管德雷福斯已经在监狱里两个月了，但他并没有认罪。我私下跟你说吧，少校，我必须说，我对此很失望。”
“我能理解。”可怜的老迪帕蒂 ，我想。我发现自己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难保持面无表情。
“下星期，德雷福斯上尉就将在军事法庭受审。那些曾经向我口口声声保证他会认罪的人，现在又言之凿凿地向我保证他肯定会被判有罪。但我已经学会不再轻易相信他们了，你能理解吗？”
“当然。”
“如果这次审判再失败，政府会被群众骂死的。你也看到报纸了，‘此案审理过程将不被公开，因为当事军官是犹太人……’所以，这就是我想让你做的。”他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压低声音，慎重地一字一句说道，“我要你，皮卡尔少校，在军事法庭开庭的时候，每一天都去旁听，然后晚上来向我汇报你所看到的情况。我不想只听到‘他说这个、他说那个’之类的话——这是任何会速记的秘书都能做到的。我想要听到事件最核心的部分。”他摩擦着自己的拇指和食指。“要像个作家一样，把这件事描述给我听。告诉我庭审的结果，还有法官、证人的一举一动。我不能亲自出席，否则这会看起来像是一场政治审判。所以，我想让你成为我的眼睛和耳朵。你能做到吗？”
“好的，将军，”我说，“这是我的荣幸。”
我努力维持着一本正经的表情，离开了梅西埃的办公室。但一走到楼梯平台上，我就抑制不住心里的兴奋劲，甚至向那幅拿破仑的画像抬帽致意了。陆军部长私下给我派了一个任务！不仅如此，他还要我做他的“眼睛和耳朵”！想到这里，我带着一脸灿烂的笑容，步履轻快地跑下了大理石台阶。
德雷福斯案将于周三，12月19日，在军事法院开庭。军事法院是一座阴森森的老建筑，就在舍尔什米蒂监狱的街对面。我非常希望庭审在周六晚上之前能结束，因为我已经买了那天晚上达尔古剧院的票，要去看德彪西先生的《牧神午后前奏曲》的首次公演。
我早早就出发了，以保证自己能提前到达法院大楼。当我走进法院拥挤的前厅时，天刚蒙蒙亮。我见到的第一个熟人是亨利少校——他看到我时，惊讶地把身子都往后一仰。
“皮卡尔少校！你怎么在这里！”
“部长让我替他来看看情况。”
“真的吗，我的天呀！”亨利做了个鬼脸，“这几天咱们可真是万众瞩目啊！所以，你是部长的卧底？有你在，我们说话可都得注意点了！”他尽力让自己听起来像是在开玩笑，但我还是察觉出了他话中的警惕感。果然，从那一刻开始，他就一直在提防着我。我祝他好运，然后就独自爬上法庭的石阶，来到二楼。
这座大楼曾是一座修道院，所以楼里四处可见低矮厚实的拱门，粉刷得很粗糙的墙壁上嵌着一个个小神龛，以前是用来摆放神像的。为旁听者设置的房间比教室大不了多少，里面已经挤满记者、警察、军人和那些热衷旁听审判并将此作为消遣的平民。房间尽头的墙上是一幅耶稣受难的壁画，壁画前有个小台子，上面放着一张供法官使用的长桌，桌子上铺着绿色的粗呢桌布。窗户都被壁毯遮住了——不知道是为了防止有人透过窗户偷看，还是为了抵挡住我从来没感觉到的12月的寒气。无论如何，它们让人感觉幽闭恐惧症都要犯了，心里莫名地感觉毛毛的。法官们的座位对面放着一张普通的木椅，椅子后放着两张桌子，一张是为被告律师设的，一张是为检察官设的。法官侧后方的一张椅子就是我的座位。普通观众是没有座位的，只能靠墙站着。我坐下来，掏出笔记本和铅笔，静静地等着开庭。过了一会儿，迪帕蒂匆匆忙忙地从人群中挤进来，身后跟着贡斯将军。他们俩环视了一下周围，然后就离开了。
没有等多久，今天的主角们就登场了。其中有德雷福斯的律师，埃德加·德芒热先生。他的黑色长袍和圆圆的黑色帽子看起来非常洋气，但除此之外他整个人看起来还是像个沉闷的中年农民。他一张宽阔的脸刮得干干净净，鬓发却参差不齐。出场的还有穿着少校制服的检察官。他精神饱满，瘦得像根竹竿。最后进来的是七名穿着制服的军事法官：一名上校、三名少校、两名上尉，再加上领头的埃米利安·莫雷尔上校，此次法庭的庭长——一个干瘦干瘦、气色不好、上了年纪的男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正饱受痔疮折磨。他的位置在长桌的正中间，他刚坐下，就气势汹汹地对着法庭大声说道：“把被告带上来！”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法庭后面的门。门开了，那个人走了进来。由于缺乏锻炼，他微微佝偻着身子；由于身体的疲惫，又因为长时间被关在昏暗的牢房里，他的头发都变得灰白了；由于伙食差，他整个人消瘦了一圈——才过十周，他却看上去像老了十岁。然而，当他在共和国卫队一名中尉的押送下走进房间时，他却高高昂着头，一副挑衅的样子。我甚至在他的步伐中看出了他对庭审的期待。看他这气势，我突然觉得，也许梅西埃的担忧是对的。大老爷一般， 我在笔记本上这么写下，且迫不及待地想开始。 他在莫雷尔上校面前站定，敬了一个礼。
莫雷尔清了清嗓子道：“姓名？”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
“出生地？”
“米卢斯。”
“年龄？”
“三十五。”
“你可以坐下了。”
德雷福斯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他摘下帽子，放在座位下面，然后又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夹鼻眼镜，环顾四周。我就坐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他的目光几乎立刻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我们对视了好一会，肯定有半分钟左右。他的脸上是什么表情？我竟分辨不出来。但我知道，如果我现在把目光移开，就等于承认了我曾卑鄙地骗过他。所以，我没有那么做。
最终，还是检察官布里塞使我们不得不终止较劲，同时转移了视线。布里塞站起来道：“庭长先生，鉴于此案的敏感性质，我们希望这次审讯不公开进行。”
德芒热立刻笨拙地站起来，说道：“庭长先生，我们强烈反对。我的当事人有权得到和其他被告一样的待遇。”
“庭长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会对这一点提出异议。但此次庭审上列举的证据中必然会涉及国防方面的重要信息。”
“恕我直言，对我当事人不利的唯一一个实际证据 ，仅仅是一页有争议的笔迹……”
法庭里响起一阵惊讶的低语声。莫雷尔敲了敲木槌，要求肃静。“德芒热先生，请保持安静！像你这么有经验的律师，不应该再耍这种低级的把戏了。在我们退庭做出决定之时，本庭将暂时休庭。把被告带回自己的牢房。”
就这样，德雷福斯又被带离了法庭。法官们也在他身后鱼贯而出。德芒热看起来对自己第一回合的表现非常满意。正如我后来在报告时警告梅西埃的那样，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德芒热都已经偷偷地向公众传达了这么一个信息：这个案子的证据很少。
十五分钟后，法官们回来了。莫雷尔下令让人把被告带回来。于是，德雷福斯被领回原来的位置，看起来还是跟之前一样镇定自若。莫雷尔说道：“经过本庭严肃认真的考虑，本案涉及最重要、最敏感的国家安全问题，与其他案件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小心处理。因此，本庭做出决定，此次审讯不会公开举行，在场所有旁听者应立即离场。”法庭里顿时响起了一阵大失所望的抱怨声。德芒热刚想提出抗议，莫雷尔就已经敲响了木槌。“不，不！我已经做出决定了，德芒热先生！我不想和你就这件事开始辩论。书记员，把闲杂人等都带出去！”
德芒热气呼呼地一屁股坐了下来，看起来非常不快。还不到两分钟，在场的记者和围观群众就都被警察赶了出去。书记员在他们身后一关上门，法庭里的气氛就完全变了。房间里一片寂静，被壁毯遮住的窗户仿佛使法庭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房间里只剩下了十三个人——德雷福斯和他的辩护律师、检察官、七名法官、书记员、一个叫瓦勒加勒的警察，还有我。
“很好，”莫雷尔说道，“现在，我们可以听听证词了。犯人请站起来好吗？瓦勒加勒先生，请宣读起诉书……”
在接下来的三天，下午庭审一结束，我就会匆匆忙忙地跑下楼梯，从那些在门口等着的记者中间挤过去——我一向都不理会他们的问题——在冬日黄昏的街头，大步流星地沿着结冰的人行道走整整720米——我每次都要数一数——从舍尔什米蒂街走到布列讷酒店。
“皮卡尔少校参见陆军部长……”
我向部长汇报的流程总是差不多。梅西埃会全神贯注地听着，时不时问几个简单而重要的问题。汇报结束后，梅西埃会送我去布瓦代弗尔那里，我要在那里再原封不动地给布瓦代弗尔汇报一遍。布瓦代弗尔最近去莫斯科参加了亚历山大三世的葬礼，刚刚回来。毋庸置疑，他那高贵的脑袋里肯定装满了俄国的事情。布瓦代弗尔会耐心地听我说完，多半不发表任何意见。从布瓦代弗尔那里出来以后，我会直接坐上陆军部的马车，前往爱丽舍宫。在那里，我会向共和国总统，可怜的让·卡西米尔-佩里埃本人汇报——这可不是件轻松的差事，因为总统早就怀疑陆军部长在他背后搞阴谋了。事实上，卡西米尔-佩里埃自己现在也有点像个囚犯——被关在金碧辉煌的囚房里，手下们都对他视而不见，总统之位俨然已形同虚设。他从不会请我坐下，以表示他对军队的蔑视。在我汇报的时候，他只会发出一些讽刺的评论或表示难以置信的“哼”，以此来强调：“这听上去完全是一场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