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特工（出版书）》
作者：[英]约翰·勒卡雷
译者：姚向辉
内容简介：
《战场特工》是勒卡雷出版于2019年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纳特是一名四十七岁的英国秘密情报局特工。在异国他乡的地下战线上为祖国奋斗多年之后，这位老兵的外勤生涯似乎终于画上了句号。可是当我们的英雄回到了久违的伦敦时，迎接他的只有一位因分居多年而感情淡漠的妻子、一个处处与他作对的青春叛逆期女儿，还有一处供他发挥余热的十八线本土情报分站——这就是老兵的宿命。
好在，当间谍并非纳特生活的全部——他还是一位狂热的羽毛球爱好者。回国后不久，纳特就在俱乐部的羽毛球场上结识了一位与他旗鼓相当、相逢恨晚的年轻球友。而擦出火花的不仅仅是两人的球艺。走下球场，这个年轻人热烈真诚的理想主义情怀，让纳特那颗冷了半截的心竟也有所触动。然而，当友情向间谍招手时，危险也就不远了。纳特很快就会发现，这场忘年交会以怎样意想不到的方式，将他卷入一桩超级大麻烦之中。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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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人名
Stephanie 斯蒂芬妮
Ed／Edward Stanley Shannon 艾德／爱德华·斯坦利·香农
Prudence／Prue 普鲁登斯／普鲁
Nathaniel 纳撒尼尔
Madame Galina 加琳娜女爵
Moira 莫伊拉
Bryn Sykes-Jordan 布林·赛克斯–乔丹
Dom／Dominic Trench 多姆／多米尼克·特伦奇
Rachel 蕾切尔
Tabitha 塔比莎
Polonius 波洛尼厄斯
Giles Wackford 吉尔斯·威克福德
Igor 伊戈尔
Marika 玛丽卡
Denise 丹妮斯
Ilya 伊利亚
Florence 佛罗伦丝
Orson 奥尔森
Astra 阿斯特拉
Percy Price 珀西·普莱斯
Fred 弗雷德
Ghita Marsden 吉塔·马斯登
Guy Brammel 盖伊·布拉梅尔
Marion 马里恩
Sergei Borisovich Kusnetsev 谢尔盖·鲍里索维奇·库兹涅佐夫
Anette Pedersen 安妮特·彼德森
Markus Schweizer 马库斯·施韦泽
Nicola Halliday 妮可拉·哈利戴
Juno／Junaid 朱诺／朱奈德
Dimitri 迪米特里
Valentina 瓦伦蒂娜
Felix Ivanov／Tadzio／Mikhail Strelsky 菲利克斯·伊万诺夫／塔奇奥／米哈伊尔·斯特列利斯基
Willi 威利
Joe Lavender 乔·拉文德
Gloria Foxton 格洛丽亚·福克斯顿
Franzeska 弗兰齐斯卡
Eliza Mary Shannon 艾丽莎·玛丽·香农
Maria Brandt 玛利亚·勃兰特
Renate 蕾娜特
地名
Karlovy Vary 卡罗维发利
Belisha Court 贝利沙苑
其他
Moscow Centre 莫斯科中央局
Head Office 总局
London General 伦敦总站
The Haven “避难所”
Operations Directorate 行动理事会
Surveillance 监控部
Multinational 多国
hybrid warfare 混合战
Domestic Security 国内事务安全处
Domestic Research 国内事务调查处
indoctrination list 知情者名单
rezident 驻外特工
rezidentura 驻外情报站
illegal 编外情报员
cleanskin 匿名战士
Ground Beta 贝塔地点
British joint intelligence mission 英国联合情报任务
über-shrink 高级心理医生
献给简
1
我们的会面未经预谋。我没有，艾德没有，按理说在操控他的隐秘之手也没有。我没有被设为目标。没人安排艾德拿我当目标。我们没有受到监视，无论是隐蔽性的还是侵略性的。他向我发起运动场上的挑战。我接受了。我们打了比赛。其中不存在预谋，不存在阴谋，不存在密谋。我的生活中有些事件只存在一种诠释，尽管近来这种事确实屈指可数。我们的相识就是这么一个事件。他们逼着我说了无数遍，但我的叙述始终如一。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巴特西的竞技场俱乐部里，我坐在室内游泳池旁的一把软垫躺椅上——本人是俱乐部的荣誉秘书长，一个大体而言的虚衔。聚会厅非常宽敞，房梁架得很高，所在的建筑物翻建前是啤酒厂；聚会厅一头是游泳池，另一头是酒吧，两者之间的走廊通往隔开的更衣室和淋浴区。
我面对游泳池，斜对吧台。吧台另一侧是聚会厅的出入口，往外是大堂，再往外是临街的大门。因此从我这个位置看不见谁走进了聚会厅，谁待在大堂读告示、预定场地或把自己的名字放上排名表。酒吧生意兴隆。年轻女人和情郎戏水聊天。
我一身打羽毛球的行头：短裤、汗衫和有利于脚踝的一双新训练鞋。买这双鞋是为了缓解我脚踝的烦人隐痛，一个月前我在爱沙尼亚的森林里漫步时受了伤。先前我长期在海外执行一个接一个的任务，回爱沙尼亚是为了享受我当之无愧的探亲假。乌云笼罩着我的职业生涯，我尽可能地视而不见。到了星期一，上头很可能会宣布我为冗员。哎，那就这样吧，我一直这么对自己说。我的人生正在进入第四十七个年头，我有过辉煌的日子，这个结局只是迟早的事，所以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因此，尽管年龄渐长，脚腕作怪，但我依然以俱乐部冠军的身份睥睨群雄，这个事实就更加能够安慰心灵了；仅仅上周六，我还捍卫了单打冠军的宝座，对手比我年轻，而且很有天赋。单打通常被视为脚步轻盈的二十几岁年轻人的专属领地，然而目前我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今天，根据俱乐部的传统，作为新加冕的冠军，我同河对岸切尔西的那家作为我们宿敌的俱乐部的冠军打了一场友谊赛，本人成功地履行了职责。这会儿他就坐在我旁边，因为刚打完比赛而满脸红光，拿着装啤酒的品脱杯。他是一位年轻的印度裔出庭律师，心气很高，有运动员的那个劲头。他咬得很紧，直到最后几分，经验和少许运气使得局势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向偏转。也许这些单纯的事实能从某种程度上解释，当艾德向我发起挑战时，我为什么会如此大度，以及我为什么会觉得（尽管短暂）成为冗员后我还有生活可过。
我的手下败将和我亲热地聊着天。话题是我们的父亲，我记得很清楚，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事情。结果他们都曾是狂热的羽毛球运动员。他父亲是全印亚军。我父亲在鼎盛期拿过英国驻新加坡军队的冠军。就在我和他愉快地你来我往的当口，我觉察到爱丽丝在向我进逼——她出生于加勒比，是俱乐部的接待员兼记账员，另有一位年轻男人陪着她，个子特别高，但不怎么起眼。爱丽丝六十来岁，脾气古怪，身材粗壮，总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我和她是俱乐部年资最久的成员，我是球场名将，她是中流砥柱。无论我去世界上的哪个角落，我们都绝对不会忘记互寄圣诞贺卡。我的贺卡有多顽皮，她的就有多神圣。之所以说“向我进逼”，是因为他们二人从后侧攻向我，爱丽丝打前锋，二人先向前走，然后转身面对我，动作整齐得滑稽。
“纳特爵士阁下，安好。”爱丽丝像报幕似的通报。她一般称呼我纳特勋爵，然而今晚我只是一名普通爵士。“这位非常英俊和有教养的年轻人希望能和您私下里谈一谈。但他不想在您最得意的时候打扰您。他叫艾德。艾德，和纳特打个招呼。”
在我的记忆中，接下来的一个瞬间特别漫长。艾德站在她背后两步远的地方——这个年轻人身高六英尺多点，像只呆头鹅，戴着眼镜，有着某种孤独的气质，勉强挤出尴尬的半个笑容。我记得两个相互竞争的光源在他身上汇聚，一面是酒吧的橙色条形灯，赋予他神圣的光彩，另一面是他背后游泳池的射灯，给他勾勒出夸张的剪影。
他向前走，变成有血有肉的活人。笨拙的两大步，左脚，右脚，停下。爱丽丝急急忙忙地告辞。我等他开口。我调整面部肌肉，露出耐心的笑容。他至少高六英尺三，黑发乱糟糟的，学生气的棕色大眼睛被眼镜烘托得像个出尘高人，下身穿齐膝的白色运动短裤，就是游艇族或波士顿富豪的孩子常穿的那种东西。他二十五左右，但出尘高人加学生气的组合使得他有可能年轻几岁也有可能年老几岁。
“阁下？”他终于开口了，但语气并不怎么尊敬。
“不介意的话，叫我纳特好了。”我纠正他，又对他笑笑。
他吸收这点信息。纳特。思前想后。皱起他鸟嘴般的鼻子。
“哦，我叫艾德，”他自我介绍，重复爱丽丝提供过的信息，免得我没听清。在我最近回归的这个英格兰，没人有姓氏。
“哦，你好，艾德，”我喜滋滋地答道，“有何贵干？”
对话再次中断，他思考我的问题。然后脱口而出：
“我想和你打，可以吗？你是冠军。但问题在于，我刚加入俱乐部。上个星期。对。我把名字放在排名表上了，其他该做的也都做了，但轮到我需要他妈的几个月”——字词不由自主地挣脱了束缚。一阵寂静，他轮流看我们两个人，先看我亲切的对手，然后再看我。
“你看，”他和我说理，尽管我根本没反驳他，“我不懂俱乐部的规矩，明白吗？”——声音因为愤慨而升高。“这又不是我的错。于是我去问爱丽丝。她说，你去问他自己呗，他又不咬人。所以我就来问你了。”就好像还需要进一步解释似的，他又说，“只是我看了你比赛，明白吗？我打败过几个你打败过的人。还有一两个打败过你的人。我很确定我能跟你好好打一场。真的好好打一场。对。非常好的一场，事实上。”
这个声音本身，听到现在我是不是已经有个数了？在根据说话方式揣测同伴在社会阶梯上的地位这个久经时间磨砺的大不列颠客厅游戏里，我顶多只是个差劲的玩家，因为我把人生中太多的年月耗费在了国外。然而在我遗传给了女儿斯蒂芬妮（一位公开宣称的平等主义者）的耳朵里，我觉得艾德的说话方式只是马马虎虎过得去而已——也就是说，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私立教育的存在。
“艾德，我能问一下你都在哪儿打吗？”我说，这是我们球手之间的一个标准问题。
“所有地方。只要我能找到像样的对手。没错。”他像是又想到了什么，“然后我听说你是这儿的会员。有些俱乐部允许你打一场付一场的钱。但这儿不行。这地方你必须先入会。要我说，这是欺诈。于是我入了会。花了我他妈一大坨钱，但还是入会了。”
“嗯，艾德，很抱歉你不得不大出血，”我尽可能和气地回答他，将突如其来的脏话归结为紧张，“但假如你想打一场，那我也不反对。”我又说，注意到酒吧里的交谈逐渐停歇，一颗颗脑袋转向我们。“咱们回头找个时间好了。我会很期待的。”
但艾德不为所动。
“所以你觉得几时比较适合你？我说的是个准确的日期，而不只是找个时间。”他步步紧逼，引来了吧台方向的哄堂大笑——从他的怒容来看，笑声惹他生气了。
“唔，艾德，这一两个星期是不可能了。”我回答得相当真诚。“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去处理。事实上，是个拖得太久的全家假期。”我说，希望他能给我一个微笑，但我得到的是个木然的瞪视。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下下周六，只要我们没弄断任何东西。我们去滑雪。”
“哪儿？”
“法国。默热沃附近。你滑雪吗？”
“滑过了。我在巴伐利亚。那下下周日如何？”
“很抱歉，艾德，我只约工作日。”我坚定地答道，因为全家共度周末（只要普鲁和我能做到）是神圣不可侵犯之事，今天是个罕见的例外。
“那就两周后从星期一开始的某个工作日吧？哪一天？你随便挑。你说了算。我都行。”
“星期一我应该最方便。”我提议道，星期一晚上是普鲁每周做法务义工的时间。
“那就两周后的星期一了。六点？七点？几点？”
“唔，你说你什么时候最方便吧，”我建议道，“我的时间安排还没定下来”——也就是说，到时候我多半会在外面闲逛。
“星期一晚上我有时候要加点班，”他说，语气像是在抱怨，“八点如何？八点你可以吗？”
“八点我没问题。”
“要是我能约到，一号球场可以吗？爱丽丝说他们不喜欢把球场订给单打比赛，但你不一样。”
“我哪个球场都行，艾德。”我向他保证，吧台方向传来又一阵笑声和噼噼啪啪的掌声，想必是为了褒奖他的坚持。
我们交换手机号，这向来是个小小的难题。我给了他我的私人号码，说要是有问题就发短信给我。他对我做了相同的请求。
“对了，纳特？”——他绷得太紧的声音突然软了下来。
“怎么了？”
“祝你全家度假快乐。”就好像我会忘记似的，“两周后的星期一再见。晚上八点。这儿。”
这会儿所有人都在大笑或鼓掌了，艾德抬起一整条瘦长的右臂，漫不经心地挥手作别，迈开大步走向男更衣室。
“有人认识他吗？”我问，发现我不由自主地扭头观察他的背影。
众人摇头。抱歉，哥们。
“有人见过他打球吗？”
继续抱歉。
我陪着来访的对手走进大堂，往更衣室走到一半，我在办公室门口把脑袋伸进去。爱丽丝趴在电脑前面。
“艾德姓什么？”我问她。
“香农，”她抑扬顿挫地说，连头都没抬，“爱德华·斯坦利。单人会籍。按标准城镇会员资格收费。”
“职务？”
“香农先生，他填的职务是研究员。他没说他研究谁，也没说他研究什么。”
“住址？”
“哈克尼区的霍克斯顿。我的两个姐妹和侄女艾米也住在那儿。”
“年龄？”
“香农先生无权申请未成年会籍。他没说他超出了多少岁。我只知道他是个盯上了你的饥渴小子，横穿全伦敦就为了挑战城南冠军。他听说过你，现在他要来打败你了，就像大卫对歌利亚。”
“他这么说？”
“他没直说，是我用自己的脑袋想出来的。纳特，你这把年纪当单打冠军当得太久了，和歌利亚一样。还想知道他老妈老爸叫什么吗？他背了多少贷款？他在监狱里待过多久？”
“晚安，爱丽丝。谢谢你。”
“也祝你晚安，纳特。记得跟你家普鲁说声我爱她。另外，别因为那个年轻人产生什么不安全的感觉。你会打败他的，趾高气扬的小子们哪个不是你的手下败将。”
2
假如这是个官方的案子，我从一开始就会知道艾德的全名、父母、出生日期及地点、职务、宗教信仰、所属种族和性取向，总之爱丽丝的电脑里缺少的人生资料会一应俱全。有鉴于此，我从我自己说起好了。
我的洗礼名是阿纳托利，后来盎格鲁化为纳撒尼尔，昵称纳特。我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不留胡须，不服管教的头发正在转成灰色，我妻子名叫普鲁登斯，是伦敦城一家历史悠久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为人富有同情心，擅长一般性法律事务，但主要打公益官司。
我身材修长，普鲁喜欢说我瘦得像铁丝。我喜欢所有运动。除了羽毛球，我还慢跑和竞速跑，每周一次去一家不对外开放的健身房训练。我有着粗犷的魅力和老于世故者好相处的性格。从外表和举止上说，我是个大不列颠人的典范，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流畅而令人信服地说服他人。我很会适应环境，没什么无法克服的道德信条。我有时候会一点就炸，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对女性魅力都没什么免疫力。我天生不适合伏案工作和久坐不起，这么说其实还太轻描淡写了。我有可能会很固执，天生不会向秩序低头。这既是缺点也是优点。
我这是在引用本人前雇主的秘密报告，评估对象包括过去二十五年间我的表现，也包括我总体性的性格特质。你大概也会有兴趣知道，若是有必要，你可以指望我展示出这份工作所要求的铁石心肠，但具体出于谁的要求，会展示到什么程度，那就不能明说了。与此相对，我有着轻松的气度和开朗的性格，容易博取他人的信任。
就更世俗的层面而言，我是个有着多种血统的英国国民：我是家里的独子，出生于巴黎，要是我没理解错，我已故的父亲当时是苏格兰骑兵卫队的一名贫穷少校，在枫丹白露的北约总部任职，而我母亲是流亡巴黎的一户白俄小贵族的女儿。细究之下，她白俄身份的父亲一方还有比例相当可观的德国血统，她是要强调这一点还是要否认就全看心情了。据说二人初次见面是在一场招待会上，举办方是自封的俄国流亡政府的残余势力，当时我母亲还自称是一名学艺术的学生，而我父亲已经年近四十。到了第二天早晨，他们已经订婚——至少我母亲是这么说的，考虑到她在其他领域的人生旅程，我也没什么理由好去怀疑她的说法。我父亲很快就被强制退役——因为他的一时犯傻给他带来了一位妻子和其他负担——这对新婚夫妻随即在巴黎市郊的纽利安顿下来，住进我的外祖父母为他们买的一幢漂亮的白色屋子；没过多久，我在这幢屋子里出生，我母亲于是就有机会去寻求其他的消遣了。
我把我高贵睿智、深受我爱戴的语言家庭教师、保姆和事实上的教养者加琳娜女爵留到最后才说。据传她是一名失去财产的女伯爵，封邑位于俄罗斯的伏尔加地区，号称拥有罗曼诺夫家族的血统。我始终没搞明白她究竟是怎么进入我们这个难以厘清头绪的家族的，我顶多只能猜到她是我母亲那边一位叔祖父遭到遗弃的情妇，那位叔祖父在逃离列宁格勒后靠倒卖艺术品再次发家，将毕生精力献给了猎取美女的事业。
加琳娜女爵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家时至少五十岁了；她体态非常丰满，但有着小猫咪般的笑容。她穿沙沙作响的黑色丝绸长裙，自己做帽子戴，住在阁楼上的两个房间里，陪伴她的是她在世间的所有财产：留声机、圣像、一张乌漆墨黑的圣母油画（她声称出自达·芬奇之手）和一箱又一箱的旧信和照片，照片上是她的王公贵族祖辈，在狗和仆人的簇拥下站在雪地里。
除了我的个人福祉，加琳娜女爵最大的爱好就是语言，她会说好几种语言。我刚掌握了英语拼写的基础知识，她就开始逼着我学习西里尔字母。我的睡前翻来覆去总是阅读同一个儿童故事，但每晚都会换一种语言。巴黎的白俄后裔和苏联流亡者群体增长得很快，每逢聚会，我就扮演她的通晓多种语言的模范儿童。据说我说俄语带着法语音调，说法语带着俄语音调，说德语则两者都带。不过我的英语依然是我父亲的口音，天晓得算是好事还是坏事。别人说就连我的英语也有他的苏格兰调门，还好没沾上伴之而来的酗酒者的咆哮语气。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父亲屈服在了癌症和抑郁症的魔爪之下，我在加琳娜女爵的帮助下照顾他直到最后一刻，而我母亲则和她最有钱的追求者订了婚，那是一位比利时军火商，他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我父亲去世后，在令人坐立不安的三角关系之中，我被认为是个多余的角色，于是收拾行李去了苏格兰边境区，节假日去我父亲那边一个阴沉的姨妈家里住，平时待在一所斯巴达风格的高地寄宿学校里。尽管学校想方设法不在任何室内课程方面教导我，但我还是考进了英国中部工业地带的一所大学，在大学里我第一次笨拙地尝试接触女性，勉强获得了斯拉夫研究的三等学位。
接下来的二十五年，我一直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一名正式成员，对工作人员来说，这个机构又称“办公室”。
即便到了今天，我受召进入隐蔽战线也还像是命中注定，因为我不记得我曾考虑过或希望投身于其他职业，也许只有羽毛球或攀登凯恩戈姆山脉除外。我的大学导师喝着一杯温热的白葡萄酒，遮遮掩掩地问我有没有考虑过“为国家做点不能被人知道的事情”，那一刻我因为感到认同而心脏加速跳动，我的意识回到了圣日耳曼一套黑洞洞的公寓里，加琳娜女爵和我每周日都会去那儿，直到父亲去世为止。就是在那儿，我第一次因为反布尔什维克密谋而激动得像是摸了电门，我的远房表亲、继叔伯和瞪大眼睛的婶祖母压低声音交换来自祖国的传闻，虽说他们没几个人去过那儿——他们在开口前注意到我的存在，先要我发誓守密，无论我能不能理解我本就不该听见的那些秘密。就是在那儿，我产生了对俄国熊的迷恋，我带有它的血统，吸引我的是它的多样性、广阔和深奥难解。
一封平淡无奇的信件掉进我的信箱，通知我前往白金汉宫附近一座门口有柱廊的建筑物。巨大如炮台的办公桌里面，一位退休的皇家海军上将问我参加什么运动。我说羽毛球，他显然有所触动。
“知道吗，我和你敬爱的父亲在新加坡打过羽毛球，他打得我满场捡球？”
不，长官，我说，我不知道，心想我该不该代表父亲说声抱歉。我和父亲也许谈过其他事情，但我对此毫无记忆。
我起身要走时，他问我：“可怜的小伙子，你父亲埋在哪儿？”
“巴黎，长官。”
“唉，好吧。祝你好运。”
我受命带着一份上周的《旁观者》杂志去博德明大道车站。得知没卖掉的杂志都已退给了批发商之后，我从一个地方图书馆偷了一本。一个戴绿色呢帽的男人问我下一班去坎伯恩的列车几点出发。我说我没法告诉他，因为我要去的是迪德科特。我隔着一段距离跟踪他来到停车场，一辆白色厢式货车等在那儿。经过三天三夜的详细盘问和尴尬饮宴，我的社会属性和酒量经过了考验，我被召唤到了济济一堂的理事会面前。
“那么，纳特，”会议桌主位上的灰发女士说，“我们一直在问你的事情，现在你有什么话想问我们吗？”
“唔，说起来还真有，”我答道，他们第一次表现出真正的兴趣，“你们问我你们能不能信赖我的忠诚，然而我能信赖你们的吗？”
她微笑，很快会议桌前的所有人都和她一起微笑：同样的笑容，哀伤、狡黠而内敛，这是情报局人员表露出的最接近情绪表达的东西了。
在压力下应付自如。有潜在的进攻倾向。推荐。
*
同一个月，我完成了我在黑暗技艺方面的基础训练。我福星拱照，认识了普鲁登斯——我未来的妻子。不过我们第一次相遇时并非漫天吉兆。父亲去世后，从家族壁橱里冒出来的骷髅足以组成一个军团。我闻所未闻的异姓兄弟姐妹都妄图染指一份家产，而它在过去十四年间一直是争议和诉讼的焦点，苏格兰托管人已经把它剥得只剩下骨头了。一位朋友向我推荐了老城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听我唠叨了五分钟冤屈，抬手按响了桌上的电铃。
“这是我们最优秀的年轻律师。”他向我保证。
门开了，走进来的是个女人，与我年龄相仿。她穿一身令人生畏的黑色正装，就是法律行业特别青睐的那种行头，戴着女学究的眼镜，沉重的黑色军靴套在非常小的一双脚上。我和她握手。她都没有多看我一眼。她领着我走进一个小隔间，皮靴踩得咔咔响，隔间的毛玻璃上标着“P.斯通威女士，法学士”。
我们面对面坐下，她一丝不苟地把栗红色的头发掖到耳朵背后，从抽屉里取出一本黄色拍纸簿。
“你的职业？”她问我。
“职员，皇家外交部。”我答道，出于某些未知的原因，我脸红了。
接下来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挺直的脊背、果决的下巴和一缕散射的阳光落在她面颊的绒毛上，而我讲述着我的家族传奇中一个又一个龌龊的细节。
第一次会见结束时，她问：“我能叫你纳特吗？”
当然能。
“别人都叫我普鲁。”她说，我们定下两周后再见，到了那一天，她用同样的冷漠声音向我宣读她的研究结果：
“我不得不告知你，纳特，即便你已故父亲的遗物中有所争议的财产明天就划归给你，你得到的资金也都还不够付我们事务所的咨询费，更别说解决针对你发起的大额索赔了。然而，”我还没来得及表示那我就不麻烦您了，她就继续说了下去，“我们事务所内部有个协议，会向急需也应该得到法律援助的当事人无偿提供服务。我很荣幸地通知你，我们认为你的案子符合这个类别的要求。”
她需要在一周后再次和我碰头，但我不得不推迟这次见面。一位拉脱维亚特工必须潜入白俄罗斯的一个红军信号基地。刚踏上英国的海岸线，我就打电话给普鲁，邀请她共进晚餐，她毫不客气地说事务所规定客户关系必须保持在非个人的客观基础之上。但是，她很高兴地通知我，在事务所的调停之下，针对我的所有指控均已撤回。我忙不迭地感谢她，然后问这么一来，她与我共进晚餐的障碍是否都已扫清。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去了比安奇餐厅。她穿低胸的夏季裙装，头发从耳朵背后取出来了，店堂里的男男女女全都盯着她看。我很快意识到我平时的胡侃在她这儿行不通。还没上到主菜，我就吃到了以法律与正义之间的空隙为主题的一篇论文。账单送来后，她付自己的一份，把半数计算到分位，当然没忘记加上一成小费，最后从手包里点出现金给我。我假装愤慨地说我从没遇到过如此厚颜无耻的言行如一，她笑得险些从椅子上掉下去。
过了六个月，征得雇主的同意之后，我问她愿不愿意考虑嫁给一名间谍。她说她愿意。于是就轮到情报局请她共进晚餐了。两周后，她通知我说她决定暂时中止她的法律事业，前去参加办公室为即将驻扎敌意环境的职员配偶准备的训练课程。她希望我知道她做这个决定是出于她的自由意志，而非对我的感情。她有过天人交战，但她对国家的责任感占了上风。
她以优异成绩完成训练。一周后，我受命前往莫斯科，担任英国大使馆负责商业的二秘，妻子普鲁登斯陪同我赴任。结果，莫斯科是我和她唯一的一次共同出使。个中原因并不会使得普鲁引以为耻。回头我会讲到这个的。
我为我的女王效劳了二十多年，刚开始和普鲁一起，后来没有她，我以外交人员或顾问的身份为掩护，去过莫斯科、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第比利斯、的里雅斯特、赫尔辛基和最近这次的塔林，我招募和操控形形色色的秘密情报人员。我没被邀请过去参加制定政策的高级别会议，我为此感到庆幸。天生的情报员操控者自己说了算。他会接受伦敦的命令，但在战场上，他和他的情报员的命运由他自己主宰。等他活跃的年份过去，变成一位年届五十的间谍熟练工，厌恶案头工作，只有中层外交人员的履历，一直未能登堂入室，他能够选择的职位恐怕寥寥无几。
圣诞节即将来临。我的最后审判日也到了。泰晤士河畔的情报局总部，宛如陵墓的办公楼深处，我被领进一间狭小憋闷的会谈室，一位看不出年龄的女士接待了我，她笑容可掬，聪明伶俐。她是人力资源部的莫伊拉。情报局里的莫伊拉们总是有点怪异之处。他们对你的了解超过你对自己的了解，但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喜不喜欢。
“那么，你家普鲁，”莫伊拉殷切地问候我，“她的事务所最近与别人合并，她适应得还好吧？肯定让她心烦意乱，对吧。”
谢谢问候，莫伊拉，没什么心烦意乱的，顺便夸奖一声，你的功课做得不错。我早该预料到的。
“她很好，对吧？你们都挺好？”——语气里有一丝焦虑，我决定假装没听见。“既然你已经安全回家了。”
“好得没话说了，莫伊拉。能够重新团聚，我们非常高兴，谢谢。”
您就行行好吧，直接念我的死刑判决书，咱们早点完事好不好。但莫伊拉有她自己的道道儿。问候名单上的下一个人是我女儿斯蒂芬妮。
“既然她安安稳稳进了大学，我相信就再也没有成长的烦恼了吧？”
“什么都没有了，莫伊拉，谢谢你。她的导师好得能上天呢。”我答道。
但其实我在想：快点说吧，我的欢送宴会定在星期四晚上，因为没人喜欢占用周五的时间，然后能不能麻烦我拿上已经放凉的咖啡，顺着走廊过三个门去转业部，他们会帮我安排一个好得让人心慌的起步职位，不是军工业或私人承包业就是能让老间谍发光发热的什么其他位置，比方说国家信托组织、汽车协会或正在招聘助理会计师的私立学校。然而我却吃了一惊，因为她竟然愉快地对我说：“嗯，事实上我们确实有个空缺挺适合你的，纳特，假如你有兴趣。”
有兴趣？莫伊拉，我比世上的任何人都有兴趣。但只是谨慎地有兴趣，因为我认为我知道你想给我的是什么：先是隐隐的预感，随后等她问我愿不愿意辅导儿童认识俄罗斯当前构成的威胁时，就会变成板上钉钉。
“纳特，我想我没必要告诉你莫斯科中央局在伦敦打得我们抬不起头来吧，其他地方也一样。”
不，莫伊拉，用不着你来告诉我。同样的话我对总局已经说了好几年。
“他们一向比我们更下作、更不要脸、更爱插手，人手也更充足。你觉得我这么说准确吗？”
当然，莫伊拉，我当然觉得。读一读我从阳光灿烂的爱沙尼亚回来后的述职报告吧。
“我们大批踢走了他们的合法间谍”——意思是有外交身份掩护的间谍，也就是我这种人——“从那以后，他们的非法间谍就像洪水似的涌入我国，”她愤愤不平地说，“你一定也同意，这些家伙是最麻烦的，也是最难被闻出踪迹的。你有话想说。”
试试看呗。值得一试。反正没什么坏处。
“对，莫伊拉，在你说下去之前，我有个问题。”
“请讲。”
“我就是忽然想到，俄罗斯部似乎可以给我安排个位置。他们那儿全都是坐办公室的高等年轻人，你我都清楚这一点。但一位久经考验的客座救火队员，一位俄语说得和母语一样好的老练探员——就像我这样——只要有潜在的俄国变节者或间谍在某个没人会说半句俄语的情报站冒出来，他就能欣然跳上飞机赶过去，你说如何？”
莫伊拉已经在摇头了。
“没门，很抱歉，纳特。我向布林推荐过你。但他不肯松口。”
办公室只有一个布林：全名布林·赛克斯–乔丹，一般称为布林·乔丹，俄罗斯部的终身领袖，曾经是我在莫斯科情报站的顶头上司。
“为什么没门？”我追问道。
“你很清楚为什么。因为俄罗斯部的平均年龄是三十三岁，这还是算上了布林呢。大多数人有博士学位，一个个都思路开阔，精通电脑。尽管你在所有方面都那么优秀，但也还没达到他们的标准。你说呢，纳特？”
“布林不会凑巧在局里吧？”我最后还想捞一根救命稻草。
“咱们说话的这会儿，布林·乔丹正在华盛顿特区忙得焦头烂额呢，他在做只有布林才能做到的事情，也就是修补我们与特朗普总统的情报界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个关系在英国脱欧后备受冲击，因此绝对不能打扰到他——即便是你，谢谢，他向你致以友好的问候并表示同情。明白了吗？”
“明白了。”
“然而，”她继续道，变得兴高采烈，“有一个空缺的位置，你的资历极为适合，甚至都有点高了呢。”
来了，来了。我从一开始就预见到了的噩梦职缺。
“不好意思，莫伊拉，”我打断她，“假如你想说培训分部，那我还是金盆洗手算了。感谢你的好心，感谢你的体贴，为了以上种种。”
我的话显然冒犯了她，因此我再次道歉，说我对培训分部那些优秀而卓越的男男女女绝无不敬之意，但我还是敬谢不敏了，听我这么说，她出乎意料地露出了温暖但不知为何有点怜悯的笑容。
“不，纳特，不是培训分部，虽说我相信你去了那儿也会做得很好。多姆很想和你聊几句。还是说我该告诉他你打算金盆洗手了？”
“多姆？”
“多米尼克·特伦奇，我们新上任的伦敦总站站长。曾经在布达佩斯情报站指挥过你。他说你们俩热络得就像一座房子着了火。我相信你们又会相处得很融洽。你为什么这么看我？”
“你不是开玩笑吧，多姆·特伦奇是伦敦总站的站长？”
“纳特，我不认为我有理由要骗你。”
“什么时候的事情？”
“一个月前。当时你在塔林休眠，不看我们的内部通讯。多姆想明天上午十点整见你。你先和薇薇确认一下。”
“薇薇？”
“他的助理。”
“哦，当然了。”
3
“纳特！你的气色真不赖！从海上回到家里的水手本人。结实得像把小提琴，看上去年轻至少一半！”多米尼克·特伦奇大声说，从总裁桌里面跳起来，用双手抓住我的右手，“毫无疑问，还是每天在健身房挥汗如雨。普鲁怎么样？”
“健康得很，多姆，谢谢问候。蕾切尔呢？”
“好得没话说。我是全地球最幸运的男人。纳特，你一定要见见她。你和普鲁。约个时间吃饭吧，咱们四个。你会爱死她的。”
蕾切尔，上议院的女议员，托利党实权人物，他的第二任妻子，刚结婚不久。
“孩子们呢？”我小心翼翼地问。他可爱的第一任妻子生了两个孩子。
“超级好。萨拉在南汉普斯特德中学，成绩优秀。她已经盯上了牛津。”
“萨米呢？”
“迷茫期。他很快就会走出来，踏上他姐姐的轨迹。”
“塔比呢，允许我问一声吗？”塔比莎是他的第一任妻子，他们分手时她精神崩溃了。
“好到天上去了。据我所知，还没看上新的男人，但人嘛，总要活在希望中。”
我猜无论你是谁，生活在什么地方，你身边总会有个多姆：这个男人——似乎永远是个男人——会把你拉到一旁，声称你是全世界他唯一的朋友，向你讲述你宁可不知道的他的私生活细节，恳求你的建议，你还什么都没说，他就发誓会听从，然后第二天早晨就和你形同陌路。五年前在布达佩斯他刚到三十岁，现如今他也还是刚到三十岁：同一副赌场管理员的好皮相，条纹衬衫，更适合二十五岁的黄色吊裤带，白色袖口，金色链扣，万金油般的笑容；同一个恼人的老习惯，爱把手指搭成拱形，身体向后一靠，从手指顶上对你露出深思熟虑的微笑。
“那好，多姆，恭喜恭喜。”我说，指了指总裁椅和陶瓷咖啡桌，办公室只有三级及以上的人员才能享用这些东西。
“谢谢，纳特。你真是太好了。给了我一个惊喜，但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我们欢呼雀跃。喝咖啡吗？还是茶？”
“咖啡，谢谢。”
“加奶？加糖？不得不说一句，只有豆浆。”
“黑咖啡就行，多姆，谢谢。豆浆就免了。”
他说的是豆奶对吧？时髦人物最近改口叫豆浆了？他把脑袋伸出毛玻璃门，和薇薇像演戏似的你来我往了几句，然后回来坐下。
“伦敦总站管的还是原来那摊事吗？”我故作轻松地问他，想起布林·乔丹曾经在我的听力范围内形容它是办公室的流浪狗之家。
“没错，纳特。没错。还是那一摊。”
“以伦敦为基地的所有分站从名义上都接受你的指挥。”
“全英国。不仅是伦敦。整个不列颠。只有北爱尔兰除外。我很高兴地宣布，他们依然完全自治。”
“行政自治？还是行动也自治？”
“从什么角度说，纳特？”他皱眉看着我，像是在驳回我的意见。
“你作为伦敦总站的首脑，能授权开展你自己的行动吗？”
“分界线很模糊，纳特。就目前而言，分站提出的一切行动都需要经过所在地区管理部门的象征性会签。就在咱们说话的这会儿，我还在努力想扭转这个局面呢。”
他微笑。我也微笑。战斗打响了。我们整齐划一地品尝不加豆浆的咖啡，然后把杯子放回碟子上。他是不是即将不必要地向我倾述他新婚妻子的隐私了？还是向我解释我为什么会来这儿？显然还没到时候。我们首先必须缅怀一下老时光：我们一起指挥过的情报人员，我是他们的操控者，多姆是我多余的监督员。他名单上的第一个人是波洛尼厄斯，莎士比亚情报网中曾经的一员。几个月前我去里斯本为局里办事时，特地前往阿尔加维探望了老波洛尼厄斯，他住在一幢大得有回音的新建筑物里，旁边是个空置的高尔夫球场，那是我们作为重新安置待遇的一部分为他购买的。
“过得很好，多姆，谢谢关心，”我诚挚地说，“他的新身份也毫无问题。正在克服妻子过世的悲痛。他很好，真的。没错。”
“纳特，我怎么觉得话里还有个‘但是’呢？”他没好气地说。
“是这样的，我们答应过给他办英国护照，对吧，多姆，你应该还记得。你回伦敦后似乎在忙乱中忘记了。”
“我立刻就去关照。”他用圆珠笔写下来，以证明他真的记住了。
“他还有点生气，因为咱们没能把他女儿弄进牛津或剑桥。他觉得咱们只需要稍微努把力就行，但咱们没使劲。更确切地说，你没使劲。这是他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