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怎么利用呢，布林？”我主动出击，面露真诚的笑容，扮演听话门徒的角色，尽管在布林所谓的我的私人头脑里，许多个彼此矛盾的声音正在合唱，“另外我一直在问你，你却不肯好好回答。眼下局势里的‘我们’到底是谁？”
圣诞老人式的眉毛挑到了最高处，他赏我一个最灿烂的笑容。
“哎呀我亲爱的孩子。当然是你加我了，还能是谁？”
“能允许我问一句，这个我们要干什么吗？”
“当然是你向来最擅长的事情了！你和你的目标变成好朋友。这部分你已经完成一半了。判断情形，找个好时机，做完剩下的一半。告诉他你是谁，指出他的行为大错特错，心平气和、冷静地和他谈，然后转变他。只要听见他说‘好的，纳特，我愿意’，你就给他套上笼头，温柔地把他领进围场。”
“我温柔地把他领回来以后呢？”
“我们反过来利用他。一方面让他继续忙活他的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喂给他我们精心编造的假情报，让他通过管道送给莫斯科。我们尽可能长久地操控他，等榨取完价值，就让我们的兄弟局吹响凯旋号角，一举破坏伽玛情报网。局长嘉奖你，我们欢送你回家，你为你的年轻朋友争取了最好的结果。皆大欢喜。少一点就是不忠诚，多一点就是犯罪了。现在你听仔细了。”他兴致勃勃地说了下去，我根本没有机会表示反对。
*
布林不需要记笔记。他从来不需要。他不用看着情报局手机的屏幕念事实和数字。他不会停顿，皱眉，搜肠刮肚寻找他放错地方的恼人细节。这个人在罗马的苏联研究院待了一年就学了一口流利的俄语，顺便还利用业余时间把普通话加进了履历表。
“在过去九个月内，你的朋友香农向雇主正式报备了五次前往欧洲驻伦敦使领馆的行程。两次是法国大使馆，纯粹为了参加文化活动。三次德国大使馆，其中一次是德国统一纪念日，一次是全英德语教师的嘉奖仪式。还有一次是未详细说明的社交活动。你说什么”——他突然问我。
“我在听，布林。我在听你说。”
就算我说了什么，那也是在心里说的。
“这些行程都通过了雇主部门的批准，尽管无法确定是在事先还是事后，但日期都记录在案，你可以看到”——他像变魔术似的从身边掏出一个拉链文件袋。“另外还有一通未经解释的电话，从霍克斯顿的一个公共电话亭打给德国大使馆。他说他找他们旅游部门的一位勃兰特女士，对方准确地告知他，他们没有一位勃兰特女士。”
他停下来，这次只是为了确定我在仔细听讲。他不需要费这个事的。我听得入迷。
“我们还得知——因为街面监控探头向我们敞开了心扉——昨天傍晚在骑车前往贝塔地点的途中，香农在一所教堂前停下，进去坐了二十分钟”——宠溺的笑容。
“什么样的教堂？”
“最普通的。现如今只有这种教堂才敢敞开大门。没有银器，没有神圣画像，没有值钱的衣物。”
“他和谁交谈了？”
“没人。教堂里有两个流浪汉在睡觉——都是真的流浪汉——隔着过道有个穿黑衣服的老玻璃。还有一名教堂管理人。根据他的说法，香农没有跪拜，而是坐在那儿。然后出去，骑车离开。所以”——忽然神采飞扬——“他在干什么呢？把灵魂托付给造物主？要我说，这个时机选得还真是奇怪，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活法。还是他想确定背后没有尾巴？我倾向于后者。你怎么看他去法国和德国大使馆的行为？”
他又给我俩斟满酒杯，然后不耐烦地坐下，等待我回答他——我也想知道答案，但想来想去就是找不到。
“唔，布林。这次换你先说好了。”我提议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乐在其中。
“我敢打赌，他在大使馆拖网捕鱼，”他志得意满地答道，“搜刮额外的零散情报，喂养他的俄罗斯瘾头。他在伽玛面前可以假装天真，但在我看来，他有他的长远目标，只要他别自己犯傻就行。该你了。愿意问多少个问题都行。”
我想问的问题只有一个，但本能说我不该操之过急。我选择了从多姆·特伦奇开始。
“多姆！”他惊叹道，“我亲爱的上帝啊！多姆！完全蒙在鼓里呢。无限期带薪休假，没得商量。”
“为什么？他犯了什么错？”
“他从一开始就不该被我们招募的。当然那是我们的错。有时候我们亲爱的情报局就是太喜欢小贼了。他的错是娶了个能量比他大的女人。还被一帮扒粪工在暗网上逮了个正着。他们弄错了几个小细节，但弄对的地方就太多了。顺便问一句，你是不是在睡从我们这儿走掉的那姑娘？佛罗伦丝？”——露出一个最拿不准的笑容。
“布林，我没在睡佛罗伦丝。”
“从没睡过？”
“从没睡过。”
“那你为什么从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她，请她出去吃大餐？”
“她突然从‘避难所’辞职，撂下她负责的情报员不管。她是个迷惘的小姑娘，我觉得我应该和她保持联系。”借口太多了，不过也无所谓。
“好吧，以后千万注意点。她出格了，你也一样。还有问题吗？慢慢想。”
我慢慢想。想了又想。
“布林。”
“亲爱的孩子？”
“耶利哥行动究竟是什么？”我问。
*
代号文件的神圣性是非信徒所难以想象的。为了迷惑敌人，代号会在传播过程中变来变去，而代号本身与文件内容一样，都需要严格保密。作为屈指可数的涉密人员中的一个，在局外人耳力所及范围内说出一个代号，就布林的法典而言就是一项不可饶恕的罪孽了。但此时此地，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居然开口询问俄罗斯部的传奇首脑：耶利哥究竟是什么？
“我是说，天哪，布林，”我坚持道，不为他僵硬的笑容所动，“香农在那东西过复印机的时候扫了一眼，然后就下定了决心。无论他看见了什么，或者以为自己看见了什么，光这一眼就够了。要是他和我吵这个怎么办？说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恐怕没法向他指出他的行为大错特错吧。你叫我怎么给他套上笼头，温柔地把他牵回来。”我换上更激烈的语气，“香农知道耶利哥是什么——”
“以为他知道。”
“——而莫斯科也知道。听见耶利哥三个字，伽玛显然无比兴奋，甚至亲自接下了任务，而莫斯科提供了全力支持。”
笑容愈加灿烂，像是表示赞同，但嘴唇依然抿得紧紧的，仿佛决意不让任何一个字钻出去。
“一段对话，”他最后说，“大人之间的一段对话。”
“哪些大人？”
他没有理会这个问题。
“我们是个分裂的国家，纳特，你肯定也注意到了。我们国家的分裂明白无误地反映在了我们上位者的分裂之中。没有两位部长会在同一天对同一件事情有相同的看法。因此，他们向我们下达的情报任务会随着时间而变来变去，甚至到了互相抵触的地步，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们的责任之一毕竟就是要想象难以想象之事。咱们这些俄罗斯方面的老手做过多少次这样的事情？就坐在这个房间里，想象难以想象之事？”
他想找到一句合适的箴言。他一如既往地找到了：“纳特，路标不会走向它们所指的方向。必须选择走哪一条的是咱们这些谦卑的凡人。路标不会为咱们的选择负责。你说对不对？”
对，布林，不会。也有可能会。但无论如何，你这是在我眼前布迷魂阵。
“不过我可以假设你就是KIM/1对吧？”我猜测道，“我们驻华盛顿使团的首脑。还是说我的假设太离谱了？”
“我亲爱的孩子。你爱怎么假设都行。”
“但你想告诉我的就只有这些？”
“你还需要知道什么呢？好吧，再告诉你一丁点，但只有这么多了。所涉及的这段绝密对话发生在我们的美国表弟和我们之间。目的是探测性的，是在试水。是最高级别的对话。情报局是中间人，探讨的一切都是假设性的，没有任何已经定下来的。根据香农的供述，他只看见了一份五十四页文件里微不足道的一小段，他记在心里——未必完全准确——受到误导，做出他的结论，然后传递给莫斯科。我们不知道他看见的是哪一段。他被抓了个现行——我不得不说，都是多亏了你的努力，尽管他并不是你的目标。你没必要和他展开任何辩论。你给他看看鞭子就好。你告诉他，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你不会用鞭子抽他。”
“我能知道的就是这些？”
“已经比你需要知道的多了。有一瞬间我允许情感战胜了理性。拿着这个。只能一对一联络。我在伦敦和华盛顿之间飞来飞去，我一上天你就找不到我了。”
随着突兀的“拿着这个”，他把一个金属物体咣当一声扔在我和他之间的咖啡桌上。这是个银灰色的智能手机，和我给我的情报员的手机是一个型号。我看看手机，看看布林，然后盯着手机。我不情不愿地捡起手机，在布林的注视下把它塞进上衣口袋。他的表情变得柔和，语气依然那么亲切。
“纳特，你会成为香农的救星的，”他安慰我道，“没人对他会有你一半那么温和。要是你觉得你没法下手，就想一想其他的选择。要我把他交给盖伊·布拉梅尔吗？”
我想到了其他的选择，但未必是他脑子里的那些。他起身，我跟着起身。他挽住我的胳膊。他总是这样。他为自己能够直白地表达情感而自豪。我们顺着铁路车厢般的漫长走廊向回走，经过乔丹家族历代先祖的肖像。
“家里人都还好吧？”
我说斯黛订婚了。
“我的天哪，纳特，她不是才九岁吗？”
我和他一起吃吃笑。
“阿辰彻底爱上了油画，”他告诉我，“要办一场超规模的画展，至少也得是科克街。不再搞该死的水粉画。也不搞该死的水彩画。更不搞该死的树胶画了。要么油画，要么放弃。我没记错的话，你家普鲁以前还挺看得上她的作品呢。”
“现在也还是。”我忠实地说，尽管我从没听说过。
我和他站在门口面面相觑。也许我们都有一种预感，我们这次再见就是永别了。我在脑海里搜寻与此无关的话题。布林一如既往地快我一步。
“你犯不着担心多姆，”他咯咯笑着告诉我，“那家伙一辈子碰什么什么完蛋，所以到处都会需要他。这会儿国会多半就有个空位等着他去填呢。”
我和他爆发出睿智的大笑，为了这个世界的各种一塌糊涂。握手告别的时候，他像美国人那样拍拍我的肩膀，按照礼仪要求送我走下一半台阶。蒙迪欧开到我面前停下。亚瑟开车送我回家。
*
普鲁坐在笔记本电脑前。她看了一眼我的脸色，一言不发地起身打开温室花园的门。
“布林要我招募艾德，”我在苹果树下对她说，“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年轻人。我每周一的羽毛球球友。嘴巴特别大的那家伙。”
“招募他干什么？”
“当双重间谍。”
“针对谁或什么事？”
“俄罗斯的目标。”
“呃，双重的前提难道不是他已经是间谍了吗？”
“严格地说，他已经是双重了。他是我们兄弟局的一名助理，密级极高。他向俄国人传递机密情报，被逮了个正着，但他自己还不知道。”
长久的沉默过后，她向她的职业素养寻求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情报局必须搜集全部证据，无论是对他有利还是不利的，然后呈交皇家检察署，确保他能在公开的法庭上受到其对等人员的公正审判。另外不得向他的亲友下手，借此欺凌和胁迫他认罪。我相信你一定拒绝了布林。”
“不，我答应了他。”
“因为？”
“我认为艾德按错了门铃。”
(1) What Makes Sammy Run？出自1941年的一部小说名。
18
蕾娜特向来起得很早。
星期天清晨七点，太阳已经升起，热浪没有任何要消退的兆头，我大步流星地向北穿过摄政公园被阳光炙烤的苔原，走向樱草村。根据我的搜索结果——用的是普鲁的笔记本，而不是我自己的，普鲁半懂不懂地在一旁看着，由于我内心尚存几分对情报局的忠诚，再加上我可想而知地不愿多谈我以往的违规行为，因此我无法将所有情况向她和盘托出——我在寻找的那个街区全是修复得极好的维多利亚时代庄园，这些建筑物已经改造成了带有客房服务的高级公寓，按理说我应该觉得惊讶的，因为外交人员喜欢聚集在母舰周围，然而蕾娜特所属的德国大使馆却位于贝尔格雷夫广场。不过即便是在赫尔辛基，当时她是他们情报站的二号人物，而我是我们站的二号，她也坚持要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住得离外交团伙越远越好——用她的话说，还有越自由越好。
我走进樱草村。某种圣洁的沉寂感笼罩着色彩柔和的爱德华时代的房屋。教堂的大钟在某处敲响，但声音也羞答答的。一位勇敢的意大利咖啡馆店主正在放下条纹遮阳篷，吱吱嘎嘎的声音应和着我脚步的回声。我右拐，再左拐。贝利沙苑是一座灰色砖石大宅，高六层，占据了一条断头路的背阴一侧。石阶通向瓦格纳式的拱形柱廊。黑色双开门将所有来客拒之门外。修复得极好的公寓房间只有号码，不标名字。唯一的门铃按钮标着“门房”二字，但底下插着一张手写的条子，上面写着“周日勿扰”。大门必须用钥匙才能打开，门锁却出乎意料地是空心钥匙杆的那种。情报局的任何一名窃贼用不了几秒钟就能打开。我需要的时间大概会稍微多一点，只可惜我没带工具。锁面由于经常使用而刮痕累累。
我走到断头路的向阳面，假装对橱窗里的童装很感兴趣，其实看的是双开门的倒影。哪怕在贝利沙苑，总也有房客要早起跑步的。双开门中的一扇开了。出来的不是慢跑者，而是一对穿黑衣的年长男女。我猜他们大概要去教堂。我如释重负地喊了一声，穿过街道跑向他们：我的救星。我真是太傻了，居然把钥匙忘在楼上了，我解释道。他们大笑。哎呀没关系，他们也做过这种事——亲爱的，什么时候来着？我们分开，他们快步走下石阶，还在咯咯笑个不停，而我顺着没有窗户的过道走向左侧花园前的最后一扇门，因为无论是在赫尔辛基还是在伦敦，蕾娜特都喜欢租一套底层的宽敞公寓，而且必须要有方便的后门。
八号公寓的门上有一块抛光的黄铜投信翻板。我手里的信封上写着“仅限蕾妮”和“私人信件”。她认识我的笔迹。她喜欢我称呼她蕾妮。我把信封塞进投信口，啪啪地打开关上翻板几次，按门铃，然后顺着走廊出去，回到断头路上，左拐再右拐，来到高街，穿过一道铁门，走向樱草丘，它在我前方隆起，像个被烤干的烟草色拱顶。我选中一张孤零零的长椅坐下，坡顶有一家印度人，他们穿着色彩艳丽的衣服，正在放飞一个巨大的四面风筝，但这会儿的风连长椅四周的枯干树叶都吹不动。
*
我等了足足十五分钟，等到第十六分钟，我彻底放弃了。她不在家。她出去跑步了，她去见情报员了，去会情人了，去爱丁堡或格林德波恩或她的伪装要求她去露面握手的某个地方参加什么文化活动了。她去叙尔特岛她钟爱的某块沙滩玩水了。另外还有第二类可能性，或许更加令人尴尬：她丈夫或某个情人在家，他从她手里抢过我的信，然后来山上找我算账：刚想到这儿，蕾娜特本人就走上了山坡，而不是心怀仇恨的丈夫或情人，她的两个拳头在结实娇小的身躯前摆动，剪短的金发随着步伐而跳跃，一双蓝眼睛喷出火花——这是一个缩小版的瓦尔基里，前来告诉我说我将死于战斗。
她看见我，改变行进路线，在背后扬起一溜烟尘。她走近我，我有礼貌地起身迎接，但她从我身边走过，一屁股坐在长椅上，瞪着眼睛等我在她旁边坐下。在赫尔辛基那会儿，她的英语不错，俄语更好，但若是被激情控制住了，她就会踢开这两种语言，向她出身的北方德语寻求慰藉。听她的开场白，比起八年前，她的英语显然有了长足的进步，那会儿周末我们时常来到波罗的海岸边，在一间有双人床和柴火炉子的破旧木屋里偷情。
“纳特，你的小脑瓜绝对是出了什么毛病对吧？”她出口成章，恶狠狠地仰视我，“你他妈什么意思：私人、仅限口耳、记录外的对话？你是想招募我还是想搞我？两方面的提议我都没兴趣，你可以把这话说给派你来的人，因为你坏了规矩，根本不值得考虑，让所有人都尴尬。听懂了？”
“懂了。”我答应道，等待她平静下来，因为蕾娜特女性的一面向来比间谍的一面更加冲动。
“斯蒂芬妮好吗？”她暂时收了脾气。
“多谢问候，不是小好。终于脚踏实地了，已经订婚，你说你敢相信吗？保罗呢？”
保罗不是她儿子。蕾娜特很遗憾地没有后代。保罗是她丈夫，或者曾经是；半个中年花花公子，半个柏林出版商。
“谢谢问候，保罗也非常好。找的女人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没脑子，出的书越来越烂。所以生活还是老样子。你在我之后还有过露水情缘吗？”
“我挺好。我已经定下心来了。”
“所以你还是和普鲁在一起？”
“那是自然。”
“那就好。所以是你告诉我为什么叫我来这儿，还是我打电话给我们大使，说我们的英国朋友在伦敦公园里向他的情报站站长提出了非分要求？”
“也许你可以告诉他说我被我们情报局放飞了，正在执行一项拯救任务。”我说，然后等待，看着她收拢身体：肘部和膝盖分别贴紧，双手互握，搁在大腿上。
“真的吗？他们炒你鱿鱼了？”她问，“这不是什么愚蠢的花招吧？什么时候？”
“要是我没记错，就是昨天。”
“因为什么不谨慎的孽缘？”
“不是。”
“我能问一句吗？你要拯救的是谁？”
“你。不是单数的一个你。而是复数。你、你的部下、你的情报站、你的大使和柏林的一大帮人。”
蕾娜特听我说话，她那双蓝色的大眼睛，你都没法想象它们还会眨。
“纳特，你是认真的？”
“从没这么认真过。”
她沉思片刻。
“你在录我们的对话以备不测，对吧？”
“事实上并没有。你呢？”
“事实上也没有，”她答道，“现在请你快救救我们吧，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个吧？”
“假如我告诉你，我曾经任职的机构拥有情报，称英国情报界的一名人员在伦敦向你们提供了某些情报，牵涉到我们与美国合作者的一段绝密对话，你会怎么回答？”
她回答得比我预想中更快。她上山的时候就在酝酿这个吗？还是她离开公寓的时候得到了上峰的授意？
“我会说也许你们英国人正在搞一场可笑的钓鱼行动。”
“钓什么鱼？”
“也许你们想做点拙劣的测试，判断我们在脱欧即将成真时的职业忠诚性。你们所谓的政府在眼前这场荒谬的危机里已经退无可退。”
“但你没有否认有人向你们提供了这样的情报？”
“你问了我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我给你一个假设性的答案。”
说完这句，她闭上嘴巴，表示这次会面到此结束；然而她没有气冲冲地一走了之，而是坐在原处一动不动，等我说下去但又不想表现出来。那家印度人厌倦了尝试放风筝，下山走向远处。山脚下，慢跑者成群结队地从左跑向右。
“假设有个人名叫爱德华·香农。”我又说。
不置可否的耸肩。
“然后，依然是假设性的，这个香农曾经是我们驻柏林的跨机构联络小组的人员。另外，他痴迷于德国，听见德国两个字就兴奋。他的动机很复杂，但对我们双方的目标来说都无关紧要。然而他没有恶意，事实上用意还很良好。”
“我当然没听说过这个人。”
“你当然没听说过。尽管如此，他在过去几个月内多次到访过你们大使馆。”我念出一个个日子，感谢布林的帮助，“由于他在伦敦的工作无法让他联系到你们在这儿的情报站，他不知道该去向谁托付他的秘密。于是他在你们大使馆随便找人搭话，直到被转交给你们情报站的一名成员。香农很聪明，但就密谋而言，他是你们所谓的Vollidiot(1)。这个剧情算是有说服力吗——假设性的？”
“当然有说服力了。童话里的所有情节都很有说服力。”
“假如我说接待香农的是你的一个名叫玛利亚·勃兰特的部下，也许你会觉得更可信一点。”
“我们没有什么玛利亚·勃兰特。”
“当然没有。然而你们情报站花了十天才决定没有。你们疯狂地考虑了十天，然后告诉他你们对他的情报不感兴趣。”
“既然我们说我们不感兴趣——显然我会否认我们说过——那咱们还坐在这儿干什么？你们知道他叫什么。你们知道他企图出卖秘密。你们知道他是个Vollidiot。你们只需要找个人假扮买家就可以逮捕他了。在这个假设性的结局中，我们大使馆不管从哪个方面说都做得无懈可击。”
“假扮买家，蕾妮？”我难以置信地惊呼道，“你想说那个艾德叫价了？我怎么觉得很难相信呢。”
她又瞪着我，但这次的视线更柔和也更亲近。
“艾德？”她重复道，“你就是这么叫他的？你们假设性的叛徒？艾德？”
“其他人是这么叫他的。”
“但你也这么叫他？”
“因为朗朗上口。别想太多，”我反击道，一时间落了下风，“你刚刚说了，那个香农企图出卖秘密。”
现在轮到她反击了：
“我可没这么说。我们在讨论你荒谬的假设。兜售情报的人不会一上来就叫价。他们首先会展示商品，博取买家的信任。然后才会谈条件。你和我都很清楚这些，对吧？”
我们当然很清楚。促使我们在赫尔辛基相遇的是个德国出生的情报贩子。布林·乔丹闻到耗子的气味，命令我去向我们的德国盟友求证。他们让蕾妮和我接洽。
“所以，十天十夜之后，柏林最终命令你拒绝他。”我沉思道。
“你又在胡说八道了。”
“不，蕾妮。我在想象你的痛苦。十天十夜，等待柏林下蛋。而你，你们伦敦情报站的站长，金光闪闪的宝藏就在咫尺之外。香农要给你的是你梦寐以求的原始情报。然而，妈的，万一他暴露了怎么办？想一想外交大丑闻吧，我们亲爱的英国媒体：五星级德国间谍恐慌，就在脱欧的关键时刻爆发！”
她想开口辩白，但我不给她以喘息之机，因为我也不想给自己以喘息之机。
“你睡觉了吗？不，你没合过眼。你们情报站睡觉了吗？你们大使？柏林？十天十夜，他们通知你，说必须告诉香农，我们不会接受他的情报。要是他再接近你，你就向相应的英国机构告发他。玛利亚就是这么告诉他的，然后化作一团绿色烟雾，消失得无影无踪。”
“根本不存在什么十天不十天的，”她反击道，“你和以前一样，就爱想入非非。假如有人向我们兜售这样的情报——事实上并没有——我们大使馆会立刻回绝他，毫不动摇，没有商量余地。假如你们情报局或你以前的情报局有什么其他想法，那都是异想天开。我难道突然成了撒谎精？”
“不，蕾妮。你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
她很生气。因为我，也因为她自己。
“你又想诱惑我屈服于你？”
“就像我在赫尔辛基那样？”
“当然。你会诱惑每一个人。你在这方面是出了名的。他们雇你就是为了这个。当他们的罗密欧。为了你通杀一切的同性魅力。你坚持不懈，我还太年轻。结果就是那样。”
“咱们都很年轻。另外要是你还记得，咱们都很坚持。”
“我不记得这种事。对于同一件不幸的事情，你和我有着截然不同的记忆。这一点就让咱们难得一次地取得共识吧。”
她是女人。我很嚣张，正在威逼她。她是一名身居高位的职业情报官员。她被逼进死角，不喜欢这个局面。我与她有过一段情缘，我和我们其他人一样，也是剪辑室地上的废胶片。我是她人生中一个宝贵的小片段，她永远不会放弃我。
“蕾妮，我的目标很简单，”我坚持道，懒得再费神镇压声音里的急切感，“就是从你们机构内外的流程角度出发，尽可能客观地搞清楚在那十天十夜里，你们究竟是如何处理爱德华·香农不请自来地奉上有关英国目标的高品质情报的。多少场匆忙召开的会议？多少人处理文件，互相打电话，互相发邮件，互相打信号，而且未必都是在安全线路上？惊慌的政客和公务员发狂似的想擦干净屁股，他们在走廊里咬着耳朵聊了多少次？我是说，蕾妮，老天在上！”我爆发了，“一个年轻人，他在柏林和你们一起生活和工作过，他热爱你们的语言和你们的人民，觉得自己有一颗德国人的心灵。他不是唯利是图的卑鄙小人，而是一个爱思考的男人，觉得自己有个疯狂的使命，那就是要单枪匹马拯救欧洲。你扮玛利亚·勃兰特玩弄他的时候，有没有觉察到他的这一面？”
“怎么忽然变成我扮玛利亚·勃兰特玩弄他了？你这个愚蠢的念头是从哪儿蹦出来的？”
“你别说你把他交给了你的副手。蕾妮，那不是你。一名英国情报人员送上门来，拿着绝密情报的购物单，你能坐得住？”
我以为她会再次反击，会否认再否认，我和她受过的训练都教过我们怎么做。但她没有，她软化下来，也可能是听天由命了；她转过去不看我，端详清晨的天空。
“纳特，他们就是为了这个开除你的？”她问，“为了那个年轻人？”
“一部分原因吧。”
“但现在你来从他手里拯救我们。”
“不是从艾德手里，而是你们自己手里。我想告诉你的是从伦敦到柏林到慕尼黑到法兰克福途中的某个地方，或者你老板们咨询过意见的天晓得什么角落，香农向你们兜售情报的消息不仅仅是走漏了。一个敌对机构截获了情报，借此接管了他。”
一群海鸥整齐划一地俯冲，在我们底下落地。
“美国人？”
“俄国人。”我说，等她开口，而她极为专注地观察海鸥。
“伪装成我们？打着我们的旗号？莫斯科招募了香农？”她想得到确认。
她的两个小拳头攥得紧紧的，摆在膝头准备战斗，暴露了她内心的愤怒。
“他们说玛利亚拒绝接受他的请求其实是拖延战术，实际上他们在准备协调行动。”
“而他相信了这种屁话？我亲爱的上帝啊。”
我们再次陷入沉默。但她那种保护性的敌意已经烟消云散。就像在赫尔辛基一样，我们成了一个战壕里的同志，尽管我和她都不会承认。
“耶利哥是什么？”我问，“就是这份超级机密的代号文件让他反水的。香农只读到了一小段，但那一小段就足以让他投向你们了。”
她一直瞪大眼睛盯着我，就像我们做爱时那样。她的声音失去了职业人士的风度。
“你不知道耶利哥？”
“密级不够。以前就不够，看现在的样子，永远也不会够了。”
她陷入沉思。她在冥想。她进入了恍惚状态。她慢慢睁开眼睛。我还坐在原处。
“你愿意向我发誓吗，纳特——作为一个男人——你在对我说实话？完整的真相？”
“假如我知道完整的真相，肯定会告诉你。但我只能告诉你我知道的情况。”
“而俄国人说服了他？”
“也说服了我们情报局。他们干得非常漂亮。耶利哥是什么？”我又问她。
“香农告诉我的那些事情？你要我把你们国家的肮脏秘密说给你听？”
“假如那就是耶利哥。我听说那是一份对话录。我只搞清楚了这么一点。一场超级敏感、最高级别、英美两国通过情报渠道完成的对话。”
她深吸一口气，再次闭上眼睛，然后睁开眼睛盯着我。
“根据香农的说法，他读到的内容能够明确地证明英美两国合作的一项秘密行动已经处于策划阶段，其目标有两重，一是瓦解欧盟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一是打击我们的国际贸易关税。”她又深吸一口气，继续道，“脱欧后的英国会发疯般地想要增加与美国的贸易总量。美国会满足英国的需要，但那是有前提条件的。条件之一是通过说服官员、议员和涉欧机构内的政策制定者来共同展开一项秘密行动，不排除使用贿赂和勒索等手段。同时大规模散播虚假新闻，以加重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已经存在的争端。”
“你不会是在引用香农的原话吧？”
“我差不多就是在引用他的原话，他声称这是耶利哥文件的介绍性前言。他声称他记住了三百个单词。我写了下来。刚开始我并不相信他。”
“现在呢？”
“现在相信了。我们机构相信了。我们政府也相信了。我们似乎得到了能够佐证他的说法的相关情报。不是所有美国人都有恐欧症。不是所有英国人都赞同不惜任何代价与特朗普的美国结成贸易同盟。”
“但你还是拒绝了他。”
“我们政府更愿意相信联合王国有朝一日会回到欧盟的大家庭里，因此不愿卷入针对一个友好国家的间谍活动。我们感谢你的好意，香农先生，但很遗憾，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无缘消受。”
“你就是这么对他说的。”
“上头命令我这么对他说，于是我就这么对他说了。”
“用德语？”
“其实是英语。他的德语不像他希望的那么好。”
所以瓦伦蒂娜才会对他说英语，而不是德语，我得出结论，顺便解决了一个彻夜纠缠我的难题。
“你问过他的动机吗？”我问。
“当然问过。他对我引用歌德的《浮士德》。太初有行。我问他有没有同谋，他对我引用里尔克：Ich bin der Eine。”
“怎么理解？”
“他是唯一。也许是说孤零零的一个。也许是说独一无二的一个。也许两个意思都有。你去问里尔克吧。我查过这句，但没找到。”
“那是你们的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会面？”
“第二次会面时他对我发火。咱们的行当不需要嗟叹掉泪，但我有这个想法。你们会逮捕他吗？”
布林的一句箴言飘进我的脑海：
“就像咱们这个行当的老话，他太好了，不该逮捕。”
她的视线转向被阳光炙烤的山坡。
“纳特，谢谢你来拯救我们，”她最后说，就好像忽然意识到了我的存在，“真可惜，我们没法还你这个人情。我看你现在该回家陪普鲁了。”
(1) 德语，彻底的傻瓜。
19
艾德慢悠悠地走进更衣室，准备打我们在竞技场俱乐部的第十五场比赛，天晓得我在期待他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回应，但肯定不是我得到的这个喜悦笑容和一句：“嗨，纳特，所以周末过得好吗？”在我的经验中，几十个小时前刚刚跨过他们个人的卢比孔河、知道自己再也无路可退的叛徒不会露出灿烂而愉快的自得笑容。相信自己是宇宙中心的狂喜过后，他们往往会坠入恐惧、自责和最强烈的孤独深渊之中：因为从今往后除了敌人，世界上你还能信任谁呢？
而就算艾德，到现在也该醒悟了，意识到完美主义者安妮特并不一定是会陪你走过风风雨雨的最可靠的那种朋友，即便她对耶利哥显露出了无以复加的兴趣。他有没有觉察到她表现出来的其他细节呢？例如偶尔忘记了德式英语的发音，不由自主地漏出格鲁吉亚腔的俄国口音，随即又慌忙纠正回去？她过于夸张的德式风度，有点过于刻板印象，过于老派了？看着他三下五除二脱掉白天的衣服，我徒劳地搜寻能够证伪我的第一印象的蛛丝马迹：他认为我没在看他的时候，他的表情没有变得阴郁，他的举止没有变得忧郁，他的语气没有任何异常。
“我的周末过得很好，谢谢，”我对他说，“你呢？”
“好，纳特，是的，非常好。”他告诉我。
从我们相遇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不认为他拥有最起码的掩饰情绪的能力，因此我只能假设出卖国家给他带来的第一波狂喜尚未消退，他相信他这么做不是在背叛英国，而是在为英国融入欧洲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因此他无论是看起来还是心底里都很高兴。
我们走向一号球场，艾德大踏步地走在前面，球拍甩来甩去，一路笑呵呵的。我们扔球确定谁发球。球落向艾德的那一侧。有朝一日我的造物主也许会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自从那个黑色星期一夜晚，艾德对我的无往不胜战绩开始之后，每次扔球都是他获胜。
但我拒绝认输。我的状态也许算不上最好。由于不可抗力，我错过了这几天的晨跑和健身房锻炼。但今天，由于一些复杂得难以彼此区分的原因，我决定我必须要击败他，哪怕是赌上我这条老命。
我们打了两个整场。艾德显露出了进入迷离状态的所有兆头，区区几个回合的胜负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只要我能朝底线附近放高球，他就会开始胡乱挥拍。我喂他一个高球。但他没有像我满心预料的那样一使劲把球打到球网上，而是把球拍扔到半空中，接住球拍，既和气又有自信地大声说：
“就这样了，纳特，谢谢。咱们今天都是胜利者。说起来，还有一件事我要感谢你。”
还有一件事？你打算就这么漫不经心地揭穿自己是个该死的俄国间谍？他从球网底下钻过来，搂住我的肩膀（破天荒的第一次），带着我穿过酒吧，走向我们的老地方，命令我坐下。他拿着两品脱杯冰镇的嘉士伯啤酒回来，还有橄榄、腰果和薯片。他在我对面坐下，塞给我一杯酒，举起他的酒杯，一口气说出他打过腹稿的一段话，声音里透出了他的北方出身：
“纳特，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事情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希望对你来说也一样。我要和一个完美的女人结婚了，要不是因为你，我就不可能认识她。因此我真心诚意地感谢你，不仅因为过去这几个月特别令人快乐的羽毛球比赛，更是为了你把我梦中的女人介绍给我。因此，我非常、非常感谢你。是啊。”
在最后的“是啊”之前很久，我就已经听懂了。我只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完美的女人，根据佛罗伦丝在暴怒中拒绝与我分享的那个靠不住的掩盖性故事，我只和她见过两面：第一次是我去我虚构的日用品贸易商朋友的办公室，而她是他的高级临时秘书；第二次是她对我说，她没兴趣再他妈撒谎了。在这段时间里，她有没有告诉她的未婚夫，他格外重视的这个羽毛球球友是个老牌职业间谍？我们彼此举杯，假如他毫无杂质的愉快笑容里有任何线索，那就是她没有走漏风声了。
“艾德，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好消息啊，”我说，“但你说的这个完美女人是谁呢？”
他会说我是个骗子加阴谋家吗？因为他很清楚佛罗伦丝和我肩并肩地工作了近半年？还是说他会像他现在这样，对我露出魔术师般的笑容，从帽子里掏出她的名字，晃得我睁不开眼睛？
“你不会凑巧还记得佛罗伦丝吧？”
我努力回忆。佛罗伦丝？佛罗伦丝是谁？让我想一想。肯定是我年纪大了。我摇摇头。非常抱歉，真的想不到哎。
“老天在上，纳特，咱们一起打羽毛球的那姑娘，”他脱口而出，“就在这儿。还有劳拉。三号球场。你记得吧！她临时在你的商业伙伴那儿工作，你带她来凑满四个人。”
让记忆慢慢复苏。
“对啊！那个佛罗伦丝。很不错的一个姑娘。请允许我发自肺腑地恭喜你。我怎么会这么傻呢？我亲爱的朋友——”
我和他紧紧握手，两条相互矛盾的情报在我心里拼杀。佛罗伦丝守住了她对情报局的承诺，至少在我关注的范围内是这样。而艾德，一名已经确证的俄罗斯间谍，要娶的女人不久前还是我们情报局的一名雇员，酿成全国性丑闻的可能性于是增加到了无穷大。然而这些只是掠过我的脑海的几个散乱念头，而艾德正在讲述他的计划：“登记处飞快地领个证，不搞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打电话给我妈，她开心死了，”他向我坦陈，俯身探过啤酒杯，激动地抓住我的手臂，“我老妈啊，她非常信耶稣，和劳拉一样，向来如此。我记得她好像说什么，要是婚礼上没有耶稣，那就太失败了。”
我听见布林·乔丹在说：进教堂坐了二十分钟……最普通的……没有银器。
“但老妈没法旅行，不是很容易，”他解释道，“短时间做不到。她的腿不好，还有劳拉。所以她对我说：你们俩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等你们准备好了，咱们再去教堂按正确的方式办一场盛大的，每个人都能来参加。她觉得佛罗伦丝可爱得不得了——谁会不这么认为呢？——就和劳拉一样。因此我们就定在本周五了，不用多想，十二点整去霍本的登记处，因为那儿会排队，尤其是第二天就到周末了。顶多十五分钟的事儿，然后换下一对进去，我们就可以去庆祝了，所以虽然很仓促，但希望你和普鲁能来，尽管她是一位繁忙的大牌律师。”
我露出父辈的慈爱笑容，这个笑容能逼得斯黛发疯。我没有从他手里收回我的手臂。我给了自己一点时间，用来消化这个令人震惊的新闻。
“艾德，所以你在邀请普鲁和我参加你的婚礼，”我用庄重和敬畏的恰当语气说，“你和佛罗伦丝。我只能说我们极为荣幸。我知道普鲁也会这么认为的。她听我说了你的很多事情。”
我还没消化完这个重大新闻呢，他又发出了致命一击：
“还有，呃，既然说到这个了，你能不能，嗯，那什么，顺便当一下我的伴郎？要是你不反对的话。”他又说，露出他最灿烂的笑容，和他尽一切机会抓住我的新习惯一样，这似乎变成了这番对话中的某种固定仪式。
转开视线。垂下视线。理清思绪。抬起眼睛。微笑，同时不敢相信：
“哎呀，艾德，当然没问题了。但你确定你不想找个和你年纪差不多的朋友吗？中学朋友？大学同学？”
他想了想，耸耸肩，摇摇头，羞怯地咧嘴笑笑。“还真没有。”他说，这时候我已经不知道我的心情和我假装的情绪之间有什么区别了。我缩回胳膊，我和他又来了一次男人对男人的英式握手。
“另外，要是普鲁不反对的话，我们觉得她可以当证婚人，因为总得有人来扮演这个角色，”他喋喋不休地说了下去，就好像我的脑袋还没装满似的，“你要是真没辙，也可以出钱雇他们登记处的证婚人，但我们认为普鲁更适合。特别是她是个律师，对吧？有了她，整件事就会既合法又井然有序了。”
“她没问题的，艾德。只要她能从工作中脱身。”出于谨慎，我补充了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