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以为他说完了的时候，他又说：“另外，要是你不反对，我给咱们三个订了八点半在中餐馆的位置。”
“今晚？”我问。
“要是你不反对。”他说，眯起眼睛看吧台里的挂钟，它快一刻钟，这会儿显示的是八点一刻。“只是很可惜普鲁没法来，”他体贴地补充道，“佛罗伦丝非常期待认识她。一向如此。是啊。”
事实上，普鲁难得一次地取消了她和公益委托人的见面，这会儿正在家里等我报告今晚见面的结果呢。但我暂时不想泄露这个小秘密，因为这会儿我身体里的谍报人员已经夺回了控制权。
“佛罗伦丝也很期待见到你，纳特，”他又说，免得上面一句话惹我不高兴了，“特别期待。你毕竟是我的伴郎。还有咱们打过那么多场球。”
“我也特别期待见到她。”我说，道声抱歉，起身走向男卫生间。
途中我看见一张酒桌边坐了两男两女，我经过时他们聊得眉飞色舞。要是我没看错，两个女人中比较高的那个曾经推着一辆婴儿车穿过贝塔地点。在更衣室淋浴区闹哄哄的男性声音之中，我用经过相应调整的语气向普鲁报告好消息，提出我设想的下一步行动计划：三个人去中餐馆吃饭，然后我带他们回家。她的声音没有任何改变。她想知道我有没有什么特定的任务要她完成。我说我必须在书房里待一刻钟，因为我答应过要打电话给斯黛。她说没问题，亲爱的，她会坚守阵地的，还有其他事情吗？这会儿我一时间想不到，我说。我刚刚在一套计划中走出了无法挽回的第一步，要是我没弄错，从我在布林对面坐下的那一刻开始（甚至更早），这套计划就已经不知不觉地在他所谓的我的另一个头脑里生根发芽了；因为根据我们那些常设心理医生的说法，早在外在的后果出现之前，反叛的种子就已经种下很久了。
话虽这么说，在我本人记忆里上述这段我与普鲁的简短交谈中，我就是客观性的化身。在普鲁的记忆里，我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毫无疑问，一听见我的声音，她就意识到我们进入了行动模式，以及——尽管她永远不会允许我这么说——失去她确实是情报局的一个重大损失。
*
金月非常乐意招待我们。餐厅的老板兼经理是个中国人，同时也是竞技场俱乐部的终身会员。艾德能和我打得旗鼓相当的事实折服了他。佛罗伦丝准时赶到，衣冠不整的模样相当迷人，她立刻就和侍者们招呼上了——她来吃过一次饭他们就记住了她。她是直接从装修现场过来的，牛仔裤上的涂料痕迹足以证明。
就理性的标准而言，这会儿我应该已经焦虑得坐立不安了，然而我们还没坐下，我最紧迫的两个难题就自己消散了。佛罗伦丝选择了忠于我们编造的难以置信的故事：看看我们友好但疏离的“你好又见面了”吧。我请他们吃完饭去和普鲁喝杯咖啡，我的整套计划完全取决于这个步骤，这对儿新人以热烈的欢呼答应下来。我要做的仅仅是叫一瓶意大利起泡酒为他们庆祝（餐厅能提供的最接近香槟的就是这个了），然后陪他们说笑，把他们弄到我家去，自己一个人偷偷溜进书房。
由于我似乎是昨天才介绍这对热恋中的年轻男女认识的，因此我问他们算不算是一见钟情。两人都被我问住了，不是因为他们没法回答，而是因为他们觉得毫无意义。唔，那是一场羽毛球双打，对吧？——就好像这句话能解释一切似的，而我觉得很牵强，因为我对那次打球的记忆是佛罗伦丝刚从情报局辞职，对我发了好大一通火。然后他们来吃了中餐，可惜我没能参加，“坐的就是咱们这张桌子，对吧，佛罗？”艾德自豪地说，就这么好上了，一只手拿着筷子，另一只手互相爱抚。“接下来——哎，差不多就是水到渠成了，对吧，佛罗？”
我真的听见了“佛罗”吗？千万别叫她佛罗，除非你碰巧是她托付一生的男人？他们谈论婚礼的热乎劲儿，他们的难以离开彼此，我不禁想到了那次周日午餐时的斯黛和朱诺。我对他们说斯黛也订婚了，共情的喜悦顿时淹没了两个人。我告诉他们，巴罗科罗拉多的巨型蝙蝠现在已经成了我的业余爱好。然而有一点很让我犯难：每次艾德加入对话，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拿这个泡在爱河里的快活声音去对比三天前瓦伦蒂娜（又名安妮特，又名伽玛）不得不面对的那个满腹怨气的声音。
我假装手机信号太差，出去到街边打了第二个电话给普鲁，用的是同一个愉快嗓门。马路对面停着一辆白色厢式货车。
“出什么事了吗？”她问。
“没事，只是确认一下。”我答道，觉得自己傻乎乎的。
我回到桌前，说普鲁已经从事务所回来了，等我们等得望眼欲穿呢。我的声音很大，隔壁桌的两个男人听见了，他们都吃得很慢。两人满脑子都是谍报技法，我们离开时他们嚼个不停。
我在总局的个人档案里说得很坦率，我在谍报工作中有能力做出一流的快速应对，但我在文书工作中就未必有这个本事了。我们三个手挽手走了几百码前往我家——艾德，他喝了大半瓶起泡酒，坚持说身为他的伴郎，我必须抓着他瘦骨嶙峋的左手——我忽然想到，尽管我依然能完成一流的谍报工作，但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文书工作的质量了。
*
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好好描述过普鲁，但那只是因为被迫疏远给我们的关系蒙上了阴影，我在等待云开雾散，我们对彼此的观感能够恢复应有的色彩；而此刻，这件事已然成真，多亏了我被我亲爱的同事们盘问后的第二天早晨，普鲁向我发表的那番救命演说。
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我们的婚姻，还有普鲁。对于穷人和受压迫者，她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左倾律师；共同诉讼方面的无畏旗手；巴特西的一名布尔什维克；贴在她身上的任何一个简单标签都无法代表我眼中的普鲁。尽管出身不凡，但她是自我成就的典范。她的法官父亲是个混球，厌恶孩子们彼此竞争，害他们过得很惨，拒绝供普鲁念大学或法学院。她母亲死于酗酒。她哥哥投向恶魔。在我看来，她的仁慈品性和良好判断力不需要多做强调，但对于其他人，尤其是我亲爱的同事们，有时候必须如此。
*
兴高采烈的互相问候结束了。我们四个人在巴特西我家的阳光房里坐下，聊着愉快的琐碎小事。普鲁和艾德坐在沙发上。普鲁打开了通向花园的房门，让微风吹进室内。她点上了蜡烛，从礼物抽屉里翻出一盒高级巧克力请未来的新郎新娘享用。她还拿出了一瓶我都不知道我们有的雅邑白兰地，从野餐用的大暖水壶里倒出咖啡。然而在这其乐融融的氛围中，她却有事情非要告诉我：
“纳特，亲爱的，请原谅我，但你别忘了你和斯黛还有点急事要讨论。你好像说过九点”——这是我的信号，我看看手表，一跃而起，匆忙说了句“谢天谢地，还好你提醒了我，去去就来”，然后跑向楼上的书房。
我从墙上取下先父身穿礼服的一张带框照片，面朝下扣在写字台上，从抽屉里取出一沓书写纸，一张一张搁在玻璃桌面上，以免留下任何印痕。直到事后我才想到，我一方面准备破坏情报局守则中的所有规矩，另一方面又在遵守情报局的古老惯例。
我先写下目前对艾德不利的情报概要，然后开始写十条外勤指令，一条一个主旨明确的段落，正如佛罗伦丝会说的：不用该死的副词。我在文件最顶上写下她过去在情报局用的符号，随后接上我的符号。我又读了一遍我写的东西，没找到什么错误，于是把纸张叠了两次，放进一个空白的棕色信封，用缺少教育的笔迹写下“佛罗伦丝·香农夫人的发票”。
我回到阳光房里，发现我成了多余的人。尽管无法公开声明，但普鲁早已将佛罗伦丝引为逃离情报局魔爪的精神同志，因此她与这个女人有着密切但难以言喻的友好关系。此刻的话题是装修工人。佛罗伦丝，虽说她声称嗜勃艮第红酒成瘾，但这会儿正在喝结结实实的一大杯陈年白兰地；她说得正起劲，而艾德在她旁边的沙发上打瞌睡，时不时睁开眼睛，向她投去爱慕的视线。
“我是说真的，普鲁，和波兰泥瓦匠、保加利亚木匠还有一个好像是苏格兰人的工头打交道，我觉得我说话都他妈带字幕了！”佛罗伦丝说完，自己笑得前仰后合。
她要上厕所。普鲁带她去卫生间。艾德目送她们离开房间，然后把脑袋耷拉到膝盖上方，双手夹在两腿之间，陷入了他的某个白日梦。佛罗伦丝的皮夹克搭在一把椅子的椅背上。我趁艾德不注意拿起皮夹克，走到门厅，把棕色信封塞进右手边的口袋里，然后把衣服挂在门口的挂钩上。佛罗伦丝和普鲁回来了。佛罗伦丝注意到皮夹克不见了，疑惑地望向我。艾德依然垂着脑袋。
“哦，你的衣服，”我说，“我忽然害怕你会忘记穿走。口袋里有张什么东西露出来。看上去特别像账单。”
“该死，”她连眼睛都没怎么眨就答道，“多半是波兰电工的。”
消息收到。
普鲁说了几句她正在和大型药企的巨头们搏杀。佛罗伦丝的回应是一句恶狠狠的“他们是人渣中的人渣，全他妈下地狱去吧”。艾德半梦半醒。我说这会儿好孩子应该回家睡觉了。佛罗伦丝附议。他们住在伦敦的另一头，她对我们说，就好像我不知道似的：具体来说，从贝塔地点骑车一英里就能到，但她没提这茬。也许她不知道。我用家庭手机叫了辆优步。车来得快得离奇。我帮佛罗伦丝穿上皮夹克。他们说了许多遍谢谢，告辞时倒是麻利得令人愉快。
“普鲁，我们真的很高兴。”佛罗伦丝说。
“超级的。”艾德在睡眠、起泡酒和陈年白兰地共同织成的浓雾中赞同道。
我们站在门口，挥手送别他们的车子。我们一直挥手，直到它离开我们的视线。普鲁挽起我的胳膊。这么一个完美的夏日夜晚，咱们去公园散个步吧。
*
公园北侧边缘有一张长椅，它远离步道，孤零零地躲在河岸和一丛柳树之间。普鲁和我称之为我们的长椅，晚餐派对过后，只要天气不坏，而我们又能在合适的钟点送走客人，我们就会来这儿坐下歇一歇。在我的记忆中，出于从莫斯科时代遗留下来的本能反应，直到在这儿坐下，我和普鲁才开始说有可能泄露秘密的悄悄话，河水的哗哗声和夜晚都市的隆隆噪声淹没了我们的交谈声。
“你觉得是真的吗？”一段颇长的沉默过后，我打破了寂静。
“你是说他们两个在一起？”
普鲁通常在下判断时非常谨慎，但对这件事毫不怀疑。
“他们就像两片浮萍，现在终于找到了彼此，”她直率地说，“这是佛罗伦丝的看法，我赞同她。他们是从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只要她相信这个，他俩就不会出问题，因为无论她相信什么，艾德都会跟着相信。她认为她怀孕了，但还没确定。所以无论你在为艾德盘算什么，都要记住咱们是为他们一家三口做的。”
*
在接下来的低声交流之中，普鲁和我对谁想到了什么或说了什么或许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的音量压低到了莫斯科时的水平，就好像我们的所在之处不是巴特西公园，而是高尔基中央文化休闲公园。我把布林和蕾妮告诉我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她，她仔细听着，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我没怎么费神去提瓦伦蒂娜和艾德是如何暴露的，因为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现在的问题其实就是谍报策划工作的经典问题：如何利用敌人的资源来对抗敌人，尽管我不像普鲁那么渴望把情报局当作敌人。
另外我记得，就在我们开始微调逐渐成形的总体规划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单纯的谢意，因为我们的思想和语言汇集成一条大河，计划的归属权变得无关紧要。然而普鲁，理性的化身，并不想听这些。她指出我已经铺垫好了准备性的步骤，援引我亲笔写给佛罗伦丝的那些至关重要的指令。在她的叙述之中，我是驱动力，而她只是借着我的尾流搭便车：在她看来，随便怎样都行，除了承认她年轻时的情报局配偶和成熟后的律师身份存在哪怕最细微的一丝关联。
我从长椅上起身，顺着河畔小径走了几码，但依然留在普鲁能听见的范围内；我拿出布林·乔丹给我的专用手机，输入他的号码，这时有一点我能够确定，那就是普鲁和我——她希望如此——在所有重要的事情上都完全而坦诚地取得了一致意见。
*
布林说过他也许会正在伦敦与华盛顿的往返途中，但从听筒里传来的喧闹背景音来看，他在陆地上，周围全是人，以男人为主，而且都是美国人。因此我的结论是他在华盛顿特区，我打扰了他的会议，也就是说假如运气好，他未必会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
“哎，纳特。情况好吗？”——习惯性的和蔼语气，有点不耐烦。
“布林，艾德要结婚了，”我不动声色地通知他，“本周五。娶我以前在‘避难所’的副手。咱们谈过的那个女人。佛罗伦丝。在霍本的一个登记处。他们刚刚从我家离开。”
他没有表露出惊讶。他已经知道了。他知道的比我多。他什么时候不是这样呢？但我已经不听他指挥了。我自己说了算。他需要我甚于我需要他。你就记住了吧。
“他请我当他的伴郎，你说你敢不敢相信吧？”我又说。
“你答应了？”
“你觉得我会不会答应？”
模糊不清的嘟囔声，他去处理了一些手头的事情。“你和他单独在俱乐部待了整整一小时，”布林暴躁地提醒我，“你到底为什么不和他摊牌？”
“我该怎么做，你倒是说说看？”
“在你答应当他的伴郎之前对他说，有几件和你有关的事情我要告诉你，后面不就简单了吗？我真该把这个任务交给盖伊的。他绝对不会搞砸。”
“布林，你就不能听我说两句吗？四天后他就要结婚了。香农要去另一个星球了。现在的问题不是该派谁去找他，而是我们是该现在去找他，还是等他结婚以后。”
我也暴躁起来了。我是个自由人了。五码外我们的长椅上，普鲁默默地用点头表示赞赏。
“布林，香农飘得像个风筝一样。要是我现在和他摊牌，他会叫我滚远点儿，管他妈什么后果不后果的。布林，你明白吗？”
“等一等！”
我等着。
“你还在吗？”
在，布林。
“在我们争取到香农之前，我不允许他再次treff伽玛或其他人。听懂了？”
Treff指的是秘密会见。德国间谍俚语。也是布林喜欢用的。
“你要我去这么对他说，你是认真的吗？”我愤愤不平地反击道。
“我要你去完成这个该死的活儿，别再浪费时间了。”他吼道，我和他之间的气氛陡然升温。
“布林，你听我一句。在他目前的情绪下，他完全不受控制。句号。他不落回地面上我就不会去和他摊牌。”
“所以你打算怎么做？”
“和他的新娘佛罗伦丝谈一谈。她是接触他的唯一可行途径。”
“她会向他通风报信的。”
“她受过情报局的训练，为我工作过。她有头脑，知道轻重。我向她讲清楚利害关系，她会去和香农讲清楚的。”
背景里一阵嘟囔，然后他恶狠狠地回来。
“她知情吗？那个姑娘。知道她男人在干什么吗？”
“我不确定她知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布林。特别是等我向她讲清楚局势之后。假如她是同谋，她就会知道自己也危在旦夕了。”
布林的声音稍微柔和了一点。
“你打算怎么接触她？”
“请她吃午饭。”
又一阵背景中的嘈杂交谈声。然后突然迸发：“你要干什么？”
“她是成年人了，布林。她不会歇斯底里发作，另外她喜欢吃鱼。”
背景中的谈话声，但没有布林的声音。
最后：“老天在上，你打算带她去哪儿？”
“以前带她去过的地方。”该我发发脾气了，“听我说，布林，要是你不喜欢我的提议，那就把这个活儿交给盖伊好了，我不介意。要么你回来自己下场。”
我们的长椅上，普鲁用一根手指划过喉咙，示意我挂电话，但布林用一句“和她谈完就来向我汇报”抢先了我一步。
我们垂着头，挽着胳膊，慢悠悠地走回家里。
“不过，我觉得她也许有点预感，”普鲁回想道，“她未必知道很多，但她知道的已经足以让她担心了。”
“嗯，现在她有的不只是一点预感了。”我坦然道，想象佛罗伦丝一个人待在霍克斯顿他们的公寓里，凌乱的装修现场包围着她，她弓着背读我的十条指令，而艾德只顾蒙头大睡。
20
见到佛罗伦丝的这张脸如此紧绷和毫无表情，我并没有吃惊——若不是因为这个案子，我恐怕会大吃一惊的：上次她在这同一家餐馆坐在我对面，指控多姆·特伦奇和他家那位仁慈女爵的滔天罪行，即便是当时，她也没有变成这个样子。
至于我本人的脸嘛——它倒映在许多面镜子里——唔：谍报人员的扑克脸，这大概就是最贴切的形容了。
店堂是个L形。比较小的拐弯一侧有个酒吧，摆放着几张带软垫的长椅，客人被告知称他们订的桌子还没准备好，所以不如去酒吧坐一坐，以十二英镑一杯的价钱喝点香槟。这就是此刻的我，我在等佛罗伦丝。但在等她的人不止我一个。昏昏欲睡的侍者不见了。今天的工作人员殷勤得过分，一开始是领班等不及要带我去我预订的那张桌子，然后问我或女士有没有任何忌口或特别要求。我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我们的桌子不在窗口——非常抱歉，先生，窗口的座位早就订出去了——但他希望这个安静的角落能够让我满意。他还不如再加上一句“能够让珀西·普莱斯的麦克风满意”呢，因为按照珀西的说法，在有大量背景噪声需要应付的情况下，窗户对窃听来说就是最烦人的魔鬼。
然而即便是珀西的巫师也无法覆盖人来人往的酒吧里的每一个边边角角，因此领班紧接着就用他们这个行当最喜欢用的预言时态问我：
“您这是要直接去你们的桌子，安安静静地享用咱们的开胃酒，还是要去酒吧碰碰运气？说真的，有些人也许会觉得那儿有点吵闹。”
吵闹正是我想要的，也正是珀西的麦克风不想要的，因此我决定去酒吧碰碰运气。我选了一张松软的双人沙发，除了我那十二英镑一杯的香槟，还点了一大杯勃艮第红酒。一帮客人进门，多半是珀西派来的。佛罗伦丝多半混在其中，因为再一眨眼，我几乎没反应过来，就发现她坐在了我旁边。我指了指给她点的勃艮第红酒。她摇摇头。我要了柠檬冰水。她换掉了情报局的工作服，穿了一身时髦的裤装。她摘掉了无名指上的古老银戒指，什么都没戴。
至于我，我身穿海军蓝的运动上衣和灰色的法兰绒长裤。运动上衣右手边的口袋里有一管黄铜外壳的口红。那是日本制造的产品，收集口红是普鲁的一个爱好。切掉口红的下半截，你就得到了一个空洞，深度和宽度足以容纳好大一卷缩微胶片，而我用它装了一份裁小的打印纸，上面是我手写的文字。
佛罗伦丝的举止是假装出来的那种随意，完全是她应有的样子。我请她吃饭，但语气诡秘，在外界看来，她还不知道原因：我请她吃饭是作为她未来丈夫的伴郎，还是她以前的上司？我们寒暄。她很客气，但有所保留。我在喧哗声中压低嗓门，开始处理最要紧的事务：
“第一个问题。”我说。
她深吸一口气，把脑袋凑近我，我感觉到她的头发扎在我脸上。
“对，我还是想嫁给他。”
“下一个问题？”
“对，我告诉他去做吧，但我不知道是做什么。”
“但你鼓励了他。”我推测道。
“他说为了阻止一个阻碍欧洲一体化的阴谋，他必须采取行动，但那样会违反规定。”
“你怎么说？”
“既然他觉得正确，那就别管他妈的规定，去做吧。”
她抛开我的问题，一口气说了下去。
“他做完后——那是星期五——回到家里，他哭了，不肯说为什么。我说无论他做了什么，只要他相信是正确的就没问题。他说他相信。我说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对吧？”
她忘记了刚才的决定，拿起勃艮第喝了一大口。
“要是他发现了和他打交道的究竟是什么人呢？”我提示道。
“他会去自首，或者自杀。你想听见的就是这个？”
“这是必要的信息。”
她的嗓门大了起来。她压低声音。
“他不会撒谎，纳特。他这个人只会说实话。他不可能答应当双重间谍，但就算他答应，也不会有任何用处。”
“你们的结婚大计呢？”我再次提示她。
“按照你的指令，我邀请了所有人，还邀请了所有人的亲友事后去庆祝。艾德觉得我在发疯。”
“你们打算去哪儿度蜜月？”
“哪儿都不去。”
“你一到家就订托基的酒店。帝国大饭店，或者同等级的。新婚套房。两个晚上。他们要预付款的话就付。现在找个理由打开你的手包，放在你和我之间。”
她打开手包，翻出面巾纸擦眼睛，随手把打开的手包放在她和我之间。我拿起香槟喝了一口，左胳膊顺势从胸前伸过去，把普鲁的口红扔进手包。
“咱们走进用餐区，对话就开始广播了，”我告诉她，“桌子有窃听器，餐厅里全是珀西的人。你要装得和你以前一样难搞，脾气不是一般的大。明白了？”
漠然点头。
“回答我。”
“明白了，真是他妈的。”她从牙缝里对我说。
领班在等我们。我们在舒服的角落里面对面落座。领班信誓旦旦说这是全店堂景观最好的位置。珀西肯定送他去上过礼仪学校。还是同样硕大无朋的菜单。我坚持要点开胃菜。佛罗伦丝不怎么情愿。我逼她点烟熏三文鱼，她说行吧。我们都要了多宝鱼当主菜。
“所以两位今天都要一样的，先生。”领班惊呼道，就好像这么一来今天就和其他日子有了什么区别。
在此之前，她都忍住了不看我。此刻她盯着我。
“介意说一说为什么拖着我来这儿吗？”她对着我的脸质问道。
“非常乐意，”我以同样紧绷的语气说，“与你同居以及你显然想嫁的那个男人已经被你曾经工作的情报局鉴定为一名主动投效俄国情报机关的间谍。不过对你来说这也许并不是新闻？对吧？”
大幕拉开。我们上台。我不由想到普鲁和我在莫斯科的监控下假装颠鸾倒凤。
*
他们在“避难所”告诉过我，佛罗伦丝是个有脾气的人，但在此之前，我只在羽毛球场上见过她脾气发作。问我她今天是真的还是装出来的，我只能说那是天生的本事。这是最高级的临场发挥：仿佛即兴艺术，神灵附体，纯属自发，不留余地。
她先像死人似的一动不动地听我说，面部僵硬。我说我们有不容置疑的视频和音频证据能证明艾德的叛国行径。我说欢迎她亲自来看监控录像，当然这完全是在骗她。我说我们有一万个理由相信，她从情报局甩门而去时，满腔都是对英国政治精英的仇恨，因此她和一条怀恨在心的独狼走到了一起也并不稀奇，后者想要报复社会，正在向俄国人出售我们最烫手的机密情报。我说尽管你做出了如此愚不可及甚至更糟糕的事情，我还是得到授权，许你一条生路：
“首先，你要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艾德，他已经赤裸裸地暴露了。你告诉他，我们掌握了铁一样的证据，他这盘菜已经熟透了。你告诉他，他所属的情报局要他的项上人头，但他还有一条救赎之路，那就是毫无保留地和我们合作。要是他有所怀疑，那么另一条路就是因为通敌去蹲监狱到天长地久。”
这番话我说得非常平静，你明白的，不装腔作势，中间只被烟熏三文鱼上桌打断了一次。她始终一动不动，我看得出她正在酝酿胸中的义愤，但不管是我见到的还是听见的，都无法让我为这场大爆炸的烈度做好准备。她完全不去理会我刚刚向她传达的明确信息，而是向信使，也就是我，发起了全方位的攻击。
我以为我是什么？就因为是个间谍，所以就成了上帝的宠儿，宇宙的肚脐眼？不，实际上我仅仅是公学养出来的又一个控制欲过强的卑鄙小人。我靠羽毛球拉网捕鱼。羽毛球是我钓漂亮小男生的手段。我对艾德有歹念，我陷害他是俄罗斯间谍，因为他拒绝我的求欢。
她就这样盲目地撕扯我，仿佛一头受伤的野兽，一个凶猛的守护神，只想保护她的男人和尚未出生的孩子。也许她花了一整夜搜罗她对我产生过的每一个阴暗的念头，总之她的表现不可能更出色了。
领班毫无必要地出面干涉，坚持想知道是否一切都令人满意，过后她继续攻击我。就好像直接从教科书里搬出来的一样，她在我面前发动了第一次战术撤退：
好吧，咱们暂且假设——只是为了讨论——艾德的忠诚出现了问题。咱们暂且假设，某天夜里他去喝酒找乐子，俄国人捞到机会勒索他。结果艾德屈服了——他过上一千年也不可能，但咱们就这么假设好了。那么，你觉得他有可能无条件地答应你当一名双重间谍吗？因为他很清楚，只要我们愿意，他随时都会掉进无底洞。因此，简而言之，要是可以的话，请我告诉她，我们情报局可以给一名双重间谍什么样的保证，才能让他心甘情愿地把脑袋放进狮子的嘴巴呢？
我回答说艾德没资格讨价还价，他要么信任我们，要么接受惩罚，结果全靠多宝鱼上桌，我才躲过了另一轮猛烈攻击，她恶狠狠地戳着多宝鱼，同时盘算着她的第二次战术撤退：
“假设他真的为你做事了，”她的语气只变得柔和了一丁点，“只是假设。比方说我去说服他，这个我只能试试看。结果他搞砸了，或者俄国人放弃了他，无论哪个先发生——然后呢？他暴露了，他是废品了，去他妈的，把他扔进垃圾堆。他为什么要去经历这些烂事？何必费这个神呢？折腾来折腾去最后不是还得进监狱吗？到头来哪个下场更糟糕？被双方像个木偶似的玩弄，最后死在一条小巷里；还是偿还他对社会的欠债，活着从里面出来？”
我觉得这是叫我下最后通牒的意思了：
“你存心无视他的罪行有多么严重，对他不利的确凿证据都堆成山了，”我用我最循循善诱和斩钉截铁的语气说，“其他的都完全是空对空。你未来的丈夫已经被麻烦埋到了脖子，我们给你一个机会把他挖出来。非常抱歉，你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
然而这只是引来了又一阵轰炸：
“所以你们既是法官也是陪审团了，对吧？去他妈的法庭！去他妈的公正审判！去他妈的人权和你那个公民社会至上的老婆以为她代表的一切！”
她那头沉思了好一会儿，终于不情愿地让我得到了我为之付出巨大努力的突破。然而即便如此，她还是保留了类似于尊严的某些姿态：
“我不是在承认任何东西，明白吗？我他妈什么都没承认。”
“你继续说。”
“假如，仅仅是假如，艾德说：好吧，是我错了，我爱我的国家，我会配合，去当个双重间谍，我承担风险。我说的是假如。那么他能不能得到特赦？”
我斟酌良久。别许你不能抵赖的愿。布林的箴言。
“假如他做的事情值得，我们也认为他值得，内政大臣愿意签字：那么，他就很有可能得到特赦。”
“然后呢？他冒着生命危险，什么都得不到？我呢？有没有辛苦费？”
我们演够了。她筋疲力尽，我筋疲力尽。现在该拉上大幕了。
“佛罗伦丝，我们花了很大的工夫来见你。我们要你们无条件地合作。你和艾德两个人。作为回报，我们会给你们专业级的操控和全方位的支持。布林要一个明确的回答。就现在。不是明天。要么是好的，布林，我接受；要么是不，布林，然后承担后果。你到底选哪个？”
“我要先和艾德结婚，”她说，没有抬起头，“然后再说别的。”
“然后才告诉他我们谈成了什么？”
“对。”
“什么时候？”
“去过托基之后。”
“托基？”
“我们要去度我们四十八小时的该死的蜜月！”她吼道，怒火再次熊熊燃烧。
我和她陷入共同表演的沉默。
“佛罗伦丝，我们是朋友，对吧？”我问，“我认为咱们是。”
我向她伸出手。她依然低着头，但握住了我的手，刚开始还有些犹豫，随后真的紧紧握住，我在心里恭喜她做出了一生一次的高超表演。
21
两天半的等待说是一百天都行，其中的每一个小时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佛罗伦丝的辱骂，尽管谬以千里，但毕竟源于生活；在一些罕见的时刻，我停止思考横在我们前方的行动风险，她灼热的表演就会在我眼前重新浮现，指责我犯下我并没有犯下的罪行和我确实犯下了的诸多罪行。
自从发表夫妻同心的宣言之后，普鲁没有显露出过任何后悔做出如此承诺的迹象。她对我和蕾妮幽会没有表达不满。她早就把这种事情扫进了历史的故纸堆。我斗胆提醒她，她的法律生涯会面临何等危险，她有些尖酸地回答我说她很清楚，多谢你了。我问她一名英国法官会不会在向德国人和向俄国人传递秘密情报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她苦笑道在我们许多亲爱的法官眼中，德国人更差劲。而自始至终，尽管她一直否认其存在，但她身上训练有素的情报局配偶的那一面还是履行起了秘密工作的职责，效率之高，我只能默默地视为理所当然。
她在职业生活中继续使用家姓斯通威，她命令助理用这个名字给她订一辆车。假如租车公司要驾照详情，她去取车时自然会告诉他们。
她在我的请求下打了两次电话给佛罗伦丝，第一次是出于女性之间的情谊，问他们打算在托基的哪家酒店度蜜月，因为她非常想送花，而纳特同样坚定不移地想送艾德一瓶香槟。佛罗伦丝说帝国大饭店，登记为香农夫妇，普鲁说她听上去很专注，把一个紧张的准新娘演得很好——那是给珀西的监听人员听的。普鲁给她送花。我送香槟，我们都在网上订购商品，对珀西团队的警惕性很有信心。
普鲁第二次打给佛罗伦丝是问要不要她帮忙组织婚礼后的聚会，登记处的那条路上有家酒馆，他们打算把那儿当作礼堂。佛罗伦丝说她订了个单独的大房间，一切都挺好，就是有股尿味。普鲁答应去看看情况，但两人都认为现在换地方已经来不及了。珀西，你在外面听见了吗？
我们用普鲁的笔记本和信用卡（而不是我的）查看了飞往欧洲大陆几个地点的航班，发现尽管现在正值假期，但定期航线上的公务舱还基本上都有空位。我们在苹果树底下又过了一遍行动计划的每一个细节。我有没有忘记什么至关重要的步骤？在秘密战线上奋斗一生之后，我会不会被最后一个跨栏绊倒？普鲁说不会的。她审查了我们的安排，没有找到任何错漏。所以我就别在这儿杞人忧天了，去打个电话给艾德，问他有没有时间吃个饭吧。其实我不需要找其他理由的，这本来就是我身为伴郎要扮演的角色，因为再过二十四个小时，艾德就要和佛罗伦丝交换誓言了。
我打电话给艾德。
他很兴奋。好主意啊，纳特！太好了！午休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但他可以想办法拖长一点。狗和山羊沙龙酒吧如何，一点整见面？
那就狗和山羊了，我说。到时候见。1 300整。
*
那天的狗和山羊沙龙酒吧被穿正装的公务员塞得满满当当的，这当然不足为奇，因为从唐宁街、外交部和财政部到这儿只有区区五百码远。其中有不少正装人士与艾德年龄相仿，因此有一件事情不知为何有点不对劲：离结婚只剩下一天的他费力地挤过人群，几乎没人扭头和他打招呼。
店里没有我们的老地方，艾德用他的身高和胳膊肘左冲右突，很快在人潮中占领了吧台前的两个高脚凳。我想方设法挤到最前面，给我们买了两品脱杯的啤酒（没有挂霜，但算是挺冰了）和两份农夫午餐（有切达干酪、腌洋葱和脆皮面包），像救火人链似的顺着吧台传给艾德。
搂着吃的喝的，我和艾德头顶头凑在一起，吼叫着压过喧嚣。我只希望珀西的人有办法偷听，因为艾德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安抚我饱受折磨的神经：
“她完全疯了，纳特，疯得不可救药！我说佛罗！请了她所有的时髦朋友去酒馆庆祝！还有孩子！她给我们在托基订了个超豪华的酒店，有游泳池和按摩院的那种！知道吗？”
“知道什么？”
“我们光了，纳特！彻底破产了！钱全给装修工了！对！婚礼那天晚上闹腾完，第二天早上我们只能自己洗盘子！”
他忽然要回他工作的天晓得什么白厅小黑屋去了。酒吧像是听到命令似的陡然撤空，我们站在相对安静的人行道上，只有往来于白厅的车辆隆隆驶过。
“今晚我本来要过单身汉之夜的，”艾德尴尬地说，“你和我一起过，比方说。佛罗不许我去，说那都是男人搞出来的屁事。”
“佛罗伦丝说得对。”
“我拿着她的戒指呢，”他说，“说等她成为我的妻子就还给她。”
“好主意。”
“就放在我身上，免得我忘记。”
“要不要我替你保管到明天？”
“不用了。和你打羽毛球很开心，纳特。有史以来最好的。”
“等你从托基回来，还会更好的。”
“有道理。是啊。那就明天见了。”
你不会在白厅附近的人行道上拥抱，但我觉得他其实有这个念头。他没有和我拥抱，而是来了个热烈的握手，用双手抓住我的右手，上下使劲摇。
*
几个小时一眨眼就过去了。傍晚刚刚降临，普鲁和我又坐在苹果树下，她捧着iPad，我在看斯黛逼着我读的一本生态学书籍，讲的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我把上衣搭在椅背上，然后肯定进入了某种恍惚状态，因为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我听见的嘎嘎声来自布林·乔丹给我的定制手机。不过这次我动作太慢。普鲁从我的上衣口袋里摸出手机，放在耳边：
“不，布林。是他妻子，”她轻快地说，“一个来自过去的声音。你怎么样？好。家里人呢？好。他在床上，我很抱歉，不是很舒服。整个巴特西到处都是病倒的人。我能帮忙吗？好的，他听了肯定会很高兴。他一醒来我就告诉他。也谢谢你，布林。不，还没有，这儿的邮政一塌糊涂。我们一有机会就来，我保证。她真是太厉害了。我试过一阵油画，可惜没这个本事。也祝你晚安，布林，无论你在哪儿。”
她挂断电话。
“他向你送上祝福，”他说，“还请咱们去科克街看阿辰的画展。我看咱们恐怕赶不上了。”
*
时间到了早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事情似乎总是在早晨发生：卡罗维发利山中森林的早晨，约克郡山顶大雨滂沱的早晨，贝塔地点和行动指挥所两块屏幕上的早晨；樱草山的早晨，“避难所”的早晨，竞技场俱乐部一号球场的早晨。我煮了茶，挤了橙汁，然后回到床上；现在最适合来做昨天无法做出的决定，或者讨论我们周末干什么和去哪儿度假。
但今天我们只谈了谈该为这个盛大的活动穿什么衣服，还有今天一定会很开心，还有我建议他们去托基真是神来之笔，因为孩子们似乎没法自己做出任何实际的决定——孩子们，这是我们称呼艾德和佛罗伦丝的新代号。我们像莫斯科时代一样限制谈话的内容，因为关于珀西·普莱斯你要记住一点：当你的床头多了一个小耳朵的时候，友情就会落到第二位。
直到昨天下午，我还以为婚礼将在一楼举行，但这个认识突然得到了纠正——从狗和山羊回家的路上，我偷偷摸摸地去勘察了一下目标地区的环境，发现艾德和佛罗伦丝选择的登记处在五楼，而他们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预订成功，是因为你要爬上八段冰冷陡峭的石阶，才能来到接待台前，然后再爬上半段石阶，才能走进一个宽敞的拱顶等候室，这儿就像一个没有舞台的剧院，播放着柔和的音乐，摆着松软的座椅，焦躁不安的成群人们犹如海洋，等候室的尽头有一扇亮闪闪的黑漆大门，上面标着“仅限结婚”。楼里有一部非常小的电梯，残障人士优先使用。
在勘察过程中，我还发现三楼（整层租给一家特许会计师事务所）有一座威尼斯风格的人行桥，通往街对面一幢类似的建筑物；更妙的是还有一个灯塔式的楼梯间，可以一直下到地下停车场去。从停车场令人发狂的深度来看，任何人只要蠢到愿意爬楼梯，都可以使用这个楼梯间。然而假如你想使用三楼的人行桥，就会发现持证人员外的所有人都会被拒之门外，参见贴在厚实的电控双开门上吓人的“外来人员谢绝入内”牌子。特许会计师事务所的铜牌上列出了六名合伙人。最顶上的一位是M.贝利先生。
第二天上午，普鲁和我穿上礼服，我们都没怎么说话。
*
让我像报告任何一次特别行动那样说说具体经过吧。我们按原计划早早赶到，那是上午十一点一刻。石阶爬到一半，我们在三楼停下，普鲁戴着用鲜花装饰的帽子，站在那儿露出微笑，我和特许会计师事务所的女接待员闲聊。不，她回答我的问题，她的雇主不会在星期五提前关门。我说我是贝利先生的老客户。她像机器人一样说贝利先生整个上午都要开会。我说我们上学时就是老朋友了，但我不想打扰他，下周我会正式约个时间来找他。我留给她一张名片，那是我最后一次驻外时用剩下的：商务领事，英国驻塔林大使馆，然后等着她屈尊去看上面的文字。
“塔林在哪儿？”她问得很没礼貌。
“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在哪儿？”——咯咯傻笑。
“波罗的海，”我说，“拉脱维亚北面。”
她没问波罗的海在哪儿，但傻笑说明我已经得手了。我还主动破坏了伪装，但谁在乎呢？我们又爬上两层楼，来到宽敞的等候室，在门口附近找位置坐下。一个穿绿色制服佩少将肩章的大块头女人维持排队人群的秩序。每次一场婚礼结束，扬声器里就会响起叮咚铃声，然后她请最靠近黑色双开门的一伙人进去。门关上，十五分钟后铃声再次响起。
11时51分，佛罗伦丝和艾德手挽手出现在楼梯口，看上去像是建房互助会的活招牌：艾德穿新的灰色正装，和旧的那套一样不合身，佛罗伦丝穿一身裤装，一千年前春季阳光灿烂的某一天，作为一名前途无量的年轻情报官员，她曾穿着这身裤装向行动理事会的睿智长老们介绍“玫瑰花蕾”行动。她抱着一束红玫瑰，肯定是艾德送给她的。
我们互行亲吻礼：普鲁对佛罗伦丝，普鲁对艾德；然后，身为伴郎，我亲吻佛罗伦丝的面颊，这是我和她的第一次。
“现在可不能回头了。”我用我最欢快的语气对着她的耳朵大声说。
我刚松开佛罗伦丝，艾德的两条长臂就给了我一个笨拙的男性拥抱——我猜他以前从没这么做过——我还没回过神来，他就把我举了起来，我的胸口贴着他的胸口，勒得我险些闭过气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