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他大声说，“这家伙的羽毛球打得那叫一个烂，但其他方面他都很好。”
他放下我，兴奋得又是喘又是笑，我在刚进场的人群中搜寻异常的面孔、姿态和侧影，想要向自己证实我已经知道的事情：普鲁将不可能是这场婚礼唯一的见证人。
“爱德华与佛罗伦丝等人，请进！爱德华与佛罗伦丝等人，你们好。请这边走，谢谢。走这道门。”
穿绿色制服的少将来接我们了，但亮闪闪的黑色双开门依然紧闭。铃声越来越响，随后戛然而止。
“哎，纳特，我一转眼就把这个铃声给忘了。”艾德傻笑着对我说。
“那你肯定是个浑蛋。”我骂道，他推推我的肩膀，意思是他开玩笑而已。
佛罗伦丝有没有看过我塞进她手包的那支普鲁的高档日本口红？她有没有见到纸条上的地址？她有没有用谷歌地球查那个地址，认出远在特兰斯瓦尼亚阿尔卑斯山上的遥远客栈的老板，一对加泰罗尼亚老夫妻，曾经是我的情报员？不，应该还没查过，她太精明了，知道该怎么反监视。但她至少应该读过与地址一起给她的信件，我按照情报局的优良传统，在卷起来的打字纸上写满了小字。亲爱的泡利和弗兰切斯卡，请尽量帮助这两个好人，亚当。
登记员是一位宽厚的女士，尽责而严厉。她有一头浓密的金发，办理婚姻登记就是她的职业，听她声音里充满耐心的节奏，她做这一行已经做了许多年，也许每晚她回到家里，丈夫都会说：“亲爱的，今天办了多少对？”她说：“从早忙到晚，泰德”——或者乔治，或者随便他叫什么——然后两人坐下看电视。
婚礼仪式的高潮就快到了。根据我的经验，世上有两种新人：一种会不出声地念台词，还有一种会把每一句话吼得让全世界都能听见。佛罗伦丝属于后一种。艾德有样学样，跟着她嚷嚷，握住她的手，在近距离盯着她的脸看。
冷场。
登记员很不高兴。她望着门上方的挂钟。艾德手忙脚乱。他不记得把戒指放在新衣服的哪个口袋里了，他轻轻嘟囔“妈的”。登记员的不悦变成了谅解的微笑。找到了！——新裤子右手边的口袋，没错，他在羽毛球上痛击我的时候，也把储物柜钥匙放在这个口袋里。
他们交换戒指。普鲁走到佛罗伦丝的左侧。登记员送上她个人的祝福。她一天要送上二十次这样的祝福。铃声响起，宣告两人结合的好消息。我们前方的另一扇门打开了。任务完成。
我们左手边是一条走廊，右手边是另一条。我们走楼梯下到三楼，大家都走得很快，除了佛罗伦丝落在最后。她改变主意了吗？特许会计师事务所的接待员见到我们，露出微笑。
“我查过了，”她自豪地说，“那儿有红屋顶。对，塔林。”
“确实如此，贝利先生说过，随时都欢迎我们使用人行桥。”我对她说。
“没问题。”她像唱歌似的说，按下身旁的黄色按钮。电控门抖了一下，缓缓打开，我们进去后又在我们背后缓缓关上。
“这是去哪儿？”艾德问。
“近路，亲爱的。”普鲁说，领着我们飞快地跑过威尼斯式的人行桥，车辆在我们脚下经过。
我一步两级台阶地跑下灯塔式的楼梯。艾德和佛罗伦丝并排跟着我，普鲁断后。有一点我到现在还不敢确定：我们跑进地下停车库的时候，我听见的是珀西的手下在追赶我们，还是我们自己脚步声的回音？租来的车是一辆黑色混合动力的大众高尔夫。普鲁一小时前把车停在了这儿。她打开门锁，坐上驾驶座。我拉开后门，请新郎新娘上车。
“快来，艾德我亲爱的。给你们个惊喜。”普鲁愉快地说。
艾德拿不准主意，望向佛罗伦丝。佛罗伦丝从我身旁钻进后座，拍拍剩下的空座位。
“来吧，我的丈夫。别破坏了兴致。咱们出发。”
艾德上车，在她身旁坐下，我坐进前排乘客座。艾德蜷起两条长腿，侧身坐在车里。普鲁按下中控锁开关，把车开到出口，取出停车票塞进机器。轿车隆隆地驶上斜坡。后视镜里目前毫无异常：后面没有汽车，也没有摩托车。但假如珀西的手下给艾德的皮鞋或新衣服或其他东西做过标记，就有没有都一样了。
普鲁提前把伦敦城市机场输入了卫星导航系统，这会儿目的地显示在屏幕上。该死。我该想到的。百密一疏。佛罗伦丝和艾德忙着在后座亲热，但没过多久，艾德就把脑袋伸到前面，盯着导航屏幕看了一会儿，然后扭头看佛罗伦丝：
“到底怎么了？”他问。没人回答，他又问：“怎么了，佛罗？告诉我。别蒙我，我不喜欢这样。”
“咱们要出国。”她说。
“不可能。咱们没带行李。还有咱们请的客人怎么办？咱们连该死的护照都没带。别发疯了。”
“护照在我这儿。行李会有的。咱们去买。”
“用什么买？”
“纳特和普鲁给了咱们一些钱。”
“为什么？”
我们各自陷入沉默：普鲁在我身旁，艾德和佛罗伦丝在后视镜里，他们坐得很远，盯着彼此。
“艾德，因为他们知道了。”佛罗伦丝最后答道。
“知道什么？”艾德问。
我们再次沉默下去，普鲁埋头开车。
“他们知道你做了良知叫你去做的事情，”她说，“他们逮住你了，他们很生气。”
“他们是谁？”艾德问。
“你们情报局。还有纳特的情报局。”
“纳特的情报局？纳特有什么情报局？他是纳特啊。”
“你们的兄弟局。他是他们的人。不是他的错。所以你和我必须出国躲一阵，多亏了纳特和普鲁帮忙。否则咱们都要进监狱。”
“纳特，你真的是吗？”艾德问。
“艾德，很抱歉，我真的是。”我答道。
*
接下来的一切就像在梦中发生的。从谍报工作的角度说，这场脱逃行动顺利得超乎想象。我这辈子主持过几次脱逃，但从自己的国家逃跑还是第一次。普鲁在最后一分钟用她的信用卡买了去维也纳的商务舱机票，系统没有发出警报。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扬声器里没有响起我们的名字。普鲁和我送别新婚夫妻进安检门时，没被拦住说请跟我们来一下。没错，他们没有向我们挥手，但另一方面，他们才结婚刚刚几个小时嘛。
没错，从佛罗伦丝揭开我的伪装那一刻起，艾德就没再和我说过话，甚至连再见都没说。他和普鲁倒是一切正常，他喃喃地说“祝你顺利，普鲁”，甚至亲了一口她的面颊。但轮到我的时候，他只是隔着大大的眼镜盯着我，然后就转开了视线，仿佛他见到的超过了他的容忍范围。我一直想对他说我是个地道的好人，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致谢
诚挚感谢我的一小伙忠实朋友和预览读者，其中有一些不愿留下姓名，他们艰难地读完了本书的早期底稿，慷慨地献出了他们的时间、建议和鼓励。我想在此感谢Hamish MacGibbon、John Goldsmith、Nicholas Shakespeare、Carrie与Anthony Rowell和Bernhard Docke。还有我们家至少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先辈Marie Ingram，她的博学和热忱从未让我们失望过。作家兼记者Misha Glenny无私地分享了他在俄罗斯和捷克方面的专业知识。有时候我不得不怀疑，我会不会存心让小说陷入英国法务实践的迷宫，就是为了享受请作家及王室法律顾问Philippe Sands把我挖出来的乐趣。这次他再次做到了，用他的权威视线审视我贫瘠的文字。至于羽毛球的诗意，我必须感谢我的儿子Timothy。还有陪伴我多年的助手Vicki Phillips，我发自肺腑地感谢她的勤奋、诸多技能和从不消失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