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姆不会表现出负罪感。他会要么表现出受到了伤害，要么漠然以对。这次他选了前者。
“都怪那些学院，纳特，”他疲惫地抱怨道，“人人都以为这些老牌大学是一个整体。不，不对。你必须毕恭毕敬地一个学院一个学院跑。我会去跟进的”——圆珠笔再记一条。
名单上的第二个人是大利拉，一位生活多姿多彩的匈牙利女性。她七十多岁，是国会议员，收俄国卢布办事，后来觉得还是英镑的成色比较好，所幸那时候英镑尚未崩盘。
“大利拉一切都好，多姆，谢谢问候，好得简直了。得知接替我的是个女人，她有点不高兴。她说只要管她的还是我，就能梦想爱情唾手可得。”
他咧咧嘴，抖抖肩膀，嘲弄大利拉和她的诸多情人，不过他没笑出声来。喝一口咖啡。杯子放回碟子上。
“纳特”——平静地。
“多姆。”
“我真心认为这对你来说将是个闪亮的时刻。”
“此话怎讲，多姆？”
“哎，老天在上！我要给你一个千金难买的机会，前去单枪匹马重造一个在暗处潜伏得太久的本土对俄边哨站。有你的专业知识，你顶多——我看看？——六个月？就能拨乱反正。这个活儿需要创意，需要实操，需要的正是你。你都到了这把年纪，还能有更远大的理想吗？”
“很抱歉，多姆，我不懂你说什么。”
“你不懂？”
“对，不懂。”
“你是说他们没告诉你？”
“他们叫我来找你谈。我来找你谈。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来了？我的天。有时候我真的很纳闷，人力资源部那些白痴到底以为自己在干什么。你见的是莫伊拉吗？”
“也许她认为由你亲自告诉我比较好，多姆。你好像说什么在暗处潜伏得太久的本土对俄边哨站。这样的情报站我只知道一个，那就是避难所。它不是个边哨站，而是伦敦总站羽翼下一个已经失能的分站，它是垃圾场，用来安置无价值的变节者和已经曝光的五级线人。上次听说的时候，财政部正打算让它关门。他们肯定是忘记了。你想给我的真的就是这个？”
“纳特，避难所不是垃圾场——远远不是。在我的监管下绝对不是。那儿有几位年纪比较大的干员，这个我承认。还有依然在等待实现其潜在价值的资源。但那儿也有一等一的资源，只看你知不知道该怎么使用了。当然”——他补充道——“一个人若是能在避难所证明他的能力，就有可能被考虑晋升进入俄罗斯部。”
“所以换了你自己，多姆，你有可能会考虑这个吗？”我问。
“这个是哪个，老伙计？”
“改变事业方向，加入俄罗斯部——从避难所回来之后。”
他皱起眉头，抿紧嘴唇，把否定写在了脸上。多姆这个人太容易看透了。俄罗斯部，最好是它的部长，那是他的生平夙愿。不是因为他熟悉那片土地、有这方面的经验或会说俄语。以上三点他都不符合。他是个后进门的老城小子，缺少任何值得一提的语言能力，我估计他连做梦都想不到猎头为什么会招募他。
“因为假如这就是你的计划，多姆，我很乐意陪你踏上这段征程，只要你不反对，”我加上一句，语气是逗趣是揶揄还是愤懑，我自己也不确定，“还是说你打算撕下我报告上的姓名标签，然后把你的贴上去，就像布达佩斯那次一样？只是问问而已，多姆。”
多姆思考我的问题，也就是说他首先从搭成拱形的手指上方打量我，然后盯着不远不近的半空中看，再然后重新扫视我，确定我还坐在原处。
“我要给你的就是这份工作，纳特，爱要不要。我以伦敦总站站长的身份正式给你一个机会，接替吉尔斯·威克福德担任避难所边哨站的站长。只要你还在我的管辖范围内，你就必须听我的指挥。你将立刻接管吉尔斯的情报员和情报站的预拨资金。还有他的娱乐补贴，当然是他花剩下的。我建议你这就行动起来，推迟你还没度完的假期。有什么问题吗？”
“行不通哎，多姆。”
“有什么行不通的？请讲。”
“我得和普鲁仔细商量一下。”
“那等你和普鲁商量完了呢？”
“我们的女儿斯蒂芬妮要过十九岁生日了。我答应在她回布里斯托前带她和普鲁去滑雪一周。”
他抻长脖子，皱着眉头，夸张地望向墙上的挂历。
“什么时候开始？”
“她上到二学期了。”
“我问你什么时候去度假。”
“星期六上午五点从斯坦斯特德机场出发，欢迎你一起去。”
“假如你和普鲁到时候已经谈过了，并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我想我可以请吉尔斯在避难所守到下下周一，希望他到时候还没醉得从椅子上栽倒在地。这么安排你高兴吗，还是不高兴？”
问得好。我会高兴吗？我会留在办公室内，我会继续以俄罗斯为工作目标，哪怕我只能靠多姆施舍的残羹冷炙过日子。
但普鲁会高兴吗？
今天的普鲁不是二十多年前那位一心为国的办公室职员配偶了。但无私和坦诚还是一样。肯放下头发时也依然妙趣无穷。她同样一如既往地乐于服务世人，只是再也不想过避人耳目的生活了。那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初级律师，她接受了各种培训，学习反侦察、安全信号和密信投递与获取的技巧，陪着我前往莫斯科。整整十四个月，我们共同分担无所不在的压力，我们知道连我们最亲密的交流也受到窃听、监视和分析，从中寻找人性弱点或保密漏洞的蛛丝马迹。在情报站站长（正是那位布林·乔丹，今天他正忙着在华盛顿和我们的情报界合作伙伴开秘密会议）的卓越指导下，她领衔主演了夫妻戏码中的明星角色，各种剧情都有脚本，足以骗过敌方的隔墙之耳。
然而在我们连续第二轮去莫斯科出任务期间，普鲁发现她怀孕了，随之而来的是对办公室及其作为的突然祛魅。以欺骗为生对她就算有过吸引力，这时也已消失殆尽。她也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在国外出生。于是我们回到英国。我对自己说，也许等孩子生下来，她会改变想法。但只有不了解普鲁的人才会这么想。斯蒂芬妮出生那天，普鲁的父亲心脏病突发去世。在他的遗产的支持下，普鲁用现金买下巴特西的一幢维多利亚式屋子，屋子附带大花园和一棵苹果树。就算她在地上插上一面旗帜，宣称“此处是我家”，也不可能把意图表达得更加明确了。我们的女儿斯黛（没多久我们就开始这么叫她）绝对不能变成我们见惯了的那种外交官小崽子，被保姆带大，跟着父母从一个国家流浪到另一个国家，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她应该占据她在社会中应有的位置，念公立学校，绝不去私立或寄宿学校。
普鲁打算怎么度过她的余生呢？从哪儿中断，就从哪儿重新起步。她要成为一名人权律师，受压迫者的法律先锋。不过，她的决定不等于要和我突然分手。她理解我对女王、国家和情报局的爱。我理解她对法律和人间正义的爱。她曾经把一切都奉献给了情报局，现在不愿继续付出了。从我们婚姻的一开始，她就不太热衷于参加局长家的圣诞派对或备受尊崇的同事的葬礼，也不爱为晚辈及其食客召开家庭招待会——她不是那种妻子。反过来我也一样，打死我也不愿意去和普鲁那些思想激进的法务同僚一起聚会。
然而无论是我还是她都没能预见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居然会违背一切希望和期待，成为全球自由民主国家的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而我的驻外任务一个一个接踵而至，我沦为一名事实上的缺席丈夫和父亲。
唉，正如多姆好心指出的，现在我从海上回到了家里。过去的生活对我和普鲁都很难熬，尤其是普鲁，她有一百万个理由希望我能就此上岸，寻求在她没完没了唠叨的所谓真实世界中重获新生。我的一位老同事在伯明翰为弱势儿童开了一家户外拓展俱乐部，发誓说他这辈子都没这么快活过。我是不是也说过要去做这种事来着？
4
我们在黎明时分从斯坦斯特德出发前这个星期剩下的那几天里，出于对家庭和睦的考虑，我假装思考是要接受局里向我提供的这份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还是要像普鲁鼓吹多年的那样，与局里一刀两断。她乐于等待。斯黛宣称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她都无所谓。在她眼中，我仅仅是个中层小官僚，不管怎么折腾都不可能爬上去。她爱我，然而是居高临下的那种爱。
“面对现实吧，老小子，他们又不会让咱们出使北京或者领受爵位，对吧？”这个问题被摆上餐桌时，她喜气洋洋地提醒我。我和平时一样默然承受。只要我是一名驻外使节，我就至少还有点地位。然而回到祖国，我只是普罗大众的一分子。
直到上山后的第二个晚上，斯黛去和我们同旅馆的几个意大利年轻人寻欢作乐了，普鲁和我在马塞尔餐厅安安静静地享用奶酪火锅和一两杯樱桃酒，向普鲁倾诉局里给我的工作邀约的冲动这才控制了我，我指的是一吐为快，而不是像我计划中的那样兜圈子；不是再加上一个掩盖故事，而是从心灵深处向她倾诉——我害得她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折磨，她至少有权知道实情。她平静的认命气场告诉我，她已经感觉到了我的心思根本不在为弱势儿童开户外拓展俱乐部上。
“那是伦敦总站下属的破落分站之一，冷战的辉煌时代过后，就躺在自己的功勋上混日子，再没产出过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我苦闷地说，“那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场子，与主流体系的距离可以用光年计算，我的任务是要么扶它重新站起来，要么加速它的灭亡。”
与普鲁在一起，我们偶尔会无拘无束地谈起办公室，每逢这种时候，我总是不知道我是应该逆潮而动还是随波逐流，因此我往往会两者都兼顾一点。
“我记得你经常说你不想坐上指挥官的位置，”她轻蔑地反驳道，“你更愿意担任副手，而不是精打细算和指使他人。”
“唔，普鲁，这其实不是一个指挥官的位置，”我谨慎地向她保证，“我依然是别人的副手。”
“好，那不就没问题了吗？”她说，粲然一笑，“你会有布林手把手教你做事。你一向仰慕布林。咱们都一样”——她毫不犹豫地放下了她的顾虑。
我和她都露出了怀恋往事的笑容，我们回想起我们在莫斯科以间谍身份度过的短暂蜜月，情报站站长布林是我们永远警醒的引路人和导师。
“唉，我不会直接受布林指挥。布林现在是所有俄罗斯分站的沙皇。避难所这种小打小闹入不了他的法眼。”
“所以将会使唤你的是哪个幸运儿？”她问我。
局势不再是我心目中的那种和盘托出了。多姆在普鲁眼中是个祸害。她带着斯黛去布达佩斯探望我时认识了他，看一眼多姆憔悴的妻儿，她就明白了一切。
“嗯，从程序上说，我属于一个名叫伦敦总站的机构，”我解释道，“当然了，在实际工作中，要是发生了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都还是会顺着金字塔汇聚到布林那儿的。只要他们还需要我，普鲁，我就会留下。但连一天都不会多待。”加上最后这句是为了安慰，但究竟是在安慰谁，她和我都不怎么清楚。
她吃了满满一叉子奶酪，喝一口葡萄酒，喝一口樱桃酒；有了这些东西助威，她伸出双手，从桌子上抓住我的手。她猜到是多姆了？她凭直觉想到他了？普鲁近乎心灵感应的洞察力离令人烦恼只差一步。
“嗯，纳特，我这么说吧，”经过恰当的思考，她说，“我认为你有权去做你想做的事，只要你愿意就行，其他的都见鬼去好了。我也会同样这么做。另外，现在轮到我付账单了，所以就这样吧。这次的整个费用。要怪就怪我厚颜无耻的言行如一吧。”她又说，这个笑话永远不会过时。
正是在如此高昂的兴致之下，我们躺在床上，我感谢她多年来的慷慨付出，她反过来用好听的话夸奖我，斯黛在某处跳舞熬夜（至少我们希望如此），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现在岂不是个最理想的好机会，我可以向女儿坦白她父亲的工作的真实性质，或者说在总局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坦白。我认为她也到了该知道的时候了，而且从我这儿知道总比听别人说强得多。或许还有一个理由，不过我不会说出来，那就是自打我回到家里，她就越来越让我感到烦恼，既因为她对我随随便便的嫌弃态度，也因为她从青春期遗留而来的行为——她要么忍耐我，当我是个必不可少的碍眼家人，要么一屁股坐在我大腿上，就好像我是个已到暮年的唠叨鬼，挑剔的对象往往是最近一个缠上她的仰慕者。还有一点也让我感到烦恼，请允许我说几句残忍的实话，那就是普鲁作为一名人权律师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显赫地位，这更加印证了斯黛的信念：我是个被时代抛弃的老古董。
刚开始，普鲁身上律师与母亲的那一面很警觉。我到底打算告诉她多少内情？按理说应该存在界限。但界限究竟划在哪儿？又是谁划下的呢？是办公室还是我？假如有其他问题随之而来，我打算怎么回答它们，我考虑过吗？我怎么能确定我不会被她带歪？我们都知道斯黛的反应从来都难以预测，斯黛和我都很容易就会失控。我们在这方面如出一辙。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而普鲁的警告一如既往地合情合理、无懈可击。斯黛的青春初期完全是个噩梦，普鲁根本没必要提醒我。男孩，禁药，互相吼叫——简而言之，现代社会的常见难题一样不落，但斯黛把它们变成了一种艺术。我辗转于各个海外情报站之间时，普鲁把所有空闲时间都花在了女儿身上，她和校长、班主任恳谈，参加家长会，查阅书籍和报刊文章，上网寻求咨询机构的帮助，想知道该怎么应付这个一意孤行的女儿，同时为所有事情责备自己。
而我分担责任的方式仅仅是飞回家度周末，与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以及各种各样的学家会谈。他们都赞同的似乎只有一点，那就是斯黛聪明过人——我们倒是并不吃惊——身边的同伴让她无聊得要死，她将纪律视为一种存在性的威胁，认为她的老师愚钝得令她难以忍受，她真正需要的是个能够磨砺她的智慧、跟得上她的脚步的环境：这个结论在我看来显而易见得就像白纸黑字，但对普鲁来说就不是了，尽管她比我更信赖专家的意见。
总之，现在斯黛得到了能够磨砺智慧的环境。布里斯托大学。数学和哲学。开学她就要进入第二个学期了。
所以告诉她吧。
“亲爱的，你不认为由你来说更合适吗？”在这个脆弱的时刻，我向普鲁提议，她毕竟是全家智慧的保管者。
“不，亲爱的。既然你下定了决心，那还是从你嘴里说出来比较好。但要记住，你是个暴脾气，无论如何都不要自嘲。自嘲会逼着她直接发疯。”
扫视过各个值得考虑的地点后，就像我准备冒险接触潜在情报源时那样，我得出结论：最适合也是最自然而然的位置无疑是北坡为练习障碍滑雪而设，但很少有人使用的上山缆车。那是老式的丁字架缆车，你们肩并肩坐在上面，不会有眼神接触，没人能听见你们的交谈，左手边是松林，右手边是通往山谷的陡峭坡道。滑下去的路程不远，底下就是唯一的缆车起点，因此不需要担心失散，峰顶是强制性的起点，随之而来的其他问题可以等到下次上山时解决。
那是个清爽的冬日清晨，积雪堪称完美。普鲁声称肚子不舒服，一个人去购物了。斯黛和她的意大利年轻朋友昨晚寻欢作乐到天晓得几点，不过似乎没做什么坏事，很高兴能享受一点和老爸独处的时光。显然，我没法详细讲述我的肮脏过往，只能说我从来都不是一名真正的外交人员，仅仅是借此当作伪装而已，因此我永远不可能受封爵位或当上驻北京的使节，而既然我已经回到家里，也许她就可以别再提这一茬了，因为这么说真的让我很难过。
我想告诉她我为什么没能在她十四岁生日那天打电话给她，因为我知道这根刺依然插在她的心里。我想解释说当时我在爱沙尼亚和俄国边境的前者一侧，坐在厚厚的积雪里，祈祷我的情报员能从一堆成型木材底下钻过边境线。我想让她明白，她母亲和我作为办公室驻莫斯科情报站的成员共同生活在不间断的监视之下，投递或拾取一封密信需要十天时间，知道若是走错一步，你的情报员就会死得惨不忍睹，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但普鲁坚持认为我们的莫斯科旅程是她人生中再也不想回顾的一段经历，她用她一向如此的坦白语言说：
“另外，亲爱的，我也不认为她需要知道咱们为了俄国人的监控做爱”——不过她倒是挺享受我们最近重新过上的性生活。
*
斯黛和我抓住丁字架，我们出发了。第一次上坡，我们聊我的回归，聊我太不了解我报效了半生的祖国，我有那么多东西需要学习，斯黛，有那么多东西需要适应，我相信你肯定理解。
“比方说再也不能在去看你的时候买免税烈酒了！”她哀叹道，父亲和女儿发自肺腑地齐声大笑。
解开安全钩，我们风驰电掣般滑下山坡，斯黛在前我在后。对于我们的交心来说，这个头开得很不赖。
“亲爱的，无论你以什么方式为国效力，都没有任何可羞耻的”——普鲁的劝告在我记忆的耳朵里响起——“你和我对爱国主义的看法或许有所不同，但斯黛认为那是人类遭受的诅咒，仅次于宗教。另外，别开玩笑。在斯黛眼中，严肃时开玩笑只是一种逃避。”
我们再次把自己系在缆车上，朝着坡顶而去。就现在了。不开玩笑，不自嘲，不道歉。牢记普鲁和我草拟出的简报内容，绝不偏离方向。我恶狠狠地瞪着前方，选出一种严肃但不自负的语气。
“斯黛，关于我的一些事情，你母亲和我认为现在该让你知道了。”
“我是私生子。”她急不可耐地说。
“不，我是间谍。”
这下她也瞪着前方看了。这并不是我理想中的开局。算了。我按底稿说出台词，她静静聆听。没有视线接触，因此没有压力。我说得简短而冷静。好了，情况就是这样，斯黛，现在你知道了。我一直活在迫不得已的谎言之中，我被允许告诉你的就是这些。我也许看着像个废物，但我在我们情报局里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她什么都不说。我们来到坡顶，解开安全钩，滑下山，还是不说话。她滑得比我快，或者她喜欢这么认为，因此我让她滑在我前面。我们在缆道底下再次会合。
站在队伍中，我们没有交谈，她不看我，但我并没有因此惊慌失措。斯黛活在她自己的世界中，现在她知道我也活在我自己的世界中了，而那个世界可不是外交部小职员混吃等死的垃圾场。她排在我前面，因此她先抓住了丁字架。我们刚出发，她就开口了，用就事论事的语气问我有没有杀过人。我吃吃笑，说没有，斯黛，谢天谢地，绝对没有——这是实话。其他人杀过，未必是直接动手的，但我确实没有。甚至没有远距离遥控或拐三个弯杀过，也没有——按照局里的说法——可否认地授权杀过。
“好吧，要是你没杀过人，你作为间谍做过的第二坏的事情是什么？”——还是同样轻松自如的语气。
“呃，斯黛，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做过的第二坏的事情就是说服伙计们去做要是我不去说服，他们就应该不会做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很难说清。取决于你站在界限的哪一边。”
“比方说呢？举个例子吧。”
“唔，首先，背叛他们的祖国。”
“你说服他们做这个？”
“对，要是他们还没说服自己。”
“只有男伙计，还是说你也说服女伙计？”——要是你听过斯黛在女权话题上发表的意见，就不会觉得这是个能够随便蒙混过去的问题了。
“以男伙计为主。对，斯黛，男性，男性占压倒性的多数。”我告诉她。
我们来到了坡顶。再次解开安全钩和滑下山，斯黛在前方飞驰。我们再次在缆道底下会合。没人排队。在此之前，她上山时总是把护目镜推到额头上，但这次她把它们留在原处。镜片有镜面镀膜，所以你没法看穿它们。
“具体是怎么个说服法？”缆车一启动她就继续问我。
“呃，斯黛，当然不是拇指夹。”我答道，我这是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在斯黛眼中，严肃的时刻开玩笑只是一种逃避。
“到底是怎么说服的？”她逼问我，咬住说服的话题不放。
“怎么说呢，斯黛，很多人会为钱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人会因为怨恨或自我做事。也有人会为理念做事，就算你把钱塞进他们的喉咙，他们也不会接受。”
“具体来说，都是什么样的理念，老爸？”——她在反光的护目镜背后问我。这是几周来她第一次叫我老爸。另外我注意到她的话语间没有了脏字儿，对斯黛来说，这有可能是个红色警报。
“嗯，我想一想，举例来说，某些人对英国有着理想主义的幻想，认为它是一切民主制度之母。也可能他们以难以解释的狂热爱着我们伟大的女王。这样的英国对咱们来说也许已经不复存在，说不定从来都没存在过，但他们相信它存在，你只能随便他们去。”
“你相信吗？”
“有保留地。”
“很大的保留？”
“唉，老天在上，谁不是呢？”我答道，她的言下之意刺痛了我，就好像我有可能会没注意到这个国家正在自由坠落似的。“下九流人物拼凑出的少数派托利党内阁。比猪还无知的外交部部长，按理说他是我的老板。工党也好不到哪儿去。脱欧更是他娘的彻底发疯”——我说不下去了。我的情绪也上来了。就让我的愤慨和沉默表达剩下的意思吧。
“所以你持很大的保留意见？”她用最天真无邪的语气追问我，“甚至超级大。对吧？”
来不及了，我意识到我中门大开，但也许这正是我从一开始就想达到的效果：让她占上风，认识到我无法满足她那些才华横溢的教授的标准，然后我们就能回去当我们自己了。
“所以要是我没理解错，”她继续道，我们再次开始爬坡，“为了一个你持很大甚至超级大保留意见的国家，你去说服其他国家的人民背叛他们的祖国。”她又补充道，“原因是他们不像你一样对你的国家持有保留意见，但他们对他们的祖国持有保留意见。对吧？”
听到这儿，我不禁欢呼，既接受了我的光荣战败，同时也想找回一点面子：
“但是，斯黛，他们不是无辜的羔羊！他们出于自愿。好吧，大多数人是自愿的。再说我们也会照顾他们。我们给他们福利。他们追求的是金钱，那我们就给他们大把金钱。他们信奉上帝，那我们就给他们上帝。只要有用就行，斯黛。我们是他们的朋友。他们信任我们。我们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满足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
但她对世界如何运转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我的世界——下一次上山的时候，她的意图昭然若揭。
“你在劝说其他人成为什么人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自己是什么人？”
“斯黛，我只知道我站在正确的一边。”我答道，尽管普鲁的劝诫犹在耳边，但我的脾气还是大了起来。
“那是哪一边呢？”
“我们情报局。我的祖国。事实上，也是你的祖国。”
绝对是最后一次上坡的路上，见我镇定下来之后：
“老爸？”
“说吧。”
“你在海外的时候有没有出过事？”
“什么事？”
“婚外情。”
“你母亲说我有过？”
“没。”
“那你他妈管这么多干什么？”我吼道，没来得及阻止自己。
“因为我他妈不是我母亲。”她以同等力度吼回来。
在这个不和谐的休止符之下，我们最后一次解开安全钩，分别下山滑向村庄。傍晚时分，她拒绝了意大利伙伴出去狂欢的邀请，坚持说她需要上床休息。她确实上床去了，但先喝完了整整一瓶勃艮第红酒。
至于我，在认真反省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向普鲁大致转述了我和女儿的谈话；为了照顾双方的情绪，我省略了斯黛最后那个毫无根据的诘问。我甚至企图说服我俩，我们的小小恳谈算是完成了使命，但普鲁实在太熟悉我了。第二天上午飞回伦敦的航班上，斯黛单独坐在过道的另一侧。再一天，她返回布里斯托的前一天，她和普鲁之间爆发了最恐怖的一场争吵。激起斯黛怒火的并不是她父亲是个间谍，甚至不是他以说服其他伙计（无论男女）当间谍为生，而是她饱受折磨的母亲竟然向亲生女儿保守如此巨大的一个秘密，因此破坏了女性之间最神圣的信赖纽带。
普鲁温和地指出，她无权泄露秘密，因为这个秘密不属于她，而属于我，甚至都不属于我，而是属于情报局；斯黛冲出家门，去男朋友家过夜，然后独自前往布里斯托，打发男朋友回来拿行李，学期开始后过了两天才踏进校门。
*
艾德在这场家庭肥皂剧里友情客串了什么角色吗？他当然没有。怎么可能呢？他根本没离开过本岛。但有一个瞬间——或许是个眼花的瞬间，但依然难以忘记——俯瞰整个滑雪场的三峰度假村里，我和普鲁正在享用奶酪吐司和白葡萄酒，这时一个年轻男人从我们身边走过，说他是艾德的复制品都行。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不是雕像，就是他本人。
斯黛在睡懒觉。普鲁和我大清早滑了一场，正在考虑要不要去慢吞吞地溜边蹭底。这时你看呀，一个酷似艾德的人戴着一顶绒球帽走了进来——一样的身高，一样的气质：孤独、委屈、有点迷失——他在门口不屈不挠地跺掉靴子上的积雪，堵住所有人的去路，然后摘掉护目镜，眨着眼睛扫视整个房间，就好像他弄丢了眼镜。我想和他打招呼，胳膊举到一半才阻止了自己。
但普鲁和平时一样目光如炬，她看见了我的动作。出于某些我至今还想不通的原因，我的动作没有做完，于是她要我完完整整、明明白白地解释一下。我三言两语告诉了她：竞技场俱乐部有个小伙子不肯放过我，逼着我答应和他比一场。然而普鲁还不满足。既然你们只聊了短短几句，他为什么给你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呢？我对酷似他的一个男人为什么会自然而然地做出反应呢？这绝对不符合我的风格。
对此我给出了连珠炮一般的回答，普鲁记得比我更清楚：他是个怪人，我好像是这么说的，他有某种豪勇之气；吧台前一群闹腾的家伙企图取笑他，他却持续不断地向我发起进攻，直到实现他的目标，然后扬长而去，用行动叫他们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
*
假如你像我一样热爱高山，就会知道从山上下来永远令人情绪低落，然而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星期一，你走进卡姆登的一条小巷，见到一幢难看得刺眼的三层红砖小破楼，完全不知道等你走进去之后会发生什么，那需要的就是十二万分的勇气了。
堂堂一个分站怎么会沦落到如此破败的一座建筑物里，这本身就是个难解之谜。“避难所”这个讽刺雅称的由来则是另一个谜团。有一种说法是此处在1939至1945年的战争期间曾被用作关押德国间谍的安全屋，另一种说法是一位前局长曾在这儿金屋藏娇，还有一种说法是总局在永无穷尽的政策变动中的某一次期间，认为将分站分散在伦敦城各处最有利于安保，由于“避难所”的地位过于低下，因此这条政策作废时人们把它忘了个一干二净。
我爬上三级劈裂的台阶。还没等我把钥匙插进年代久远的耶鲁锁，油漆剥落的大门就自己打开了。站在我正前方的是一度令人望而生畏的吉尔斯·威克福德，他体重超标，眼泪汪汪，但他在全盛期曾经是情报局最精明的间谍操控者，比我只大三岁。
“我亲爱的朋友，”他在昨夜的威士忌酒气中用嘶哑的声音说，“精确到了分钟，和以前一样！请接受我最热烈的问候，大人。何等的荣幸！想不出还有哪位更优秀的伙计能来接我的班了。”
然后我接见他的团队，他们二人一组分散在一道狭窄的木楼梯的上下两端：
伊戈尔，忧郁的立陶宛人，六十五岁，冷战期间曾是情报局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巴尔干情报网的操盘手，现在归他操控的仅仅是温和的外国使领馆雇用的听话的办公室清洁工、看门人和打字员。
接下来，玛丽卡，据称是伊戈尔的爱沙尼亚情人；她是一名寡妇，丈夫生前是一位退休的情报局特工，死在圣彼得堡的时候那儿还叫列宁格勒。
然后是丹妮斯，矮胖，聒噪，会说俄语，半挪威父母的苏格兰女儿。
最后是小伊利亚，眼神锐利，会说俄语，有英国和芬兰的血统，五年前我在赫尔辛基招募他成为一名双重间谍。他后来为我的继任者工作，我们承诺帮他定居英国。刚开始总局连碰都不肯碰他。还是在我再三向布林·乔丹推荐之后，他们才同意接纳他成为最低等的秘密生活形态的一名成员：初等助理文员，涉密等级C。他用芬兰语欢呼，用俄国人的方式拥抱我。
最后，辅佐我的助理文员们，拥有两种文化背景，接受过基础行动训练，待在永远黑暗的顶楼。
我们的盛大巡游似乎行将结束，回到吉尔斯散发着霉味的办公室，我开始琢磨承诺会配给我的副手到底存不存在，这时吉尔斯仪式性地敲了敲一扇毛玻璃门，正是在这个我觉得曾经是个用人卧室的房间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佛罗伦丝——她很年轻，面容坚毅，体态端庄，会说流利的俄语，见习期正在第二年，是“避难所”分站最新补充的人员，按照多姆的说法，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那她为什么不直接去俄罗斯部？”我这么问多姆。
“因为我们认为她还有点嫩，纳特，”多姆自以为是地说，用了天晓得从哪儿听来的说法，言下之意无非是暗示他处于决策中枢，“有天赋，但我们认为应该再让她积淀一年。”
有天赋，但需要积淀。我找莫伊拉看了看她的个人档案。不出所料，多姆盗用了最好的台词。
*
忽然之间，“避难所”的一切都变得围着佛罗伦丝转了。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是这样。或许也还有其他值得一提的项目，但从我的视线落在玫瑰花蕾行动的草案上之后，我们这个小世界里就只剩下了这么一出戏，而佛罗伦丝是其中唯一的明星。
在她的主动出击之下，她招募了一位心怀不满的情妇，其情夫是一名以伦敦为中心活动的乌克兰寡头，此君代号奥尔森，与莫斯科中央局和乌克兰政府内的亲普京势力都有着证据确凿的联系。
她野心勃勃的计划（牛皮吹得快要上天了）请求总局派遣潜行别动队潜入奥尔森价值七千五百万英镑的公园巷复式豪宅，把窃听器装得连房梁上都是，顺便对安装在一扇铁门背后的一套电脑阵列做点结构调整——那扇门就开在通往观景会客室的大理石台阶的半中腰。
就当前的形势而言，行动理事会给“玫瑰花蕾”开绿灯的可能性在我看来是个零蛋。非法闯入是个竞争激烈的领域。潜行别动队宝贵如砂金。“玫瑰花蕾”目前仅仅是纷乱集市上的又一个不起眼的小声音。然而我越是研究佛罗伦丝的计划书，就越是确信，若是经过无情的改造，精确地掌握好时机，“玫瑰花蕾”就能够交付出可用性优良的高等级情报。至于佛罗伦丝，正如吉尔斯某天晚上在避难所的后厨就着一瓶泰斯卡威士忌一本正经告诉我的，“玫瑰花蕾”找到了一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甚至偏执成性的战士：
“姑娘做了所有的实地工作，文书工作也是她自己做的。从她从文件堆里挖出奥尔森的那天起，她无论醒着睡着就全在想那位老兄了。我对她说：你和这家伙有血仇吗？她甚至都没笑。说他是人类的祸殃，必须冲进下水道。”
咕咚咕咚一大口威士忌。
“姑娘不满足于接近阿斯特拉，和她成为至交好友”——阿斯特拉是奥尔森心怀不满的情妇的代号——“她把目标住所的夜班守门人也拉下水了。她给那家伙编了个故事，说她隐姓埋名为《每日邮报》写特稿，想报道寡头们在伦敦的生活方式。夜班守门人爱上了她，她说什么他都相信。无论什么时候，要是她想参观一下狮子笼，只需要《每日邮报》的小金库掏个五千镑好处费，她说一声就行。不成熟个屁。胆子比大象都他妈大。”
*
我安排和珀西·普莱斯在私下里吃了个午饭，他是监控部这个独立王国的实权老大。按照规定，我理所当然地也拉上了多姆。然而我很快就发现珀西和多姆完全合不来，但珀西和我是老交情了。他当过警察，五十多岁，瘦削而沉默。十年前，在他的一个潜行别动队和我操控的一名情报员的合作下，我们在国际武器展上盗取了俄罗斯展出的一种导弹原型。
“我的弟兄和姐妹们经常撞见这位奥尔森，”他边回忆边抱怨道，“每次我们逮住一个鬼鬼祟祟的亿万富翁把手指插进俄国这块馅饼里，就会发现奥尔森蹦了出来。我们不负责案子，我们只是监视者。别人叫我们监视什么，我们就监视什么。但我很高兴有人终于决定去找他的麻烦了，因为他和他那伙人已经害得我头疼很久了。”
珀西会去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开个后门。但你要知道，纳特，我没法给你打包票。万一行动理事会忽然决定另一个目标更重要，珀西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无能为力。
“当然了，珀西，一切都必须经过我的批准。”多姆说；我和珀西齐声说，对，多姆，那当然。
三天后，珀西打电话到我的情报局手机上。似乎很快就会有个机会了，纳特。也许值得一试。多谢了，珀西，我说，有机会我会转告多姆的，言下之意是能拖多久就拖多久，甚至干脆不说。
佛罗伦丝的鸽子笼与我的办公室只有一步之遥。我告诉她，从今天开始，只要有必要，她愿意把多少优质时间花在奥尔森心怀不满的情妇（代号阿斯特拉）身上都行。她可以带她去乡间开车兜风，陪她逛街购物，去阿斯特拉最喜欢的福南梅森共进闺蜜午餐。她还可以继续耕作目标住所的夜间守门人。为此我撇开多姆，批了五百块给她当润滑剂。在我的指导下，佛罗伦丝将编写一份正式申请书，请求行动理事会派遣潜行别动队进入奥尔森的复式豪宅，进行第一次秘密侦察。这么早就把理事会拖下水，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对此事非常认真。
我的本能刚开始还想小心翼翼地享受佛罗伦丝的陪伴：她属于那种上流阶层的姑娘，骑着小马长大，你永远也猜不到她们内心究竟在转什么念头。斯黛看一眼就会憎恶她，而普鲁会担心。她有一双从来不笑的棕色大眼睛。她在工作场所喜欢用宽松的羊毛裙和平底鞋遮蔽体型，而且不化妆。根据她的档案，她和父母一起住在皮姆利科，没有固定的伴侣。出于她本人的意愿，她没有公开性取向。她在无名指上戴了一枚男用的图章戒指，我觉得那是她的挡箭牌。她走起路来大步流星，每一步都会微微地弹跳一下。同样的弹跳也出现在她的声音里，那是纯正的切尔滕纳姆女子学院腔调外加搬砖工的咒骂。在“玫瑰花蕾”行动的一次讨论中，我第一次见识到了这个难以想象的配对。参加会议的有五个人：多姆、珀西·普莱斯、我、情报局浮夸的窃贼埃里克和见习生佛罗伦丝。当时的议题是切断供电能不能构成一个转移视线的花招，方便埃里克手下的兄弟姐妹在奥尔森的复式豪宅里完成侦察工作。佛罗伦丝一直很安静，直到忍无可忍，突然爆发：
“可是，埃里克，”她反对道，“咱们以为奥尔森的电脑是靠什么运行的？他妈的干电池吗？”
有一个紧迫的难题等待我去解决，那就是去除她打算向行动理事会提交的草案里无所不在的义愤色彩。我也许不是情报局文书工作方面的无冕之王——我本人的报告能证明恰恰相反——但我很清楚什么会刺激得我们伟大的规划师炸毛。我用明明白白的语言解释给她听，她却气得暴跳如雷。她真是我的副手吗，我难道是在和斯黛打交道吗？
“唉我的天，”她叹息道，“你下一句就要说你对副词有意见了。”
“我才不会说这种事呢。我想说的是，在行动理事会和俄国部的眼里，奥尔森是整个地球最卑劣的人还是万种美德的楷模只是一件——用你的话来说——屌毛小事。因此，我们要删掉有关正义和盗取全世界受压迫人民的海量金钱的所有内容。我们要写清楚的是意图、收益、风险等级和可否认性，要他妈确保‘避难所’的符号用水印打在每一页上，而不是被其他人的标记神秘地替换掉。”
“比方说多姆的？”
“比方说任何人的。”
她跺着脚走回鸽子笼里，一把摔上门。难怪吉尔斯会爱上她呢，这家伙没有女儿。我打电话给珀西，说“玫瑰花蕾”的草案正在加班加点制作之中。等我所有的拖延借口都用完了，我完整而坦诚地向多姆讲述了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进展——言下之意：足以让他保持安静。星期一晚上，带着可以理解的自满感觉，我告别“避难所”，前往竞技场俱乐部，完成我与研究员爱德华·斯坦利·香农等待多日的球场交锋。
5
根据我的起居日志——在它的有生之年里，记录在内的信息永远不会太多，我总是做好了把它忘在公共汽车上或家里的准备——艾德和我在竞技场一共打了十五场比赛，以周一为主，但不是都在周一，有时候一周打两场，the Fall之前十四场，之后一场。我使用Fall这个词纯属个人喜好，事情与秋季或者亚当和夏娃都毫无关系。我不确定这个词能不能涵盖有关这个案子的一切，但我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说法了。
假如我从北面前往竞技场俱乐部，那么精神抖擞地穿过巴特西公园、步行走完最后这段路无疑是一件乐事。假如我直接从家里去，只需要走区区五百码就行。竞技场不像是一个我这种人会去的俱乐部，也是我很大一部分成年生活中的逃避去处。普鲁说它是我的婴儿游乐栏。我在海外工作时依然保留会籍，用休假时间不让自己掉出排名表。每次办公室召唤我回来开行动会议，我就会挤出时间去打一场比赛。在竞技场，对于全世界而言，我仅仅是纳特，没人在乎我或其他人以什么为生，也没人会问你。中国人和其他亚裔与白人的比例是三比一。斯黛自从学会说“不”之后就再也不肯来了，不过有过一段时间，我用婴儿车推着她来吃冰激凌和游泳。要是我邀请普鲁，她倒是个好伙伴，然而也仅仅是为了哄我开心，但近来由于公益活动繁忙，加之事务所卷入了共同诉讼，她完全没时间陪我了。
俱乐部有一位不知年龄、常年失眠的汕头裔酒保，他叫弗雷德。俱乐部的青少年会籍便宜得不挣钱，但只有在二十二岁之前才能享受。之后就必须缴纳每年二百五十镑的会费，外加一笔相当不菲的入门费。要不是有一位名叫亚瑟的中国会员从天而降，匿名捐赠了十万欧元——由此诞生了一个传奇——俱乐部恐怕就必须开设商店或提高收费了。有资格感谢亚瑟慷慨解囊的人为数甚少，身为名誉秘书长，我是其中之一。一天晚上，我听说他在酒吧里。他和我年龄相仿，但早生华发，一身时髦的正装，打着漂亮的领带，直勾勾地望着前方。他没喝酒。
“亚瑟，”我说，在他身旁坐下，“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我等着他转过头来，但他依然盯着不远不近的半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