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为了我儿子。”他隔了几百年才答道。
“所以今晚你儿子来了吗？”我问，看见一群中国年轻人在游泳池边晃膀子。
“不在了。”他答道，依然没有扭头看我。
不在了？什么意思？
我私下里调查了一下。中国人的名字很复杂。有一位青少年会员似乎与这位捐赠者的姓氏相同，但他的年度会籍已经过期六个月，而且对连珠炮似的提醒邮件置之不理。最后还是爱丽丝接上了线索。金，她记得他。一个热情的瘦小男孩。甜得像馅饼，填的年龄是十六，但看上去有六十。一个中国女人陪他来，非常有礼貌，可能是他母亲，也可能是护士。直接用现金买了六节入门课，但那孩子接不住球，给他喂球都不行。教练建议他在家里多练习，只练手眼配合，球搁在球拍上，然后过两个星期再来。但男孩再也没来过。护士也一样。我们猜他多半放弃了，或者回国去了。唉，亲爱的耶稣啊，你别说了。唉，上帝保佑那个可怜的孩子。
我不确定我为什么要详细讲述这段插曲，总之就是我爱这个地方，多年来它一直属于我；正是在这里，我和艾德打了十五场比赛，除了最后一次，我全都乐在其中。
*
我们约定的第一场周一比赛并不像记录所暗示的那样，是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好开始。我是个守时的人——斯黛说我那叫肛门期人格。我们在整整三周前定好了时间，他气喘吁吁地赶到时离八点只差三分钟了，而且身穿皱巴巴的街头便服，脚腕上扎着骑行裤夹。他拎着一个棕色的仿皮手提箱，而且脾气一点就炸。
请记住一点，我只见过一次他穿羽毛球行头的样子。再记住一点：他比我年轻至少二十岁，在我的同伴们的注视下向我发起挑战，而我接受他的挑战只是为了拯救他的颜面。还要记住一点：我不但是俱乐部冠军，而且当天上午我还一口气开了两个接手会议，与会者是吉尔斯两个最没前途也最没产出的情报员，二人凑巧都是女性，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二人都不愿接受要改换操控者的事实；我把午餐时间花在了安抚普鲁的情绪上，因为斯黛发给她一封伤人的邮件，命令普鲁把她忘在门厅桌上的手机用挂号包裹寄到一个陌生地址，由朱诺转交（朱诺又他娘的是谁？）；下午我忙着继续剪除抨击奥尔森堕落的生活方式的多余篇章，而在此之前我已经两次命令佛罗伦丝去掉它们了。
最后再记住一点：到艾德冲进更衣室、把一个亡命徒演得活灵活现的时候，我已经穿好全套羽毛球行头，盯着挂钟生了十分钟的闷气。他一边开始脱衣服，一边前言不搭后语地唠叨什么“讨厌自行车的狗娘养的大货车司机”在红灯路口对他做了什么不友好的事情，他的老板“毫无他妈的理由地不许我正常下班”，从头到尾我只能回他一句“太同情你了”，然后坐在长凳上，在镜子里欣赏他乱哄哄的更衣过程。
假如说我不再是他几周前见到的那个悠闲男人了，那么我眼前的这个艾德和需要爱丽丝帮助才能接近我的半大小子也没多少相似之处。他脱掉上衣，上半身向下一扫，连膝盖都没弯，就一掌拍开了储物柜，取出一筒羽毛球和两把球拍，然后是一卷衣物，里面有T恤、短裤、袜子和运动鞋。
我注意到他的脚很大。跑起来有可能比较慢。我还没琢磨完这个，却看见他把棕色手提箱往储物柜里一扔，然后拧钥匙上锁。怎么？他的羽毛球行头才换到一半啊。他正在心急火燎地脱衣服，三十秒以后，他还要同样心急火燎地把日常衣物塞进同一个储物柜。既然半分钟后必须开锁，那现在为什么要上锁呢？难道他担心只要他一转身，就会有人偷走他的手提箱？
我不是有意识地去思考这些的，是我的职业本能在作祟。我受过的训练叫我这么做，而我从开始工作起就一直在这么做，无论我注意的对象是普鲁在巴特西家里的梳妆台前做脸，还是在咖啡馆一角坐得太久的那对中年夫妇，交谈时过于认真，连一眼都没看过我所在的方向。
他把衬衫从脑袋上脱下来，露出赤裸的身躯。好体格，有点瘦，没文身，没瘢痕，也没有其他明显的印记，从我所坐的位置看上去，个头非常、非常的高。他摘掉眼镜，打开储物柜的锁，把眼镜扔进去，重新上锁。他穿上T恤，然后穿他第一次和我搭话时穿的那条五分裤，最后是一双曾经雪白的运动袜。
他的膝盖此时与我的眼睛齐平。摘掉眼镜后，他的脸显得光秃秃的，比最初接近我时看上去还要年轻。顶多二十五。他面对我俯身，往墙面镜里看。他戴上隐形眼镜，眨掉眼睛里的异物感。我还注意到一点：无论他上半身怎么动，他依然连一次也没弯曲过膝盖。所有动作都以腰关节为轴，无论是系鞋带还是抻着脖子戴隐形眼镜。因此，尽管他个子高，碰到低球或斜线球他也许就有困难了。他再次开锁，把上衣、衬衫和鞋子塞进去，摔上门，转钥匙，取下钥匙，盯着掌心里的钥匙看一眼，耸耸肩，拆开系钥匙的带子，踢开脚边垃圾筒的盖子，把带子扔进去，钥匙放进五分裤的右口袋里。
“全都好了？”他问，就好像害得我们干等的不是他，而是我。
我们走向球场，艾德在前我在后，他把球拍甩来甩去，还在对自己生闷气，不知是因为讨厌自行车的大货车司机还是他脑袋只有蚕豆大的老板，或许还有他还没说到的其他理由也未可知。他知道路。他偷偷地来这儿练过，我敢打赌，很可能从下战书的那天起一直在练。我的工作要求我能够容忍换个环境我连话都懒得说的一些人，但这个年轻人正在考验我的耐心，而羽毛球场正是一个教训人的好地方。
*
初次比赛的那天晚上，我们艰苦地打了七局。包括冠军赛在内，我不记得我打得这么累过，也从没如此渴望过要挫挫一个年轻人的傲气。我赢了四局，但都是险胜。他很厉害，然而万幸的是他不够协调，因此我就有了机会。尽管他比我年轻，但我认为他已经发挥到极限了，你要记住他的臂展比我长六七英寸。另外谢天谢地，他的注意力不够稳定。有十几分，他冲锋、扣球、横跳、挑高球、放小球、救球，强迫身体摆出各种难以想象的角度，我拼了老命才能跟上。然后接下来的三四个回合，他突然泄气，就好像赢球对他来说忽然不再重要。紧接着他恢复生机，只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从第一回合到最后一回合，我和他连一个字都没交流过，除了他一丝不苟地念出比分——他从第一分开始就主动揽下了这个任务——还有他偶尔失误时骂出来的“该死！”。我们打到决胜局的时候，吸引了十几名观众，结束时甚至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没错，他脚步很重。没错，尽管他有身高优势，但接低角度球总是手忙脚乱，有点赶不上趟。
然而，虽说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不得不说他无论打球还是认输都出乎意料地有风度，他一次也没有抗议过出界裁决，也没有请求重赛，这在竞技场俱乐部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挺难得的。比赛刚结束，他就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从他来找我那天算起，那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笑——他非常懊恼，但很有运动员精神，我因为出乎意料而觉得更加高兴。
“这一场打得真带劲，纳特，从没这么带劲过，没错。”他真诚地对我说，握住我的手，上下使劲摇。“有时间来一口吗？我请客？”
来一口？我离开英国是不是太久了。他是想说吸一口吗？荒谬的念头在我脑海里闪过：他从棕色手提箱里取出可卡因请我吸。然后我意识到他只是在问我要不要去酒吧喝一杯高雅的小酒，于是我说今晚不行，非常抱歉，艾德，多谢，但我还有事——这是实话：深夜我还要开一个接手会议，这次是吉尔斯的又一名女情报员，代号星光，一个彻头彻尾的麻烦精，在我心里早就打上了不值得信任的标签，但吉尔斯坚信他对她知根知底。
“下周来一场复仇赛如何？”艾德不屈不挠地问我，我对此已经有所准备。“要是你或我有事不得不取消也没什么。我来订球场。意下如何？”
对于这个问题，我再次诚心诚意地答道，我有点身不由己，所以咱们到时候再看吧。没关系，反正我来订球场，算在我头上。随后他又握住我的手，古怪地上下使劲摇。我和他告别，见到他的最后一眼是他扎着骑行裤夹，弯腰在开他那辆古董自行车的锁。有人说你的车堵住人行道了，他说你给我滚远点儿。
结果我不得不发短信给他，取消下周一的比赛，因为“玫瑰花蕾”——感谢佛罗伦丝不情愿地默许我降低了义愤的成分，也多亏了我花时间走后门游说——需要投入大量的人手。他说要么改周三吧，但我不得不回他说一整周我都身不由己。又一个周一快到了，我们的形势依然岌岌可危，我道歉说我只能再次取消了，而且这一周似乎还是不太可能。这么对待他，我心里很不好受，每次收到一个彬彬有礼的“没问题”，我都觉得像是心头大石落地。第三周的星期五晚上，我仍旧无法确定下周一或任何一天有没有空，这意味着我要连放他三次鸽子了。
已经过了下班时间。“避难所”的周末值班人员陆续到来。小伊利亚再次主动请缨。他需要值班补贴。我的情报局电话响了。打来的是多姆。我有一半心思不想接电话，但最后还是心软了。
“纳特，我有个相当令人振奋的消息要告诉你，”他用开大会的语调宣布，“代号‘玫瑰花蕾’的某位女士得到了俄罗斯部大佬们的青睐。他们把咱们的提案书转给了行动理事会，判断是否要决定采取行动。祝你周末愉快。这是你应得的，请允许我这么说。”
“是咱们的提案书吗，多姆？还是仅仅伦敦总站的提案书？”
“咱们的共同提案书，纳特，你我已经有过共识了。‘避难所’和伦敦总站，肩并肩迈步向前。”
“发起人具体是哪一位呢？”
“你无畏的副手被定为提案书的发起人，尽管她目前还在见习期，因此按照传统惯例，她必须在下周五上午十点半去行动理事会的会议室做正式汇报。满意了吗？”
除非白纸黑字写下来我才会满意，多姆。我打电话给薇薇，事实证明她是个盟友。她把正式确认书用电子邮件发给我。多姆和我有同等的署名待遇。佛罗伦丝是得到认可的发起者。这时我终于觉得可以发短信给艾德了。很抱歉如此仓促，但下周一你还有没有时间？
艾德说他有。
这次他穿的不是汗津津的灰色上衣，没扎骑行裤夹，没抱怨大货车驾驶员或没脑子的老板，也没拎仿皮手提箱。他穿牛仔裤、运动鞋和开领衬衫，一边解下自行车手的安全帽，一边露出灿烂而快乐的笑容。我不得不说，日以继夜地结结实实工作三个星期之后，这个笑容和上下使劲摇的握手相当提神。
“你之前缩卵了，然后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对不对？”
“我正在靴子里发抖呢。”我欢快地附和道，迈着轻步兵的步伐和他一起走向更衣室。
比赛依然针尖对麦芒。但这次没有观众，因此气氛也只剩下了令人愉快的那种紧张。和上次一样，我们你追我赶直到最后几回合，但让我生气的是（同时也让我松了一口气，因为谁想要一个每次都能击败的对手呢？）他在生死关头堂堂正正地战胜了我，这次我开口甚至比他快，邀请他去酒吧喝他上次建议的那一口。星期一来俱乐部的会员寥寥无几，但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习惯使然，我还是走向了观察者的传统角落——那是一张铁皮桌面的二人台子，远离游泳池，贴着墙壁，能够直接看见大门。
我和他连一个字都没说，但从此以后，无论是我们周一的固定约会，还是其他日子的偷空见面，这张孤零零的铁皮酒桌都成了我母亲在德国血统发作时所谓的Stammtisch（德语：老地方），或者用我亲爱的同事们的说法：犯罪现场。
我以为比赛后的第一次啤酒聚会仅仅是在践行惯例：输家请第一杯，若是没喝够，赢家请第二杯，双方互相揶揄，定下复仇的日期，洗澡，分道扬镳。按照艾德的这个年纪，晚上九点生活才刚开始，我猜我们只会喝一杯，然后我就可以滚蛋了，因为普鲁肯定正在南华克和她的宝贝公益委托人埋头工作呢。
“所以，纳特你是伦敦人？”艾德问我，我们刚拿着啤酒杯坐下。
我说我确实是这么一个人。
“是哪一类的呢？”
人们在这个俱乐部通常不会聊得这么深入，不过管他呢。
“就是到处打打食呗，”我答道，“在国外挣过一段时间面包钱。现在我回来了，正在研究应该往哪儿下嘴呢。”送个添头好了：“顺便帮一个老朋友捋一捋他的生意。”补充完毕，我使出屡试不爽的套路，“你呢，艾德？爱丽丝不小心说走嘴了，她说你是个研究员。没错吧？”
他思考着我的问题，就好像从没被人这么问过。受到盘问似乎让他有点不高兴。
“对，研究员。正是在下。”他沉思了好一会儿，“研究。资料送进来。处理。送还给客户。是啊。”
“所以主要是日常新闻？”
“对。各种各样的。国内的，国外的，伪造的。”
“想必还有企业的了？”我猜测道，想到了他如何谩骂老板。
“对。非常有企业精神。必须服从命令，否则就死路一条。”
我以为他已经说完了他想说的话，因为他再次陷入了自己的思绪。但他再次开口：
“虽然这么说。我还是去德国躲了几年的，明白吗？”他在安慰自己，“我爱那个国家，但不怎么喜欢做的工作。于是我就回来了。”
“回来做同样的工作？”
“嗯，对，不同的分部，同样的烂事。还以为会好一点呢。”
“但并没有。”
“完全没有。话虽这么说，但还是得熬下去。尽力而为吧。是啊。”
关于我们各自的职业，我们交流的内容一共就这么多，我无所谓，我猜我和他都无所谓，因为我不记得我或他后来还涉足过这个话题，然而我亲爱的同事们却不愿相信。不过我记得一清二楚，就好像是今晚才发生的事情一样，我们刚放下有关各自职业的话题，对话就立刻突然改变了方向。
艾德闷闷不乐地盯着不远不近的半空中看了一会儿，从他龇牙咧嘴的表情来看，他正在和自己辩论什么至关重要的难题。
“纳特，介意我请教一个问题吗？”他脱口而出，像是突然下定了决心。
“当然不介意了。”我友好地答道。
“只是因为我真的非常尊敬你。尽管咱们认识还没多久。你和一个人打过比赛，用不了多久就能了解他。”
“继续。”
“谢谢。那我说了。我经过思考得出结论，对于英国和欧洲而言，也对于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民主制度而言，英国在唐纳德·特朗普当政时期脱离欧盟，从而不可避免地沦为美国的附庸，而美国正在制度性种族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上向前狂奔，这是彻头彻尾、毫无疑问的胡鸡巴闹。我想请教的问题是：你是总体而言同意我的看法，还是说我冒犯了你，现在我应该起身告辞？前者还是后者？”
一个我才刚认识的年轻人如此突如其来地询问我的政治立场，我吃了一惊，保持着普鲁所谓体面的沉默。他目光涣散地看了一会儿游泳池里戏水的人们，然后把视线转回我身上。
“我想说的重点是我不想和你虚头巴脑地坐在这儿喝酒，因为我非常钦佩你的球技，也钦佩你本人。要我说，脱欧是英国自从1939年以来最重要的决定。人们都说1945年以来，但实话实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因此我只想问清楚，你同不同意我？我知道我太认真了。别人都这么说。还有很多人不喜欢我，说我是个直肠子，不过事实如此。”
“在你的工作场所？”我问——我想拖延时间。
“在我所谓的言论自由这方面，我的工作场所完全是个黑洞。在我的工作场所，规定禁止我们对任何事情持有任何强烈的观点。否则你就会受到排挤。因此我的对策是在工作场所永远把嘴巴闭得紧紧的，结果他们认为我傲慢无礼。然而，我可以告诉你，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不喜欢听见冰冷的事实，至少不喜欢听我说。尽管这些人声称拥护西方民主制度，但他们还是更喜欢轻松的生活，而不是认识到自己有责任反对正在侵蚀我们的法西斯敌人。请允许我提醒一声，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在我向我亲爱的同事们准确复述他令人痛心的原话的同时，此时此地请允许我插一句，尽管“胡鸡巴闹”这个词目前还没有进入我的字典，但脱欧早就是我心中的创痛了。我在欧洲出生和长大，我的血管里流着法国、德国、英国和沙俄的血液，我在欧洲大陆和在巴特西感到同样自在。至于他说到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正在川普统治的美国占据上风，这一点我和他同样意见一致，我有许多亲爱的同事也是一样，无论以后他们如何存心摆出更中立的姿态。
话虽如此，但我还是有所顾虑，不愿给他他想要的答案。我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他是不是在给我挖坑，是不是企图引我出洞或拉我下水？对此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能够说不：这个年轻人他做不到，太阳打西边出来也做不到。因此下一个问题是：我要不要无视汕头裔酒保老弗雷德插在吧台镜子上的手写字条：“不得大声讨论脱欧”？
最后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忘记我是一名公务员（无论秘密不秘密），发过誓要坚守我国政府的政策（前提是它真有什么政策）？还是我更愿意对自己说：这是个勇敢而真诚的小伙子——对，是有点不正常，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他，要我说多半是大多数人——但他的心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他需要别人的倾听，比我女儿只大个七八岁——她对任何已知话题的激进看法都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打得一手好羽毛球？
然后还要在这堆混合物里加上一个成分，直到现在我才愿意承认它的存在，尽管我猜自从我们第一次难堪的交流开始就埋在了我的心里。我说的是一种认识，我见到了我在我以往生活中极少见到的某些东西，尤其是在这么年轻的一个男人身上：真正的信念，不是出于贪婪、嫉妒、复仇或自我膨胀的驱动，而是纯粹的信念本身，没有任何附带条件。
酒保弗雷德把冰镇的窖藏啤酒倒进带纹章的香槟杯，动作缓慢而慎重，艾德盯着这杯酒，用修长手指的指尖触碰起雾的杯身，垂着头，等待我回答。
“唔，艾德，”我答道——我隔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借此表达我经过了深思熟虑，“就让我这么说吧。对，脱欧确实是彻头彻尾的瞎鸡巴闹，但我不认为我们有任何办法能够逆转乾坤。这个答案你满意吗？”
不，不满意，我和他都知道。我所谓体面的沉默在艾德漫长的沉吟面前什么都不是，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将其视为我们交谈的一个自然属性。
“那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呢？”他问，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出这个名字，就好像那是恶魔本人，“你是否和我一样，将特朗普视为整个文明世界的威胁和肉中刺，以及他正在主导美国肆无忌惮的系统性纳粹化？”
听到这儿，我觉得我肯定笑了，但我没有在艾德阴沉的脸上见到回应信号；他侧着头面对我，就好像他只想听到我的回答，不想被面部表情分散注意力。
“唔，从不那么原教旨的角度来说，对，艾德，我同意你的看法，希望我这么说能让你安心，”我温和地赞同道，“但他又不是终身大总统，对吧？再说还有宪法约束他，他不能为所欲为。”
然而他并不满意。
“他网罗来的那些目光短浅的狂热分子呢？认为是耶稣创造了贪婪的原教旨基督徒？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你觉得呢？”
“艾德啊，”我忍不住开起了玩笑，“等特朗普下台，那些人会像烟灰见风似的散开的。现在看在老天的面子上，咱们好好再喝一杯吧。”
聊到这儿，我非常期待他能用灿烂的笑容冲掉这一切。但他没有露出笑容，而是隔着酒桌向我伸出了一只瘦骨嶙峋的大手。
“那咱们就是好朋友了，对吧？”他说。
于是我和他握手，说，对，咱们是好朋友了，然后他去又买了一轮酒。
接下来的十几场周一晚间比赛里，我没有付出过任何努力去否定他或和稀泥，也就是说从以后的第二次碰面起（在我的日记里是二号比赛），我们每次打完球在老地方喝酒，都少不了艾德就当前的火热议题来一段慷慨激昂的独白。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变得越来越好。忘记他生硬的开场白吧。艾德并非为人生硬。他只是投入了太深的感情。而正因为——现在比较容易说出口了——他投入了太深的感情，他变得痴迷其中。最迟不过四号比赛，他还暴露出了他的另外一面：他是一名消息灵通的新闻成瘾者，知道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每一个转折和变化——无论是脱欧、特朗普、叙利亚还是其他什么持续多年的灾难——将这些事情视为与个人息息相关，我要是不准他畅所欲言，那就未免太不为他考虑了。年轻这东西，你能给它的最好的礼物就是时间，而我总觉得我给斯黛的时间不够多，艾德的父母在这方面或许同样不怎么慷慨。
我亲爱的同事们非常愿意认为，就因为我把时间分给了他，我就引诱了他。他们指出我们的年龄差异和他们乐于称之为我的“职业魅力”的气质。纯属胡扯。艾德在他简单的头脑里认定我无疑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倾听者之后，就算我只是公共汽车上坐在他旁边的陌生人也一样。即便到了今天，我也不记得有哪一次我的看法——哪怕在最能激起共鸣的时候——给他留下了最浅的一丝印象。他只是庆幸于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听众，这个听众不会震惊，不会反驳，也不会听完一转头就去找别人说话，因为我不确定他在意识形态或政治讨论中能坚持多久而不大光其火。他不需要开口，我就能预料到他在任何一个议题上的观点，如此事实并不让我头疼。没错，他是个单线条的男人。我熟悉这种人。我招募过好几个。他在地缘政治方面很警觉。他年轻，在他固执的观点范围内相当聪明，而且——尽管我一直没找到机会试一试——在他的看法受到挑战时，很容易动怒。
除了我们在球场上的艰苦拼杀，我本人从这段关系中得到了什么呢？这是我亲爱的同事们一次又一次提到的另一个问题。在我接受盘问的时候，我一时间找不到任何现成的答案。然而在事后，我回想起艾德散发出的勇担道义负担的气场，在我身上似乎也唤醒了我的良知——还有伴随而来的灿烂但有点像丧家犬的笑容，能够驱散一切乌云。各种原因加起来，我产生了一种想要庇护某个濒危物种的冲动。我提议带他回家喝一杯或者请他星期天来吃顿便饭的时候，对普鲁肯定也说了类似的话。但睿智的普鲁不为所动：
“我听着怎么像是你俩臭味相投呢，亲爱的。你自己留着他吧，别让我碍了你们的好事。”
于是我很高兴地接受了她的建议，把他留给了我自己。我们的惯例雷打不动，一直到最后。我们会在球场上打得血流成河，然后换掉运动服，若是天冷就加条围巾，然后移师我们的老地方，输家径直走向吧台。我们会互相取笑几句，也许重演一两个球。他会语焉不详地问候我的家人，我会问他周末过得好不好，然后我们给出各自平淡的答案。接下来他会陷入某种期待性的沉默，我很快就明白了不该去打断，随后他会开始发表他当天的演说。我会赞同他，或者半心半意地赞同他，顶多不过说声哇，艾德，悠着点儿，然后像个年老成精者那样对他嘿嘿笑。偶尔我也会用最冷静的语气质疑他过于辛辣的某些看法，但说得总是很慎重，因为我从一开始对艾德的本能感觉就是他很脆弱。
有时候就仿佛是另一个人披着他的皮在发言。他一切正常时挺好听的声音会突然拔高一个八度，停留在那个水平上发表一段训诫演说，时间往往不长，但也足够让我心里打鼓了：啊哈，我认识这个音域，因为斯黛也有。你没法和这种时刻的他争论，因为他只会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就好像你并不存在，因此你最好只是点头，等这段话自己说完。
主旨？从一个方面说，每一次的配方都和上一次一样。脱欧是自我毁灭。英国公众被一群伪装成人民代言人的精英主义富豪投机分子领向悬崖。特朗普是敌基督，普京是另一个。特朗普，逃服兵役的富家子弟，一个伟大但有缺陷的民主国家的造物，无论是这辈子还是来世他都无法赎罪。普京，他根本不知道民主为何物，反而还有一丝希望。而艾德，他的非国教信仰背景一步一步成了这些发泄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任何发展吗，纳特？我亲爱的同事们问我。他的观点与时俱进吗？你有没有感觉到他在走向某种断然决心？我依然无法给出能让他们满意的答案。逐渐信任了他的听众（也就是我）之后，也许他变得越来越敢开口和直言不讳了。也许随着时间推移，我这个听众也变得和他越来越志趣相投了，然而我并不记得我俩什么时候真的志趣不同过。
但我不得不承认，有几次我和艾德在老地方喝酒聊天的时候，我的烦心事没平时那么多——无论是关于斯黛和普鲁，是新招募的情报员表现不好，还是流感在几周内让我们的半数操控者无法上岗——我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给了艾德。在这些时候，我也许产生过反驳他某些格外激进的意见的念头，当然我不至于去直接挑战他，而是会想办法中和他武断的表达方式。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唔，我这头谈不上有什么发展，越来越熟悉他的套路倒是真的；而艾德呢，他变得更愿意——也许有点不情愿——时不时地嘲笑自己几句。
但请你记住这个简单的理由，这并不是我在为自己辩解，而是一个事实：我并不总是听得很认真，有时候我会彻底走神。假如我在“避难所”过得很有压力——凑巧我受到的压力确实越来越大——我必定会在我们准备前往老地方之前把情报局手机塞进臀袋，他慷慨陈词时我会偷偷拿出来查看。
有些时候，他饱含年轻人纯真和武断看法的独白弄得我心神不宁，我在和他上下使劲握手告别后不会直接回家投向普鲁的怀抱，而是会绕远路穿过公园走回去，给我的思绪一个冷静下来的机会。
*
最后让我说一说打羽毛球对艾德的意义，顺便还有对我的意义。在非信徒的眼里，羽毛球是壁球的娘娘腔版本，只有害怕心脏病突发的超重男性才会去打。在真信徒看来，世上不存在其他的运动。壁球是刀耕火种的原始玩意儿。羽毛球要的是狡诈、耐心、速度和不可思议的救球。小球画出悠闲的弧线，你埋伏着等待释放惊天一击。与壁球不同，羽毛球不懂何为阶层差别。它不是公学。它没有网球或五人制足球的户外魅力。它并不赏识优美的挥拍。它冷酷无情，不利于膝盖，据说对髋关节尤其不友好。我们球友之间很少会自然而然地欢聚，我们大体而言是一群独行侠。在其他运动员眼里，我们有点古怪，有点孤僻。
我父亲驻扎在新加坡的时候打羽毛球。只打单打。他代表陆军参加比赛，直到开始走下坡路。他也和我打。去诺曼底海滩度暑假的时候。在纽利的花园里打，用晾衣绳当网，空闲的那只手拿着红褐色的大酒杯，里面装着苏格兰威士忌。他最擅长的就是羽毛球。我收拾行囊去苏格兰他念过的那所该死的中学，在中学里我和他一样打羽毛球，后来我在英格兰中部的大学里继续打。我在情报局百无聊赖地等待第一次外派出任务时，网罗了几位一同受训的伙伴，顶着贝克街小分队成员的化名大杀四方。
而艾德呢？他是如何皈依这项运动之王的？我们坐在老地方。他神情恍惚地盯着酒杯——每当他露出这个神情，不是在忙着解决这个世界面对的诸多难题，就是在绞尽脑汁思考他的反手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也可能只是不想说话，只想一个人静静。无论你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他都不可能给你一个简单的答案。一切都必须追根溯源找到起点。
“我小学有个体育老师，”他最后说。灿烂的笑容。“一天晚上带着我们几个人去了她的俱乐部。就是这样，真的。她穿短裙，白生生的大腿直晃眼睛。是啊。”
6
接下来，为了让我亲爱的同事们开开眼，请允许我来汇总一下我在球场上都捡取到了艾德的人生的哪些片段——直到the Fall为止。这会儿动笔一写，其内容的广泛程度委实令我吃惊，然而话也说回来，我毕竟是一名由训练和习惯造就的倾听者和记忆者。
英格兰北部一个古老的循道宗矿工家庭有两个孩子，年龄相差十岁，他是其中之一。他祖父二十多岁时从爱尔兰来到英格兰。矿场关闭后，他父亲成了一名商船上的水手：
从那以后就没怎么见过他，真的很少。他退休回家，得了癌症，就好像它在等他上岸——艾德。
他父亲也是一位老派的共产主义者，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他烧掉了党员证。我猜艾德一直照顾他到临终。
他父亲去世后，全家人搬到了唐克斯特附近的某处。艾德考进了一所文法学校，不过你别问我具体是哪一所。他母亲把工作之外的空闲时间全花在成人教育课程上，直到政府削减经费：
老妈的脑子比她有机会展现的好得多，另外她还要照顾劳拉——艾德。
劳拉是他的妹妹，有学习障碍，部分残疾。
十八岁时，他放弃了基督教信仰，投向他所谓的“无所不包的人道主义”，在我看来那就是非国教信仰减去上帝，但出于体贴，我没有向他点明这一点。
从文法学校毕业，他去了一所“新兴”大学，我不确定究竟是哪一所。电脑科学，辅修德语。他没具体说他的成绩，因此我猜应该是中等水平，“新兴”是他使用的蔑称。
至于女性——对于艾德来说永远是个敏感区域，也不是我会擅自闯入的那种领地——不是她们不喜欢他，就是他不喜欢她们。我猜过于操心世界大事以及其他的种种轻微怪癖把他变成了一个劳神费力的人生伴侣。另外我也怀疑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魅力。
至于男性友人，他们在健身房一起运动，还是一起梳理世界脉络，还是慢跑、骑行或逛酒吧？艾德没向我提起过任何一个这样的伙伴，我不确定他们在他的生活中到底存不存在。我猜他在内心深处将独来独往视为某种荣誉勋章。
他在羽毛球界的葡萄藤上听说了我，把我当作他相称的对手。我是他的猎物。他不愿与别人分享我。
我不得不问他，既然你如此憎恶媒体，那又是什么驱使你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呢，刚开始他闪烁其词：
在某处看见一个广告，就去面试了呗。他们给我做什么试卷，然后说行啊，来做吧。就是这样。是啊——艾德。
然而当我问起他在单位里有没有志同道合的同事时，他只是摇摇头，就好像这个问题无关紧要。
艾德的孤寂宇宙里有什么能让我看见的好消息吗？德国。又是德国。
艾德喜欢德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猜我本人也有这一面，或许就来自我母亲不情愿承认的德国血统。他在图宾根学习了一年，在柏林为媒体机构工作两年。德国可爱得就像猫咪的肉球。德国人是古往今来最好的欧洲人。说到理解欧盟的本质，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和德国相比——艾德说得趾高气扬。他考虑过抛弃一切，在德国从头开始，但他和一个姑娘没能相处下去，她是柏林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要是我没弄错，正是在她的影响下，艾德对1920年代德国国家主义之滥觞做了些研究，那似乎是她的研究方向。我能够确定的是，仅仅是因为这些一时兴起的研究，他就觉得他有权在欧洲独裁者的崛起与唐纳德·特朗普的上台之间画上令人不安的等号了。别让他开始说这个话题，否则你就会得到一个最专横武断的艾德。
在艾德的世界里，脱欧狂热分子和特朗普狂热拥护者之间不存在分界线。两者都是种族主义者和排外主义者。两者崇拜的是同一个旧时代的帝国主义。一旦在这个主题上启航，他就会失去一切客观性。特朗普主义者和脱欧论者在合谋剥夺他与生俱来的欧洲身份。在其他方面他或许确实独来独往，但提到欧洲，他就会无怨无悔地为他那一代人代言和指责我这一代人。
有一次，我们和以往一样打完艰苦卓绝的比赛，暂时耗尽了力气，坐在竞技场俱乐部的更衣室里。他从储物柜里翻出智能手机，执意要给我看一段录像：特朗普的内阁聚集在一张桌子前，轮流向他们敬爱的领袖宣誓永远忠诚。
“他们在发元首血誓，”他咬牙切齿地对我说，“往事重演了，纳特。你看。”
我听话地看录像。没错，令人作呕。
尽管我没问过他，但我认为德国对以往罪孽的忏悔最强有力地影响了他世俗化的循道宗灵魂：他认为一个曾经大开杀戒的伟大国家理当赎清它向全世界犯下的罪行。做过类似事情的其他国家该怎么做？他想知道答案。土耳其为屠杀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道歉了吗？美国人向越南人民道歉了吗？英国佬为曾经殖民四分之三个地球并奴役了不计其数的普通人忏悔了吗？
上下使劲摇晃的握手？他没告诉过我，但我猜那是他驻扎柏林时从那姑娘的普鲁士家庭学到的，出于某种奇异的忠诚感，他保留了这个习惯。
7
上午十点——那是春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五，鸟儿全都知道这一点——佛罗伦丝和我见面去喝一杯早间的咖啡，我从巴特西来，我猜她从皮姆利科来，我们顺着泰晤士河筑堤走向总局。换了平时，从偏远边哨站回总局开会或开假条，见到我们过于显眼、有着诸多塔楼的大本营，想到它嗖嗖作响的电梯、明亮如医院的走廊和从桥上张嘴傻看的游客，我时常会感到阵阵怯意。
但今天不一样。
再过半小时，佛罗伦丝就要开始介绍伦敦总站三年来第一次需要全方位配合的特别行动了，计划书上还会有“避难所”的标记。她穿一身时髦的裤装，只化了一点淡妆。就算她怯场，也没有显露出任何痕迹。过去三周以来，我们一起熬夜，半夜三更在“避难所”没有窗户的行动室里埋头工作，研究街道地图、监控报告、电话与邮件的监控记录和奥尔森心怀不满的情妇阿斯特拉的最新密报。
是阿斯特拉首先报告称奥尔森即将在他的公园巷复式豪宅款待一个双人组合，他们是洗钱专家，以塞浦路斯为基地，与莫斯科关系匪浅，有斯洛伐克血统，在尼科西亚拥有一家私人银行，在伦敦老城有个分支机构。二人都是一个犯罪辛迪加的成员，身份已经得到确认，这个组织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首肯，以奥德赛为中心开展活动。得知他们即将来访，奥尔森下令在他的复式豪宅做一次电子大扫除。没有发现任何间谍设备。现在轮到珀西·普莱斯的潜入别动队去弥补这个缺失了。
在征得外出办事的部长布林·乔丹的同意后，俄罗斯部也朝这趟浑水里插了一两脚。他们的一名职员假扮佛罗伦丝在《每日邮报》的新闻总编，与夜班守门人敲定了协议。我们说服向复式豪宅供气的煤气公司谎报管道泄漏。由三名窃贼组成的团队在浮夸的埃里克带领下，假扮成煤气公司的工程师勘察了复式豪宅，拍下通往电脑室的加固铁门上的门锁。门锁出自一家英国制造商，他们提供了钥匙的复制品和解开密码锁的指南。
万事俱备，“玫瑰花蕾”只缺总局给我们正式开绿灯了，做出决定的是情报局的头头脑脑，他们有个共同的名称：行动理事会。
尽管佛罗伦丝和我之间的关系绝对是非接触式的——我和她都煞费苦心地做到了连手都不碰一下，更不用说其他方式的身体接触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很亲近。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有所重叠，考虑到我们的年龄差别，重叠之处多得超乎想象。她父亲在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连续做过两任外交官，妻子和三个孩子陪同他赴任，佛罗伦丝是其中最大的孩子。普鲁和我只比他们晚六个月。
她在莫斯科上国际学校时，以年轻人的热诚全身心地投向了俄罗斯文化。连她的生活中也有一位加琳娜女爵：她是一位寡妇，丈夫生前在苏联时代是受到官方认可的一名诗人，住在旧时佩列杰尔基诺艺术家聚居区的一幢破败别墅里。到佛罗伦丝准备在英国上寄宿学校时，情报局的星探已经盯上了她。她参加A水平考试后，他们派出局里的俄语专家去评估她的语言能力。她获得了非俄罗斯人能得到的最高分，刚满十九岁时就被招募了。
进入大学，她在情报局的监督下继续学习，每次放假都有一部分时间花在低等级训练课上：贝尔格莱德、圣彼得堡和最后的塔林；正是在塔林，假如她没有伪装成一名森林学专业的学生，而我没有伪装成一名外交官，我们也许就会认识了。她和我一样爱跑步：我在巴特西公园跑，令我惊讶的是她在汉普斯特德西斯公园跑。我说汉普斯特德离皮姆利科很远，她毫不迟疑地说有辆公共汽车从她家到公园门口。某次百无聊赖时我查了查，没错：24路，直达。
我对她还知道什么呢？她拥有强烈的天然正义感，这让我联想起普鲁。她喜爱实际行动的刺激感，在这方面有着超乎寻常的天赋。情报局总是惹她生气。她绝口不提私生活，甚至有些抵触。另外，有个晚上，漫长的一天工作结束后，我瞥见她窝在小隔间里，攥紧拳头，眼泪顺着面颊流淌。我从斯黛身上学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千万别问出了什么事，给她足够的空间就好。我给了她足够的空间，没有问这问那，流泪的原因只有她自己知道。
但今天除了“玫瑰花蕾”行动，她对世上的其他一切都不在乎。
*
说到那天上午情报局精英济济一堂的会议，我的记忆总是带着一丝梦幻色彩，就仿佛事情原本会是另一番光景，又好像我在追忆逝水年华：顶楼的会议室，阳光照耀的天窗，蜜色的护墙板，聪明而专注于聆听的一张张脸对着佛罗伦丝和我，我们肩并肩坐在会议桌的客位上。我认识在场的所有听众，我在以往的生活中和他们都打过交道，每一位都以自己的方式赢得了我的尊重：吉塔·马斯登，我在的里雅斯特情报站时的上司，也是第一个爬到顶楼的有色人种女性；珀西·普莱斯，情报局永远在扩张的监控部门的老大。还要我说下去？盖伊·布拉梅尔，圆胖，老谋深算，五十五岁，俄国装备部的首脑，代表在华盛顿无法分身的布林·乔丹而来。马里恩，我们兄弟局的一位资深成员，列席。然后是盖伊·布拉梅尔最器重的两位女同事，贝丝（分管北高加索）和丽兹（分管俄罗斯乌克兰）。最后也是最不重要的，多姆·特伦奇，伦敦总站的部长，他特地等所有人落座后才进来，就因为害怕被引向末座。
“佛罗伦丝，”盖伊·布拉梅尔宠溺地在桌首说，“咱们听听你的提案吧，如何？”
一眨眼的工夫，她已经不在我身旁了，而是一身裤装站在六英尺之外：佛罗伦丝，我才华横溢但阴晴不定的第二年见习生，向她的长辈们侃侃而谈，而“避难所”的小个子伊利亚像地精似的蹲在放映室里，对着次序表用幻灯片为她助威。
佛罗伦丝今天的声音里没有情绪波动，没有像过去几个月那样用愤怒发泄内心的怒火，也没有泄露她在私人炼狱中为奥尔森安排了一个特别的位置。我提醒过她，必须按捺住情绪和保持语言的洁净。珀斯·普莱斯，我们的监控主管，他是虔诚的教徒，无法容忍英式咒骂。我猜吉塔也差不多，只是对我们异教徒比较宽容罢了。
到目前为止，佛罗伦丝还没有偏离剧本。读到奥尔森的罪孽时，她既不义愤填膺也不慷慨激昂——她随时都有可能变出这两种情绪——而是镇定自若得就像法庭上的普鲁，偶尔我会溜进法庭去听个十分钟，只是为了享受目睹她把对手当庭撕成碎片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