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首先讲述奥尔森无法解释来源的财富——海量的离岸资产，从格恩西岛和伦敦老城管理，还能哪儿呢？——然后列数奥尔森的其他海外资产，在马德拉、迈阿密、采尔马特和黑海，然后他无法解释地出席了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为脱欧派头面人物举办的招待会，他向分离主义者的斗争基金捐款上百万英镑。她讲述奥尔森在布鲁塞尔参加了一场秘密会议，与会者还有六名俄罗斯的赛博战专家，他们被怀疑向西方的多个民主论坛发起了大规模信息战。她在讲述这些和其他事情时，情绪都没有任何波动。
然而当她说到要在目标的复式豪宅里安装隐藏麦克风时，冷静背弃了她。伊利亚的幻灯片上标出了十几个麦克风，每一个都是一个红点。马里恩忽然打断了她：
“佛罗伦丝，”她严厉地说，“我无法理解你为什么会提议针对未成年儿童安装特种器材。”
在此之前，我似乎不记得我曾见过佛罗伦丝被说得哑口无言。身为她所属的分站站长，我连忙出来为她打圆场。
“我认为马里恩说的应该是我们推荐覆盖奥尔森家的所有房间，无论住在房间里的是什么人。”我用旁白的语气对她说。
但马里恩不肯善罢甘休。
“我质疑的是在育儿室安装音频和视频监控器材的伦理问题。还有保姆卧室，我认为同样甚至更加值得怀疑。还是说我们假定奥尔森的孩子和保姆同样有情报价值？”
佛罗伦丝已经镇定下来。更确切地说——假如你像我一样了解她——准备好了殊死搏斗。她吸了一口气，换上最甜美的切尔滕纳姆女子学院腔调。
“马里恩，每次奥尔森有特别机密的事情要和生意伙伴商讨，去的恰恰就是育儿室。而只要他的孩子们和保姆去索契海边度假，他妻子去卡地亚买珠宝，他就会在保姆卧室里和妓女寻欢作乐。情报源阿斯特拉说奥尔森喜欢在和女人交配时吹嘘他的生意经。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听听他怎么说。”
答得好。哄堂大笑，盖伊·布拉梅尔笑得最响；连马里恩都笑了。多姆也在笑，具体而言是他面露微笑抖动身体，只是没有发出笑声。我们起立，咖啡桌前分成了几个小团体。吉塔在女性对女性地恭喜佛罗伦丝。一只看不见的手抓住了我的上臂，哪怕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也不会将这个姿态视为友好。
“纳特。多么成功的一次会议。伦敦总站得一分，‘避难所’得一分，你本人得一分。”
“很高兴你乐在其中，多姆。佛罗伦丝无疑前途无量。很高兴大家能认可她的署名权。这种事很容易就会被漏掉呢。”
“而背景里永远有你不徐不疾的声音，”多姆反唇相讥，显然并不喜欢听见我的俏皮话，“我听得明明白白的：那是你父性光辉的一面。”
“哎呀，谢谢，多姆。太谢谢你了。”我大度地答道，琢磨他的袖子里还藏了什么牌。
*
怀着大功告成的喜悦，佛罗伦丝和我在阳光下沿着河畔步道慢吞吞地往回走，彼此推想（主要是佛罗伦丝在推想）只要“玫瑰花蕾”行动能产出我们预测中的四分之一成果，奥尔森在伦敦扮演俄罗斯马前卒角色的日子就到头了，而他经由伦敦老城运转不休的洗钱机器藏在南半球各地的脏钱也能物归原主——这是她最诚挚的愿望。
因为我们还没吃饭，也因为我们为了这一刻投入了那么多个夜晚，时间都变得有点缺乏真实性了，于是我和她跳上地铁，钻进一家饭馆，找了个壁龛座位，就着鱼肉派和一瓶勃艮第红酒（与斯黛爱好相同，我忍不住告诉了她，而且她和我女儿都爱吃鱼），用足够隐晦的语言回顾整个上午的议程——事实上，会议比我在此叙述的要长得多，还探讨了许多技术细节——珀西·普莱斯和浮夸的窃贼埃里克贡献了大量话题，例如如何标记和监视目标对象，如何在目标人物的衣服和鞋子上做手脚，如何利用直升机和无人机，奥尔森及其随从若是意外返回目标住处而潜行别动队还在室内该怎么办。答案：会有一名制服警官有礼貌地通知他们称接到有人闯入这座建筑物的报警，因此能不能请先生女士帮个忙，去警方的厢车里坐一坐，舒舒服服喝杯热茶，等调查结束再上楼？
“真的就是这样了吗？”佛罗伦丝喝着第二或第三杯红酒，喃喃自语，“我们顺利完成任务。公民凯恩，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等胖女士唱完歌再说。”我提醒她。
“那他妈又是谁？”
“财政部的一个附属委员会，要他们点头才行。”
“都有什么人？”
“由财政部、外交部、内务部和国防部组成的一个官僚团体。还有两名指派的议员，倒是可以相信别人怎么说他们就会怎么做。”
“怎么做？”
“给行动敲图章，发还情报局执行。”
“浪费他娘的时间，要我说。”
我们坐地铁回到“避难所”，发现伊利亚在我们之前赶了回来，通报我方大获全胜，佛罗伦丝是此刻最耀眼的明星。就连六十五岁的立陶宛暴躁老哥伊戈尔也走出巢穴，和她握手，也和我握手——尽管他私下里认为替换吉尔斯必定是俄国人的阴谋。我躲进我的办公室，把领带和上衣搭在椅背上，正在关电脑的时候，我的家庭手机忽然响了。我猜应该是普鲁，希望是斯黛终于肯打给我了，但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一看，却是艾德。他听上去很着急。
“纳特，是你吗？”
“世界真奇妙，居然就是。您一定是艾德了。”我轻佻地说。
“是的，呃。”长久的停顿。“我想说的是劳拉，知道吧。星期一。”
劳拉，他有学习障碍的妹妹。
“没关系，艾德。要是劳拉有事，你就尽管去忙你的。咱们改日再打。你说一声就行，我看看我哪天有空。”
然而他打电话并不是为了这个。还有其他原因。对于艾德来说，总有其他原因。给他足够长的时间，他迟早会告诉你。
“就是她想要个双打，知道吧。”
“劳拉想要这个？”
“羽毛球。是的。”
“啊哈。羽毛球。”
“她情绪上来了就发疯似的想打球。但打得不好，你要知道。我是说，是真的非常不好。可是，你也明白的。特别狂热。”
“当然了。似乎没问题。什么样的双打？”
“混双，你知道的。和一个女人。也许你妻子？”他知道普鲁的名字，但似乎说不出口。我替他说出来，他说，“对，普鲁。”
“普鲁不行，艾德，很抱歉。我都不需要去问她。星期一晚上她要为时运不济的委托人做义工，没忘记吧？你的名单上有什么人吗？”
“没有。我也不知道还能找谁。劳拉打得真的很烂。是啊。”
这会儿我的视线滑向了我和佛罗伦丝的鸽子笼之间的毛玻璃门。她背对着我坐在办公桌前，也正在关电脑。但她似乎觉察到了什么。我的说话声停了，但我没挂断电话。她扭头看我，然后起身，打开玻璃门，探出脑袋。
“需要我吗？”她问。
“嗯。你的羽毛球会不会凑巧打得特别烂？”
8
这是星期天的晚上，明天我、艾德、劳拉和佛罗伦丝就要打约好的混双比赛了。普鲁和我在享受我从塔林回来后最愉快的一个周末。我能永久性地守在家里，对于我俩来说这都是个全新的现实，我们都明白它需要小心处理。普鲁爱她的花园。修剪草坪和搬运重物的活儿是我的，然而另一方面，下班回家我从她手里接过一杯金汤力，那才是我最开心的时刻。她的律师事务所想要参与一场针对大型药企的集体诉讼，协议谈得很顺利，我和她对此都很高兴。得知她要把我们的星期天上午让给和她富有奉献精神的法律团队共进“工作早午餐”，我自然就没那么高兴了，因为就我听到的一丁点商谈内容而言，他们更像无政府主义阴谋家，而不是经验老到的律师。我把这话说给普鲁听，她笑得前仰后合，说：“但是，亲爱的，那不就是我们吗！”
下午，我们去看电影，我忘了具体是什么电影，但我们都挺喜欢。回到家里，普鲁宣布我们应该一起做芝士舒芙蕾，按照斯黛的说法，这相当于老一代跳舞的美食版本，不过我和普鲁都挺喜欢。于是我去磨芝士，她打鸡蛋，我们把菲舍尔–迪斯考(1)的音量开到最大，因此无论是她还是我都没听见我的情报局手机在哔哔叫，直到普鲁从搅拌器上松开大拇指。
“是多姆。”我对她说，她板起脸来。
我走进客厅，关上门，因为我和普鲁早有共识：假如是情报局的那些烂事，普鲁就宁可什么都不知道。
“纳特。请原谅我不知好歹地打扰你过星期天。”
我原谅了他，不过也许有点生硬。听见他亲切的口吻，我以为他要说财政部给“玫瑰花蕾”开了绿灯，尽管这种消息等到星期一再说也没什么不行的。然而事与愿违：
“不，严格地说还没有，纳特，我很抱歉。随时都有可能，毫无疑问。”
严格地说还没有？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会说严格地说还没有怀孕？然而他打电话并不是为了这个。
“纳特”——听见他最近养成习惯的句首“纳特”，我立刻警觉起来——“我能不能麻烦你帮我一个巨大的小忙？明天你会不会凑巧有空？我知道星期一总是很麻烦，但能不能为我破个例？”
“做什么？”
“替我跑一趟诺斯伍德。跨国机构的总部。你去过那儿吗？”
“没。”
“唔，这就是你一生一次的好机会了。我们的德国伙伴就莫斯科的混合战计划搞到了一个烫手的新活动情报源。他们想召集一批北约专家听听情况。我认为这事刚好符合你的领域。”
“你要我发言还是怎么？”
“不，不，不。千万别。风向完全不对。那是个严格的泛欧洲行动，因此没人会认真听取英国人的意见。好消息是我为你申请了一辆车。最高级的，配司机。他会送你去那儿，一直等到散会，然后送你回巴特西家里。”
“多姆，这是俄罗斯部的事情，”我气恼地反对道，“不是伦敦总站的。老天在上，更不是‘避难所’的。你这是在凑人头吗？”
“纳特。盖伊·布拉梅尔看过材料，亲自向我保证过，俄罗斯部不认为会议中有他们能扮演的角色。因此你代表的将不只是伦敦总站，还包括俄罗斯部。我认为你会喜欢的。这是双份的荣誉。”
这根本不是什么荣誉，而是该死的跑腿活儿。然而无论喜不喜欢，多姆都有权命令我，光是这个理由就足够了。
“好吧，多姆。不过别费神派车了。我自己开车去。诺斯伍德那儿应该提供停车位吧？”
“你胡说什么，纳特！你听我的。这是有等级的全欧洲大会。情报局必须亮出旗号。我非常严肃地向车管处说明了这一点。”
我回到厨房里。普鲁拿着酒杯坐在餐台前读《卫报》，等我们的舒芙蕾发起来。
星期一傍晚终于到了，我和艾德的羽毛球之夜；今天是为他妹妹举办的慈善双打比赛，我不得不承认，我对此颇为期待。我在诺斯伍德的一个地下要塞里被痛苦地关了一天，在一个接一个的德语统计报告会上假装听讲。会间像仆人似的站在冷餐台前，向形形色色的欧洲情报专家为脱欧道歉。我到场时上交了手机，直到坐上配有司机的豪华轿车顶着小雨回家时才找到机会打给薇薇（多姆本人“无法接听”，这是最近的新趋势），得知财政部附属委员会对“玫瑰花蕾”的裁决是“暂时搁置”。换了平时，我不会过度紧张，但多姆的“严格来说还没有”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雨中碰到下班高峰，巴特西桥堵车了。我请司机直接送我去竞技场俱乐部。停车时我刚好看见佛罗伦丝穿着塑料雨衣走上台阶，消失在门廊里。
接下来的事情，我必须做个仔细的记录。
*
我跳下情报局的豪车，正想喊住佛罗伦丝，忽然想到急急忙忙定下双打比赛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串供。我们是谁，我们是怎么认识的，艾德打电话来时我们为什么在同一个房间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因此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商量一下。
艾德和劳拉在大堂等我们，艾德身穿古老的油布雨衣，头戴我猜来自他海员父亲的针织帽。劳拉躲在他背后，揪着他的裤腿，不肯走到前面来。她个子很小，身材健壮，满头棕色鬈发，身穿蓝色的村姑裙，笑起来富有感染力。我还在思考该怎么和她打招呼呢——是该站得远远地欢快挥手，还是绕过艾德和她握手——却看见佛罗伦丝蹦蹦跳跳地跑向她，喊着：“哇，劳拉，多可爱的裙子！新买的吗？”劳拉粲然一笑，说“是艾德买的。在德国”——嗓音低沉而沙哑，崇拜地仰望她的兄长。
“全世界只有在德国才能买到。”佛罗伦丝大声说，抓住劳拉的手，领着她走向女更衣室，扭头说了句“等会儿见”，撇下艾德和我瞪着她的背影。
“你到底是在哪儿找到她的？”艾德嘟囔道，企图掩盖显而易见的强烈兴趣，我别无选择，只好抛出我临时拼凑出、尚未和佛罗伦丝串供的半个幌子。
“我只知道她是某个人位高权重的助理。”我语焉不详地说，赶在他抛出更多疑问前转身走向男更衣室。
来到更衣室，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他选择了抨击特朗普撕毁奥巴马与伊朗签订的核协议。
“美国佬就此正式宣布了自己说话就像放屁。”他大声说，“同意吗？”
“同意。”我答道——求你继续说下去吧，直到我找到机会把佛罗伦丝拉到一旁；我下定决心要尽快完成这个任务，因为艾德有可能会认为我不是一个半失业生意人的念头开始让我坐立不安了。
“至于他刚刚在渥太华做的事情”——他穿上五分裤的时候还在说特朗普——“知道吗？”
“知道什么？”
“他让俄罗斯在伊朗问题上长了脸，真是有史以来他妈的第一遭。”他带着狰狞的快意说。
“荒谬绝伦。”我赞同道，心想佛罗伦丝和我越快上赛场越好——也许她听说了“玫瑰花蕾”的什么我还不知道的消息，我也要问问她这个。
“而我们英国佬一门心思只想和美国自由贸易，因此我们会说是的唐纳德，不唐纳德，请让我亲亲您的屁股唐纳德，一路奔向末日战场”——他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你说是不是，纳特？你说说看。”
于是我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赞成他，但你要知道，他通常总要捧着啤酒在老地方坐下才开始抨击这个世界。他还没说够，今天倒是刚好合我的意：
“那家伙的心里只有仇恨。他恨欧洲，他自己说的。他恨伊朗，恨加拿大，恨一切协议。他到底爱谁？”
“高尔夫？”我问。
三号球场通风良好，有点破旧。它位于俱乐部的后侧，是个独立的棚屋，因此没有观众，没有路人，我猜这就是艾德订它的原因。今天这场是为了哄劳拉开心，他不希望被人盯着看。我们无所事事地等姑娘们来。艾德也有可能会在这儿提出那个棘手的问题：佛罗伦丝和我是怎么认识的？于是我鼓励他继续说伊朗。
女更衣室的门只能从内部打开。劳拉迈着不平衡的步伐走进连接甬道，身穿全套行头：崭新的短裤、一尘不染的方格运动鞋和切·格瓦拉T恤，职业级的球拍还没拆掉包装。
佛罗伦丝紧随其后，她穿的不是职业休闲服，不是提案会上的裤装，也不是被雨水打湿的皮衣，而只是个无拘无束、自信而苗条的年轻女人，穿着短裙，白生生的大腿直晃眼睛，艾德的青春记忆像是活了过来。我偷看他一眼。他似乎不为所动，甚至露出了最不感兴趣的表情。我本人的反应是那种荒谬的愤慨：佛罗伦丝，你不该穿成这样的。我立刻控制住自己，变回一个负责任的驻家丈夫和父亲。
我们按照唯一有可能的方式分组。劳拉和艾德对佛罗伦丝和我。因此场上的站位是这样的：劳拉站在前场，鼻子贴在球网上，拦击飞向她的每一个球，艾德在后场抢救她没接住的所有球。这意味着在每个回合之间佛罗伦丝和我都有充足的机会可以说几句悄悄话。
“你是某人位高权重的助理，”她去后场捡球的时候，我对她说，“我对你只知道这么多。我是你老板的朋友。剩下的你随便编。”
没有回应，我也没在等她回应。好姑娘。艾德在修理劳拉的运动鞋上松脱的什么东西，反正她说松了，因为艾德的关注对她来说就是一切。
“我们是在我一个朋友的办公室里遇见的，”我继续道，“你坐在你的电脑前，我走进去。除此之外咱们对彼此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压低声音，像是又想到了什么：“今天我去诺斯伍德了，你有‘玫瑰花蕾’的什么消息吗？”
从头到尾我连半个字的回应都没等到。
我们三个人打得热火朝天，扔下劳拉守在网前。佛罗伦丝是天生的运动健将：时间掌握得极好，反应无比迅速，敏捷得像只瞪羚，优雅得令人嫉妒。艾德和平时一样跳跃扑击，但在回合之间一直垂着眼睛。我猜他存心假装对佛罗伦丝不感兴趣是为了劳拉：他不希望惹妹妹生气。
我们三个人又打了一个回合，劳拉抱怨说我们不理她，一点也不好玩了。我们停下来，艾德跪在地上安慰她。佛罗伦丝和我抓住这个好机会，漫不经心地面对面站在一旁，双手扶腰，圆我们的故事。
“我的朋友、你的老板是个日用品贸易商，你是个高级职业人士，临时为他工作。”
她没有理会我的故事，而是决定去关注劳拉的烦恼和尝试哄她开心的艾德。她喊了一声：“哎，你们俩，给我立刻分开！”蹦蹦跳跳跑到网前，宣布我们要立刻重新分组，现在是男人对女人的生死之战，三局两胜，她先发球。她走向对面场地，我拍了拍她赤裸的手臂。
“记住我说的了吧？你听见了。对吧？”
她蓦地转身，瞪着我。
“我没兴趣再他妈撒谎了，”她扯着嗓子吼道，眼睛冒火，“不管是对他还是对其他任何人。听懂了吗？”
我听懂了，但艾德呢？所幸他没流露出听懂了的任何迹象。她大踏步走到球网的另一侧，从艾德的手里夺过劳拉的手，命令他去和我做伴。我们打了我们的史诗级比赛，天选之男对天选之女，佛罗伦丝像杀人似的拦击飞向她的每一个球。在男性的巨大帮助下，女性宣告了对我们的优势地位，她们高举球拍，在凯旋中走向更衣室，而艾德和我也走向我们的更衣室。
是因为她的感情生活吗？我问自己。我看见但没多问的孤独眼泪？还是情报局心理医生喜欢称之为“驼峰综合征”的那种问题？不允许你谈论的事情忽然间压垮了允许你谈论的事情，你在压力下暂时崩溃？
我从储物柜里取出情报局手机，到走廊里打给佛罗伦丝，电子合成的声音说对方暂时无法接通。我又试了几次，依然一无所获。我回到更衣室里。艾德已经洗完澡了，坐在板条长凳上，毛巾搭在脖子上。
“我在想啊，”他怯生生地沉思道，没觉察到我出去又回来了，“呃，你知道的。当然了，主要看你有没有兴趣。也许咱们可以找个地方吃顿饭。不在这儿的酒吧。劳拉不喜欢。外面找个地方。咱们四个人。我请客。”
“你是说现在？”
“对。看你有没有兴趣了。不行吗？”
“和佛罗伦丝？”
“我说了。咱们四个人。”
“你怎么知道她有时间？”
“她有。我问过了。她说好的。”
快点想，然后：好的，我有兴趣。等我找到机会——最好在吃饭前而不是吃饭后——我要搞清楚她到底是着了什么魔。
“这条路往前有一家叫金月的，”我建议道，“中国菜。他们开到很晚。不妨试一试。”
话音未落，我的情报局加密手机就叫了起来。佛罗伦丝终于打回来了，我心想。谢天谢地。上一分钟她再也不在乎情报局的规矩了，下一分钟我们就要四个人共进晚餐了。
我嘟囔着说普鲁找我有事，然后退回走廊里。但打来的不是普鲁也不是佛罗伦丝，而是伊利亚，“避难所”今晚的值班人员，我猜他是要告诉我那个迟到的消息，附属委员会对“玫瑰花蕾”亮了黄灯，真是他妈的好时候。
但伊利亚打来并不是为了这个。
“加急情况，纳特。你的农场朋友。找彼得。”
“农场朋友”指的是“干草叉”，约克大学的一名俄罗斯研究生，我从吉尔斯那儿继承来的情报员。彼得指的就是纳特。
“什么事？”我问。
“你应该尽快去找他一趟。你本人，不能是其他人。另外，十万火急。”
“他的原话？”
“你要的话，我可以转发给你。”
我回到更衣室里。按照斯黛的说法，用脚后跟也想得出该怎么办。有时候我们是混球，有时候我们是撒玛利亚人，有时候我们会办错事。但我的导师布林·乔丹喜欢说：在一名情报员需要你的时候辜负他，那你就会永远失去他。艾德依然坐在板条长凳上，脑袋向前耷拉着。他膝盖分开，眼睛盯着两腿之间，我在手机上查铁路时刻表。去约克的末班列车将在58分钟后从国王十字站发车。
“只能说声爱你但对不起了，艾德，非常抱歉，”我说，“今晚我吃不上中国菜了。生意上出了点麻烦事，非得去处理一下不可。”
“辛苦了。”艾德说，但没有抬起头。
我走向房门。
“哎，纳特。”
“怎么？”
“谢谢，明白吗？你是好人，真的。还有佛罗伦丝。我对她说了。劳拉今天过得很开心。只可惜你没法一起去吃饭。”
“我也是。好好享用北京烤鸭吧。裹着薄饼和酱汁吃。你到底是怎么了？”
艾德像在演戏似的摊开双手，脑袋转了一圈，像是异常绝望。
“想知道我的结论吗？”
“只要你能两句话说完。”
“要么欧洲完蛋，要么哪个有卵蛋的去灭了特朗普。”
“这个人是谁呢？”我问他。
他没回答。他又陷入了自己的思绪，而我已经出发赶往约克。
(1) 著名的德国男中音歌唱家。
9
我在做正确的事情。我在响应全世界每个间谍操控者到死都会听见的呼号。曲调或有不同，歌词或有区别，但到头来唱的都是同一首歌：我无法忍受自己了，彼得，压力要杀死我了，彼得，我再也不能承受叛国的负担了，我的情妇离开了我，我的妻子背着我偷情，我的邻居怀疑我，我的狗被车轧死了，而我最信任的操控者，全世界只有你能说服我不割腕自杀。
我们这些间谍操控者，为什么总是心急火燎地跑来跑去？因为我们欠他们的。
然而这位出奇地沉寂的情报员“干草叉”，我却不觉得我对他有什么亏欠，而我登上前往约克的晚点列车，和满满一车厢去伦敦远足后回家的尖叫孩童坐在一起时，他也不是我最大的担忧。我在思考佛罗伦丝为什么拒绝和我一起编故事，在我们的秘密生活之中，这是和刷牙一样自然而然的行为。我在思考“玫瑰花蕾”行动的绿灯为什么迟迟不肯点亮。我在思考我打给普鲁说今晚我没法回家，询问她有没有斯黛的消息时她的回答：
“只知道她搬家了，克里夫顿，时髦的新公寓，但没说和谁一起住。”
“克里夫顿。租金要多少？”
“很抱歉，轮不到咱们问她。就一封电子邮件。单向联系”——难得地无法掩饰声音里的一丝绝望。
等普鲁哀伤的声音不再在我耳畔震响之后，佛罗伦丝的声音又找上了我：我没兴趣再他妈撒谎了。不管是对他还是对其他任何人。听懂了吗？反过来我不得不重新面对一个疑问，自从多姆殷勤地打电话提出派车送我去开会后，这个疑问就一直折磨着我，因为多姆做事必然有个什么理由，无论他的理由有多么扭曲。我试了几次佛罗伦丝的情报局手机，回应我的永远是那个电子合成的声音。我的思绪依然留在多姆身上：今天你为什么要调开我？你会不会就是佛罗伦丝决定不再为国撒谎的原因？这个决定不可谓不重大，因为你毕竟选择了为国撒谎为你的职业。
因此，车到彼得伯勒，我这才在一份免费派发的《旗帜晚报》的掩护下，在手机上输入一大串数字，申请调阅情报员“干草叉”那无法令人满意的档案。
*
他真名叫谢尔盖·鲍里索维奇·库兹涅佐夫，以下请允许我违反我这一行所有的既定规则，就直接叫他谢尔盖了。他在圣彼得堡出生，是契卡人的儿子和孙子，祖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位备受尊重的将军，去世后葬在克里姆林宫的院墙内，他父亲是克格勃的一名上校，死于在车臣受的多处创伤。到此为止都挺好。然而谢尔盖是不是这个神圣血脉的真正继承人呢？谁也无法确定。
已知的事实倾向于他是。然而这样的事实为数众多，你甚至会说太多了。十六岁，他被送往彼尔姆附近的一所特殊学校，除了体能课程，这里还教授“政治策略”——犯罪与谍报工作的委婉说法。
十九岁，他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取得了物理学和英语文学的学位，获选进入一所培训沉睡间谍的特殊学校。根据他的证词，从两年课程的第一天起，他就下决心要投诚他被分配前往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这解释了为什么他晚上十点在爱丁堡机场刚一落地，就彬彬有礼地请求和一位“英国情报机构的高级别官员”谈一谈。
如此行为的表面理由好得无懈可击。他声称他从很小就开始暗中崇拜几位物理学巨擘和人道主义者：安德烈·萨哈罗夫、尼尔斯·玻尔、理查德·费曼和我们英国的斯蒂芬·霍金。他一向梦想为自由、为科学、为人道主义奉献一切。这么一来，他怎么可能不憎恨横行霸道、独断专行的弗拉基米尔·普金及其恶劣行径呢？
谢尔盖还自称是一名同性恋。仅凭这个事实，若是被同学或导师知道，他就会被立刻踢出校门。但根据谢尔盖所述，如此惨剧并没有发生。他想方设法维持异性恋的伪装，与女同学打情骂俏，甚至睡了其中的两个——按照他本人的说法，纯粹是为了掩饰真相。
作为对以上这些供述的证明，你就看一眼瞠目结舌的审问官面前从天而降的宝箱吧：两个手提箱和一个背包，里面有一整套正牌间谍的工具——用于秘密书写的墨水，使用几乎最新发明的化合物；在丹麦的虚构女友，信件的接受者，秘密信息用隐形墨水写在文字行间；伪装成钥匙扣的超微型摄像机；三千镑安置费，全都是十块和二十块的零钞，藏在一个手提箱的底部；一沓一次性密码本(1)；还有最后的甜点：巴黎的一个电话号码，仅供紧急时拨打。
一切都对得上，包括他对他的无名教官和训练伙伴的描述、他学习的行业窍门、他接受的训练课程、他身为忠于俄罗斯的沉睡间谍的神圣使命——他像念咒似的复述：认真学习，赢得科研同事的尊重，赞同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为他们的学术刊物撰写论文。遇到紧急情况，无论如何都不要尝试联系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日薄西山的驻守情报站，因为他们没人听说过你，再说驻守情报站也不为沉睡间谍服务，他们是自我封闭的精英分子，不折不扣地从出生就开始培养，由莫斯科中央局一个严格保密的团队直接操控。你只能随波逐流，每个月联系我们一次，每晚在梦中与祖国母亲相见。
唯一的可疑之处——在审问官看来，已经超过了可疑——是这些东西里没有一丁点新的或值得注意的情报。先前的变节者早已抖搂出了他揭出的每一粒金沙：人员、教学手段、谍报技术，甚至间谍使用的小玩意儿，总局一楼有个著名的访客套间，那儿的暗黑博物馆就陈列了其中两样的复制品。
*
尽管审问官的态度有所保留，但在最近缺席的布林·乔丹的指示下，俄罗斯部给了“干草叉”变节者的全面待遇，请他吃大餐，看足球赛，每月与他共同编写报告寄给他在丹麦的虚构女友讲述科研同事的所作所为，窃听他的房间，破解他的通讯工具，间歇性地秘密监视他。以及等待。
但为了什么呢？费用高昂的六个月、八个月、十二个月过去了，莫斯科中央局的操控者没有闪出一丝生命的火花：没收到一封信（无论有没有秘密信息），没有一份电子邮件或一通电话，也没有在预定的电台节目里在预定时间上说出一个魔词。他们放弃他了？他们在磨炼他？他们发现他是个潜在的同性恋，做出了他们的决定？
一无所获的一个月接着一个月，俄罗斯部的耐心逐渐耗尽，最后把“干草叉”转给了“避难所”，等待“维持性与非主动性开发”——按照吉尔斯的说法：“就是戴上厚厚的橡胶手套，隔着一把长长的石棉钳子处理他，因为但凡我还闻到过一个三重间谍，那这小子就全是那股味儿了。”
也许他确实有那股味儿，但那已经是昨天的事情了。假如经验给了我什么提示，那就是今天的谢尔盖·鲍里索维奇仅仅是俄罗斯正反无常的游戏圈子里的又一颗倒霉棋子，他有过光辉时刻，用完后被无情地抛弃了。此刻他觉得他必须按下求救按钮了。
*
闹哄哄的孩子们去了餐车。我一个人坐在角落座位里，拨打我们给谢尔盖的手机，听见了一个拘谨而欠缺感情的声音——我记得这个声音，吉尔斯在二月份把他移交给我的时候我听见过。我说我来回你的电话。他说谢谢。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彼得，我很好。我说我要到十一点半以后才能到约克，他想今晚见面还是愿意等到明天？他说我很累，彼得，所以明天比较好，谢谢。这就是所谓的“十万火急”。我说咱们还是按照“既往安排”来，问：“你觉得能接受吗？”因为还在活动的间谍，无论多么可疑，在谍报工作中都拥有最终决定权。谢谢，彼得，他能接受既往安排。
我在散发着怪味的旅馆房间再次拨打佛罗伦丝的情报局手机。时间已经过了午夜。依然是电子合成的声音回答我。我没有她的其他号码，于是打到“避难所”找伊利亚。他有没有收到“玫瑰花蕾”的新消息？
“抱歉，纳特，屁也没听说。”
“喂，没必要说得这么没礼貌吧。”我朝他吼道，气冲冲地挂断电话。
我本来想问他会不会凑巧有佛罗伦丝的消息，或者知不知道她的情报局手机为什么一直关机，但伊利亚年轻又轻浮，我不希望惊扰“避难所”的整个大家庭。在职人员有义务提供一个能在上班时间之外联系到的固定电话号码，以防手机失去信号。佛罗伦丝登记的最后一个固话号码位于汉普斯特德，我记得那是她也喜欢跑步的地方。似乎没人注意到汉普斯特德不符合她声称与父母住在皮姆利科的说法，然而正如佛罗伦丝告诉我的，毕竟还有24路公共汽车嘛。
我拨打汉普斯特德的那个号码，答录机接听电话，我说我是客户安全部的彼得，我们有理由相信她的账户已被侵入，因此为了保障她本人的权益，请尽快拨打我这个号码。我喝了好几口威士忌，勉强睡了一觉。
*
我强迫谢尔盖接受的“既定流程”始于我们还视他为有着良好开发前景的活动双重间谍的时期。接头地点是约克赛马场的前院。他应该坐公共汽车去，手持前一天的《约克郡邮报》，他的管理官开一辆情报局公车等在路边。谢尔盖应该在人群中逗留足够长的时间，等待珀西·普莱斯的监控团队确定敌方有没有监视这次会面——这个可能性不像听起来那么虚无缥缈。一旦本方团队打出安全信号，谢尔盖就应该去公共汽车站查看时刻表。报纸拿在左手上意思是放弃。右手意思是按原计划进行。
然而在吉尔斯的策划之下，移交仪式的流程相对而言就没那么既定了。他坚持我们去谢尔盖在大学校园内的住处完成交接，而他左手几个鲑鱼三明治，右手一瓶伏特加。至于我们该为自己披上何等经不起推敲的假身份？吉尔斯是来自牛津的访问学者，跑这一趟是为了猎头，而我是他的努比亚奴隶。
好吧，这次我们继续使用既定流程，只是没了鲑鱼三明治。我租了一辆破旧的沃克斯豪尔，这是租车行这会儿能找给我的最好的车辆了。我开着车，一只眼睛盯着后视镜，尽管不知道自己想找什么，但还是看得目不转睛。天空灰蒙蒙的，细雨纷纷扬扬，预报说还有雨要下。通往赛马场的路又平又直。或许罗马人也在这儿跑过马。白色的栏杆在我左侧掠过。插着彩旗的大门出现在我前方。我以步行速度缓缓挤过购物者和连雨天也要来寻欢作乐的人群。
没错，谢尔盖就在公共汽车站上，在一群等车的乘客中间，正在看黄色的时刻表。他右手拿着《约克郡邮报》，左手拎着个乐谱包——剧本里可没这东西——一把收起来的雨伞从包顶上冒出头来。我开过车站，在几码外停车，摇下车窗，喊道：“哎，杰克！记得我吗？彼得！”
刚开始他假装没听见。这是教科书级的操作，在沉睡者学校里待了两年，他肯定很熟悉。他困惑地转动脑袋，终于发现了我，露出惊讶和喜悦的表情。
“彼得！我的好朋友！是你啊。真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好了，够了，快上车吧。他钻进车里。我们虚抱一下，做给观众看。他穿崭新的巴宝莉雨衣，浅黄褐色。他脱掉雨衣叠好，虔诚地放在后座上，但乐谱包一直夹在两膝之间。我们驱车离开时，车站上的一个男人朝他身边的女人做了个下流的表情。你瞅瞅我刚看见了什么？中年基佬在大庭广众之下捡了个好看的应召男郎。
我留意背后，看有没有车辆启动跟上我们，轿车、厢式货车或摩托车。我没看见值得注意的车辆。根据既定流程，谢尔盖不会被提前告知车会带他去哪儿，因此现在我也没有告诉他。他比我记忆中交接时瘦了也憔悴了。他有一头乱糟糟的黑发，一双忧郁的性感眼睛。他修长的手指在仪表盘上敲打节拍。在他的大学宿舍里，它们在他的椅子扶手上也敲打过同样的节拍。他身穿崭新的哈里斯花呢运动上衣，只是对他的肩膀来说太宽松了。
“乐谱包里是什么？”我问他。
“文件，彼得。给你的。”
“就是文件？”
“别这样。是非常重要的文件。”
“很高兴听见你这么说。”
我不说废话，他不为所动。也许他有所准备。也许他早有准备。也许他看不起我，就像我怀疑他看不起吉尔斯一样。
“除了乐谱包里的文件，你身上、你衣服里或其他地方还有什么东西是我应该知道的吗？没有摄影录音之类的设备吧？”
“省省吧，彼得，没有。我有非常好的好消息。你一定会高兴的。”
抵达目的地之前，说这么多就足够了。柴油发动机轰隆隆响，破旧的车身叮叮哐哐，我害怕他说出来的话我会听不清，情报局智能手机会无法录制并传回“避难所”。我们用英语交谈，在我决定应该换用其他语言前，我们会一直用英语交谈。吉尔斯的俄语糟糕得不值一提。我不认为有必要让谢尔盖知道我不一样。我选择了城外二十英里的一处小山顶，这儿据说能一览四周优美的荒野风光，然而等我停下沃克斯豪尔，熄灭引擎后，我们能看见的只有脚下的灰色云雾和打在挡风玻璃上的豆大雨点。根据谍报工作的法则，我们现在应该先确定几点：要是有人来打扰，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下次在什么地方再次碰头；他有没有火烧眉毛的急事？然而他拿起乐谱包放在大腿上，已经打开了带扣，取出一个A4纸尺寸的棕色气泡信封，信封没有封口。
“彼得，莫斯科中央局终于联系我了。过了整整一年啊，”他大声宣布，语气介于书生气的鄙弃和按捺不住的兴奋之间，“看样子非常重要。哥本哈根的安妮特用英语写给我一封优美而色情的长信，底下是我在莫斯科中央局的操控者用隐形墨水写给我的密信，我帮你翻译成了英语”——说着他特地举起信封亮给我看。
“谢尔盖，你等一等。”我接过气泡信封，但没往里看，“让我整理一下。你收到你在丹麦的女朋友写给你的情书。然后你调制了显形化学药剂，抄录密信的文字，解码，还把内容翻译成英语——为了让我看懂。全都是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没错吧？”
“完全正确，彼得。咱们共同的耐心得到了奖赏。”
“你什么时候收到这封丹麦来信的？”
“星期五。中午。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
“今天是星期二。你一直等到昨天下午才联系我们办公室。”
“整个周末我做事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你。我白天黑夜忙个不停，一边显影一边同时在脑海里翻译，我太高兴了，真希望咱们的好朋友诺曼能在这儿庆祝我们的成功。”
诺曼就是吉尔斯。
“因此莫斯科操控者寄给你的信从星期五就在你手上了。在这段时间里你拿给其他人看过吗？”
“没有，彼得。我没有。你先看信再说。”
我没有理会他的请求。他是不是丧失了一切畏惧心？有了学生身份，他就高于乌七八糟的普通间谍了吗？
“在你显影、解码和翻译的时候，你难道就没想到过吗？你接到的命令是一旦俄罗斯操控者用信件或其他方式联系你，你就必须立刻报告你的上级——”
“当然了。我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刚解码完——”
“——然后你、我们或其他人才能采取下一步行动？因此一年前你抵达爱丁堡后你的审问官才会立刻没收你的显影剂？这样你就不能自己显影了？”
我等了好一会儿，让我并非完全出于伪装的怒火逐渐平息，但除了一声勉强克制的叹息，感慨我竟如此不知好歹，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显影剂是从哪儿来的？你跑进离你最近的药店，念出一系列组分，任何一个有耳朵的人听见了都会心想：啊哈了不起，他要显影一封密信耶？校园里好像就有一家药店。对不对？”
我们肩并肩坐着，聆听雨声。
“别这样，彼得。我又不傻。我坐公共汽车去了城里。我在好几个不同的药店里买全了所有东西。我付现金，不和其他人交谈，我做得很隐秘。”
还是熟悉的镇定自若。还是天生高人一等的语气。对，这个人确实有可能是位高权重的契卡人的儿子和孙子。
直到说完这些，我才打开信封往里看。
首先，两封长信，原始信件和密信。他复印或拍摄下了显影过程的各个阶段，打印出来就摆在那儿等我验看，标着数字按顺序放得整整齐齐。
其次，印着丹麦邮戳的信封，正面写着他的姓名和校园内的地址，看字迹像是出自一个欧陆年轻女性之手，背面写着发信人的姓名和地址：安妮特·彼德森，住哥本哈根城郊一幢公寓楼底层的五号房间。
再次，英语的表面文字，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六面纸，还是信封上那个年轻女性的字迹，用幼稚的口吻赞美他的性能力，声称光是想到他，就足以让写信者高潮了。
接下来，显影得到的密文，四个字母一组一栏一栏分开。然后是经过一次性密码本解码后的俄语文本。
最后，他从俄语明文翻译而来的英语文本，供我这个不懂俄语的人阅读。我对着俄语版皱皱眉头，假装看不懂，放在一旁，拿起他的英语译本，读了两三遍，谢尔盖露出满意的表情，把双手平放在仪表板上，释放紧张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