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说暑假一开始你就去伦敦找地方住下，”我漫不经心地评论道，“你认为他们为什么要你这么做？”
“她说。”他用沙哑的声音纠正我。
“谁说？”
“安妮特。”
“所以你的意思是安妮特是个活生生的女人，而不是中央局的某个男人假装成女人？”
“我认识这个女人。”
“这个活生生的女人？安妮特？你说你认识她？”
“正确，彼得。就是那个为了隐秘活动而自称安妮特的女人。”
“我能问一声吗，你是如何做出这个令人惊叹的发现的？”
他克制住叹气的冲动，暗示他即将走进我没有能力跟上他的领域。
“在沉睡者学校，这个女人每周给我们上一小时课，但只用英语。她帮助我们做好在英国进行隐秘活动的准备。她向我们讲述了许多很有意思的案例，给我们建议，鼓励我们从事秘密工作。”
“然后你要告诉我她就叫安妮特？”
“与所有教官和学生一样，她只有一个工作化名。”
“叫什么？”
“安娜斯塔西娅。”
“所以不是安妮特？”
“这不重要。”
我咬紧牙关，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用居高临下的语气继续说。
“安娜斯塔西娅智慧出众，能够和我深入探讨物理学。我向你们的审问官详细描述过她。你似乎对这方面的资料一无所知。”
没错。他描述过安娜斯塔西娅。只是用词并非如此精确或生动，也绝口不提她未来将自称安妮特与他鸿雁往来。在审问官的概念中，她仅仅是莫斯科中央局的一个普通小干部，隔三差五去沉睡者学校刷一波存在感。
“你认为正是在沉睡者学校自称安娜斯塔西娅的那个女人写了这封信给你？”
“我深信不疑。”
“只写了密信，还是也写了表面信件？”
“都是她。安娜斯塔西娅变成了安妮特。这是给我的识别信号。莫斯科中央局的睿智导师安娜斯塔西娅变成了我热情洋溢的哥本哈根情人，只可惜那情人根本不存在。另外，我很熟悉她的笔迹。安娜斯塔西娅在沉睡者学校给我们上课时，教我们如何用欧陆风格写字，不表现出西里尔字母的影响。她教我们的一切都为了一个目标：融入我们的西方敌人——‘假以时日，你们会成为他们。你们会像他们一样思考，像他们一样说话。你们会像他们一样看世界，会像他们一样写字。只有在最秘密的心灵深处，你们依然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她和我一样，也是老契卡家庭的后代。他父亲是，祖父也是。她对此非常自豪。她给我们上完最后一课，把我拉到旁边，对我说：你永远不会知道我的真名，但你和我流着相同的血液，我们是纯血人，我们是老契卡，我们是俄罗斯，我以我的灵魂祝福你旗开得胜。她拥抱我。”
是不是就在这时，从我执行外勤任务的过往传来了隐约的回声，在我记忆的耳朵中悄然回荡？很可能是的，因为我的第一反应是岔开话题：
“你用什么打字机？”
“只手写，彼得。我不用电子玩意儿。我们得到的教导就是这样。电子设备太危险。安娜斯塔西娅，安妮特，她也不用电子设备。她拥护传统，希望她的学生也能拥护传统。”
我使出久经考验的自控技能，假装视而不见谢尔盖对这个自称安妮特（或安娜斯塔西娅）的女人的痴迷，继续阅读他解码并翻译好的密信。
“你要租一个房间或一套公寓在七月和八月居住，地点在北伦敦范围内选定的三个区域中的一个，对吧？你的操控者——你所说的你以前的女教官——接下来为你列出了这三个区域。你觉得这些指令有什么含义吗？”
“她就是这么教我们的。为了准备一场秘密会议，你必须先定好可替换的几个地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障后勤变动，确定安全与否。这也是她的外勤座右铭。”
“你去过北伦敦的这几个区域吗？”
“不，彼得，没有。”
“你上次去伦敦是什么时候？”
“五月的一个周末。”
“和谁？”
“不重要，彼得。”
“不，很重要。”
“一个朋友。”
“男女？”
“不重要。”
“所以是男的。这个朋友有名字吗？”
不回答。我继续读信：
“七月和八月在伦敦期间，你将使用马库斯·施韦泽这个名字，他是一名讲德语的瑞士自由记者，为此我们将提供额外的证明文件。你认识叫马库斯·施韦泽的人吗？”
“彼得，我不认识这么一个人。”
“你以前用过化名吗？”
“没有，彼得。”
“也没听过？”
“没有，彼得。”
“你带去伦敦的朋友不会就叫马库斯·施韦泽吧？”
“当然不，彼得。另外不是我带他去，而是他陪我去的。”
“但你会说德语。”
“凑合够用。”
“审问官说的可不是凑合够用。他们说你的德语很流利。我很有兴趣知道，你对莫斯科的指示有什么见解吗？”
我又和他失去了联系。他陷入和艾德一样的沉思，愣愣地盯着风雨中的挡风玻璃。他忽然有个声明要宣布：
“彼得，我恐怕没法冒充这个瑞士人了。我不能去伦敦。会刺激我的心灵。我辞职。”
“我在问你呢，莫斯科为什么要你扮演这个会说德语的独立记者马库斯·施韦泽，去伦敦东北部三个选定区域中的一个度两个月暑假？”我逼问道，对他的爆发置之不理。
“为了方便杀死我呗。任何一个人，只要熟悉莫斯科中央局的一贯作风，都能很容易就推理出这个结论。当然，未必包括你。向中央局提供一个伦敦的地址，就等于手把手教他们去哪儿和怎么处理掉我。对于疑似变节的情报员，这是标准做法。莫斯科会乐于为我选择一种最痛苦的死法。不，我不能去。”
“似乎有点太复杂了吧，你说呢？”我不为所动，“把你弄到伦敦去，只是为了杀你。为什么不带你去个荒郊野外，就像这儿，挖个洞，给你一枪，埋了你？然后告诉你在约克的朋友，就说你已经安全回到莫斯科的家里，任务完成？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你改变心意是不是和你不肯告诉我的那个朋友有什么关系？就是你带去伦敦的那个？我怎么觉得我认识他呢？有这个可能性吗？”
我在凭直觉做思路跳跃。我把二和二加在一起，得到了五。我想起我和吉尔斯在谢尔盖的大学住所交接时发生的一幕。有人敲都不敲就直接推开门，一个喜气洋洋的年轻人，戴着耳环，扎着马尾辫，脑袋伸进门里，一句话说到一半“哎，谢尔盖，你有没有——”他看见我们，喉咙眼里叫了声“哎哟”，然后轻轻地关上门，像是在说他根本没来过。
我脑海的另一块区域里，全面复苏的记忆汹涌而来。安娜斯塔西娅，又名安妮特，或者她喜欢用的其他什么化名，她不再是我过往人生中一个一闪而过的黑影。她是一个活人，拥有崇高的地位和了不起的技能，正如谢尔盖描述中的样子。
“谢尔盖，”我换上比先前柔和的嗓音，“还有其他原因使得你不想当马库斯·施韦泽，去伦敦过夏天吗？你打算和你的朋友去度假？你的压力很大。我们理解这些事情。”
“他们只想杀死我。”
“假如你已经做好了度假计划，而你愿意告诉我你的朋友是谁，那么或许咱们就可以商量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来。”
“我没做过什么计划，彼得。事实上，我认为你代入了你自己。也许你有什么度假计划。我对你一无所知。诺曼对我很好。你就像一堵墙。你是彼得。你不是我的朋友。”
“所以谁是你的朋友呢？”我不肯让步，“别这样，谢尔盖。咱们都是凡人。你一个人在英国待了一年，你难道要说你还没找到什么人和你做伴？好的，也许你该知会我们一声的。但这个就算了。就当你只是玩玩而已。只是找了个人一起去度假。夏季伴侣。有什么不行的？”
他向我喷发出俄国式的愤怒，吼道：
“他才不是什么夏季伴侣呢！他是我的灵魂好友！”
“好的，如果是这样，”我说，“听起来他正是你需要的那种朋友，咱们必须想个办法让他开心。伦敦不行，但咱们总能想到办法的。他是学生吗？”
“他是研究生。他是kulturny——”为了让我听懂，“他在各种艺术方面都很有教养。”
“也是学物理的吗？”
“不。学英语文学的。研究你们伟大的诗人。各种各样的诗人。”
“他知道你是俄罗斯间谍吗？”
“他会鄙视我的。”
“哪怕你为英国效劳？”
“他鄙视一切欺骗。”
“那咱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对吧？来，把他的名字写在这张纸上。”
他接过我的记事本和笔，转过去背对我，开始写字。
“还有他的生日，你肯定知道。”我又说。
他又写了几个字，撕下那张纸，叠好，恶狠狠地塞给我。我打开那张纸，看一眼上面的名字，连同他提供的其他材料一起塞进气泡信封，然后收回我的记事本。
“那么，谢尔盖，”我用更热情的语气说，“咱们这几天就解决一下你那位巴里的问题。保证解决。保证有创意。这样我就不必告诉女王陛下的内政部说你中止与我们的合作了，对吧？因为这么一来，就会违反你的居留条款。”
又一阵雨点扫过挡风玻璃。
“谢尔盖接受任务。”他正色道。
*
我开了一段距离，在一片栗树下停车，这儿的风雨没那么大。谢尔盖坐在我身旁，摆出超然的姿态，假装在欣赏风景。
“咱们再说说你那位安妮特吧，”我提议，选择了我最放松的语气，“还是继续叫她安娜斯塔西娅，她教你的时候用的名字？来，说说她擅长什么。”
“她是一位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品质出众，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秘密工作的各种技能。”
“年龄？”
“要我说，大概五十。也许五十三。不漂亮，但有气质和魅力。也体现在脸上。这么一个女人有可能相信上帝。”
谢尔盖也相信上帝，他对审问官说过。然而他绝对不会向别人承认他的信仰。身为一名知识分子，他不能对圣职者有好感。
“身高？”我问。
“要我说，一米六五。”
“言谈？”
“安娜斯塔西娅和我们只说英语，她的英语无疑非常好。”
“你没听过她说俄语？”
“没有，彼得。从来没有。”
“一个字都没有过？”
“对。”
“德语呢？”
“她只说过一次德语，是背诵海涅。海涅是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诗人，犹太人。”
“你现在想起来，或者你听她说话的时候，感觉她是什么地方的人？来自哪个地区？”
我以为他会故弄玄虚地沉思片刻，但他立刻就回答了：
“根据她的言行、黑眼睛和面部特征，还有她的说话调门，给我的印象是她来自格鲁吉亚。”
悠着点儿，我劝告自己。扮演好你平庸的职业人员角色。
“谢尔盖？”
“什么，彼得？”
“你打算什么时候和巴里去度假？”
“应该是整个八月。我们打算步行探访英国各地的文化与灵性胜地。”
“大学开学是哪天？”
“九月二十四。”
“那为什么不把假期延后到九月呢？就说你在伦敦有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项目。”
“我不能这么做。巴里只是想多陪陪我。”
但我脑袋里已经在考虑各种替代性方案了。
“那这样行不行？我们寄给你——举个例子——一封正式通知函，用哈佛大学物理系的信纸，恭喜你在约克完成了卓越的研究。我们给你一份助研奖学金，去哈佛待两个月，也就是七月和八月，我们承担所有费用，另有一笔车马费。你拿给巴里看，等你在伦敦扮演完马库斯·施韦泽，就回来和他继续度你们的暑假，拿着没花完的哈佛研究经费去享受美好时光。听起来怎么样？能不能行得通？”
“只要这封信足够可信，车马费是真金白银，我相信巴里一定会为我而自豪的。”他朗声道。
有些轻量级的间谍会假装是重量级。有些重量级的间谍则是身不由己。除非我令人恼火的记忆背叛了我，否则谢尔盖就刚刚把自己提升到了重量级上。
*
我们坐在前排座位上，像两名职业间谍一样讨论该如何回复哥本哈根的安妮特；我们拟好了密信的草稿，向中央局保证谢尔盖一定会执行命令，然后是表面信件，我建议留给他的色情想象力去自由发挥，但和密信一样，在发出前都必须经过我的批准。
我得出结论——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了我自己方便——谢尔盖似乎更适合与一名女性联络员相处，因此我告诉他，以后在各种日常事务方面，他将和珍妮弗（也就是佛罗伦丝）合作。我承诺会带珍妮弗来约克介绍两人认识，然后讨论应该如何掩饰他们未来的关系：也许不是女朋友，因为珍妮弗高挑美貌，巴里说不定会恼羞成怒。我依然担任谢尔盖的操控者，珍妮弗会在各个节点上向我汇报。我记得当时我心想，无论佛罗伦丝在羽毛球上为了什么而烦恼，给她一个挑战性的谍报任务当礼物，无疑能恢复她的士气和磨炼她的技能。
我在约克城郊的一个加油站买了两个鸡蛋水芹三明治和两瓶柠檬汽水。换了吉尔斯，他无疑会准备一个福南梅森的野餐篮。我们吃完东西，一起清理完车上的面包渣，我送谢尔盖在一个公共汽车站下车。他企图拥抱我，但我抢先和他握手。出乎意料的是这会儿还只有两三点。我把车还到停车点，很幸运地搭上了一班快车，回到伦敦后还来得及请普鲁去家附近的印度餐厅吃饭。由于情报局事务不在可谈论的话题之内，我们吃饭时的交谈转向了大型药企的卑劣行径。回到家里，我们看重播的电视四台新闻，带着有事情没做完的感觉上床，但睡神迟迟不肯光顾我。
佛罗伦丝还是不肯回我的消息。财政部附属委员会对“玫瑰花蕾”的决定——根据薇薇最新一封谜一般的电子邮件——是“随时有可能做出但依然悬而未决”。假如我没有像我应该的那样觉察到这个兆头有多么不祥，那都是因为我还沉醉在谢尔盖和安妮特那难以想象的联系所带给我的欣喜之中。我想起我的导师布林·乔丹的箴言：间谍这一行做久了，老戏迟早会重演。
(1) 古典密码学中的一种加密算法，以随机密钥组成明文，每一本只使用一次。
10
星期三一大早，乘地铁去卡姆登镇的一路上，我用清醒的头脑审视我面前彼此竞争的几项任务。佛罗伦丝不服从命令，这个问题该处理到什么程度？向人力资源部报告，把她推上正式的纪律法庭，莫伊拉主持审判？千万别。最好还是关起门来找她私下里谈一谈。顺便一鼓作气，把“干草叉”这位涨势喜人的间谍转给她。
我开门走进“避难所”暗沉沉的走廊，不寻常的寂静让我吃了一惊。我看见了伊利亚的自行车，但伊利亚的人呢？还有其他人呢？我爬楼梯上了一层：还是悄无声息。所有门都关着。我再上一层楼。佛罗伦丝那间鸽子笼的门被胶带封死了，上面还贴着一个红色的“禁止进入”牌子，门把手上喷过蜡。我的办公室的门敞开着，办公桌上摆着两份打印件。
第一份是来自薇薇的内部备忘录，通知我：伟大的财政部附属委员会经过审慎考虑后，认为风险高得不成比例，因此驳回了“玫瑰花蕾”行动的申请。
第二份是来自莫伊拉的内部备忘录，通知所有相关部门，佛罗伦丝已于星期一辞职退出情报局，根据人员解约后的处理规则，各种分离流程已经全面启动。
*
现在先思考，回头再着急。
按照莫伊拉的说法，佛罗伦丝的辞职发生在她去竞技场俱乐部和我、艾德还有劳拉打混双比赛前的仅仅四个小时，这就很能解释她异乎寻常的言行举止了。导致她辞职的是什么原因？表面上是“玫瑰花蕾”行动被取消，但你别忙着做出结论。我第三次逐字逐句读完两份文件，退回到楼梯平台上，用双手做个大喇叭，喊道：
“所有人都给我出来。快点！”
我的队员们小心翼翼地走出紧闭的房门，根据众人所知道或者愿意说出来的情况，我拼凑出了整个故事。星期一上午十一点左右，我被关在不见天日的诺斯伍德要塞里，佛罗伦丝告诉伊利亚说她和多姆·特伦奇约好了去他的办公室开会。按照伊利亚的说法（通常来说他是个靠得住的情报源），她对此事显得忧心忡忡，而不是兴高采烈。
下午一点十五分左右，伊利亚在楼上守通讯台，其他队员在楼下吃三明治午餐和玩手机，佛罗伦丝与多姆开完会回来，出现在厨房门口。苏格兰人丹妮斯和佛罗伦丝吃饭时向来最亲近，佛罗伦丝有事或休假时她总是代管佛罗伦丝的情报员。
“她就那么站在门口，纳特，好几分钟，直勾勾地看着我们，就好像我们都发疯了”——丹妮斯敬畏地说。
“佛罗伦丝说了什么吗？”
“一个字都没说，纳特。只是看着我们。”
离开厨房，佛罗伦丝上楼回她的办公室，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然后——伊利亚继续叙述——她“过了五分钟出来，拎着一个乐购超市的袋子，里面装着她的凉鞋、她桌上那张去世母亲的照片、没暖气时穿的羊毛衫和抽屉里的姑娘家零碎”。伊利亚怎么一眼就能看清如此之多的东西，这我就不得而知了，权当是诗性的加工吧。
佛罗伦丝然后“按照俄罗斯方式吻了我三次”——伊利亚，情绪激动——“又拥抱了我一次，说这是给大家的。那个拥抱。于是我说，佛罗伦丝，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都知道不能叫她佛罗。佛罗伦丝说，其实没什么，伊利亚，只是老鼠已经占领这艘船，我要跳船。”
由于缺乏后续的证词，上面这句就是佛罗伦丝与“避难所”的告别词了。她与多姆面谈，递交辞呈，从总局回到“避难所”，收拾个人物品，大约于下午三时零五分以无业人员身份回到街上。她离开后没几分钟，国内事务调查处两名沉默不语的探员——不是占领了这艘船的老鼠，他们的外号叫“雪貂”——开着一辆情报局的绿色厢式货车赶到，取走了佛罗伦丝的电脑和不锈钢柜，挨个盘问我的组员，问佛罗伦丝有没有请他们保管任何物品或与他们讨论过离职原因。他们在两方面都得到了想要的保证，继而封锁了她的房间。
*
我命令所有人回去和平时一样做事（我知道可能性并不大），转身回到街上，拐进一条小巷，快步走了十分钟，然后坐进一家咖啡馆，点了一杯双份特浓。慢慢呼吸。理一理轻重缓急。我又试了试佛罗伦丝的手机，但没抱什么希望。死得像只渡渡鸟。她的汉普斯特德号码换了个留言提醒。说话的是个傲气十足的上等年轻男声：“假如你要找佛罗伦丝，她已经不用这个号码了，所以哪儿来回哪儿去吧。”我打给多姆，接电话的是薇薇：
“很抱歉，纳特，多姆一整天都要不停地开会。我能帮你做什么吗？”
哦，恐怕没什么你能做的，谢谢，薇薇。他这个不停开会是在总部，还是在外面？
她动摇了吗？对，她说了实话：
“纳特，多姆不接电话。”她说，挂断电话。
*
“纳特，我亲爱的朋友。”多姆用大吃一惊的语气说，沉迷于把我的名字当炮弹用的新爱好。“欢迎之至。咱们约好的吗？改明天行不行？实话实说，事情多得都快把我埋起来了。”
他的办公桌上摊满了文件，足以证明这一点，却告诉了我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从一大早就在等我了。多姆不擅长与人对质，我和他都知道。他的人生就是在他无法面对的事物之间迂回前进。我插上门上的插销，坐进一把休闲椅。多姆留在办公桌前，埋头于文书工作之中。
“你这是不肯走，对吧？”过了一阵，他问。
“只要你不反对，多姆。”
他从收件筐里又拿起一份文件，打开，专注地阅读内容。
“‘玫瑰花蕾’真是可惜了。”一段不长不短的沉默之后，我挑起话题。
他听不见我说话。他太专心致志了。
“佛罗伦丝也很可惜，”我沉思道，“情报局失去的最优秀的俄罗斯方面人员之一。我能看看报告吗？也许就放在这儿？”
他依然垂着脑袋。“报告？你在扯什么？”
“财政部附属委员会的报告。说风险高得不成比例的报告。能让我看一看吗？”
脑袋抬起来了一点，但没多少。他面前摊开的文件依然更加重要。
“纳特，我不得不告诉你，身为伦敦总站的一名临时雇员，你的密级还没高到那个程度。咱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有，多姆。咱们有。佛罗伦丝为什么辞职？你为什么打发我去诺斯伍德浪费人生？你是不是对她有不轨之心？”
听见最后这句，他的脑袋猛地抬了起来。
“我觉得你这么做的可能性比我大。”
“所以到底为什么？”
他往后靠。让双手的指尖找到彼此，习惯性地搭成拱门。拱门搭好了。打好腹稿的演说就此开始。
“纳特，你也许已经猜到了，我确实事先收到了附属委员会将做出什么决定的提醒，然而是在严格的单对单保密前提之下。”
“什么时候？”
“这就不在你关心的范围内了。能让我继续说下去吗？”
“请讲。”
“而佛罗伦丝，你我都知道，不是咱们能称之为成熟的那种人。这正是她难以晋升的核心原因。才华横溢，没人能够否定，尤其是我。然而，从她对‘玫瑰花蕾’行动的解说来看，我认为很明显她在行动结果中掺杂了个人感情——要我说，掺杂得太多了——无论对她本人还是对我们都没有好处。我原本希望，在正式宣布附属委员会的决定前，由我非正式地提点她几句，也许能够缓解她的失望情绪。”
“所以你打发我去诺斯伍德，方便你给她擦眼泪。非常体贴。”
但多姆不喜欢讽刺挖苦，尤其不喜欢他被讽刺挖苦。
“然而，至于她突然离开情报局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我们应该恭喜自己才是，”他说，“对于附属委员会出于国家利益而驳回‘玫瑰花蕾’的决定，她的反应过于强烈，甚至歇斯底里。情报局能摆脱她反而是件好事。现在来说一说你昨天和‘干草叉’谈得如何吧。老纳特精彩绝伦的表演——请允许我这么说。你怎么解读他从莫斯科接到的指令？”
多姆会从一个话题跳跃到另一个话题，借此避开敌意炮火，这个习惯对我来说同样不陌生。但今天他算是帮了我一个忙。通常来说我不认为我是个很有心机的人，但多姆提升了我的段位。只有佛罗伦丝能告诉我多姆和她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联系不上她。所以我就直奔主题吧。
“我怎么解读他接到的指令？你还是去问俄罗斯部怎么解读吧。”我答道，傲慢的语气和他刚好配成一对。
“那是怎么解读？”
傲慢，但也很坚定。我是个俄罗斯方面的老手，在欠缺经验的同事的热情上浇冷水。
“‘干草叉’是个沉睡间谍，多姆，你似乎忘了这一点。他来英国是为了长期潜伏。他沉睡了刚刚一年。莫斯科中央局现在想唤醒他，吹掉他身上的灰尘，打发他去跑个腿，确定他还忠于他们。等他证明了他还忠于他们，就可以回约克继续沉睡了。”
他似乎想争辩什么，但想了想没说出口。
“假设你的推测是正确的，尽管我未必会接受，那么我方的对策应该是什么呢？”他针锋相对地问我。
“观望，等待。”
“在观望和等待的同时，需要通知俄罗斯部我们在这么做吗？”
“假如你希望他们接手这个案子，一脚踢开伦敦总站，这会儿确实是个好时机。”我讥讽道。
他噘起嘴，从我身上转开视线，像是在咨询更高权威的意见。
“非常好，纳特”——哄我开心——“咱们就按照你的建议，观望和等待。我希望你能向我报告未来的一切进展，事无大小，第一时间。另外，谢谢你能抽空来看我。”他又说，继续埋头处理文件。
“但是。”我说，没有离开我的椅子。
“但是什么？”
“‘干草叉’收到的指令还有一层潜台词，我认为我们要面对的恐怕不单单是保持沉睡者警醒的一场普通演练。”
“你前面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那是因为‘干草叉’的故事里有一个因素是你不了解的，因为你的密级无论如何都不够。”
“胡说八道。什么因素？”
“另外，这会儿你可千万别企图把自己的名字加到知情者名单里去，否则俄罗斯部肯定会追问原因。我向你保证，你和我都不可能希望见到这个结果。”
“为什么？”
“因为假如我的直觉没出错，那咱们眼前——当然，还有待证实——就是一个金不换的好机会了，由‘避难所’和伦敦总站主导一次行动，咱俩的名字写在封皮上，没有财政部附属委员会来捣乱。你是愿意听我说还是要我另外找个你更方便的时候来？”
他叹了口气，推开桌上的文件。
“我曾经有个情报员叫‘啄木鸟’，你应该非常熟悉他的案子吧？还是说你太年轻了？”我问他。
“我当然很熟悉‘啄木鸟’的案子。我仔细读过。谁没读过呢？的里雅斯特。他们的驻外特工，前克格勃人员，老手，伪装成领事馆人员。你在羽毛球场上招募了他，我没记错吧？他后来再次变节，重新加入了敌方——前提是他一开始曾经背叛过。要我说，算不上你值得自豪的成就。咱们为什么忽然在说‘啄木鸟’了？”
对于一名后来者来说，多姆的家庭作业做得相当仔细。
“‘啄木鸟’是一个可靠和有价值的情报源，直到他为我们工作的最后一年。”我告诉他。
“随你怎么说吧。其他人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你能直接说重点吗？”
“我想和他谈一谈莫斯科中央局给‘干草叉’下的指令。”
“和谁？”
“‘啄木鸟’。问问他对它们的看法，从内部人员的角度。”
“你发疯了。”
“也许。”
“彻头彻尾地失心疯了。啄木鸟已经被正式列为有毒人员。意思是只要没有俄罗斯部首脑本人的书面批准，我们机构内的任何人都不能接触他，而部长这会儿凑巧正陷在华盛顿特区的泥潭里呢。‘啄木鸟’不值得信任，他是个两面派，一个骨子里的俄国罪犯。”
“所以你不同意了？”
“除非你从我尸体上跨过去的那种不同意。此时此地我把话说清楚了。我要立刻写下来，拷贝一份发给纪律委员会。”
“与此同时，在你的许可下，我想休假一周去打高尔夫。”
“你他妈又不打高尔夫。”
“假如‘啄木鸟’愿意见我，而他对莫斯科中央局给‘干草叉’的指令有什么好玩的见解，到时候你可以再决定是你派我去拜访他的嘛。另一方面，我建议你在写那封没礼貌的信给纪律委员会之前再多想一想。”
我已经走到门口了，他喊住我。我扭过头去，待在门口。
“纳特？”
“怎么？”
“说起来，你认为你能从他那儿问到些什么？”
“要是运气好，就没什么我本来不知道的。”
“那为什么要去问呢？”
“因为啊，多姆，没人能靠直觉的力量说服行动理事会。行动理事会喜欢可采取行动的情报，处理过两遍，三遍就更好了。也许你没听说过，但这儿有个术语叫‘基于证据’。言下之意就是一名外勤人员退居二线，陷在卡姆登的荒郊野外进退不得，他们通常不会理睬这么一个人只顾自己的胡言乱语，也不会理睬伦敦总站那位没经过什么考验的站长。”
“你疯了。”多姆又说了一遍，然后缩回文件堆之中。
*
我回到“避难所”。我打开门，看了看我手下的一张张哭丧脸，然后开始起草信件，收信人是我以前的间谍“啄木鸟”，又名阿尔卡迪。我声称是布莱顿一个虚构的羽毛球俱乐部的名誉秘书长，邀请他带领一支混合球队来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做客。我提出比赛的日期和时间，承诺食宿全包。明码密信出现得比《圣经》还早，有赖于写信者和收信人双方的共同约定。阿尔卡迪和我之间的约定不牵涉到任何密码本，核心概念是每一句话的内涵都与字面相反。因此我不是在邀请他，而是在等待他邀请我。那个虚构的俱乐部准备迎接客人的日期是我希望阿尔卡迪款待我的日期。我承诺食宿全包是在谦卑地询问他愿不愿意见我和在哪儿见面。比赛时间的意思是什么时间我都能接受。
在一个就明文而言无比接近事实的段落中，我提醒他注意，尽管大环境中的紧张局势永远变来变去，但我们两个俱乐部之间存在着历史悠久的友好关系，最后我落款妮可拉·哈利戴（夫人），因为在我们合作的那五年间，我对阿尔卡迪使用的化名就是尼克，尽管我的真名就印在驻的里雅斯特领事馆的正式人员名单里。哈利戴夫人没有留下家庭住址。假如阿尔卡迪决定和我联系，他知道好几个收信地址可供使用。
然后我往后一靠，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因为阿尔卡迪从不匆忙做出重大决定。
*
假如我提前知道我会和阿尔卡迪陷入什么样的泥淖，我肯定会更加珍惜与艾德打球和事后在老地方探讨政治的机会——尽管我不怎么乐意俯首称臣，但艾德那天确实打了我一个落花流水。
变化似乎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他忽然打得更快、更无拘无束也更快活了，我和他的年龄差距向我张开了血盆巨口。经历了一场或者两场，我这才能够客观地看待他的进步，尽可能喜悦地祝贺自己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换了其他时候，我也许会物色一位更年轻的球手来替换我，但听我向他提出这个想法，他仿佛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我不得不放弃。
我人生中更大的难题解决起来就更加不容易了。每天上午我都会查看情报局的几个幌子地址，看阿尔卡迪有没有回复我。没有。就算阿尔卡迪不是我的难题，佛罗伦丝肯定是。她与伊利亚和丹妮斯交好，但无论我怎么逼问，他们也并不比其他队员更清楚她的下落和作为。即便莫伊拉知道该去哪儿找佛罗伦丝，她最不可能告诉的就是我了。每次我尝试想象佛罗伦丝（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如何能够抛弃她钟爱的情报工作，我的大脑都会卡壳。每次我企图重现她与多姆·特伦奇如何赤诚相见，我的大脑都会再次卡壳。
经过了大量精神自省之后，我试着去艾德身上碰运气。机会渺茫，我很清楚。在我临时编造的掩饰性故事中，佛罗伦丝和我仅仅在我虚构朋友的办公室里见过虚构的一面，然后我拉着她来和劳拉配对打球。此外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直觉；他们两人从第一眼就开始互相吸引，然而现在我知道了佛罗伦丝在竞技场俱乐部露面时的精神状态，我很难想象她当时的情绪允许她被人吸引。
我们坐在老地方。我们刚喝完第一杯啤酒，艾德去买第二轮。他刚打了我一个四比一，可想而知他的心情比我好得多。
“所以中国菜怎么样？”我见缝插针问他。
“什么中国菜？”——艾德一如既往地神游天外。
“这条路上的金月啊，还能是什么？咱们本来要一起去的，结果我不得不去挽救一笔业务，记得吗？”
“哦，对，当然。很好吃。她非常喜欢烤鸭。我是说劳拉。她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饭。侍者都快把她夸到天上去了。”
“那个姑娘呢？叫什么来着？佛罗伦丝？值得你请她那一顿吧？”
“噢，太值得了。佛罗伦丝。她也非常好。”
他是在对我避而不谈，还是和平时一样简慢无礼？我反正豁出去了：
“你不会凑巧问她要了号码吧？我的哥们打电话给我，就是她临时当他秘书的那个人。说她非常厉害，想给她一份全职工作，但代理机构不肯配合。”
艾德思考了一会儿。皱着眉头想来想去。搜肠刮肚，也可能是在表演搜肠刮肚。
“没，唉，他们当然不肯，对吧？”他附和我，“代理机构那些孙子，但凡能做到，就恨不得把她拴一辈子。是啊。不好意思，帮不了你。可惜”——随后他恶毒咒骂我们在任的外交部部长，“狗娘养的伊顿崽子，自恋成性的精英狂，除了自己的两只脚，全身上下没有一丁点站得住的信念”，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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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说在这个天晓得会持续多久的等待期间还有什么能安慰我的话，那么除了我们每周一晚的羽毛球大战，无疑就是代号“干草叉”的谢尔盖了。一夜之间，他成了“避难所”的金牌间谍。从他这个学期结束的那一天起，瑞士自由记者马库斯·施韦泽就来到北伦敦三个区域中的第一个住下了。他的目标（莫斯科欣然批准）是轮流尝试三个区域并撰写报告。没了佛罗伦丝可供调遣，我指定丹妮斯担任他的联络员。谢尔盖投向她就仿佛她是他失散多年的姐姐。为了减轻丹妮斯的负担，我批准“避难所”队伍的其他人员去帮助她。他们的假身份不是什么问题。他们可以说自己是有抱负的记者或没工作的演员，甚至什么都不说。就算莫斯科的伦敦情报站出动整个反监控队伍，他们也会空手而归。莫斯科接连不断地要求他详细描述一些地点，换上最勤奋的沉睡特工，只怕也会累得筋疲力尽，然而谢尔盖正适合这个任务，而丹妮斯和伊利亚也随时听候调遣，提供协助。需要的照片只能用谢尔盖的手机拍摄。一切地形细节对安妮特（别名安娜斯塔西娅）来说都不会过于烦琐。每次莫斯科中央局提出新的要求，谢尔盖就先用英语起草回信，由我批准后他再翻译成俄语，在谢尔盖用一次性密码本加密前，我会先偷偷地核实俄语版本。如此一来，谢尔盖要从名义上为他自己的过错负责，而中央局后续信件中的暴躁语气也给人以可信的感觉。伪造部做了一份哈佛大学物理系的邀请函，看上去天衣无缝。谢尔盖的朋友巴里自然大为敬佩。多亏了布林·乔丹在华盛顿拔刀相助，哈佛的一位物理学教授会应付巴里或其他人提出的任何疑问。我写信给布林感谢他的帮助，但没收到回复。
然后又是等待。
等待莫斯科中央局停止牵着他乱跑，在北伦敦的一个地点安顿下来。等佛罗伦丝从地里把脑袋伸出来，告诉我她为什么要抛弃她的情报员和她的职业生涯。等待阿尔卡迪逾墙而来——或者拒绝我。
然后，一如既往地，所有事情同时开始发生。阿尔卡迪回复了我；语气谈不上热情，但毕竟有回音了。没有寄到伦敦，而是他更喜欢的伯尔尼的幌子地址：一封平信，寄给N.哈利戴，捷克邮票，机打文字，里面有一张捷克温泉胜地卡罗维发利的风景明信片，还有一份俄语的广告小册子，介绍的是城外十公里处的一家旅馆。旅馆小册子里折着一张预订表，我只需要在几个小方框里打钩：来去日期、房间等级、预计抵达时间、是否过敏。选项上用打字机打了一行字，通知我应该在下周一晚十点登记入住。考虑到我们以往关系的热络程度，你很难想象他的回复还能比这个更不情愿了，然而至少他在说“来吧”。
我用我没注销的“尼古拉斯·乔治·哈利戴”假护照（回到英国后我应该上交，但没人来找我要）订了周一上午去布拉格的机票，用我本人的信用卡付款。我发邮件给艾德，懊恼地取消了我们的羽毛球约会。他回复我“缩卵”。
星期五下午，我的个人手机上收到了佛罗伦丝发来的短信，说“要是你愿意，咱们可以聊一聊”，给了我不是发短信这个的另一个号码。我用预付费手机打过去，接电话的是应答服务台，我发现不用和她直接交谈让我松了一口气。我留言说我过几天再打给她，挂电话的时候觉得我说话像个我自己都不认识的陌生人。
同一天傍晚六点，我发了一封“致全员”的邮件到“避难所”，抄送人力资源部，通知所有人由于家庭原因，本人从6月25日至7月2日请事假一周。要问我是什么家庭原因捆住了我的手脚，光是一个斯黛就足够了——经过了长达数周的无线电静默，她终于宣布她星期天要屈尊带一位“素食朋友”回家吃午饭。有些场合制造出来是为了谨慎地和解。在我看来，这次并不属于这样的场合，然而我也知道本人的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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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卧室里为卡罗维发利之旅收拾行李，挑出有洗衣店标签和不该属于尼克·哈利戴的衣物。普鲁刚和斯黛在电话上谈了很久，这会儿上楼来帮我收拾，顺便告诉我她们都谈了什么。她的第一个问题就不怎么和谐。
“你真的非要带着全套羽毛球装备去布拉格？”
“捷克间谍就喜欢打羽毛球，”我答道，“素食的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
“咱们认识的那个，还是还不认识的那个？”
在斯黛诸多的男性朋友里，我有幸认识的不多不少只有两个。两个到头来都是同性恋。
“这次是朱诺，你还记得这个名字吧？他们要一起去巴拿马。她说朱诺是朱奈德的昵称，朱奈德的意思好像是斗士。不知道有没有让你觉得他更有魅力？”
“也许吧。”
“从卢顿来。凌晨三点到。所以他们不会在家里过夜，你肯定松了一口气对吧。”
她说得对。新男友睡在斯黛的卧室里，大麻烟从门底下飘出来，这并不怎么符合我对全家团圆的想象，更不要说我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去卡罗维发利了。
“谁会想去巴拿马那种鬼地方？”我气咻咻地问。
“唔，斯黛就想去。而且还特别起劲。”
我误会了她的语气，恶狠狠地扭头瞪她。
“你什么意思？她打算一去不返了？”——却发现她在微笑。
“知道她对我说什么吗？”
“你还没说呢。”
“我们可以一起做个法式咸派。斯黛和我。就我们俩。做个咸派午饭吃。朱诺喜欢芦笋，咱们不能说起伊斯兰，因为他是穆斯林，不喝酒。”
“听着就完美。”
“斯黛和我至少五年没一起做饭了。她认为下厨房的应该是你们男人。而不是我们女性。”
我尽可能地融入全家聚餐的气氛，拖着自己去超市买无盐黄油、苏打面包和斯黛烹制法式美食所需的材料；为了调和我的粗俗气质，我还买了一瓶冰镇香槟，尽管信仰禁止朱诺饮酒。既然朱诺不喝酒，我猜斯黛大概也不会喝，因为这会儿她很可能已经踏上了皈依伊斯兰教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