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物回来，我发现他俩就站在门厅里。两件事同时发生。一位彬彬有礼、衣着体面的印度年轻人上前接过我手里的购物袋。斯黛搂住我，把脸埋在我的肩窝里，过了好一会儿才放开，然后说：“老爸！看，朱诺，他是不是很棒？”彬彬有礼的印度年轻人再次上前，这次是为了正式介绍认识。此刻我瞥见斯黛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看上去很像样的戒指，我经验丰富，知道最好还是等斯黛先开口。
母女两人去厨房做咸派了。我打开香槟，倒了两杯给她们送去，然后回到会客室，递给朱诺一杯，因为我从不严格遵守斯黛关于男友们的指导意见。他接受了，没有反对，等待我请他坐下。这对我来说可是头一遭。他说他担心我们会觉得太意外。我保证说只要和斯黛有关系，什么都不会让我们觉得意外，他似乎心头大石落地了。我问他为什么去巴拿马？他解释说他是动物学研究生，史密森学会邀请他带队做实地研究，前往巴拿马运河的巴罗科罗拉多岛调查大型蝙蝠的情况，斯黛想一起去看看。
“但我不能带去任何昆虫，”斯黛插嘴道，穿着围裙，从厨房里探出脑袋，“我必须烟熏消毒，不能抽任何烟，甚至不能穿我的新斩男鞋，对吧，朱诺？”
“她可以穿自己的鞋，但必须套上鞋套，”朱诺向我解释，“也没人会被烟熏消毒。斯黛，那只是装点门面的。”
“咱们上岸的时候必须当心鳄鱼，但朱诺会抱着我的，对吧，朱诺？”
“抢走鳄鱼的一顿好饭？怎么可能。咱们去那儿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
斯黛笑得鬼哭狼嚎，关上门让我俩独处。吃饭的时候，她满桌子炫耀订婚戒指，但主要是为了给我看，因为她已经在厨房里向普鲁坦白了一切。
朱诺说他们要等到斯黛毕业再结婚，时间会稍微久一些，因为她转到了医科。斯黛从没向我们提过这个，但普鲁和我早已身经百战，这种人生大转折的消息不会引起我们的过度反应。
朱诺想正式征求我的同意去牵她的手，但斯黛坚持认为她的手不属于除她自己之外的任何人。不过他还是隔着桌子问了我，我说这是你们两个人的决定，你们需要花多少时间考虑就花多少时间。他保证他们一定会的。他们想生孩子——“六个，”斯黛插嘴道——但那是未来的事情；另一方面，朱诺想介绍我们认识他的父母，两人都在孟买当教师，计划在圣诞节期间来英国看看。朱诺说能不能问一句您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因为斯黛语焉不详，而他父母无疑会很想知道。是行政事务还是社会服务？斯黛似乎不太确定。
斯黛靠坐在桌子对面，一只手摸着下巴，另一只手抓着朱诺的手，等待着我的回答。我没指望她会把我们滑雪时的谈话内容藏在心里，也不认为我有资格要求她保守秘密。但显然她是这么做的。
“哦，彻头彻尾的行政人员，”我答道，哈哈一笑，“事实上是外交事务。女王陛下的旅行销售员，有一丁点外交地位，但也就那么回事。”
“所以是商务领事了？”朱诺问，“我能说您是英国驻外的一位商务领事吗？”
“没问题，”我对他说，“不过这个商务领事已经回到家乡，归隐田园了。”
普鲁对此评论道：“胡说八道，亲爱的。纳特喜欢自谦。”
而斯黛说：“他是女王陛下的忠实仆人，朱诺，而且非常狂热，对不对，老爸？”
两人告辞后，普鲁和我都说情况好得有点像童话故事了，但就算他们明天就分手，斯黛也许终于能拐出歧途，成为我们一向知道她本来就是的那个好姑娘。洗漱完毕，我们早早上床，因为我们要做爱，而我还要赶黎明时分的航班。
“所以你到底在布拉格藏了个什么人？”普鲁在门口淘气地问我。
我告诉她的是我要去布拉格开会，没告诉她其实我要去卡罗维发利，和阿尔卡迪一起在森林中漫步。
*
在这段漫长得似乎永无止境的等待期间，假如说有一份情报我一直留到了最后才说，那都是因为当时我没想到它存在任何重要性。星期五下午，就在“避难所”打扫卫生准备过周末的时候，国内事务调查处这个以懒惰而臭名昭著的部门签发了一份报告，其中涵盖了它就谢尔盖列出的北伦敦三个区域的研究结果。报告中包括大量毫无用处的资料，从公共河道、教堂、输电线路到历史名胜和著名建筑无所不包，还在一条脚注中指出从霍克斯顿到伦敦中心区的同一条自行车骑行线路串联起了这三个“涉事区域”。为了查阅方便，他们附上了一份大比例地图，骑行线路用粉色标出。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地图就铺在我面前。
11
有些间谍把人生中最好的那些年头奉献给了我们，为我们刺探情报，收工资拿奖金和退职金，不惹麻烦，不被揭穿也不变节，退休后过着平静的生活，也许就在他们忠心耿耿地背叛了的那个国家，也许在其他什么同样有利于健康的环境中——很少有人会写到这些人，我希望最好永远也别写到他们。
“啄木鸟”——又名阿尔卡迪——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担任过莫斯科中央局驻的里雅斯特情报站的头目，曾经是我的羽毛球球友，英国间谍。想要讲述他向自由民主事业投诚的经过，首先要追溯一个本质上挺地道的男人（我的看法，无论如何都不能代表其他人）如何从出生开始就被绑上俄国现代史这部过山车的动荡旅程。
他是一名第比利斯犹太妓女和一名格鲁吉亚东正教神父的私生子，私下里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的教育，后来被马克思主义者教师相中，当作出类拔萃的学生来培养。他见到新天地，立刻皈依了马列主义。
十六岁他再次被相中，这次看上他的是克格勃，他们训练他成为一名潜伏间谍，派他打入北奥塞梯的基督教反革命组织。作为一名曾经的基督徒（后来也未必不是），他完全有资格去完成这项任务。他告发的许多人遭到枪决。
他的战绩得到赏识，被授予克格勃最低级别的职位，为自己赢得了服从命令和擅长“即决审判”的好名声。不过这并没有阻拦他去上夜校的脚步，他修习更高级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会了数种外语，因此让自己成为了海外情报工作的优秀人选。
他被派往海外执行任务，协助对目标采取“法外措施”——刺杀的委婉说法。在他彻底陷入泥潭之前，他被召回莫斯科，受命投身于较为和缓的事业：伪装成外交人员。作为一名以外交身份为掩饰的一线谍报人员，他在布鲁塞尔、柏林和芝加哥的情报站工作过，从事实地考察和反监视工作，服务于从不和他见面的情报员，在无数个投递点发出和获取密信，继续参与“失能化”或真正或假想的国家敌人的工作。
然而，随着他逐渐成熟，无论多少爱国热情也不能阻止他开始重新评价他的人生旅程，从犹太母亲到不完全地弃绝基督信仰到他一头扑向马列主义的怀抱。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他对俄式自由民主制度、大众资本主义和普遍富裕的黄金时代的幻想从废墟中诞生。
然而阿尔卡迪将在祖国这迟到多年的复苏中扮演什么角色呢？他将肩负起他已经肩负多年的责任：坚定不移地保护祖国。他要捍卫祖国不受破坏分子和投机者的戕害，无论他们来自外国还是本土。他理解历史的复杂多变。胜利的果实来自战斗。克格勃不复存在了，很好。怀着高尚理想的新间谍机构将保卫俄罗斯的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领导人物。
结果最终唤醒他的还是他从前的同志，弗拉基米尔·普京，首先是镇压要求独立的车臣，随后是他热爱的格鲁吉亚。普京一向是个不入流的间谍。现在这个间谍变成了总统，用秘密工作的方式看待一切生灵。俄罗斯没有向前走进光明的未来，而是倒退回到了充满虚妄的黑暗过去。
“你是伦敦方面的人？”他用英语朝着我的耳朵吼道。
我们是两名外交官——严格地说，是领事——一个俄国人，一个英国人，坐在除夕派对的舞池外，这儿是的里雅斯特最好的运动俱乐部，过去这三个月，我们打了五场羽毛球。那是2008年冬。八月的种种变故过后，格鲁吉亚现在被莫斯科的枪口指着脑门。乐队起劲地演奏着六十年代金曲。偷听者和隐蔽式麦克风没有可乘之机。阿尔卡迪的司机和保镖平时会在阳台上盯着我们打球，甚至会陪着我们去更衣室，今晚却和新勾搭上的女朋友在舞池一角闹腾。
我应该说了“对，我是伦敦方面的人”，但在喧嚣之中我肯定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第三次打球时我抓住机会，给他打了个信号，从此就一直在等待这一刻了。显而易见，阿尔卡迪也在等待时机。
“那就告诉伦敦他愿意吧。”他命令我。
他？他指的是他即将成为的那个人。
“他只为你工作，”他继续道，依然用英语说，“四周后他会带着一肚子牢骚在这儿再和你打一场，同一个时间，只打单打。他会打电话正式挑战你。告诉伦敦，他需要成套的空心杆球拍。球拍会在更衣室里找个合适的机会交换。你要为他安排这些。”
他要什么作为回报呢？我问。
“他的人民的解放。所有人。他不是物质主义者。他是理想主义者。”
也许还有其他人投诚投得如此贴心，反正我是闻所未闻。他在的里雅斯特任职两年后，以欧洲北部二把手的身份返回莫斯科中央局，我们和他断了联系。他在莫斯科期间拒绝与我们接触。后来他以文化参赞的伪装派驻贝尔格莱德，我在俄罗斯部的主子不希望我被见到跟着他跑，于是让我担任驻布达佩斯的商务领事，我从布达佩斯远程操控他。
直到他的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我们的分析师才开始在他的报告中窥见征兆，初期是夸大其词，后来是彻头彻尾的编造。他们看到的问题比我更大。在我看来，这只是又一名情报员上了年纪，变得疲惫，有点丧失胆气，但不希望被切断关系。然而还是在阿尔卡迪的两个主人（大张旗鼓的莫斯科中央局和比较偷偷摸摸的我们）向他送上溢美之词并用勋章表彰他为双方各自的事业做出了无私奉献以后，我们才从其他渠道得知，由于他的两条职业道路都在接近终点，他于是勤勤恳恳地在为第三条道路铺下基石：为自己在他祖国的犯罪版图中赢取一片江山，他在俄国和英国的老板在最狂野的梦中也无法想象其规模。
*
长途大巴离开布拉格，驶入更加幽深的黑暗。左右两侧的黑暗山峰在夜空下渐渐地越来越高。我不害怕高处，但厌恶深处，我不禁思考我到底来这儿干什么，我怎么会说服自己如此鲁莽地跑这一趟，换了十年前我肯定不会心甘情愿地来，甚至不会建议只有我一半年纪的同事来。上外勤人员训练课的时候，漫长的一天结束，我们会喝着苏格兰威士忌探讨恐惧因素：如何衡量风险，调整你对它们的恐惧，只是我们不说恐惧，而是说勇气。
车厢里充满光线。我们开进卡罗维发利的主干道，这座城市曾叫卡尔斯巴德，自从彼得大帝时代起就是俄罗斯权贵阶层钟爱的温泉胜地，如今更是完全在俄国人的掌控之下。璀璨夺目的酒店、浴场、赌场和珠宝店，灯火辉煌的橱窗在左右两侧沉静地掠过。一条河流穿过城市，宏伟的人行桥横跨而过。二十年前我来卡罗维发利见一名车臣情报员的时候（他和情妇正在度他完全应得的假期），这座城市还没摆脱苏联时代单调的灰色油漆。当时最好的旅馆叫莫斯科大饭店，唯有在与世隔绝的疗养院里才能找到奢侈的享受，没几年前那还只是党的高级干部和他们的美人在远离无产阶级视线之处戏耍的地方。
九点十分，大巴徐徐开进终点站。我下车，开始步行。永远不要表现得像是不知道该去哪儿。永远不要有目的地闲逛。我是一名刚到这儿的游客。我是一名步行观光者，档次最低的就是我这种人。我就像一名有经验的游客，正在观察环境。我背着一个旅行包，羽毛球拍的把手露在外面。我是那种看上去傻乎乎的英国中产步行者，就缺在脖子上挂一本塑封的导游书了。我站住欣赏卡罗维发利电影节的海报。我是不是该买张票？旁边的海报在宣传著名浴场的疗愈奇效。没有海报宣传这座城市也是俄罗斯犯罪组织高层最喜爱的水疗地点。
我前面的一对儿没法以正常步伐好好走路。我背后的女人背着一个巨大的毡制旅行包。我走完了高街的一侧。现在该走过宏伟的人行桥，去另一侧漫步了。我是一个身在国外的英国佬，假装他无法下定决心是该给老婆买卡地亚金表还是迪奥长裙还是钻石项链还是一套售价五万美元的帝俄时代复刻家具。
我来到了普普大酒店与赌场（也就是以前的莫斯科大饭店）亮着水银灯的前院。各个国家的旗帜在灯光下随着晚风飘扬。我欣赏镶着铜牌的铺路石，上面刻着以往和当今名流访客的名字。歌德来过！斯汀也来过！我正在想这会儿可以叫出租车了，就有一辆在不到五码外停了下来。
一家德国人钻出车厢。成套的格子呢行李箱。两辆儿童自行车，崭新的。司机朝我点点头。我坐进他旁边的座位，把行李包扔到后座上。他会说俄语吗？瞪眼睛。Niet。英语？德语？微笑，摇头。我不会说捷克语。我们开上没有路灯的蜿蜒小路，爬上森林覆盖的山丘，驶下陡峭的山坡。一个湖出现在我们右侧。一辆车开着大灯，在错误的车道上冲向我们。我这位司机岿然不动。来车最终让步。
“俄国人有钱，”司机咬牙切齿道，“捷克人没钱。对！”——说到“对”，他猛踩刹车，出租车开进一条岔道，我以为是临时停车处，然而两道强光灯交叉开火，我们在光束中停下。
司机摇下车窗，喊了句什么。一个二十来岁、脸上有一块海星状伤疤的金发年轻人把脑袋伸进车窗，看看我旅行包上的英航标签，然后看着我。
“你叫什么，先生？”他用英语问我。
“哈利戴。尼克·哈利戴。”
“什么公司？”
“哈利戴有限公司。”
“你为什么来卡罗维发利？”
“和一个朋友打羽毛球。”
他用捷克语向司机下令。我们向前开了二十码，经过一个非常老的女人，她包着头巾，推着自己的轮椅。我们在一座牧场住宅式的建筑物前停下，门廊有着大理石的爱奥尼亚柱、金色的地毯和深红色丝绸的拉绳。最底下一级台阶上站着两个穿正装的男人。我付钱给司机，拿起后座上的行李，在两个男人毫无感情的视线下踩着高贵的金色台阶走进门厅，汗水、柴油、黑烟草和女性的芬芳气味扑鼻而来，任何一个俄国人闻到这些气味，都会知道他到家了。
我站在枝形吊灯底下，一个穿黑色正装、面无表情的姑娘在我的注视下检查我的护照。隔着一块玻璃隔断，挂着“客满”牌子、烟雾腾腾的酒吧里，一个戴哈萨克帽的老人在向一群满脸敬畏的追随者慷慨训话，听讲者全都是男的。前台姑娘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脸上有伤疤的金发年轻人站在我背后。他肯定跟着我走上了金色地毯。她把护照交给他，他翻开，对比我的面容，说“哈利戴先生，请跟我来”，领着我走进一间巨大的办公室，房间的墙上有裸女壁画，法式落地窗面对湖水。我看见三台电脑前的三把椅子、两面更衣镜、扎着粉色绳子的一摞纸板箱和两个健壮的男人，他们穿牛仔裤和运动鞋，戴着金项链。
“是这儿的规矩，哈利戴先生，”年轻男人说，两个男人走向我，“我们有过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我们非常抱歉。”
“我们”指的是阿尔卡迪？还是阿塞拜疆黑帮？根据我查阅的总局档案，他们用贩运人口的利润建造了这个场所。同一份档案还说，三十多年前，俄罗斯黑手党内部达成共识，卡罗维发利这个地方太美好了，他们不能在那儿自相残杀。还是把它建成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吧，为了咱们的金钱、家人和情妇。
两个男人要看我的旅行包。一个人伸出手去拿，另一个人从旁戒备。本能告诉我，他们不是捷克人，而是俄罗斯人，很可能曾经是特种部队。要是他们微笑，那你就要当心了。我交出行李。往更衣镜里看，我发现伤疤脸比我想象中年轻，我猜他只是在假装凶狠。然而正在检查旅行包的这两个男人，他们没必要演戏。他们按摸衬里，打开电动牙刷，闻衬衫，捏球鞋的鞋跟。他们研究球拍把手，把缠布拆开了一大半，敲把手，晃把手，拿着球拍比画了几下。有人教过他们这么做吗？还是本能告诉他们：假如有什么地方能藏东西，那就肯定是这儿了？
他们把所有东西塞回旅行包里，伤疤脸伸出援手，想把东西装得整齐一些。他们想搜我的身。我抬起胳膊，但没举到头，只是表示我准备好了，你们来吧。我的姿态使得一个男人重新打量我，走向我的时候变得更加警觉，他的伙伴站在他背后一步处做好准备。手臂、腋窝、腰带、胸部，转身，摸后背。然后他跪下，搜裤裆和腿部内侧，用俄语吩咐年轻人——作为一名单纯的英国羽毛球手，我当然不懂俄语。伤疤脸年轻人翻译给我听。
“他们希望你能脱鞋。”
我解开鞋带，把鞋交给他们。他们一人拿着一只，弯曲，按摸，然后还给我。我穿上，系好鞋带。
“他们问你怎么没带手机？”
“我留在家里了。”
“为什么？”
“我旅行时喜欢没有牵绊。”我逗趣道。年轻人翻译。没人微笑。
“他们要你把手表、笔和钱包交给我，你离开时再还给你。”年轻人说。
我把笔和钱包交给他，然后解下手表。两个男人从鼻孔里笑。那是一块日本便宜货，只值五英镑。他们看着我，拿不定主意，似乎觉得还意犹未尽。
年轻男人用俄语对他们吼道，“行了。就这样吧。结束了。”权威得令人惊讶。
两人耸耸肩，挤出怀疑的假笑，穿过落地窗出去，只留下我和年轻人留在房间里。
“哈利戴先生，你来是为了和我父亲打羽毛球？”年轻人问。
“你父亲是谁？”
“阿尔卡迪。我叫迪米特里。”
“啊哈，迪米特里，很高兴认识你。”
我和他握手。迪米特里的手潮乎乎的，我的应该也一样。阿尔卡迪这家伙，我正式招募他的那一天，他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绝对不会把孩子带到这个腐朽糟糕的世界上来。迪米特里是收养的吗？还是阿尔卡迪从一开始就有孩子，只是藏了起来，羞愧于置孩子的未来于险境，因为替我们刺探情报？前台的黑色正装姑娘给我一把房间钥匙，钥匙上系着一个铜犀牛挂件，但迪米特里用拿腔拿调的英语说：“我的客人还会回来的。”然后领着我走下金色地毯，来到一辆梅赛德斯四驱车前，请我坐进前排乘客座。
“我父亲请你千万不要引人注意。”他说。
另一辆车跟着我们。我只能看见它的车头灯。我保证我不会引人注意。
*
按照车上的时钟，我们朝山上开了三十六分钟。道路再次变得陡峭而崎岖。过了一会儿，迪米特里开始盘问我。
“先生，你认识我父亲很多年了。”
“对，好些年了。”
“他当时是组织的人吗？”——俄罗斯秘密组织，情报机构。
我哈哈一笑。“我只知道他是外交官，喜欢打羽毛球。”
“你呢？你当时呢？”
“我也是外交官。商务方面的。”
“在的里雅斯特？”
“还有其他地方。只要我们能见面找个球场。”
“但你很多年不和他打羽毛球了？”
“是啊，不打了。”
“现在你们一起做生意。你们都是生意人。”
“迪米特里，那可都是秘密情报。”我警告他，阿尔卡迪向儿子编造的故事在我眼前逐渐成形。我问他都做些什么。
“很快我就要去加州念斯坦福大学了。”
“学什么？”
“我要成为一名海洋生物学家。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学的就是这个，还在贝桑松大学进修过。”
“在此之前呢？”
“我父亲想让我去伊顿公学，但他对安保条件不满意。于是我去了瑞士一所安保更好的高中。哈利戴先生，你是个不寻常的人。”
“这话怎么说？”
“我父亲非常尊重你。这很罕见。另外他说你的俄语非常好，但你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出来。”
“但那是因为你想练习英语呀，迪米特里！”我开玩笑道，一时间想到了斯黛戴着护目镜和我一起坐在滑雪缆车上。
*
我们在路上的检查站停车。两个男人挥手拦住我们，检查后点头放行。枪没放在明处。卡罗维发利的俄国人都是守法好公民。枪支收在视线之外。我们开到哈布斯堡王朝时期的新艺术风格石柱大门前。探照灯亮着，监控摄像头俯视我们，从门房里走出来两个人，毫无必要地用手电筒照我们，然后挥手放行。
“安保措施很完善嘛。”我对迪米特里说。
“非常不幸，但也必不可少，”他答道，“我父亲热爱和平，但不是每次都能得到回报。”
左右两侧，高高的铁丝网深入森林。一只吓呆了的鹿堵在路中间。迪米特里按喇叭，鹿跳进黑暗。一座有角塔的别墅在前方浮现，一半像是猎人屋，另一半像是巴伐利亚的火车站。底楼的窗户没拉窗帘，能看见神态严肃的人来来去去。但迪米特里没有驶向别墅，他拐进一条林间小径。我们经过工人住的木屋，开进铺着卵石的庭院，庭院一侧是马厩，另一侧是没有窗户的谷仓，谷仓的壁板已经发黑。他停车，伸手打开我那一侧的车门。
“享受您的比赛吧，哈利戴先生。”
他开车离开。我孤零零地站在院子中央。半个月亮爬上树梢。借着月光，我看见两个人站在谷仓紧闭的大门前。门从里面打开了。强力手电筒的光束照得我一时间什么都看不见，带着格鲁吉亚口音的柔和俄国男声从黑暗中向我喊道：
“你是进来打一场还是要我出来打得你屁滚尿流？”
我走向谷仓。两个男人有礼貌地笑笑，分开让我过去。门在我背后关上。我孤零零地站在白色的过道路。我前方是又一道门，门开了，里面是个铺着人造草皮的羽毛球场。一个矮小精悍的男人身穿田径服面对我站着，正是我那位现年六十五岁的前情报员阿尔卡迪，代号啄木鸟。一双小脚谨慎地分开半步，双臂抬起准备战斗。略微前倾的体态属于水手或拳手。所剩无几的斑白头发剃成平头。多疑的眼神和紧咬的下巴倒还是老样子，只是眉头的皱纹更深了。绷紧的笑容依然如故，并不比多年前的那个晚上更加容易读懂，当时我在的里雅斯特的一场鸡尾酒会上走向他，挑战他打一场羽毛球。
他摆摆头，示意我过去，然后转身背对我，迈着军人的步伐向前走。我跟着他穿过球场，爬上开放式的木楼梯，来到观景露台上。我们踏上露台，他打开一扇门上的锁，示意我进去，然后重新锁上门。我们爬上又一段木楼梯，穿过狭长的阁楼房间，来到房间尽头嵌在山墙里的玻璃门前。他打开门锁，我们走上挂满藤蔓的阳台。他重新锁上门，对着手机用俄语说了两个字：“解散。”
两把木椅，一张小桌，一瓶伏特加，两个酒杯，一盘黑面包，半个月亮负责照明。有角塔的别墅从树顶上露出脑袋。水银灯下的草坪上，穿正装的男人们独个儿走来走去。喷泉洒出来的水落进宁芙石像脚下的池塘，阿尔卡迪以精准的动作倒了两杯伏特加，利落地递给我一杯，朝面包打个手势。我们坐下。
“国际刑警派你来的？”他用他连珠炮似的格鲁吉亚口音俄语问。
“不是。”
“你是来勒索我的吗？我不重新为伦敦工作，你就把我交给普京？”
“不是。”
“为什么不呢？局势对你们有利。我手下有一半人向普京的走狗打我的小报告。”
“非常抱歉，伦敦已经不再相信你的情报了。”
听到这个，他终于举起酒杯，默不作声地向我祝酒。我也向他祝酒，心想我和他风风雨雨打了这么多年交道，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这么愤怒。
“所以你终究没回你深爱的俄罗斯，”我轻飘飘地开口道，“我以为你一直连做梦都想着白桦林里那座朴素的小别墅呢。要么就回格鲁吉亚，为什么没去？出什么问题了吗？”
“没出任何问题。我在圣彼得堡和第比利斯都有房子。然而，身为一名国际主义者，我最爱我的卡罗维发利。这儿有东正教教堂。虔诚的俄罗斯犯罪分子每周一次去做礼拜。等我死了就葬在这儿。我有个花瓶老婆，非常年轻。我所有的朋友都想睡她。大多数时候她不让他们得手。人生如此，夫复何求？”他语调低沉，说得很快。
“柳德米拉呢？”
“去世了。”
“非常抱歉。怎么去的？”
“军事级的神经毒素，名叫癌症。四年前。我哀悼了她两年。然后觉得没意思了。”
我和普鲁都没见过柳德米拉。阿尔卡迪说她和普鲁一样也是律师，在莫斯科执业。
“你家的小迪米特里——他是柳德米拉的儿子？”我问。
“喜欢他吗？”
“他挺好的。似乎前途光明。”
“没人前途光明。”
他用小小的拳头飞速敲打嘴唇，他的这个动作向来代表着紧张，然后眼睛越过树顶，恶狠狠地望着别墅和水银灯下的草坪。
“伦敦知道你在这儿吗？”
“回头再告诉伦敦好了。我想先和你谈谈。”
“你给自己干了？”
“不是。”
“为国家？”
“也不是。”
“那你是什么？”
“爱国者？应该吧。”
“爱哪儿？脸书？互联网公司？全球变暖？能囫囵吞掉你那个破产小祖国的大企业？谁付你工钱？”
“我们情报局。希望等我回去还有那份工资。”
“找我干什么？”
“想知道几个问题的答案。关于过去的事情。希望你能回答我。要是你愿意，我想证实一些猜想。”
“你从没对我撒过谎？”——似乎是指责。
“撒过一两次吧。有时候迫不得已。”
“这会儿你在骗我吗？”
“没有。阿尔卡迪，你也别对我撒谎。上次你骗我，险些结束了我美妙的职业生涯。”
“多大事儿呐。”他说，我们一起欣赏了一会儿夜景。
“所以你说说看，”他又喝了一口伏特加，“你们英国佬最近靠什么屁话收买我们这些叛国者？自由民主制度拯救全人类？我为什么会信那些破玩意儿？”
“也许你就是想相信。”
“你们英国佬跳出欧洲的圈子，都快把鼻子翘到天上去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英国人。我们不需要欧洲。我们单枪匹马赢了所有的战争。不靠美国人，不靠俄国人，不靠任何人。我们是超人。’我听说热爱自由的伟大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拯救你们的经济。你知道特朗普是什么吗？”
“你说吧。”
“他是给普京扫厕所的。小弗拉迪没法自己做的，他替小弗拉迪包圆了：在欧洲统一上撒尿，在人权上撒尿，在北约上撒尿。向所有人保证，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属于神圣的俄罗斯帝国，中东属于犹太人和沙特，全球秩序见鬼去吧。至于你们英国佬，你们干了什么？你们舔他的屁眼，邀请他和你们的女王喝茶。你们收下我们的黑钱，替我们洗干净。只要我们的摊子够大，你们就欢迎我们这些犯罪分子。你们把半个伦敦卖给了我们。我们毒杀我们的叛徒，你们绞着手说，求求你们，亲爱的俄国朋友，和我们贸易吧。我冒着生命危险就是为了这些？我觉得恐怕不是。我觉得你们英国佬卖给我的是一卡车伪善屁话。所以你别说你来这儿是为了唤醒我的自由主义良知和我的基督教价值观还有我对大英帝国的爱。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说完了吗？”
“没有。”
“阿尔卡迪，我不认为你曾经为我的国家效力过。我认为你效力的对象是你的祖国，只可惜没什么成果。”
“我他妈不在乎你认为什么。我问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
“做我一直想做的事。你参加你那些老同志的聚会吗？联欢会，授勋仪式？为了老时光的庆典？受到爱戴的大人物的葬礼？你这么一位倍受尊敬的老兵，差不多应该是非去不可吧？”
“要是去了又怎么样？”
“那我就要祝贺你了，你这个全身心的老一辈契卡人没有被揭破伪装。”
“我的伪装毫无问题。我是个功成名就的俄罗斯英雄。我没有任何不安全因素。”
“所以你才住在捷克的要塞里，养了一窝保镖。”
“我有竞争对手。这不是不安全因素，而是正常的生意行为。”
“根据我们的记录，过去十八个月你参加了四场老友聚会。”
“所以？”
“你有没有和老同事讨论过案子？特别是新的案子？”
“要是有人挑起这种话题，我也许会插几句。我从不挑起话题，也不撩拨别人挑起，你很清楚我的脾气。但假如你想派我去莫斯科执行钓鱼任务，那你就他妈的失心疯了。快说重点。”
“非常乐意。我来是想问你和瓦伦蒂娜——莫斯科中央局的骄傲——还有没有联系。”
他直勾勾地望着前方，下巴高傲地向前伸，后背像士兵一般挺直。
“从没听说过这个女人。”
“唔，阿尔卡迪，这我就要大吃一惊了，因为你说过你只爱过她这么一个女人。”
他面部的剪影毫无变化。从头到尾都没有。但他警觉的体态说明他在听我说话。
“你打算和柳德米拉离婚，娶瓦伦蒂娜。但听你前面说的，你现在的妻子不是她。瓦伦蒂娜只比你小几岁。在我看来并不符合花瓶妻子的定义。”
依然不动声色。
“要是你还记得，我们本来可以收服她的。我们有手段。你亲自提供的。她被派往的里雅斯特，执行中央局的重要任务。奥地利的一位资深外交官想出卖国家机密，但拒绝和俄罗斯官方做交易。不能是领事或外交人员。莫斯科把瓦伦蒂娜派给你。中央局那时候没多少女性职员，但瓦伦蒂娜是个例外：聪明，美丽，是你一生的梦想，你的原话。她搞定那个男人后，你和她密谋先瞒中央局一个星期，去亚得里亚海度一周浪漫假期。我好像还记得我们帮你们找到了合适的秘密住所。我们可以勒索她，但我们认为这么做就必定会破坏我们与你的关系。”
“我说过你们别碰她，否则我就宰了你们。”
“没错，你说过，我们也照你说的做了。她似乎同样是格鲁吉亚人，要是我没记错，也是契卡人的后代。完全符合你的爱好，你为她疯狂。一个完美主义者，你对我说过。工作完美，情爱也完美。”
我们傻坐着看了多久的夜色？
“也许太完美了。”他最后伤感地喃喃道。
“出什么事了？她嫁人了？有了新欢？那可拦不住你，对吧？”
又是一阵漫长的沉默，对阿尔卡迪来说，这无疑说明他正在酝酿血腥的念头。
“也许她一门心思嫁给了小弗拉迪·普京，”他杀气腾腾地说，“也许不是她的身体，而是她的灵魂。普京就是俄罗斯，她对我说。普京是彼得大帝。普京是纯粹的，普京是睿智的。他比堕落的西方更聪明。他把俄罗斯的尊严还给了我们。谁从国家窃取财富，就是邪恶的蟊贼，因为他在窃取普京本人的利益。”
“你就是其中一个邪恶的蟊贼？”
“契卡人绝不偷窃，她对我说。格鲁吉亚人也绝不偷窃。假如她知道我为你们工作，会亲手用钢琴弦勒死我。所以我们的婚姻恐怕不可能和谐”——他苦笑一声。
“是怎么结束的？真的结束了吗？”
“一点就太多了，而再多也不够。我想把这些全给她”——他摆了摆头，朝着森林、别墅、水银灯下的草坪、高高的铁丝网和单独巡逻的许多个黑西装哨兵。“她对我说：阿尔卡迪，你是魔鬼，你别把你偷来的王国献给我。我对她说：瓦伦蒂娜，请你行行好告诉我。在这个狗操的宇宙里，现如今有哪个富人不是小偷？我对她说成功不是罪孽，而是代表上帝爱我，是赦免的证明。但她不是上帝。我也不是。”
“你还见她吗？”
他耸耸肩。“人会对海洛因上瘾吗？我对瓦伦蒂娜上瘾。”
“她对你呢？”
我们以前就是这样，踮着脚尖一起行走于他分裂的忠诚的边缘，他是我难以预测的高价值情报员，我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他能安心托付秘密的人。
“但你时不时还会见她？”
他的身体突然僵住了，还是我的想象力在作怪？
“有时候在圣彼得堡，她愿意的时候。”他回答得很简洁。
“她的工作最近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她从不冒充领事馆人员，从不冒充外交人员，从不冒充文化人员，从不冒充媒体人员。她是瓦伦蒂娜，经验丰富的匿名战士。”
“做些什么呢？”
“和以前一样。在莫斯科中央局操控编外情报员。以西欧为主。我以前的部门。”
“工作内容包括沉睡间谍吗？”
“沉睡间谍？在粪坑里刨个洞把自己埋进去躺十年，再把自己挖出来干二十年？废话。瓦伦蒂娜当然也操控沉睡间谍。和她睡一次，你就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她会让沉睡间谍冒险去为网络外的重要情报源服务吗？”
“只要赌注足够高就肯定会。假如中央局认为当地的情报站是一窝混账东西——事实上往往就是——那么就会授权使用她的编外人员。”
“包括她的沉睡间谍？”
“只要他们愿意被她唤醒，当然。”
“经过这么多年，即便到了今天，她也还是个匿名战士？”我问他。
“没错。最优秀的那种。”
“足以伪装成普通人去外勤？”
“她想去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哪儿都行。毫无问题。她是个天才。你去问她好了。”
“所以她有没有可能，我打个比方，去某个西方国家帮助或招募一个重要的情报源呢？”
“会，只要那条鱼足够大。”
“什么样的鱼？”
“大鱼。我说过了。必须够大。”
“和你一样大？”
“甚至更大。谁他妈在乎呢？”
今天想起来，后面发生的事情就好像是我能预测未来。但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而是我在扮演我曾经扮演的角色，而是我比了解自己更了解我的情报员，而是我比他本人更早觉察到他身上的天象变化。许多个挤出来的夜晚，我坐在租来的车里，躲在某个荒凉的共党城市的陋巷里，听他倾述充满了一个人难以单独承受的历史的人生故事，这就是我得到的结果。然而在那些故事之中，最悲伤的正是此刻我正在向自己讲述的那一个：一个周而复始的悲剧，他孤独的爱情生活，这个看似不可一世的男子汉，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变回了他从前的样子，一个迷路的孩子，虚弱，受到排斥和羞辱，欲望化为羞耻，愤怒在他内心积蓄。在他错误选择的诸多伴侣之中，瓦伦蒂娜是她们的原型，用漫不经心的爱抚回报他的激情，借着他满足她的骄傲；一旦她完全主宰了他，就把他扔回他出身的街头。
而她此刻与我们同在，我能感觉到：在他用来贬低她的过于淡漠的语气里，在对他来说并不自然的夸张的身体语言里。
“雄性的大鱼还是雌性的？”我继续问。
“我他妈怎么知道？”
“你知道是因为瓦伦蒂娜告诉了你。没错吧？”我猜测道，“不是所有的事情。只是细小的暗示，咬着你的耳朵说给你听，和以前一样。为了逗弄你。为了打动你。为了撩拨你。这条大鱼游进了她的网里。她会不会碰巧说过是一条英国大鱼？你没告诉我的是不是这个？”
月光下，汗珠淌下他枯槁、悲戚的面庞。他和他以往一样开口了，他内在的自我说得飞快，像往日一样背叛，同时憎恨自己，憎恨他背叛的目标，沉醉于他对她的爱，但又蔑视自己，为了他的无能而惩罚她。对，一条大鱼。对，英国佬。对。男人。自己送上门的。意识形态就像共产党时代。中产阶级。瓦伦蒂娜要亲自发展他。他会成为她的囊中物，她的门徒。甚至她的情人，她会知道答案的。
“还没问够吗？”他忽然吼道，转动他矮小的身躯面对我，“你来就是为了这个吧，你这坨英帝国主义狗屎？要我再一次把我的瓦伦蒂娜出卖给你？”
他一跃而起。
“你和她睡过，你这个色魔！”他疯狂地叫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睡了的里雅斯特的每一个女人？告诉我，你和她睡过！”
“非常抱歉，阿尔卡迪，我一直没有过那份荣幸。”我答道。
他走在我前面，双肘张开，甩开两条短腿。我跟着他穿过空荡荡的阁楼，爬下两段楼梯。来到羽毛球场上，他抓住我的胳膊。
“还记得第一次见面你对我说了什么吗？”
“当然记得。”
“再说一遍。”
“打扰一下，阿尔卡迪领事。听说你羽毛球打得很好。战争期间的两个伟大盟友打一场友谊赛如何？”
“拥抱我。”
我拥抱他。他如饥似渴地紧紧搂住我，然后一把推开我。
“价值一百万美元的金条存进我的瑞士银行户头，”他大声说，“英镑狗屁不是，明白吗？你不给我，我就去报告普京！”
“对不起，阿尔卡迪。非常抱歉，我们已经破产了。”我说；不知为何，我和他都在微笑。
“别再回来了，尼克。现在没人还做梦了，明白吗？我爱你。你再来我就宰了你。我说到做到。”
他再次推开我。门在我背后关上。我回到月光下的庭院里。微风轻轻吹。我感觉到他的眼泪留在我脸上。迪米特里在梅赛德斯车里闪了一下车头灯。
我们驱车离开，他紧张地问我：“你打败我老爸了吗？”
“我们打平了。”我回答他。
他把手表、钱包、护照和圆珠笔还给我。
*
搜我身的两个特种兵坐在大堂里，四条腿伸得老长。我经过时他们连眼皮都没抬，但等我走到楼梯顶上回头看时，却发现两人都盯着我。四帷柱床的床头上，仁慈的圣母马利亚俯视成对的天使。阿尔卡迪后悔允许我回到他苦难的人生中仅仅三十分钟了吗？他是不是决定我还是死了比较好？他经历过的种种人生早就超过了我有可能拥有的。他还没有过够其中任何一种。轻柔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来来去去。我为我的保镖加了个房间，可惜没有保镖来住。我没有武器，身边只有房门钥匙、英镑零钱和一副中年人的躯体，恐怕敌不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和你一样大？甚至更大。谁他妈在乎呢？……和她睡一次，你就永远也醒不过来了……现在没人还做梦了，明白吗？
12
莫斯科开口了。阿尔卡迪开口了。我开口了，别人也听见了。多姆·特伦奇撕掉了他写给纪律委员会的信。伦敦总站报销了我的差旅费，但对我在卡罗维发利叫出租车去湖畔旅馆提出了疑问。明明通公共汽车，我为什么不去坐？由盖伊·布拉梅尔暂时代管的俄国部宣布“干草叉”案子有效且高优先级。他的上司布林·乔丹从华盛顿表示认可；某位职员不做报备就去探访一名有毒的前情报员也许让他有些想法，但他没有公之于众。我们当中出了个阿尔卡迪那种级别的叛徒，如此传闻在白厅的鸽子笼里掀起了相应的波澜。情报员“干草叉”住进伦敦内城北区一套两房的底层公寓，他所谓的丹麦甜心安妮特寄给他不少于三份加密隐形信件，其内容在“避难所”引起轰动，兴奋情绪沿着多姆·特伦奇、俄国部和行动理事会一路向上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