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这是上帝的裁决，”谢尔盖用敬畏的语气悄声对我说，“也许他希望我在一场大型行动中堪堪当个小卒子，而不是被蒙在鼓里。但这些对我并不重要。我只想证明我一心向善。”
尽管难以驱散一贯的怀疑，但珀西·普莱斯的监控团队还是在周二和周四下午两点到六点对他执行轻量级的反监视保护行动，珀西顶多只能投入这么多的力量。谢尔盖也问过他的联络员丹妮斯，假如他能加入英国国籍，她愿不愿意与他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丹妮斯怀疑巴里有了新欢，而谢尔盖不愿承认现实，宁可认为自己是异性恋。然而如此未来的前景极其渺茫，因为丹妮斯是同性恋，已经有了妻子。
莫斯科中央局用密信肯定了谢尔盖选择的住所，要求他继续报告北伦敦另外两块区域的详细情况，因此证实了完美主义者安妮特对过度条理化的偏好。密信特别要求描述公园的情况，包括行人与车辆的进出口、开门与关门时间、是否有看门人或巡逻员及其他“警戒人员”。公园长凳、凉亭、演奏台和是否可停车同样是关注焦点。信号情报证实莫斯科中央局北方部出现了不寻常的出入流量暴涨。
从卡罗维发利回来后，我和多姆·特伦奇的关系不出所料地进入了蜜月期，虽说俄国部秘密解除了他在星尘行动相关所有事宜上的权限——“星尘”是总局电脑随意选出的代号，指的是对莫斯科中央局与情报源“干草叉”之间所传递信息的开发利用。然而多姆依然坚定不移地因为我会在报告上签上我和他两人的名字而兴奋，尽管我一扭头就可以回绝他的请求。他意识到了他必须仰仗我，因此感到焦躁不安，而我从中得到了莫大的乐趣。
*
我答应过要联系佛罗伦丝，但先前一时间过于激动，把这事忘到了九霄云外。在等待莫斯科中央局发来决定性的命令时，我们被迫安静下来，于是就有了个好机会可以弥补我的失礼。普鲁去外地探望一位生病的姐妹了，估计整个周末都不会回来。我打给她确认。她没有改变计划。我没从“避难所”打给佛罗伦丝，也没用情报局的手机。我回到家里，吃了个冰凉的牛排与腰子馅饼，用几杯苏格兰威士忌冲下去，然后我带上一把零钱，顺着马路走向巴特西最后的几个电话亭之一，拨打她最后一次留给我的号码。我以为又会是答录机接电话，但佛罗伦丝气喘吁吁地拿起了听筒。
“你等一下。”她说，用手捂住听筒，朝另一个人喊了句什么，她似乎在一间空屋子里。我听不清他们具体在说什么，只能听见交谈的回声，就像海上浓雾笼罩的声音，佛罗伦丝先开口，然后一个男人说话。然后她对我说话，声音清晰，公事公办：
“纳特，什么事？”
“呃，你好，第二遍。”我说。
“你好。”
假如我期待的是一丝懊悔，那么无论是她的声音里还是回声中都听不见。
“我打电话是因为我说过我会打给你，咱们似乎还有事情没了结。”我说，惊讶于我居然不得不解释，而需要解释一下的明明是她。
“私事还是公事？”她问，我能感觉到我的火气开始上来了。
“你发短信说要是我愿意，咱们可以谈谈，”我提醒她，“考虑到你告辞的方式，我觉得很有可谈之处。”
“我的告别方式有什么不对了？”
“首先，也太突然了。其次，对你照管的某些人来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非要我说得这么清楚吗？”我吼道，漫长的沉默随之而来，我不禁为我的粗暴感到后悔。
“他们怎么样？”她的声音变得驯服。
“你照管的那些人？”
“还能是谁？”
“他们快想死你了。”我换上更和蔼的语气。
“包括布伦达？”——另一段漫长的沉默过后。
布伦达，阿斯特拉的本名，也就是奥尔森心怀不满的情妇，“玫瑰花蕾”行动的首要信息源。我正想带着怨气说布伦达得知她离开后就拒绝继续与我们合作了，然而佛罗伦丝声音里的哽咽变得过于明显，我只好含糊其词。
“还算可以吧，考虑到各种因素。问过你的情况，但完全理解人生必须向前看。你还在吗？”
“纳特？”
“怎么？”
“我觉得你不如请我吃个饭吧。”
“什么时候？”
“最近。”
“明天？”
“好的。”
“吃鱼可以吗？”我说，想起“玫瑰花蕾”演示会后我和她在饭馆吃的鱼肉派。
“我他妈不在乎吃什么。”她答道，挂断电话。
我只知道一家专门吃鱼的饭馆，它碰巧在财务科的可报销名单上，因此去了就有可能撞见情报局同事在和线人吃饭，无论是我还是她都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我另外选了一家西区的时髦餐厅，从提款机里取了些现金，因为我不想用我和妻子在巴克利银行的共用卡付账。人生中有些时候，你明明没犯罪也会受罚。我订了个角落里的桌子，但其实没必要费事的。热浪看不到尽头，整个伦敦都中暑了。我按照习惯提前到了，点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店里几乎没人，侍者一个个昏昏欲睡。十分钟后，佛罗伦丝出现了，身穿情报局工作装的夏季改版：长袖高领的军装衬衫，不化妆。“避难所”那会儿，我们见面会点头致意，然后隔空亲吻。现在我们回归了互道“你好”，她待我就像一个前男友，当然实际上我并不是。
我们捧着硕大无朋的菜单看，我问她要不要一杯酒庄香槟。她毫不客气地提醒我她只喝勃艮第红酒。她最后说要条多佛比目鱼好了，小一点的。要是我胃口好，再加个蟹肉鳄梨色拉当前菜。我胃口不错。我对她的双手很感兴趣。她戴在无名指上的男用图章戒指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枚镶着红色碎宝石的古老银戒指，戴在她手指上显得有点松，无法自然而然地盖住前任留下的白色印记。
我们完成点菜的任务，把厚实的菜单还给侍者。先前她一直拒绝和我视线接触。这会儿她直勾勾地盯着我，目光中连一丁点懊悔都找不到。
“特伦奇是怎么说的？”她问我。
“关于你？”
“对，关于我。”
我本以为该是我严厉地审问她，然而她有不同的想法。
“说你过于情绪化，大体而言是个错误人选，”我答道，“我说那不是我认识的你。然而当时你已经脱离情报局了，所以我们只能纸上谈兵。你可以在双打比赛的时候告诉我。你可以打电话告诉我。但你都没有。”
“你认为我过于情绪化，是个错误人选吗？”
“我刚刚说过了。正如我对特伦奇说的，那不是我认识的佛罗伦丝。”
“我问你怎么认为，不是你怎么说。”
“你要我怎么认为？‘玫瑰花蕾’让我们所有人大失所望。然而一场特别行动在最后一刻被叫停也并不稀奇。因此我确实认为你一时间被气昏了。另外我还认为你和多姆肯定有个人恩怨。不过那就和我没关系了。”我存心加上最后一句。
“关于我和多姆的谈话，他还说什么了？”
“没什么重要的。”
“他应该没提到他那位非常可爱的贵族太太——蕾切尔女爵，托利党女议员和资产管理人吧？”
“没。为什么要提到她？”
“你不会凑巧是她的朋友吧？”
“从没见过她。”
她喝一口勃艮第红酒，然后喝一口水，打量着我，像是在思考我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听众，最后做了一次深呼吸。
“蕾切尔女爵和她兄弟一起建立了一所面向上流社会的资产管理公司，在老城有富丽堂皇的办公室，她担任CEO。只接待私人客户，而且需要申请。低于五千万美元就免开尊口了。我猜你应该知道这些。”
“我不知道。”
“公司主营离岸业务：泽西岛，直布罗陀，尼维斯岛。知道尼维斯吗？”
“没听说过。”
“尼维斯是匿名业务的顶峰。尼维斯瞒过了整个世界。尼维斯岛上没人知道那儿不计其数的公司都属于谁。妈的。”
她的恼怒导向了刀叉，它们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她扔下餐具，发出当啷一声，拿起勃艮第又喝了一大口。
“要我继续说下去？”
“请说。”
“蕾切尔女爵和她兄弟开设了四百五十三家不负责、不担责的离岸公司，它们互不关联，无名，独立运营，基本上全注册在尼维斯。你在听我说话对吧？看你的脸我不确定。”
“我会管好我的表情的。”
“除了要求绝对保密之外，他们的客户还要求高回报率。十五、二十个点，或者更高？女爵和她兄弟的专精领域是主权国家乌克兰。他们最优秀的操盘手有几位是乌克兰寡头。上面说的无名公司里有一百六十七家在伦敦拥有高级地产，以骑士桥和肯辛顿为主。其中有一处高级地产是一幢复式豪宅，位于公园巷，所有者是一家公司，它由另一家公司拥有，拥有者是奥尔森名下的一个信托基金。这都是事实。无可辩驳。我有证据。”
我不会做出夸张的反应，情报局不会赞成这种举动。因此我没有用叫喊来发泄震惊和愤慨，而是注意到我们的酒杯空了，于是打断三名侍者旷日持久的争论，叫他们过来斟酒，这无疑惹恼了佛罗伦丝。
“还想听下去吗？”她问我。
“那还用说。”
“蕾切尔女爵不去伺候那些贫穷又贪婪的寡头的时候，她会以上议院指派议员的身份坐镇财政部的几个附属委员会。‘玫瑰花蕾’行动做演示的时候，她就坐在底下。会议没有留下任何笔录。”
现在轮到我喝一大口酒压惊了。
“要是我没弄错，你追查这些或许存在的联系已经有段时间了吧？”我问。
“你没弄错。”
“这会儿先不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和这些是不是真的，你和多姆见面的时候说了多少？”
“够多了。”
“够多是多少？”
“首先，他亲爱的贵族太太为奥尔森管理公司，同时假装没在这么做。”
“假如是真的。”
“我有朋友擅长查这种东西。”
“我也猜到了。你认识你这些朋友多久了？”
“这他妈和你有什么关系？”
“蕾切尔属于财政部附属委员会呢？也是你的朋友们告诉你的？”
“有可能。”
“你向多姆提到这一点了吗？”
“有必要吗？他知道。”
“你怎么知道他知道？”
“他们是夫妻啊，操！”
这是在讥讽我吗？有可能，尽管我俩并不存在的私情是个幻想，而且比起我，它在她的想象中更加根深蒂固。
“蕾切尔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挖苦地说，“大众媒体热爱她。她成就斐然，得过勋章。萨伏伊的筹款宴会。去克拉里奇体察民情。等等等等。”
“但大众媒体应该不会提到她坐镇最高密级的财政部附属委员会。当然了，暗网也许会。”
“我怎么知道？”——过于义愤填膺了。
“所以我才会问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别审问我，纳特。我已经不属于你了！”
“真是让人吃惊，你居然会认为你属于过我。”
情人间的第一次拌嘴，而我们还没做过爱。
“你这么说他的妻子，多姆是怎么回答的？”我过了一会儿问，先让激情冷却下来——主要是她的，我第一次注意到她动摇了，无法坚定不移地将我视为敌人。她隔着桌子俯身凑近我，压低声音说：
“第一。这个国家的最高当局了解这些联系的存在。他们研究过，批准了。”
“他说了哪个最高当局吗？”
“第二。不存在利益冲突。向各方都完全和坦诚地披露了情况。第三，关于‘玫瑰花蕾’的决定是仔细研究案子所有方面的因素并综合考虑了国家利益之后做出的。第四，我似乎掌握了我无权掌握的机密情报，所以我他妈应该闭嘴。你接下来也要对我说这句话了。”
她说得对，虽说出于不同的原因。
“你还告诉了谁吗？除了多姆和我？”我问。
“没人。我为什么要去说？”——恢复了最初的敌意。
“嗯，那就坚持下去。我可不想去老贝利(1)为你的优良品质作证。请允许我再问一遍：你和你那些朋友来往多久了？”
不回答我。
“在你加入情报局之前？”
“也许吧。”
“汉普斯特德住的是谁？”
“一个烂人。”
“什么样的？”
“四十岁的退休对冲基金经理。”
“我猜已经结婚了。”
“和你一样。”
“女爵为奥尔森管理离岸户头的消息是他告诉你的？”
“他说富得流油的乌克兰人最喜欢的老城金融家就是她。他说她摆布财政当局就像弹竖琴。他说他本人也用过她几次，结果相当理想。”
“用她做什么？”
“办事呗。绕过什么也管不了的法规。你以为呢？”
“而你把这些传闻——小道消息——告诉你的朋友，他们继续往下查。你想说的就是这个？”
“也许吧。”
“我该怎么处理你刚刚告诉我的这件事呢？假如确实是真的？”
“就当不知道。人人都这样，不是吗？”
她站起来。我跟着起身。侍者送上天价账单。她和我一起看着我数出几张二十块钞票放在盘子上。她跟着我走上街道，一把抓住我。我们得到了一直没有过的拥抱，但没接吻。
“千万记住你离职时人力资源部要你签的那些严酷文件，”分开时我提醒她，“结束得这么难看，我觉得很可惜。”
“唔，也许并没有结束，”她回答道，然后急急忙忙纠正自己，像是说错了话，“我是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没别的意思。你们这些超级好的同事。我负责的情报员。‘避难所’。你们全都好极了。”她说得有点过于欢腾。
她走到路上，拦下一辆过路的出租车，没等我听清她要去哪儿就忙不迭地摔上车门。
*
我一个人站在热烘烘的人行道上。十点过十分，但白昼的热气依然扑面而来。我们的幽会结束得过于迅猛，酒精上头，暑热难耐，我不禁怀疑到底有没有真的发生过。我接下来该怎么做？去和多姆谈一谈？她已经去谈过了。召唤情报局的禁卫军，让神罚落在她那些朋友们的头上？在我的想象中，他们是一帮理想主义愤怒青年，和斯黛年龄相仿，把醒着的每一分钟都花在尝试动摇体制上。还是我该消磨点时间，走路回家，睡觉，等明早醒来再看我怎么想？正要这么做的时候，我的情报局手机响了，铃声代表收到了一条特急短信。我从路灯底下走开，输入解锁密码。
情报源“干草叉”收到了决定性来信。全体“星尘”人员明早0700在我办公室集合。
落款是盖伊·布拉梅尔的符号，俄国部的代理部长。
(1) 指英国的中央刑事法院。
13
接下来的十一天里，谍报行动、家庭变故和历史事件挤在一起发生，从我的角度来说，任何想要有条理地讲述它们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微不足道的小插曲侵入了意义非凡的大戏。伦敦的街道在创纪录的热浪中凋零，却被举着横幅的愤怒游行队伍占领，普鲁和她的左倾律师朋友们就在其中。临时组建的乐队吼出抗议歌曲。充气人像在人群头顶摇摆。警车和救护车的警笛叫个不停。你无法靠近威斯敏斯特，不能穿过特拉法尔加广场。这场灾难的原因？英国铺开红地毯迎接美国总统，他来就是为了嘲笑我们与欧洲之间来之不易的纽带，羞辱邀请他到访的首相大人。
清晨七点在布拉梅尔办公室的会议是“星尘”作战指挥部的一连串会议之中的第一场。与会者包括监控部老大——头等要员珀西·普莱斯，还有俄国部和行动理事会的精英们。但没有多姆，有意思的是没人问他去了哪儿，因此我也没问。兄弟局那位可敬可畏的马里恩来了，陪同她的是两位身形笔直的男律师，尽管闷热难当，但他们依然身穿黑色正装。布拉梅尔亲自朗读谢尔盖从中央局得到的最新指令：为一场秘密会晤提供外勤支持，会晤双方是一位性别未知的莫斯科特使和一名高价值的英国变节者，密信中没有提到更多的细节。我在星尘行动中的角色一方面得到了正式批准，另一方面也受到限制。我是不是觉察到了布林·乔丹在做手脚呢？还是我比平时更加多疑了？身为“避难所”分站的站长，我将“负责‘干草叉’及其操控者的安全与管理”；“干草叉”与莫斯科中央局之间往来的秘密联络都将通过我进行。但这些信息在流通前都必须经过盖伊·布拉梅尔（以俄国部代理部长的身份）的签字认可。
因此我的职责到此就戛然而止了，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那不符合我的为人，而身在远方的布林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对，我会去卡姆登城地铁站隔壁，躲在避难所破旧的安全屋公寓里，和谢尔盖还有他的联络员丹妮斯开无聊的碰头会。对，我会为谢尔盖撰写密信，和他下象棋直到深夜，等待东欧某个商业电台用预设暗语确认我们寄往哥本哈根的新情书已经收到。
但我是外勤特工，不是坐办公室的文员，更不是一名社工。尽管我被放逐到了“避难所”，但我也是星尘行动的第一作者。是谁走出至关重要的一步，听取谢尔盖的报告，从中闻到了血腥味？是谁带他去伦敦，又冒着违规的风险去找阿尔卡迪，找到决定性的证据，确认这并不是什么不值一提的俄罗斯抢座位游戏，而是一次高端的秘密情报行动，围绕着一个或潜在或活动的高价值英国情报源展开，由莫斯科中央局编外情报员的女王亲自主导？
在我们的黄金年代，珀西·普莱斯和我——用俗话说——一起偷过几匹好马，那可不仅仅是波兹南的那枚俄罗斯地对空导弹。因此最顶上的人知道了也不会觉得吃惊：第一次星尘作战会议后没几天，珀西和我坐在一辆装满了现代监控科技最新奇迹的洗衣店货车里，先去北伦敦谢尔盖受命侦察的三个区域中的第一个走了一遍，然后第二个，现在是最后一个。珀西将其命名为贝塔地点，我没问他为什么。
在我们一起巡游的时候，我们缅怀我们共同参与过的老案子、老情报员和老同事，我们说话就像两个老家伙。珀西私下里介绍我认识了他的监视者大军，这是一项特权，总部特别不鼓励他这么做：说到底，有朝一日他们也有可能来监视你。见面地点是贝塔地点边缘一座已经弃用、等待拆除的礼拜堂。我们假装聚集在此纪念逝去的灵魂。珀西召集了足足上百人。
“纳特，欢迎你给这些孩子们打打气，我会感激不尽的，”他用东区土腔对我说，“他们有奉献精神，但工作有时候非常枯燥，尤其是最近这么热。允许我说一句，你似乎有点担心。请记住我的孩子们喜欢好看的脸蛋。他们是监视者，明白吗，所以这是理所当然的。”
为了我和珀西的感情，我和他们握手，拍他们的肩膀，他邀请我对他的忠诚战士们说几句鼓鼓劲，我没有让他失望。
“这个星期五傍晚，”我听见我的声音在油松房椽间令人愉快地回荡，“也就是七月二十日，我们希望能成功监视的是一场经过精密策划的秘密会晤，双方在此之前从没见过面。其中一个代号伽玛，是一名久经考验的谍报人员，他或她的袖子里塞满了这个行当的花招。另一个代号德尔塔，年龄、职业和性别一概未知。”我如此提点他们，对我的情报源一如既往地保护有加。“他或她的动机不但在你们看来是个谜，对我们来说也一样。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们：即便在我说话的这会儿，确凿的情报也还在陆续传来，假如其中存在任何意义，那么大不列颠的公众就要欠你们一份不可谓不巨大的感谢了，尽管他们恐怕永远不会知道。”
掌声雷动，我始料未及，不禁为之感动。
*
我的面部表情对珀西那帮手下的影响或许会让珀西感到不安，但普鲁并不会产生这样的忧虑。我们在吃早午餐。
“能看见你对这一天充满渴望的样子真是太好了，”她对我说，放下手里的《卫报》，“无论你要去干什么。我为你感到高兴，因为之前你对回归英国和回家后能做什么充满了可怕的念头。天晓得你到底要去干什么，我只希望别太违法了。还是说就有那么违法？”
这个问题，要是我没理解错，意味着我们在回归彼此坦诚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自从莫斯科的那段岁月以来，我和她之间有个共识，那就是即便我不遵守情报局的规则，把一切都告诉她，她对于深层政府(1)的原则性反对也不允许她分享我的快乐。反过来为了有来有往——也许做得有点过头——我也不去探听她的法务秘闻，哪怕是她的事务所正在与大型药企展开堪称壮丽的战斗。
“唔，说来有趣，普鲁，也算难得一见，这次完全不是坏事，”我答道，“事实上，连你都有可能会赞成。从各方面的兆头来看，我们即将揪出一名高级别的俄国间谍”——这不只是不遵守情报局的规则，而是在践踏了。
“等你揪出他或她，不管是谁，你们都会送他或她上法庭。当然会的，对吧？公开审理。”
“那要看上面的人怎么决定了。”我谨慎地答道，因为情报局逮住敌方特工后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移送司法系统处理。
“在把他或她熏出地洞的行动中，你扮演的是个关键角色？”
“既然你这么问了，普鲁，那我也实话实说，没错。”我承认道。
“包括去布拉格与捷克那面的联络员讨论？”
“有捷克那方面的因素。暂且就这么说吧。”
“好吧，看来你真是聪明绝顶了，纳特，我为你感到非常自豪。”她说，抛开苦苦维持多年的矜持。
哦，对了，她的事务所觉得他们已经把大型药企赶进死胡同了。另外，斯黛昨晚打电话的时候嘴里像是抹了蜜。
*
就这样，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所有事情以我不敢企望的方式走上正轨，星尘行动开始积蓄不可阻挡的能量。谢尔盖从莫斯科中央局得到的最新指令要他上午十一点去莱斯特广场旁的一家啤酒餐厅。他要在“西北角”选个座位，然后点一份巧克力拿铁和一个汉堡，配菜要西红柿色拉。十一点一刻到十一点半之间，在经过辨识信号的确认后，一个人会接近他，声称是他的老相识，对方会拥抱他，分开时说他约会要迟到了。在拥抱的过程中，谢尔盖会获得一部“未经污染的”手机（莫斯科的描述用语），里面装有一张全新的SIM卡，还有一截包含了下一步指令的缩微胶片。
在同样沸腾的人群与热浪的包围下——这两者都给珀西·普莱斯对会面的监视带来了麻烦——谢尔盖按照指示在啤酒餐厅里落座点餐，欣喜地发现张开双臂走向他的不是别人，正是热情洋溢、永远年轻的菲利克斯·伊万诺夫（至少他在沉睡者学校里的化名就是这个），他往日的同班同学。
手机的秘密交接顺利完成，然而会面出乎意料地变成了社交活动。见到他的老朋友谢尔盖过得如此快活，伊万诺夫委实惊喜交加。他没有声称还约了人所以急着要走，而是在谢尔盖身旁坐下，两名沉睡间谍愉快地聊了起来，他们的教官见到了一定会羞愤绝望。尽管环境闹哄哄的，但珀西的团队不但能听见他们在聊什么，甚至用镜头拍摄下了整个会面。伊万诺夫（俄罗斯部的电脑将他随机命名为塔奇奥）离开后，珀西派了小分队去跟踪他，发现塔奇奥住在格德斯绿地的一家青年旅馆里。与他文气的代号刚好相反，塔奇奥身材魁梧，嗓音嘶哑，生性爱笑，是个典型的俄罗斯熊，深受同学尤其是女同学的喜爱。
随着情报像洪水似的涌入总局，资料处理人员发现伊万诺夫现在已经不叫伊万诺夫，甚至都不是俄罗斯人了。从沉睡者学校毕业后，他获得了新的身份：波兰人，姓斯特列利斯基，工科研究生，以学生签证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他的申请书上说他会说俄语、英语和流利的德语，在波恩和苏黎世念过大学，他的教名不再是菲利克斯，而是米哈伊尔——人类的守护者。因此，他在俄罗斯部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人物，因为他属于新一代间谍，他们甩掉了老一辈克格勃的蠢笨手法，说我们西方的语言就像在说母语，把我们的小伎俩学到了骨子里去。
“避难所”在卡姆登破旧的安全屋里，谢尔盖和丹妮斯肩并肩坐在高低不平的沙发上。我坐在一张扶手椅里，拆开塔奇奥给的手机——技术部在此之前已经暂时休眠了手机——取出那一小截缩微胶片，放在放大镜底下查看。在谢尔盖的一次性密码本的指引下，我们解出了莫斯科的最新指令。俄语。我和之前一样请谢尔盖为我翻译成英语。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我不能冒险让他发现我从我们见面那天起就在欺骗他。
指令一如既往地无懈可击，按照阿尔卡迪的说法：过于完美了。谢尔盖要在地下室公寓的推拉窗的左上角贴一张“禁止核能”的标贴。他需要在回信中确认是否从两个方向经过都能看见它和在多远距离外能看见。由于已知的抗议团体都不提供这样的标贴，因为现如今大家都贴“禁止压裂开采”了，伪造部只好替我们做了一个。谢尔盖还要买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斯塔福郡斗牛摆件，高度在十二到十八英寸之间。eBay上多得是。
在这些快乐、兴奋、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普鲁和我有没有和巴拿马那边拉过几次家常呢？当然有了，那是一连串轻松愉快的夜间Skype通话，有时候朱诺出去搜寻蝙蝠，留下斯黛一个人，有时候两个人一起，因为就算星尘行动包围着你，真实世界（普鲁坚持用这个说法）的生活也还是要继续下去。
吼猴凌晨两点开始捶打胸膛，吵醒了整个营地，斯黛告诉我们。还有巨型蝙蝠一旦确定飞行路径，就会关闭它们的雷达，因此你在棕榈树之间张开绳网，很容易就能抓住它们。然而等你解开绳网，给它们做好标记，老妈，那时候你才真的必须要当心了，因为它们会咬人，它们会传播狂犬病，你必须戴上厚得吓死人的手套，就像掏阴沟的工人，而蝙蝠的幼崽一样可怕。斯黛又变回了孩子，我和普鲁欣慰地这么认为。至于朱诺，在我们敢于确定的范围内，是个地道、真诚的年轻人，表现得非常爱我们的女儿，因此世界没有崩溃。
然而生活中的一切有因就会有果。一天傍晚——按照我不可靠的记忆，应该是星尘之夜前八天——家里的电话响了。普鲁接电话。朱诺的父母一时心血来潮飞到伦敦。他们住在布鲁姆伯利的一家旅馆里，旅馆老板是朱诺母亲的朋友，他们有温布尔登的球票，还有劳德球场英国对印度板球赛的一日票。他们希望能有幸见一见未来媳妇的父母，“什么时候都行，只要商务领事和您本人方便。”普鲁高兴得都站不起来了，好不容易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确实不容易，因为当时我坐在珀西·普莱斯的监控车里，车停在贝塔地点，普莱斯正在说明他打算把固定哨位放在哪些地方。
话虽如此，两天后（星尘之夜前六天）我还是奇迹般地出现在我家客厅的煤气壁炉前，身穿漂亮的正装，普鲁站在我身旁，以英国商务领事的身份会见我们女儿未来的公婆，探讨英国脱欧后与次大陆之间的贸易关系和印度板球投手库尔迪普·亚达夫令人眼花缭乱的投掷步动作；普鲁，身为一名律师，尽管在需要的时候很擅长板着扑克脸，却捂着嘴险些笑出声来。
至于在那段压力巨大的日子里，我和艾德不可或缺的晚间羽毛球大赛，我不得不说它们不可能更不可或缺了，而我们俩的竞技状态都上了一层楼。为了那最后三次比赛，我提高了我在健身房和公园里的运动强度，发疯般地企图反制艾德近期的控场趋势，直到某一天，有史以来第一次，无论我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了。
那一天是7月16日，我和他都永远不可能忘记。我们一如既往地激烈拼杀。我又输了，但我不介意，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们把毛巾搭在脖子上，漫不经心地走向老地方，准备与平时一样走进几乎全空的酒吧，听着星期一晚上稀稀拉拉的交谈声和酒杯碰撞声。然而迎接我们的却是不寻常得令人不安的寂静。吧台前，我们的五六个中国会员盯着电视机，这台电视总在播放某个地方的某种运动。然而今晚出现在屏幕上的既不是美式足球也不是冰岛冰球，而是唐纳德·特朗普和弗拉基米尔·普京。
两名领导人在赫尔辛基共同出席记者发布会。他们肩并肩站在各自国家的国旗前。特朗普发言像是在点菜，他否定自己国家情报机构的成就——他们挖出了令人头疼的真相：俄罗斯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普京笑得像个自豪的狱卒。
艾德和我踉踉跄跄地来到老地方坐下。评论员提醒我们——就好像我们会忘记似的——就在昨天，特朗普刚刚宣布欧洲是他的敌人，顺便还踩了一脚北约。
按照普鲁的说法，我掉到脑袋的哪个角落里去了？半个我和我以前的情报员阿尔卡迪在一起。我想起他把特朗普说成给普京扫厕所的。我想起“小弗拉迪没法自己做的，他替小弗拉迪包圆了”。另外半个我和身陷华盛顿的布林·乔丹在一起，他和我们的美国同侪彼此取暖，难以置信地望着总统卖国的同一幕景象。
艾德掉到他脑袋的哪个角落里去了呢？他僵硬得像块铁。他缩回了自我的硬壳之中，躲得前所未有地深和远。刚开始他还张着嘴，像是不敢相信他听见的东西。他的嘴唇缓缓合上，他舔了舔嘴唇，然后茫然地用手背擦了擦。酒保老弗雷德有他自己的优先顺序，他换了个频道，一群女车手在赛道上疯狂蹬车，然而艾德的视线依然没有离开屏幕。
“往事重演，”他最后说，因为发现了真相而声音颤抖，“1939年重头再来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塑造整个世界。”
我觉得这么说有点过头了，我就这么告诉他。特朗普也许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差劲的总统，我说，然而他不是希特勒，尽管他或许想当，但也有很多好美国人不会袖手旁观。
刚开始他似乎没听见我在说什么。
“唉，是吧，”他用恍惚的声音说，这个声音属于一个刚从麻醉中醒来的人，“当时也有很多好德国人的。他们做的好事可真他妈多。”
(1) 阴谋论术语，由政府官僚、公务员、军事工业复合体、金融业、财团和情报机构所组成的秘密集团，为保护其既得利益在幕后真正并实际控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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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尘之夜即将到来。总局最顶层的行动指挥室里风平浪静。仿橡木双开门上的LED挂钟说这会儿是19∶20。假如你的密级够高，就知道大戏将在五十五分钟后开演。假如不够高，那么两位眼如鹰隼的守门人就会乐于提醒你走错了地方。
气氛颇为悠闲，随着最终期限临近，变得更加悠闲了。没人惊慌失措，每个人都有充足的时间做好一切准备。助理拿着打开的笔记本电脑、保温杯、瓶装水和冷餐台上的三明治跑进跑出。一个嘴贱的家伙问有没有爆米花。一个戴着荧光色挂绳姓名牌的胖子在摆弄墙上的两台平板电视。两台电视此刻显示的都是温德米尔湖的秋日胜景。耳机里传来叽叽喳喳的说话声，都来自珀西·普莱斯的监控团队。他的上百名部下将伪装成下班回家的购物者、货摊的经营者、女招待、自行车手和优步司机，还有除了看姑娘和拿着手机聊天就无事可做的闲散路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拿的是加密手机，交谈对象不是朋友、家人、情人和毒贩，而是珀西·普莱斯的控制中心——今晚控制中心是个双层玻璃的巢穴，筑在我左侧墙壁的半中央高处。珀西坐在房间里，身穿他标志性的白色板球衫，袖子卷起来，头戴耳麦，向他分散各处的队员发号施令，隔着玻璃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只能看见他的嘴在动。
我们有十六个人，其他人还在陆续到来。济济一堂听取佛罗伦丝为玫瑰花蕾行动所作的失败宗教剧的正是我们这支能量巨大的队伍，另外还多了几位可喜的客人。兄弟局的马里恩再次出席，依然带着那两个穿黑西装的扛枪小弟——也就是律师。据说马里恩来意不善。顶层拒绝把星尘行动摆在盘子上送给她所属的情报局，因此她很不高兴：既然白厅内部有可能存在一名身处高位的叛徒，那么这个案子理所当然应该归他们局处理。恐怕不是这样的，马里恩，我们顶层的大佬说。情报源是我们的，因此情报是我们的，因此案子是我们的，祝你晚安。我猜在莫斯科，在卢比扬卡广场（往日的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幽深内部，类似的紧张争论同样在爆发，北方部编外科的人员非要挤进行动，共度这个漫漫长夜。
我得到了晋升。我取代佛罗伦丝坐在办公桌的客位上，多姆·特伦奇坐在对面正中的主位上。我和他后来没再谈过玫瑰花蕾行动，因此当他俯身撑住台面，压低声音说话时，我感到万分迷惑。
“关于不久前派车送你去诺斯伍德的那一次，纳特，我相信咱俩之间没有不同意见吧？”
“为什么会有呢？”
“要是有人问起，我希望你能为我说话。”
“说什么？你别说车队闹起来了！”
“关于某些有关的事情。”他阴郁地答道，然后缩回壳里。仅仅十分钟前，我用最漫不经心的语气问他，他的女爵夫人目前在哪些非正式国务机构里任职？
“她跳来跳去，纳特，”他当时这么说，挺胸抬头，像是在面见皇室成员，“我亲爱的蕾切尔从骨子里喜欢跑来跑去。不是去威斯敏斯特某个你我闻所未闻的半官方机构，就是去剑桥和位高权重之辈讨论该如何拯救卫生部。我猜你家普鲁也差不多。”
唔，多姆，谢天谢地，普鲁不一样，所以我家门厅里才横着一块超级大的标语牌，上面毫无创意地印着“撒谎精特朗普”，每次我进门都要绊一下。
温德米尔湖变成白屏，抖了抖，又回来了。行动指挥室的灯光变暗。迟到者的黑影偷偷摸摸地进门，在长会议桌旁落座。温德米尔湖依依不舍地告别，取而代之的是珀西·普莱斯人员的监控画面，镜头推进拉远，我们看见快乐的市民在北伦敦公园里享受阳光，这是夏季的一个溽热傍晚，此刻是七点半。
就在一场生死攸关的情报行动收网前几分钟，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你对自己同胞的羡慕情绪有可能会占据你的心灵。然而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正是我们理想中的伦敦：多种族的孩子在打街头篮球，永不落的太阳照耀着穿夏季裙装的姑娘，老人手挽手散步，母亲推着婴儿车，人们坐在郁郁葱葱的大树下野餐，在屋外下象棋，在高谈阔论。一个好脾气的警察在人群中慢悠悠地向前走。我们上次见到警察单独上街是什么时候？有人在弹吉他。我花了几分钟才回想起来，仅仅三十六个小时之前，这些快乐百姓中有很多人还在那所废弃礼拜堂里听我训话，礼拜堂粗笨的尖塔此刻统治了天际线。
多亏了珀西，星尘行动的团队对贝塔地点烂熟于心，我也一样。公园以六个没网的残破网球场和带攀爬架、跷跷板及爬行隧道的儿童操场而自豪。这里有个气味难闻的划船池塘。一条公共汽车车道、一条自行车车道和一条禁止停车的繁忙干道构成了公园西侧的边界；东侧由一幢高耸的市政建筑物占据，北侧是一片士绅化的乔治王朝风格排屋。谢尔盖经过莫斯科首肯的公寓就位于其中一幢屋子的半地下室里。公寓有两间卧室。丹妮斯睡其中一间，房门上锁。谢尔盖睡另一间。有一道铸铁楼梯通向公寓。隔着推拉窗的上半截，你能看见公园的操场和一条狭窄的水泥步道，步道左右各有三张固定长椅，彼此相隔二十英尺。每张长椅长十二英尺。谢尔盖从一号到六号拍摄照片，发给莫斯科。
公园还以一家广受欢迎的自助式餐厅而自豪，从街面和从公园内都能通过一道铁门进去。今天餐厅临时被新管理方接管，原团队得到一整天的带薪假期——珀西懊恼地说，成本就是从这种地方来的。餐厅有十六张室内餐桌和二十四张露天餐桌。露天餐桌装着固定式的大伞，可以遮阴挡雨。食物和饮料由室内的自助餐台供应。热天有个室外冰激凌吧，牌子上是一头快乐的奶牛在舔香草双球蛋筒。餐厅后侧是公共卫生间，有母婴室和残疾人设施，还向遛狗者提供塑料袋和绿色垃圾箱。谢尔盖尽心尽力地将这些写在冗长的密信里，发给他贪得无厌的丹麦甜心，完美主义者安妮特。
在莫斯科的要求下，我们还提供了餐厅的照片，包括内部、外部和接近途径。应操控者的命令，谢尔盖在那里吃了两次饭，一次室内，一次露天，两次都在傍晚七八点之间；向莫斯科报告就餐者的密度后，谢尔盖收到命令：在得到进一步通知前，不要再在餐厅露面。他要待在半地下室公寓里，等待他尚不知情的事情发生。
“我将扮演多重角色，彼得。半个安全屋管理员，半个反监视人员。”
他说半个是因为他得知他和老同学塔奇奥将共同负责行动环节。万一他们偶然撞见，就假装彼此不认识。
我扫视人群，怀着见到熟悉面孔的渺茫希望。阿尔卡迪的瓦伦蒂娜在的里雅斯特和亚得里亚海逗留期间，我方录制和拍摄了她的大量影像资料，将她归为莫斯科中央局的使节和潜在的双重间谍。然而她长着一张大众脸，而且又过了二十年，她愿意变成什么样都有可能。想象力找出了为数众多的可能性。她们其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是现在的瓦伦蒂娜，又名安妮特或其他天晓得什么名字。我抱着开放的心态，看见年龄各异的五六个女人在公共汽车站下车，但没有一个走向通往餐厅的铁门和公园的开阔区域。珀西的镜头落在一个留胡子的老神父身上，他披着紫红色的法衣，戴着教士领。
“和你有关系吗，纳特？”耳麦里响起他的声音。
“没有，珀西，和我没关系，谢谢。”
笑声此起彼伏。我们重新安静下来。另一个镜头晃动着扫过柏油小径旁的长椅。我猜镜头装在那位友善的警察身上，他朝着左右两侧的微笑公众点头致意。镜头在一个中年女人身上停留片刻，她穿粗花呢裙子和漂亮的棕色拷花皮鞋，正在读免费的《旗帜晚报》。她戴一顶宽檐草帽，身旁长椅上放着一个购物袋。她也许是某个女性保龄球俱乐部的成员。也许是瓦伦蒂娜在等待接头。也许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英国老处女，不怎么介意酷暑。
“纳特，有可能吗？”珀西问我。
“有可能，珀西。”
屏幕上换成餐厅的露天区域。镜头俯视丰满的胸部和晃来晃去的托盘。托盘上有一个小茶壶、一只带碟子的茶杯、一把塑料茶匙和一袋牛奶。还有一块玻璃纸裹着的热那亚水果蛋糕搁在纸碟上。腿、脚、伞、手和面部一闪而过，镜头的主人捧着东西向前走。镜头停下。一个女人对着颈部麦克风说话，声音不做作、友好，受过珀西的训练：
“不好意思，先生。那把椅子有人坐吗？”
塔奇奥抬起长着雀斑的放肆面容看镜头。他对着镜头说话。他的英语堪称完美。就算带着一丝口音，也是德国或者——我想到了苏黎世大学——瑞士的：
“非常抱歉，这儿有人。女士去倒茶了。我答应替她看着的。”
镜头转向他身旁的空座位。椅背上搭着一件牛仔上衣，就是塔奇奥在莱斯特广场啤酒餐厅里和谢尔盖见面时穿的那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