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更高级的镜头从这儿接手：类似狙击瞄准镜，我猜是从一辆抛锚的双层巴士的上层窗口拍摄的，巴士上挂着三角警告标牌，是珀西今天上午安插的固定哨位之一。镜头不再抖动。画面放大，拍摄塔奇奥单独坐在桌边，用麦管吸可乐，玩手机。
一个女人的背部进入画面。不是粗花呢衣服的背部。不是丰满女人的背部。而是一个优雅女性的背部，腰部很细。带着出入健身房的气息。这个女人穿长袖白衬衫和巴伐利亚式薄外套。细长的颈部往上是一顶男用爵士草帽。她的声音——通过两个不同步的音频源传来，一个我猜就在桌上的调味瓶里，另一个是较远处的指向式麦克风——很有力量，外国口音，愉快地说：
“不好意思，这位先生。这把椅子是真的有人坐，还是仅供你的上衣享用？”
塔奇奥像是听到了命令，他一跃而起，兴奋地大声说：“这是您的，女士，保证没人坐！”
他从椅背上抓起牛仔上衣，一副存心献殷勤的模样，然后把衣服搭在自己的椅背上，重新坐回去。
另一个角度，另一个摄像头。震耳欲聋的咚的一声，细腰窄背的女人放下托盘，拿起一个纸杯（装的应该是茶或咖啡）、两袋糖、一把塑料叉和一块海绵蛋糕放在桌上，把托盘放在不远处的手推车上，然后在塔奇奥身旁坐下，但没有转向镜头。两人没再交谈，她拿起叉子，切开海绵蛋糕，喝了一口茶。帽檐投下的黑影落在脸上，她低着头。她抬起头，回应我们尚未听见的什么问题。与此同时，塔奇奥看了看手表，不出声地惊呼一声，跳起来，抓起牛仔上衣，像是忽然想到还约了人，飞快地离开餐桌。就在这时，我们终于看清了他留下的这个女人。她身材瘦削，端庄优雅，黑头发，五官分明，年龄在五十五到六十之间，保养得很好。她穿墨绿色棉布长裙。对于一名伪装成普通人的女性巡回情报人员来说，她的存在感过于强烈了。她一向如此，否则阿尔卡迪为什么会为她倾倒？她曾经是他的瓦伦蒂娜，现在她是我们的瓦伦蒂娜了。我们所在这座建筑物的外围某处，面部识别团队无疑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因为预先指定的代号伽玛已经在两块屏幕上向我们闪烁红色的磷光印记了。
“先生，有何贵干？”她对着镜头问，声音里充满了喜悦。
“哦，嗯。我在想我能不能坐在这儿。”艾德答道，把托盘撂在桌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然后坐进几秒钟前塔奇奥让出的那把椅子。
*
时至今日，假如要我说我立刻就确凿无疑地认出了艾德，那恐怕无法正确地描述我当时的反应。不，那不是艾德。不可能是。那是德尔塔。体型很像艾德，对，我承认。几乎就是艾德，就像三峰度假村的那个艾德副本，当时普鲁和我正在享用奶酪吐司和白葡萄酒，而他在门口出现，浑身积雪。高大，笨拙，肩膀同样向左倾斜，同样不肯站得笔直：没错。声音呢？对，嗯，也很像艾德，毫无疑问：含混，北方口音，谈不上优雅，直到你明白这就是英国年轻人希望你知道他们没打算把你当回事时用的通用腔调。因此，他说话像艾德，是的。长相也像艾德。但他不是你认识的艾德，不可能。哪怕他同时出现在两块屏幕上。
如此毅然决然拒绝承认现实的状态只持续了短暂的一小会儿，按照我粗略的估算，仅仅十秒或十二秒，我没能（也可能是不肯）听清艾德落座后与伽玛之间的后续寒暄。别人向我保证——因为我没能看到录像——我没漏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他们聊的都是琐碎小事，而那是有意为之的。等我回过神来，屏幕下方的数字时钟向回跳了二十九秒，因为珀西·普莱斯觉得这是个欣赏猎物的闪回画面的好时机，这就进一步扰乱了我的记忆。艾德站在餐厅里排队，一只手拎着棕色公文箱，另一只手拿着白铁托盘。他慢吞吞地走过三明治、蛋糕和点心货架。他选中了奶酪腌黄瓜棍子面包。他来到饮料柜台前，要了一杯英式早餐茶。麦克风把他的声音变成了铿锵的咆哮：
“对，大杯那就最好了。多谢。”
他站在收银台前，笨手笨脚地折腾，一只手保持茶杯和面包的平衡，另一只手拍打口袋找钱包，公文箱夹在两只大脚之间。他是代号德尔塔的艾德，他走向通往露天座位区的门，一只手拿着托盘，另一只手拎着公文箱，眨巴着眼睛东张西望，像是戴错了眼镜。我想起多年前我在一本契卡手册里读到的内容：带着食物会让秘密会面显得更真实可信。
15
我记得这时候我扫视了一眼我亲爱的同事们，发现他们一个个都盯着两块平板显示屏，除此之外没什么共同的反应。我记得我发现只有我看的方向和大家不一样，连忙重新调整脑袋的角度。我不记得我看见了多姆。我记得房间里有一两个人坐立不安，样子像极了看无聊剧目时的那种烦躁；还有几个人跷着腿，时不时有人清清喉咙——这声音主要来自顶层的大佬们，其中以盖伊·布拉梅尔为首。至于兄弟局那位永远咄咄逼人的马里恩：我看见她蹑手蹑脚地大步走出房间，这本身就是个矛盾，因为你蹑手蹑脚走路又怎么能迈大步呢？但她做到了，尽管穿的还是长裙，身穿黑西装的两个扛枪小弟紧随其后。耀眼的阳光一闪而逝，三道剪影穿过门洞，门卫在他们背后关上了门。我记得我想咽唾沫，但我做不到，我的胃里直翻腾，像是肚子中了一拳，而我没来得及绷紧肌肉去抵挡。然后我开始用难以回答的问题轰炸自己——回想起来，职业情报人员幡然醒悟的过程中必然会有这一步，他意识到他的情报员一直在蒙骗他，他满地乱转搜寻借口，却什么都找不到。
监视不会因为你而半途而废。演出还在继续。我亲爱的同事们还在坚持。我也咬牙忍耐。我实时观看影片的剩余部分，通过屏幕上的现场直播，一个字都没说，连最细微的手势都没打一个，没有以任何方式破坏和我一起看戏的同伴们的快乐——即便是三十个小时之后，我站在淋浴龙头下，普鲁注意到了我用指甲在左腕上掐出来的血印子。她拒绝接受我编造的打球受伤的说法，甚至难得一见地谴责我，怀疑留下印记的不是我本人的指甲。
演出剩下的时间里，我不只是在看艾德。我以在座诸君无人能及的熟悉程度感受着他的一举一动。从羽毛球场到喝啤酒的老地方，只有我了解他的身体语言。我知道当他心里有火需要发泄时会如何扭曲身体，当他有一肚子话想倒出来时词句会如何堵在嘴里。也许正因为这样，珀西回放他笨拙地走向露天座位区的镜头时，我才敢于确定他点头致意的对象不是瓦伦蒂娜，而是塔奇奥。
艾德和塔奇奥打过招呼后才走向瓦伦蒂娜。此时塔奇奥已经快要走出这个场景了，这个事实无疑证明了哪怕在危机时刻，我也依然能像一名经验丰富的谍报人员那样做出判断。艾德和塔奇奥有过来往。塔奇奥向艾德介绍瓦伦蒂娜，他的任务到这儿就结束了，因此他才会突然离开现场，留下艾德和瓦伦蒂娜悠然自得地坐在那儿，轻松愉快地聊天，就像两个陌生人碰巧坐在一起喝茶，吃着各自的奶酪面包和海绵蛋糕。总而言之，这是一次经典的秘密接头，编排得堪称完美（阿尔卡迪会说过于完美了），牛仔上衣尤其用得精妙绝伦。
音轨方面也还是一样。我依然拥有其他观众不具备的优势。艾德和瓦伦蒂娜从头到尾都说英语。瓦伦蒂娜的英语很好，但还是没能完全摆脱甜美轻快的格鲁吉亚调门，十几年前阿尔卡迪曾经深陷其中。她的声音里还有点别的东西折磨着我——是音色？口音？——就像一首遗忘多年的歌曲，但我越是想确定那是什么，它就变得越是难以捉摸。
而艾德的声音呢？没有任何谜团。还是我们第一次在球场上相遇时那个没礼貌的大嗓门：受过伤害，满腹牢骚，心不在焉，偶尔异常粗鲁。它会陪着我直到我的日子到头。
伽玛和艾德凑得很近，脑袋贴脑袋交谈。伽玛是职业特工，声音有时候几不可闻，连桌上的麦克风都无法拾音。艾德刚好相反，似乎无法把音量压到某个水平之下。
伽玛：你还好吗，艾德？来这儿的路上没什么烦心事或问题吧？
艾德：我挺好。就是找不到地方锁我该死的自行车。在这儿买辆新的也没意思。你都还没锁好就会被人卸了轮子。
伽玛：没看见你认识的人吧？让你觉得不安的人？
艾德：不，应该没有。其实我没怎么看。主要是有点迟到了。你呢？
伽玛：看见威利在街上拦住你，你吃了一惊吗？（威利的重音在前面，就像德语）他说你险些从自行车上掉下来。
艾德：他说得太他妈对了。他就站在人行道上朝我招手。我以为他在叫出租车呢。根本没想到他是你的人，因为玛利亚叫我滚蛋。
伽玛：要我说，玛利亚在当时的环境下表现出了良好的判断力。我们有理由为她小小地自豪一下，你同意吗？
艾德：行，行，好得很。从头到尾都是高级打法。前一分钟你拿着根船篙都不肯碰我。下一分钟威利用德语招呼我，说他是玛利亚的朋友，一切全都是你们的安排，我们回到正轨了，咱们出发吧。实话实说，有点让人发怵。
伽玛：也许确实如此，但也完全有必要。威利必须引起你的注意。假如他用英语叫你，你会当他是附近的醉鬼，骑车过去根本不理他。总而言之，希望你依然做好了协助我们的准备。是吧？
艾德：唉，该做的总得有人去做，对不对？你不能坐在那儿说这事儿太不对了，但和你没关系，因为它是机密，你说呢？只要你还算是半个体面的人类就不行，你说呢？
伽玛：艾德，你本人当然是个体面的人类。我们钦佩你的勇气，但也钦佩你的判断力。
（长久的沉默。伽玛等待艾德开口。艾德陷入沉思。）
艾德：唉，怎么说呢，听见玛利亚叫我滚蛋，我其实松了一口气。心里卸下了好大一块石头，说真的。但没持续多久。因为我知道我必须采取行动，否则我也和其他人一个样了。
伽玛：（换上愉快的声音）艾德，我有个建议。（看手机）一个很好的建议——我希望。现在咱们只是两个陌生人，一边舒舒服服地喝着茶一边寒暄。过一分钟我要站起来，祝你晚上过得愉快，谢谢你陪我聊天。过两分钟，你吃完你的面包，慢慢起身，别忘记拿你的公文箱，然后走向你的自行车。威利会找到你，陪你去个更好的场所，咱们可以无拘无束地私下里交谈。可以吗？我的建议有没有你不喜欢的地方？
艾德：也没什么。只要我的自行车没事就行。
伽玛：威利一直在帮你看着自行车。没有破坏分子去糟蹋它。那么，先生，再见了。（握手，几乎就是艾德的风格）在贵国和陌生人聊天永远令人愉快，尤其是和你这么一位英俊的年轻人。别起来了。再见。
她挥挥手，沿着小径走向主路。艾德装模作样地也挥挥手，咬了一口面包，扔下没吃完的。他喝了两口茶，皱起眉头看手表。我们盯着他看了一分五十秒，他低着头，摆弄茶杯，他在竞技场俱乐部也喜欢这么摆弄啤酒杯。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正在决定是要按她说的做还是忘记这一切回家去。一分五十一秒，他拎起公文箱，起身，考虑了一下，然后拿起托盘，慢悠悠地走向垃圾箱。他倒掉垃圾，完全是个好市民的模样，把自己的托盘放在一摞托盘上，皱起整张脸，又想了一会儿，最后下定决心，跟着瓦伦蒂娜走上水泥小径。
*
第二卷影片——我这么说是为了方便起见——拍摄于谢尔盖的半地下室公寓，但谢尔盖本人没有扮演角色。他通过他“未经污染的”手机得到命令，暗中转发给“避难所”和总局，命令要他再次检查公园，看是否有“敌方监控的蛛丝马迹”，然后就开溜。因此在监控团队看来，可以稳妥地认为谢尔盖被视为一名外围人员，不允许直接接触艾德。而塔奇奥则相反，他已经知道艾德的存在，艾德也认识他，他将满足艾德活动中的一切需求。然而当莫斯科中央局这位尊贵特使和我的周一球友兼聊友爱德华·香农在谢尔盖的半地下室公寓会面时，塔奇奥和谢尔盖都不会出席。
*
伽玛：那好，艾德。再说一声你好。就剩咱们俩了，这儿既安全又私密，咱们可以谈一谈了。首先我想代表我方所有人感谢你，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
艾德：没什么。只要真的有用就行。
伽玛：但有一些问题我不得不问一下。可以吗？你的部门里，协助你的同事之中，还有其他人与你想法接近吗？和你灵魂相通，也愿意接受我们的感谢？
艾德：只有我。另外我也不喜欢去麻烦其他人帮我找文件。我的情况不像是有同谋，你说呢？
伽玛：咱们能稍微聊一聊你是怎么做事的吗？你和玛利亚说了很多，我们当然全都录下来了。要么再说说一些你在复印机上的特别工作吧。你对玛利亚说你有时候单独操作它。
艾德：嗯，对，这正是重点，对吧？假如文件比较敏感，那我就必须单独处理它。我进去，普通工作人员只能出去待得远远的。他们没有经过消毒。
伽玛：消毒？
艾德：深度筛选。除我以外只有一个文员有足够的密级，所以我们轮流上。不是她就是我。现在没人信任电子设备了，明白吗？尤其是真正敏感的文件。全都是纸张和人手递送，就像回到了过去。要是必须做拷贝，那就用古老的蒸汽复印机。
伽玛：蒸汽？
艾德：老式的。基础型号的。是开玩笑。
伽玛：你是在操作蒸汽复印机的时候，见到了耶利哥文件的第一眼。对吗？
艾德：不止一眼。足有一分钟。机器卡住了。我就站在那儿盯着看。
伽玛：所以那就是你的主显瞬间，可以这么说吗？
艾德：我的什么？
伽玛：启示。顿悟。就在那一瞬间，你决定你必须迈出英雄的一步，联系玛利亚。
艾德：呃，我并不知道会是玛利亚，你说呢？是他们把玛利亚给我的。
伽玛：你决定投向我们的决定是立刻做出的，还是在接下来几小时或几天内逐渐成形的呢？
艾德：我看见文件，我心想，天哪，就是这个了。
伽玛：你看见的关键段落标着“绝密，耶利哥”，对吗？
艾德：这些我全对她说过了。
伽玛：但我不是玛利亚。你说你看见的段落里没有收件人。
艾德：不可能有，对吧？我只看见了中间的一段。没有收件人，没有落款。只有页眉上的“绝密，耶利哥”和代号。
伽玛：先不说这个了，你对玛利亚说文件是发往财政部的。
艾德：有个财政部的打手就站在一英尺外等着我复印，因此它显然是发往财政部的。你是在试探我吗？
伽玛：我是想证实——正如玛利亚报告的——你拥有出色的记忆力，不会为了效果而渲染你的情报。至于代号，是——
艾德：KIM划一。
伽玛：KIM是哪个单位的代号？
艾德：英国联合情报任务，华盛顿。
伽玛：数字1呢？
艾德：英方团队的首脑。
伽玛：你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吗？
艾德：不知道。
伽玛：艾德，你非常有智慧。玛利亚没有夸大其词。感谢你的耐心。我们是非常谨慎的一群人。你会不会凑巧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呢？
艾德：我不是把号码告诉玛利亚了吗？
伽玛：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再告诉我一遍吧。
（艾德耐着性子念出号码。伽玛假模假式地写在日志里。）
伽玛：他们允许你把手机带进工作区域？
艾德：不可能。大门口要检查的。所有金属物品都不行。钥匙，笔，零钱。几天前他们他妈的逼着我脱鞋。
伽玛：因为他们怀疑你？
艾德：因为那一周轮到文员。再上一周是产线管理人员。
伽玛：也许我们能给你一台不会引起怀疑的设备，能拍照，不是金属的，看上去也不像智能手机。你愿意接受吗？
艾德：不。
伽玛：不？
艾德：间谍才用那东西。我不感兴趣。我帮助你们是因为我愿意。我只会做这么多。
伽玛：你还给了玛利亚一些你们驻欧洲各国使馆发回来的无暗码保护的材料。
艾德：对，嗯，所以才能让她相信我不是什么骗子。
伽玛：但依然是有保密等级的“秘密”。
艾德：嗯，对，必须是，你说呢？否则随便什么人都能和你们搭上线了。
伽玛：你今天带来了类似的资料吗？就装在你那个难看的公文箱里吗？
艾德：威利说我能找到什么就拿上什么，所以我就带上了。
（长久的沉默，然后艾德明显不情愿地打开公文箱的搭扣，取出一个浅黄色的文件夹，在大腿上打开，然后递给她。）
艾德：（伽玛读文件）要是没用，那我就不费这个劲了。这话你也可以说给他们听。
伽玛：显而易见，对我们来说，优先级最高的是代码为耶利哥的文件。至于其他的可能性，我必须去请教我的同事们。
艾德：嗯，反正别告诉他们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伽玛：这个密级的材料——仅仅是“机密”，没有代码——你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把复印件拿给我们？
艾德：嗯，对。不过最好是午餐时间。
（她从包里取出手机，拍了十二张纸。）
伽玛：威利说了我是谁吗？
艾德：他说你的位置很高。最顶上的什么人物。
伽玛：威利说得对。我就是最顶上的。不过，对你来说我就是安妮特，我是一名丹麦教师，教二年级英语，住在哥本哈根。你在图宾根念书时认识了我。我们上了同一门德国文化的夏季基础课程。我比你年纪大，结过婚，你是我的秘密情人。我偶尔来英国，咱们在这儿做爱。我借用一个记者朋友马库斯的这套公寓。你在听我说吗？
艾德：当然在听了。我的天。
伽玛：你没必要认识马库斯本人。他是这儿的租客。就这么简单。然而，咱们无法见面的时候，你就在骑车路过时把文件或信件送到这儿来，作为我的好朋友，马库斯会确保咱们的通讯完全保密。我们管这个叫套路。这个套路让你满意吗？还是你想商量着换一个？
艾德：听着没问题。对。就这样吧。
伽玛：艾德，我们希望能奖励你。我们想表达我们的谢意。用财物或者你喜欢的其他方式。也许我们可以给你在其他国家存一笔储备金，以后你可以去领用。可以吗？
艾德：不需要，谢谢。是啊。他们给我的薪水很不错。另外我还有点积蓄。（尴尬地咧嘴笑笑）窗帘花了些钱。新的卫生间。感谢你们的好意，但还是算了吧。可以吧？就这么说定了。以后别再提这个了。
伽玛：你的女朋友对你好吗？
艾德：这又有什么关系了？
伽玛：她和你有着相同的感受吗？
艾德：大多数吧。有时候。
伽玛：她知道你和我们接触吗？
艾德：应该不知道。
伽玛：也许她能帮助你。担任你的中间人。她认为你这会儿在哪儿？
艾德：回家路上，应该吧。她有她自己的生活，和我一样。
伽玛：她的工作和你的性质类似吗？
艾德：不。完全不。绝对不。想想都不可能。
伽玛：她从事的是哪方面的工作？
艾德：别他妈说她了，不介意吧？
伽玛：当然不。你没有引来别人对你的关注吧？
艾德：我为什么会那么做？
伽玛：你没有偷过雇主的钱，没有像咱们这样和别人偷情吧？（等待艾德听懂这个笑话。他终于听懂了，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你没有和上级争论过吧，他们不认为你有破坏性或不守纪律吧，你没有因为你做过或没能做成的什么事成为内部调查的对象吧？他们没有意识到你不赞成他们的政策吧？肯定？还是否定？
（艾德再次陷入沉思。他皱着眉头，表情阴沉。假如伽玛更了解他一些，她会耐心地等他自己回过神来。）
伽玛：（开玩笑地）你不会有什么让人尴尬的事情不想让我知道吧？艾德，我们能够包容一切。我们有着人道主义的长久传统。
艾德：（又沉思了一段时间后）我只是个普通人，明白吗？假如你要我说，我们这种人已经不多了。其他人都坐在那儿，栅栏都戳进屁股半截了，却还在等别人去采取行动。现在我来采取行动了。就这么简单。
*
斯塔福郡斗牛摆件是安全信号，她正在对她说，或者我认为她在这么说，因为我的耳朵嗡嗡响。狗不在窗口，就代表放弃，她对他说。也可能说的是代表可以进去。“禁止核能”标贴代表我们有重要信息要告诉你。也可能是下次你路过的时候我们会有，或是完全相反：再也别走这条路了。谍报工作的标准做法是情报员先离开。艾德和瓦伦蒂娜面对面站着。艾德看上去晕乎乎的，非常疲惫，像条丧家犬，我还能在七局四胜生死战中打败他的时候，我们坐下准备喝啤酒前他就是这个模样。瓦伦蒂娜用双手抓住他的一只手，把他拉向她，给他两侧面颊各印上一个吻，但没有像俄国人那样吻第三下。艾德不情不愿地接受了。室外的一个摄像头拍摄他爬上铸铁楼梯，手里拎着公文箱。一个空中摄像头拍摄他解开自行车的车锁，把公文箱放进前筐，朝着霍克斯顿的方向去了。
*
行动指挥室的双开门打开了。马里恩和扛枪小弟回来了。门关上，请开灯。鹰巢的隔音玻璃墙里，珀西·普莱斯在给队员分配任务，内容不难猜到：一个小组继续监视伽玛，另一个监视艾德，全覆盖，但仅限远程。空中传来一个女性声音，通知我们称目标伽玛已“标记成功”，具体是用什么标记的我们就只能瞎猜了。艾德和他的自行车似乎也一样。珀西心满意足。
屏幕闪了闪，随即变暗。没有温德米尔湖的秋色。马里恩在长桌尽头像卫兵似的站得笔直。她戴着眼镜，黑西装扛枪小弟一左一右。她深吸一口气，从右手边拿起一份文件，用缓慢而谨慎的语气大声朗读。
“我们很抱歉地通知各位，你们刚刚看到的监控视频中，被称为艾德的男人是我局的一名全职员工。他名叫爱德华·斯坦利·香农，职级为A类书记官，拥有机密及以上的密级。他有计算机科学的二级荣誉学位。他是一名一级电脑专员，基础年薪三万两千英镑，超时工作、周末加班和语言技能的激励性奖金另算。他是一名三等德语专家，负责处理白厅下属一个高保密等级的跨局协作部门欧洲方面的工作。从2015至2017年，他服务于所属部门驻柏林的联络处。他不被认为也未被考虑过适合谍报工作。他目前的职责包括对我方交给欧洲合作伙伴的机密材料进行脱敏和消毒处理。事实上，这项工作要求他必须在周密考虑下去除仅供美方使用的情报材料。这些材料中有一些也许会被认为不利于欧洲利益。正如香农在各位刚刚看到的视频中提到的，有资格复印极为敏感的文件的一级专员只有两名，他就是其中之一。香农成功地通过了深度筛选，因此他的密级非常高。”
她的嘴唇粘住了。她噘起嘴，小心翼翼地舔了舔嘴唇，继续念下去：
“在柏林期间，香农发生了一次精神崩溃，原因一是饮酒，一是被迫由他主动结束与一名德国女性的婚外情关系。他接受了心理治疗，被判断身体和心理都完全恢复了健康。除此之外，他没有不守纪律、持不同政见和行为可疑的记录。他在工作单位被视为一名独行者。他的产线管理员形容他‘没有朋友’。他未婚，档案中是异性恋，目前没有已知的伴侣。他没有已知的政治背景。”
她又舔了舔嘴唇。
“我们正在紧急评估损失情况，同时调查香农过往和目前的联系人。在得出调查结果之前，不能——重复一遍，不能——让香农觉察到他在受到监视。考虑到本案的背景和发展前景，我得到授权，在此宣布我局愿意加入组建一支联合行动队伍。谢谢各位。”
“能允许我补充两句吗？”
我惊讶地发现我站了起来，多姆瞪着我，就好像我发疯了。开口说话时，我坚定不移地认为我的语气既自信又放松：
“我碰巧和这个人有私交。艾德。周一晚上我们经常打羽毛球。事实上，就在巴特西。离我住的地方很近。在我们的俱乐部，名叫竞技场。打完球我们通常会一起喝两杯啤酒。显而易见，我乐于尽我所能出一份力气。”
然后我坐下了，但肯定非常突兀，同时精神变得恍惚，因为接下来我记得的就是盖伊·布拉梅尔在建议咱们稍微休息一下了。
16
我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把我在那个小房间里晾了多久，但不可能短于一个小时，我没东西可读，只能盯着什么都没有的黄色墙壁，因为他们没收了我的情报局手机。直到今天，我也想不起来当时我是在行动指挥室里站着或坐着还是没头苍蝇似的乱转，然后有一名警卫拍拍我的胳膊，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麻烦你跟我来，先生”。
但我记得门口还有一名警卫，两个人陪着我走向电梯，我们聊最近这难以忍受的惊人热浪和以后每年夏天是不是都要变成这样了？我记得“没有朋友”这个评语不停地跳进我的脑海，就像在指责我：不是我指责自己和艾德交朋友，而是我似乎是他唯一的朋友，因此我就肩负起了更大的责任——什么责任呢？进了那些没有标记的电梯，你的胃部永远也分不清你在上升还是下降，尤其是它自己正忙着翻腾的时候，我的胃此刻就是这样；警卫陪着我走出逼仄的行动指挥室，把我送进囚笼。
就算是过了一个小时好了，一直守在玻璃门外面的警卫——他叫安迪，喜欢板球——把脑袋探进房间，说，“纳特，走吧，”然后还是乐呵呵地领着我走进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要大得多，但依然没有窗户，连假窗户都没有，摆着一圈舒舒服服的沙发椅，椅子和椅子没有区别，因为我们情报局里不分高下，他说你随便坐哪一张椅子都行，其他人马上就到。
于是我选了一把椅子坐下，双手抓住两个胳膊肘，开始琢磨其他人都有谁。我隐约记得，刚被护送离开行动指挥室时，有一小撮顶层大佬在一个角落里窃窃私语，多姆·特伦奇和平时一样想挤进去插一鼻子，盖伊·布拉梅尔却颇为坚决地对他说：“不，多姆，你不行。”
我亲爱的同事们鱼贯而入，没错，多姆不在队伍里，因此我有一瞬间再次起了疑心：关于他为我要的那辆配司机的豪车，他为什么在乎我帮不帮他说话呢？第一个进来的是吉塔·马斯登，她友善地对我笑笑，说“又见面了，纳特”，这话按理说是想让我安心，但她的“又”是什么意思，难道说我们重生了吗？然后是我们兄弟局怒目圆睁的马里恩和她的一个扛枪小弟，这个块头比较大，脸色也更阴森，说咱们没介绍过，我叫安东尼，然后伸出爪子，险些捏碎我的手。
“我本人也喜欢打羽毛球。”他对我说，像是这么一来就能天下太平了。于是我说：“好极了，安东尼，你在哪儿打？”——但他好像没听见。
然后是珀西·普莱斯，虔诚的信徒，饱经风霜的老脸戒备森严。我为之震惊，倒不是因为珀西不搭理我，而是因为他肯定把星尘行动的指挥权暂时交给了他的众多副手，好亲自来参加这次会议。紧随其后的是盖伊·布拉梅尔，他拿着一个塑料茶杯，很像自助餐厅里艾德托盘上的那个杯子，神情出奇地泰然自若，矮小的乔·拉文德陪着他，那是情报局内务处的隐形人。乔拿着一个硬壳文件夹，我记得我开玩笑似的问他——只是为了拉近距离——警卫有没有在门口检查里面的东西，他的回答是一个凶恶的眼神。
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进来，我开始思考除了狰狞的表情，他们还有什么共通之处，因为这么一支队伍不会随随便便聚集起来。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艾德是我们兄弟局的人员，因此若是爆发什么机构间的甩锅大战，那么他就是我们的成果和他们的错误，所以你们就受着吧。因此两个局会就蛋糕的哪一块归谁没完没了地扯皮。等一切谈完，尘埃落定，会有人在最后一刻跑去确定房间的音视频监控系统在运行，因为我们不想像上次那样搞砸，具体上次是哪次就没人知道了。
等所有人都舒舒服服地坐下了，护送我的两名警卫再次现身，送来了刚才电影欣赏室里没人碰过的咖啡壶、水瓶和三明治，板球迷安迪朝我使个眼色。他们出去后，格洛丽亚·福克斯顿幽灵似的飘了进来，她是情报局的高级心理医生，看上去像是刚从床上被拽起来——事实上恐怕就是这样。落后她三步的是人力资源部我的老相识莫伊拉，她抱着一个厚厚的绿色文件夹，我猜多半是我的，因为她特地把空白的一面对着外面。
“说起来，纳特，你会不会凑巧有佛罗伦丝的消息？”她忧心忡忡地问我，在我身旁停下。
“唉，杳无音讯，莫伊拉。”我说得理直气壮。
我为什么要撒谎？直到今天我也说不上来。我不是个习惯性撒谎的人，也不是存心要撒谎。我根本没什么好撒谎的。再看她一眼，我意识到她在提问前就知道答案了，只是在测试我老不老实，因此我觉得我更加愚蠢了。
“纳特，”格洛丽亚·福克斯顿带着心理治疗师那种急切的同情神态说，“你怎么样？”
“惨得没法说了，格洛丽亚，谢谢。你怎么样？”我喜滋滋地答道，得到一个冷若冰霜的笑容，提醒我任何人落到我这种境地（无论是什么境地），都没资格问心理医生好不好。
“亲爱的普鲁呢？”她问我，想赢得额外的好感。
“好极了。开足所有马力。盯上了大型药企。”
但我的真实感受是慨然激愤油然而生，因为我想到了五年前格洛丽亚吐出的伤人箴言，那时我不明智地为了斯黛向她求教，她说什么：“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性，纳特，通过委身于班上的所有男生，斯蒂芬妮是在就她永远缺席的父亲发表某种声明？”最触怒我的一点是她多半说对了。
我们终于坐好了，一切准备就绪。两个低级心理医生加入了格洛丽亚的队伍，里奥和弗兰齐斯卡两个人看着都只有十六岁。于是我整整一打亲爱的同事坐成半圆形，每个人都能毫无阻碍地直视我，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椅子重新排列了阵势，现在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就像油画里的那个男孩，人们正在问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什么时候(1)，只是他们想知道的不是我可怜的父亲，而是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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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伊·布拉梅尔决定开球——他肯定会这么说，而且挺有道理，因为他受过诉讼律师的训练，在圣奥尔本斯的住宅气势恢宏，有自己的板球队。这些年来，他偶尔会拖着我去打一场比赛。
“好了，纳特，”他用波尔图红酒炖雉鸡般的愉快嗓门说，“要我说，你也算是倒了血霉。你和一位老兄清清白白地打羽毛球，结果他不但是我们兄弟局的人员，还他妈是个俄国间谍。咱们还是从头说起吧，如何？你们是怎么认识的，都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不要省略任何细节，无论多么微不足道。”
于是我们从头说起。不，我从头说起。竞技场俱乐部的那个星期六傍晚。我和河对岸切尔西的印度对手正在享用赛后啤酒。艾德跟着爱丽丝进来了。艾德向我发起挑战。我们的第一场比赛。他如何不客气地评论雇主（马里恩和扛枪小弟听得非常专注）。我们第一次打完球在老地方喝酒。艾德把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说成是一个恶魔身上的两个部件。
“纳特，你和他聊这方面的内容了吗？”布拉梅尔问得不可谓不亲切。
“附和了几句吧。他反对脱欧。我也反对。现在还反对。我猜房间里的绝大多数人都反对。”我做出有力的回击。
“那特朗普呢？”布拉梅尔问，“你和他聊特朗普了吗？”
“唉，我的天，盖伊。特朗普在这儿又不是什么本月最受欢迎人物，对吧？那家伙逮啥毁啥。”
我环顾四周，寻求支持。没人伸出援手，但我不肯就此认输。这会儿先别管我在莫伊拉面前铸成的大错了。我是老手。我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还把诀窍教给了我的情报员。
“在香农看来，特朗普和普京联手就是恶魔与恶魔订了契约，”我壮着胆子说，“各方联合起来向欧洲施压，他不喜欢这样。他心里有这么一只德国蜜蜂在喋喋不休。”
“于是他挑战你打一场，”盖伊·布拉梅尔不肯松口，把我的辩解扫进垃圾堆，“当着所有人的面。他费了很大的周折找到你，结果就是这样了。”
“我碰巧是俱乐部的单打冠军。他听说我的名字，觉得他有机会能赢我。”我说，还在维护我的尊严。
“找到你，骑着自行车横穿伦敦，研究你的比赛？”
“他也许就这么做了。”
“然后他来挑战你，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不是你那位刚刚和你打完的切尔西对手，他明明可以选他的，但他非要找你。”
“假如你所谓的我那位切尔西对手打败了我，要是我没猜错，香农就肯定会去挑战他了。”我大声说，这不完全是实话，但盖伊的语气里有些东西让我开始不喜欢了。
马里恩递给他一张纸。他戴上近视眼镜，不慌不忙地看了一会儿。
“根据竞技场俱乐部接待员的说法，从香农挑战你的那天开始，你就只和他一个人打球了。你们成了一双。描述得准确吗？”
“一对儿，不介意的话。”
“好的。一对儿。”
“我和他旗鼓相当。他打得漂亮，输赢都很大度。有风度的好球手难得一见。”
“那是当然。你还和他出双入对。你们成了酒友。”
“言过其实了，盖伊。我们只是定期打一场，然后喝两杯。”
“每周一次，有时甚至两次，也未免太频繁了，哪怕对你这么一个运动狂来说。你说你们经常聊天。”
“是的。”
“你们会聊多久？边喝边聊？”
“半小时。也可能一小时。取决于我们的心情。”
“加起来有十六、十八个小时吗？二十？二十太多了吗？”
“二十也有可能。但有什么区别呢？”
“他是自学成才的那种小子？”
“完全不是。文法学校出来的。”
“你说过你靠什么为生吗？”
“别他妈犯傻了。”
“你怎么对他说的？”
“随便搪塞他。从国外回来的生意人，到处寻找商业机会。”
“你觉得他相信了吗？”
“没表现出好奇，对他本人的职业也含糊其词。他说是媒体工作，但没仔细解释。我和他都没多说。”
“你通常会和只有你一半年纪的球友谈二十个小时的政治吗？”
“只要他们的球打得好，有一肚子的话想往外倒，又有什么不行呢？”
“我问的是你会吗？不是为什么。我的问题很简单，我想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和类似年纪的其他球友长时间谈论过政治？”
“我和他们打球，赛后总会喝一杯。”
“但不会像你和爱德华·香农这样有规律地打球、喝酒和交谈吧？”
“应该不会。”
“你自己没有儿子。至少我们不知道你有，然而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很长。”
“没有。”
“记录之外也没有？”
“没有。”
“乔，”布拉梅尔转向乔·拉文德，内部安全之星，“你有几个问题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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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乔·拉文德只能等待机会了。一个莎士比亚式的信使冒了出来，化身为马里恩的另一个扛枪小弟。他想在盖伊的允许下问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他们局的调查小组刚刚传给他的。问题写在一个小纸条上，纸条夹在他两只大手的指尖之间。
“纳特。在你和爱德华·斯坦利·香农的多次会谈中，”这个问题明确得咄咄逼人，“你是否知晓或在某个时候意识到，他母亲艾丽莎是一名记录在案的游行常客、抗议者和民权活动家，关注为数众多的和平与类似议题？”
“不，我没这个意识。”我讥讽道，尽管我努力克制，但感觉到脾气渐渐起来了。
“而你的夫人，据我们所知，同样执着于维护我们的基本人权——没有不敬的意思。正确吗？”
“对，非常执着。”
“对此我确定我们都只有为她鼓掌的念头。那么，能允许我再问一句吗——据你所知，艾丽莎·玛丽·香农和你夫人之间是否存在任何互动或交流？”
“据我所知，不存在这样的互动或交流。”
“非常感谢。”
“是我的荣幸。”
信使转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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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回答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问题，有点像自由发言时间，在我的记忆里非常模糊；我亲爱的同事们抓住机会，按照布拉梅尔的说法，轮流对纳特的说法“查漏补缺”。众人陷入沉默，乔·拉文德终于登上舞台。他的声音没给我留下任何印象，听不出社会阶层或地理位置。这是一个没有故乡、带着鼻音、慢条斯理的平淡声音。
“我想从香农在竞技场俱乐部搭上你的第一刻谈起。”他说。
“不介意的话，还是说挑战我吧。”
“为了拯救他的颜面——这是你的原话——你接受了他的挑战。身为本局一名训练有素的成员，你有没有注意到，或者现在能不能想起来，当时酒吧里是否有陌生人——比方说新会员，男女都行，会员的客人——在此过程中显示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
“没有。”
“我听说那家俱乐部向公众开放。会员可以带客人。只要有会员作陪，客人就可以在酒吧买酒。你的意思是说，你能够肯定香农接近你——”
“挑战。”
“——挑战你的时候，没有以任何方式引起其他人的关注或兴趣吗？当然了，我们会找借口联系俱乐部，挖出他们拥有的所有录像视频。”
“当时我没注意到，现在也想不起来，有任何人显示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
“然而假如他们是职业人员，就未必会被你注意到了，对吧？”
“吧台前有一群人在聊天说笑，但都是熟悉的老面孔。另外别费神去找录像了。我们没安装视频监控设备。”
乔像演戏似的吃惊地瞪大眼睛。
“咦？没有视频监控？我的天哪。放在现在好像有点稀奇了，对吧？那么大的地方，许多人来来往往，金钱换手，但没有监控。”
“是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据说你本人就在委员会里。你支持不安装视频监控的决定吗？”
“对，我支持。”
“是因为你同意你妻子的看法，对全国监控持否定态度吗？”
“不介意的话，别把我妻子牵涉进来好吗？”
他听见我说话了吗？似乎没有。他忙着呢。
“所以你为什么没登记他？”他问我，都懒得从大腿上的文件夹里抬起脑袋。
“登记谁？”
“爱德华·香农。你每周甚至一周两次的羽毛球球友。情报局的规定要求你向人力资源部报备所有的频繁联系对象，无论性别，无论行为性质。你在竞技场俱乐部的记录告诉我们，在一段有高度连贯性的时间内，你与香农见面了不少于十四次。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没有登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