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挤出一个轻松的笑容。问得好。“呃，乔，我打球这么多年，球友恐怕有好几百个了。其中有些人和我打过——多少？——二三十次球。我不认为你会想把他们全都登记在我的个人档案里。”
“你是蓄意决定不登记香农的吗？”
“不是决定不决定的问题。这个念头都没进过我的脑袋。”
“要是你不反对，我想换个稍微不太一样的问法。这样你就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了。你没有把爱德华·香农登记为一名频繁联系对象与玩伴，这是你有意识做出的决定吗？是或者不是。”
“球友，要是你不介意的话。不是，不登记他不是一个有意识做出的决定。”
“但结果你也看见了，你和一名已识别的俄国间谍交往了好几个月，但你一直没有登记他。‘没进过你的脑袋’并不能解释这种行为。”
“乔，我不知道他是个该死的俄国间谍。对吧？你应该也不知道。雇用他的情报局也不知道。还是我弄错了，马里恩？也许你们局早就知道他是俄国间谍，只是存心不告诉我们。”我撩拨道。
我的反击犹如石沉大海。我亲爱的同事们坐成半圆形围着我，眼睛不是盯着笔记本电脑就是渺渺虚空。
“纳特，你带香农回过家吗？”乔假装随意地问我。
“我他妈为什么要带他回家？”
“为什么不呢？你不想介绍他认识你妻子？她那么一位激进的好夫人，我觉得他肯定合她的口味。”
“我妻子是一位有点名声的忙碌律师，没时间也没兴趣认识和我打羽毛球的每一个人，”我气呼呼地说，“另外她也不是你说的那种激进，她在这个故事里不扮演任何角色，所以我再说一遍：请别把她牵涉进来。”
“香农带你回过家吗？”
我受够了。
“我跟你说句老实话吧，乔，我们在公园里互相吹一管就足够了。你想听的是不是这个？”我转向布拉梅尔，“盖伊，我的天，听我一句吧。”
“怎么了，老弟？”
“假如香农是一名俄罗斯间谍——没错，表面上看他似乎就是——你告诉我，咱们一帮人坐在这儿谈我到底有什么意义？就当他愚弄了我好了。他做到了，满意了吗？非常了不起。就像他愚弄了他的情报局和其他所有人。为什么没人问是谁相中了他，是谁招募了他，是在英国还是在德国还是在哪儿？一次又一次冒出来的那个玛利亚又是谁？假装叫他立刻滚蛋的那个玛利亚？”
盖伊·布拉梅尔只是马马虎虎点了一下头，然后就接过了盘问我的话头。
“你那个伴儿，这小子喜欢摆臭脸，对吧？”他说。
“我哪个伴儿？”
“香农。”
“他时不时地确实会摆臭脸，和咱们大多数人一个样。但很快就会阴转晴了。”
“可他干吗偏偏要在伽玛面前摆臭脸呢？”他困惑道，“他千辛万苦才和俄国人搭上线。莫斯科中央局一开始觉得——当然，这是我的猜想——他是个鱼饵。没人能在这方面骗过他们。但随后他们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认为他是个金矿。塔奇奥在街上拦住他，告诉他好消息，伽玛随后现身，为玛利亚的行为道歉，决定和他合作。那他为什么吊着脸呢？他应该高兴得要上天了。假装不明白‘主显’是什么意思。那是在干什么？现如今谁还没个主显瞬间了？你他妈过个街都能听见有人在说主显。”
“也许他不喜欢他在做的事情，”我猜测道，“根据他在我面前说的那些话，他对西方也许在道德方面还有期望。”
“忽然说这个干什么？”
“我只是忽然想到，他的清教徒一面也许认为西方需要惩罚。就这么简单。”
“我没听错吧？你想说西方惹怒了他，就因为无法满足他的道德期望？”
“我说了，也许。”
“于是他就投向普京？就算被道德咬了屁股，那家伙也不会知道啥是道德。我没听错你的意思吧？要我说，他这个清教徒真够有意思的。当然了，我不是专家。”
“只是忽然想到的。我不相信他在做的就是这个。”
“那你他妈到底相信什么？”
“我只能说他并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曾经认识。”
“他从来就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人，我的天哪！”布拉梅尔暴怒道，“假如一个叛徒没有让我们吃惊得都要尿出来，那他就是个不称职的间谍了。对吧，你说呢？你肯定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道理。你以前操控过好些个叛徒。他们不会随便拉住一个阿猫阿狗就宣扬颠覆思想。否则他们肯定做不长久。对吧，你说呢？”
正是在这个时候——也许是出于挫折感，也许是困惑，也许是保护性本能不由自主地觉醒——我觉得有必要代表艾德辩解一下了，若是我的头脑冷静一点，我必定会再斟酌一下的。
我选择了马里恩。
“马里恩，我忽然想到，”我说，用上了普鲁某个学院派律师朋友的猜测语气，“从法律角度来说，香农到底有没有犯罪。他在交谈中只是提到了他声称瞥了一眼的某个代号下的绝密材料。他说的是现实中的事情，还是他的幻想呢？他给出的其他材料似乎都是为了建立他的可信度。甚至未必有密级，或者存在任何重要性。所以我想说，你们还不如把他叫回来呢，给他念念《暴乱法》，交给心理医生去处理，岂不是能省掉你们很多麻烦？”
马里恩转向险些捏碎我的手的扛枪小弟。他诧异地盯着我看。
“你不会是认真的吧？”他问我。
我硬着头皮说我这辈子都没这么认真过。
“请允许我向你援引1989年《公务员保密法》的第三条，原文如下：担任或曾担任政府职员或政府承包商的个人，未经合法授权披露有可能造成危害、与国际关系相关的任何信息、档案或相关文件，将被视为违法之举。香农曾正式签字宣誓他不会泄露国家机密，他也知道他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综上所述，要我说，他的下场就是上秘密法庭，审判过程会很简短，有期徒刑十到十二年，直接认罪可减刑六年，他主动提出还能得到免费的心理治疗，事实上我认为他想都不用想就该这么做。”
*
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等候室里坐了一个多小时，赌咒要保持镇定，不再挑起辩论。接受事实吧，我一遍又一遍对自己说。承认吧。你不会一醒来发现这只是在做梦。艾德·香农，竞技场俱乐部那位爱脸红的新成员，害羞得甚至需要爱丽丝为他介绍，他其实是我们兄弟局的长期职员，也是个主动投向俄罗斯的间谍。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出于某些尚未解释的原因，他选中了我。很好。了不起。给他鼓掌。干得确实不赖。他培育你，和你闲聊，牵着你的鼻子走。他显然知道。知道我是一名老谍报人员，肚子里可能有怨气，因此是个合适的培育对象。
然后他来哄我开心，老天在上！把我当情报源培育！等你完成培育，要么自己冒险来拖我下水，要么把我交给你的俄罗斯操控者去开发！所以你为什么不想方设法接近我呢？争取情报员的最基本的求偶信号在哪儿？曾经出现过吗？纳特，你岌岌可危的婚姻怎么样了？你从没问过我。纳特，你欠债吗？纳特，你觉得没人赏识你吗？晋升的时候永远轮不到你？他们给你几个小钱，一笔退休金，就打发你滚蛋了？你知道教官是怎么说的。每个人都有软肋。招募者的任务就是找到它！但你根本连找都没找过！从不刺探我，从不朝边缘多走一步。从不冒险。
我们只要坐下，你就会滔滔不绝地发你的政治牢骚，即便我想插话也连开口的机会都找不到，你这样还谈什么冒险呢？
我亲爱的同事们并不怎么喜欢我为艾德辩解。没关系。我已经恢复了。我镇定下来了。盖伊·布拉梅尔朝马里恩马马虎虎点了一下头，示意她可以盘问被告了。
“纳特。”
“马里恩。”
“早些时候你暗示过，你和香农都完全不知道对方的工作情况。我没说错吧？”
“非常抱歉，马里恩，完全不正确，”我得意扬扬地说，“我们很清楚对方的情况。艾德为他憎恨的某个媒体帝国工作，我一方面在帮一个以前的生意伙伴做事，另一方面在寻找商业机会。”
“香农有没有具体说过他为哪个媒体帝国工作？”
“答案就一个字，没。他提到他负责过滤新闻报道，然后提交给客户。他的雇主——怎么说呢——他们毫不关心他的需要。”我微笑着补充道，尽管我知道我们两个情报局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有多么重要。
“所以可以这么说吗？假设你的说法站得住脚，你和他之间的关系基于彼此对另一方身份的错误认知？”她继续道。
“你想这么说也没问题，马里恩。总的来说，这并不重要。”
“因为你和他都盲目地相信了对方的掩盖性说法，是这个意思吧？”
“盲目这个词就有点太强烈了。我和他都有合适的理由不去刨根问底。”
“根据我们的现场调查，你和爱德华·香农在竞技场俱乐部的男更衣室各自租了自己的储物柜。正确吗？”她问我，既不停顿也不道歉。
“呃，你不会觉得我们会共用一个吧？”——没有回答，更没有我希望听见的笑声。“艾德有他的储物柜，我有我的储物柜。正确。”我继续道，想象可怜的爱丽丝在这个该死的钟点从床上被叫起来，然后在注视下翻开各种登记册。
“带钥匙吗？”马里恩问，“我问的是储物柜用的是钥匙锁还是密码锁？”
“钥匙，马里恩。全都是钥匙锁，”我答道——从短暂的失神中恢复归来，“扁平的小锁，和一枚邮票差不多大。”
“你打球的时候把钥匙放在口袋里吗？”
“钥匙上有带子，”我答道，我们第一次打球时艾德在更衣室里的举动浮现在眼前，“你可以解开带子，把钥匙放在口袋里，也可以留着带子，把钥匙挂在脖子上。看你喜欢怎么样了。艾德和我都是解开带子的。”
“然后把钥匙放在裤子口袋里？”
“我放在侧面口袋里，臀部口袋用来放去酒吧用的信用卡，还有一张二十块的钞票，免得有时候我想付现金，换点给停车场的找零。这回答了你的疑问吗？”
显然并没有。“根据你的工作记录，你过去曾把羽毛球技能用做招募手段，拉拢了至少一名俄罗斯情报员，并通过交换外形相同的球拍进行秘密通信。你为此还得到了嘉奖。正确吗？”
“太正确了，马里恩。”
“因此以下推测也并非毫无根据——”她继续道，“假如你愿意，就能够通过相同的隐秘手段向香农提供你们局的秘密情报。”
我缓缓地环顾面前的半圈人。珀西·普莱斯平时友善的面容依然眉头紧锁。布拉梅尔、拉文德和马里恩的两个扛枪小弟也一样。格洛丽亚低着头，像是放弃了听我们交谈。两名低级心理医生绷紧的身体向前倾斜，紧扣的手放在大腿上，像是在进行什么生物反应。吉塔坐得笔直，就像有教养的好姑娘上了餐桌。莫伊拉在看窗外，只可惜这个房间没窗户。
“有人赞同这个令人愉快的动议吗？”我问，愤怒的汗水顺着我的肋骨流淌，“按照马里恩的说法，我是艾德发展的情报员。我向他输送机密情报，由他转给莫斯科。是咱们全都他妈的发疯了，还是只有我？”
没人接话。按理说也不该有。我们拿薪水就是为了跳出常规思考，而我们正在这么做。马里恩的推测或许并不是那么离谱。天晓得，情报局的历史上也出过不少坏分子。纳特说不定只是其中之一。
但纳特并不是其中之一，而纳特只想清楚明白地说给他们听。
“好吧，各位。要是可以的话，请和我说实话。一个从骨子里拥护欧洲一体化的公务员，为什么偏偏选中俄罗斯去免费奉送英国的机密情报，而根据他的判断，统治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是个彻头彻尾的反欧洲一体化暴君，名叫弗拉基米尔·普京？另外，既然你们自己都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凭什么他妈的选我当你们的出气包，就因为香农和我都是羽毛球好手，会边喝一两杯啤酒边聊政治？”
然后我又补充了一段，尽管实在不太明智：
“哦，对了，这儿有谁能说说耶利哥是什么吗？我知道它有暗码保护，不该公开讨论，而我的密级显然不够。然而玛利亚也没有密级，伽玛和莫斯科中央局按理说也没有。香农当然更不该有。因此，咱们能不能法外开恩破个例？因为咱们都听见了，正是耶利哥这个词触发了艾德的开关，是耶利哥把他推进玛利亚的怀抱，然后是伽玛的。但咱们一个个坐在这儿，哪怕到了现在，也都还在假装没人说过这个该死的词！”
他们知道，我心想。除了我，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接触耶利哥。不，不可能。他们和我一样茫然无知，他们全都陷入了震惊，因为我提到了不可提及之物。
首先恢复语言能力的是布拉梅尔。
“纳特，我们想听你再说一遍。”他大声说。
“说什么？”我问。
“香农的世界观。他的行为动机。他在你面前喷吐的所有屁话，无论关于特朗普、欧洲还是宇宙，你似乎整个儿全吞进了肚子。”
*
我从远处听自己说话，所有声音听上去似乎都这样。我小心翼翼地不说“艾德”，而是说“香农”，但时不时还是会说漏嘴。我说艾德如何评论脱欧。我说艾德如何评论特朗普，我已经不知道话题是怎么从一个转到另一个的了。出于谨慎，我把所有话都推到艾德的头上。他们想知道的毕竟是他的世界观，而不是我的。
“在香农眼中，特朗普是魔鬼的代言人，是全世界每一个劣质煽动者和腐败政客的榜样，”我用我最散漫的语气说，“在香农看来，特朗普是最不值一提的垃圾。暴民演说家。但对于全世界最底层等待着被搅动的那些人来说，他就是恶魔的化身。你们也许会说这个看法过于简单化，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认为。然而在心底里大家都这么看。假如你凑巧执着地拥护欧洲一体化，那就更加如此了。而香农刚好就是。”我坚定不移地补充道，惟恐我还没和他划清界限。
我怀念地哈哈一笑，笑声怪异地回荡在寂静的房间里。我选择了吉塔。她是最稳妥的人选。
“你绝对不会相信的，吉塔，但香农某个晚上确实对我说，真是太可耻了，美国的所有刺客似乎都来自极右翼。现在该左派出手，派出自己的枪手了！”
沉默还有可能变得更沉默吗？眼前的沉默似乎就能。
“而你赞同了他？”吉塔替所有人问我。
“在酒桌上、开玩笑地、间接地随口附和了一句吧，因为我不想和他吵，这没啥大不了的——我同意要是没了特朗普，这个世界肯定会好上一万倍。我甚至都不确定他说的是不是‘刺杀’。也许是‘做掉’或‘崩掉’。”
先前我没注意到手边的瓶装水，此刻我注意到了。情报局原则上只提供自来水。要是有瓶装水，那肯定是从顶层来的。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喝了一大口，接着向盖伊·布拉梅尔求助，我觉得他的理性之火应该还没熄灭。
“盖伊，他妈的够了吧。”
他没听见我说话。他的脑袋都快钻进iPad里了。最后他抬起头：
“好了，各位。高层发话了。纳特，你回巴特西家里待命。今晚六点等电话。在此之前，你被关禁闭了。吉塔，你接管‘避难所’，立刻生效：情报员、行动、团队，整个烂摊子。‘避难所’不再隶属于伦敦总站，暂时归俄罗斯部直接指挥。命令由布林·乔丹签署，倒霉的老兄正在从华盛顿赶回来。任何人有话要说吗——没人？那就回去做事吧。”
他们列队离开。最后一个走的是珀西·普莱斯，四个小时以来他连一个字都没说过。
“你交的朋友还都挺有意思的。”他说，甚至都不肯看我一眼。
*
我家那条路上有一家便宜饭馆。从凌晨五点开始供应早餐。我坐在那儿一杯接一杯地喝咖啡，一耳进一耳出地听工人聊天，他们说的是匈牙利语，和我自己的思想一样难以理解，当时我说不清我的脑袋里都在转什么念头，今天恐怕也还是没法告诉你。上午六点，我付账，从后门溜回家里，爬上楼梯，在沉睡的普鲁身旁躺下。
(1) 指William Frederick Yeames的油画，1878年，And when did you last see your father？
17
我时不时问自己，假如普鲁和我不是很久以前就约了拉里和艾米在大密森顿共进午餐，那个星期六的情况会如何发展。普鲁和艾米是中学同学，友情一直维持到现在。拉里是一位杰出的家庭律师，比我稍微大几岁，热爱高尔夫和他的狗。他们很遗憾地没有子女，这顿饭是为了庆祝两人结婚二十五周年。吃饭的人只会有我们四个，饭后我们打算去奇尔特恩走走。普鲁给他们买了块维多利亚风的格子床单当礼物包好，给他们的拳师犬买了个逗乐的咀嚼玩具。热浪似乎永远不会退去，再加上星期六的交通状况，我们估计路上要花两个小时，所以最晚十一点必须出发。
十点钟，我还在床上睡觉，于是普鲁贴心地端来了一杯茶。我不知道她起来多久了，也不知道她怎么能洗漱更衣还不吵醒我。然而根据我对她的了解，她很可能已经伏案工作了两个小时，琢磨该怎么对付大型药企。因此她能放下手里的工作，我应该更心满意足才对。我这么夸耀不是没有原因的。随后的对话刚开始时颇为理所当然，“纳特，你昨晚到底几点才回来？”我回答天晓得，普鲁，反正非常晚——大致就是这种话。但我的声音或表情有些异样，被她注意到了。更有甚者——我现在才知道——我和她的生活按理说应该是两条平行线，但自从我回国之后，这两条线的分歧开始对她产生了影响。她后来向我坦白，她担心她对大型药企的战斗和情报局拍脑袋分配给我的天晓得什么目标，这两者不但不可能互补，事实上会将我们推向相反的两个阵营。正是这种焦虑，加上我的脸色，引发了这场看似简单但意义重大的交流。
“咱们要去的，纳特，对吧？”她问我，她的直觉还是准确得令人不安。
“去哪儿？”我闪烁其词道，尽管我知道得很清楚。
“拉里和艾米家。二十五周年。否则呢？”
“唉，普鲁，非常抱歉，咱们没法一起去了。我不行了。你只能自己去了。要么问问菲比？她会兴高采烈地陪你去的。”
菲比是我家隔壁的邻居，未必是最令人愉快的伴儿，但总比一个空座位好。
“纳特，你生病了吗？”普鲁问我。
“据我所知没有。我在待命。”我尽可能勇敢地答道。
“待什么命？”
“情报局的命令。”
“待命就不能去吃饭了？”
“不，我必须待在这儿。我本人。在这幢屋子里。”
“为什么？这幢屋子怎么了？”
“没怎么。”
“你不可能在家里空等。你遇到什么危险了？”
“不是那样的。拉里和艾米知道我是间谍。这样吧，我给他打个电话，”我主动建议道，“拉里不会问这问那的”——潜台词：不像你。
“今晚的话剧呢？你没忘记吧，咱们有两张西蒙·拉塞尔·比尔的票。前排座位。”
“我也没法去了。”
“因为你要待命。”
“六点钟我要接个电话。没人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所以你一整天都要等六点钟的电话。”
“应该是吧。不，就是。”我答道。
“六点以前呢？”
“我不能出家门。布林的命令。我被禁足了。”
“布林？”
“他本人。直接从华盛顿发来的。”
“我看我还是给艾米打个电话吧，”考虑片刻后，她说，“戏票也送给他们好了。我去厨房打给她。”
在这个当口，就在我以为她终于要耗尽对我的耐心的时刻，普鲁做了普鲁向来会做的事情：后退几步，重新审视局面，然后着手解决问题。等她回到卧室里，她已经换上了旧牛仔裤和我们滑雪度假时买的一件傻乎乎的雪绒花夹克衫，脸上笑嘻嘻的。
“你睡过了吗？”她问，让我腾出点地方，然后坐在床沿上。
“没睡多久。”
她摸了摸我的脑门，看有没有发烧。
“普鲁，我真的没生病。”我又说。
“对。我在想，情报局有没有可能打算踢了你。”她说，把这个问题表达得更像她本人的忧虑，而不是我的。
“哈，应该就是吧。我猜多半已经定下来了。”我承认道。
“委屈你了？”
“不。不算是。”
“是你搞砸了，还是他们？”
“两边都有点吧。我和错误的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我认识吗？”
“不。”
“他们不会要怎么追究你的责任吧？”
“不。不会有那种事的。”我向她保证——话虽这么说，但也意识到我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能够掌控局面。
“你的情报局手机呢？你总是放在床头的。”
“肯定在我的衣服口袋里。”我说，依然没有退出欺骗模式。
“不在。我去看过了。被情报局没收了？”
“对。”
“什么时候？”
“昨天夜里。今天凌晨。审了我一整夜。”
“你对他们生气吗？”
“不知道。我还没想清楚呢。”
“那就躺在床上慢慢想吧。你在等的六点钟电话应该会打家里的号码。”
“对，肯定是的。”
“我发个邮件给斯黛，免得她打算在那个时间打Skype。你会需要你全部的注意力的。”走到门口，她改变了主意，转身回到床边坐下。“纳特，允许我说两句吗？不是为了刺探情况？只是做个小小的宣言？”
“洗耳恭听。”
她重新抓住我的手，这次不是为了量脉搏。
“要是情报局存心折腾你，”她坚定不移地说，“但你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待在那儿，我会毫无保留地支持你，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以及去他妈的老小子俱乐部。这话说得够清楚吗？”
“非常清楚。谢谢。”
“同样的，要是情报局存心折腾你，而你血涌上头，决定叫他们滚远点儿死个干净，去他妈的退休金，你记住咱们有足够的财力，日子能过下去。”
“我会记在心里的。”
“要是有用的话，你可以直接对布林这么说，”她同样坚定不移地补充道，“要么我去说。”
“最好别。”我说——随后是不由自主的大笑，两人都松了一口气。
对于并非身处其中的人，相互表达感情很少会打动心灵，但那天我和她对彼此说的话（尤其是普鲁对我）像战斗号角一样在我的记忆中震响。就好像她一把就推开了我与她之间的一道隐形门。另外我也愿意去这么想：正是通过这同一扇门，我终于隐约触摸到了某些散乱的推测和半通不通的直觉，引发它们的是艾德那难以理解的行为，像焰火似的反复向我喷发，燃烧直至熄灭。
*
“都怪我的那点德国灵魂。”每次艾德的语气听上去过于狂热或过于说教，不符合他本人的血统了，他就会抱歉地咧嘴笑笑，对我这么说。
总是他的那点德国灵魂。
艾德骑着自行车经过，为了叫住他，塔奇奥不得不用德语。
为什么？否则艾德就会当他是个街头醉汉？
我明明应该去想俄国、俄国、俄国，想到的为什么总是德国、德国、德国？
另外请告诉我这个音痴，每次我的记忆重播艾德与伽玛的对话，我为什么都会产生放错了音乐的感觉？
对于这些难以捉摸的问题，我也许没有明确的答案，它们也许只是加深了我内心的迷惘，然而感谢普鲁的鼓励，到了晚上六点，比起清晨五点，事实上我确实觉得我更有干劲也更有能力，更加准备好应付情报局打算向我使出的任何招式了。
*
教堂的大钟敲响六点，我的手表指向六点，走廊里普鲁的家传老爷钟也说六点到了。伦敦城难得见到的又一个阳光炽烈的傍晚。我坐在楼上的书房里，穿着短裤和拖鞋。普鲁在花园给快被烤焦了的可怜玫瑰花浇水。铃响了，但不是家里的固定电话。是前门的门铃。
我跳起来去开门，但普鲁先我一步。我们在楼梯半中腰相会。
“我看你还是换身更体面的衣服比较好，”她说，“外面有个大块头男人，还有一辆车，说是来接你的。”
我到楼梯平台的窗户旁往下看。一辆黑色福特蒙迪欧，有两根天线。布林·乔丹多年的司机亚瑟靠在车上，正在惬意地享受一支香烟。
*
教堂屹立于汉普斯特德丘陵的顶端，亚瑟在教堂门口放我下车。布林从不在他家之外的地方与人来往。
“你知道路怎么走。”亚瑟说，这是个陈述句，而不是疑问句。自从见面时的“你好，纳特”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开口。知道，亚瑟，这儿我很熟，谢谢。
从我还是莫斯科情报站的新人、普鲁是我的情报局配偶那会儿，布林、他美丽的中国太太阿辰、他们三个音乐细胞发达的女儿和一个难搞的儿子就住在这座俯瞰汉普斯特德西斯的十八世纪山顶豪宅里了。每次我们从莫斯科受召来开脑力激荡会或回国休假，我们就会按响高大铁门上独一个的门铃按钮，走进这座久经风霜的砖砌大屋，聚在一起快乐地享受家庭晚宴，女儿们会表演舒伯特的艺术歌曲，我们当中最勇敢的会跟着她们唱；假如圣诞节快到了，那就是意大利牧歌，因为布林一家是我们所谓的老派天主教徒，潜伏在门厅暗处十字架上的耶稣能向你证明这一点。一个威尔士人怎么会成为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这我就说不上来了，然而这个人从本性来讲就神秘莫测。
布林和阿辰比我们年长十岁。他们天赋过人的女儿们早已踏上星途。布林在门口迎接我，态度一如既往地热络，他说阿辰去旧金山探望她年迈的母亲了：
“老姑娘上个星期百岁大寿了，但还在等女王发电报给她，还是说最近发的已经不是电报了？”他吵吵嚷嚷地抱怨道，领着我穿过比火车车厢还长的一条走廊。“我们像守法好公民似的乖乖申请，但陛下不太确定她符不符合标准，因为她在中国出生，而且长居旧金山。除此之外，内政部还弄丢了她的档案。要我说，只是冰山的一角。整个国家都在抽风。每次你回国首先注意到的就是这个：没一样不失灵的，一切全都一团糟。你应该还记得，咱们当年在莫斯科也有过这种感觉。”
“当年”指的是冷战时期，对他不满的人说他还在打的那场战争。我们走向宽敞的会客室。
“要是你没注意到，我告诉你吧，在我们亲爱的盟友和邻居眼里，咱们就是个笑柄，”他继续喜滋滋地说，“一帮后帝国主义的怀旧分子，连个水果摊都看不好。你也有这种感觉吧？”
我说，相当强烈。
“你的哥们香农显然也这么认为。也许这就是他的动机：羞耻感。你想到过吗？国耻一点一滴漏下来，落在个人身上。我能相信这种解释。”
我说，这么想也没错，但我从不觉得艾德算得上是民族主义者。
挑高的天花板，皲裂的皮椅，黑乎乎的圣像，丝绸之路时代的粗糙物品，乱糟糟的成堆古书里夹着纸条，壁炉上方挂着一块折断的木滑雪板，巨大的银托盘上摆着威士忌、苏打水和腰果。
“该死的制冰机也坏了，”布林自豪地对我说，“必然如此。美国无论你去哪儿，弟兄们都会给你冰块。咱们英国佬连这东西都造不出来。一点都不意外。不过你反正也不加冰，对吧？”
他的记忆很准确。他向来如此。他倒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每杯三注，都没问我要喝多少，然后把其中一杯塞给我，笑呵呵地挥手示意我坐下。他也坐下，对我绽放淘气而友善的笑容。莫斯科那会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大。现在青春又后来居上了。水汪汪的蓝眼睛依然射出半神性的光彩，但眼神比以前更明亮和直接。莫斯科那会儿，他披着文化专员的伪装，神采飞扬地向困惑的俄国听众宣讲，话题遍及诸多学科，他们甚至半信半疑地承认了他是个普普通通的外交官。伪装，我亲爱的孩子。离信仰只差一步。布林会像其他人闲聊那样布道。
我问候他的家人。姑娘们成就斐然，他告诉我，安妮在考陶尔德艺术学院，伊莉莎在伦敦爱乐——没错，正是大提琴，我居然还记得，真是不错——成群结队的孙子孙女不是已经出生就是即将诞生。一切都那么令人愉快——挤挤眼睛。
“托比呢？”我小心翼翼地问他。
“哦，一个完蛋货。”他用轻蔑的口吻答道，他对所有的坏消息都是这个态度。“一点希望都没有。我们买了一艘二十二英尺长的船给他，各种零件一样不少，送他从法尔茅斯出海；最后一次听见他的消息，他在新西兰给自己招惹了一大堆麻烦。”
短暂的沉默，表示同情。
“华盛顿呢？”我问。
“唉我的天，纳特，太他妈倒霉了”——笑得愈加灿烂——“内战像麻疹似的爆发，处处开花，你不可能知道任何人会朝哪个方向倾斜多久，也猜不到明天谁会上断头台。也没有托马斯·沃尔西出面解决争端。几年前我们是美国在欧洲的代言人。有点难搞，没错，不总是很好打交道。但我们毕竟在那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游离于欧洲之外，谢天谢地，对统一的外交政策、国防政策和你那一摊”——挤挤眼睛，吃吃笑——“不抱什么幻想。这就是我们和美国之间的特殊伙伴关系。乐滋滋地舔美国霸权的屁眼。顺便解决咱们的难题。现在你猜怎么着？咱们在德国佬和法国佬背后排队呢。连个屁都给不出来。彻头彻底的灾难。”
友好地吃吃笑，然后毫无停顿地转向下一个令人愉快的话题：
“顺便说一句，我很欣赏你的好哥们香农对唐纳德的评论：他得到了民主政治能给他的所有机会，结果每一次都搞砸了。但我不敢打包票说这话肯定没错。特朗普的问题在于他是个黑帮头目，先天后天都是。受到的教育就是如何想方设法搞残公民社会，而不是成为它的一部分。你的香农小伙子弄错了这一点。我这么说是不是不太公平？”
对谁不公平，特朗普还是艾德？
“而可怜的小弗拉迪·普京，就根本没受过任何民主政治的教育，”他放肆地说了下去，“这方面我赞同他。生来是间谍，永远是间谍，还有斯大林的疑心病当添头。每天早晨醒来都很吃惊，西方为什么还没有先发制人把他炸上天。”使劲嚼腰果。若有所思地喝了一口威士忌咽下去。“他是个梦想家，对吧？”
“谁？”
“香农。”
“应该是吧。”
“哪个类型的？”
“不知道。”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盖伊·布拉梅尔想出了一个恨鸡巴闹的理论。”他喋喋不休道，像个顽童似的被这个词逗乐了。“听过这个说法吗？恨鸡巴闹？”
“很抱歉，没有。最近只听过胡鸡巴闹，没听过恨鸡巴闹。我在国外待得太久了。”
“我也一样。还以为我什么都见识过了呢。但盖伊喜欢上了这个说法。说一个人恨鸡巴闹，就是说这个人和俄罗斯——对这个案子而言——上床只有一个理由，就好比我搞你是因为我恨我老婆多过我恨你。所以才叫恨鸡巴闹。你觉得这个说法符合你的小朋友吗？你个人怎么看？”
“布林，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昨晚我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先是因为香农，然后是我亲爱的朋友和同事们，所以我正在琢磨你叫我来干什么呢。”
“呃，对，他们煎得有点过头了，这倒是真的，”他赞同道，一如既往地愿意讨论所有话题，“但另一方面，现如今没人知道别人都是谁了，对吧？整个该死的国家乱成一锅粥。也许这就是他得到的启示。英国分崩离析，神秘僧侣寻觅绝对的真理，即便代价是绝对的背叛。然而他没有尝试去炸议会大厦，而是偷偷摸摸投向俄国人。怎么可能呢？”
我说一切皆有可能。他意味深长地挤眼睛，露出很有欺骗性的笑容，提醒我他这就要踏入更危险的国度了。
“所以纳特，你告诉我。只说给我一个人听。身为香农的导师、忏悔神父、代理父亲等等随便什么角色，你见到你年轻的门徒甚至都没提醒你一声就去投向了那位自负的伽玛，你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应？”——给我斟满酒杯，“你坐在那儿目瞪口呆地看着屏幕听着交谈，你私人和职业的头脑都想到了什么？别考虑太多。直接说。”
换了其他时候，单独坐在布林面前，成为他的俘虏，我会向他袒露内心最深处的情感。我甚至有可能会告诉他，坐在那儿傻乎乎地听着瓦伦蒂娜说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似乎在她的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口音里听出了某种不属于这两者的外来因素：由学舌而来，没错，并非原有之物。在苦等一天的某个时间点上，我想到了这个问题的一种解答。它的降临不是令人炫目的那种醒悟，而是蹑手蹑脚得像是看电影迟到的观众，在朦胧黑暗中顺着过道慢慢向前蹭。在我记忆最偏僻的角落里，我听见了母亲气呼呼地提高嗓门，因为发现我偷懒而训斥我，用的是她当时的情人听不懂的一种语言，随后以最快速度抛弃了它。但瓦伦蒂娜——伽玛——没有抛弃声音里的德国元素。至少对我来说没有。她在假装德国口音。她在说英语时假装德国口音，为了清除掉声音里的俄罗斯—格鲁吉亚根源。
这个疯狂的念头涌上心头，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想象，但我内心有某种东西在说，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告诉布林。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刻，阴谋开始在我的脑海里成形，只是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我时常这么认为。
“要我说我怎么想对吧，布林，”我答道，回应他那个“两个头脑”的问题，“我认为香农大概受到某种精神崩溃症的折磨。精神分裂，严重的双相障碍，谁知道心理医生会怎么说？假如真是这样，我们这些外行企图给他安上符合理性的动机就纯属是浪费时间。另一方面，肯定有什么东西触发了他，最后一根稻草”——我为什么还在胡说八道？——“老天在上，他的主显时刻。他否认他拥有的动机。按照咱们经常说的，促使萨米奔跑的真正原因(1)。”
布林依然在微笑，但这个笑容硬得像石头，逼着我继续猜测下去。
“咱们可以直话直说吗？”他淡然道，就好像我没开过口似的，“今天上午早些时候，莫斯科中央局要求与香农在一周后再次见面，香农已经同意。中央局如此着急似乎不太合适，但在我看来却代表着明智的专业判断。他们担心情报源的长期表现——谁会不担心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行动必须同样迅速。”
一波自发性的怨恨油然而生。
“布林，你总是说‘我们’，就好像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我抱怨道，声音里带着我们一贯的坚定与欣喜，“但我觉得有点难以下咽，因为整件事都是从我的脑袋里长出来的。我是星尘行动的作者，你应该没忘记吧？所以你为什么要向我通报我自己的行动的进度呢？”
“进度是我通报给你的，我亲爱的孩子。对情报局的其他人来说，你已经是过去时了，而且理由非常充分。要是我能说了算，你就根本进不了‘避难所’。时代在改变。你这个年纪正是最危险的。你一向如此，但现在显现出来了。普鲁好吗？”
谢谢问候，布林，她要我向你问好。
“她知道吗？香农的事情？”
不知道，布林。
“保持这样下去。”
好的，布林。
保持这样下去？意思是不让普鲁知道艾德的情况？普鲁，今天一早还保证过她无条件地忠于我，我甚至应该感动得叫情报局滚远点儿死个干净？普鲁，情报局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优秀军嫂，别说一个字了，连一口气都没背叛过情报局给予她的信任？现在布林，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却在说她不值得信任？去他妈的。
“我们的兄弟局当然在叫嚣要香农血债血偿，你自然不会觉得惊讶，”布林说，“逮捕他，拷问他，杀鸡给猴看，每人得一个奖章。结果会是一起国家级的丑闻，给所有人惹来麻烦，脱欧正搞得如火如荼，我们会显得像一群他妈的智障。因此我们直接拿掉了这个选项，至少对我来说不存在。”
又是“我们”。他拿起腰果盘子给我。我抓了一把以满足他。
“橄榄？”
不用了，布林，谢谢。
“你以前很喜欢吃的。卡拉马塔橄榄。”
并不，布林，谢谢了。
“下一个选项。我们把他拉进总局，向他提出最经典的建议。好了，香农，我们已经完全证实你是莫斯科中央局的情报员，因此你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否则就去跳悬崖吧。你觉得能行吗？你了解他。我们不了解。他的部门也不了解。他们觉得他有女朋友，但连这一点都无法确认。也可能是男朋友。说不定是他的室内设计师。他们说他在装修公寓。靠工资申请了一笔贷款，买下了他家楼上的那套。他有没有告诉过你？”
没有，布林。没说过。
“他说过他有女朋友吗？”
没有，布林。
“那他多半没有。有些人没女人也过得下去，别问我是怎么做到的。也许他就是这种人。”
对，布林，也许他就是。
“我们向他提出最经典的建议，你的判断是什么？”
我给了这个问题它应有的思考时间。
“我的判断，布林，是香农会叫你们统统去死。”
“为什么？”
“你试试看和他打羽毛球。他宁可被子弹打成筛子倒下去。”
“但这不是在打羽毛球。”
“艾德是宁折不弯的那种人，布林。假如他认为目标比他更重要，那么他就不可能动摇或妥协或先救自己的小命。”
“所以他是想当烈士了，”布林满意地得出结论，像是找到了一条康庄大道，“另一方面，可想而知，为了抢夺他的尸体，我们和平时一样陷入了苦战。他是我们发现的，因此，只要我们还在办他，他就是我们的。等他对我们来说没用了，游戏结束，我们兄弟局爱怎么折腾他都行。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还爱他吗？不是肉欲的那种爱。而是人对人的感情。”
布林·乔丹就是这么对待你的，他这条河你只能跨过一次。他诱惑你，听取你的怨言和建议，从不提高嗓门，从不轻易判断，永远和颜悦色，陪你在花园里闲逛，直到他拥有了你呼吸的空气，然后一钎子捅穿你。
*
“我喜欢他，布林。更确切地说，曾经喜欢他，直到这事情爆开。”我喝了一大口威士忌，然后轻快地说。
“而他也喜欢你，我亲爱的孩子。你能想象他和别人像和你那样交谈吗？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