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银行？”
“布拉特－罗德尼银行，是市里一家俗气的小银行。圆场选那样的银行的理由是：真人不露相。”
“那样说来，你知道世界各地间谍的姓名？”
“不是那么回事，没那么简单。我确实签发支票或到银行汇款，但收款人的姓名那一栏是空着的。我所做的是进行签发汇款事务，完成后我们把文件送到‘特别调配部’。”
“那是个什么部门？”
“那里的人才掌握所有间谍的资料。由他们填上收款人的姓名后，把支票或汇票寄出。他们这样做，是个聪明办法。”
彼得斯看上去有些失望。
“你是说你根本无法知道收款人的姓名？”
“一般来说无法知道，没有办法。”
“有例外吗？”
“有时候我们多少知道一些。文件在‘资金调配部’、‘金融部’和‘特别调配部’之间转来转去，难免会出些问题。所以有时我们会意外地知道一些东西，也算让工作有点意思。”
利玛斯站起身来。“我已经把我记得的资金调配细节都写出来了，”他说，“就在我房间里，我去拿来。”
他走出房间。自从到了荷兰以后，他走路就不太稳当。回来时，他拿着几张从低档练习簿上撕下的纸头。
“这是我昨天夜里写的，”他说，“我想这样能节省一些时间。”
彼得斯接过纸头，仔细地慢慢读着，似乎比较满意。
“好。”他说，“很好。”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关于‘滚石’的事情。为了那件事情，我还出了几趟差，去过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去把钱存到银行里。”
“多少钱？”
“在哥本哈根存了一万美元，在赫尔辛基存了四万德国马克。”
彼得斯放下手中的铅笔。
“给谁的？”
“天知道。我们为‘滚石’制定了一套存取款程序。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份伪造的英国护照，让我去哥本哈根的皇家北欧银行和赫尔辛基的芬兰国民银行。我用假名在银行开出可由其他某人共同取款的账户，把钱存进去。另一个授权提款人的姓名也是假的，但我会把那个假名的签字样本留给银行，样本是圆场的人给我的。把存款单和一份假护照给那个人，他就可以去银行取钱了。据我所知，这当中用的全是假名。”他听自己这样说着，觉得荒唐得有些可笑。
“所有的程序都是这样的吗？”
“不。这是特别制定的支付方法，有专门的申请名目。”
“什么名目？”
“那是仅限于很少人知道的一个姓名代号。”
“哪些姓名代号？”
“我已经告诉你了，就是‘滚石’。它包括在不同的首都城市不定期地支付一万美元。”
“每次都是在首都城市？”
“就我所知，是这样的。我从文件中了解到，在我去资金调配部前，就已经开始给‘滚石’付钱了。但以前采取的是资金调配部委托当地特工人员支付的方法。”
“在你进资金调配部前的那些支付工作是在哪里进行的？”
“有一次是在奥斯陆，其他的我记不清了。”
“收款人用的假名都是同一个吗？”
“不是。为保密起见，用不同的假名。我后来听说这一套方法是从苏联人那里学来的，是我见过的最精心设计的支付方式。同样，我每次出差也用不同的假名和不同的护照。”这样吊对方胃口，让对方去想像。
“他们也要给那名特工准备假护照，让他能去取款。你见过那些假护照吗？护照的内容和送交方式是什么？”
“不知道。只知道那个人去取钱必须获得那些国家的入境签证和入境章。”
“入境章？”
“是的。我估计给那个人准备的假护照只用在取钱时作身份证明用，而入境时用的是他自己的护照，按合法方式进入那些国家。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测。”
“你说开始的时候支付是由当地特工人员实施的，而后来改为从伦敦派人去送钱，为什么要作这种改变？”
“我知道原因。我问过资金调配部‘周四’和‘周五’那两个女人，她们说头儿有些担心……”
“头儿？你是说头儿亲自插手这项工作？”
“是的，他亲自运作。他担心当地的特工在银行会被人认出，所以就派我当跑腿的。”
“你几次出差的时间是什么？”
“我6月15日去的哥本哈根，当天晚上就飞回伦敦。去赫尔辛基是在9月底，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在28号左右回去的。我在赫尔辛基找地方乐了乐。”他说时笑了笑，彼得斯无动于衷。
“还有呢，其他的送钱时间是什么？”
“不记得了，对不起。”
“可肯定有一次是去奥斯陆？”
“是的，在奥斯陆。”
“由当地特工付钱时，两次付钱之间的间隔时间有多长？”
“我不知道。应该不会长吧，我想在一个月左右，也许更长一些。”
“在你的印象里，以前由当地特工进行的支付工作持续了多长时间？文件里有这方面信息吗？”
“没有印象了。那些文件里只有实际支付金额。第一次支付是在1959年早期，别的日期就没有了。这是特工工作的规矩，不会让人了解详情。一项工作在每份文件里只有部分信息，只有能看到所有文件的人才能了解全貌。”
彼得斯在不停地记录。利玛斯估计房间里某个地方还藏着一台录音机，当然根据录音整理出文字材料也很费时间。而彼得斯现在进行记录，他晚上就可以据此发电报向莫斯科方面汇报了，同时在海牙的苏联大使馆里，女职员们会连夜把录音材料按时通过电报发到莫斯科。
“告诉我，”彼得斯说，“那些钱的数目都很大，支付工作也花了不小的精力和财力。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利玛斯耸了耸肩。
“我怎么看？我想头儿肯定找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情报来源，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些情报，所以我不清楚。我不喜欢那件事情的工作方式——太重视、太复杂、太讲究了。他们直接和那个人见面，把现金亲手交过去不就行了吗？有必要让那个人带着真护照，而凭假护照出国去拿钱？对此我有怀疑。”利玛斯说。现在他该给这件事布上疑云，让对方去揣摩。
“你的意思是？”
“我是说，就我所知，那些钱从来没有被取出过。假使那个人是隐藏在铁幕国家的高级别官员，那么存在银行的钱就要那个人等机会去提取。这都是我的推测，我也没有多想这个问题，没那个必要。它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也仅知道一小部分情况。这些情况你也都明白。你对它就是再有兴趣，也没有办法。”
“如果像你所说，钱没有被提取的话，为什么还要费劲给那个人伪造护照？”
“我在柏林工作的时候，也给卡尔·雷迈克做好了独自逃亡的准备。我们为他准备了一份伪造的西德护照，冒充是杜塞尔多夫市的居民。他只要按事先确定的方法，可以很方便地拿到那本护照。而且那份护照永不过期——‘特别旅行部’会对它进行定期的更新。头儿在这件事情上，采取的也是类似的办法。当然这些也都是我猜的。”
“你怎么能肯定确实有那些护照呢？”
“这在资金调配部和特别旅行部之间的公文中有记录。‘特别旅行部’专门安排有关假身份证件和假签证方面的事务。”
“我明白了。”彼得斯想了一会儿，接着问，“你去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出差所用的假名是什么？”
“罗伯特·朗，来自德比市的电气工程师。这是去哥本哈根用的。”
“你去哥本哈根的确切日期是什么？”
“我刚才说过了，是6月14日。我早上11点半到达那里。”
“开户银行是哪家？”
“哦，够了，彼得斯，”利玛斯突然发火了，“是皇家北欧银行，你都记在纸上了。”
“我只是核实一下。”彼得斯回了一句，还在不停地记录。“你在赫尔辛基用的假名是什么？”
“史蒂芬·伯内特，来自普利茅斯的海洋工程师。”他用讽刺的口吻加了一句，“我是9月底去那里的。”
“你到达那里的当天就去了银行？”
“是的。那天是24或25日，我说过，我记不太清了。”
“你把钱从英国随身带到那里？”
“当然不是。每次都是把钱汇到当地特工的账户上。当地特工把钱取出来，带着装钱的手提包到机场接我，再由我把钱送到银行。”
“哥本哈根的当地特工是谁？”
“彼得·杰生，大学书店的会计。”
“在银行开户时，给取款人用的假名是什么？”
“在哥本哈根用的是赫斯特·卡尔道夫。我想是这个。对了，就是这个，我想起来了。我那时候老是把名字错说成卡尔肖斯特。”
“个人资料是什么？”
“经理，来自奥地利克拉根福市。”
“在赫尔辛基呢？用什么名字？”
“费特曼，阿道夫-费特曼，来自瑞士的圣盖仑。还加了个头衔，对了，费特曼博士，文献学家。”
“明白了，都说德语？”
“是的，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可那人不可能是德国人。”
“为什么不可能？”
“我做过柏林组织的负责人，对不对？如果是德国人，我应该知道。在东德的高级别间谍都是由柏林站负责联系的，我不会不知道的。”利玛斯站起身来，走到柜子旁边，给自己加了些威士忌，并没有给彼得斯添酒。
“你说过，在这项工作中采取了特别的保密程序，也许他们认为这件事没必要让你知情。”
“别冒傻气了。”利玛斯立即不客气地反驳说，“我肯定会知道的。”这一点无论怎样他都必须一直坚持，这样才能让对方自以为比他掌握的情况更多，也更相信他提供的情报。头儿对利玛斯说过：他们会作出他们自己的推断，我们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些线索，还要对他们推断出的结论表示怀疑，充分利用他们的自以为是、相互猜疑的特点，这是我们必须做的。
彼得斯点了点头，像是发现了一个不愿见到的事实。“你是个很有自尊心的男人，利玛斯。”他又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彼得斯很快就离开了。他和利玛斯道别后，沿着海边的路走了。那时是午餐时间。
10 第三天
彼得斯那天下午没有出现，第二天早上也没来。利玛斯在焦急中等待着消息。他去问旅馆的那个女人，她只是微笑着耸了耸她那厚实的肩膀。第二天早上十一点左右，他决定去海边散散步，一个人抽着烟，沉闷地对着大海发呆。
海边有个姑娘在给海鸥喂面包，背对着他。海风吹动着她的长发和衣服，使得她的身材像把弓，一把瞄准大海的弓。他知道这种感觉只能在丽兹身上找到，如果他还能回到英国的话，他一定要好好地去追寻。追寻一种平淡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地拿着一片面包，走到海边喂海鸥。这些平常小事，对利玛斯来说都是奢求。无论是追求平淡还是追求爱情，无论他还能不能回去，他心中都有丽兹的影子。也许一周或两周以后，他就能回家了。头儿说对方付的钱全归他，那么多钱足够了。有了那一万五千英镑，加上圆场给的退役津贴和退休金，他就能像头儿说的那样：苦尽甘来了。
他在外面转了一圈，回到旅馆的时间是十一点三刻，旅馆的那个女人一言不发地让他进了门。可他走进房间后，听到她拿起话筒打电话的声响，她通话的时间很短。十二点半的时候，她送来了午餐。令他高兴的是还送了一些英文报纸来。他于是看起报纸，一直看到三点钟。利玛斯平常不读报，现在却认真地看了起来。他看得很仔细，用心地记住报纸文章的细节，像姓名、地点和人物等。他简直不是在看报纸，而是以他独特的方法背诵着报纸内容，非常地专心。
三点整的时候，彼得斯来了。利玛斯一看到他就知道出事了。他们没有坐到桌边，彼得斯连外衣都没有脱。
“给你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说，“他们开始在英国追查你了，听说是今天早上开始的，在各个交通出入口都有了布置。”
利玛斯无动于衷地问：“追查我的理由呢？”
“名义上是说你在出狱后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去警察局报到。”
“实际上呢？”
“听说是要指控你违反公务员保密法。伦敦的各家晚报都登了你的照片，报纸的描述都非常模糊。”
利玛斯一动不动地站着。
头儿开始动手了，开始造声势了，这是惟一的解释。即使阿什或基沃已经被抓住，即使他们都已经坦白交代，头儿还是要造这样的声势。头儿曾说过：“几周后，我估计他们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审讯，可能还是在另一个国家。有几周的时间，够他们把你看穿了。这以后就要看你见机行事，必须保持低调，让事态自行发展，对此我很有信心。我决定要对你的行动提供支援，直到蒙特被消灭为止。照这样做，是我们最佳的选择。”
现在事情成了这样。
当初讨论计划时，没有这一条，现在，事情大不一样了。他们到底要他干什么呢？如果现在终止行动或拒绝和彼得斯一起走，那么以前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彼得斯也可能是在撒谎，这是对他的一次考验，使他能下决心和彼得斯一起走。如果他同意离开，同意向东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其他什么地方，他们完全没有必要把他叛逃的事泄露出去；而且，既然他是西方正在追捕的目标，就更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泄露出去。
通缉他这件事是头儿指使干的，他能肯定。这次行动中，头儿给他的待遇太优厚了，他就知道没这么好的事情。头儿他们的钱不是好花的——除非他们觉得你不可能活下来向他们要钱时，才会变得很慷慨。拿他们的钱都要付出痛苦和危险的代价。当然这些都是头儿不肯公开承认的。其实同意给那么多钱就是一种警告，而利玛斯没有察觉到这是个警告。
“现在我麻烦了，”他平静地说，“怎么会这样？”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于是说：“有可能是你的朋友阿什或者基沃出卖了我……”
“也有可能。”彼得斯回答说，“你我都清楚，有这种可能性。我们这个行当本来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他似乎有点不耐烦地接着说，“现在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在追查你。”
利玛斯好像没有听到彼得斯说的话。“现在我是上了你的钩了，对吧？彼得斯。”他说，“现在你们的人都开心了吧，恐怕都在等赏钱了？”
“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彼得斯尖刻地说。
“那你为什么还要派人跟踪我？你说啊。我今天早上出去散步，就有两个穿棕色西装的矮个子男人，一前一后，相隔二十米，沿海边跟着我。我一回到旅馆，旅馆的人马上就给你打电话。”
“我们还是说说我们知道的情况吧。”彼得斯建议，“你自己方面的人是怎么发现你的问题的，这一点我们并不关心。我们看重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确实在追查你。”
“你搞到伦敦出的那些晚报了吗？”
“当然没有。这里没办法买到。我们是从伦敦发来的电报中了解到的。”
“你在撒谎，你很清楚你们外站人员只能和中心@联系。”
@小说中苏联情报机构的代称。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外站之间也可以直接联系。”彼得斯生气地反驳道。
“好了，好了。”利玛斯带着阴笑说，“你肯定是个大人物，”他突然想起，“要么就是中心直接处理这件事了？”
彼得斯不理睬这个问题。
“你知道有很多方法解决，你可以让我们来照顾你，让我们安排你安全离开，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应付。你如果自己逃亡，最后肯定会落网。你没有假证件，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你现在用的英国护照十天内就会失效。”
“还有一种选择。给我一本瑞士护照和一些钱，让我走。我能照顾自己。”
“我想那不是个好办法。”
“你的意思是你们还没有完成对我的审问，要一直把我榨干为止？”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你们对我审问结束后，打算怎么处置我？”
彼得斯耸了耸肩。“你有什么建议？”
“我要一个新的身份，最好是北欧国家的护照。还有钱。”
“都是些很正常的要求。”彼得斯回答说，“不过我要请示上级。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利玛斯犹豫了一下，带着一丝不安的微笑问：“如果我不愿意跟你走，你准备怎么办？毕竟我还有很多情报没有告诉你呢，对不对？”
“很多情报核实起来很困难。我今天晚上就要离开。阿什和基沃也要……”他耸耸肩膀。“现在怎么想？”
利玛斯走到窗口。窗外灰色的北海上空，乌云密集，暴风雨就要来了，他看到海鸥在乌云下盘旋。海边的姑娘早就不见了。
“好吧。”他最后说，“就这么办。”
“明天才有去东面的航班。一小时后有班飞柏林的飞机，我们必须赶上。时间会很紧。”
那天晚上利玛斯一直服从安排，也再次见识了彼得斯他们工作的高效率。他的护照早就准备好了，想必是他们的中心提前安排好的。护照上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塞特，旅行社职员。半旧的护照上盖有很多的出入境章，和宣称的职业很吻合。机场的荷兰边防检查人员点了点头就在护照上盖章放行，那时彼得斯隔着三四个人站在排队的行列中，对这种检查显得很无所谓。
进入候机区域后，利玛斯看到飞机有个报摊，陈列着各国的报纸，其中有一些英国的日报和周刊。他看的时候，卖报的姑娘走到报架前，把一份英国的晚报在架子上推了推。利玛斯马上过去从架子上拿起那份报纸。
“多少钱？”他问。他说着把手伸进口袋，突然想起自己没有荷兰货币。
“三毛。”那姑娘回答说。她很漂亮，显得健康而且快乐。
“我只有两个英国先令，相当于一个荷兰盾。你愿意接收吗？”
“可以的，请。”她回答道。利玛斯把钱给了她。回头一看，彼得斯还在排队等候检查护照，正好背对着利玛斯。这时他毫不犹豫地向男厕所走去。他在那里快速地把报纸的每页都看了一看，然后把报纸扔进旁边的小垃圾筒，走了出去。他们说得没错：报纸上是有他的照片，下面还配了一小条含糊的消息。他不知道丽兹会不会看到报纸上这个内容。他若有所思地走到旅客候机室。十分钟后，他们登上了飞往汉堡和柏林的航班。从开始执行这次行动以来，利玛斯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
11 利玛斯的朋友
那些男人在同一天晚上来找丽兹。
丽兹·戈尔德住在西区的北端，房里有两张单人床。她有一个漂亮的烟灰色燃气取暖炉，不是老式的那种，给房间里平添了一点现代气息。利玛斯来这里的时候，她经常盯着炉子发呆，那时房间里只有炉子火焰发出的光亮。他总是躺在床上，躺在里面那张她睡的床上，而她常常坐在他边上吻他，或者和他依偎着，看着炉中的火焰。现在她并不愿意多想他，因为如果想得太多，对他的记忆反而会变得模糊。所以她每次想他的时间都不长，和她时而远眺昏暗天际的时间相仿。她的脑海里不时闪现出他说过或做过的一些细节，他看她的眼神，还有他那对她视而不见的神情。想到这些，她不禁很沮丧地发现，他没有给她留下任何能勾起回忆的东西，没有照片，没有纪念品，什么都没有。他们甚至连个共同的朋友都没有，而那个对他满腔仇恨的克莱尔小姐根本不能算是他们的朋友。丽兹以后又去过一次他原来住的地方，看到了那里的房东。她那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后来鼓足勇气还是去了。那个房东对阿历克印象不错，说利玛斯先生很规矩地结清了房租，全都结清了。是一两周内，一个利玛斯先生的老朋友过来结清的，而且付钱爽气，什么都没有问。所以房东坚信利玛斯先生是个好人，说他开明、正派，是名真正的绅士。尽管他有时候脾气不太好，酒也喝得多了那么一点点，当然也没有过喝醉了回来发酒疯。房东还记得，来结账的是个害羞的矮男人，戴着眼镜。那人说，房租一定要全部结清，这是利玛斯先生专门交代过的。如果这样的人不是绅士，这世界上还有绅士吗？天知道他哪来的钱付房租，但他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无可指责。就算他打那个杂货商的事，也是做了一件大家很久以来就想做的事情。那间房间？哦，房子又租出去了，现在住的是名韩国来的先生。利玛斯被带走后两天，新房客就搬了进去。
她现在还去图书馆工作的原因只是在那里能感受到他的存在，至少那里有他触摸过的梯子、书架、书和书目卡片，也许有一天他还会回到那里。他说过他再也不回来了，可她不相信那是真的。这就像有时候觉得世界末日到了，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一样。克莱尔小姐认为他会回来，因为发现他还有一些工资没有领走。像他那样的魔鬼，居然少领钱而不计较，这又让克莱尔小姐非常愤怒。利玛斯离开以后，丽兹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打那个杂货商？她知道他的脾气不好，可也没有到打那种人的地步。那件事应该是他早就计划好，一旦病好了就会去实施。不然的话，打人前的那个晚上他为什么要和她告别呢？那是因为他知道在第二天就要去打人了。她拒绝接受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他对她厌倦了，决定离开她。第二天因为分手使他情绪不好，所以才在一怒之下打了那个杂货商。她早就知道，也一直了解的是，他有一项必须要去完成的使命。他甚至亲口说过这个问题。当然那是什么样的使命，丽兹并不了解。
她本来以为他和那个杂货商吵起来后，勾起了他心中压抑多年的仇恨，可能是因为婚姻或家庭问题，造成他心里有阴影，所以才打了人。可是，任何见过那个杂货商的人，都会觉得打他那种人是件很荒唐的事情。那人是个典型的小市民，为人谨慎、守旧而平庸。而且就算阿历克和那个杂货商有仇，他也没有必要在周六商店最忙的时候打人，他难道要让大家都看到他打人吗？
在她参加的党支部会议上，大家也谈论过这件事情。支部管账的乔治·汉比那天正巧路过那家店。因为人多，他没有能看到打人的全过程。但那里有个看到整个过程的人，把情况都告诉了他。汉比对这件事印象很深，还给《工人报》打了电话。后来对利玛斯的审判中，《工人报》派人去了，还在报纸上作了较多的报道。《工人报》上的文章说，这件事是对社会的抗争，是人民意识的觉醒，是对剥削阶级仇恨的体现。把情况告诉汉比的那个人（是个戴眼镜的小男人，算是小白领的那种人）说，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照他的说法是出人意料。总之，这让汉比更加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民的残酷压迫。汉比谈论的时候，丽兹很少说话，当然支部里也没人知道她和利玛斯的关系。她只是觉得非常讨厌乔治·汉比，认为他是个轻浮、下流的小男人，总是色眯眯地看着她，总找机会想摸她一把。
后来那两个男人打电话给她。
她觉得那些人如果是警察的话，显得太干练了一些。他们是开着一辆装有天线的黑色小车来的，其中一个人长得矮，且相当胖。那人戴眼镜，身上穿着昂贵而不太合身的衣服，是一个可亲而有些神经质的男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丽兹对那人就有一种信任感。另一个男人长得比较普通，但显得很年轻，丽兹估计他四十岁不到。他们说他们在特种部门工作，出示过塑封并且带照片的工作证。开口说话的基本上都是那个胖男人。
“我相信你和阿历克·利玛斯关系不错。”他这样开头说。她听到这样的话应该会生气的，可对方说得那么真诚，让她有火也发不出。
“是的。”丽兹回答，“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是前段时间碰巧知道的。人进了……监狱以后，必须留一个亲友的姓名地址。利玛斯说他没有亲友。那当然不是真话。监狱的人告诉他，如果他在监狱里出了什么事，监狱方也好通知他的亲友。利玛斯于是就给了你的名字。”
“明白了。”
“还有别人知道你们这种关系吗？”
“没有。”
“开庭的时候你去了吗？”
“没去。”
“有记者、债主之类的人找过你吗？”
“没有，我说过了，没人知道我们的关系，连我父母都不知道。我们在图书馆共过事，就是那家精神病学研究图书馆。那里还有一个叫克莱尔小姐的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不过她不可能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她是个很古怪的人。”丽兹简单地把情况讲了。
那个矮个男人很严肃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接着问；“利玛斯打杂货商那件事，你觉得意外吗？”
“是的，当然。”
“你觉得他打人的原因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是因为那个杂货商不肯赊账给他吧。他就是那样的人吧。”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说得太多了，可她真的想找个人说说这件事。她很孤独，反正说说也没有什么坏处。
“可那天晚上，也就是出事前的那个晚上，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一起吃了一顿有些特别意义的晚餐。阿历克的意思我明白，那是我们最后度过的夜晚。他那天不知从哪里找来一瓶红酒。我不太喜欢喝红酒，大部分都是阿历克喝的。后来我问他：‘这算是告别吗？’——是不是全都结束了的意思。”
“他怎么回答的？”
“他说他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一点都不了解。”
双方沉默了很长时间，矮个男人看上去更加地担心。最后他问她：“你相信他的话吗？”
“我不知道。”她突然非常地为阿历克担心，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男人又问：
“利玛斯结过婚，还有两个孩子。他告诉过你这个情况吗？”丽兹没有说话。“尽管如此，他在入狱时留的亲友情况还是你的名字。你认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矮个男人提这个问题时，好像还有点难为情。他问的时候，看着自己握在一起的两只胖手。丽兹的脸红了。
“那时我正爱着他。”她回答说。
“那时候他也爱着你吗？”
“也许吧，我不知道。”
“你现在还爱他吗？”
“是的。”
“他有没有说过会回来找你？”年轻一点的男人说。
“没有。”
“可他向你告过别，对吧？”另一个男人马上问道。
“他和你说过再见吗？”矮个男人用平缓、客气的口吻重复问了一遍。“我保证，这些问题不会对他有任何不利，我们是想帮他。如果你知道他打杂货商的缘由，哪怕是他的一些暗示也行，那就请你告诉我们。这都是为了阿历克好。”
丽兹摇了摇头。
“请你们走吧。”她说，“你们不要再问了。请你们现在就走。”
走到门口时，那个年长的男人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轻轻地放在桌上，像是怕发出声响似的。丽兹觉得他是个很害羞的小男人。
“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如果有任何利玛斯的消息，或者……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明白了吗？”
“你是什么人？”
“我是阿历克·利玛斯的一个朋友。”他犹豫了一下。“还有一件事，”他加了一句，“最后一个问题。阿历克知道你是……阿历克知道你党员的身份吗？”
“知道，”她无助地回答，“我告诉过他。”
“党知道你和阿历克的关系吗？”
“我告诉过你，没有别的人知道。”脸色苍白的她突然哭了起来，“他在哪里？告诉我，他现在哪里？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在哪里？我能帮助他，你们不知道吗，我能照顾他……他就算发疯了，我也不在乎，我发誓不会……我给他在的监狱写过信。我知道我不应该写信去的。我就想对他说，我会一直等他回来，我会永远地等下去……”她哭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站在房间当中，用手捂着脸不停地抽泣。那个矮个男人在一边看着她。
“他去国外了。”他温柔地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没有发疯，可他不应该告诉你任何情况。真是遗憾。”
年轻点的男人说：“我们会尽力照顾你。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都可以。”
“你们是什么人？”丽兹又问道。
“我们是阿历克的朋友。”年轻的男人再次这么说，“好朋友。”
她听到他们悄悄地下楼出了门。她从窗口看到他们乘上了一辆黑色的小车，向公园方向开走了。
她这才想起了那张名片。走到桌边拿起名片看了起来。名片很高级，她觉得不是警察用得起的那种名片。立体印刷的名片上，没有职务，没有警局名称，什么都没有。姓名前的称呼是‘先生’，上面的地址也绝不是警察住得起的地方。名片上印着：乔治·史迈利先生，下面是地址和电话。
真是太奇怪了。
12 东边
利玛斯解开了他的座椅安全带。
据说要死的人会有一种突然的快感，就像扑火的飞蛾一样，在圆满的感觉中走向灭亡。利玛斯决定跟对方走以后，一时间就有了类似的欣快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随后又回到恐惧和渴望之中。
他现在应该求稳，头儿对一切的判断是正确的。
去年年初，他对雷迈克的情况有了新认识。那时候卡尔向他传递了一个信息：要送给他一些特别的东西，他很难得地要来西德一趟，要去卡尔斯鲁厄市参加一个法律研讨会。
利玛斯于是想办法飞到了科隆，在机场弄到了一辆车。那时还是清晨，他希望路上车会少一些，可通往卡尔斯鲁厄的高速公路还是有不少重型货车在行驶。他半小时就开了七十公里，在车流间左冲右突，为了赶时间，不惜冒险。前方四十米处，一辆像是菲亚特的小汽车突然向他所在的快车道拐进来。利玛斯紧踩刹车，晃大灯，按喇叭，在千钧一发之际避让开了那辆车。他超过那辆车时，眼睛余光看到那辆车的后排坐着四个孩子，在笑着挥手。还瞄到开车的父亲那张愚蠢而惊恐的脸。他骂着向前开去。突然间，非常突然之间，他的双手颤抖，满脸通红，心怦怦狂跳。他坚持着把车在路肩上停下，手忙脚乱地下车，站在外面喘粗气，看着路上川留不息的车流发呆。他好像看到他撞上了那辆小车，车全都被撞毁了，疯狂的警笛和闪烁的警灯，孩子们残缺的躯体散落在路上。
后面的路上，他车开得很慢，错过了和卡尔见面的约会。
以后他每次开车都能唤起他内心深处的这个记忆，想起在那辆车后排向他挥手的孩子们，想起那个像农民握犁头一样紧握方向盘的父亲。
按头儿的话来说，这是他心里的阴影。
他沉闷地坐在飞机中部。旁边的座位上是个美国女人，穿着高跟鞋和尼龙外套。他曾想过让那个女人带个信给柏林同事，但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那女人也许会认为他是在骚扰她，闹出的动静就会全被彼得斯看到。话说回来，那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头儿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一切本来就是头儿策划的。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头儿没有谈过这些问题，谈的都是些技术问题。
“不要一下子把什么都告诉他们，要让他们费点力气。多用细节问题迷惑他们，给他们留些想像空间，要掌握主动权。要表现得暴躁、固执、不好对付。拼命喝酒，不要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让步，对方不会相信你的思想会有什么转变。对方的真实意图就是花钱收买你的情报，他们对双方的对立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阿历克，不要把自己弄成一个急迫的叛逃者。总之，他们会对你的话作出判断和证实。我们已经打了一些基础，在很久之前就作了部署，都是些细节问题，很难被查清的问题。你演的是这场好戏中的最后一幕。”
这使他无法拒绝，许多人已经尽力地完成了早期的战斗，决战中出场的人怎么可以退缩？
“有一件事我可以向你保证：为了我们的事业，这件事值得去干，阿历克。干下去，那就是我们的伟大胜利。”
他不认为自己能熬过对方的严刑拷打。他记得在柯斯勒的一本书中，有一名老革命者被人用火柴烧手指也不屈服的描述。他没有读完那本书，但那个情节却忘不了。
飞机在滕珀尔霍夫机场降落时，天已经快黑了。利玛斯看着柏林的灯火越来越近，感受到飞机着地的震动，看到昏暗中即将登机检查的海关和边防人员。
一时间，利玛斯有点担心会在机场碰到熟人认出他。他和彼得斯并肩走在漫长的机场通道中，通过了简便的海关和边防检查，并没有见到什么熟面孔。他这才认识到他的这个担心其实是他的一个希望，希望出点什么意外能终止他这个不完全自愿的行程。
有意思的是，彼得斯现在对他很放心，好像觉得西柏林是个很安全的地方，没有保持警惕的必要了似的，仅把这里当做一个去东德的中转站。
他们穿过候机楼大厅，向主出口走去。彼得斯像是突然改变了主意，一个转弯领着利玛斯通过边门走向外面的停车场。彼得斯在门口的灯下，稍稍犹豫了一下，接着把手上的箱子放在身边的地上，有意识地把腋下夹着的报纸拿到手中，折叠后放入风衣左边的口袋。然后再把箱子提起。很快，停车场里有辆汽车的前灯亮了一下又熄灭了。
“走吧。”彼得斯说着，快步向停车场那边走去。利玛斯跟在后面，走得更慢了。他们走到第一排停车位时，一辆停着的奔驰车的后备箱被人从车内打开，后备箱内的灯也亮了起来。彼得斯走在利玛斯前十米左右，快速走到车边，低声和司机说了什么，接着回头叫利玛斯。
“就是这辆车，快点。”
他一言不发，坐进了那辆老式的奔驰180轿车。彼得斯和他一起坐在车后排。车开出去的时候，他们看到一辆前排坐着两个男人的DKW小车。二十米开外的地方有个电话亭，有个男人在打电话。那人一直盯着他们，不停地在说着什么。利玛斯回头看了一眼车外，那辆DKW小车跟在了后面。迎接仪式还真像回事啊，他想。
车开得很慢。利玛斯双手放在腿上，目不斜视地坐着。他没有兴趣观赏柏林的夜色，尽管他知道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有这样的机会了。他现在的姿势，使他可以用右手锁住彼得斯的咽喉，或者打碎他的喉结，然后再下车做S形逃跑动作，逃脱背后射来的子弹。那样的话他就可以获得自由。他在柏林有人，会在他们的掩护下离开这里。
可他什么也没有做。
利玛斯知道要穿过这里的边境并不困难，可也没有想到会是那么的简单。他们在过境前等了十分钟左右，利玛斯估计他们是要在约好的时间过去。他们的车快到西德边境检查站的时候，那辆DKW车故意发出很响的轰鸣声，超过他们的车，先停到了检查站前。奔驰车等在三十米开外的地方。十分钟后，红白相间的路栏抬起，DKW车和奔驰车一起开过了关口。奔驰车挂着两挡，发动机吼叫着。司机双手伸直握着方向盘，身体紧贴在座椅靠背上。
他们开过两边检查站之间的那五十米后，利玛斯模糊地看到了东德那边柏林墙上的新工事，有龙牙、瞭望岗楼和双层的铁丝网，所有的设施都刚翻修过。
奔驰车在第二个检查站根本就没有停，路栏早就抬起，他们直接开了过去。旁边的民警只是用望远镜看着他们通过。那辆DKW车不见了，过了十分钟又看见它跟在了后面。
这时他们的车开得很快，利玛斯本来以为他们会在东柏林停下来换车，相互庆祝这次行动成功。可他们没有停，穿过市区向东驶去。
“我们去哪里？”他问彼得斯。
“就在这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们会好好招待你的。”
“我还以为要再向东边去呢。”
“有这个打算。我们先在德国这边待一两天。我们觉得德国方面的人应该和你谈谈。”
“我明白了。”
“不论怎么说，你主要的工作是在德国这边进行的。我把你所说的情况都详细地告诉了他们。”
“是他们提出要见我的吗？”
“他们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你这样……资源比较丰富的人。所以我们这边认为，他们应该和你见见面。”
“然后呢？德国这边的见面结束后去哪里？”
“再向东。”
“我和德国方面的什么人见面？”
“有分别吗？”
“没什么大的分别。他们情报部门的人我大多知道一些，所以才有些好奇。”
“你希望和谁见面？”
“费德勒，”利玛斯马上回答说，”安全部副主任，蒙特的副手。重要的审讯都由他经手。他是个浑蛋。”
“为什么这么说？”
“他是个残忍的恶棍。我听说过他的情况。他曾抓到彼得·吉勒姆的一个手下，差点把那个人打死。”
“谍报工作可不是请客吃饭。”彼得斯挖苦说。说完，他们又都不开口了。见面的人就是费德勒了，利玛斯这样想。
利玛斯对费德勒很了解，看过他的档案照片和他以前的手下对他做的情况介绍资料。
他是一个身材修长、整洁的人，很年轻，面色柔和。有着黑头发、明亮的棕色眼睛。就像利玛斯说过的那样，这个人聪明而残忍。他身手灵活、反应迅速，而又稳重、耐心。给人的印象是没有什么野心，但对待他人又毫不留情。像费德勒那样的人在“部门”里也很少见。他从不参与内部的争权夺利，似乎心甘情愿地生活在蒙特的阴影里，没有往上爬的意思。他不属于任何小圈子，就是那些和他工作关系很密切的人也不知道他站在权力斗争的哪一边。费德勒独来独往，令人害怕，没什么人喜欢他、信任他。他把一切都隐藏在他尖锐的嘲讽之下。
“费德勒是我们最大的赌注。”头儿曾经这样说过。那时他们三个人——利玛斯、头儿和彼得·吉勒姆——一起在头儿家里那个小房间里吃饭。头儿和他那眼睛亮晶晶的老婆住的地方，放着不少包铜皮的印度风格家具。“费德勒不会甘心久居人下，他总有一天要除掉他的上司。他也是惟一能与蒙特较量的人。”——那时候吉勒姆点头称是——“他满怀怨气。别忘了费德勒是个犹太人。他和蒙特是两种人，不是什么好搭档。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一点。”头儿又指着吉拉姆和他自己说：“我们要借费德勒之手毁掉蒙特。这就要你，我亲爱的利玛斯，去促使他下手。当然都是用间接的方法，因为你不可能见到费德勒。至少我希望你不要见到他。”
说到这里，当时他们两人都笑了，吉勒姆也笑了起来。像是头儿讲了一个精彩的笑话，一个只有头儿那种人才觉得好笑的笑话。
时间肯定已过了午夜。
他们的车有段时间在土路上行驶，穿过树林和田野。现在车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那辆DKW也停在了旁边。当他和彼得斯下车后，利玛斯注意到旁边那辆车上一共坐了三个人。其中二人已经下了车，剩下那个人还坐在车的后排，借助车内的灯光看报纸，依稀看到那人的身材保持得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