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米开外的地方有些废弃的牲口棚，利玛斯借着车前灯的光亮，看到旁边还有一间农舍，由原木和刷了白灰的砖墙构成。他们下车后，明亮的月光洒在他们的身上，也照在四周长满树木的小山上，和深色的夜空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们一起向农舍走去，彼得斯和利玛斯走在前面，那两个男人跟在后面。第二辆车里的那个人还坐着不动，仍旧在那里看报纸。
他们走到门前时，彼得斯停下脚步，等后面两个男人走上前来。一个男人的左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开门的时候另一个男人站在一边看着，手插在口袋里，掩护着同伴。
“他们也太谨慎了。”利玛斯对彼得斯说，“他们以为我是什么人啊？”
“他们是瞎操心。”彼得斯回答说。接着转身对其中一个男人用德语说：“他马上过来吗？”
那个德国人耸了耸肩，向车那边看了一眼说：“他就过来，他喜欢一个人来。”
那个男人领着他们走进农舍。这房子像是打猎人用的小屋，半新不旧的。屋里只有顶灯，显得有些昏暗。这地方因为长久无人居住，有股霉味。像是平时不住人，这次特地选来用一用的。在屋里仍能辨别出一些公用设施的痕迹——贴有火警逃生提示，门被漆成这里常见的绿色，门上装着结实的弹簧锁。客厅里布置得很舒适，放着的深色家具很厚重，只是已经很旧了。屋里当然免不了挂着苏联领导人的画像。利玛斯从这些细节中能感到“部门”的一些官僚作风。对他来说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自己这边的圆场也是个很官僚的部门。
彼得斯坐了下来，利玛斯跟着坐下。他们等了十分钟，也许还要长一些，彼得斯对那两个笨拙地分站在屋子两端的男人中的一个说：
“去告诉他我们在等他。给我们找点吃的来，我们饿了。”那个男人向门外走去的时候，彼得斯又叫道：“还要威士忌，让他们送威士忌和酒杯来。”那个男人不情愿地耸了耸粗壮的肩膀，出去时没有关上门。
“你以前来过这里吗？”利玛斯问。
“来过。”彼得斯说，“来过几次。”
“来干什么？”
“就这种事情。每次都不一样，反正都是工作。”
“和费德勒一起来的？”
“是的。”
“他这个人怎么样？”
彼得斯耸了耸肩说：“对一个犹太人来说，他还行。”这时利玛斯听到屋子那边有些动静，他转头看到费德勒就站在门口过道处。一只手拿着一瓶威士忌，另一只手拿着酒杯和矿泉水瓶。他身高不超过五尺六，穿着深蓝色的单排扣西装，上衣长了一些。他身材匀称而结实，棕色的眼睛很明亮。他并不看着他们，而是看着门边的那名守卫。
“走开。”他说。说话带有轻微的撒克逊鼻音。“去让他们给我们送吃的来。”
“我早就让他们去了，”彼得斯叫道，“他们知道了也不把吃的送来。”
“他们都是些大傻瓜。”费德勒用英语平静地说，“他们觉得给我们送吃的委屈了他们。”
费德勒在加拿大度过了战争时期。利玛斯想起这点，也察觉到了他说英语的口音。他的父母曾是德国的犹太难民，都信仰共产主义。他们直到1946年才重返故土，急切地献身于建设一个斯大林式的德国。
“你好。”他对利玛斯说，接着随意地说了一句，“见到你很高兴。”
“你好，费德勒。”
“你的路走到头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利玛斯立即问他。
“我的意思是，彼得斯和你说得都不对，你不会再向东走了。对不起。”他欣快地说。
利玛斯转向彼得斯。
“是这样的吗？”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是真的吗？告诉我！”
彼得斯点了点头。“是真的。我是中间牵线的，必须这样做。对不起了。”他说。
“为什么要这样？”
“不可抗力。”费德勒接口说，“对你的初期审讯是在西方国家进行的，那里只有大使馆才能提供信息传送途径。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西方没有大使馆，目前还没有。所以我们的联络部门就给我们联系了一些目前不属于我们的通讯联络设施供使用。”
“你们这些浑蛋，”利玛斯气愤地骂道，“可恶的浑蛋！其实你们清楚我不会把自己全都卖给你们，所以才这样对我，是不是？所以你们才去求助于俄国人。”
“我们是使用了苏联在海牙的大使馆，不然怎么办？在那之前，一直都是我们自己办的事情。变通一下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没想到，事实上没人想到，你们英国人那么快就盯上了你。”
“没有想到？你们派人引我上钩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费德勒，你说的是真话吗？是不是？”头儿对他说过，要一直表现得讨厌对方。这样他们反而会重视你提供的情报。
“真是太荒唐了。”费德勒生硬地回答。他对着彼得斯用俄语说了几句话。彼得斯点点头站了起来。
“再见，”他对利玛斯说，“祝你好运。”
他挂着疲倦的微笑，对费德勒点了点头，向门口走去。伸手去开门的时候，他又转过身来，再次对利玛斯说了一句：
“祝你好运。”他似乎在等着利玛斯的回应。利玛斯可能并没有听进他说的话，他面色惨白，双手放在身前，像是要打架的样子。彼得斯还站在门口。
“我早就应该知道。”利玛斯说，因为非常气愤，他说话有些走调，“我早就应该猜到你们没有那个胆量自己做这件事情，费德勒。你们这种垃圾国家出来的人只能做些零碎的活儿，全靠你们的老大哥照顾着。其实你们这里根本就不能算是个国家，不是个独立的政府，只是五流的狂热政治独裁。”他用手指着赞德勒骂道：
“我了解你，你是个虐待狂。这是你的本性。你二战时期在加拿大，对不对？躲到那种太平地方去。你要是听到飞机轰炸声，肯定要躲到你妈妈的围裙下。你现在算是什么东西？你只是蒙特的一个小跟班而已，你们全靠俄国人驻扎的二十二个师的兵力来保护你们。总之，我可怜你们，费德勒，总有一天你们早上起来，发现这一切全没了。到时候什么人都救不了你们，你们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费德勒耸了耸肩膀。
“别激动，利玛斯。事情早点做完，你也可以早点回家。先吃点东西，上床睡觉去。”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是回不了家的。”利玛斯反驳道，“你们是早有预谋，在英国的时候把我捧到天上，因为你们都知道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来东德这边的。”
费德勒看着他那瘦削而结实的手指。
“现在不是说道理的时候，”他说，“不过你也真的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们双方的合作有个前提，那就是总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我们共产党人认为情报工作是件光明正大的事情，不像你自己国家的特工那样鬼鬼祟祟、神神秘秘。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有什么不对吗？所以看到你这么气愤，我都觉得有些好笑。毕竟我们这里不需要按照英国的清规戒律办事。”他又和气地说，“如果认真起来说，你的所作所为也不是无可指责的。”
利玛斯用一种厌恶的表情看着费德勒。
“我了解你们，你只是蒙特的走狗。据说你想夺蒙特的位子，现在你恐怕已经得逞了吧。蒙特掌权的日子结束了，也许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费德勒回答。
“我让你立了大功，不是吗？”利玛斯讥笑说。费德勒似乎想了想，才耸耸肩膀说：“行动是成功的，你到底有多少价值还不清楚，这要看了。不过行动很成功，我们干这行的只要成功就行，要求不高。”
“所以说你立功了吧。”利玛斯回了一句，同时看了一眼门口的彼得斯。
“没有什么立功不立功。”费德勒干脆地说，“根本没有的事情。”他在沙发的扶手上坐下，若有所思地盯着利玛斯看了一会儿，开口说：“当然了，你对这件事情感到气愤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和你接触这件事，是谁报告给了你们的人？不是我们干的，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们真的没有那样做。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还打算以后让你为我们工作呢，当然现在看来这种打算是不可能了。到底是谁告诉他们的？那时候你一无所有，到处游荡，没有住址，没有亲友。他们怎么会知道你不见了？肯定是有人告发。而且告发的人不太可能是阿什或基沃，因为他们两人现在都已经被抓起来了。”
“被逮捕了？”
“应该是的，也不一定是为了你的事情，他们还有别的事情……”
“好了，好了。”
“我对你说的都是实情。我们对彼得斯从荷兰发来的报告很满意。你要想拿钱离开，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把所有情况都告诉我们，我要所有的情报。以后我们也不会强留你，留了也是我们的麻烦。”
“麻烦肯定不小，这我清楚，当然这些都是你们搞出来的。”
大家都不说话，这时彼得斯对着利玛斯这边敷衍地点了点头，悄悄地走出了屋子。
费德勒拿起威士忌酒瓶，给两个杯子里各倒了一些酒。
“这里恐怕没有苏打水，”他说，“你要加点水吗？我让他们送苏打水来，他们送来的是令人讨厌的柠檬水。”
“哦，算了。”利玛斯说，他觉得非常的累。
费德勒摇了摇头。
“你真是个骄傲的男人。”他说，“不过没关系。你吃了晚饭去睡觉吧。”
一名守卫用托盘送来了吃的，有黑面包、香肠和蔬菜沙拉。
“晚饭比较简单。”费德勒说，“不过我们已经满足了。看来土豆是吃不到了，最近我们这里土豆比较缺。”
他们一言不发地吃了起来。费德勒吃得很小心，像是在减肥似的。
守卫把利玛斯领到了他的卧室。他们让他自己提着行李，就是基沃在他离开英国时给他的那个。他走在两名守卫当中，穿过宽宽的中央通道，来到一扇宽大的绿色门前。一名守卫把门锁打开，他们让利玛斯先进房间。他推开门，看到里面是一间不大的卧室，放着两张行军床，一把椅子和一张课桌，布置得和牢房有些像。墙上贴着年轻女人的图片，窗户装有百叶窗。房间的尽头还有一扇门。守卫们示意他再往里面走。他放下行李，走到第二扇门前，打开了门。里面的房间和外面这间完全一样，只是仅放了一张床，四周的墙壁还没有装饰过。
“帮我把行李拿进来。”他说，“我累了。”他躺到床上，没有脱衣服，几分钟内就沉沉地睡着了。
送早饭来的守卫叫醒了他。早饭是黑面包和劣质的咖啡。他起床走到窗前。
这间屋子建在一座较高的小山上。窗下的地势非常陡峭，能看到下面的松树林树冠。远处是连绵的群山，都覆盖着浓密的树林。起伏的山林中，有一些采木滑道和防火隔离带，像被神笔画出似的。放眼看去，四周渺无人烟，看不到房屋、教堂，连居住过的痕迹都没有。只有黄色的土路，蜿蜒地在山谷中穿行。这里非常的寂静，这么大的地方能那么静，让人不可思议。尽管寒冷，天空却很晴朗。昨天夜里肯定下过雨，地面还是湿漉漉的，蓝天衬托下的景色异常清晰，利玛斯能看清很远处的树木。
他理了理衣服，喝起那发酸的咖啡。就在他正要开始吃面包时，费德勒走了进来。
“早上好。”他愉快地说，“我不打扰你吃早饭。”他坐在了床上。利玛斯不得不递块面包过去，觉得对方的胆子还真大。当然他到利玛斯的房间来算不上胆大，因为外面房间还有两个卫兵守着。可费德勒表现出的那种气度，令利玛斯感到敬佩。
“你给我们出了个大难题。”他说。
“我把知道的全告诉了你们。”
“哦，没有。”他微笑着说，“还没有，不是全部。只是你觉得你知道的东西。”
“真聪明。”利玛斯低声说，同时把食物放到一边，点上了一根烟——身上最后一根烟。
“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费德勒用一种夸张的友好语调说，“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特工人员，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你提供的情报？”
“什么情报？”
“我亲爱的利玛斯，你只给了我们一份情报，就是有关雷迈克的情报，其实我们对此早有掌握。你告诉了我们你们在柏林的组织情况，人员情况。我不客气地说，都是些过时的东西。尽管你说的都是真的，你描述的该详细的地方也都很详细，没有什么漏洞。不时给我们留下一点点感兴趣的东西。不过恕我直言，你提供的情报不值一万五千英镑，不值。”
他又笑着加了一句：“按目前的情况，不值那么多。”
“听着。”利玛斯说，“不是我开的价，是你们定的。是你还有基沃和彼得斯定的。不是我爬到你们那个娘娘腔朋友面前，求着把过时的情报卖给他的。费德勒，这件事是你们一手策划的。你们既然开出这个价，你们就应该承担风险。还有，你别忘了，到现在我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如果你说这件事不值得，那也别怪我。”让他们围着我转，这是利玛斯的想法。
“没什么值得不值得。”费德勒回答说，“事情还没有完，所以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你把你觉得自己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我们。我说过你确实给了我们一份情报。我现在谈的是‘滚石’那个组织的事情。我再问你一次：如果是我，或者是彼得斯，或是我们中的一员，告诉你这个情况，你会怎么处理？”
利玛斯耸耸肩膀说：“我会觉得不安。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你发现有一个或几个迹象表明，在自己这边潜伏着较高层次的间谍。可有什么办法呢？你又不能把重要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抓起来，也没有办法设圈套让所有相关人员去钻。你只有紧张地继续寻找新的线索。有一点你别忘了，‘滚石’这个行动中，间谍的潜伏国家都无法确定。”
“你是个行家，利玛斯。”费德勒笑着说，“不是清谈家。这点大家都清楚，现在让我从头开始，问你一些问题。”
利玛斯什么都没说。
“那份文件，有关‘滚石’行动的文件，是什么颜色的？”
“灰色带红线，属于保密级文件。”
“那份文件有什么附件吗？”
“有的，贴着保密注意事项的标签。上面写着：除标签上授权人员外，任何未经授权的人获得这份文件都必须立即把它交给资金调配部。”
“名单上有哪些人？”
“你指‘滚石’行动的文件上？”
“是的。”
“头儿的私人助理、头儿本人、头儿的秘书；资金调配部，特别登记处的布里姆小姐和四处。我想就这么多。可能还有特别派遣部吧，我不确定。”
“四处？四处是干什么的？”
“苏联和中国以外的铁幕国家。管那些地区的事务。”
“你是指东德吗？”
“我说的是一个地区。”
“四处的人全都可以看那份文件，是不是有些特别啊？”
“是的，也许吧。为什么那样，我不清楚。在那之前，我没有接触过类似的文件。当然我在柏林工作的时候，有很多保密文件，但和那种仅限部分人阅读的文件不同。”
“那时的四处有哪些人？”
“哦，天哪。有吉勒姆，哈卫莱克，还有德·扬吧。德·扬那时候刚从柏林调回。”
“他们都可以看那份文件？”
“我不清楚，费德勒。”利玛斯有些恼怒地说，“如果我是你的话……”
“授权看文件的人，都是个人，只有四处是个部门，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说过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只是个经手的办事员。”
“谁负责文件在授权人员间的传递？”
“秘书，我想是他们。我记不清了，那是几个月前的……”
“为什么授权名单上没有秘书的名字呢？除了头儿的秘书以外。”双方都不说话。
“对了，你说得对。我现在想起来了。”利玛斯说，口吻中带些惊讶，“我们直接传递文件。”
“资金调配部里还有谁接触那份文件？”
“没人了。我到那个部工作时，就指定我管那种事情。在我之前是个女人管的，我去了以后，把工作接过来，别的人就不在授权名单上了。”
“那就是说，你把文件再传给了其他的授权人？”
“是的……是的。我想是的吧。”
“你把那份文件传给了谁？”
“我……我记不清了。”
“好好想想。”费德勒说这话的时候，尽管没有提高声调，可他那种突如其来的迫切感，让利玛斯有些惊讶。
“我想是传给了头儿的私人助理。同时向他报告我们的处理结果或建议。”
“谁送文件来的？”
“你说什么？”利玛斯好像有些失态。
“谁把文件送给你阅读的？肯定是授权名单上的某个人送给你的。”
利玛斯不由自主地用手摸脸，显得紧张不安。
“是啊，那是肯定的。你知道，费德勒。我这段时期以来酒喝得多了一点。”他说话的口气软了许多，“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啊……”
“我再问你一遍。好好想想，是谁送那份文件给你的？”
利玛斯坐在桌边，摇了摇头。
“我不记得了。以后可能会想起来，现在我确实想不起来。你逼我也没用。”
“不太可能是头儿的秘书吧？你说过，你总是把文件还给头儿的私人助理。也就是说，所有授权的人当中，头儿是最后一个去看的。”
“是的，我想是那样的。”
“还有一个人就是特别登记处的布里姆小姐。”
“她是对文件登记注册的人，不用的文件也都由她保管。”
“那就是说，”费德勒冷静地说，“肯定就是四处的人送文件给你的了，对不对？”
“对的，我想是的。”利玛斯无助地说，像是在费德勒面前甘拜下风。
“四处的办公室在几楼？”
“二楼。”
“资金调配部呢？”
“在四楼。在特别登记处旁边。”
“你记得那份文件是哪个人送给你的吗？或者你记得是不是曾经下楼去取过那份文件？”
利玛斯绝望地摇了摇头。突然，他转向费德勒叫道：
“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我是从彼得那里拿来的。”利玛斯好像突然清醒，激动得脸都红了，“就是这样。我去彼得的房间拿过文件，我们还聊了一会儿挪威的事情。你知道，我们都在挪威工作过。”
“是彼得·吉勒姆吗？”
“是的，我把他忘记了。那时候他刚从安卡拉回来没几个月，授权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有的，肯定有的。名单上写的是‘四处’，后面的括号里写着他的姓名缩写。他的名字是后加的，有人把原来的名字用白纸片覆盖后，写上了彼得的姓名缩写。
“吉勒姆分管哪个地区？”
“就这里，东德地区。他手下有几个人，主要从事收集经济情报等非一线工作。他是条汉子。我记得他也给我送过一次文件。他那时候并不负责间谍活动，至于插手这件事的原因，我不清楚。他和其他几个人主要是研究食品短缺之类的问题，只是作情报评估。”
“你们没有谈论过那个人？”
“没有，那是我们的禁忌，不可以谈论。特别登记处那个叫布里姆的女人还特别啰唆了一阵：不许谈论，不许提问。”
“考虑到对‘滚石’这件事情的保密工作如此严密，有没有这种可能：那就是吉勒姆的研究工作中部分地涉及‘滚石’间谍活动？”
“我对彼得斯都说了。”利玛斯拍着桌子，几乎是吼叫着说，“任何针对东德的间谍活动没有我不知道的，不可能瞒着柏林站的。如果真有那种事，我不会不知道，你明白吗？这个问题我要对你们说多少次才算完啊？我肯定会知道的。”
“你说得对。”费德勒客气地说，“你当然会知道。”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
“你要是秋天来的话，”他看着窗外说，“景色会更美，那时候是毛榉树叶变色的时节。”
13 蛛丝马迹
费德勒喜欢发问。他以前做过律师，提问成为他的一种乐趣，是发掘真相能力的体现。他坚信一点，在记者和律师那样的职业中，工作精髓就是不屈不挠地发问。
那天下午他们一起出去散步，沿着石子路走到山谷，再顺着一条较宽的山路走进树林。路很崎岖，还横着倒伏的原木。费德勒不断地在试探，从不透露半点信息给利玛斯。问他剑桥圆场的建筑设施和工作人员情况。询问工作人员属于什么社会阶层，住在伦敦哪个地区，他们的配偶是不是在一个单位工作。还问到工资、休假、品行和食堂情况，以及他们的私生活、他们之间的闲话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他问了很多有关工作人员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而那些是利玛斯最难回答的问题。
“你说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信什么主义，就是些普通的人。”
“那你们信仰基督吗？”
“基督徒也不多吧，起码我知道的不多。”
“那他们按照什么生活呢？”费德勒坚持说，“他们一定有自己的世界观吧。”
“为什么一定要有？也许他们就是没有，也不想有。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的。”利玛斯有些无助地回答说。
“那你说说你自己的意识形态问题。”
“哦，饶了我吧。”利玛斯顶了一句。他们无言地走了一段路后，费德勒顽固地又问起了哲学问题。
“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他们怎么知道从事的事业是正确的呢？”
“谁说过他们认为自己的事业正确？”利玛斯生气地回答。
“难道不需要是非观念吗？是非观念是什么？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昨晚就对你说过，我们的情报部门就像是党的手臂，捍卫党的利益，是为和平和进步而奋斗的先锋。我们的党是社会主义政党，我们的情报部门是我们事业的先锋。斯大林这样说过，”他挤出一点笑容，“现在引用斯大林的话不时髦了。不过他曾说过，‘五十万人被清洗，那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因车祸死亡一人也是国家的悲剧。’你知道，他这是在嘲笑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敏感。他尽管很会冷嘲热讽，可话说得没错。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要关一批人、杀一批人。而且我们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从没有假装追求绝对的公正。《圣经》里也有一个罗马人说：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是正当的。”
“你们是那样的。”利玛斯厌烦地回答。
“那你是怎么认为的？你的生活哲学是什么？”
“我认为你们是一群浑蛋。”利玛斯恶毒地说。
费德勒点了点头。“我能理解你的看法。你的看法尽管原始、错误而愚蠢，至少是一种想法，而且就有人这么认为。圆场其他人的思想情况呢？”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你从没有和他们讨论过思想问题吗？”
“没有。我们又不是德国人。”他犹豫了一下，含糊地加了一句，“我想他们都不喜欢共产主义。”
“所以你们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杀人？把炸弹扔进拥挤的餐馆里？难怪你们的特工会一个一个地被消灭。是不是？”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也许吧。”
“你明白，我们也做那样的事情，”费德勒接着说，“如果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有利，我也会把炸弹放进餐馆。不过我会作总体的权衡，在牺牲的妇女儿童和对事业有利的程度之间作个权衡。而基督徒们——你们是个基督教社会——就不会去作这样的权衡。”
“为什么不呢？他们也要保护自己吧，对不对？”
“可他们相信人的生命不可亵渎，相信每个世人的灵魂都可以被拯救。他们崇尚牺牲精神。”
“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利玛斯接着说，“斯大林也没有作过你说的那种权衡吧？”
费德勒笑了起来。“我喜欢英国人，”他说，像是在自言自语，“我父亲也喜欢，他很喜欢英国。”
“那我就太荣幸了。”利玛斯不客气地回答，接着就不说话了。
他们停下脚步，费德勒给了利玛斯一根烟，并给他点上。
山路越来越陡。利玛斯喜欢这样的运动，他迈着大步走在前头，肩膀前倾。费德勒跟在后面，步履矫健，像条跟着主人的猎犬。他们走了有一个小时，也许还不止。前面出现了一块林间空地，透出一片天空，他们已经登上了一座小山顶。从那里能看到密集的松树林间掺杂着灰色的毛榉树。利玛斯看到对面的山谷下隐现的猎人小屋，在树木中显得矮小而黯淡。空地中央有一张简陋的长凳，旁边有一堆原木，还有篝火的残迹。
“我们坐一会儿。”费德勒说，“然后就要往回走了。”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告诉我，那笔钱，存在国外银行的那一大笔钱——你认为那笔钱是派什么用场的？”
“什么意思？我告诉过你，那笔钱是付给某个间谍的。”
“是潜伏在铁幕国家的间谍吗？”
“是的，我认为是的。”利玛斯疲惫地回答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首先，那笔钱数目很大。其次是支付的手段很复杂，起用了特别的保密措施。还有就是，头儿直接参与了这件事。”
“你认为那个间谍会怎样处理那笔钱？”
“喂，我告诉过你，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取出了那笔钱。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那时仅是跑跑腿而已。”
“你是怎样处置那两个账户的存款证明的？”
“我一回到伦敦就把它们上缴了，连同我的假护照一起。”
“哥本哈根或赫尔辛基的银行有没有寄过信到伦敦给你，我的意思是按你的假名字寄信给你？”
“我不知道。我想任何这类信件都会直接送给头儿处理。”
“你开账户时用的假签名，在头儿那里留有样本吗？”
“是的。我进行过大量的签名练习，他们留有很多签名样本。”
“不止一个？”
“是的，有多份整页的签名。”
“我明白了。那就是说，在你开户以后，他们可能和银行还有信件来往，不过没必要让你知道了。他们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签名发送信件。”
“是的，说得没错，我想是那样的。我还在很多空白信签上签了名。我一直觉得还有人负责和银行的信件联系。”
“可实际上你从不知道有哪些信件来往，对吧？”
利玛斯摇了摇头。“你摘错了，”他说，“整体认识上出了偏差。那时候，我经手的文件很多，这件事情只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我对它也没有特别地关心，有那个必要吗？而且那也是不宜谈论的事情。反正我这一辈子也习惯了这样一套做法：你只了解部分情况，其他人了解剩下的部分情况。另外，我对文案工作一点兴趣都没有，看到文件我就发困。出差倒比较喜欢，赚点行动津贴对我有些帮助。而且我也没有必要整天坐在办公桌前，想着‘滚石’的情况。还有一点。”他有些难为情地说，“我那时候酒喝得多了些。”
“你说得没错，”费德勒说，“当然了，我相信你说的。”
“你相不相信我，我一点都不在乎。”利玛斯不客气地回了一句。
费德勒微笑着。
“我很高兴，这是你的优点，”他说，“是你的美德。你不过分热心，有时候显得很气愤，有时候显得很有自尊心，这些都不要紧。重要的是你有什么说什么，很客观。我是这样认为的。”费德勒稍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你可以帮我们查出那笔钱是否已经被取走。你给那两家银行写信，查问目前的账户情况，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可以说你目前逗留在瑞士，给对方留个旅馆的地址。你对此有反对意见吗？”
“也许能行。不过要看头儿有没有用我的假签名分别和银行联系过。他如果联系过的话，这件事可能就不行了。”
“就算不行，对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你们又能得到什么呢？”
“如果钱已经被取走，尽管我认为不太可能，我们起码能知道那个间谍在某个特定日子里的行踪，那也是很有价值的情报。”
“你在做梦。你永远都不可能抓到他，费德勒，凭那点情报你就想抓到他？那个人只要到了西方国家，就可以去任何一个领事馆，甚至住在一个小镇上，都能得到另一个国家的签证。你们就不能放聪明些吗？你现在连那个人是不是东德人都不知道，你怎么去查？”
费德勒没有马上回答。他困惑地看着山谷远方。
“你说你已经习惯了只知道事情的部分情况。现在有些话我也不好对你说，所以无法回答你的问题。”他犹豫了一下，“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滚石’组织确实是针对我们的。”
“我们？”
“我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微笑着说，“如果你愿意，称我们是东德地区也行，我都无所谓。”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费德勒，用他棕色的眼睛紧盯着对方。
“如果我不肯写那些信，”利玛斯问，“你们会把我怎么样？”他提高嗓门说：“费德勒，现在不应该说说我的事情吗？”
费德勒点了点头。
“为什么不呢？”他一口应承。双方沉默了一会儿，利玛斯开口了：
“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情，费德勒。我把所有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你和彼得斯。我从来没有同意过帮你们写信给银行——那种事情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当然了，我知道你不在乎我有没有危险。对你来说，我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
“我对你说实话吧，”费德勒回答，“你也知道，对变节者的讯问分两个阶段。对你来说，第一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你已经把主要的情报都提供给了我们，但你还没有把一些细节问题说清楚，当然我们还没有问过你。而且那些细节问题你是认为不值得说的。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问答都有下意识的选择性。现在我们要做的，利玛斯，我们需要尽力地在一两个月时间内，把细节问题搞清楚。这就是所说的讯问第二阶段，也是你在荷兰拒绝接受的那部分交易。”
“你是说还要盯我一段时间？”
“作为一名叛逃者，”费德勒微笑着说，“需要有很大的耐心，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还要多长时间？”利玛斯坚持问。
费德勒不说话。
“你说啊。”
费德勒突然用紧迫的语气说：“我向你保证，时间不会长，我会告诉你的。你看，我完全可以对你说假话，是不是？我可以说还有一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先稳住你，让你开心。可我要说的是：我确实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你也让我们觉得，在情况落实之前，我是肯定不能让你走的。但是，如果我的一些想法得到了证实，我不会亏待你的，你也需要我这样的朋友。我发誓，我说到做到。”
利玛斯听他这样说，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好吧，”他最后说，“就按你说的办，费德勒。如果你糊弄我，我有办法要你的命。”
“那样的话，都不用你动手。”费德勒回了一句。
一个人孤身独处，远离他人，就很可能出现心理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欺骗是人的本能，绝大多数人无须练习就能实施高深莫测的欺骗行为。高明的骗子、戏子和赌徒还能赢得同类人的敬仰，而同样进行欺骗的秘密特工，则没有那么简单。特工实施欺骗是为了自我保护，他们不但要提防外部世界，还要伪装自己的真实情感。所以他们即使能赚到一些钱，在生活中也不敢做任何出格的事情，即使很博学，平常所说的也是一些陈词滥调，即使他们内心是很柔情的丈夫或父亲，在任何情况下也都要克制感情的自然流露。
如果在欺骗行动中碰到不断的难以抵御的诱惑，利玛斯就会诉诸他的法宝：就算实际上是孤身一人，他也强迫自己认为身边就有战友。据说巴尔扎克临终前还热切地询问他书中人物的情况，利玛斯同样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在他想像的世界里获得认同。因此他表现给费德勒看的那些特征：躁动的不安、掩饰羞愧的孤傲，都几乎成了他的本性流露，包括很多细节：走路拖沓、不注意个人形象、对食物好坏无所谓，以及不断增加的烟瘾酒瘾。即使在他一人独处的时候，他也保持这些习惯。有时候他还会演点戏，自言自语地抱怨以前工作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只有在很少情况下，他临睡前会让自己清醒一会儿，让自己认识到这一切都是在演戏。
头儿的判断非常正确。费德勒像个梦游的人，不知不觉中落进头儿为他设置的圈套。看到费德勒和头儿之间好像看法越来越一致了，真是有趣。他们两人好似达成了协议，利玛斯则像是具体的落实者。
也许那就是问题的根结所在，也许费德勒就是头儿要尽力保护的对象。当然他对真相一点都不好奇，不想多问，也知道自己猜不出，他只是希望真是这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就还有回家的机会。
14 致客户的信
第二天早上，费德勒把信送来让他签字时，利玛斯还没起床。两封信都用了蓝色的薄信纸，一封信的地址是瑞士什皮兹湖的塞勒旅馆，另一封留的地址是瑞士格什塔德的皇官酒店。
利玛斯读着第一封信：
致哥本哈根的皇家北欧银行（有限公司）经理
亲爱的先生：
我在国外旅行已有数周，在此期间无法收取我在英国的信函。我在3月3日曾去信询问我和黑尔－卡尔斯多夫合开账户的账面情况，至今未收到你们的答复。为防再次耽搁，请你们将该账户的对账单寄往下列地点，我将于4月21日起在该地点逗留两周。
由Y.德·桑络夫人转交，法国巴黎十二区哥伦布大街13号。
对此给你们造成的不便，我表示抱歉。
致敬
（罗伯特·朗）
“3月3日的信是怎么回事？”他问，“我没给他们写过信啊。”
“是啊，你没有写过。据我们所知，其实没人写过。不过那会使银行方面担心。如果我们寄去的信和头儿寄给银行的信在内容上有什么冲突的话，有了编造的所谓3月3日的信，银行方面就会认为问题出在他们漏收了一封信上。他们的反应将是把你所要求的对账单寄来，并在信中道歉说他们没有收到你3日的那封信。”
第二封信和第一封信的内容一样，只是投递地址不同。收信地址也是巴黎的那个。利玛斯拿了一张白纸，掏出自己的钢笔，用流利的笔迹写了六七遍“罗伯特·朗”。然后在第一封信上签了这个名字。接着把笔往后斜一点，开始练习第二个签名。直到练熟后，他在第二封信上签下了“史蒂芬·伯内特”。
“了不起。”费德勒说，“很了不起。”
“现在还要做什么？”
“这两封信今天就会在瑞士的两个地点被寄出。只要一有回信，我们在巴黎的人就会电报通知我。一周之内就应该有结果了。”
“这段时间干什么？”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我知道和我在一起很乏味，对不起你了。我想我们可以去散步，开车在附近山里转转，打发时间吧。希望你放松心情接着说，说说伦敦的事情，说说圆场的事情，说说圆场各部门的情况，包括那里的闲话、工资、休假、办公室安排、文件和人员情况。任何细节问题都可以。我要了解那些看起来不起跟的东西。另外……”他说话的语气变了变。
“什么？”
“我们可以安排……可以安排人来陪我们。可以让人陪我们消遣。”
“你是说给我找个女人？”他问。
“是的。”
“不用了，谢谢你。我不像你，还没有到要人拉皮条的地步。”
费德勒对他的话似乎并不在意。继续说了下去。
“你在英国不是有个女人吗？那个图书馆的姑娘？”
利玛斯转身面对他，一副要打人的架势。
“听着！”他喊道，“给我听好——再也不要提这件事，不管你是开玩笑还是威胁我，总之不许再说了，费德勒。永远都不要用这件事来要挟我，不然我就拒绝和你们合作，我说到做到，你休想再听到我的一句话。费德勒，你把这些话传给蒙特和你们那些浑蛋领导，把我刚才说的话告诉他们。”
“好的，我告诉他们。”费德勒回答说，“我会告诉他们的，但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那天下午，他们又出去散步。天很暗，乌云密布，还比较暖和。
“我去过一次英国。”费德勒很随意地说，“那是在二战前，我和父母去加拿大时路过的。当然那时候我还只是个孩子。我们在英国停留了两天。”
利玛斯点了点头。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费德勒接着说，“多年以后我差一点去英国工作。本来我要去接替蒙特担任钢铁业代表团的职务——你知道蒙特曾在伦敦工作过吧？”
“知道。”利玛斯含糊地回答。
“我对那项工作还有点好奇，到底要去做点什么事情？”
“我想是和其他你们阵营的派遣人员一起，玩些老把戏。也和英国商界有些接触，不过联系不多。”利玛斯的话里带着厌倦。
“可是蒙特在那里干得很好啊，他那时是如鱼得水。”
“听说是的。”利玛斯说，“他还杀了好几个人。”
“这你也听说了？”
“听彼得·吉勒姆说过。他和乔治·史迈利曾负责这件事情。蒙特那个浑蛋差点把乔治也杀了。”
“是芬南那个案子吧，”费德勒深思着，“蒙特还有办法逃出来，很了不起吧？”
“是啊，也许吧。”
“作为外交使团的成员，蒙特的照片和个人情况在英国外交部都有备案。就算这样，你们动员全英国的警力都没有能抓到他。”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利玛斯说，“他们并没有认真去追捕他。”
费德勒突然停下脚步。
“你刚才说什么？”
“彼得·吉勒姆曾对我说，他认为英国方面并不想抓到蒙特，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时候我们机构的设置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没有行动指挥，只有一个叫曼斯顿的人作为行动顾问。曼斯顿一开头就把芬南那件案子搞得一团糟，这都是吉勒姆告诉我的。彼得认为他们如果真的要抓蒙特的话，肯定能抓住他，会把他送上法庭，还很可能被判死刑。可那样一来，曼斯顿的职业生涯肯定就完了。彼得对具体情况也不太了解，可他对没有尽力抓捕蒙特这一点却很确定。”
“你肯定吗？你肯定吉勒姆就是这样对你说的吗？那时英国方面没有尽力进行大规模的抓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