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能肯定。”
“吉勒姆有没有说过别的放蒙特走的原因？”
“什么意思？”
费德勒摇了摇头，他们沿路向前走去。
“芬南那件事情以后，钢铁业代表团就被取消了。”费德勒过了一会儿说，“所以我没有能去成英国。”
“蒙特那时候肯定是发疯了，想在巴尔干半岛那种地方进行暗杀还有可能逃脱，在伦敦可是逃不了的。”
“可他确实就逃脱了，是不是？”费德勒马上接口，“他干得可真漂亮啊。”
“就像吸收阿什和基沃那种货色？算了吧。”
“芬南那件案子的持续时间也够长的啊。”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
“你再说说卡尔·雷迈克的事情，”费德勒又开腔了，“他曾和头儿见过面，对吧？”
“是的，大约一年前在柏林见的面，也可能时间还要早一些。”
“他们在哪里见的面？”
“我们一起在我的公寓里见面。”
“为什么要见面？”
“头儿在有成果的时候就会出面了。那之前我们从卡尔那里弄到了很多东西，我想伦敦方面也很重视那些情报。于是头儿就来柏林出趟短差，要我帮他安排好那次见面。”
“你那时候在意头儿来吗？”
“有什么好在意的？”
“特工是你发展的，你应该不愿意看到卡尔和你同事见面吧。”
“头儿不能算是我的同事，他是部门领导。卡尔知道领导要见他，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见面的时候，你们三人一直都在一起吗？”
“是的。哦，也不是一直。我当中离开过一刻钟，最多一刻钟，让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那是头儿要求的，他说要和卡尔单独谈几分钟。具体原因我不知道。我于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公寓。我忘了当时是用了什么借口。哦，对了，我说家里威士忌喝光了。我离开后还专门到德·扬那里拿了一瓶酒回去。”
“你出去以后，他们谈些什么，你知道吗？”
“那我怎么会知道？我对他们谈什么也不感兴趣。”
“后来卡尔没有告诉过你吗？”
“我没有问过他。卡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放肆的浑蛋，总是装出一副高我一头的架势。我也不喜欢他嘲笑头儿的方式，尽管头儿也确实有让人嘲笑的地方，不过我总觉得那是很荒唐的事情。事实上，我们也确实一起在背后笑过头儿。我不会去挫伤卡尔的虚荣心，那次会面确实像是给卡尔打了一针兴奋剂。”
“卡尔那时候很压抑吗？”
“不，根本没有。那时候他已经被惯坏了，我们付给他的钱太多，太重视他，也太信任他了。对此我有责任，伦敦方面也有责任。如果我们没有那样宠着他，他也不会把组织情况告诉那个混账女人。”
“那个叫艾尔维拉的女人？”
“是的。”他们一言不发地走了一段，直到费德勒像是从梦中醒来，接着问道，“我开始喜欢你了。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想不通。我有一点想不通——这是在我见到你之后才有的困惑。”
“什么问题想不通？”
“你为什么要过来，为什么要叛变。”利玛斯刚要开口说话，费德勒笑着说：“我这样说恐怕太直截了当了吧。”
他们在山中散了一周的步。晚上回到住处后，吃些糟糕的饭菜，用差劲的白葡萄酒把食物冲到肚里。然后坐在火炉边，没完没了地谈论那些所谓的细节问题。生火是费德勒的主意，现在应该不是生火的季节。可有一天利玛斯听到他让守卫弄些木材来。一个白天都在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后，晚上坐在火炉边，利玛斯不禁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特工生涯来。利玛斯知道他说的话都被录音了，可他不在乎。
一天一天地这样过去，利玛斯明显感觉到对方变得越来越焦虑。有次他们开车出去兜风，那时候已经比较晚了，他们在一个信箱前停了下来。费德勒没有拿走车钥匙，让利玛斯坐在车里，自己去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他回来的时候，利玛斯问他：
“你为什么不在住处打电话？”费德勒只是摇了摇头。
“我们必须小心一些，”他回答说，“包括你，你也要当心。”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吗？”
“你存到哥本哈根的那些钱——我们曾写信去查，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
费德勒什么都不说了，一言不发地把车往山里开。最后停下的地方是两条大峡谷的交汇处，四周长着高高的松树。陡峭山坡上浓密树林渐渐掩入暮色之中，后来只能看到昏暗中树木的灰色剪影。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费德勒说，“你都不用担心。问题会解决的，你明白吗？”他口气沉重，用他那修长的手拉着利玛斯的手臂。“你要稍微注意一点保护自己，不过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久，你明白了吗？”他又问了一次。
“不明白。你既然不肯明说，我只有见机行事了。你也不用太为我担心，费德勒。”他动了动自己的手臂，可费德勒仍然抓着他的手臂。利玛斯很讨厌别人接触自己的身体。
“你了解蒙特吗？”费德勒问，“你了解他吗？”
“我们谈论过蒙特那个人。”
“是的。”费德勒重复道，“我们谈论过他。他是那种先开枪再讯问的人，那是他的处置方式。在我们这个行当里，讯问应该比开枪杀人更重要，有这个奇怪的行规。”利玛斯知道费德勒的意思。“当然，如果害怕讯问结果对自己不利，杀人灭口就不显得奇怪了。”费德勒紧接着说道。
利玛斯等待着。过了一会儿，费德勒说：
“他从不进行讯问工作，总是让我做这种事情。他过去常常这样对我说：‘你去审讯他们，这个你最拿手。我负责把人抓来，你让他们坦白交代。’他常说从事反间谍工作就像是油漆匠——需要有个人拿着榔头站在后面监工，不然就会忘乎所以。‘我就是那个拿榔头的。’他以前常这样对我说。本来这仅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玩笑，可后来还当真了。他开始杀人了，在获得对象的交代之前就杀了他们。就像你说的那样，他在不同的地方进行暗杀。我曾经问过他，求过他：‘为什么不逮捕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交给我审讯一两个月？把他们都杀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他只是对我摇摇头，说必须把邪恶扼杀在萌芽中。他说这话的时候，给我一种他早有防备我询问的感觉。他是个优秀的特工，非常优秀。他在我们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少的奇迹，这你也了解。他对他的做法还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有一天深夜，我和他交谈，他喝着咖啡，也只喝咖啡。他说德国人性格内向，成不了优秀的间谍，却在反间谍方面很擅长。他说从事反间谍的人员个个都像狼，啃着没肉的骨头的狼。所以要把他们啃着的骨头抢走，逼他们再去追逐新的猎物。我明白这些道理，也了解他的想法。可他也做得太过分了。他为什么要杀死维莱克？为什么不把那人留给我审讯？维莱克是个很好的猎物，可我们从他身上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得到。那么，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为什么？利玛斯，为什么？”他握着利玛斯手臂的手抓得更紧了。在非常幽暗的汽车里，利玛斯却清晰地感受到费德勒异常强烈的情绪。
“我想了很长很长时间。自从维莱克被杀以后，我一直在寻求发现杀他的原因。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做很不好，我告诉自己说，我是在嫉妒我上司的成就，还告诉自己说，我这是疑神疑鬼，做特工的也确实容易变得多疑。可是我很难说服自己，利玛斯，我一定要找到事情的真相。我再把以前的一些事情进行综合考虑。结论是：他是出于害怕，害怕被抓的人说出什么来！”
“你在说什么？你昏头了吧。”利玛斯说，语气中有些难以掩饰的恐惧。
“你看，这些都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蒙特很容易地就从英国逃走，你也证实了这一点。还记得吉勒姆对你说的话吗？他说他们并不真的要抓他。为什么？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叛变了，英国方面其实抓到了他，并成功地将他策反，所以他们才让他重获自由，还付给了他很多钱。”
“你真是昏头了。”利玛斯不屑地说，“他要是知道你编造这种东西，会杀了你的。不要自找麻烦，费德勒。别说了，开车回去吧。”直到这时候，紧握利玛斯手臂的那只手才松开。
“你这一点就不对了。你已经提供了问题的答案，就是你，利玛斯。所以说我们现在是谁也离不开谁。”
“不对！”利玛斯大声说，“我和你说了很多次，你说得不是真的。如果他被圆场的人策反了，我作为东德地区的特工负责人，我怎么会不知道？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你说我们英国情报部门的头儿在指挥着你们东德情报部门的副职领导，而我作为柏林站的站长，居然毫不知情。费德勒，你是在发疯，完全昏头了。”他突然又无声地笑了笑。“你这个家伙，你是想夺他的权吧。这种事情倒并不稀奇，不过你所说的也太不可思议了。”双方都沉默了一会儿。
“那笔钱，”费德勒说，“存到哥本哈根的那笔钱。那家银行给你回信了。银行经理以为出了差错，所以很担心。实际上在你把钱存进银行后一周，你的共同开户人就把钱取走了。而二月里的取款日期和蒙特去丹麦出差两天的时间正好吻合。那时候，他化名去丹麦和一名参加世界科学家大会的美国科学家接头。”费德勒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想你应该再给银行写封信，就说一切都正常了。”
15 邀请
丽兹看着党中央寄来的信，想着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她觉得有些奇怪，但心里也确实很兴奋。为什么他们不先和自己通个气呢？是区党委把她的名字报上去的吗？还是党中央亲自选拔的？可她好像并不认识任何党中央里的人啊。尽管她听过一些党领导的报告，在区党代表大会上和一些党的组织工作者握过手。也许是那个负责党的文化交流工作的人记住了自己。那是个很不错的男人，有点女性化，名字叫阿什，对自己很客气。他那时候对她很感兴趣，所以丽兹估摸着是他把自己的名字报了上去。那个男人有点怪，那次会议后请她去喝咖啡，还问她有关男朋友的情况。不过那人并不是好色之徒，不是在动什么坏脑筋。老实说，那人有些古怪，问了她很多很多的个人情况。问她：入党多长时间了？离开父母生活的时候想不想家？她有很多男朋友还是心里只有一个人？尽管她当时没有多说什么，可那人却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工人当家做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里的工人诗人等等。那人对东欧国家非常了解，肯定去过很多次吧。她猜对方是个学校的校长，因为他很会说教，说起来头头是道。他们开会的时候，曾为‘奋斗基金’捐款，看到阿什捐了一英镑，丽兹觉得非常惊讶。是他，肯定是他，是阿什记住了自己，把她的名字报给了区党委，接着又被报到了中央。整个过程有点出人意料。她转念一想，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做得那么公开化。丽兹只是觉得老是神神秘秘的就显得不够光明磊落。也许他们是不得已吧，谁知道呢，也确实有很多人盯着党的工作者们。
她又把信读了一遍。中央的专用信签上，顶部印有红色的粗体字。信开头的称呼是“同志”，让丽兹有一种打仗的感觉。她不喜欢这样的称呼，不习惯被人称为“同志”。
亲爱的同志：
最近我们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统一党的同志们经过磋商，决定实施我党和民主德国之间的党员交流互访项目。该项目是为了促进我们两党之间各层次的交流合作。目前，由于英国内务部对民主德国居民采取歧视性政策，使德国统一党的成员无法在近期来英国访问。尽管如此，统一党的同志们还是觉得有必要加强我们两党的交往。为此慷慨地邀请我们五名从各支部里选拔出的党员。选出的同志要政治过硬，善于发动群众。最后选出的同志将被派往民主德国学习三周。在那里参加支部会议、研究工业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成就，并见证来自西方法西斯政权挑衅行为的证据。这是我们了解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绝好机会。
因此，我们要求各区选拔一些年轻工人干部报名参加，相信他们都会从这项活动中获益匪浅。现在你已被推选。我们希望你能积极参加。你应该切实落实该项目的第二部分工作，即和民主德国的对口党支部建立联系。你将参加的支部的党员都有着和你一样的工人背景，和你有同样的世界观。你所在区的对口联系支部在莱比锡郊区的诺因哈根。诺因哈根支部的书记是弗莱德·罗曼，他将热烈地欢迎你。我们相信你是这次活动的合适人选，也确信活动会非常成功。所有活动费用由民主德国文化部负担。
希望你能认识到这次活动的重要性，相信你能克服困难，积极参加。访问将在下个月23日左右开始，入选的同志们按和对方约定的时间，分别前往。请尽快告知你能否参加该活动，我们会将具体安排通知给你。
她越看越觉得这封信奇怪。通知的提前时间不长，他们怎么知道她能从图书馆请到假期？当她想起阿什曾问过自己在假日里都干些什么时，不禁有点吃惊。那人还问过自己年休假休了没有，问她要是休假被占用是不是会很在意。信里为什么没有提到任何别的候选人名字呢？好像选中自己的理由并不充分，选中自己实在有些意外。一般来说，党里的通知都很简短，有时候仅让同志们打电话过去。这封信看上去很正式，反而不像是党中央发出的。不过信的签名没有问题，肯定是文化负责人的签字，她在以前的通知中见过这个签名，熟悉那笨拙、有点官僚气息、有点不可一世的签字风格。说她有群众工作经验，那真是荒唐。她根本没有那方面的经验。事实上，她很讨厌党的这项工作，不喜欢拿个大喇叭到工厂门口去叫，或者到街头去卖《工人报》，更不喜欢挨家挨户去拉选票。她能接受温和性的工作，觉得还有些意义。有时候走在街上，看到嬉闹的儿童、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和站在家门口的老人们，会有一种为劳动大众奋斗的感觉，是为了和平在斗争。
不过她讨厌看到那些白热化的选票争夺战，以及费力的卖报活动等。其原因可能是具体工作总让人觉得不那么崇高吧。在支部开会的时候，十几个人坐在一起畅谈建设一个新世界，要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先锋，揭示历史的必然性。这些都是不费力的事情。可后来却要她捧着一大沓《工人报》上街去卖，而且过一两个小时才能卖出一份。有时候她也会和别人一样作假，自己掏钱把报纸买下后扔掉，让自己早点回家。第二天早上再开会的时候，他们会吹嘘自己卖报纸的成绩，像是忘了那些报纸实际上是自己买下的。“戈尔德同志在星期六晚上卖出了十八份报纸——十八份！”这将被记在会议记录中，还能上支部的公告栏。区支部的人干劲都很高，也许这次为向奋斗基金捐款的事又会表扬她呢。她心里其实也不想弄虚作假，不过安慰自己说大家都是这样的，也许别人都理解这种作假行为吧。他们选她当上支部委员，也是一件怪事。那是慕里根提议的——选我们年轻、有活力、有魅力的同志——他可能梦想让丽兹当上支部委员，丽兹就会陪他上床似的。其他党员同意他的推选是因为他们对丽兹印象不错，因为她会打字，还因为丽兹不会逼他们周末上街卖报纸。尽管也不是一直让他们卖报纸。别人推选她也有别的因素。大家把支部当成一个不错的社交俱乐部，不喜欢那么的一本正经。反正就那么回事。阿历克似乎早就看穿了这一切，并不当回事。他曾经说过：“养宠物和入党，都是人的喜好。”也确实是这么回事。起码在她的支部就是那样，这一点她很清楚。她这样思想境界的人会被选为支部委员，就显得很奇怪了。而她心里非常不愿意承认一点：那次选举是区支部领导操纵的。操纵选举的主使人应该就是阿什。也许阿什很喜欢她，也许他正好脑子出了问题。
丽兹想到这里，很夸张地耸了耸肩膀。心情激动的人在别人不在时，常会做出一些夸张的动作。这次活动可是在国外举行啊，活动还很自由很有趣。她从没有出过国，也知道自己没有财力出国。出国肯定很好玩。尽管她对德国人还有些看法，不过同志们都说，现在只在西德还有军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而东德很民主，东德人民热爱和平。不过她觉得所有的好德国人都在一边，而坏德国人都在另一边，让人觉得难以置信。而就是那些坏德国人杀死了她的父亲。也许党选中她也考虑到了这个因素吧。——算是对她的一次慷慨补偿。也许这个安排是阿什在和她谈话的过程中想到的，对，这样就说得通了。她心中突然充满了对党的感激之情，他们都是些好人，和他们一起奋斗，她觉得很自豪。她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那里她用一个旧的文具袋存放着支部的文具和图章。她在旧打字机上放上一张纸，打字机是区支部的人听说她会打字送过来的。尽管打字机有点小问题，不过还能用。她打了一封信，愿意参加活动并表示感谢。党中央真好——坚定而又仁慈、讲原则而又很有人情味。都很好，都是好人，都是和平的卫士。当她关抽屉的时候，看到了史迈利留下的那张名片。
她还记得那个小个子男人，那张满是皱纹、表情真诚的脸。那时他站在她房间门口说：“党知道你和阿历克的关系吗？”她觉得那时候自己表现得很傻。好吧，去旅行一趟，会暂时把这件事情放在脑后的。
16 被捕
费德勒和利玛斯开车回去的路上，都没说话。夜晚的山峦显得幽暗而深邃，稀少的灯光像是大海中航船上的渔火一样，在无边的黑暗中挣扎。
费德勒把车停进房子一边的车棚里，他们一起向前门走去。快到门口的时候，他们听到树林里有叫声，有人在叫费德勒的名字。他们转过身来，利玛斯借着昏暗的光亮看到二十米开外站着三个男人，很显然是在等费德勒。
“你们要干什么？”费德勒大声问。
“我们要和你谈谈。我们是柏林来的。”
费德勒犹豫了一下。“该死的卫兵在哪里？”他问利玛斯，“前门应该有卫兵把守的。”
利玛斯耸了耸肩。
“门厅里的灯为什么没有亮？”他再次发问。他似乎还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但也开始慢慢地向那些人走去。
利玛斯等了一会儿，没有听到什么动静，于是摸索着走过没有灯的正房，向连在房子后面的住处走去。后面的房子很简陋，一面靠着房子后墙而建，三面都被浓密的小松树林所包围。那里一共有三个相邻的房间，没有过道。当中一个房间是给利玛斯住的，靠后墙的那个房间给两名看守住。利玛斯不知道最里面一个房间是谁在住。他曾试图打开通往里间的房门，可那道门被锁上了。他只是一天早上出去散步时，透过里间窗帘的缝隙，才发现那也是一间卧室。本来有两名守卫一直在五十米开外处跟着他，可那天他们没有跟到房子后面来，这样利玛斯才透过窗帘缝隙看了一眼最里面的那个房间。那里面放着一张床，床上有被褥，一张小写字台上放着纸张。他猜测是德国某方面的人住在里面监视他。可像利玛斯那样经过风浪的人，又怎么会怕人监视。当年在柏林的时候，时刻都被人监视。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自己不乱，别人也拿你没办法。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因为他稳重而且有出众的记忆力。总之这是他的强项。他能很快发现监视对象，知道那些人看重哪些方面的信息，通晓其中的伎俩和弱点，更了解稍有不慎就会全盘皆输。利玛斯被人监视，这算不了什么。他穿过正房里破旧的走道，走进后面守卫住的房间。站在守卫住的房间里，他清楚地知道肯定是出问题了。
后面三间房的灯光是由前面房间里某处的开关控制，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控制灯的开闭。过去几天中，早上房间里那盏吊着的电灯会突然亮起来，经常把他惊醒。而夜里灯被人关掉后，他只有上床睡觉。现在才晚上九点，灯已经灭了。通常情况下，要到十一点钟才熄灯。现在那两个看守不在房间里，房间的百叶窗也放下了。他让通到主屋的那道门开着，这样通过走道能有一些微弱的灯光透进来。借着那一点点光亮，他能看到守卫的床上都是空的。利玛斯站在房里，看到眼前的景象，有些惊讶。身后的门关上了，也许是自动关上的吧。利玛斯并没有去开门。房间里伸手不见五指，门关上的时候没有什么其他动静，没有关门声也没有脚步声。利玛斯的本能让他突然警觉起来，他闻到了雪茄的味道。烟味应该早就有了，不过利玛斯刚刚察觉。黑暗中的他变得像盲人那样，听觉和触觉变得更加敏锐。
他口袋里虽然有火柴，但他并不想用。他向侧面跨了一步，把后背靠在墙上，一动不动。利玛斯知道只有一种可能——有人在等着他穿过守卫房间进入他住的那间卧室。利玛斯于是决定就待在这里。接着他从前屋过来的方向听到清晰的脚步声，有人走到刚才关上的门前，扭动把手开门。利玛斯还是没有动，还没到行动的时机。事情很清楚了，对方是来抓他。利玛斯很缓慢地蹲下去，同时把一只手插到夹克衫口袋里。他显得非常的冷静，可以说是期待着一展身手。可脑子里却想起了很多事情。“什么都可以当做武器：烟灰缸、几枚硬币或一支钢笔，只要能砸能切就行。”这是战时那个温和的小个子威尔士教官经常说的话，“不要同时用双手，握刀、枪、棍棒都要用单手。要让左手空着，横放在腹前。如果实在找不到武器，就伸直拇指双手握拳。”这时他右手里有一盒火柴，他用力紧握火柴盒，让捏碎的火柴盒木材碎片从手指间伸出。弄好后，他沿着墙一点一点地挪动到房间一角，他知道那里放着一把椅子。现在不怕发出声响，他把椅子推到房间中央。退回墙角的时候，他默数着走过的步数，然后在房间角落处站好。这时，他听到里面他住的那间卧室的门开了，但没有开灯，使他连人影都看不到，估计对方还站在那道门口。四周漆黑一片。他并不敢向前攻击，房间的中央放着那张椅子对他很有利，因为他知道椅子的位置而对方却不知道。对方肯定会攻过来的，肯定会。他不能等着让他们的助手从外面赶来把电门合上，把灯打开。
“来啊，你们这些浑蛋，”他用德语挑衅说，“我在这里，就在房角。过来抓我啊，来啊。”没有动静。
“我在这里，你们看不到吗？怎么啦，小毛孩儿们，上啊。”这时听到一个人冲过来了，后面还有个人跟着。接着是那人被椅子绊倒时的咒骂声，这正是利玛斯期待出现的情景。他把手上的火柴盒扔掉，小心地一步一步慢慢向前爬，爬的时候左手伸在身前，像在密林中行走时拨开前方的树枝那样，无声地拨动着。他触到一只手臂和暖和、扎手的布军装。利玛斯还是用左手，有意地碰了那手臂两次，很清晰地碰了两次。接着听到一个惊慌的声音，那人凑到耳边用德语问：
“汉斯，是你吗？”
“闭嘴，你这个笨蛋。”利玛斯低声回答的同时，伸手抓住了对方的头发，一把拉过来。接着猛地挥动右掌，奋力斩向对方的后颈。再把那人拉得头仰起来，用掌尖狠狠地戳向对方的喉咙。这才松手让对方倒下。就在那人的身体摔倒在地时，灯亮了。
门口站着一名年轻的人民警察上尉，抽着雪茄，身后还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穿着便衣，很年轻，手上端着手枪。利玛斯知道那种枪是捷克制造，枪把上有装弹拨杆。他们都看着躺在地板上的那个人。有人打开了外面的门，就在利玛斯转头去看时，听到一声大喊——利玛斯想是上尉发出的——命令他不许动。他慢慢地转身面对那三个男人。
对方打上来时，他双手没来得及还击。对方打得很狠，像是要打碎他的脑袋。他倒下了，忽忽悠悠地失去知觉前，还在估计对方是用左轮枪砸的，就是那种有转轮、枪柄上能系枪绳的那种枪。
他醒来是因为一个囚犯在唱歌，而看守在大声地让那个人闭嘴。睁开双眼时，感到头部一阵剧痛。他躺着，用力地睁开眼睛，眼前满是金星。他尽力让自己恢复知觉，开始感到双脚冰凉，还闻到了囚服的酸臭味。歌声已经停了，利玛斯突然很希望那人能继续唱下去，尽管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费力地想抬手摸摸脸上的血块，发现双手被反铐在身后。脚肯定也被绑着，脚部血流不畅，所以才觉得特别冷。他痛苦地四下张望，尽力把头从地板上抬起一点。他惊讶地看到了自己的双膝，于是本能地想把腿伸直。刚一动作，浑身一阵剧痛，使他忍不住叫出声来。叫声中充满了痛苦和自怜，像是人临死前的哀号。他躺在地板上喘着粗气，试图忍住疼痛。觉得不服气，又开始很缓慢地想把腿伸直。那种剧痛又出现了，可这次利玛斯找到了疼痛的原因：他的手脚在身后被锁在了一起。他要是一伸腿，铁链就拉动他的肩膀，让他受伤的头部压向身下的石板地面。可以肯定，他们在他昏死以后还继续殴打他。现在他浑身是伤，下身特别地痛。他不知道有没有杀了那个家伙，希望已经干掉了。
上方的灯很大很亮，像是医院的手术灯。房里没有家具，地方不大，四周是刷着白灰的墙壁和灰色的钢门。那灰色是烟灰色，伦敦很多房子都是这种颜色。房里没有别的东西，什么都没有。除了疼痛，他什么都感觉不到。
有人来之前，他就那样躺了好几个小时。在强光的烘烤下，他觉得很渴，可他没有叫。门终于开了，蒙特站在那里。他一眼就认出了蒙特，史迈利给他描述过这人的模样。
17 蒙特
他们给他松了绑，让他挣扎着站起来。开始他差点站起来了，可他手脚的血脉刚刚畅通，关节还没有活动开，所以身体一软摔倒在地。那些人看着躺在地上的他，就像孩子们在看地上的昆虫一样无动于衷。其中一名看守走到蒙特身前，呵叫着让利玛斯站起来。利玛斯爬到墙边，用颤抖的双手扶着墙上的白砖，试图站起来。还没等他站直，那名看守一脚踢过来，他又倒在了地上。他再次爬起的时候，看守没有踢他。他刚靠着墙站了起来，看到跟前的看守正把身体重心移到左腿上，他知道对方又要踢他了。利玛斯用尽残存的力气，猛地前冲，低头撞向看守的脸部。他们一起摔倒，利玛斯压在对方身上。那名看守站起来后，利玛斯躺在地上，等着对方来报复。但蒙特对那名看守说了什么，利玛斯觉得自己的肩膀和两脚被揪着提了起来，出了小屋子，他听见门关上了。他渴极了。
他们把他抬到一间舒适的小房间里，房里放着考究的书桌和扶手椅。格子窗户上的遮阳板半掩着。蒙特在桌后坐下，利玛斯坐在了一张扶手椅上，眼睛半睁半闭。那几个看守站在门口。
“让我喝点东西。”利玛斯说。
“威士忌？”
“水。”
蒙特用水瓶在墙角的自来水龙头上灌了一瓶水，连同一只杯子放在利玛斯身边的桌子上。
“给他弄点吃的来。”他命令说。一个看守出去拿来了一碗汤和一些香肠。利玛斯喝水吃饭的时候，那些人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费德勒在哪里？”利玛斯先开口问。
“被捕了。”蒙特简短地回答。
“什么罪名？”
“阴谋破坏人民安全。”
利玛斯慢慢地点了点头。“那就是说你赢了，”他说，“你什么时候逮捕他的？”
“昨天晚上。”
利玛斯等了一会儿，尽力盯着蒙特问：“准备把我怎么样？”
“你是重要证人，当然你也将接受审判。”
“我是伦敦方面阴谋陷害蒙特的参与者，对吧？”
蒙特点了点头，点上香烟，让一名看守把烟传给利玛斯。“你说对了。”他说。那名看守走到利玛斯面前，带着愤恨的神情，把烟放在利玛斯的嘴上。
“好一个复杂的行动啊。”利玛斯说。接着又不明智地加了一句：“像中国人一样聪明。”
蒙特什么也没说。随着讯问的进行，利玛斯慢慢习惯了蒙特的沉默。蒙特说话的声音其实相当悦耳，这是利玛斯没有想到的。不过蒙特很少说话，这可能是因为他有超强的自信，所以不愿意说一句废话。没必要说就沉默，总比硬找话说来得好。他在这一点上不像那些专事审讯的人。那些人都擅长让审讯对象开口，开展心理攻势，迫使犯人坦白交代。蒙特不喜欢那些伎俩，他是个讲究实际的实干家。利玛斯喜欢这种品格。
蒙特的外貌和他的秉性相称，看上去像名运动员。他头发剃得很短，没什么光泽但也很整洁。年轻的脸上有着生硬的纹路，有威严但缺少幽默感和亲和力。他虽然看上去年轻，却显得成熟，比他年长的人也不敢轻视他。他体形保持得非常好，所以衣服显得很合身。利玛斯忘不了蒙特当过杀手，他这样冷酷、自律的人，当杀手是最合适不过了。蒙特是个很难对付的人。
“必要时，要以另一项罪名起诉你，”蒙特平静地说，“那就是谋杀。”
“你是说那个看守死了？”利玛斯问。
说到这里，他头部又是一阵剧痛。
蒙特点了点头。“死了，”他说，“你主要的罪名是间谍罪，我建议对费德勒进行公开审理，中央委员会也是这个意思。”
“现在你要我招供？”
“是的。”
“那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得到证据。”
“证据会有的。你的供词就是证据。”蒙特的口气中并不带威胁，说得很自然，一点都不做作。
“当然了，你有获得从轻发落的机会。你可以说你被英国情报机构勒索，他们控告你偷钱，以此骗你设诡计陷害我。这样的话就能获得法庭的宽大处理。”
利玛斯的心理防线好似已被突破。
“你怎么知道，他们指控我偷了钱？”蒙特不回答。
“费德勒真的很笨，”蒙特说，“其实我一看到我们的朋友彼得斯送来的报告，我就已经知道你的来意了。我也算准费德勒一定会上当，因为他太恨我了。”蒙特说着点了点头，像是在强调他说话的真实性。“你们的人掌握这个情况，才设计了这么聪明的一次行动。你说，是谁设计的。是史迈利吗？是他干的吗？”利玛斯不说话。
“我曾让费德勒把他对你的审讯记录送给我。我要他交出来，他却一直拖着不给。我就知道我猜对了。他昨天把材料发到了中央委员们手里，也没有送给我一份。你们伦敦方面的人还真有本事啊。”
利玛斯不开口。
“你最后见到史迈利是什么时候？”蒙特很随便地问了一句。利玛斯有些犹豫，不知道如何是好。他的头还痛得厉害。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蒙特又问道。
“记不清了。”利玛斯这样回答，“他现在很少被外派执行任务了，只是有时候做些事情。”
“他和彼得·吉勒姆关系很密切，对吧？”
“我想是的吧，是的。”
“你认为吉勒姆是在研究民主德国的经济状况，领导着一个人员很少的奇怪部门，具体工作内容你也不清楚。”
“是的。”他脑部的剧痛使他的视觉和听觉变得模糊起来，眼睛刺痛，想呕吐。
“那你最后一次见到史迈利是什么时候？”
“我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蒙特摇摇头。
“你的记忆力非常好——能陷害我的东西都记得很清楚。人们最近一次见到某个人，都不会忘记的。这样说吧，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你从柏林回去以后吗？”
“是的，我想是的。他在圆场……碰到过他一次，在伦敦圆场。”利玛斯这时已经把眼睛闭上，浑身在冒汗。“我坚持不住了……蒙特，不能再说了，蒙特。我很不舒服。”他说。
“阿什搭识你以后，也就落入了你们设的圈套，你们一起吃过午饭吗？”
“是的，一起吃过午饭。”
“那次午饭在四点半结束。那以后你去了哪里？”
“我想是去了城里。我记不清了……天哪，蒙特。”他用手抱着头说，“我不能再说了，该死的头痛……”
“那以后你去了哪里？你为什么要甩掉跟踪你的人？你那时候特意甩掉跟踪者的目的是什么？”
利玛斯什么都不说，双手抱着头，不停地大口喘气。
“回答这个问题，就让你上床休息。不然就把你送回刚才那间牢房，听清楚了吗？把你像牲口一样捆起来扔到那里，知道吗？快说那时候你去了哪里？”
他脑部的跳痛感突然加剧。房子在打转，周围有说话声和脚步声，眼前出现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声音越来越远，喊叫声不是对着他来的。门开了，他很确定门被打开。房间里都是人，都在大喊大叫，接着有人离开，有人列队离开，整齐的步伐节奏震得头痛。响声过后，一片寂静。接着有人在他前额放了一块湿布，这对他如天降甘霖一般。他被人小心地抬走了。
他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看到床前站着的是费德勒，正在抽烟。
18 费德勒
利玛斯打量着四周。一张有被褥的床，单人病房的窗户没有上铁栏，只有窗帘和毛玻璃。墙是浅绿色的，地上铺着深绿的油地毡。费德勒看着他，在抽烟。
一名护士给他送来了食物：一只蛋、一碗清汤和一些水果。他觉得浑身无力，但清楚还是要吃些东西为好。他吃的时候，费德勒站在一边看着。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问。
“糟透了。”利玛斯回答说。
“没有好点吗？”
“稍微好点了。”他犹豫着说，“那帮家伙把我整惨了。”
“你杀了一名看守，知道吗？”
“我想是的……谁让他们抓人的时候那么笨呢。他们为什么不把我们一起抓起来？为什么要把灯都关了？太精心安排的事情，反而容易砸锅。”
“我们这个民族就有过分认真的习惯，而外国人说我们是讲究效率。”
双方又都沉默了。
“你怎么样了？”利玛斯问。
“哦，我也被抓去审问了。”
“被蒙特的人抓的？”
“是蒙特的手下和蒙特本人。那种感觉很怪。”
“吃了不少苦头吧。”
“不，我是说心里感觉很怪。除了身体上的苦头外，蒙特喜欢在心理上折磨人，而且折磨人并不全是为了让人招供。”
“他是恨你陷害他……”
“因为我是犹太人。”
“天哪。”利玛斯轻声说。
“所以我受到他的特别对待。他一直压低声音和我说话，真是奇怪。”
“他说了些什么？”
费德勒没有回答。后来低声地说了一句：“全都过去了。”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
“在我们被捕的那天，我已经向中央申请逮捕蒙特，以背叛人民的罪名缉捕他。”
“你疯了，我告诉过你，你真的是疯了，费德勒。他绝不会……”
“除了你提供的证据外，我还有其他针对他的证据。过去三年里，我一直都在收集那些证据，一点一点地收集起来。你提供的证据只是其中一部分，就这么回事。我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后，立即给除蒙特外的每个中央委员都送去了一份材料。他们收到材料的那天也就是我申请对蒙特逮捕令的日子。”
“也是我们被抓起来的日子。”
“是的。我知道蒙特不会善罢甘休。我知道他在中央委员会里有朋友，至少有那种一收到我的材料就跑去报告蒙特的小人。不过，我知道他终究要失败。中央收到了我的报告，需要一些时间处理他的问题。我们被抓起来审讯的几天里，中央的人反复研究了我送上去的材料，终于了解到那些材料的真实性，大家都清楚了事情的真相。他们出于对这种情况的担忧和关心，决定联合起来对付蒙特，组成一个特别法庭来处理这件事。”
“特别法庭？”
“当然是不公开的，明天就会开庭。蒙特已经被逮捕。”
“还有什么别的证据？你还收集了什么证据？”
“你就等着瞧吧。”费德勒微笑着回答说，“明天你就能看到。”
费德勒又不说话了，看着利玛斯吃东西。
“这个特别法庭，”利玛斯问，“怎么运作？”
“那就取决于法庭主持人了。它不是人民法院，这一点很重要。它更像是一场听证会，由中央委派人对某个……对象听取证词、做出结论。当然结论是建议性的，不过那种结论和判决也没什么区别。整个过程受中央委员会委托，秘密进行。”
“具体怎么操作？有辩护人和法官吗？”
“有三名法官，”费德勒说，“实际上也有辩护人。明天我本人对蒙特提出指控。卡尔顿将为蒙特辩护。”
“谁是卡尔顿？”
费德勒犹豫了一下。
“是个很厉害的人，”他说，“看起来像个乡下医生，一个仁慈的小个子。他曾被关在纳粹的布亨瓦尔德集中营。”
“为什么蒙特不能为自己辩护？”
“那是蒙特自己决定的事情。据说卡尔顿还要招一名证人。”
利玛斯耸了耸肩。
“那是你的事情。”他说。双方又沉默了。后来还是费德勒深思着先开口说话：
“如果他出于仇恨或嫉妒而伤害我本人，我不会在意，我想我不会计较，起码不会很计较。你明白吗？在忍受那漫长的痛苦中，我总是对自己这样说：‘我或者倒下，或者奋力承担苦难，苍天作证，苦难不断袭来，无休无止的折磨，让人无从回避。’他一直叫我犹太佬，这些我都不在意，真的无所谓。无论他是因为政治目的还是个人目的都没关系，问题是，他恨……”
“够了。”利玛斯打断他的话，“你知道他是个浑蛋。”
“是的，”费德勒说，“他的确不是好人。”他似乎很兴奋，利玛斯猜想他现在很想对人吹嘘一番。
“我对你的话想得很多，”费德勒接着说，“经常回味我们的那次谈话，你还记得吗？关于马达问题的那次谈话？”
“什么马达？”
费德勒笑了。“对不起，这是直译出来的词。我说的马达是驱动力、精神和动机的意思，基督徒都这么说。”
“我不信基督教。”
费德勒耸了耸肩。“你明白我的意思就行。”他又微笑着说，“不说这些让你不自在的事情了。这样说吧，如果说蒙特是对的，他会让我交代问题，即让我交代怎么和英国间谍合谋置他于死地。你看，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英国情报部门设计的，你我串通一气，图谋把我们最优秀的情报人员除掉。让我们自相残杀。”
“他对我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利玛斯冷淡地说。接着又加了一句：“好像全是我的阴谋诡计似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是你的阴谋，我们先假设是这样，你别在意，我是在举例说明问题。你会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吗……”
“蒙特本来就是一个杀手。”
“我们假设他不是那样的人，假设英国方面要除掉的人是我，伦敦会做这种事情吗？”
“那可说不定……要看需要了……”
“啊，”费德勒很满足地说，“要看需要。像斯大林说的那样，我们谈过交通事故和统计数据的问题。好，真是太好了。”
“什么太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