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科纳的秘密会见
在战争期间，盖弗尼茨有两处特殊的房产可利用，它们属于他的大舅子埃德蒙·H·斯廷尼斯（Edmund H·Stinnes）。斯廷尼斯因反对希特勒而带着全家移民美国。瑞士讲三种语言。这些房产坐落在瑞士说意大利语的提契诺州马焦雷湖边的阿斯科纳，包括一所临湖的别墅及一所建在稍远和稍高山坡上的别墅。盖弗尼茨在这个清静的度假区从事他的许多秘密工作。
卢加诺离此不远。它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多次成为维护和平会议的举办地点而闻名。其中，1925年它被选定为国际和平大会的举办地，这不是偶然的。崇山峻岭中的平静湖泊给人一种格外安宁的氛围。难以置信的是，我们1945年来到此地时，距离这些高山南北的几百英里处正在打仗，而此地周围却有和平气息和美丽景象。
如果按我们那时的计划——举行一次盟军与德国将军之间的会议，这里是最好的地方。
我们预期在和谈之初将有几场各方代表，盟军的和德国的，各自分别举行的预备会议。然后如果有所进展，交战双方将聚集在一起。这些都需要周密安排。必须确保双方能安全，并且保持若即若离的感觉，直到他们同意会见。这两所别墅，一所在湖边，一所在山坡，正好满足我们的需要。树林、高山和湖泊给房屋提供了防止外人闯入的屏障。公共酒店和旅馆不适合举行这类敏感性的聚会，所以我们计划事先把一切安排妥当。盖弗尼茨负责完成必要的安排和采购供应品——供给这样大规模的一群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那时瑞士一切食品都是严格按照定量供应的，甚至还要把几个警卫以游客身份带进来。
准备过程中只出了一点意外。我总是疑惑，几千英里之外坐办公室的人，怎么会对当地条件有着比现场操办者更深刻的判断和了解。当初反对我们提出的在阿斯科纳举行会议的华盛顿方面，此时已开始对“日出行动”感兴趣。无疑那里有人看了地图，发现阿斯科纳距湖对面的意大利边境只有5公里。如果德国人坐快艇冲过湖，或甚至投放空降兵，从盖弗尼茨别墅的室外走廊把盟军的将军绑架走，那可怎么办？毕竟德军曾把墨索里尼从看守他的警卫眼皮底下弄走[1]，而且早些时候有流言说，曾有过绑架艾森豪威尔的计划。我们发了几封电报才把事情说清楚。这时战争已到后期，德国人已没有兴趣破坏瑞士的中立地位，他们还有很多麻烦要应付。此外，瑞士人不分昼夜地坐摩托艇巡逻属于他们那部分的马焦雷湖。除了这些，很难想象沃尔夫持续和辛勤的努力，以及释放帕里和乌斯米亚尼，只是为了搞一个绑架行动，这太离谱了。我们最终赢得了这场与总部之间的辩论，阿斯科纳的安全问题澄清了。与我们今后还将碰到的事件相比，这只是一个小冲突。
帕里利男爵在3月17日又回到瑞士。他从边境打电话给韦贝尔和胡斯曼，带来了两个消息：一个消息是沃尔夫将军一行人将在3月19日凌晨到达瑞士边境；第二个消息是沃尔夫的私人朋友海因里希·冯·维廷霍夫上将，接替了凯塞林在意大利的司令职务。韦贝尔和胡斯曼要在3月18日去卢加诺见帕里利。他们打算在那里等候德国人。这一次，鉴于卡尔滕布伦纳已经开始对沃尔夫所做的一切怀着敌意的关注，韦贝尔和我制定了特别的预防措施。在预定会见的那天凌晨，德国的团队将乘车从边境到达卢加诺的一所私人住宅。他们进屋后，送他们来的汽车就会开走。然后，他们从后门离开此屋，我们的汽车将在那里等候，把他们送到阿斯科纳。
使情报人员感到绝望的是，即便采取了最严密的预防措施，仍然出现了未料到的，通常是愚蠢的，威胁程度足以导致前功尽弃的事故。在韦贝尔外出做这些安排时，胡斯曼和帕里利坐在卢加诺一家大型旅馆空荡荡的大堂里窃窃私语。这引起了一个旅店服务员的注意，他像许多干这类工作的人一样，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侦探”。他断定这两人是走私犯，便报了警，引来了警察审问他们。幸好韦贝尔及时赶到，为他们做了担保，警察才离开。这仅仅是一个巧合，只不过是一个并非喜剧的幕间插曲。
3月18日，OSS的几位官员三三两两地坐着不同班次的火车来到阿斯科纳。莱姆尼策和艾雷将是盖弗尼茨在山上的别墅的客人，而我则住在湖边一家风景如画的酒店，这个酒店靠近盖弗尼茨的另一所别墅，我们计划在那里进行秘密会谈。盖弗尼茨已为这个团队的其他人员，在阿斯科纳和卢加诺的旅馆预订好了房间。
当将军们在盖弗尼茨提供的山上别墅安顿好之后，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在他们到达之前，盖弗尼茨特地检查了别墅内房间里的最小细节，并注意到艾雷将军将要入住的房间里有几个书架上收藏着一批德国书。他以为一位英国将军会把这当作在瑞士和平氛围中公然唤醒敌意而感到生气，于是就把它们搬走了。吃过晚餐后不久，艾雷问盖弗尼茨这所房屋周围是否有几本歌德或海涅诗篇的书。艾雷的德语很好，喜欢读德国诗集。盖弗尼茨立即高兴地按要求去做。书就在隔壁房间里，他只是暂时把它们“流放”了。
第二天早晨，雾散天晴。一个人如果相信预兆，那这就是绝好的预兆。这是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春天。早餐后，盖弗尼茨在房屋周围巡视，吃惊地发现一些穿着便衣、外表凶狠、武装齐全、做好了准备的人正躲在树后。我们不知道这就是保卫这所房屋的OSS警卫。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他们之中哪怕只有一个人发现灌木丛中有可疑的东西，就会打一枪，我们就得“打道回府”，因为瑞士的警察将立即检查此地。由于大部分“访问者”都是用假名前来此地，根本没有恰当的身份证明，警察审查之下，整个行动就可能在令人为难且沮丧的新闻报道中结束，大部分参与者还将被瑞士警察逮捕。
我们打算撤掉一些多余的警卫，因为在此之前，盖弗尼茨的远房表弟前来给我们添过一个麻烦。他就住在附近，在早些时候的某一天，从盖弗尼茨那里借了一把斧头，恰巧选择在那天归还。幸亏盖弗尼茨看到他肩上扛着斧头远远地走来，就急忙上山，在他迎头撞上躲在树后的警卫之前把他拦住了。
沃尔夫将军一行人及胡斯曼、韦贝尔和帕里利，在将近11点时从卢加诺抵达这里。沃尔夫带着他的副官温纳少校和齐默大尉，这两位随他到苏黎世。但是这次他把多尔曼留在总部，以密切关注他不在时的情况。他要多尔曼时刻注意，是否有信息从希姆莱或卡尔滕布伦纳那里传过来。上午，当我们同沃尔夫一起准备场地时，盟军的将军仍留在山坡上的别墅里。帕里利、韦贝尔、胡斯曼和沃尔夫的两位助手被邀请到花园里晒太阳，而盖弗尼茨和我则同沃尔夫一起待在湖边别墅的起居室内。
沃尔夫首先为我们回顾了自11天前在苏黎世会晤以来的事态发展。在听到凯塞林被调到西线接替伦德施泰特的司令职务的消息时，沃尔夫曾认为凯塞林会先回到意大利向墨索里尼告别。这将使沃尔夫有机会同他谈谈。但是西线的形势太严峻，希特勒命令凯塞林从纳粹总部开完会后直接去新司令部报到。凯塞林的接替者，是维廷霍夫，恰巧在我们预定开会的3月19日那天，到达意大利北部。
我催促沃尔夫告诉我们维廷霍夫是怎样的一个人，沃尔夫对他的了解有多深。他回答，维廷霍夫是意大利战场上的老手，曾任防守卡西诺山的德国第10军司令，1944年底曾短暂接替过凯塞林的意大利最高司令职务，因为那时凯塞林在一次汽车事故中受伤住院。在凯塞林回到其岗位时，维廷霍夫被调到拉脱维亚，希特勒试图坚守那里。所以这次他又回来接替凯塞林不足为奇。沃尔夫说，他和维廷霍夫过去一直有着亲密友好的关系，他觉得维廷霍夫在出任意大利地区司令期间给过他许多帮助。维廷霍夫是一个相当拘谨和有着正统的波罗的海血统的贵族，一个难得遇到的并不过问政治的德国将军。他不是那种喜欢单独行动，或者能够理解当时德国战争阶段所处立场的政治和伦理影响的人。把他争取过来是不容易的，除非他觉得自己在德国国防军里有其他高级军官做后盾。此外，由于未能预见维廷霍夫会接任意大利地区司令，沃尔夫从未同他讨论过有关投降的想法。即使假设能引导维廷霍夫转到投降的想法上来，沃尔夫担心这也要花一些时间才能做到。
现在，凯塞林离开意大利北部已有10天了，沃尔夫还没有同他联系过，也未能在电话里同他商谈，因为盖世太保会窃听。沃尔夫知道，凯塞林对德国形势持悲观态度，作为战士会服从希特勒的命令，毫无怨言地接受西线的新职务，但是很可能怀着沉重的心情。
我问道，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把凯塞林完全排除在投降计划之外？“不，”沃尔夫回答，“不完全排除他。”沃尔夫认为有三条可供选择的行动路线，究竟选择哪一条路线，取决于能给他多长的活动时间。如果实在没有时间，那么他干脆带着他指挥的部队实施投降行动。效果可能没那么好。另一种可能是直接找维廷霍夫，看他能否提供帮助。沃尔夫强烈推荐的第三种可能就是，他立即去西线的凯塞林司令部，尝试取得凯塞林的帮助。他认为凯塞林能推动维廷霍夫参加到投降行动中。
这表明，沃尔夫这些可供选择的想法中，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是时间，这触及了一个敏感问题。他说：“德军司令部有情报说，盟军将于3月底在意大利发起大进攻。”我必须说，在这一点上我要搞清楚，沃尔夫是否企图敲定盟军发起进攻的确切时间，而不是我们会面所讨论的内容。但是对我而言，不小心泄露盟军大举进攻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准确时间，尽管在山上的那两位盟军将领肯定知道。沃尔夫的意见是，一旦发起进攻，至少在第一轮打击结束之前，任何投降谈判的成功概率就被降低了。“如果你能给我5天或7天的时间去活动，”沃尔夫说，“我就倾向于立即去拜访凯塞林，我会坐汽车去，坐飞机会显得太招摇，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储备飞机燃料。但是由于我控制了从这里直到布伦纳隘口的警察力量，我能开车通过布伦纳隘口，除非你们的轰炸阻断我去德国的路线及我同凯塞林的谈话。我已做了针对凯塞林的基础工作，而且有完全合法的理由去拜访他。有许多影响意大利战区的事并未做完，我需要同他讨论。”
沃尔夫的理由是，如果凯塞林按着他的计划行动，维廷霍夫就比较容易处理。他能否说服凯塞林在西线投降，这个问题还未被谈及。我们后来知道，沃尔夫内心对这种可能性抱有很大希望，但是我们目前关心的是意大利战线。
这时，盖弗尼茨和我告诉沃尔夫，我们有两位能干的盟军军事顾问。我们并未说出他们的姓名。盖弗尼茨和我将在沃尔夫在场的午餐场合，同他们讨论整个情况。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沃尔夫应该按自己的最佳判断去拜访凯塞林。我不知道，也说不出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供他行动。我所知道的是，如果德国人想要投降，他们应当迅速行动。盟军的任何进攻都可能使纳粹军队陷入混乱，从而使有秩序的投降变为不可能。
沃尔夫失望了。他曾希望得到更肯定的忠告。
于是我们转向他的第一个选项：他自己行动。他直接控制哪些部队？它们有哪些用处？他叙述了SS在意大利北部召集的“杂牌混合部队”：有意大利人、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捷克人等等，我曾在前面的章节中罗列过。部队只装备了轻武器和一些老旧的坦克。他们被部署得很分散。斯拉夫人被安排在意大利东部的亚得里亚海岸。沃尔夫除了作为SS和警察的最高司令所指挥的那些部队，还有作为帝国国防军的将军——他的另一个头衔，所领导的5万多名德军，其中只有约1万人是作战部队，其余都是后勤补给和运输部队。这些部队为我们的事业提供任何重大帮助的前景似乎很渺茫，虽然他们在保证盟军占领机场和港口地区方面可能会发挥作用。
有一件事情现在是很清楚的。沃尔夫将军作为劝说者所做出的贡献是，他能在任何投降行动中都使德国将军们明白，继续打下去是无用的。所以问题在于，沃尔夫是否应该去看望凯塞林，还是应该集中于说服维廷霍夫。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事实，后者似乎不像是个容易被说服的人。
我们问沃尔夫关于墨索里尼的立场。沃尔夫说，墨索里尼基本上处于他周围的女人——妻子唐娜·雷切尔（Donna Rachele）、情妇克拉拉·贝塔西（Claretta Petacci）及其亲属的影响之下。无论如何，他现在对投降之事没有任何影响。卡尔滕布伦纳呢？沃尔夫显出一副厌恶的样子。卡尔滕布伦纳只是力图建立自己在瑞士的和谈路线，他不鼓励或不允许出现任何竞争。我们问，阿尔卑斯山的最后防御阵地怎样了？“疯了吧！”沃尔夫说，“这只会给德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痛苦。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这种最后的抵抗。”
我告诉沃尔夫，在同我的军事顾问谈话之前，需要澄清另外两个问题。为实施任何投降计划，需要办妥一些复杂的和技术性的军事事务。必须在合格的军事发言人之间进行协商，这些协商最好在卡塞塔的本地区盟军司令部进行。沃尔夫同意这一点，并说一旦计划开始实施，他将派能干的人到盟军司令部去。我问这是否应越过战线或经过瑞士，他回答说，如果我们能安排在瑞士边境迎接这些谈判专家，再从那里经瑞士和法国把他们送到意大利北部的盟军司令部，那么就能最大限度地保密。
还有一个技术问题。我们很感谢帕里利男爵所做的工作，他像信使那样奔走于意大利与瑞士之间。但是，在伯尔尼的我们、卡塞塔的盟军司令部和意大利的沃尔夫之间，建立及时和绝对可靠的通信渠道不是更明智吗？尤其是在投降计划有望之时。我建议，我们安排一个德语说得像母语那样流利的电台操作员，他可以伪装成德国人，待在沃尔夫的司令部。沃尔夫同意了。这个人必须保密并遵守沃尔夫制定的规则，沃尔夫则要对他的安全负责。当然，要等沃尔夫去德国会见凯塞林回来后再做这些安排。但是，我们的建议原则上被接受了，这对我们的计划是决定性的一步。
我提醒沃尔夫，我的军人朋友一直不理解，德国在目前的军事形势下为何还继续在意大利北部保持大量兵力。沃尔夫说，为1944年9月从意大利北部大举撤离而拟定的命令早已准备好了，并且已经得到希特勒的批准。按照这个计划，9个师将派往别的战场。然而，沃尔夫及意大利北部的其他军事专家都发现，意大利战线还可以继续坚守一段时间，因此反对这个调遣计划。在意大利北部，食品供应相当充足；意大利的工业体系仍有某些价值；那时，大量食品和商品都出自意大利北部；如果盟军的空军基地推进意大利平原，将严重危及德国。这些实际上是他们当时用来使希特勒改变主意和反对撤退的理由，同样的理由曾迫使他坚守挪威和其他地区。希特勒很害怕德国人所谓的撤退情结，担心德军在法国境内完全战败之后再一次被打败，从而导致总崩溃。
现在时间到了12点30分。盖弗尼茨和我同沃尔夫已经谈了一个半小时。为沃尔夫和他的助理及其他在湖边晒太阳的人准备的午餐，已经在室外的走廊里摆好了。盖弗尼茨和我先到山坡上的别墅与那里的两位将军汇合。我们发现他们坐在花园里，那里可以看到瑞士最迷人的风景之一：在马焦雷湖之上，阿尔卑斯山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有点不耐烦地听着我们报告的情况。在室外享用午餐时，我们把与沃尔夫的谈话又做了一次完整的叙述。在菜肴端上来时，下面大门的门铃忽然响起，盖弗尼茨跳起来想看看，是谁在试图闯入我们的藏身之处。这次没人带着斧头，只是两位友好的牧师要看看花园里的玫瑰花，并想知道能否摘几朵去装饰他们教堂里的祭坛。
莱姆尼策和艾雷听了沃尔夫的讲述及建议之后，同我们逐点进行讨论，觉得更倾向于让沃尔夫立即去德国见凯塞林。他们觉得有时间可以这样行动，但是还没有决定是否亲自会见沃尔夫并同他谈话。不过，现在他们也产生了好奇心，想要看看这种性格的沃尔夫是哪类人。如果沃尔夫确实愿意担负针对凯塞林和维廷霍夫的和平使命，为了判断他是否有能力胜任我们正在从事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业，亲自会面并估量他的能力是一个好主意。我们都明白，这将是一个重大决策。
现在还要决定一些关于协议和程序的问题。是否应该向沃尔夫公开这些将军的姓名和军事职务？我们决定先不说这些，只简单介绍他们是我的军事顾问。然后，艾雷将军开始说话了：“我很愿意会见沃尔夫，并同他讨论使德国投降的方法。但是你必须明白，我不会同一个SS的将军握手。”我很理解艾雷的这种态度。
将要举行会见的湖边别墅的小房间，几乎被一张古老的八角形桌子占满了。桌子正对着这个小房间的两个入口，一个通向湖边宽阔的走廊，另一个通向厨房。
为了配合艾雷将军的要求，盖弗尼茨建议，自己和两位将军从通向厨房的门进来，而沃尔夫和我则从走廊进来。这样做，沃尔夫和盟军将领们将分坐在桌子的两边，就会离得比较远而不便于握手。但是，实际会见并没有产生这个效果。正式的引见刚结束，沃尔夫那肥胖的身子就挤过桌子与墙壁之间的窄缝，敏捷地绕到桌子的另一边，先抓住艾雷的手握了握，然后是莱姆尼策的手。不过，握手仅仅是一种条件反射：一个人伸出手来，你便无意识地要伸出手。不这样做将是一种不必要的轻蔑，并有可能打乱我们的会见。
首先，我介绍了作为我的军事顾问的两位将军，但没有点名道姓地介绍，并说明我已把沃尔夫将军那天上午报告的要点告诉了他们；随后，我请莱姆尼策将军为会见开个头。他说英语，盖弗尼茨做翻译。此时的情景显得独特而神圣。这是整个战争期间盟军的高级官员第一次在中立的土地上，与一位德国将军讨论投降问题，进行和平谈话，而双方的军队此刻却正在互相厮杀。
莱姆尼策在简单提及此次会见的目的后说，在上午听到的报告，让他了解了凯塞林离此去西线后使沃尔夫面临的问题。德国的战败是不可避免的，一切有关方面都要接受这个事实。他希望对方能很快采取行动，但是现在知道行动计划不得不稍有推迟，因为还必须做些准备工作。作为战士，沃尔夫明白，在任何此类行动中，速度都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对于评估意大利北部的德军形势，沃尔夫处于一个优势地位，现在关键取决于他和相关的军事指挥官们怎样合作制订具体的计划，以争取所希望的无条件投降的结局。从技术角度看，必须安排德方的一定级别的合格代表与盟军的代表会晤。如果德方的代表能到瑞士来，则需要恰当安排，把他们从这里送到意大利南部的盟军总部。沃尔夫回答，必须有两个代表，一个来自德国军队，另一个来自SS。莱姆尼策将军强调，一旦这些代表到了瑞士，盟军方面将保证他们的安全，并对德军代表去盟军总部的往返行程予以保密。莱姆尼策继续说，盟军只对无条件投降感兴趣，除非德国人能同意这个条款，否则德军代表到卡塞塔来也是无用的。此外，他还告诉沃尔夫，在盟军总部的谈话只限于军队投降，不涉及政治问题。
我请沃尔夫用自己的话说说他希望在接触维廷霍夫之前，先同凯塞林见面会谈的理由。“我和凯塞林关系很好，”沃尔夫说，“我过去常常同他谈论关于结束战争的途径和方法。现在我要同他谈的话题既不是新的，也不会令他吃惊。另一方面，我从未同维廷霍夫谈过这个话题，我知道这个人性格保守以及他接受过的军事训练；我不确定能否一上来就取得成效，除非我能使他相信凯塞林、凯塞林的新参谋长及他的朋友韦斯特伐尔将军都支持凯塞林。”
莱姆尼策问沃尔夫，他认为凯塞林能做些什么。对此，沃尔夫回答，如果他的计划成功，凯塞林将对维廷霍夫说：“干吧。”那时，沃尔夫将直接去维廷霍夫那里，因为得到了西线德军最高司令的支持，他对维廷霍夫说的话就更有分量。
“我不知道这将要花多少时间，”沃尔夫回答，“我不是预言家。如果运气好以及盟军的轰炸机没有击中我，我可能在5天最多7天内完成这次任务。”
“凯塞林可能也感觉到在西线投降的迫切性，如果他有好机会的话。”盖弗尼茨说。对此，莱姆尼策将军回应说，这涉及另一个战区，需要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总部做决策，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无疑要尽快想出一个处理此事的方法。
我的“军事顾问”退场之后，盖弗尼茨和我在沃尔夫动身去意大利边境之前，又同他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前面的商谈已决定，如果德国方面对沃尔夫的瑞士之行的目的有任何疑问，沃尔夫就会说他是去谈判交换战俘的问题。那时我已向沃尔夫解释过，不可能如他早些时候建议的那样，找到温舍去交换帕里。沃尔夫接受了这个结果，但是他说，如果我们能找到某个人，用于解释他难以说清楚的释放帕里的行动，他的处境将会轻松得多。此人不一定是将军级的军官，级别低一些的也行，只要得过一两枚奖章。我保证自己将尽力而为。然后，盖弗尼茨把沃尔夫拉到一边，问了他几个问题。“意大利的集中营里有多少政治犯？”沃尔夫不知道确切数量，他估计可能有几千名各民族的人。盖弗尼茨问：“他们最终的遭遇是什么？”沃尔夫回答：“他们有被处死的危险。”我们听过这类流言。希特勒或希姆莱发出过秘密命令，要杀死所有政治犯，不让他们活着落入盟军手中。
盖弗尼茨问：“你会服从这些命令吗？”沃尔夫站起来，在走廊里徘徊。然后，他返回来，停在盖弗尼茨面前，握着盖弗尼茨的手说“不”，并以他的名誉担保。后来，当那个时刻真的来临时，沃尔夫信守了承诺。不过那个时刻像投降一样，来得比我们想象的晚得多。然后，沃尔夫便离开了，打算会见凯塞林后再立即向我们报告。
沃尔夫可能很快会返回，带来他劝降凯塞林及维廷霍夫的消息，也许就在一星期之内。莱姆尼策和艾雷建议在瑞士等待沃尔夫的消息，这得到了卡塞塔盟军总部的许可。在其后的某一天，盖弗尼茨对客人们说，要给大家一件礼物，作为这次访问瑞士的纪念。什么礼物？一块手表？一个打火机？在瑞士很容易找到这类纪念品。不，艾雷将军说，是一条腊肠犬。
我们代表情报组织，大概还没有我们做不到或找不到的事物。但是，这个项目却出了问题。盖弗尼茨的秘书南希·莱斯莉（Nancy Leslie）来做这个工作，因为她是个养狗爱好者，很快就在卢塞恩湖边找到一位饲养着腊肠犬的女士。南希必须亲自去看看这些狗，因为艾雷将军不能暴露自己的行踪。当南希诚实地承认并不是为她自己来看狗时，这位“腊肠犬女士”开始疑心起来。她一直坚持要亲自见小狗未来的主人。她特别不愿意自己的狗被带出瑞士，尤其不希望她的狗去德国。南希拐弯抹角地推诿着，向这位女士保证狗是被带去阿斯科纳的，尽管那并不是它的最后一站。这位女士最后卖给南希一条漂亮的小狗，它立即被新主人起名为“弗里茨”（Fritzel）。
当德军投降的消息在5月份曝光时，英国新闻界知道了弗里茨的故事，并将一个与事实稍有歪曲的故事进行大肆炒作。5月7日的伦敦《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在头版刊登了弗里茨的照片，附有以下说明：“这条腊肠犬弗里茨（Fritz）[2]导致德军投降。一个英国人和一位美国将军到瑞士去，穿得像旅游者，表面上是买一条腊肠犬，但是他们访问的实际目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我允许南希把那条狗的真正去向告诉那位“腊肠犬女士”。我们猜想，她可能正在忧闷地思念她失踪的宠物。当南希告诉她，弗里茨现在是盟军司令部的吉祥物，它的照片登在英国几家报纸上时，她几乎要晕过去。她恢复过来后，对着电话喊道：“什么？它是和亚历山大元帅在一起吗？”
在紧张的等待日子里，我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帕里。他不愿在卢塞恩的藏身之处安静地待着，而是想回意大利重新干地下工作。我一天又一天地同他通电话，要他忍耐，不过我知道要他听从我的忠告是多么困难。对一个几乎毕生都在打击法西斯主义的人来说，在法西斯主义垂死挣扎的关键日子里，闲坐家中是多么不容易。他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像是一只笼中鸟。他想要斗争在最激烈的前线，同他花了很大力气组织起来的意大利游击队队员们一起战斗。我感觉我的说服能力已用尽了。帕里很可能会在某个夜晚偷偷溜回米兰。我同莱姆尼策和艾雷讨论过这个问题，偶然间想出一个办法，把帕里送到意大利的盟军总部工作，制订游击队与我们的前线部队协调行动的计划，并推进对意大利北部的有序占领。
恰巧，游击队的军事领导人卡多纳将军[3]，正要从意大利北部到瑞士来进行几天的磋商。我们决定让帕里同卡多纳将军一起到意大利战线的南边去。盟军总部在3月25日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并派了一架飞机到我们正在使用的日内瓦附近的安纳西（Annecy）机场。但是帕里不情愿，我又向他保证，在解放日之前一定把他送回意大利北部之后，他才离开。
到这时为止，帕里的下落成为一个谜，这是我们的功劳。事实上，大部分人，包括他的亲密朋友，都认为他还在维罗纳的监狱里。意大利游击队的领袖仍在继续敦促我想办法救出帕里。有一天，他们派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大师（Maestro Arturo Toscanini）的女儿——沃莉·托斯卡尼尼·卡斯特尔巴科（Wally Toscanini Castelbarco），一位迷人的女士，作为他们的使者来找我。1943年底，她从意大利北部逃到瑞士，因为法西斯分子威胁要把她作为人质，以此向她的父亲——一位一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积极分子施压。在瑞士期间，她作为意大利反法西斯运动的代表不停地工作。就在她来看我，求我想办法救出帕里的那一天，其实帕里正坐在我隔壁房间。我绷着脸向这位能说会道和善于说服人的来访者保证，我正在做我所能做的一切以救出她的朋友，这件事并不容易。在战争结束后，我花了不少时间向她解释，我那天为什么要欺骗她。
3月26日，距我们会见沃尔夫后整整一周，齐默大尉从意大利来到瑞士，带来了沃尔夫的一个消息。沃尔夫从西线的凯塞林司令部给米兰的齐默打了一个电话，他的这次旅途比预想的要困难不少。凯塞林自然是一个大忙人，力图堵住前线的漏洞，一直不停地在外面到处活动，这使沃尔夫很难找到他。沃尔夫用暗语告诉齐默，他有望在两三天内完成他的计划后回来。他请齐默从我这里了解一下，这个延误是否会带来严重后果，那几位“绅士”[4]是否会愤怒离去。沃尔夫这样敦促齐默：“尽量让门开着。”
两天后，3月28日，帕里利带着一个信息从沃尔夫司令部来到国境线：沃尔夫将在明天回到意大利。又过了两天，即3月30日，星期五，耶稣受难日，齐默在基亚索过境，打电话给周末守候在卢加诺岗位上的韦贝尔和胡斯曼。现在，信息已经确认。沃尔夫回来了。他在法萨诺。凯塞林同意给沃尔夫的计划提供帮助，并让沃尔夫把他的意思转告维廷霍夫。沃尔夫正要去见维廷霍夫。如果一切如预期的那样顺利，他将在星期一也就是4月2日到达阿斯科纳，并努力让维廷霍夫或其参谋之一及拉恩大使跟他一起来。这样，在意大利的德国控制区的三个机构[5]都有代表来参加会谈。
莱姆尼策和艾雷终于放松了。在4月2日之前的整整两个星期里，他们一直在等沃尔夫回来。现在看来，这个等待似乎是值得的。他们发电报把这个消息告诉卡塞塔的盟军总部。沃尔夫的随机应变、他的责任感和当时的紧急情况，以及他明显的“免疫力”[6]，还有他部下最重要成员在希特勒背后共谋投降事宜，这些都给盟军总部和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显而易见，沃尔夫是诚实的。如果维廷霍夫按这个方案行动，并能保持通信联系，那么投降就指日可待了。在星期日复活节前的那个晚上，我们都聚集在阿斯科纳等待沃尔夫。
星期一，4月2日，即我们盼望见到沃尔夫的这一天，只有韦贝尔和胡斯曼陪同帕里利男爵来到阿斯科纳，没有别的人。帕里利自星期五以来一直待在沃尔夫的司令部，所以沃尔夫派他来告诉我们这些情况。
希姆莱曾在复活节的早上打电话给沃尔夫。他发现，沃尔夫把家属从布伦纳隘口转移到了自己所控制的地区。希姆莱随后把沃尔夫的家人送回奥地利，并且说：“这是你肆意妄为，我擅自纠正了这个情况。你的妻子和孩子们目前在我的保护之下。”这意味着，如果沃尔夫选择背叛德军，希姆莱就能轻易地逮捕和杀死沃尔夫的妻子和孩子。任何人面临这种威胁都会犹豫是否要采取行动。
希姆莱还警告沃尔夫不要离开意大利，也就是说不要到瑞士去。那时沃尔夫沮丧得说不出话来。他觉得自己的最终下场顶多像隆美尔那样，由国家付钱办丧礼。这就是沃尔夫没有来瑞士见我们的原因。
我们带着疑问质问帕里利。希姆莱怎么会介入这个行动？谁告诉他沃尔夫正在策划这个秘密活动？他知道多少？希特勒呢？凯塞林和维廷霍夫呢？投降的事怎么样？
这时，这位男爵从头回溯了事情的整个发展过程。沃尔夫最后在3月23日乘车到了凯塞林在巴特瑙海姆（Bad Nauheim）的指挥中心。他在路上多次遭到低飞的轰炸机的攻击。那天，美国人在离他仅15公里的奥彭海姆（Oppenheim）渡过了莱茵河，如果继续向前推进，就将把德国分隔成两半。突然之间一切都天翻地覆。那时，凯塞林正在用几部野战电话不断向其受敌紧逼的部队发命令。沃尔夫试图把自己在做什么告诉凯塞林，叙述自己与盟军在瑞士接触的情况（但是不能提他在阿斯科纳会见盟军军事顾问的事儿）。他问凯塞林是否赞成通过维廷霍夫在意大利投降的计划，而且还问凯塞林能否在西线投降以做配合。
凯塞林说自己不能这样做。他是在保卫德国的领土，有责任继续战斗，即使战死沙场。凯塞林说，他本人的一切：他的地位、任命和勋章都归功于元首。他还补充说，几乎不认识他下属的指挥军团和师团的将军。况且，他背后还有武装精良的党卫军的几个师，如果他做任何违背元首命令的事，这些军队肯定会采取反抗行动。不过，他会建议维廷霍夫参与其中。他说：“我很遗憾，我现在不在意大利。”
几小时后，当凯塞林有机会同沃尔夫长谈时，他告诉沃尔夫，在希特勒的总部，元首最亲近的顾问还在讨论“奇迹武器”，即最后的救命武器V-2导弹。但这全是空想，他觉得这只是希特勒的幻觉之一。他希望沃尔夫走运。沃尔夫认为自己成功地实现了第一个目标——获得凯塞林对在意大利投降的首肯。
不幸的是，就在沃尔夫准备去意大利的时候，希姆莱得知他在德国，于是就召他回柏林。他只好服从命令去柏林。他在柏林见到了希姆莱和卡尔滕布伦纳。帕里利除了知道沃尔夫努力坚定自己的立场外，对当时的情况知之甚少。沃尔夫在3月29日回到法萨诺，虽然看上去累极了，但情绪很好。
沃尔夫决定立即去见维廷霍夫，告诉他凯塞林已经同意在意大利全面投降。不巧的是，维廷霍夫去前线视察了，直到3月31日才能回来。沃尔夫预约了在复活节下午见他。
希姆莱打给沃尔夫的威胁其家人的电话，使沃尔夫不得不面对自朝着我们的目标方向采取行动以来，就一直逃避的事实：他无法把希姆莱及整个SS都吸引到他这边来。卡尔滕布伦纳及SS的其他敌对沃尔夫的人，将全力把沃尔夫清除出去，因为他正在破坏他们的计划，何况他们有身处柏林的优势，可以在那里把沃尔夫说成是背叛希特勒和希姆莱的人。沃尔夫知道，如果他在此刻走错一步，就可能会被消灭，那时整个投降计划就泡汤了。他的死对盟军和德国人民都没有好处。他不得不在这几天内谨慎小心。
帕里利讲完后。莱姆尼策、艾雷、盖弗尼茨、胡斯曼、韦贝尔和我，都坐在湖滨别墅的桌旁。一时间谁也没说话。最后，莱姆尼策轻声说：“事情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糟糕。”
如果他说的是真心话，那么他就是比我们其余人都乐观。要知道，他和艾雷在瑞士白白地等待了两个星期。至于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沃尔夫没有通过帕里利告诉我们只言片语。现在我们能做的是发信息给沃尔夫，再次肯定我们对投降计划仍然有兴趣，尽管遇到这些挫折，并向他提供了在投降突然成为现实时与我们联系的最快方法。
我们共同草拟了一个信息，要求帕里利记住它，并向我们反复重述，直到他一字不差地牢牢记住。这样做的实质意义是，投降倡议者能随时到瑞士来，或者被直接送到盟军前线去。通过盟军前线的密码是“纽伦堡”。我们提醒沃尔夫他曾经做出的承诺：限制打击游击队的活动，避免任何野蛮地破坏意大利北部的行动，保护盟军或其他反法西斯力量的囚犯和人质。
帕里利男爵离开此地去卢加诺了，打算在那里过夜后第二天就回意大利。我们打电报告诉卡塞塔，似乎没有让莱姆尼策和艾雷推迟返程的必要。4月4日来了一架飞机，正好可以把他们接回卡塞塔的亚历山大将军的司令部。
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沃尔夫访问柏林期间发生了什么。我想，沃尔夫那时不希望我们知道那个场面，所以并没有详细告诉帕里利。我们后来回顾时才知道，当时正是希姆莱和卡尔滕布伦纳方面反阴谋的开始，他们几乎要搞垮“日出行动”。
沃尔夫3月23日访问凯塞林司令部时，接到了希姆莱让他回柏林的命令。他接受了命令。他可能认为仍有机会摊牌，把希姆莱争取到他这边来。离开凯塞林的司令部时，沃尔夫把他带着的一盒美国烟送给了凯塞林的参谋长韦斯特伐尔。香烟在那时是个稀罕物，这个小手段有着特殊意义。沃尔夫对韦斯特伐尔说：“如果这里的情况太糟糕，我可以为你们打开通向西方的门。”
然后，他开车去了柏林。为了躲避攻击任何移动目标的盟军飞机，他被迫频繁地离开高速公路，开到辅路上去。他开到柏林的帝国总理府时大约是上午11点半。他与希姆莱的会见预定在总理府低层的一个小房间里，那里住着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Eva Braun）的妹夫菲格莱因（Fegelein）。自1943年沃尔夫接受在意大利的职务以来，菲格莱因就承担了沃尔夫以前的工作，成为希姆莱与希特勒之间的联络官。
希姆莱很快就到了，卡尔滕布伦纳跟在后面。希姆莱告诉沃尔夫，他们已经知道他于3月8日在瑞士见过杜勒斯和盖弗尼茨。让他们恼怒的是，沃尔夫事先未经希姆莱批准，也未先听取RSHA第六局外事处职业情报官们的意见，例如听取其部下的瑞士和意大利科科长舒伦堡的简报。但使沃尔夫略感宽慰的是，希姆莱对他的指责，或者至少是希姆莱说话的方式，可能没有怀疑他已叛国或做两面派，而似乎更像是来自RSHA情报专家们的职业嫉妒，因为他行事时竟然绕过和藐视了他们的专长。
由于讨论并未超出一般官僚的程序，沃尔夫越来越肯定，希姆莱和卡尔滕布伦纳并不知道他在3月19日访问过瑞士，那时他在阿斯科纳会见了盖弗尼茨和我及盟军的军事顾问。那次会见显得可疑，而且难以找借口搪塞过去。卡尔滕布伦纳的探子溜进那里了吗？沃尔夫猜测着，除了哈斯特向卡尔滕布伦纳报告过他在瑞士接触盟军之外，卡尔滕布伦纳有可能确实知道另外一些情况。接着，希姆莱要沃尔夫同卡尔滕布伦纳一起，在次日到巴伐利亚州北部的疏散中心去，卡尔滕布伦纳的一些情报专家将在那里进一步讨论整个行动计划。
沃尔夫认为，把他召到柏林的整个计划，是卡尔滕布伦纳策划安排的。卡尔滕布伦纳可能要把所有投降的计划从沃尔夫手中夺过来，抓到自己的手里。总之，关键的问题是，要避免谈及纳粹的最高指挥官，需要采取积极措施与盟军面对面会谈以结束战争，甚至没有人有勇气提及此事，或者他们每个人——希姆莱和卡尔滕布伦纳都有自己的野心和秘密计划，通过隐蔽的渠道达到投降的目的，希望借此自救。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一切都变得极其清晰。
沃尔夫随后提出了一个建议，尽管他那时尚未能预见到这个建议在后来能帮他大忙，实际上是救了他的命。那时，这只是一个出现在他脑海里的真诚而勇敢的想法，不会引起他那些短视、狡猾、犹豫不决的SS同事的怀疑。沃尔夫建议，在此房间内的所有人应该一起去见希特勒，把他已与杜勒斯建立联系并通过后者联系美国政府的事告诉希特勒。沃尔夫说，如果其他人在背后支持他，他准备努力使希特勒相信，为了使德国在意大利尽早投降，与美国人的这个联系应继续下去。
希姆莱和卡尔滕布伦纳两人的反应是迅速和一致的。他们不愿这样做。时机很不好。希特勒一直处于一种很暴躁的状态。尤其是任何关于和平谈判的谈论，在那时都可能引起他的狂怒，因为里宾特洛甫最近在斯德哥尔摩对同盟国表示善意却被尴尬地拒绝了。这使得希特勒对整个和平问题抱着厌恶的态度。
希姆莱还有其他事务，所以就离开了这伙人。随后，卡尔滕布伦纳把沃尔夫带到他在万湖（Wannsee）附近的别墅。两人在那里一起吃午饭，在谈话中完全避免提及意大利问题。沃尔夫那时感觉，卡尔滕布伦纳还未准备好对他采取行动，至少还没有用武力把他实质性地赶出舞台的任何意向，就像他第一次去瑞士后，卡尔滕布伦纳请他去因斯布鲁克时，他担心的那样。卡尔滕布伦纳似乎只是职业性地懊恼和生气，因为沃尔夫作为一个业余的情报人员，完成了他迄今未能完成的某些事情，尽管他控制着庞大的情报组织和大量资金。
3月25日，卡尔滕布伦纳开车带沃尔夫去疏散中心，那是靠近巴伐利亚州霍夫县（Hof）的一个名叫布尔格鲁道尔夫斯坦堡（Burg Rudolphstein）的城堡。由于卡尔滕布伦纳太鲁莽而出了车祸，车子翻了。幸运的是，沃尔夫未受伤；不幸的是，卡尔滕布伦纳也还活着。令沃尔夫惊奇的是，哈斯特正在这个中心等候他。哈斯特告诉沃尔夫，他接到命令从维罗纳来此处，召他来此的原因是“报告不充分”。他在当天已被在该城堡工作的第六局的专家们盘问过。他知道得很少，显然说得更少。之前沃尔夫在维罗纳处境艰难时曾担心过，哈斯特是否会站在卡尔滕布伦纳及其力量那一边，现在沃尔夫能肯定事情不是这样的。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3月26日，举行了穿着正装的会议，由舒伦堡的瑞士-意大利专家斯泰姆尔（Steimle）主持，他的一名助手也在场。斯泰姆尔既没有足够高的级别同沃尔夫对话，除非以礼貌和恭顺的方式，也没有权力使沃尔夫卷入典型而复杂的情报活动，因为这并不是沃尔夫的本行。沃尔夫把谈话的重点放在交换战俘和探索对和平探子有用的渠道问题上，但这两个问题并不在斯泰姆尔的业务管辖和兴趣范围内。斯泰姆尔想要谈的是，移居外国的政治流亡者、敌方的情报工作，以及其他类似的与他的事务更贴近的问题。
如果尝试用这种方法从沃尔夫口中套出其最近活动的细节，是希姆莱或卡尔滕布伦纳的意图的话，根据我们后来得到的会议记录，显然他们没有成功。卡尔滕布伦纳说得很少。这次谈话的最后结论是，告诫沃尔夫不要接触美国人。卡尔滕布伦纳的会议结束语是：“我们也能在任何时候得到你认为自己独有的这些联系。”斯泰姆尔细心地把他的许多纸片和笔记，放入卷宗并合上它。这时，这群人才去吃午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