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变得更遥远了
复活节的那个周末，我们正在阿斯科纳等待的时候，一个英国突击队[1]从已宁静了三个月的盟军在意大利的战线出击。4月1日，这次突袭使驻扎在战线东端亚得里亚海岸科马基奥湖（Lake Comacchio）地区的德军第162师措手不及，英军抓获了900多个俘虏。4月5日，即莱姆尼策和艾雷回到卡塞塔后的次日，特拉斯科特将军的第5军，包括一个日裔美国人的战斗队，从战线西端的地中海海岸向北推进，在几天之内攻克了马萨城及卡拉拉镇（Carrara）。后者以生产米开朗琪罗雕塑用的优质大理石而著名。
这些只是试探性或牵制性的攻击吗？从1944年12月以来，平静的远方又传来隆隆炮声，撼动了我们使德军迅速投降的希望。当形势处于僵局时，谈判和讨论声响起而炮声停止，这是一回事；试图把正在积极对抗中的双方军队分开，这是另一回事。到1945年4月9日，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已不再有任何疑问。盟军的春季攻势已开始了。
那天，帕里利男爵又出现在瑞士，他离开这里已有一个星期了。齐默大尉比帕里利早一天到瑞士，把帕里利来此的消息告诉了韦贝尔和胡斯曼。沃尔夫要确定帕里利男爵在瑞士能找到我，因为有一个重要文件必须交给我。
盖弗尼茨和我在我的公寓同帕里利谈话。在向我展示带来的文件之前，他告诉我们自那时至今发生了哪些事。沃尔夫忙碌了一个星期。如果我们认为沃尔夫在希姆莱的威胁下退缩了，那就错了。沃尔夫显然已从那个打击下恢复过来。
首先，墨索里尼发现了帕里和乌斯米亚尼已被释放，他大发脾气。在释放后几乎一个月他才知道此事，这说明他与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现实事件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由于这个戏剧性释放消息不知何故被泄露给意大利的传媒，他才得知此事。他打电话给拉恩大使，后者按照沃尔夫的建议，迫使这位沮丧的独裁者相信，沃尔夫用帕里交换了温舍上校的故事。拉恩成功地把这个已用烂了的借口卖给了元首。墨索里尼由于以前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就相信了，并逐渐冷静下来。但是，他有可能会向希特勒抱怨，那样将使柏林重新引起对沃尔夫的关注。因此，沃尔夫请求我再次安排释放盟军关押的某个高级战俘，以便在因帕里事件起疑的人们眼中恢复他的形象。
更重要的是，沃尔夫在星期日复活节及4月5日和7日，已三次会见维廷霍夫。帕里利出席了4月7日会见维廷霍夫的活动，在场的还有罗廷格将军，他曾是凯塞林的参谋长，在维廷霍夫来此后留任原职。这次聚会被伪装成社交性活动。沃尔夫请两位将军及帕里利在他的司令部喝茶。沃尔夫要帕里利亲耳听到维廷霍夫说些什么，以便向我们报告。这是沃尔夫做的一件很危险的事。归根结底，他把一位在瑞士与一些美国人合作，并将去访问这些美国人的意大利平民，介绍给了驻意大利的德军高级指挥官。反对沃尔夫的人，可以轻易地把这一次活动当作沃尔夫的叛变之举。这个指责还将被证实。正当帕里利喝茶时，维廷霍夫接到盟军在科马基奥湖地区发起猛攻的消息。维廷霍夫通过电话命令立即派5000人的部队到科马基奥增援。这是帕里利听到并向我们报告的一个情报，我们立即发电报转告亚历山大的总部。
但是，维廷霍夫自己将做些什么？他将停止战斗？他热情地接待了帕里利。我们难以想象，德国将军会同一位小男爵一起喝茶，而德军此时却正面临着盟军春季攻势的初期攻击。这两个人之间的对比令人惊讶。帕里利，前额稍秃，头发比较粗且有些卷曲，个子也不高，不断地抽着雪茄，在激动时猛烈挥舞手臂。维廷霍夫，有着挺直的宽大肩膀，鼻子长而直，头发是19世纪的中分头样式，胡子修剪过，穿着一双擦得很亮的马靴，不易激动，少言寡语。简而言之，他是一个传统模样的德国军人。只要戴上一个尖顶钢盔，他看起来就像是刚从战争委员会来的兴登堡或鲁登道夫。
维廷霍夫和罗廷格两人都知道沃尔夫在瑞士干了些什么，不需要讨论那个问题。而且维廷霍夫和罗廷格都完全同意，已经到了停止继续流血屠杀的时候了。但是，维廷霍夫并不愿意自己被人以背叛国家或他的家族和种姓的身份载入历史。他愿意投降，问题是要在保证军人荣誉的条件下投降。如果盟军接受他想要的一些荣誉条款，他就准备签署无条件投降协议。荣誉条款包括以下要点：在盟军来接受投降时，德军官兵将立正及行注目礼；德国人将不会被囚禁在英国或美国，将被临时关押在意大利，而且将被允许在意大利从事某些有用的道路和铁路重建工作，而不是被关押在监狱的铁丝网里；在形势稳定后，德国人将系着腰带和刺刀回国，作为他们曾有序投降的证据。
我向帕里利要了一些沃尔夫的书面资料，因为这些资料可能以明确的语言涵盖维廷霍夫的建议。帕里利给我资料时告诉我，沃尔夫把多尔曼上校召到他的办公室里，让多尔曼把它们打出来。他显然不愿把此事托付给秘书，于是多尔曼，曾是SS上校和希姆莱在意大利的心腹，在这件事情中充当了临时打字员。
这些信件中的第一封实际上是来自维廷霍夫本人。在维廷霍夫的阐述中，关于荣誉条款的措辞比帕里利的转述更加强硬。特别是帕里利的转述中完全没有提到的一个条款，即要求“保留C军团（由维廷霍夫指挥）的一支小分队，作为其未来在德国国内维持秩序的工具”。对此，帕里利解释，这实际上只是表达了一种希望而不是要求。但是我们研究后认为，这大大地超出了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无条件投降的条款，亚历山大元帅很显然不会接受这些荣誉条款。维廷霍夫表面上是为了保住他的军人荣誉而提出要求，实际上是让他的部队在放下武器后，或多或少保留完整地回到德国的权利。最后，维廷霍夫、罗廷格和沃尔夫都想要的是，通过我们的渠道把投降的协议初稿发送给他们，供他们提前研究。
其他信件都来自沃尔夫。他极其详细地列举了，他为防止德军在意大利实施“焦土政策”而做的一些事。在这些事情中，他指出，他不能保证在港口地区，例如热那亚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海军部队不隶属于他和维廷霍夫，而是由柏林的海军司令部控制。他在信件的结尾写道，他希望德国在意大利的司令部，能很快从在德国的那些高级司令部中完全分离出来。他能肯定，一旦实现这一点，维廷霍夫就能按自己的想法自由行动。沃尔夫请求我们“努力促成能满足维廷霍夫提出的军人荣誉的某些事”。即使我们只能部分地满足维廷霍夫，意大利北部也将会在下个星期就被放在银托盘上交给我们，正如他先前所说的那样。意识到速度现在是关键所在，并且可能对维廷霍夫的建议取得成功持有相当乐观的看法，沃尔夫还提到了早些时候的一个建议，即我们派一名自己的无线电报务员到他在意大利的司令部控制的某个中心，使我们在军事形势急速变化期间每小时都能保持联系。
我立即发电报向卡塞塔的盟军司令部（还有华盛顿和伦敦）报告维廷霍夫提出的建议。次日，也就是4月10日，卡塞塔发来一个相当简短的回电，对此我并没有感到惊奇。回电说，根据战争惯例，将在德国的谈判代表来到盟军司令部时交给他们投降条款，不能事前向他们展示这些条款，德国的使节们只需要访问一次，并且他们应该是有权力以司令的名义行动的官员。回电对荣誉条款只字未提。亚历山大对此事的沉默，明显地表示出不让德国人挽回面子，但是又聪明地排除了对此事做出不成熟决策的可能性。帕里利和齐默带着这些信息回到意大利。
我们并没有因事情成了现在这样而气馁，因为在一个星期前，希姆莱威胁过沃尔夫，使沃尔夫本人及他所推动的一切都几乎瘫痪时，我们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沃尔夫说服凯塞林帮助他，然后他找到并尽最大努力说服维廷霍夫。现在最大的障碍似乎是维廷霍夫及其提出的荣誉条款。
为了克服这些与维廷霍夫有关的困难，盖弗尼茨愿意亲自到这位德国将军的司令部去，尝试跟他谈谈以消除他的顾虑。盖弗尼茨对同德国的将军们谈话很有经验。他异乎寻常地了解他们的情结，以及其背后的细节——他们的道德准则、偏见和成见。盖弗尼茨是一个美国人，但德语是他的母语。他清楚地知道和理解盟军的立场，并获得了沃尔夫的信任，而且从一开始就参加了“日出行动”的几乎所有和谈。他的计划是直接到维廷霍夫那里去，可能有韦贝尔陪同，说服维廷霍夫不要坚持争取荣誉条款。盖弗尼茨觉得，在执行这次任务过程中，尽管他能够依靠沃尔夫对他的保护，但作为一个美国人，到敌营中去仍是一个冒险的举动，而且战争还在进行，德军还在顽强抵抗盟军的猛攻。
亚历山大元帅在卡塞塔的司令部否定了这个建议。他们赞赏盖弗尼茨的冒险精神，但是觉得那样太危险。何况，他们不相信德方有诚意。他们已开始觉得，德国人在“日出行动”中的主要意图，归根结底还是要在盟国和苏联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在那个特殊时刻，通过无线电台与他们进行辩论是毫无意义的。
事实上，我们成功完成“日出行动”的希望仍然很大，我们需要继续执行让一名无线电台操作员，安置在沃尔夫司令部的计划。如果“日出行动”能复活，一名无线电台操作员将是绝对必要的。即使“日出行动”不能复活，我们仍可以从德军那里收到有用的军事情报。问题是要找到一个能胜任该岗位的人。
此前不久，在期待能通过无线电联系意大利北部时，我曾请亨利·海德（Henry Hyde）领导的OSS在里昂的基地，为我们寻找一些会说德语的无线电台操作员。我们的人曾在冬季招募和培训过不同民族的欧洲人，要他们带着无线电设备空降德国，作为战线后方的特工人员，观察和发回有关德军的调动、民间的抵抗运动及其他类似的情报。我们的基地从这一群受训的人员中，推荐了一个符合要求且随时准备面对任何危险的人。亨利·海德推荐给我们的是26岁的捷克人瓦斯拉夫·赫拉德斯基（Vaclav Hradecky）。他是一个矮壮的黑发男人，不大爱说话。我们立即给他起了个代号——“小沃利”（Little Wally）。他的德语近乎完美，曾在意大利南部的基地受过无线电培训。他在6年的战争期间能活下来的冒险经历表明，他能在危险情况下保护自己。1939年，瓦斯拉夫在布拉格被德国人逮捕，他在那里的查理大学（Charles University）上学，而查理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他曾被关在达豪（Dachau）集中营[2]里服苦役，并遭到SS的殴打和虐待。6个月后，小沃利逃了出来。很少人能从达豪集中营里逃出来，即使逃出来，也跑不远。此后，小沃利千方百计在德国度过了三年地下生活。他装成工厂的劳工，同时联系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运动组织，向他们报告他在德国看到的情况。最后，在巴伐利亚州一个小镇上，有一场突如其来的搜查，小沃利因没有正规的身份证明而被逮捕，并被关进一个战俘营。他设法使德国人相信，他只是一名逃跑的战俘，而不是从集中营逃出来的犯人（这对他来说意味着死亡）。他逃出这个战俘营，来到瑞士。在德国人被清除出法国后，他立即从瑞士去法国，在那里与OSS取得了联系。
在同沃利稍做谈话后，我断定他适合做这份工作。我直截了当地把工作指南交给他。我告诉他，他将伪装成一名在意大利-瑞士边境工作的SS官员，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考虑到他曾受过SS的折磨，这证实了我对他勇气的印象。沃尔夫建议我们派去的报务员，在米兰的齐默办事处的一个房间工作，不要在法萨诺的司令部工作，因为这会给与此行动有关的每一个人带来危险。因此，我对沃利解释：他将被安排住在SS官员的家里，这个SS官员将在边境迎接他，他不能离开那个地方，把这个SS官员交给他的电文发送出去，并接听我们发给此人的信息。沃利必须把我们发给这位官员的电文亲自交给他。关于派他去的理由，以及他将起重要作用的这次行动，我没有给他任何线索。沃利也没有向我提任何问题。
4月13日，齐默从边境打来电话，沃利开车去见他。沃利带了一部手提箱式的电台、密码本和呼号计划、换洗用的衣服和袜子，以及大量香烟。齐默开车送他到米兰，并安排他住在奇马罗萨街（Via Cimarosa）一所房屋的顶层，这样他就可以在屋顶上架起一根天线。没有人能进到沃利的房间，除了齐默和帕里利。这所建筑是SS在皮埃蒙特（Piedmont）地区的反间谍总部。沃利发出的第一个信号在4月16日被卡塞塔收到。他开工了，在伯尔尼的我们有了一个重要的通信渠道，这样就可以独立而安全地同沃尔夫将军互通信息了。
正在此时，我被通知去巴黎。多诺万将军要在那里见我，他特别想听听“日出行动”的全部细节。我决定带盖弗尼茨一起去，他可以说说对沃尔夫及其他参与者的第一手印象。
在出发的前一天，我们在奥地利的一个联络人打电话说，SS在奥地利的情报首脑已到瑞士并急于见我。这个人是威廉·霍特尔，卡尔滕布伦纳手下的SS高级特务之一。霍特尔的名字在几个月前曾被提到过，那时这个奥地利特务，作为极有潜力的来访者，带来了卡尔滕布伦纳给我们的和谈信息。那时沃尔夫已警告过我们，卡尔滕布伦纳对他独自进行投降会谈很恼火，并打算阻止。我们认为，霍特尔在这个时候要求见我，必然是代表卡尔滕布伦纳，企图直接切断沃尔夫与我们建立的联系，因为其他任何办法都没能阻止沃尔夫。我并没有见霍特尔的意愿，而且我无论如何要立刻动身去巴黎。然而，我仍然有兴趣听听卡尔滕布伦纳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让一位专长于奥地利事务，但对“日出行动”一无所知的助手，到苏黎世去见霍特尔。在我们自己的办事处内部，知道“日出行动”的除了盖弗尼茨和我之外，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特雷西·巴恩斯（Tracy Barnes）大尉，当我不在时，他负责接待从沃尔夫那里来的使节。
我们去巴黎之前，还传来另一个意义完全不同的事件的消息。罗斯福总统突然于4月12日上午，在佐治亚州（Georgia）的温泉城（Warm Springs）逝世。同一天，杜鲁门总统宣誓就职。我们离开中立的瑞士，到达已被解放的巴黎时，有一种感觉：这位伟人的逝世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他把美国的强大力量带进欧洲反希特勒的战争。我们与多诺万商讨“日出行动”时，罗斯福在胜利在望但尚未取得最后胜利之时逝世，给我们及与他非常亲近的多诺万都蒙上了一层阴影。罗斯福总统对多诺万的信任，一直是我们这些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以及被授权完成这项任务的组织的强大推动力。
盖弗尼茨和我给多诺万和拉塞尔·福根（Russell Forgan）[3]做了一个关于“日出行动”的详细汇报。福根是多诺万的主要助理之一，是OSS驻巴黎使团的头儿，也是我的老朋友，一直为我们在伯尔尼的工作提供持续的帮助。我们尽可能客观地描述了我们的希望和担忧。我们对行动的胜利前景持低调的态度，因为那时尚有维廷霍夫的荣誉条款，而沃尔夫不愿意在没有维廷霍夫合作的情况下就投降。现实不允许我们有任何乐观情绪，但是多诺万仍然很热情奔放，这个行动正是他喜欢看到的那种“我们战斗到底”的类型。他要我们尽一切可能使之成功。福根能为我们提供有帮助的指导。他们两位看到的是更大的一盘棋。他们知道，维廷霍夫面对的盟军师团的数量，几乎与凯塞林在西线所面对的一样多。现在的新闻报道全都在关注西线。美国国内人民想读到我们的军队如何横扫敌人国土的报道，因此意大利战役只被限于刊载在报刊的后面几页。但是，如果德军在阿尔卑斯山继续顽抗，许多美国和英国将士的血将流在意大利国土上，因为德国在意大利的最高司令部，不愿停止一场他们根本赢不了且不再有任何军事意义的战斗。而中止意大利战争的可能性还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所以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去完成计划。
了解华盛顿背景的多诺万告诉我们，自苏联人得知“日出行动”的信息以来都有什么样的进展。如前所述，我是在大约一个月前莱姆尼策和艾雷到达阿纳马斯时，从他们那里第一次听到苏联人的反应。不过，那时我们知道的只是已把“日出行动”告诉了苏联人而已，而且他们坚持应该有苏联的将军到瑞士来参加与德国人的任何谈判。现在多诺万才透露，斯大林后来写了一封信指责罗斯福，其要点是我们在斯大林背后与德国人单独谈和。罗斯福在德黑兰和雅尔塔[4]曾真诚地相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5]。苏联对“日出行动”的态度，使罗斯福总统在与苏联打交道的经历中第一次感到不快。总统在4月12日逝世前，曾写了一封信——可能是他在世时写的最后一封信。这是写给斯大林的关于“日出行动”的信，在信中这次行动被命名为“伯尔尼事件”。现在，杜鲁门总统接手此事。
多诺万带来的消息使我感到惊讶和烦恼。但是他向我保证，如果投降即将实现，美国和英国不会因苏联的任何指责而阻拦此事。我们在诚心诚意地行动。如果德军在意大利无条件投降，能挽救美军和盟军将士的生命，我们就要继续干下去。
随着深入思考苏联的态度，我开始明白究竟是什么可能困扰着苏联的领导者。如果我们能成功地使德国军队尽快投降，美国军队将是亚得里亚海关键之地——的里雅斯特的第一个占领者。如果我们失败，德国人将退到威尼斯以西，在阿尔卑斯山脉阴影下的坚固防御工事中继续战斗。那时共产党的军队，穿过匈牙利而来的苏军或从南斯拉夫来的铁托部下，在亲共游击队的帮助下，将在美军到达之前占领的里雅斯特，甚至可能占领更西面的地区。[6]因此，我们有紧迫的理由要使投降计划成功。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清楚地记得：盟军和苏军在德国（包括柏林）的占领区划分，已经在西方盟国与苏联政府此前的协议中予以确定。但是，对意大利北部并没有做出规划，因为推翻了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被视为盟友。因此被共产党控制的力量提前占领的地区，很可能会决定战后的影响区甚至占领区。
当然，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我才知道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分歧的全部细节，我们下面将看到这些分歧如何严重地威胁正处于关键阶段的“日出行动”。以下是海军上将莱希（Admiral Leahy）称为“自苏联人参加同盟国事业以来，我们同他们之间的第一次激烈争吵”的大事记：[7]
1945年3月9日——亚历山大元帅通知联合参谋部，他想派两位将级军官（莱姆尼策和艾雷）到瑞士，去了解德国人的投降建议。3月11日，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决定各自把正在进行的事通知苏联。哈里曼（Harriman）大使在通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后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12日，收到对方回复：苏联政府不反对这个谈判，但是希望派三名苏联军官到瑞士参加他们的谈判。
3月13日——美国驻苏联的军事使团团长兼哈里曼大使的军事顾问迪恩（Deane）少将，把莫洛托夫要求苏联军官参加谈判之事报告华盛顿，并建议拒绝此要求，因为他认为这只会拖延谈判的进展，并可能开创一个不幸的先例。他指出，我们并没有介入苏联战线上的德军投降事宜。
3月15日——美国国务院打电报给哈里曼大使，请他通知莫洛托夫，欢迎苏联代表在投降实现之时到亚历山大元帅的司令部，目前在瑞士的谈话只是探索性的。况且，由于德国人的建议只涉及英-美战线上的投降问题，只有美国和英国能对这个谈话负责。
3月16日——以上所述意味着将拒绝苏联代表参加在瑞士的谈判，这似乎是争论的开始。莫洛托夫语气霸道地通知哈里曼，宣称由于美国拒绝让苏联参加谈判，这对苏联来说是“未料到和难以理解的”，苏联坚持要中断这个同德国的谈判。
3月21日——美国的顶级外交和军事顾问（哈里曼、海军上将莱希、国务卿斯特蒂纽斯和战争部长史汀生）都同意，我们不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对苏联人施加的压力让步，只是告诉苏联政府我们在3月19日同沃尔夫将军有过讨论，但是还没有得出什么具体的结论。
3月23日——对以上情况做出回应时，莫洛托夫发给英国和美国政府一个照会，指责英美“在承受反德战争主要压力的苏联政府背后”同德国人谈判。这个出言不逊的指责似乎威胁了英-美-苏共同奋斗的整个结构，自然引起了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的注意。与此同时，莫洛托夫还宣布，他本人将不参加构建联合国框架的旧金山会议。这是对英美最近的单方面活动不满意的明显表示，这使大西洋两岸的领袖们感到不安。正如海军上将莱希所写的：“苏联与它的盟友公开破裂将是唯一惊人的奇事，它将阻碍德国军队的迅速垮台。”[8]对于苏联这个最新的傲慢举动，丘吉尔首相认为，此时应请罗斯福总统起草和递交一封英美的联合回信。
3月24日——罗斯福总统发了一封私人信给斯大林元帅，在信中，他认为彼此之间有点误会，他客气并坚定地提出，不同意此时暂停能够减少战争伤亡人数的谈判活动，尤其是因为“这没有任何政治含意，也不违反我们都同意的无条件投降原则”。
4月3日——斯大林发出一封警告信，回复罗斯福3月24日的信。这封信显示，苏联情报机构收集的关于我们在瑞士谈判的信息，有很多是不正确的，或者可能是故意歪曲的。斯大林拖延了几天才回复罗斯福，可能是需要整理和吸收这些信息。斯大林在信中提到许多问题，其中有一项断言：“德国人已同意向英美盟军开放战线，让他们向东调动，英国人和美国人则允诺为德国人放宽停火条款作为交换。”这似乎证实了我的推论，使苏联人最担忧的是，我们可能比他们先到达的里雅斯特及其西面的威尼斯-朱利亚大区（Venezia Giulia）。
4月5日——罗斯福总统答复了斯大林的指责信。这封信先由马歇尔将军和海军上将莱希起草，被丘吉尔全部引用（在他著作的第447页）[9]。该信的要点是：与德方有过讨论，但没有谈判，斯大林可能被源自德国的情报误导了。信中暗示：德国实际上可能是要在英美与苏联之间制造分歧。这个想法在整个“日出行动”期间一直停留在华盛顿高层领导者的思维中。这封信以一段强硬话作为结束，丘吉尔猜测这段话是罗斯福加到草稿里去的，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坦率地说，我无法排除我对您的情报人员——不管他们是谁，怀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愤怒感觉，他们邪恶地误报了我或者我信任的下属的行动。
关于这封信，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最近写信给我说，罗斯福给斯大林回信的措辞起初甚至比这更强硬，后来才改得较为缓和，因为在此期间，他收到了斯大林的措辞很友好的另一封信。贝尔纳斯先生还摘引罗斯福在那时曾对他说的：“他不能理解苏联人的这种技巧。”
4月6日——斯大林在4月3日给罗斯福的信中，除了其他的一些含沙射影之外，还说他“不能理解英国人的沉默，虽然已知这整个事情的创意属于他们”。丘吉尔写了一封长信给斯大林，回顾“日出行动”的发展，并指出一直是美国政府的代表处（OSS）在处理与德方的接触。
4月7日——在回复罗斯福总统4月5日表示责备的信中，斯大林指责英国人和美国人无诚信的措辞稍微退让了一些，但是仍以许多理由坚持一点，即苏联应该被邀请参加与德方的讨论。这一点显然使他一直抱怨不已。然而，他在信中也没有漏掉对盟军前些时候的活动缺乏诚信的指责，还维护苏联的情报人员，因为罗斯福总统曾贬低过苏联情报局收集情报的杰出能力。同一天，他还给丘吉尔发去一封多少有些道歉意味，或者如首相所说的“尽可能地接近于道歉”的信。
4月12日——就在罗斯福总统逝世的那天上午，他还发信给斯大林说：“感谢您坦诚地解释了苏联对‘伯尔尼事件’的看法，现在这个事显然已经因未取得任何有益的进展而过去了。”
我们结束了与多诺万的会见后离开了巴黎，再次下定决心回去警告维廷霍夫，或者尝试让他下属的将军们辞职，即使他不愿意这样做。我们离开多诺万将军的房间，沿着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阴暗长廊走着。正当我寻找自己的房间时，一个陌生人来到我面前问了我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平常，但是这一次的接触使我感到不安。有必要解释一下。在OSS，我们都分配了用于秘密通信的代码。如果一个信息被拦截，至少可以使信息中被提到的人员的身份免于暴露。由于我们实际上每天都在使用这些代码收发信息，它们就好像自己的姓名一样被刻在了我们的脑海里。我的代码是110，两年半以来天天是110。在半夜过后的阴暗走廊里，与我相遇的这个陌生人问我的问题是，“对不起，110在哪里？”由于我的脑海里还回想着多诺万刚刚留给我们的想法，这个问题使我猝不及防。我刚要说：“你正在跟他说话。我就是110。”此时我突然醒悟到，我面对的是现实情况。此人在这家旅馆昏暗的走廊里迷了路，正在寻找他的房间，碰巧他的房间号是110。
我们4月15日深夜回到瑞士，发现收到了许多报告。一份来自我的助理——他同霍特尔的谈话说明，卡尔滕布伦纳正在玩一场秘而不宣的游戏。作为卡尔滕布伦纳的信使，霍特尔说，他要尽一切可能帮助西线盟军防止德军在阿尔卑斯山脉建立最后的阵地。他暗示，在纳粹领导层之中的“奥地利帮”（这无疑包括卡尔滕布伦纳）希望盟军做出某些单独的安排。不管这是什么意思，与“日出行动”屡屡受阻的情况相比，霍特尔向我们提供的信息似乎没有多大诱惑力。
齐默在同一天来到了卢加诺，在那里遇到了韦贝尔、胡斯曼及我的代表巴恩斯大尉。齐默报告，其与沃尔夫三天前到维廷霍夫的司令部去见过他，受到的是非常冷淡的接待。维廷霍夫说，一位英国少校——他从未听说过其姓名，出现在热那亚的利古里亚军团[10]的情报处。这位穿着便装的“少校”声称，他是被亚历山大元帅派来传达一个口信，请意大利的利古里亚军团情报处把这个口信转给维廷霍夫。
这个口信的内容是：维廷霍夫与瑞士的美国代表谈判是走上了错路，他应该走“英国路线”，直接同英国人谈判；归根结底，英国人是欧洲人，对欧洲的未来有莫大兴趣，更熟悉欧洲的情况。他请与之会面的情报官尽快把口信传达给维廷霍夫，他将在几个小时内回来听取回复。然而，此人从此再也没有出现。
维廷霍夫收到这个信息后情绪极坏。他深感不安的是，他和沃尔夫在瑞士接触美国代表的消息，不再是最高机密，到处都在传播，他是英国人与美国人之间争夺的对象。现在他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因为他知道，在德国人看来，他的行为不亚于叛国。
为了掩护自己，他决定把整个“日出行动”计划，向在德国希特勒总部的德国武装力量作战部长约德尔将军报告。沃尔夫、罗廷格将军和拉恩大使三人的联合劝说，才使维廷霍夫放弃这样去做。即便如此，这个恶作剧的最终结果是，谨慎小心和自以为是的维廷霍夫比以前更难对付了。
我们立刻发电报向卡塞塔的盟军司令部报告这个事件，收到的回电却说，英国从未派出过这样一个人。直到今天，这仍旧是个谜。我们后来琢磨出的一个解释是，这可能是苏联情报机构安排的一项破坏行动，想达到的目的不仅是吓退维廷霍夫，而且企图在英美盟友之间制造误会。
沃尔夫本人显然被这个事件弄得十分沮丧，这破坏了他与维廷霍夫好不容易建立起的融洽和谐的关系。他在罗斯福总统逝世之时写了一封长信，让齐默交给我。这封信无疑是多年来我与不同寻常的人打交道的不寻常经历中，所收到的最不寻常的文件之一：一位SS司令员在德国同美国交战时期，写的哀悼美国总统的吊唁信。这封信是他在正式公文纸上，涂掉了用凸版印着他一切重量级头衔的头三行后手写的。在这三行下面，他标注了“私人”。我引用翻译后的第一节：
尊敬的D先生：
值与您关系如此密切的总统逝世之时，我愿向您表达我诚挚和深切的同情……虽然此刻我不知道总统人选的变化，对寻求交战双方之间互相理解的努力可能会起什么作用。我愿在这个痛苦的时刻向您保证，我现在和过去一样，相信迅速结束敌对状态是可能的……
虽然我赞赏沃尔夫在给我写这封信时的缜密思考，但我仍不能排除一个想法：他可能担心美国新政府对我们与他打交道的态度，甚至担心我是否能留在原有岗位上。当时，有传闻说我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这是在瑞士流行的小道消息，并且出现在德国情报机构的档案里（这是我在战后发现的）。这无疑使沃尔夫在信中使用这样的词句——“与您关系如此密切的总统”。
齐默报告的其余部分，则是好消息和坏消息的混合。好消息是罗廷格将军现在完全支持沃尔夫安排的投降行动，德国在意大利的空军司令冯·波尔也一样，1944年9月多尔曼曾和他及沃尔夫相聚在一起。作为维廷霍夫的参谋长，罗廷格并不处于领导地位，但是现在被卷入“日出行动”的波尔领导着5万人，包括空勤和地勤人员。据齐默说，沃尔夫还同维廷霍夫部下的德国驻意大利的陆军司令谈过，感觉他们肯定会和他站在一起，不管维廷霍夫可能会做什么。齐默还到处传播沃尔夫的如下口头信息：“我请求你们尽最大努力，使盟军在加强进攻时不遭受无谓的牺牲。我负全部责任，并保证在即将到来的一个星期内一切抵抗都将停止。”
坏消息是，希姆莱又在跟踪沃尔夫。希姆莱4月14日从柏林打电话，命令沃尔夫立即到柏林向他汇报。沃尔夫声称，他现在待在意大利有绝对的必要性：当地的动乱正在滋生；墨索里尼开始不知所措了，因为盟军成功突破了博洛尼亚以南的德军防线，他威胁要命令那些懒散的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上前线。只有沃尔夫能在这些棘手的环境下维持秩序。希姆莱暂时被说服了，沃尔夫从而成功地把他甩开。这时，沃尔夫坐下来给希姆莱写信。他利用自己早已抛弃，但是还能引发那些在柏林的纳粹首脑一厢情愿幻觉的唯一想法：沃尔夫宣称，他正在与盟军进行重要谈判，旨在把英美从苏联那里分离出来。他长篇大论地向希姆莱指出，自己在以前一切场合曾向希姆莱提出过的建议，为何总是正确的，并请求希姆莱也接受他现在的建议。德国的西线防御正在垮塌，正如沃尔夫过去曾告诉希姆莱的那样。在南方进一步抵抗，只会毫无益处地导致更多的德国人牺牲。沃尔夫正在寻求与盟军达成体面的协议。他在信的结尾邀请希姆莱过来，在他缔造和平的尝试中同他站在一起。（我后来得知，如果希姆莱接受了沃尔夫的邀请，沃尔夫计划在他到达时逮捕他。）
沃尔夫通过一个可靠的SS信使在4月14日飞往柏林时，把他的信带给希姆莱。同一天，希姆莱两次打电话给沃尔夫，而沃尔夫在他的信能到达希姆莱手中之前，故意离开了司令部。
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希姆莱有迫害沃尔夫家属的机会，因此他能控制沃尔夫，所以在那时，维廷霍夫手下那些摇摆不定的将军，越来越理解并认同沃尔夫的行动。一切似乎都取决于沃尔夫与希姆莱之间的斗争，因为在我们看来，似乎没有沃尔夫作为整个行动的推动力，就没有投降，至少在近期内是这样的。
我们花了两天时间等待消息。帕里利男爵4月17日来到瑞士。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事实表明，帕里利现在不敢公开地在意大利出行，他装扮成一个牧师，从米兰开车到边境。此前我没有见过他化装。他在伯尔尼同我谈话时都穿着普通的职业装，我难以想象这个不停抽着雪茄的纨绔子弟，穿着教士的长袍是什么样子。一天之前，沃尔夫的副官温纳少校召帕里利到法萨诺，给了他一些沃尔夫要他转给我们的奇怪信息和文件。温纳告诉帕里利，带着沃尔夫信件的信使已到柏林，并在4月15日晚上见到了希姆莱。希姆莱读了信后，立即打电话给沃尔夫。希姆莱并没有谈论信的内容。他对沃尔夫说：“我不想要什么报告，我想同你个人谈谈。”在通盘考虑了此事之后，沃尔夫让步了，在4月16日坐飞机越过布拉格，以避开激烈战斗的地区到柏林。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得不飞过一些当时空战激烈的地区。此外，柏林在那时已被苏军局部围困。不过，这些只是战争本身带来的危险。沃尔夫即将面临的其他危险更加险恶。
帕里利在沃尔夫离开前并没有见到他，而且温纳不是很健谈。温纳传达给帕里利的是，沃尔夫给我的口头信息：“我将去柏林，因为我相信这趟危险的旅行，可能是为全体德国人民做点事的一个机会。我将在一两天内回到意大利。”我们担心的是，他能否回得来。在我们看来，他回来的可能性似乎很小。
后来我才知道，帕里利的口袋里有一张从沃尔夫那里拿来的纸。这是沃尔夫给我的类似本人的遗嘱。帕里利决定先收藏起来，万一沃尔夫回来了，就不用往外拿了，尽管他和我都觉得沃尔夫平安归来已经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沃尔夫最终回来了，男爵觉得那时这个文件听起来可能有点儿尴尬。以下是帕里利后来转交给我的这份遗嘱：
如果我失去我的指挥权……以及与我有关的这个行动没有成功，我请求不要让德国人民和在意大利的德国军队为此承受后果。
如果我死后，我的荣誉受到攻击，我请求杜勒斯先生恢复我的名誉，公布我真正的人道主义意图。让大家知道，我不是为了私利或叛国而行动，而是完全出于尽可能地挽救德国人民的信念和愿望。
我死后，请杜勒斯先生，尽力为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取得投降的荣誉条款，它是我为之而倒下的理想。
我请求杜勒斯先生在我死后，如果可能的话，保护我的两个家庭，使他们免于毁灭。
在离开之前，沃尔夫已经做好了安排，让米兰的SS领导人劳夫保持与米兰枢机主教舒斯特的密切联系，其目的是避免撤退中的德军与意大利平民和游击队发生冲突。
帕里利还带来另外一条消息。沃尔夫认为，蒂罗尔州的纳粹地方长官弗朗兹·霍弗（Franz Hofer），也已被争取到投降计划这边来。霍弗是纳粹党任命的地方官，在沃尔夫控制区背后的奥地利和南蒂罗尔，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德军将在那个地区建立阿尔卑斯山的最后防守阵地。此外，霍弗告诉沃尔夫，他于4月12日在柏林同希特勒和希姆莱谈过话，得知他们两个都不想去这个最后的防守阵地，他们将留在柏林。希特勒疯狂地计划发动新的进攻，以对付苏联的攻势。
无论此后发生什么，沃尔夫已像往常一样做好了必要的安排，让我们保持完全的知情状态。他命令温纳在法萨诺接收从柏林发给米兰的任何信息。齐默从那里把信息带到边境，帕里利再从边境把信息带给我们。或者在不可能这样做的情况下，沃利可以从米兰SS的阁楼上，通过发电报把信息传给我们。
与此同时，沃利正在力图使自己更加有用。4月18日，我们从他那里收到一个信息。他报告，墨索里尼当天晚上要到米兰，将在总督宫（Palazzo Governo）住三四天。他准确描述了这栋建筑的地址，并建议我们俯冲轰炸它，不过要小心的是，东南方向约300米外就是沃利他自己的住所。然而，盟军的空军那时除了轰炸墨索里尼之外，还有其他的任务要完成，而且沃利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不能只为了把这个无用的独裁者埋葬在瓦砾里，而冒失去沃利的风险。
[1] 这个突击队属于英国第8军。——译者注
[2] 达豪小镇在慕尼黑西北方，相距约15公里。1933年刚上台的纳粹利用这里的废弃弹药厂，建起了第一座集中营，关押反纳粹的政治犯，后来扩大为关押犹太人，还用它培训集中营的看守。——译者注
[3] 福根（1911—1972）本来是律师，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后参军，在空军的情报学校受训后进入OSS，被派到伦敦。1944年12月，杜勒斯写信要多诺万把福根尽快调到瑞士，信中说，“我们这里为他找到了有用的工作”。——译者注
[4]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了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三巨头会议，商讨加速战争进程和战后世界安排问题。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三巨头在雅尔塔再次聚会，商讨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译者注
[5] 莫洛托夫（1890—1986），1906年就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前身），1915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一年后逃回，参加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译者注
[6] 据拉恩的说法，德国的情报部门当时截获了斯大林与铁托之间的通信，斯大林敦促铁托准备好让他的军队横穿意大利北部直达法国边境。拉恩分析，这些军队与法国共产党的抵抗运动汇合，将形成苏联控制南欧和西欧的纽带，它将成为使法国和意大利最终苏维埃化的基地。（Silvia Bertoldi，I Tedeschi in Italia[Milan, 1964], p. 186.）
[7] 这个记录主要来自下列资料：海军上将莱希的《我曾在那里》（New York:McGraw-Hill, 1950），温斯顿·丘吉尔的《凯旋与悲剧》（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53），约翰·迪恩的《奇怪的结盟》（New York: Viking，1947），詹姆斯·贝尔纳斯的《开诚布公地说》（New York: Harper，1947），赫伯特·菲斯的《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8] 摘自海军上将莱希的《我曾在那里》（New York: McGraw-Hill，1950）第337页。——译者注
[9] 丘吉尔的《凯旋与悲剧》（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53）。——译者注
[10] 利古里亚军团是在德军控制下的法西斯军队的残余，由墨索里尼政府的国防部长格拉齐亚尼指挥，驻守在意大利战线的西翼。——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