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希特勒
在博洛尼亚东面，阿真塔通道（Argenta Gap）[1]的战斗在4月18日真正开始了。英国第8军突破了德军防线。波兰军队的重炮现在已经离博洛尼亚很近，足以到达防卫该城的敌军阵地。德国人在这个联合进攻反击中遭受重大损失。希特勒疯狂的顽固抵抗，以及维廷霍夫在荣誉条款上的迟疑，导致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内出现数千人的伤亡。
维廷霍夫在4月14日向希特勒的总部发出了一个紧急呼吁，我们和沃尔夫当时都不知道此事。这个呼吁纯粹是军事性质的，其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投降。他告诉希特勒，他不可能守住阵地，请求允许退到波河一线。
战争结束后，我们从收集到的文件得知，希特勒总部的参谋长约德尔将军，突然在4月17日回复维廷霍夫：“一切改变现有战略的建议必须终止。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军队或指挥官们有动摇之心，或持失败主义的态度，你的处境显然是你的司令部持这种思想的结果……”这听起来好像是明显表示，缔造和平的流言已从意大利传到了柏林。“元首期待……以最坚定的心态来完成你现有的使命，保卫授予你指挥权的意大利北部的每一寸土地。我还要指出的是，那些不执行元首权威性命令的高级指挥官将承担严重后果。”[2]
这显然是在威胁。维廷霍夫不可能不理解这个命令的含义。毫无疑问，不服从命令的后果可能是被上诉到军事法庭和被处决。
4月18日夜间及19日的上午和下午，齐默发来了几个信息，都是温纳从法萨诺发给他的。前两个信息是齐默从瑞士边境打电话告诉我们的。我们得知：沃尔夫已在4月16日夜间安全到达柏林；沃尔夫在18日下午与希特勒最后会见，然后直接回了意大利。在柏林期间，沃尔夫同温纳通过电话，所以我们知道他还活着。不过，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是一个自由人。第三个信息，也是最后一个信息，是由齐默签发并通过沃利的线路传到我们这里的。它说，帕里利将于20日上午在法萨诺会见沃尔夫，我们预期可以在21日知道关于投降的某些决定。但是，信息并没有说沃尔夫肯定已离开柏林，我们对此也有所怀疑。希姆莱可能在与沃尔夫的同谋者和在意大利的下级，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或者，如果沃尔夫果真在回来的路上，为了能活着走出虎穴，他同希姆莱和希特勒会做哪些交易？他还能做到他允诺的把意大利的德军拱手相让，完全交给我们吗？
为了让华盛顿和卡塞塔随时知道最新情况，我们严阵以待。4月20日我等了一整天，但是既没有从边境来的电话，也没有沃利发来的信息。后来莱姆尼策将军从卡塞塔发来一条信息，它可能反映了亚历山大元帅的想法。在我同多诺万在巴黎谈话，以及他透露了关于苏联反对“日出行动”的情况后，我曾发电报把我对此事发生原因的分析告诉了莱姆尼策。苏联希望在盟军占领意大利北部和的里雅斯特之前插手该地区。我还再次强调我的信念，苏联的反对不应阻碍我们在投降计划上继续前进，前提是如果德国人已做好准备的话。多诺万曾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也是罗斯福总统在逝世前的立场。但是，我不知道杜鲁门总统在此事上的立场。
卡塞塔在答复的电报中似乎支持我的观点。尽管莱姆尼策没有提及苏联的问题，但是给我的印象是亚历山大似乎比过去更急于要纳粹投降。莱姆尼策的信息结尾通报了第8军突破了阿真塔通道，攻克博洛尼亚已指日可待。
第5军和第8军在4月21日（星期六）黎明时分进入了博洛尼亚。我来到办公室，希望夜间能有从沃利那里发来的关于沃尔夫回来的后继消息。我却发现一封从华盛顿发来的“紧急—绝密”信件在等着我。信里的内容简要而中肯：
1. 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JCS）通过信件命令OSS立即切断与德国使节的一切联系。因此，指示杜勒斯立即停止一切此类接触。
2. 该信还宣布，联合参谋部（Combined Chiefs of Staff，CCS）的参谋长批准给亚历山大的消息强调，他们明显看出，德国在意大利的司令目前不打算在可接受的条件下交出他的军队。该信继续说，相应地，特别是考虑到因苏联当局而产生的复杂性，美国和英国政府决定OSS应切断接触。整个事情被认为已经结束，并通过盟国在莫斯科的军事代表亚契和迪恩通知苏联方面。
华盛顿
1945年4月20日
这就是华盛顿在那时发给我的关于改变他们过去立场的一切理由。[3]确实，谈判一直无限期地拖延着，沃尔夫在希特勒的地下城堡里失踪，并可能已经暂时成为俘虏。罗斯福总统逝世了，杜鲁门总统或许能理解“日出行动”的意义，但我们对他不能期望过高。他上任仅8天，有太多其他紧急的问题和其他战线上的事需要处理。很可能我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觉得，那时同苏联在意大利投降问题上较劲儿并没有什么好处。
不管怎样，我在伯尔尼只沉湎于猜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问题是该怎样执行这些命令。现在，我已失去了与沃尔夫的联系。帕里利和齐默在意大利，而我又不愿意通过沃利的无线电通知他们大约要出什么事。通过沃利发送这样的信息，等于是签署了他们的死亡证。SS的人可能正在他的身后偷看他为我们的信息解码。我当然有理由不跟沃尔夫通话，直到我能把沃利从SS的钳制中解放出来。
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发一个电报给沃利，请他从米兰到瑞士-意大利边境来磋商。为了找一个可信的借口，我补充道，我们不能完整地收到他的信号，需要商量一下我们能否改善传送系统。
为了使我的命令措辞严谨，我随后发电报告诉华盛顿，我面临着某些他们可能没有考虑到的实际问题。一个问题是沃利的安全，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安排帕里利。帕里利不是一个“德国的信使”，而是一个意大利中间人。如果沃尔夫确实从柏林回来了，无疑帕里利将立刻出发去瑞士见我，报告他与沃尔夫之间的会见。我无法把他拦截在半路上。何况，他可能带着重要情报。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向韦贝尔交代。我们的行动依靠他的友好合作，才在过去取得了基本成功，他在推动“日出行动”平稳顺利进行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我们需要向他传达措辞尽可能得体的新命令。
这些都是基于现实的考虑。与此同时，我希望得到批准，以外交方式去处理收场问题。我也许还能够保持开着一点儿门的状态，直到我们知道沃尔夫在柏林出了什么事。华盛顿对此的回答是，他们理解我面对的问题，但命令就是命令，我必须严格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联合参谋部的指示来解决这些问题。
星期日（4月22日）还是没有收到帕里利的任何消息。如果沃尔夫已从柏林安全回来了，那么按照沃利给我们的消息，帕里利应该在20日见到他。男爵没有立刻到瑞士边境把沃尔夫的情况告诉我们，这是不寻常的迹象。我们对沃尔夫的担忧有可能变成现实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的命令可谓准确地把握了时间。
盖弗尼茨和我一起在伯尔尼度过了一个忧心忡忡的星期日。其他麻烦还没解决，此时又添了一个新麻烦，我开始感到膝关节剧烈疼痛。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这是痛风引起的。
那天晚上，我们的编码员从办公室打来电话。从沃利那里传来了一个信息。由于我那时走动比较困难，编码员把解了码的文本送到我在海伦街的公寓来。沃利报告，盟军轰炸雷科阿罗的维廷霍夫司令部，造成该地被毁，3人死亡15人受伤。维廷霍夫司令部立即迁址。我不知道这会对维廷霍夫产生什么影响，就去睡了。
我给自己制订了计划，星期一上午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行动的最新情况通知韦贝尔。我对行动的进展没有什么期待，但总得做完。就在我打算挪步的时候，电话响了。
是韦贝尔打来的。帕里利刚从瑞士-意大利边境打电话给他，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沃尔夫将军、其副官温纳少校，以及维廷霍夫的高级参谋人员之一的维克托·冯·施韦尼茨上校，正在来瑞士的路上，他们是来投降的。
帕里利的详细信息增加了以下事实：施韦尼茨有权力代表维廷霍夫签字；他将把他们带到我这里来；沃尔夫和施韦尼茨已准备立刻到卡塞塔，去安排意大利北部的全部德国武装力量——帝国军队和SS投降。他们建议立即在卢塞恩见我，以便安排去盟军司令部的细节。可是我却处于不得与德国方面接触的严格军事命令之下！
我此刻，说得好听一点，正处于窘境之中。现在接待德国人就是明显违反指示。然而我相信，如果华盛顿和伦敦知道德国的使节们已经在前来投降的路上，参谋长联席会议就不会下令禁止与德国接触。
我发电报把这个消息告诉卡塞塔的亚历山大及华盛顿，并请求新的指示。我决定在得到他们的答复之前，暂时不同使节们打交道，而只审查授权他们行动的文件，并取得关于他们的权力和意图的准确信息。
然后，我告诉韦贝尔，我的双手被束缚住了。他也建议我在得到新指示后再去会见德国人。我们都相信，我的信息被接收后，我会得到新的命令。当德国使节在瑞士准备签字时，同盟国却拒绝接受投降，这是不可想象的。韦贝尔少校还建议，让德国的使节们住在他那幢与外界隔离得很好而又能俯视卢塞恩湖的别墅里。
亚历山大立即做出回应。他回电说，盟军总部正在要求联合参谋部重新考虑和谈的整个事情，因此我们至少可以暂时弄清楚德国使节们的意图是否真实，以及他们的权力范围有多大。同时，他希望我能拖延一段时间，努力使沃尔夫、施韦尼茨和温纳留在瑞士，直到华盛顿和伦敦做出最后的决策。
华盛顿给我的答复是含糊其词的。我必须避免做出任何会被理解为继续进行“日出行动”的活动。但是，如果瑞士人不是作为我的中介，而是自行同德国人会谈的话，那么可以把瑞士人给我的任何信息转发给总部。
于是，两个瑞士人——韦贝尔和胡斯曼，到边境去迎接德国的使节，并照顾他们一路安全地到达卢塞恩。他们显然承担着一项微妙的任务，而我则不得不让韦贝尔自行决断，怎样才能最恰当地把盟军的立场透露给沃尔夫。如果韦贝尔鲁莽地告诉德国人，我不能见他们，我不得不担心这几位使节就会扭头回意大利。那时将丧失任何迅速投降的可能性。
韦贝尔很得体地处理了这件事。他在边境告诉沃尔夫发生了某些困难，事情的延误及沃尔夫拜访希特勒的插曲，使华盛顿和伦敦产生了怀疑。不过，他建议沃尔夫最好到卢塞恩去看看能做些什么。韦贝尔觉得他不得不说这些。他不想用借口忽悠沃尔夫。沃尔夫没有一点儿犹豫。韦贝尔和胡斯曼陪着沃尔夫、温纳和施韦尼茨，在当天傍晚到达卢塞恩，把他们安排在韦贝尔的住宅里。
在他们到达后不久，盖弗尼茨和我也来到了卢塞恩。我决定，即使不能会见使节，也离他们近一些为好，尽管急性痛风的发作使我行动困难。这不是那种可以通过电话就能处理的任务。我命令特雷西·巴恩斯大尉留在伯尔尼，把收到的任何信息转发给在卢塞恩的我。韦贝尔则在别墅里的德国人、在卢塞恩施维兹尔酒店（Hotel Schweizerhof）的盖弗尼茨和我之间来回传递信息。那天晚上，我收到了另一个好消息，沃利安全地回到了瑞士。
第二天，即4月24日，我通过韦贝尔告诉德国使节，我不得不拒绝与他们会面。我用同样的方法向他们解释：沃尔夫到希特勒那里去，自然让我们觉得进一步谈判是无用的；我的上级给我的指示是在沃尔夫访问希特勒之行的影响下做出的；我们并不知道沃尔夫准备实施投降计划。我要他们耐心一点。德国人同意等待一两天，并把授予施韦尼茨全权处置的证明发给我，我的电台把它发给了华盛顿和卡塞塔。这份授权书翻译后如下：
我已授权参谋部的中校冯·施韦尼茨在我所指示的框架内进行谈判，并代表我做出有约束力的承诺。
冯·维廷霍夫（签字）
西南战线司令兼C军团司令
司令部，1945年4月22日
我自然担心这样的句子，“在我所指示的框架内……”。我请施韦尼茨把他对此措辞的解释通过韦贝尔发给我。施韦尼茨说，他接到指示，尝试就维廷霍夫的荣誉条件进行谈判——比原先的提法稍微弱了一些，他并不受严格按授权书进行谈判的约束。关于德国SS的投降，沃尔夫作为在意大利的SS最高司令可以全权行动。
后来，我从帕里利那儿得知，原先预期维廷霍夫的参谋长罗廷格将军会作为使节来谈判，但是临时由于出现紧急的军务而不能离开岗位。会说流利英语的施韦尼茨被委派替代他。战前，施韦尼茨曾作为一名交换军官，在英国陆军皇家恩尼斯基伦燧发枪团（the Royal Inniskilling Fusiliers）待过，他显然被认为是最适合去亚历山大司令部的人。据帕里利说，施韦尼茨那时曾在韦贝尔的书房内看英文书籍消磨时间。帕里利还知道，施韦尼茨母亲那边的家族，起源于一位签署过《独立宣言》的著名美国人士。帕里利还没有弄清这位美国人的名字。不过，我后来才知道这人正是我们的第一位大法官约翰·杰伊（John Jay）[4]。更重要的是，沃尔夫在离开法萨诺前派多尔曼去见凯塞林。这是沃尔夫试图使凯塞林和他一起行动——西线和意大利北部同时投降，所进行的最后一次努力。
此后便开始了等待。尽管意大利的事情显然在转向乐观，但联合参谋部会改变主意吗？苏联方面的压力会使他们选择后退吗？德国的谈判代表会在我们得到答复前告辞离开吗？4月24日我们一整天没有收到一句回复。
痛风在那时让我饱受疼痛的折磨，以至于盖弗尼茨决定做点什么帮我一把。他不惜有些违背我的意愿，找来一位瑞士医生给我看病。检查之后他们走到过道里，盖弗尼茨在那里同医生谈话。后来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盖弗尼茨坚持要医生给我开一些止疼药。医生说可以给我开一些吗啡，但是首先必须确认我是否会有任何过敏反应。如果有的话，我对吗啡的不良反应可能会很严重。盖弗尼茨这次找医生未同我商量，并不知道我是否有过敏反应。他对医生担保说，他非常了解我，我肯定没有过敏反应。其实这是我第一次使用吗啡，它的确减缓了我的疼痛，使我能再次琢磨“日出行动”。
随后，我留住帕里利，请他告诉我，在沃尔夫访问柏林期间，以及沃尔夫从柏林回到意大利后的那个沉寂的周末，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韦贝尔和胡斯曼立即到我的房间和我们聚在一起。他们三人已经从沃尔夫本人那里打听到，沃尔夫最近经历的各种冒险故事。他们围坐在我的床边，每人都讲述了一些事情。以下，我以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而不是以他们讲述的次序，来叙述故事。我在此还擅自增加了沃尔夫在战后告诉盖弗尼茨的某些细节，使这个故事更加完整。
沃尔夫对希姆莱要他去柏林的命令做出让步，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如果他拒绝前往柏林，他将被某个狂热的SS司令替代，这个人将坚持到最后的惨痛结局，并执行沃尔夫一直以来阻止实行的毁灭意大利的行动计划。在动身的时候，沃尔夫知道此行危险重重，平安回来的可能性甚至低于50%。不只在战时的旅途中存在危险，他在柏林被视为异端而受审讯时会面临更大的危险。
4月15日，沃尔夫从他在意大利的司令部飞到慕尼黑，第二天早上飞到布拉格，大部分路途中飞机都是擦着树梢低飞，以免遭到盟军飞机的拦截。沃尔夫从布拉格飞到柏林近郊的一个机场，在那里受到希特勒的私人医生兼希姆莱的亲密助理——格布哈特（Gebhardt）[5]教授的迎接。希姆莱派格布哈特接沃尔夫。格布哈特带沃尔夫到已预订好房间的阿德龙（Adlon）酒店。沃尔夫精疲力竭地在四楼的卧室里睡着了，都没来得及躲到地下防空洞，但躲过了空袭。实际上在一个星期前阿德龙已被轰炸过，一部分建筑已成了瓦砾。4月17日，格布哈特开车把沃尔夫带到柏林以北约100公里的霍亨里亨（Hohenlychen）医院[6]。希姆莱在那里等候沃尔夫。沃尔夫立即看出，希姆莱比他们此前3月见面时，显得更加犹豫不决和神经质。
希姆莱开始向沃尔夫施压并越来越严厉，几乎指责他犯了叛国罪。此时沃尔夫拿出带来的一封拉恩大使写的签名信，请希姆莱看。这封写给希特勒的信巧妙地指出，目前与盟军建立的接触（拉恩没有说是谁建立的），对于实现希特勒所追求的目标，即在某种程度上挡住盟军在意大利的攻势，是非常有用的。（实际上，这封信的全部目的只是使希特勒冷静下来。）
这封信实际上是拉恩的一个妙计，就是为了使沃尔夫被召去柏林时能得到保护。希姆莱和卡尔滕布伦纳都知道，拉恩那时倍受希特勒的重视和信任，由沃尔夫转交给希特勒的这封信是不能被随意忽视的。如果希姆莱或卡尔滕布伦纳试图使沃尔夫出局，而拉恩随后打电话使希特勒知道他的信并没有被转交，那么希姆莱或卡尔滕布伦纳将不得不为沃尔夫的失踪负责。这封信似乎让希姆莱平息了怒火。他读过信后不加评论地把信还给了沃尔夫。
正如沃尔夫所预料的，卡尔滕布伦纳下午出现了，并且显示出他才是沃尔夫力图完成之事的主要反对者。他把沃尔夫叛国的证据给希姆莱看，就好像希姆莱是法官。但这只是清楚地表明，卡尔滕布伦纳试图控制沃尔夫，他觉得摇摆不定的希姆莱在此事上不再有什么重要作用。卡尔滕布伦纳带着一个档案袋，这可能是卡尔滕布伦纳通过他在意大利和瑞士的情报人员，收集的关于沃尔夫的全部活动信息。有些信息显然已经很接近真相，但是卡尔滕布伦纳手下那些笨拙的特务，既没能把全部事实弄得很清楚，也没能把沃尔夫接触盟军的最有力证据弄到手。其中一份报告称，德国在意大利的军队将在5天内投降；另一份则说，沃尔夫为了安排投降而会见了枢机主教舒斯特。沃尔夫发誓，他没有见过舒斯特；至于他与我接触的事，他在上一次来柏林时已把该说的一切都说清楚了。然后，他把拉恩写给希特勒的“保护信”给卡尔滕布伦纳看。这并没有减少卡尔滕布伦纳的报复心理，但是这封信让他觉得，如果就此限制沃尔夫的自由或使其招供似乎不太妥当。
辩论从下午持续到半夜，历经了数个小时。最后，沃尔夫认为到了结束对抗的时候了。他说，他现在要去柏林见希特勒，并坚持要希姆莱和卡尔滕布伦纳两人陪他去，这样他就能在大家都在场时汇报，他在瑞士到底做了些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做。希姆莱找借口拒绝了，可能是因为感觉到此时自己也有危险。他已深深地陷入与瑞典的贝纳多特伯爵（Count Bernadotte）的谈判之中，但可能还不知道此事已被怀疑和到处传播。于是他找了一个借口，告诉沃尔夫，自从他领导的党卫军在德国东部遭受巨大损失以来，他已不受元首的宠爱。希姆莱建议卡尔滕布伦纳和沃尔夫去见希特勒，他就不去了。
就这样，卡尔滕布伦纳和沃尔夫坐上车去柏林，大约凌晨3点到达那里。他们在路上并没有谈话，因为担心司机偷听。他们把车停在威廉大街的总理府，希特勒的地下城堡就在下面。根据沃尔夫叙述的故事，他利用了这个与卡尔滕布伦纳单独相处的有利时机。他告诉卡尔滕布伦纳，如果其打算在希特勒面前指责他进行的秘密谈判，或者让希特勒看特务们的那些报告，他就将告诉希特勒，他已经在3月24日上次来柏林时，将自己与盟军方面的接触活动报告给了希姆莱和卡尔滕布伦纳，那时他们两人都请他不要把希特勒卷入此事。如果他因此上绞刑架，那么他将看到卡尔滕布伦纳吊在旁边的绞索上晃荡。
据沃尔夫说，当时卡尔滕布伦纳的脸色变得惨白。他那张通常有静脉充血曲张的面容，无疑是大量喝白兰地的后果。然后，他们进了地堡，在地下许多层的希特勒私人住处的前厅等待。这个地方警卫森严。在那一层的几个办公室之间跑来跑去的主要人物之一，是SS的菲格莱因中将。几天后，菲格莱因就被希特勒下令枪毙，据说是因为他企图逃出柏林。
突然，希特勒从他的私人住处出来，走过前厅到另一间作为军事简报室的房间。他似乎有点奇怪会在那里见到沃尔夫，但是仍然热情地欢迎，并请沃尔夫等到简报结束。菲格莱因和卡尔滕布伦纳参加了简报会，沃尔夫一人在前厅坐等。
凌晨4点过后不久，菲格莱因叫沃尔夫进简报室。卡尔滕布伦纳会后留在了那里，其他人都离开了。菲格莱因和卡尔滕布伦纳在希特勒与沃尔夫的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保持沉默。
沃尔夫后来力图为我们回忆和重述与希特勒谈话过程的细节。对于在充满怀疑、死敌之间斗争和死亡威胁的气氛下发生的事件，当然不可能保证他讲述的准确度。所有其他的参与者或目击者都已死了。
希特勒似乎并不是不友好，他的批评更令人不安。希特勒把从卡尔滕布伦纳那里听来的关于沃尔夫与盟军的接触，称为“严重地不尊重权威当局”，但是他没有责怪沃尔夫在背后擅自行动。如果有什么使他心烦意乱，那就是沃尔夫只专注于一条战线上的情况，因此他无法了解沃尔夫的独立行动将如何干扰他全局计划的主场。但是沃尔夫介入了一项对整个帝国都将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活动。
然后，希特勒等待沃尔夫做出解释，而沃尔夫则开始长篇大论地详细介绍他在意大利的工作。他明智地把重点放在2月6日他与希特勒的会见上，那时里宾特洛甫也在场，希特勒对尝试与西方盟国接触点了头，至少并没有说“不”。沃尔夫解释他为什么在3月8日去见我之前没有通知柏林：因为没有希特勒的正式支持而自作主张去进行接触，就可以在整个事情搞砸时，给希特勒留下否认和推脱其责任的空间，希特勒不会因此事丢面子。
结尾时，沃尔夫说整个事情很成功。他很高兴能告诉希特勒，已打开了一条直接通向美国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渠道。
沃尔夫没有提到在阿斯科纳会见盟军军事顾问的事。他相信卡尔滕布伦纳和希姆莱以及希特勒，只知道3月8日在苏黎世的会见。希特勒紧盯着他，显然等待他动摇或躲避其有穿透力的目光。沃尔夫神情坚定地看着希特勒的眼睛，并且成功地给希特勒留下一个诚恳和老实的印象。在沃尔夫结束报告时，希特勒表示可以理解和接受他的叙述。
然后，希特勒问沃尔夫，他认为投降的条款可能是什么。沃尔夫回答，无条件投降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也许会出现某些好转的可能性，但是整个事情取决于德国人如何表达善意及尊重意大利国家和人民。这时，希特勒说他需要睡一会儿觉，因此中断了会谈，请沃尔夫在当天下午5点左右回来。他将在此期间考虑沃尔夫的活动。
沃尔夫似乎挨过了第一轮会谈。多年前曾帮助他登上高位，甚至取得党卫军高级军衔的古老魅力和蓝眸中的坦率真诚似乎又一次起了作用。他还没有彻底过关，但是他现在看到的希特勒却是一具脑力和体力的残骸。归根结底，这是他自己漏洞百出的报告，恰巧能与希特勒头脑里闪过的某些偏执思维保持了和谐一致，或者干脆说他交了好运。卡尔滕布伦纳在此期间没有说一句话。希特勒接受了沃尔夫的解释，这使卡尔滕布伦纳曾打算把和谈缔造者沃尔夫排挤出去的希望变得渺茫了。
据沃尔夫说，从前一贯爱摆出挺拔军人姿态的希特勒，现在身形佝偻、摇晃，面部肌肉松弛，出现了凹陷。他沉重和缓慢地拖着身体四处移动。他的右手不停颤动，神经平衡系统似乎也出了毛病，刚走了几步就摇晃不定而不得不坐下。他的眼睛充着血，视力在这几年里出现衰退，给他的备忘录，需要在专用的打字机上打印得比常规字体大3倍，他才能不戴眼镜看清楚，而他觉得戴眼镜对独裁者来说是不合适的。有时他还会不自觉地流口水。然而在说话时，他似乎还能暂时找回长期以来为人所熟悉的那股子冷酷劲儿。希特勒有时候会突然活跃一下，这与他身体显出的衰败完全不一样。在这个时候，他那著名的记忆人名、事物和数字的能力似乎会恢复得像往常一样超群。
沃尔夫回到阿德龙酒店后已经筋疲力尽，在那里睡了一上午。4月18日下午，他在回地堡的路上经过一家银行，他和妻子曾把属于他们的各种证券存放在那里。他突然思考要不要进去取出证券，并把他柏林银行存折里的钱都取出来。他站在银行外考虑了一阵子，试图做出决定。最后，他感到在军队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生死攸关的时刻，考虑私人事务不太合适，于是离开了那里。
在等待希特勒下一次约见时，沃尔夫注意到，地堡里办公室的气氛令人绝望和恐惧，尽管每个人表面上都力图装得勇敢。每个人，除了希特勒，都知道不会再有值得期许的奇迹。除了还在制订阻挡苏联军队前进计划的希特勒，其他所有人都知道苏联军队将在几天内围困柏林。
沃尔夫得知，希特勒将肯定待在柏林，不会去阿尔卑斯山中的防御阵地，尽管总部的许多成员依然希望能逃到德国南部去。极少谈论的是，这类防御阵地或阿尔卑斯山脉中的最后立足之地，只是为了避免来自东面的危险——成为苏联军队的俘虏。[7]在沃尔夫等待的过程中，恰巧遇到了一次空袭。在地下的地堡里，他仍能感到大地在震动。他自问，即便希特勒放他走，他是否还能逃出柏林？
在空袭结束时，希特勒出现了，请沃尔夫同他一起沿着办公室前的走廊散步。沃尔夫穿着大衣，卡尔滕布伦纳和菲格莱因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他们三人陪着希特勒在走廊里来回漫步。那里有一股木头烧焦了的气味。总理府本身被毁坏得相当严重，花园的大部分土地已被炸翻了，但一大半走廊还可以使用。
希特勒告诉沃尔夫，他已在未来全局计划的基础上考虑了沃尔夫汇报的事情。他解释，把顽固的古德里安将军撤职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位合适的总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General Krebs）。[8]
希特勒说，东线现已组建了一个反坦克系统，配备有防空武器，以及能从各种位置打击7公里以外苏联重装甲坦克的反坦克炮，这使苏联最近三天内平均每天损失250辆坦克。苏联装甲部队即使强大，也经受不起这样长期的流血牺牲。苏联军队的兵力消耗和由此导致他们进攻瘫痪是指日可待的。
希特勒已决定从现在起采用下述作战总计划。在德国境内建立三个根据地：一个在中部，包括在他领导之下的首都柏林；一个在北部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丹麦和挪威；一个在南部，包括阿尔卑斯山上的坚固据点。他故意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与柏林之间，以及柏林与阿尔卑斯山脉之间的两个广阔地区撤出，并且命令德军退到附近的任何一个根据地。无疑，苏联军队和英美军队将很快在那些开放地区会师。按照他对苏联军队的判断，他们不会在《雅尔塔协议》规定的界线处停止行进。
然而，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就此罢休，所以他们将被迫用武力把苏联军队推回去。希特勒在此暂停说话，用尖锐的目光盯着沃尔夫，他，希特勒，将在这个时刻站在一方或另一方，加入最后的战争。他声称，他能在柏林至少坚持6个星期以对抗东方或西方军队，甚至有可能坚持8个星期。鉴于此，他告诉沃尔夫，必须在意大利坚持同样长的时间。希特勒预计，在这段时间里西方盟国将同苏联发生冲突，他将最后决定加入哪一方。
沃尔夫回答希特勒：“我的元首，难道现在您还不清楚在这种冲突中将加入哪一方吗？”希特勒看着沃尔夫，考虑了一会儿后说：“我倾向于加入给我好处最多的一方，或者首先联系我的一方。”
显然，在复杂形势的压力下，希特勒的脑海中时刻充满了完全自相矛盾的想法，他不经进一步思考就说出这些想法。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带着不自然的镇静说：“你知道，从战争一开始，我个人的雄心壮志就是，站在远处观察德国人民的发展及我对此的影响。我将很快把我的权力交给我最能干的一位助手。”
沃尔夫企图通过指出盟军压倒性的优势和德国每天遭受的损失，把谈话拉回到实际的局势中来。对此，希特勒回答：“那些完全不用担心。我刚给你仔细谈了一些事情的未来发展。我将冷静地等待未来，你不要伤脑筋了，老弟。我需要我的头脑处理其他事情，我不允许自己因这些报告而打退堂鼓。一个做最后决策的人，不能被战争带给前线和后方每一个人的不幸和荣誉动摇。所以，按我说的去做。飞回去，代我问候维廷霍夫。”
然后希特勒发出一系列指令，最后以坚守和保卫作为命令的结尾词。希特勒补充说，如果德国人民在他的领导下不能取得这个决定命运的胜利，那么德国人民就放弃了他们的生存权。那时，从东方来的更强大种族将证明他们生理上的超群，但除了英勇地走下去，别无选择。他总结：“回到意大利去，保持与美国人的接触，但要注意争取较好的条件。节奏稍微慢一点儿，因为在这种高度不确定的前提下，无条件投降是愚蠢的。在同美国人达成协议前，我们要争取得到更好的条件。”
这时，一个勤务兵进来告诉希特勒，晚上简报会的时间到了。这时是6点差5分。
在离开前，希特勒表示很赞赏沃尔夫谨慎的行动方式，并再次要求代他向维廷霍夫问好。在希特勒走后，卡尔滕布伦纳把沃尔夫拉到一边，对他说了一句告别话：“你所在地区的重要平民囚犯，一定不要落入盟军手中，在盟军即将到前消灭他们。”
与此同时，沃尔夫要乘坐的飞机已被调到柏林的滕珀尔霍夫（Tempelhof）机场。他在黄昏中飞抵慕尼黑。第二天，也就是4月19日凌晨，他从慕尼黑飞到意大利北部的贝加莫（Bergamo），从那里坐车到他在法萨诺的司令部。
4月20日，在米兰等候的帕里利和齐默被召到法萨诺，听取沃尔夫关于这次旅行的报告及下一步行动的指示。温纳和多尔曼也在场。当他们齐聚时，沃尔夫要来了一瓶香槟。他们为沃尔夫的这次幸运经历及其叙述的实情——“我的头还在我的脖子上”而干杯。然而，帕里利很快注意到沃尔夫的复杂矛盾心情。帕里利此前从未见过他这样。这不只是因柏林之行所导致的身体和精神方面的紧张而精疲力竭，他似乎还被柏林地堡内的颓废气氛传染，或者尽管希特勒的计划混乱而无意义，但他内心深藏的效忠心理被唤醒了。归根结底，希特勒从沃尔夫这里获得了一个允诺，而沃尔夫则要为希姆莱和卡尔滕布伦纳都未能除掉他而感谢希特勒。
不管怎样，帕里利难以解释沃尔夫从柏林回来后，为什么不愿按照“日出行动”计划去做安排。沃尔夫似乎试图在希特勒要他坚持的立场与他答应我们的尽快在意大利实施投降之间，寻找妥协的中间路径。他成功找到了一些不采取行动的借口，其中有些借口听起来是可疑的。他强调，在“日出行动”的参与者中显然有一个叛徒，否则卡尔滕布伦纳不会知道那么多信息，即使其中大部分信息是靠收集而来的。沃尔夫坚持认为，首先要找出这个叛徒是谁。接着，沃尔夫指出维廷霍夫最后还是不愿意讨论无条件投降，只有遵循他的荣誉条款才肯投降，沃尔夫认为无法扭转维廷霍夫。沃尔夫建议作为妥协方法，也许他能劝说维廷霍夫把军队每天后撤10公里，只做象征性的抵抗，把占领的地区交给盟军，但是这样做并不算是投降。
令帕里利最沮丧的是，沃尔夫像许多德国将军一样，如凯塞林及其他一些将军，喋喋不休地学舌。柏林被围和陷落，希特勒死了，意大利战线完全与帝国切断，那时沃尔夫才会觉得他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他告诉帕里利，他不能亲自去瑞士或让他的任何军官去瑞士，至少现在不能。但是，沃尔夫要帕里利来见我，并解释他的立场。“请杜勒斯相信，”他说，“我没有改变主意，但是在当前形势下，我现在不能谈判。我认为这是悲剧性的，但是我现在没有别的路。请告诉他，我将为了实施原先的计划，而尽可能快地恢复与他的接触。”
帕里利和齐默及多尔曼回到米兰，讨论了形势。感觉整个事情已经接近泡汤的帕里利决定，不能发任何信息给我，否则就意味着投降的可能性没有了。当然，他不知道就在那时我也接到了中断谈判的命令，只是理由不同而已。他知道的是，游击队在米兰市内和周围开始搅局，有起义的迹象。如果沃尔夫不作为，德国人与意大利人之间的冲突达到顶点，那么促使帕里利展开工作的第一要素——力图使意大利北部免于被毁，将完全失效。帕里利决定回到沃尔夫那里，告诉沃尔夫他不能将其信息带给我，并请沃尔夫尽快采取行动。
就这样，帕里利在4月22日独自回到了法萨诺。沃尔夫已命令齐默留在米兰的岗位上，而多尔曼则另有任务。帕里利抵达法萨诺时，沃尔夫不在。温纳告诉帕里利，沃尔夫去见维廷霍夫了。此时，一场关键性的会议正在维廷霍夫的司令部进行。据温纳说，开会的目的是任命一位全权使节，并拟定一份帝国军队在意大利向盟军投降的授权书。
事情出现这个转折使帕里利既惊讶又高兴。召集这次会议的不是沃尔夫而是拉恩。拉恩在沃尔夫去柏林期间，又回到了这个事件的核心位置。在沃尔夫处于其行动意愿最低点，并一度失去主动性时，这是何其幸运的事。拉恩和罗廷格一起成功地使维廷霍夫挺直了脊梁骨。拉恩还请纳粹的地方行政长官霍弗出席会议。霍弗曾口出狂言地宣称，如果希特勒出现在他的管辖区，他将逮捕希特勒。这个会议的气氛显然使沃尔夫再次复活，而且帮助他甩掉了柏林之行的魔咒。第二天，即4月23日，沃尔夫和其他使节一起动身去瑞士。同一天，面临盟军推进的维廷霍夫，开始把他的C集团军司令部迁到南蒂罗尔州的博尔扎诺。沃尔夫在去瑞士前也决定把他的SS司令部搬到博尔扎诺。[9]
韦贝尔、胡斯曼和帕里利向盖弗尼茨和我，叙述了沃尔夫在柏林的冒险经历及其与希特勒会面的故事，因此我们也能了解本来一无所知的事情。这有助于驱散因沃尔夫秘密访问柏林，而对他抗拒希姆莱和希特勒压力的能力所产生的怀疑。
现在是4月24日，我们正在等待华盛顿或卡塞塔发话。我们至少知道，沃尔夫面临的严峻考验已经过去了。
[1] 阿真塔通道是一条宽仅3英里的狭长干地。由于科马基奥潟湖的湖水溢出，周围成为无法通行的沼泽地，向北进攻的部队必须从这个通道突破。——译者注
[2] The Italian Campaign, op. Cit., p. 45.
[3] 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丘吉尔的敦促下，为了避免与苏联的进一步摩擦……指示盟军在意大利的司令中断这些谈话……OSS停止在瑞士接触德国人。”[Harry S. Truman, Years of Decision （New York: Doubleday, 1958）, pp. 200,201.]然而，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到这是他的决策。
[4] 杰伊（1745—1829）是美国的政治家、革命家、外交家及法学家。他曾是美国独立革命时大陆会议的第五任主席，外交国务秘书（国务卿），被华盛顿任命为首席大法官，纽约州州长。他在1794年代表美国同英国谈判，签订了《友好商业航行条约》，历史上称为《杰伊条约》。——译者注
[5] 格布哈特（1897—1948）是德国体育学院的运动医学教授，专长于用外科手术治疗运动创伤、整骨和截肢的残疾人。他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首席医疗官。他把结核病疗养院改成帝国运动员外科整骨医院，之后又改为SS官员的疗养院。——译者注
[6] 霍亨里亨是SS的疗养院，不是医院。——译者注
[7] 关于在帝国总理府地堡的最后一些日子，有许多版本。例如，沃利蒙特将军（General Warlimont）的回忆录。关于这一时期的故事之一，是在沃尔夫给希特勒做军事简报（4月20日）之后两天，曾到过地堡的一位德国将军告诉我的，我从未看到这个故事被发表过。在地堡的一间禁烟室内（希特勒厌恶烟味，他在场时不准任何人吸烟），这位将军发现菲格莱因、马丁·鲍曼和希特勒的军事副官伯格多夫将军（General Burgdorf），带着大量的空酒瓶和尚未开瓶的葡萄酒，他们脸部充血，上衣敞开。（希特勒在1944年10月派伯格多夫带着毒胶囊到隆美尔那里去，伯格多夫劝隆美尔按照元首的要求自杀。）伯格多夫用以下话邀请这位来访的将军参加这个喝酒的聚会：“整个臭气熏天的混乱将在几个星期内结束。我们可以大喝这个老头藏在酒窖里的酒。”
[8] 在大约20天之前，希特勒3月28日任命克雷布斯为他的最后一任总参谋长。克雷布斯是典型的纳粹马屁精，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就是这样的人围绕着希特勒。古德里安因多次与希特勒在战略方面严重不一致而被撤职。
[9] 我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知道此事的，但是在本章所叙述的事情发生之前的某个时候，沃尔夫曾设法把他的家属转送到南蒂罗尔州的一个安全地方，以摆脱希姆莱的魔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