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
又过了两天，华盛顿或卡塞塔还是没发来新指示。时间一天天流逝。在韦贝尔的别墅里，缺乏耐心的德国使节们，每隔几小时就来询问我们是否接到指示。在整个历史上，可能从未有一支希望投降的庞大军队的使节，得到如此奇怪的接待。
我给华盛顿和卡塞塔发去了措辞强烈的信息。我知道亚历山大元帅和莱姆尼策将军正在给华盛顿和伦敦双方做工作。除了等待，别无他法。
波河以南和博尔扎诺周围的德国军队遭到粉碎性的失败后，美国第5军和英国第8军正在把敌人推向北方。我们担心，柏林会在某一天发出命令：摧毁意大利北部的强大工业和能源设施及热那亚的港口设施。我们知道，随着战线变得越来越游移不定，要使整个意大利战线投降将更加困难。各个德国战斗部队之间的通信线路也将变得不稳定。
我们等待期间，希姆莱给沃尔夫将军发来一个信息。它是通过一条曲折的线路发过来的。它从柏林发到沃尔夫在意大利法萨诺的司令部，再从那里转到米兰的齐默，齐默把信息带到瑞士-意大利边境，用电话传达给韦贝尔，后者再把信息转给我。对于一个情报人员来说，能在一份情报未到达最终收件人之前，就读到其敌对者的信息，这是很让人愉快的。希姆莱的信息日期是1945年4月23日，内容如下：
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要的是，意大利战线要挺住和保持完整。不要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1]
最后这句话对与“日出行动”有关的德国人有着不祥的威胁。我们有热切的兴趣想听听沃尔夫对此的反应。韦贝尔在把它交给沃尔夫时密切注视着他。沃尔夫未加评论地把它交给助手温纳和施韦尼茨。他们疑惑地看着沃尔夫。韦贝尔告诉我，沃尔夫当时耸了耸肩说：“希姆莱说的话现在改变不了什么。”
沃尔夫4月25日下午给我捎来口信，他觉得自己应该立即回到意大利。他已经在外面好几天了，不知道他不在时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他离开太久，希姆莱会到意大利北部来试图控制沃尔夫的SS部队，维廷霍夫也有可能会改变主意，那儿还有难以预料的杜契（墨索里尼），虽然我们已不相信他有做出坚定决策的能力。
恰巧此时，从米兰传来了消息，墨索里尼在那里，并且召开了狂热的会议。重要的是，必须防止墨索里尼和新法西斯分子为了阻挡有序投降，而可能采取绝望措施。沃尔夫还指出，意大利北部现在处于如此动荡的局面，如果他不尽快回到司令部，回去的路可能会被游击队切断。游击队正在起义以占领皮埃蒙特地区和伦巴第地区。
我不愿意他离开，尽管我觉得如果他本人在那里，就能很好地维持意大利北部的秩序，也可以避免肆无忌惮的暴力和破坏。沃尔夫建议，施韦尼茨和温纳少校短期内应该留在卢塞恩，如果华盛顿发话要德国使节到卡塞塔去签署投降书，他将书面授权温纳代表自己签字。
沃尔夫给温纳的授权书很简单，没有提到资格问题：
我在此授权我的副官SS少校温纳代表我谈判，并代表我签订有约束力的承诺。
沃尔夫（签字）
1945年4月25日
在离开卢塞恩前，沃尔夫给了我一个手写的备忘录，列出了蒂罗尔州各地收藏着意大利珍贵艺术品的城堡和掩体的地址。沃尔夫曾在苏黎世告诉我们，他为了在佛罗伦萨之战中保护这些珍品而把它们运到了北边。沃尔夫的想法是，在抢劫者趁德军撤退之机开始动手之前，应该派陆军的小分队把这些珍品从这些地方抢救出来。
沃尔夫在胡斯曼的陪同下，于4月25日黄昏坐南下的火车到达意大利边境。盖弗尼茨和我则回到伯尔尼，因为那里是使用我们的通信网络的最佳地点。随着欧洲中部战线的瓦解，瑞士成了新闻的焦点。
有权代表维廷霍夫的施韦尼茨及沃尔夫的代理人温纳，作为韦贝尔的客人留在卢塞恩。他们不禁开始怀疑我们的意图，这个想法也让他们越来越不耐烦，这是可以理解的。难道他们是避难者或议会中的雄辩家吗？自从收到华盛顿的“停止接触”命令以来，盖弗尼茨和我对他们和沃尔夫都避而不见。
沃尔夫4月25日晚上越过瑞士-意大利边界，他答应发一个报告给在边界的瑞士一侧等待的胡斯曼。然后，他到距科莫湖西南岸仅几英里的切尔诺比奥的SS岗位去。这里是被征用的罗卡特里（Locatelli）别墅，它原本属于意大利的奶酪制造商。沃尔夫到那里后立刻电话联系了他在法萨诺的司令部和SS在米兰的司令部。
这时，德军司令部和SS司令部的人员正在向南蒂罗尔州的博尔扎诺搬迁。沃尔夫的电话被某些尚未从法萨诺迁走的人，以及已经抵达博尔扎诺的人接到，有些在路上的人则错过了电话。沃尔夫在半夜的时候派了一名信使，带一份情况报告到边境交给胡斯曼。沃尔夫在这份报告中表达了对自己能否离开切尔诺比奥的担忧，因为游击队正在聚集力量封锁瑞士边境地区。他还报告，墨索里尼和米兰的枢机主教舒斯特在25日开了3小时的会，讨论游击队与法西斯军队之间的停火谈判。最后，沃尔夫想知道卢塞恩那里有什么情况，我们从华盛顿那里是否听到什么。
在那之后，只有沉默，没有别的。第二天早上，在边境附近等了一夜的胡斯曼，还是没有从沃尔夫那里收到任何信息。胡斯曼打电话给韦贝尔说，沃尔夫肯定遇到了严重的麻烦。华盛顿、伦敦和卡塞塔也没有发来一个字。在自2月28日以来的全部谈判过程中，现在确实是我们的最低谷。此前，我们曾气馁和沮丧过，但是现在我们觉得全部努力在毫无希望的等待困惑中几乎要付诸东流了。韦贝尔对我说，他觉得不得不告诉还在卢塞恩住宅中等待的施韦尼茨和温纳，边界将很快陷入混乱状态，也许不能通行。由于我们没给他们任何消息，他们可能希望在尚能通行的时候回到部队。
然而，他们决定再稍微坚持一下。施韦尼茨开始谈论，如果不会很快有新进展，他就要把他被任命为投降使节的授权书公开给媒体代表。他说，全世界将知道他们如何被欺骗，以及谁应该对在意大利继续进行的不必要的屠杀负责。韦贝尔请他暂时冷静下来。
韦贝尔4月26日凌晨通过自己的瑞士情报特工得知，沃尔夫在罗卡特里别墅过夜时被游击队完全包围，他们很可能会袭击这个别墅，将杀死沃尔夫及和他待在一起的其他SS军官。韦贝尔决定立即到瑞士-意大利边境去，看看能做些什么可以挽救沃尔夫和“日出行动”。在上午稍晚一些的时候，盖弗尼茨在听到这个情况后，来到我的办事处，请求允许他到边境的韦贝尔那里去。他有一个想法，我们可以有效利用我在卢加诺的那些人脉。其中一个名叫唐·琼斯（Don Jones）的报业前老板，他与“日出行动”毫无关系，但是深深卷入了我们与意大利反法西斯游击队在边境地区的活动。他以“斯科蒂”（Scotti）的名字为游击队员所熟知，他也许能从游击队朋友那里救出沃尔夫。我告诉盖弗尼茨，我处在华盛顿的严格命令之下，不得与沃尔夫有联系，但是没有禁止我获取关于他的情报。盖弗尼茨静静地听了一会儿。然后说，由于整个事情似乎已到了结尾，他希望能花几天做一次小小的旅行。我注意到他的眸光一闪。他后来告诉我，他也注意到我的眸光一闪。我当然知道他要去干什么，而且他做的事由自己负责。
于是，如我所猜想的，韦贝尔和盖弗尼茨去设法营救SS将军卡尔·沃尔夫的生命了，他很可能已落在我们意大利游击队伙伴的手中。游击队员们很可能正在为能报复德国敌人和占领者而欢呼雀跃。
第二天，也就是4月27日，我在伯尔尼，早上被电话叫醒。电话是盖弗尼茨从卢加诺打来的。沃尔夫在游击队控制的科莫地区附近完全失踪后，又回到了瑞士，现在同盖弗尼茨和韦贝尔一起到了卢加诺，在那里的一个小旅馆的房间里坐了大半夜，讨论下一步该做什么。盖弗尼茨没有时间对我细说营救沃尔夫的故事。那个故事得等一等再说。
有一些新的紧急情况。沃尔夫建议到米兰去行动，在德国人控制的广播电台上发布投降宣言。盖弗尼茨和韦贝尔看到了边境地区的游击队活动后反对这个想法。他们质疑沃尔夫能否到得了米兰，即便能到达那里，在到达时广播电台是否还在德国人手中也是个问题。盖弗尼茨觉得，即使广播了投降宣言，也不会起很大作用。一些指挥官作为个人会听从它，但是没有维廷霍夫的合作，整个C军团可能不把它当回事。进一步说，正在向北推进的盟军将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肯定不会停火。然后，双方陷入互相指责的境地。
作为替代办法，盖弗尼茨建议，沃尔夫通过瑞士到奥地利边境去，从那里再到他在博尔扎诺的司令部。游击队在那个地区尚未强大，德军依然完全控制着那里。博尔扎诺现在是帝国陆军和SS司令部所在地，在那里有可能做最后一次努力，召集有关方面安排有序的投降，以放弃在阿尔卑斯山的防御阵地继续作战的想法。沃尔夫接受了这个建议。事实上，他已准备好踏上去博尔扎诺的路。不过在走之前，他做了一件事，足以证明我们把他救出来是值得的，无论下一步将发生什么情况。
游击队在意大利北部的起义已全面展开，德国SS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是他们的主要靶子。沃尔夫发了一个命令给SS在米兰的负责人劳夫上校，要他不惜一切代价避免SS与游击队发生冲突。如果没有别的办法，SS就向游击队投降。
一位年轻的意大利牧师出现在边境，急于想做点能做的事，以便在最后阶段避免双方承担不必要的流血牺牲。他名叫乔瓦尼·巴巴雷斯基（Giovanni Barbareschi），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们知道他过去曾在教皇驻瑞士的使节与米兰的枢机主教舒斯特之间充当信使，执行过危险的任务。他愿意把沃尔夫的命令带给米兰的劳夫。他到达了那里，我们后来知道他执行了沃尔夫的命令。
从4月25日到26日，沃尔夫被游击队围困在切尔诺比奥的罗卡特里别墅内。这段冒险经历确实可以称为“日出行动”故事中的故事。直到完成投降行动之后，我才得以把所有的片段归拢到一起：盖弗尼茨、斯科蒂、沃尔夫本人的叙述，还有在米兰传播的各种同样有趣的叙述。其中许多叙述具有历史意义，沃尔夫自己在那时也只知道一部分。
我在前面已阐明，斯科蒂是我在卢加诺的人，对“日出行动”并不知情，也不知道我们与沃尔夫有些什么关系。自从他与我在1943年建立联系起，他一直支持意大利北部的反德游击队，指导他们作战，建立外界与他们联系的途径。在我前面叙述过的坎皮恩革命中，他是主要的活动者之一，而且赶走法西斯分子后，还在这块意大利的飞地上组建了游击队培训中心。他在游击队内部的声望很高，受到高度尊敬和礼遇。他同瑞士警察及提契诺州的军事情报组织有着很好的工作关系。在这个意大利-瑞士边境内，有我在前面提到过的一些城镇：卢加诺、阿斯科纳、基亚索等等。他那时还有一个能干的合作者——达达里奥（E. Q. Daddario）大尉，一位年轻的意大利裔美国人，领导过意大利境内的一个OSS分遣队，不久前被调到卢加诺。[2]
盖弗尼茨清楚地知道，在陪同韦贝尔到边界去了解能为沃尔夫做些什么的时候，他的活动必须极其谨慎，而且不能暴露与我的办事处有任何联系。此外，他不能把斯科蒂卷入他所从事的任何活动中，因为斯科蒂是一个美国官员，所以从华盛顿发来的禁止同德国使节接触的命令，对斯科蒂也同样适用。盖弗尼茨知道，斯科蒂和达达里奥可能出现在基亚索附近的地区，因为边界的意大利一侧现在大部分是没有警卫的，游击队到边境线去向斯科蒂本人报告，是比较简单的事情。盖弗尼茨打算完全远离斯科蒂，如果看见，就赶紧躲起来，以免把后者卷入沃尔夫的事件中。
请想想盖弗尼茨那时的惊讶，他和韦贝尔4月26日下午在基亚索火车站下车时，看到斯科蒂和达达里奥冲他们笑。斯科蒂说：“我正等着你们呢。我明白，你们要解救沃尔夫将军。”解释这个奇遇如何发生是很简单的事。韦贝尔在这一天的早些时候曾打电话给他在提契诺州的情报主任，指示他设法找到沃尔夫。这位主任把此事告诉了斯科蒂，还告诉他，韦贝尔和盖弗尼茨正在来这里的路上。
韦贝尔告诉斯科蒂，瑞士对解救沃尔夫有很大兴趣。他说，瑞士已经给斯科蒂提供了很多优惠条件，经常对他在边境上的非法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两眼紧闭。现在，韦贝尔要求得到一个回报——解救沃尔夫。
斯科蒂非常赞同并立刻去进行这项工作。这是他喜欢干的事。然而，盖弗尼茨觉得斯科蒂应该说服想一起去执行任务的美国大尉达达里奥不要随行。否则，这件事听起来够矛盾的：一个美国军官去解救一个德国的SS将军。斯科蒂至少还算是一个平民。
晚上10点时，斯科蒂开始了探险计划。首先，韦贝尔的一名助理，尝试用电话联系在切尔诺比奥的沃尔夫，让他感到惊奇的是，电话居然还能用。游击队忘了切断电话线了！沃尔夫被告知，一个使节将很快到达他那里。他们告诫沃尔夫：“我们来时，别向我们开枪。”
刚过10点，这支救援队穿过边界进入意大利，消失在黑暗中。这个车队由三辆汽车组成。在组建这支队伍时，组织者努力准备好应对每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这支团队包括一个临时的国际休战队，预期它的多国成员能平息带有敌意的任何干扰。队员中有三名来自提契诺州边境地区的瑞士人，其中一人是提契诺州情报主任的司机。他们都很了解边境地区的游击队员和德国人，因为他们近几个月来一直为安排病人、伤员和交换的俘虏而往返。还有两人是从德国曾设立而现已取消了的边境哨位上退下来的SS军官，在通过这个地区时，能处理可能遇到的游荡和可疑的德国士兵而引起的麻烦。此外，斯科蒂还收罗了几个杂七杂八的武装游击队员。第一辆载着德国人的车打着白旗；第二辆载着斯科蒂和三名瑞士人的车亮着前灯，其光线能够照亮第一辆车上的白旗；武装的游击队员们坐在敞开着后门的第三辆车。行动计划是到科莫去，那里已被游击队占领。由于认识游击队安排在那里的官员，斯科蒂打算拿到允许车队通过战线去还在进行战斗的切尔诺比奥地区的通行证。
车队离开基亚索去科莫后不久，便受到游击队员鸣枪“致敬”的待遇。斯科蒂跳到车外，站在车头灯光中，相信游击队员能看见并认出他而停止开枪。这个举动成功了。他的一位游击队领队老朋友，从黑暗中跑出来，投入“我的朋友斯科蒂”的怀抱，就这样停止了交火。从这儿去科莫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科莫的行政长官是斯科蒂的朋友，签发了通过战线所必需的公文。这支车队经历了小小的危险，包括直接对着他们射击的步枪和一颗偶然投出的手榴弹，最终抵达了罗卡特里别墅。坐在第一辆车里的德国军官们成功通过了肃穆的德国警卫队伍。他们在那里找到了穿着全套SS制服的沃尔夫。这不是把他引见给游击队员们的恰当场合。斯科蒂告诉沃尔夫穿上便衣，并且动作要快一点。沃尔夫隆重地拿出一些真正的苏格兰威士忌和幸运牌香烟送给救援队，声称这些是隆美尔元帅在北非缴获的。沃尔夫很快换了装，一行人就开始撤离了。他们在回程中遇到每一支游击队时，都要进行冗长的谈判和许多解释，以及出示通行证。沃尔夫被藏在第二辆车后面外人难以看到的地方。奇怪的是沿途并没有人进行搜查。最后，在大约凌晨两点半，这个小车队安全抵达瑞士边界。
与此同时，韦贝尔和盖弗尼茨正在基亚索火车站的饭店里等待。这个光线灰暗的地方，似乎更像淘金热时期的墨西哥小酒馆，而不像在瑞士联邦铁路大站上可以遇到的那些庄重的饭店。外表可疑且带着忧心如焚目光的人们，还有因战争和革命而产生的不伦不类的乌合之众，纷纷涌进这家车站饭店。他们大都试图从战争的废墟中逃离，进入和平的瑞士。
有些人无疑是在瑞士-意大利边境活动的各国情报机构的特工；另外一些人是意大利游击队员，多年来第一次从山里的藏身之地来到瑞士领土上享受一番；有些人在提契诺州有亲属或密友，越过边境求得能立足，或介入黑市外汇交易；还有为数不多的代表瑞士和外国报纸寻找故事的新闻记者。对于这些记者，盖弗尼茨要尽力与其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对韦贝尔和盖弗尼茨而言，这些记者在这个时候比走私者更加险恶。没有别的东西能比媒体对我们的投降计划更有破坏性，哪怕只是最细微的过早曝光。
幸亏随着夜色越来越深，这个车站饭店慢慢变空荡了。盖弗尼茨和韦贝尔离开这里，去距此不足一英里的边境控制哨所，从瑞士到意大利的公路通过。他们听到汽车的噪声几次越过边界，随后又消失在黑暗中。
最后，在等待了约一个小时后，他们看到一辆打着远光灯的汽车，从边界的另一侧接近哨所。这是斯科特及其团队的车队。为了避免未经授权地同沃尔夫谈话，盖弗尼茨坐在停放于海关拐角处的一辆汽车内，一旦确定沃尔夫已安全站在瑞士土地上，他就打算立刻静静地消失。但是，当斯科蒂的汽车停下后，沃尔夫出来时，有个什么人告诉他，盖弗尼茨就在这里。沃尔夫径直走到盖弗尼茨这里，同后者握了手并表达衷心感谢。沃尔夫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您为我做的事。”在这个时刻，盖弗尼茨开始同沃尔夫谈话，不管有无命令。
这个团队——盖弗尼茨、韦贝尔和沃尔夫离开边境，继续驶向卢加诺，并决定沃尔夫下一步该做什么。他们在卢加诺的一家小旅馆的房间里等待天亮时，沃尔夫把过去24小时的情况告诉了他们。
沃尔夫一直通过电话与米兰的SS首脑劳夫保持着联系。劳夫报告，城市的中心被SS占领着，而郊区则被游击队控制着。某些街道的一边是SS的，另一边是游击队的。两边的人都部署在大门口和窗户边，他们的枪都上了膛，但尚未开火。沃尔夫命令劳夫把SS军队撤离大门和窗户，并禁止他们开火。一旦流出了第一滴血，一切就无法控制了。他还命令劳夫立即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劳夫那时曾想派一辆装甲车去接沃尔夫，但装甲车无法通过游击队的包围圈。枢机主教舒斯特从劳夫那里得知沃尔夫的窘境，派了一辆车带着一个牧师和一位SS军官去切尔诺比奥。这个军官恰巧是德国的前情报首脑卡纳里斯的亲戚。这个尝试也失败了，这辆车不得不掉头回米兰。
枢机主教如此积极地要把沃尔夫弄到米兰，原因之一是他想安排各方，主要包括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游击队，米兰地区的德国人，共同签署当地的和平或停火协定，或者一个别的什么名字的类似协定。自1944年秋天开始，这位枢机主教就在努力促使德国人及其意大利法西斯同盟，与游击队进行和平谈判，并在其中发挥突出作用。他现在特别积极地活动，是因为墨索里尼令人不安地出现在米兰。墨索里尼说，要率领他的法西斯支持者做最后的拼搏，并且显然急于要像他的导师希特勒那样，率领军队把支离破碎的帝国夷为平地。由于这个原因，枢机主教请墨索里尼本人出席4月25日的会议，讨论休战问题。
事实上，沃尔夫只知道米兰所发生的复杂情况的一小部分，他知道的情况来自劳夫的电话通报和一位突然到切尔诺比奥的访问者。这位来访者是墨索里尼的国防部长格拉齐亚尼元帅，在理论上或多或少地指挥着四个法西斯师。这些师本应同德国人一起作战，但迄今仍未这样行动。[3]格拉齐亚尼正在科莫附近同他部下的将军们磋商，他听说沃尔夫在离他不远的切尔诺比奥的罗卡特里别墅。4月26日早上，他自作主张地去见沃尔夫，没有同正待在向北移动的德国车队的墨索里尼打招呼。他把在这个早上草拟和签署的一个文件交给沃尔夫，后来沃尔夫把它交给了盖弗尼茨。在这个文件中，格拉齐亚尼把意大利法西斯武装力量的投降权，以及其他一切要交出的东西移交给沃尔夫。格拉齐亚尼显然知道“日出行动”的一些情况。这个文件的内容如下：
武装力量部
军事委员会1945年4月26日/ XXIII
我，意大利元帅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在此以意大利武装力量部长的身份，向德国在意大利的SS和警察部队最高领袖及武装力量的全权将军卡尔·沃尔夫，移交下述权力：代表我按照与德国在意大利的武装力量同样的条件进行谈判，达成对我有约束力的关于意大利陆军、海军和空军的一切正规部队及法西斯军事组织的协议。
意大利元帅
鲁道夫·格拉齐亚尼（签字）
在安全到达瑞士后，沃尔夫在格拉齐亚尼的文件后面加注：“我在此把上述权力交给我的副官温纳少校。”
俗话说“弹指一挥间”，意大利军队就加入了德国军队的投降行列，而温纳少校也就被授权投降了。几天后，格拉齐亚尼本人向达达里奥大尉投降，后者把他带到米兰，同其他法西斯战俘一起关在那里。
对于在4月25日在枢机主教的宫殿里举行的墨索里尼参加的会议上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不同的见证人意见不一，但大部分见证人同意，现场发生了一件使会议破裂的事件。[4]墨索里尼在会议开始时告诉枢机主教，他计划带着最忠诚的追随者去瓦尔泰利纳（意大利最北面的山区之一，就在瑞士东部的南方），领导他们对盟军做最后的抵抗。枢机主教看着墨索里尼混乱的精神状态，显然没有把他的说法当真。不久之后，枢机主教邀请卡多纳将军和游击队的其他代表到场讨论一个停火计划，这个计划呼吁游击队放下武器，如果法西斯部队也这样做的话。在这场讨论中间，格拉齐亚尼出现在现场并报告，他刚得知德国计划向盟军投降，此事完全没有同意大利商量。
这使墨索里尼感到惊讶和愤怒，尽管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难以相信墨索里尼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对沃尔夫和“日出行动”毫不知情。据传，墨索里尼曾说：“他们（德国人）总是把我们当作奴仆。归根结底，他们背叛了我。”然后，墨索里尼在助理们的跟随下，跺着脚离开了会议现场。有人说，他在一小时后又回来了。其实，他没有回来，坐车去了米兰市政府的办公室。在那里他对被指定护送他的一个德国低级军官生气地说：“你们的沃尔夫将军出卖了我们。”这个护卫不懂他说的是什么。随后，墨索里尼在10辆车组成的长列车队中离开此地，去往科莫湖地区。墨索里尼结局的其余部分已载入历史。在此后几天的混乱中，护卫他的德国人人数不断减少。执行任务的游击队员发现他坐在一辆被堵在路上的汽车里，就把他拉了出来，关在科莫湖附近山上的一个小农舍里。他和情人克拉拉·贝塔西，最后被一个从米兰来的声称持有处决命令的共产党人沃尔特·奥迪西奥（Walter Audisio）[5]枪杀。
在墨索里尼被处决前的两天，也就是4月26日，斯科蒂告诉我，科莫的市长打算劝墨索里尼向瑞士的美国人投降。事实上，这位市长曾发过一个消息给斯科蒂，提出这种可能。斯科蒂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
初看之下，墨索里尼像是某人手中拥有的一个诱人的人质，但是行动更吸引聪明和实事求是的人。我不想为将这个法西斯独裁者弄到瑞士而负责。一旦身在瑞士，瑞士人可能有责任根据政治避难者的有关法律程序，给他提供避难权。这样他们手中将有一个尴尬的案子，而我对此要承担一定责任。由此我拒绝做任何把他弄到瑞士的事情。我给斯科蒂回话，让他不要接触墨索里尼。后来我听说，墨索里尼本人也反对向瑞士寻求避难的想法。
[1] 此时，希姆莱为了谈判投降而正通过瑞典的贝纳多特伯爵，寻求与盟军的接触，他自然不愿沃尔夫与自己竞争。
[2] 在我写这本书时，达达里奥已是美国众议院的杰出议员，在美国国会中代表康涅狄格州的第一选区。
[3] F. W.迪金在他的著作《残酷无情的友谊》（The Brutal Friendship, New York:Harper, 1963, p.772）中，描写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没落”，同时还叙述了格拉齐亚尼因沃尔夫没有早一些同他商量投降谈判问题而感到痛苦。沃尔夫回答：保守秘密有“悲伤的必要性”，如果墨索里尼知道的话，“这个秘密将成空”。这里又一次表明，即使在公认的盟友之间也“必须保持绝密”。
[4] 同前页脚注，第806页。
[5] 奥迪西奥化名为瓦列里奥上校。处决墨索里尼的命令是由共产党游击队加里波迪旅政委拉扎罗下达的。——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