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书已签署，但未送达
1945年4月27日早上，我刚到办事处，就收到了三个信息，都标着“三倍优先”——这是一种紧急通信指示，要求信息的处理要优先于线路上的其他任何信息。
以前的一切“停止接触”命令都被收回。联合参谋部指示，亚历山大元帅应立即安排德国的使节到卡塞塔签署投降书，不必再在瑞士开会或讨论。苏联代表也被邀请到卡塞塔。就在那一天，已派了一架飞机从卡塞塔飞到日内瓦附近的安纳西机场，去接投降代表团。如有可能，建议盖弗尼茨和韦贝尔陪同这些使节。
这时，信息开始到处传，电话铃声到处响。由于此时韦贝尔正在开车送沃尔夫去奥地利边境的路上，我联系了韦贝尔的办公室，敦促他们把韦贝尔拦截在路上，并把这个消息转告他。然后，我把情况通知了华盛顿和卡塞塔，告之我们可能有望在沃尔夫到达边境前拦住他。不过我建议，虽然我们能催促沃尔夫本人，但是让他继续待在博尔扎诺司令部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只要能及时联系到他。重要的是，他可以让那里的将军们老实一点。
韦贝尔在中午前打来电话说，他和沃尔夫在到达奥地利-瑞士边境时收到了我们的信息。沃尔夫得知情况出现了转机时很高兴，但仍然决定到博尔扎诺去。沃尔夫认为，他在那里会比在卡塞塔的签字现场更有用，温纳已被授权在那里全权代表他签字。沃尔夫有两个建议都是强调，目前通信比在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把齐默留在奥地利-瑞士边境的布克斯，做他曾在意大利-瑞士边境做过的工作。另一个是派小沃利到博尔扎诺的SS司令部去，沃尔夫将在那里为他做出秘密安排，如同他在米兰执行任务时那样。从米兰回到伯尔尼以来，沃利一直在等待下一步的命令，沃尔夫知道他是一个能干和勇敢的人。沃利能在博尔扎诺建立一条从那里到卡塞塔的无线电通信线路，使盟军总部能直接与沃尔夫联络，并经沃尔夫联系德国军队。这意味着，一旦签订了投降书，就能制订实施停火计划的具体细节。我立刻发电报把这个建议报告给华盛顿和卡塞塔。施韦尼茨和温纳已得知此事，并准备坐下一班火车从卢塞恩去伯尔尼。
那时，从卡塞塔来的飞机已降落在日内瓦附近的安纳西机场，驾驶员已与我取得联系。我告诉他，第二天，即4月28日（星期六）早上，有两名使节及盖弗尼茨将准备好和他一同起飞。同时，我把亚历山大考虑周到的外交邀请函交给韦贝尔，以便在投降仪式上展示。
黄昏刚降临时，我和盖尔尼茨在我的伯尔尼家中会见了施韦尼茨和温纳。在瑞士没有什么可谈判的，我的工作是把他们送到卡塞塔去，所以我们主要谈论旅程的安排。在长时间大失所望的等待与延误之后，他们即将迎接尚未完成的任务，我们要为此做好准备。他们三位很快就离此去日内瓦了。我们安排他们在第二天上午经法国到日内瓦附近的安纳西机场，他们从那里再飞到卡塞塔。最终是天道助我，就像沃尔夫被救出来时那样。假如华盛顿的电报晚来几个小时，沃尔夫就会带着计划泡汤的情绪回到博尔扎诺，随后就可能无法使将军们一致支持投降。施韦尼茨和温纳也可能因失去耐心而回家。
这一行人在上午到达卡塞塔。沃利到博尔扎诺的危险岗位上去工作的批件也收到了。在下午时光尚未结束之前，小沃利带着电台设备、换洗衣物及像过去一样的大量香烟，到他那危险的新岗位上去。特雷西·巴恩斯大尉陪同他到瑞士边境，齐默接他过境进入奥地利的费尔德基希，并和他一起等待沃尔夫部下的人开SS的车来接。沃利在车内更换衣服，穿上沃尔夫为他准备的SS制服。回想起他在达豪集中营的日子，这真是幽默的一刹那。沃利到达博尔扎诺后，被安排住在用巨石砌造的皮斯托亚公爵宫第三层的一个小房间里。1944年沃尔夫在这里安置了他的通信中心，现在是SS司令部。沃利支起了天线，并在29日中午与卡塞塔的OSS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准备在今后签署投降书的关键几天内，执行保持通信畅通的重要任务。
由于保密依然是当时的命令，而且我曾被过分地强调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我没有到克塞塔去参加签字仪式。如果我出现在签字仪式上，可能会被新闻媒体发现，从而破坏我们迄今为止细心保护的“日出行动”。当时，它仍然应该是一个“秘密投降”行动，而且这是一个由双方的军队代表签署的反映盟军在军事上胜利的投降计划。
应亚历山大元帅之请，盖弗尼茨作为翻译与德国的使节们一起经历了1945年4月28日至29日发生在卡塞塔的全过程。他给我写了一份关于这个过程的详细报告。读者从这个报告里可以看出，盖弗尼茨的作用远比翻译重要，尽管他没有担任其他正式公布的职务。事实上，他对德国的使节产生了独特的影响。与德国使节打交道时技巧极其重要，特别是劝导施韦尼茨随心所欲地解释他从上级维廷霍夫处得到的口头指示。如果没有盖弗尼茨作为一名有经验的谈判者在场，可能会产生严重的麻烦，投降书可能签不成。以下是盖弗尼茨写的关于这两天的故事：
4月28日中午，亚历山大元帅的飞机，一架很舒适的C-47[1]，从安纳西机场起飞。坐这架飞机从卡塞塔来的莱姆尼策将军的参谋汉利（Hanley）少校作为我们这一队人的护卫。飞机上有三名美国军官，他是其中唯一知道我们这次使命的性质的人。
飞机在壮丽的勃朗峰附近飞行，越过尼斯和科西嘉之间的蓝色地中海。德国使节们在旅途的头两个小时里沉思或睡觉，但是在旅程的最后一段开始谈话和提问题。
他们比较关心礼仪问题：在抵达时要与盟军的军官们握手吗？他们将被当作法规辩论专家吗？会不会按战争惯例被蒙着眼睛，以防他们看到盟军战线后方的任何东西？如果和谈破裂，他们将被囚禁吗？
飞机在大约下午3点抵达卡塞塔附近的马西娅[2]机场。莱姆尼策将军和艾雷将军在机场等候我们。几个星期前，他们在阿斯科纳会见时曾面临同样的仪式问题。我设法第一个走出飞机，并把又一次发生的握手问题告诉两位将军。他们确定那里没有外人，就请我把这些德国人的真实姓名介绍给他们，反之亦然。在结束这些客套和引见之后，双方简单地点头问候。这两个德国人坐一辆车，盟军的将军们和我坐另一辆车。
地中海战区的盟军司令部位于一座大城堡内，这个城堡从前属于那不勒斯的一位国王。山上流下来的瀑布注入城堡后面由一系列台阶构成的水池和喷泉，周围是巴洛克式的雕塑和18世纪的英国式花园。
下午3点过后，我们的汽车抵达山顶上这座围着铁丝网的营地。这个当时被暂时清空了的营地，坐落在一个能提供意大利最佳景观的地点。这座山及山上的松树林，俯视着那不勒斯的壮丽海湾、蔚蓝色地中海海岸上的白色房屋及几个远离海岸的岛屿。这几位德国“游客”不是为游览而来的。壮丽的景色被连接在大树之间的大块帆布挡住了，这是为了防止德国人认出这个营地的确切位置并获得关于盟军司令部的任何详细情况。归根结底，仗还在打，炸弹还在不断被投掷。
为了保证即将开始的会谈保持绝对机密，这个营地被重重守卫着。不准任何人进出的命令执行得异常严格，甚至连我们自己人一开始也不允许进去。宪兵们坚持说，根据艾雷将军的特别指示，任何人都不准进入营地。我们的这位将军坚持说：“我就是艾雷将军。”起初，警卫们无动于衷。他们回答，任何人都可以这样说。经过了几轮的电话往来之后，艾雷将军最后才得以进入这个他自己做了特别指示的营地。
这个营地由一些有金属圆拱顶的军用活动房屋和平房组成。德国人住在分配好的一间小平房里，我住在另一间。那里还有空间较大的建筑，其中的一幢内有脏乱走廊和诱人家具的起居室。另一幢里有会议室，会谈就在那里举行。
莱姆尼策和艾雷二位将军与德国使节之间的第一次非正式会谈进行得不错。我们那时都在喝着传统的英国下午茶。艾雷试图向这两位德国人施加压力，他们来此是为了签订无条件投降书，而不是谈判。然后，我们把这两位德国客人留在山上，自己则开车去艾雷的别墅。在我们抵达那里时，我问艾雷，他的房间里是否安装了窃听器。他说没有。我继续说：“我要确定没有窃听器，因为我打算告诉你一些你可能不想记录下来的事情。”然后我告诉他，我如何违反了联合参谋部的指示，解救了沃尔夫，并经瑞士和奥地利把他送到了博尔扎诺。他说：“别担心这事。”听他这样说，我就放松了，但没有感到惊讶。
第一次正式会谈在晚上6点开始。除了莱姆尼策将军和艾雷将军，地中海战区盟军司令部的几位高级军官也在场，但是第一次会议上并没有苏联代表。盟军的军官坐在几乎占满整个会议室的长桌的一边，两位德国将军坐在另一边。
亚历山大元帅的参谋长摩根中将主持会议，并拿出包括投降条款在内的许多文件，还请我把他的阐述翻译成德语。他告知这些德国使节，另一场更重要的会议将在当晚9点举行，他们在那时将有机会提出问题和做出解释。这样他们就将有3个小时时间研究这些文件。摩根将军还告诉这两位德国人，一位或更多的苏联代表将参加9点钟的会议。
在第一次会议后，德国使节立刻回到他们的住处，开始研究这些文件。他们在这次旅行出发之际，还沉湎于对“无条件”这个词的幻想。维廷霍夫赋予施韦尼茨的那些权力使用了相当弹性的词汇。施韦尼茨虽然有权以维廷霍夫的名义签字，但是这些权力被附加的模棱两可的“在我所指示的框架内”削弱了。维廷霍夫对施韦尼茨所做的口头指示中特别指出，德军司令希望他的军队免于被囚禁在盟军的战俘营中。他希望得到盟军指挥官的同意，让他把自己率领的军队在意大利就地退役后，尽快回到他们在德国的家里。德国使节们被指示要取得的另外一个条件是，允许军官们保留他们的臂章。
现在，在第一次会议后，盟军似乎不会做出这种让步。投降文件是以胜利者的郑重和命令式的风格写成的。这两位德国人对此深感震惊。
第二次会议在晚上9点准时开始。一位代表苏联总参谋部的少将基斯连科（A. P. Kislenko）[3]和他的翻译乌拉耶夫斯基（Uraevsky）中尉出席了会议。
德国使节们获得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机会。他们强烈请求允许德军就地退役，而不是被关进俘虏营。他们还重申了这样的要求：德国军官要保留他们的臂章，他们声称这是在完成投降前为维持纪律所必需的。
投降协定的条款规定，不允许德国人在放下武器后继续拥有机动运输工具。德国使节们指出，这是不可行的，因为实施全面投降需要两三个星期，在此期间必须给德国军队提供食品。
另一个争论的要点是港口内的海军船舶。施韦尼茨指出，这些船舶不在陆军军团的控制下，受德国海军的控制。所以，他只能保证港口的投降，而不包括些船舶在内。
德国人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反对意见涉及的里雅斯特港和波拉港[4]。他们解释，他们无法对这些著名的港口做出承诺，后者曾一度作为奥匈帝国的海军基地。最近，的里雅斯特、波拉及伊松佐河以东地区，被从在意大利的德军司令部划出，现在属于在巴尔干的德军司令洛尔（L?hr）将军[5]的指挥范围。他与沃尔夫将军的投降谈判无关。参加会议的英国海军上将显然对不能在波拉港升起英国国旗，以及接不到德国海军的投降而感到很失望。
盟军司令听取了德国人的意见，在一些小问题上做了一点儿让步。他们同意德国人继续使用机动运输工具。他们还在德国军官保留武器直到全部完成投降工作的问题上做了让步。但是，在德国人要求德军就地退役，并很快返回德国的主要问题上，盟军持断然拒绝的态度。
因此，德国人——主要是施韦尼茨，在休会时很不高兴。他们要我陪着回到住处，希望能进一步讨论投降的条款，特别是他们想通过电报联系博尔扎诺的德军司令部。我们的讨论持续了大半夜。
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SS的代表温纳少校本人关于投降的想法是，按照他得到的指示——签署无论什么形式的投降协定行事。然而，代表帝国国防军的施韦尼茨觉得不能在囚禁问题上退让。他声称，一定要使德国士兵免于被长期扣押在外国土地上的盟军俘虏营内。他一次又一次地重申，他从其总司令处得到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口头指示，他说，这个指示使他不能接受盟军现在提出的投降条件。
最后，我提出一个论据，这似乎产生了一些影响。我说：“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使数百名士兵丧失生命，难道你们不明白吗？当我们在这里争论时，每一分钟都意味着更多的毁坏，更多的空袭，更多的死亡。”
施韦尼茨在这一点上示弱了。但是他依然坚持，应该把投降条款告诉他的司令维廷霍夫，请维廷霍夫对签署投降文件给出最后的批示。我们立即一同起草发给维廷霍夫的电报。此时已是凌晨4点了。
我觉得到此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我口袋里装着电报稿，在晨曦中沿着皇家花园里披着黯淡月光的走廊，开车前往莱姆尼策将军在宏大的皇家宫殿内的办公室。
我发现他还在工作。我向他出示电报稿时，他很受鼓舞并命令立即编码。由于我们OSS的电报员沃利尚未在博尔扎诺的沃尔夫司令部就位，这封电报被发送到我们在伯尔尼的办事处。这个冗长的传输方法使我们最快也得两三天后才能得到回音。
这时，我们可以享受几小时的睡眠。德国使节、莱姆尼策将军、艾雷将军与我之间的又一次非正式会晤在早上开始。这次会晤开始时，先由艾雷说明，此刻没有时间等待维廷霍夫的回音。艾雷将军坚持在当天签署投降书，这样就可以让使节们在下午离开此处，力争在第二天到达博尔扎诺。施韦尼茨同意不经维廷霍夫的重新批准就能签署投降书，昨夜的长时间辩论终于有了成果。
在那之后，还有许多为完成投降计划所必需的安排，需要进一步讨论和决定。使一支正在作战的部队放下武器，在许多方面就像使这支部队参战一样费劲儿。所有事项中最重要的是，如何确定停止相互敌对战争的具体时间，使这个命令及时送达前线的部队并得到执行。没有比一方停火而另一方仍在继续开战更糟糕的事了。为了防止产生任何误解，并使双方同步行动，决定根据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确定投降时间。
几乎同样重要的事项是，在盟军司令部与敌方司令部之间建立无线电通信。双方军队之间通信的密码和电台波长，也通知给德国人，并被带回到他们的司令部去。[6]
投降的日期和时间定在1945年5月2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点整，对应的意大利时间是当地时间下午2点整。当时是4月29日，我们假设使节们能在大约24小时内回到他们的司令部。这样就有48小时可用于发布投降命令，并把它传达到战争前线的德军部队。我们知道，要满足这个72小时后的截止时间，必须赶紧办事。至关重要的是，为了天黑前能在瑞士-法国边境着陆，带着投降协定的这伙人，不能迟于当天下午3点坐飞机离开卡塞塔。现在甚至没有时间再重新拟定30来页长的投降协定，以便把盟军指挥官们同意的更改加进去。按照莱姆尼策将军的建议，我把这些更改手写加进去，而这位将军则在我背后亲自监督修改过程，以确认措辞正确。
下午2点，一切都已准备好，只待签字。为此，在庄严的皇家夏宫内举行了盟军指挥官与德国使节之间的第三次正式会议。一间从前的舞厅被改成摩根将军的办公室。这个大房间内挂着波河流域的战略地图，以及另一张展示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地图，通过在这个房间里即将完成的活动，和平将再次回到这个古老而又弥新的战场。
虽然签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德国首次投降协议，在此时是一个高级保密事件，但是它仍被安排在受现代公众注目的场合。为了记录这个历史事件，抽签选中的一些英美的报纸和广播电台记者从罗马飞抵这里。这些新闻界人士在到达后宣誓保密，直到官方在5月2日的投降生效日正式宣布投降已完成。记者们都诚实地遵守了这个新闻封锁时段的要求。
此时我建议，艾雷将军暂时对德国使节们的姓名完全保密，因为我担心他们将来可能会被仍在战败的德国各地活动的纳粹地下人员当作叛国者杀害。
对安排媒体报道毫不知情的德国人，进入安装了8盏巨大弧光灯的大厅后，看到麦克风并听到摄像机的运转声时吃了一惊。
美国人、英国人和苏联人站在大厅的一边。那里共有11名英美的高级将领和海军上将、一名苏联将军和他的翻译、三名盟军的高级军官、几名报纸和广播电台的记者，还有我。
一张长长的抛过光的会议桌放在大厅靠近中间位置。摩根将军一人站在一端。两个德国人被领到另一端。
摩根将军站在他的椅子后面，以下列问题开始了仪式：
“我知道你们已准备好，并被授权在投降协定的条款上签字。是这样吗？”我翻译了这句话。
施韦尼茨回答：“是”。
然后，摩根将军转向温纳，重复这个问题。这位SS的代表回答：“是”。
摩根将军继续说，“我被授权代表盟军最高司令签署这个协定，这些条款将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5月2日中午12点生效。我现在请你们签字，我将在你们后面签字”。
此时，德国代表引发了一个意外。又一次困扰于自身被授权范围的施韦尼茨用德语插话说：“在签字之前，我重申我在预备会议上说过的一点，即我个人可能正在超越我的权力范围。我推测我的司令——冯·维廷霍夫将军将接受协定，但是我不能完全负责。”
我缓慢和仔细地把这些话翻译成英语。在全体听众一阵骚动时，莱姆尼策将军和我交换了一些怀疑的目光。这样的宣言可能使两位德国军官的签字在盟军眼中毫无价值。然而，摩根将军似乎对此没有这种怀疑。他用肯定的语气说：“我接受。”
在又一次提醒这些条款将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5月2日中午12点生效后，摩根将军再一次请德国使节签名。
在仪式开始前，桌子上的笔和墨水瓶都已被仔细检查过。有些记者已把目光转向那些将成为有辉煌历史纪念价值的笔。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因为另一位纪念品收藏者——一位担任会议秘书的年轻军官，已经把自己的自来水笔递给德国人签字。两位德国使节在协定的5份复印件上签字后，摩根将军也随后签了名。
下午2点17分，摩根将军结束了这个仪式。德国人被领出大厅，弧光灯熄灭了。这间大厅像演出结束后的舞台那样，突然变得黑暗和空荡荡了。
文件已签署了。[7]现在，还有最后要办的一件难事：必须把他们已投降的事实通过他们部队的各级指挥官，让德国军队都知道。这意味着，信使们必须带着投降文件秘密通过法国、中立的瑞士和德国控制的奥地利，回到博尔扎诺的德军司令部。而这个旅程的最后一段不得不经过被盖世太保控制同时遭到游击队威胁的地区。
我们这一行人是在下午3点离开卡塞塔附近的马西娅机场的，自我们到达卡塞塔以来已过去了24个小时。感谢莱姆尼策将军和艾雷将军的机敏和足智多谋，以惊人的速度和效率完成了计划。
在法国时间下午7点15分，相当于瑞士时间下午6点15分，我们降落在日内瓦附近的安纳西机场。我们曾希望赶上稍早于晚上8点的最后一班从日内瓦到伯尔尼的火车，能顺利地通过边界进入瑞士。我想，我们大概是期望过高了。在大事顺利时，小事往往就来添乱。我们在法国-瑞士边界附近阿纳马斯的OSS基地，并没有收到从卡塞塔发来的信息，也没有把我们在卡塞塔取得成功，以及预计到达安纳西的时间通知他们。我们似乎飞得比电台信息还快，因此当地组织没有安排把我们带过边界进入瑞士。
由于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自己走到边界的哨所去，希望能说服瑞士的边境守卫让两个德国人入境。我编的故事是，他们仅在一天前离开瑞士，短暂访问法国，打算尽快完成商务工作后回到瑞士。不幸的是，我不能告诉边境守卫，这两个人几乎决定着德国和意大利的一百万士兵的命运，而且与此同时可以保护瑞士免受南边来的一大群无组织的德国败兵的入侵。
这些瑞士守卫似乎很敬业。他们并无恶意地问：“他们的姓名是什么？”我极为尴尬，因为我忘记了他们上次在边境用过的假名，而且我还担心连他们自己也已忘了。但是我不能跑到外面的等候处去问德国人。我回答，如果能查看记录，我就能指出我的旅伴仅仅是在一天之前离开瑞士的。他们很天真，接受了这个建议。我们一起顺着记录本上的名单往下找。在快速查看时，我看到了德国人用过的两个名字。这时我向瑞士的边境守卫暗示，瑞士总参谋部的官员对这两位绅士的旅行特别感兴趣，并安排了他们在前一天离开瑞士。瑞士边境守卫的态度软化了，同意让德国使节再次入境。
这只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开端。我们到达日内瓦火车站时，去伯尔尼的最后一班车刚开出站。OSS在日内瓦的代表没有接到我们到达的通知，晚上外出了，我们联系不上。当时汽油是有严格配额的，我们也不可能雇一辆汽车，所以我们只能口袋里揣着紧急重要的投降文件，在日内瓦火车站的室外餐厅里，挤在那些平静地过周日的瑞士资产阶级中，不耐烦地等待。每隔15分钟我就打一次电话到这位OSS人的家里，指望他能回家。最后，在又浪费了一个小时后，这位代表终于在约9点的时候到家，立即给我们提供了一辆车。我们坐车回到了伯尔尼。
盖弗尼茨的报告到此结束。
回到我叙述的故事。4月29日早上，莱姆尼策将军用电报把投降条款的文本发到伯尔尼供我阅览。莱姆尼策相信，施韦尼茨和温纳会在当天结束前签署这个协定。意大利的军事形势每小时都在变化，并且越来越混乱，现在我们已快要取得自2月底以来一直努力想要的成果。莱姆尼策强烈地感觉到，在为实际停止双方敌意而做基础准备方面，一分钟也不能浪费。为了立即实施投降，位于博尔扎诺的德军司令部必须尽早得到德军代表即将签字的文件。文件传送方面的任何延误，都意味着双方可能产生更多的伤亡。
由于小沃利在博尔扎诺的电台联系尚未建立，莱姆尼策建议派一个信使到维廷霍夫那里去。我指定巴恩斯大尉承担这个信使的使命，并在我们收到投降条款后给他一份复印件。他立即去卢塞恩联系韦贝尔少校的人员之一，一位瑞士陆军大尉。他们两人将开车到瑞士-奥地利边境的布克斯，在那里找到齐默，把文件交给他。齐默将文件带过边界，并设法送到博尔扎诺。我是这样设想的。
巴恩斯年轻胆大，韦贝尔的那个瑞士陆军大尉也是同样的人，他还有一个朋友拥有一架私人飞机。巴恩斯是受过训练的跳伞员，在战争的前几年里多次为OSS的危险任务而成功跳伞。所以这两人未同我商量就筹划了一个计划：把飞机的主人请来帮忙，巴恩斯从苏黎世飞越阿尔卑斯山到博尔扎诺，带着投降文件跳伞，随后再设法步行到德国司令部并递交文件。
这是一个极好但也很危险的计划。暂且不论在巴恩斯见到维廷霍夫将军之前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首先要保证中午天气晴好，保证飞行不出问题。正当巴恩斯等待天空晴朗时，卡塞塔发来了两条信息。一条信息是沃利已经建立了无线电联系。投降文件已直接发送给他，他确认已收到了。另一个信息是通知我，投降文件已签署，德国使节和盖弗尼茨正在回瑞士的路上。
盖弗尼茨和两位德国使节刚好在4月29日的半夜前到达我在伯尔尼的家。三人都处于我少见的精疲力竭的状态中。
我打开供应得越来越少的威士忌，煮好了咖啡，做好了三明治。这个投降队伍终于在壁炉前暖和了过来。瑞士的怪异天气处处与我们作对，不仅寒冷，甚至常常下雪。我对他们说了一些打气话，因为我知道德国使节还要面对艰难而危险的旅程。即使在最佳环境下，至少也得花上12个小时坐汽车从伯尔尼到博尔扎诺，而距离最终投降的截止时间只剩下两天了。
他们两人不能耽搁太久，刚过了凌晨1点，就在盖弗尼茨陪同下启程去布克斯那里的边境。现在，汽车里放了毛毯和枕头，让他们能在行驶过程中睡一会儿。
现在，投降行动可能不会再面临什么障碍了，我怀着这个希望去睡觉。但是过往的经验教训我，这是期望过高。
还没到早上7点，电话铃声就响了。电话的那一头是盖弗尼茨，他是从布克斯打来的。车到了边界，但是被拦住了。瑞士政府以正规措施严密地关闭了边界，任何人没有特别批准都不能进出边界。普通签证没有用，甚至韦贝尔领导下的瑞士情报人员享有的特殊待遇也不起作用，只有瑞士政府的直接行动才能帮我们摆脱困境。
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我立刻打电话到瑞士外交部代理部长沃尔特·斯特基（Walter Stucki）家里。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对瑞士政府的任何成员透露过我正在干什么，据我所知韦贝尔也没有透露过。但是，现在是摊牌的时候了。我告诉斯特基，我必须立刻见他。他回答说，我到达外交部办公室后，他就尽快接见我。
我知道斯特基是一个果敢的实干家。他在许多外交岗位上都很出色，总是被选去代表瑞士政府承担特别困难的任务。他从维希的工作岗位上回来，在那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44年夏天，德国人撤走和法国人夺回贝当政府的倒霉首府维希时，斯特基就曾安排了和平过渡。
我简要地把问题告诉了斯特基。两位德国使节带着签了字的意大利北部德军的投降文件正在瑞士边境等待。如果他们能迅速和安全地回到在意大利的德军司令部，意大利北部的战争就将结束，不再有毁坏和流血。在瑞士周围山区的游击战也能停止。瑞士可以免遭数千个绝望的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涌入其领土，否则他们将试图经瑞士回到德国，或者在这个中立国寻找难民营和拘留所以避免成为战俘。现在已经没有正式磋商的时间了。斯特基立即明白了要点。几分钟之内就给边境发命令，让施韦尼茨和温纳通过。
沃尔夫已从博尔扎诺派了一辆车，在边界的奥地利一侧等候他们。为了成功完成我们的冒险事业，沃尔夫还发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给他们。出席过4月22日与维廷霍夫的会见，并在那时宣布自己支持投降的蒂罗尔州纳粹地方长官霍弗现在变卦了，他站在卡尔滕布伦纳一边反对沃尔夫。卡尔滕布伦纳和霍弗一起力图阻止这次投降的实现。他们知道，使节们将要带着投降文件经奥地利回博尔扎诺，通常会经过因斯布鲁克。他们就通知盖世太保在因斯布鲁克逮捕使节们。因此，沃尔夫告诉使团绕道，翻过雷申山口走比较远的南线，这条较长路线的某些地方还被积雪覆盖着。沃尔夫唯一能为他们提供的这辆车也不是大马力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得以躲过了霍弗的陷阱，深夜带着投降文件到达博尔扎诺。
就在那天早上，我们收到独自确认的信息：卡尔滕布伦纳正在绝望地尽其所能同我们做某种和平交易。无疑，他为了这个理由而不肯放弃逮捕沃尔夫的使节。我在奥地利的事务助理确认了此事，他在几个星期前会见了可疑的霍特尔——卡尔滕布伦纳在奥地利的情报首脑。他向我报告，霍特尔显然用了假证件进入瑞士后到苏黎世会见他。霍特尔说，卡尔滕布伦纳现在在奥地利，希望到瑞士边境来谈整个事情。据霍特尔说，他代表卡尔滕布伦纳不仅接触了维廷霍夫将军，还有西线的凯塞林元帅、巴尔干地区和亚得里亚海地区的司令伦杜里奇（Rendulic）将军[8]和洛尔将军、蒂罗尔州行政长官霍弗，以及奥地利其他地区的纳粹行政长官。霍特尔甚至未提及沃尔夫。显然，卡尔滕布伦纳和霍弗都力图使维廷霍夫的投降失效。此外，霍特尔又在重弹过去的老调，即美国军队担心德国人坚守最后的防御阵地。他允诺会把整个奥地利，包括最后的防御阵地，都交给我们。卡尔滕布伦纳本人是奥地利人，是最需要逮捕的战犯名单上的人之一。那时和现在都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怎能指望盟军会和他打交道，会相信他的明显谎言和陈述，或者接受多年来作为德意志帝国一部分的奥地利会独自投降的想法。
小沃利在博尔扎诺开始业务后的24小时内发来了信息，其中包含引起我们警觉的一件事。他在4月30日早上发电报说，昨天晚上，美国轰炸机袭击了博尔扎诺，一些炸弹落在距沃尔夫用作司令部的建筑约50米的地方。沃利通知我们，他发现这次轰炸导致一些SS军官狂怒；如果再这样轰炸，沃利自己的生命也有危险。我们给卡塞塔发电报，要求它指示空军放弃这个目标，我们也这样告诉了沃利。然而，第二天晚上还是出了同样的事，不过这次轰炸离那座建筑比较远。沃利在整个轰炸过程中都坚守了自己的岗位。
[1] C-47是道格拉斯公司制造的运输机，1940年开始装备美军。——译者注
[2] “马西娅”在拉丁语中是“女战神”的意思。——译者注
[3] 阿列克塞·巴甫洛维奇·基斯连科是苏联军情局（GRU）的官员，是一个日本问题专家，因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在日本工作过。
[4] 波拉港在的里雅斯特港南面的伊斯特拉半岛南端，与的里雅斯特一样，也是意大利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而得到的战利品。墨索里尼战败后，波拉港划归南斯拉夫，现在属于南斯拉夫分裂后的克罗地亚。——译者注
[5] 洛尔（1885—1947）在20世纪30年代是奥地利空军司令，德国吞并奥地利后，他成为德国驻奥空军司令，1941年成为德军中仅有的三个奥地利裔上将之一，1942年任纳粹帝国的东南欧地区兼E军团司令。他在指挥夜间轰炸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时，导致大量平民死伤。1945年5月他在南斯拉夫受审，被以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判处死刑，1947年被处死。——译者注
[6] 然而，这段精心准备的两军之间通信的代码，此后被德国总部的德国首席情报官烧毁了，因为他担心代码如果被发现的话，投降计划就会过早暴露，他会被判为叛国罪而被射杀。
[7] 之前几乎没有起草无条件投降的先例。这个协定的文本或多或少是由莱姆尼策将军及其参谋们撰写，然后呈报亚历山大元帅批准的。这就更有意思了，因为据报道，这个文本被作为一星期后在兰斯急忙起草的整个德国投降文件的基础。开头第一段关于“无条件投降”的说法被广泛引用。例如：“我，德国西南战区司令，在此无条件地交出我指挥或控制的地面、海上和空中的一切武装力量，并将自己和这些武装力量无条件地置于盟军地中海战区的最高司令的管辖之下。”
[8] 伦杜里奇（1887—1971），像洛尔一样，也是德军中仅有的三名奥地利裔上将之一。1933年任奥地利驻英国和法国大使馆的武官。1948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20年徒刑，1951年间减为10年并立即被释放。——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