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潮
不到48小时之后，4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在他的柏林地堡中开枪自杀[1]。希特勒的死讯延迟到第二天，即5月1日晚上才公布。我们在之后将看到这个延迟公布，对“日出行动”的收尾几乎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官方宣布希特勒死讯时说，他在他的军队前头倒下，但这并不属实。
4月30日，当德国使团的冯·施韦尼茨上校和温纳少校，携带着德军已签署的投降文件，开车从瑞士边境越过白雪覆盖的蒂罗尔州阿尔卑斯山口时，这场大戏中的其他演员聚集在博尔扎诺，在那里将要出演最后一幕戏。其中包括把司令部迁到那里去的维廷霍夫将军和他的幕僚、沃尔夫将军和小沃利。
5月1日，我们直到晚上都没有收到消息。就在那时，亚历山大元帅通过沃利发了一个紧急信息给维廷霍夫将军，卡塞塔把这个信息的副本发到伯尔尼让我过目。亚历山大要立刻知道，维廷霍夫是否会履行这个投降协定的条款，条款规定停火在第二天当地时间下午2点生效。否则，他将不能及时向盟军的部队发布一些必要的命令以停止战斗；没有这些命令，投降行动就会难产。
后来，卡塞塔在那天晚上收到了沃尔夫签发的电报信息，沃尔夫感谢元帅发来的信息，并说在随后的一小时之内将发送一项决定。什么样的决定？信息中并没有提及维廷霍夫。那天晚上沃尔夫也没有给在伯尔尼的我们再发来一个字。
第二天，也就是5月2日，是原定投降的日子。这天清早，一个惊人的消息从博尔扎诺的沃尔夫发送到卡塞塔，维廷霍夫被凯塞林解除了司令职务。然而，这个信息还报告，维廷霍夫率领的C军团下属的德国第10军和第14军的司令赫尔将军和莱梅尔森将军、空军的冯·波尔将军及沃尔夫本人，已向各自所属的部队发布了命令，按照规定的下午2点钟停止敌对行动。根据沃尔夫的信息，在此事发生后，凯塞林立即发布命令，逮捕所有的投降将军。因此，沃尔夫要求亚历山大派空降兵保护在博尔扎诺地区的已经投降的将军们。这一切听起来很令人沮丧。必须由盟军干预才能强制执行的投降，很可能变成持续的敌对行动。
在德国境内，兵败之后变得喜怒无常和犹豫不决的凯塞林，是否将在最后一刻阻止在意大利的投降行动呢？希特勒的死讯刚传遍欧洲。凯塞林在几个月前说过，一旦希特勒死去，他就投降。美国第5军拿下了维罗纳，正在向奥地利和的里雅斯特推进。德国在热那亚、米兰和威尼斯的守军已经投降。捍卫军人荣誉的想法是异乎寻常的荒诞，除非有人认为希特勒的个人精神失常已传染给他的将军们，不能再用胆怯和害怕SS来解释顽固和毫无希望的忠诚。
这些就是在阳光明媚的5月2日早上，我们在伯尔尼等待投降到来的最后几小时的想法。同时，在瑞士首都清洁有序的街道上，红色的天竺葵花在窗台绽放，农民去赶集的车辆隆隆地在鹅卵石路上驶过。
午餐时间已过，仍然没有消息。盖弗尼茨和我坐在伯尔尼的办公室内，打开了收音机，并让它一直开着。卡塞塔没有发来信息，收音机里也没有相关新闻。我们当然还要做其他工作，而且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在竖起一只耳朵听新闻简报的同时，我们确实也做不了什么事。
最终，在瑞士时间下午接近5点时，新闻终于来了。我们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从收音机广播里终于听到了投降宣言，敌对状态已终止。这可能是盖弗尼茨和我——“日出行动”的两名“工程师”，在巨大压力和严格保密的环境下紧张工作两个月后，最盼望的结局。这条新闻不太详细，只说德国人已在意大利投降。是有这么一回事，但目前还处在流言疯传时期，新闻属实吗？我们能相信它吗？几分钟后，我们收听到亚历山大元帅正式宣布投降，才终于放心。不久，英国广播公司（BBC）在伦敦报道了，我在本书第一章引用过的丘吉尔首相在国会下议院关于投降讲话的全部细节。
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高兴地站起来在房间里旋转跳舞。我们立刻打开几瓶香槟，请在伯尔尼的所有同事一起举杯，庆祝我们历经曲折后取得的和平，而且它不再是一个秘密。
此后不久，我们开始在卡塞塔与博尔扎诺之间的无线电通信中收到从卡塞塔发来的报告。在最后的那几个小时内，卡塞塔的通信活动异常紧张，它必须保持与前线指挥官们联系所需的线路通畅，这使他们不能及时发信息给身处伯尔尼的我们。归根结底，我们在最后几小时内只能做观众。
从卡塞塔转发给我们的信息中看出，直到那天中午，即截止时间前的两个小时，亚历山大元帅的司令部才收到最后确定的信息。这是沃尔夫（通过沃利）以凯塞林的名义发来的。它说：
在西南战区总司令的指挥权范围内，我同意以书面和口头方式确定停火协定的条件。
从卡塞塔随后转发给我们的一些电报中看到，一个最后的意外错误——肯定是一个小错误，帮助落实了投降的宣布。凯塞林通过沃尔夫及沃利的通信线路，又一次要求在48小时内不做公开宣布，尽管敌对行动将在规定时间内终止。亚历山大的参谋提请他注意，停火命令是由电台用明码，即未经编码加密，通知德国第10军和第14军的，所以任何人收到后都很容易知道正在发生的事。亚历山大发电报通知沃尔夫和凯塞林，他不能再推迟宣布投降的时间。凯塞林的理由与后来拒绝全局整体投降的理由相同。凯塞林需要时间撤出部署在更东面的南斯拉夫和伊斯特拉半岛的德国军队，以避免他们被迫向南斯拉夫人或苏联军队投降。
但是，我们还是不明白在投降前的24小时里，博尔扎诺到底发生了什么内情。为了把此事说清楚，必须回顾几天之前发生的事情。
“日出行动”最后阶段的转折点，是4月22日在雷科阿罗的维廷霍夫司令部举行的一次会议。曾在柏林面见希特勒的沃尔夫在那天刚回来。我们后来发现，主要是罗廷格将军和德国大使拉恩在起作用，他们在雷科阿罗说服维廷霍夫，派施韦尼茨作为帝国国防军的投降使节去卡塞塔。然而，维廷霍夫坚持，还要派一个使者到凯塞林那里去获取他对投降的许可。多尔曼被派去承担这个使命。在“日出行动”稳步推进的漫长演变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合谋者被卷了进来，其中蒂罗尔州的纳粹地方行政长官霍弗，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这个会议。在这么晚才邀请他出席的唯一理由是，德军司令部现在已被迫撤退到霍弗的行政管辖区内，而且这里是阿尔卑斯山脉中最后防御阵地的一部分。问题在于维持该地区的秩序和实施投降都需要霍弗的配合。沃尔夫曾试探过他，比较信任他，并认为他愿意参加投降计划。然而，霍弗其实是个危险的阴谋家，他唯一的兴趣是维护自己作为蒂罗尔州领导人的地位。此后发生的大部分问题都源自他的阴谋。
在4月22日有维廷霍夫参加的关键会议上，霍弗极力主张在投降协定中做出某些规定，以保证蒂罗尔州的政治自治，由他继续掌权。他说出了这个意思或者想过这些。让这样的小野心挡住投降之路显然不是时候。霍弗离开会场时表面上和解了，而且完全知道此后会发生什么，并允诺合作和保密。但他后来完全食言了。
沃尔夫带着施韦尼茨和温纳于4月24日抵达瑞士，并计划去卡塞塔时，多尔曼出发去慕尼黑附近的凯塞林司令部。多尔曼带了一位名叫尼森的医生，此人是维廷霍夫的部下，曾任凯塞林的私人医生多年。多尔曼认为，尼森可能比其他任何活着的人更了解凯塞林。
在去慕尼黑的路上，多尔曼和尼森在因斯布鲁克停留，在那里成为霍弗的晚宴客人。得知多尔曼此去是为了看望凯塞林，并争取凯塞林同意“日出行动”，霍弗抓住这个机会，同多尔曼谈了一个暂时把他的私人野心搁置下来的新计划，这是自他两天前离开维廷霍夫的会议后想到的。多尔曼立刻明白了霍弗不再支持“日出行动”。卡尔滕布伦纳和霍特尔在因斯布鲁克，霍弗显然同他们有联系。据霍弗说，他们也有一个接触盟军以谈判“奥地利投降”的计划。霍弗说，卡尔滕布伦纳将在几个小时后见他，询问多尔曼是否愿意待在这里同卡尔滕布伦纳谈谈。多尔曼感到麻烦来了，在这个特殊的节点上，卡尔滕布伦纳是他最不愿见到的人。多尔曼说，如果在此待得太久，他会错过与凯塞林约定的会见时间。多尔曼及时离开了。他清楚地了解，卡尔滕布伦纳和霍弗的力量如果联合起来，会不顾一切地阻挡沃尔夫的计划，即使是在该计划即将成功的最后时刻。
4月26日，当美国军队正在接近慕尼黑以北约50英里处的城市雷根斯堡时，多尔曼在慕尼黑郊外的普拉赫拜访了凯塞林。那时，多尔曼在凯塞林司令部得知，这位元帅快要被任命为德国南部和意大利的德军总司令了。这意味着，迄今为止只听命于柏林的维廷霍夫司令部将隶属于凯塞林。如果属实，则凯塞林将必须对C军团的投降给出具体批示，不只是他个人道义上的支持。多尔曼在最后同凯塞林谈话时发现他既苦恼又刻薄。帝国正在瓦解。凯塞林从柏林得到的命令是，如果戈林[2]在巴伐利亚出现就将其逮捕。德国南部的几十个著名的纳粹分子试图接触凯塞林，求他保护和向他咨询。凯塞林仍然坚持继续战斗，至少在元首还活着时。无路可退的他打算树立一个榜样。[3]
多尔曼把“日出行动”的最新情况，包括沃尔夫带着施韦尼茨和温纳去瑞士的实情，告诉了凯塞林，但是没有提及这几位使节的使命，是到卡塞塔去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按照尼森的建议，他把这最后的关键情节略去了。因为尼森认为，凯塞林能猜出他们去干的事，但是如果今后维廷霍夫成为他的下属，他将乐于不必因知道此事而承担责任。根据多尔曼本人的叙述，他问了凯塞林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关键时刻德国人民呼吁您的良心与责任，先生，您将做些什么？您将给德国人民怎样的答复？”
凯塞林回答：“你放心，在这种情况下，我将毫不犹豫地把我所有的一切交给他们。”
这种的回答使多尔曼又一次恢复了信心。多尔曼认为，这意味着一旦凯塞林觉得可以自己做主，凯塞林将支持任何使敌对状态停止的行动。也就是说，一旦希特勒不挡道了，将军们就可以自由行动了。多尔曼相当轻松地离开了凯塞林。但是，随后几天的事态表明，他对凯塞林的判断并不正确。
在多尔曼和尼森于4月26日离开凯塞林司令部后不久，凯塞林打电话给维廷霍夫，要求同他在因斯布鲁克私下碰面。在德国的南方战线支离破碎的时候，我不知道凯塞林怎么会有时间离开司令部。但是，4月27日，在位于慕尼黑至博尔扎诺中间位置的因斯布鲁克举行了一场会议，会议的地点是行政长官霍弗的私人农庄。除了维廷霍夫和凯塞林，拉恩和霍弗也在场。
霍弗似乎没有说多少话。在这种场面中，他是小人物，注视着其他玩家，无疑在等待某些牌落入他的手中。这次会议的结局是凯塞林保持其最初的决定——只要希特勒还活着，不同意任何形式的投降。他说，他必须假定元首关于柏林之战将导致战争转向有利于德国的推断，是立足于坚固基础之上的，尽管他对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只要凯塞林还相信这一点，而且还受誓言的束缚，就不能做任何独立的安排。拉恩试图使投降之门一直敞开着，他假设大家都在黑暗中摸索，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沃尔夫去瑞士的结果，以及盟军提出怎样的条款。他建议多尔曼立即去瑞士会见杜勒斯，并了解谈判进展。凯塞林同意这一点，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让步而已，只是搁置整个事情，避免当时的进一步争论。
凯塞林急忙回到慕尼黑。霍弗留在因斯布鲁克的岗位上，他在那里显然向卡尔滕布伦纳报告了所发生的事。在回去的路上，维廷霍夫和拉恩为了简短地谈一谈，而在博尔扎诺以北的南蒂罗尔的一个小镇梅拉诺（Merano）稍做停留。拉恩在解散了加尔达湖畔的德国驻墨索里尼法西斯共和国大使馆后，在那里设立了应急总部。
留在博尔扎诺的罗廷格将军通过电话与维廷霍夫保持联系。他得知这次与凯塞林的会见未做决定就结束了，很沮丧，于是开车到梅拉诺与拉恩和维廷霍夫汇合。他可能觉得拉恩在尝试劝说维廷霍夫采取行动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况且现在没有别的出路。他还拉着多尔曼一起去了，因为他知道拉恩计划让多尔曼去瑞士。
在这一点上，我应该说明，我们对梅拉诺的会见及此后在其他场合发生的事情的了解，来自三个参与者——维廷霍夫、罗廷格和多尔曼，还有沃尔夫本人在战争结束后写的一系列回忆录。从这些叙述的摘录中，可以判断在梅拉诺发生了什么。
罗廷格写道：“维廷霍夫完全灰心了。他认为他已没有能力实施投降。我与他观点不同。接着是一场最激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我不得不使用粗鲁的话语。拉恩保持中立。”
多尔曼写道：“维廷霍夫的心情是悲观、急躁、紧张的。感谢上帝，罗廷格将军在场。没有罗廷格，整个事情将毫无可能。维廷霍夫继续谈论战士的荣誉问题和对希特勒的忠诚，然而这些思想并未妨碍他在几天前派他的参谋施韦尼茨，带着授权信为安排在意大利的最后投降而活动。……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听到两位高级军人之间毫不留情的争论。在争论的最后，罗廷格宣称：当争论的原因显然来自完全缺乏个人勇气时，无法使任何人相信荣誉和忠诚及诸如此类的华丽辞藻……”
维廷霍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及那一天，显然不想回忆。
4月27日下午，就在我收到华盛顿关于取消禁止谈判的指示后的几个小时后，就举行了一场可能破坏德国使节到卡塞塔完成使命的会议。这位有权的人——维廷霍夫，在5天前曾同意派一位使节去签署投降协定，现在他已处在妥协的边缘。
就在会议结束时，有消息传到这个团队。沃尔夫已越过边界进入奥地利，正在回博尔扎诺的路上。这表示需要多尔曼到瑞士去。于是，四个人——维廷霍夫、罗廷格、拉恩和多尔曼，都改道回博尔扎诺，在那里会见沃尔夫。他们还觉得必须把沃尔夫回来的消息通知霍弗。他们通过电话找到了在因斯布鲁克的霍弗，请他在那天傍晚时分到博尔扎诺来。
沃尔夫在4月27日的半夜才抵达博尔扎诺。“日出行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德国合谋者们，穿着全套戎装在4月28日凌晨大约2点召开会议。沃尔夫把在瑞士发生的一切最新情况——盟军中断谈判，然后美国政府改变了给盟军的指示，派施韦尼茨和温纳到卡塞塔去，都告诉了与会者。沃尔夫解释，无条件投降是盟军唯一能接受的条款。他说，现在已不可能有任何特殊的交易。如果德国人没有如此长时间延误和出现内部分歧，早些时候本来是有机会争取优惠条件的。盟军攻势的成功——自第一次认真考虑停火可能性以来的几个星期里，德军不断溃败，使事情成了现在这样。谁也不能指望得胜的盟军现在会让德国军队提出特殊条款。
没有人，除了霍弗，显然对此深感失望。他声称，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无条件的”投降，如果早知道这些条款，他永远不会同意任何事情。现在，他要求由他控制他管辖区内的所有德国军队。这位狡猾的蒂罗尔州老板的要求遭到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甚至维廷霍夫的强烈反对。罗廷格开始同霍弗进行没有结论的激烈争辩，会议在午休后结束，未达成任何成果。霍弗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会场。其他在场的人决定，在使节们带着投降协议从卡塞塔回来之前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显然，没有人想把他们在此出席会议之事告诉凯塞林。
4月28日，使节们刚到达卡塞塔，“日出行动”的所有德国合谋者担心的事在这一天发生了。凯塞林被希特勒任命为南方战线德军，包括维廷霍夫军队的总司令。这是希特勒的最后命令之一，几乎葬送了“日出行动”。
在4月29日的某个时刻，霍弗设法接触了凯塞林。他向凯塞林报告了沃尔夫在一天前告诉合谋者们的话——盟军要求的是无条件投降。罗廷格，与沃尔夫不同，从来没有信任过霍弗，他第一个听到了将要出事的风声。在当天他与霍弗的通话中，霍弗在电话里向他大吼：“人们都爬到我头上了！我跟你们的计划没有任何关系！你为什么不用战斗代替谈判？”罗廷格告诉沃尔夫，他认为巨大的危险正在来临。沃尔夫还是不相信霍弗会背叛他们。在这天的晚些时候，凯塞林在一次电话交谈中警告罗廷格：“战斗——不要考虑谈判。”
4月30日早上，斧头砍下来了。凯塞林撤销维廷霍夫和罗廷格职务的命令下发到博尔扎诺。他们必须去卡雷扎湖（Lake Carezza）附近的多洛米蒂山（Dolomites），去C集团军的山中秘密指挥所报到，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舒尔茨（Schultz）将军，当时是在德国的司令之一，接替维廷霍夫的职位；温泽尔（Wenzel）少将接替罗廷格的职位。沃尔夫不归凯塞林管辖，留给SS做特殊处理。沃尔夫接到通知，凯塞林把他的案子转交给卡尔滕布伦纳去调查，因为卡尔滕布伦纳是该地区级别最高的SS和盖世太保首脑。在这个关头，沃尔夫终于明白，霍弗背叛了他们。
维廷霍夫，这个以自己的名义在投降书上签字的人，是一个恭顺的士兵，立刻按照命令在当天到卡雷扎湖去。他似乎很乐意被排除出这个舞台，并摆脱执行这个决策的责任。另一方面，罗廷格声称他必须留在岗位上，直到舒尔茨和温泽尔来接班，以便向他们介绍情况。这使他争取到了进一步活动的时间。当天下午，沃尔夫得知，施韦尼茨和温纳带着签署的投降文件，从卡塞塔回到了瑞士-奥地利边界。沃尔夫通知他们避开因斯布鲁克的霍弗总部，如我在前面所述，其实沃尔夫已知道霍弗是个什么货色。施韦尼茨和温纳在5月1日的后半夜到达博尔扎诺，并在与沃尔夫和罗廷格秘密会见时展示了投降文件。文件规定在5月2日当地时间下午2点实施投降，那时只剩下26个小时了。
与此同时，舒尔茨和温泽尔告诉沃尔夫，他们不能没有凯塞林的专门批示就下令停火。但是沃尔夫知道，现在似乎已没有使凯塞林改变主意的可能性。
这是5月1日拂晓前几个小时内的事态。维廷霍夫，这位很难被说服且从来没有用他的实际力量支持过投降的司令，已经不光彩地走了。罗廷格，这位投降背后的主要军人支持者，在舒尔茨和温泽尔准备好接管指挥任务后，大约要在那天上午去拘留所与维廷霍夫汇合。这两位不出名的将军——舒尔茨和温泽尔，像大多数在帝国解体前最后一分钟被任命的将军那样，无疑觉得在历史的这几页上写上一笔的时刻来到了——他们应该利用这个时刻，从那些迫切要求投降的背叛者手中挽救军队的荣誉。他们将在任何问题上都听从凯塞林的指令，免遭与维廷霍夫和罗廷格同样的命运。沃尔夫本人现在已知道霍弗和卡尔滕布伦纳的敌意和报复态度，他必须注意自己的个人安全，因为凯塞林已把他的案子转交给卡尔滕布伦纳。在卡塞塔，亚历山大元帅坚持投降协定的条款，等待德国人确认。盟军准备停止向德国人攻击。沃尔夫和罗廷格已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除了动用武力。在5月1日破晓时，沃尔夫和罗廷格决定采取孤注一掷的措施——逮捕舒尔茨和温泽尔。如果把他们清除出去，沃尔夫和罗廷格就能自由地催促C军团的下属司令们，把停火的命令传达到他们的部队。这些司令是：第10军的赫尔将军、第14军的莱梅尔森将军和空军的波尔将军。几个星期以来波尔一直站在沃尔夫一边，现在可以依靠波尔下达指令。另两位将军也赞成投降计划，但不像波尔那样坚定支持。
博尔扎诺的陆军司令部是在山中岩石隧道里的坚固防御阵地，离沃尔夫的SS司令部不远。舒尔茨和温泽尔，这两位新来的将军，那天早上正在陆军司令部工作，研究构成这支军团的两个犬牙交错的战线。7点过后不久，罗廷格率领他的军事警察分队，包围和封锁了他们的司令部，并礼貌而坚定地宣布他们被捕了，他们必须暂时在警卫看管之下留在这里。舒尔茨和温泽尔守口如瓶，接受了拘捕。
随后，罗廷格接管了C军团的最高军事权力。他命令通信兵主任坎普（Kempf）关闭一切与德国的电话和电传通信。坎普遵从了命令。这样，外界无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在柏林或慕尼黑的人无法给下属的司令发命令。
下一步，罗廷格打电话给赫尔将军和莱梅尔森将军，告诉他们，他已逮捕了舒尔茨和温泽尔，以及自己打算继续执行投降计划。使罗廷格沮丧的是，赫尔和莱梅尔森两人都对非法逮捕他们的上级军官表示不认同，并且拒绝按这些条件投降。他们告诉罗廷格，将不会参加他在当天傍晚召开的会议。对于罗廷格来说，这似乎是末日。他粗暴地以下犯上，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而最终一无所获。
大约中午的时候，罗廷格部下军衔最高的参谋之一——摩尔（Moll）上校，急匆匆地跑进沃尔夫的办公室告诉他，罗廷格正在考虑自杀。沃尔夫快速跑到罗廷格办公室，劝他放弃冲动的自杀情绪，并建议他现在改变策略，以便把舒尔茨和温泽尔扭转到他们这边来。为此必须撤掉看守两人的守卫，让他们获得自由，并允许他们接管司令部。
沃尔夫自愿单独去同舒尔茨和温泽尔谈谈。现在的问题是要在德国将军们内部之间保持和平，再进一步确保双方军队之间有更大的和平，如果还有可能的话。罗廷格让沃尔夫留在这两位将军那里。沃尔夫同两位将军进行了较长的谈话之后，最终说服了他们。他们同意加入投降行动，但有一个条件——投降必须获得凯塞林的批准。这时，沃尔夫叫罗廷格进来，罗廷格为他做的事向舒尔茨和温泽尔道歉。这样算是有了一个和解的结局。被罗廷格逮捕过的这两位军官原谅了他，甚至与他握手言和。现在，与凯塞林司令部的通信恢复了。赫尔和莱梅尔森这两位陆军司令，被告知舒尔茨和温泽尔已被释放并恢复了领导权，而且他们两人都表示愿意参加将于5月1日下午6点举行的将军会议。
参加会议的将军包括：沃尔夫、罗廷格、舒尔茨、温泽尔、赫尔、莱梅尔森、波尔和海军中将罗威施（L?wisch），最后的这位将军代表德国海军，还有摩尔、多尔曼和其他高级参谋官。
罗廷格和沃尔夫向聚在一起的司令们呼吁，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因为距结束敌对行动的规定时间只剩约20个小时了。赫尔和莱梅尔森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沃尔夫，力图影响现在的意大利战区最高司令舒尔茨，理由是他们的部队处于危险的困境，几乎没有重炮。不过，赫尔和莱梅尔森强调，如果没有舒尔茨批准，他们两人都不会采取独立行动，即使再也无法为继续战斗找到理由也不会投降。波尔表示了同样的观点。舒尔茨再次重申，没有凯塞林的批准，他不会采取行动。不过，他答应立即同凯塞林联系，把事情交给凯塞林决策。这是他能尽力做到的。
现在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在晚上8点的时候，沃利接到亚历山大元帅的信息：要求确认德方投降和投降的时间，这样他才能在盟军这一方执行协定。这时，沃尔夫指示沃利回电，最后决定将在2小时内做出。
沃尔夫和舒尔茨二人都试图打电话到凯塞林在德国的司令部，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却找不到他。沃尔夫最后成功接通了凯塞林的参谋长韦斯特伐尔将军的线路。他想尝试一个新的策略。他告诉韦斯特伐尔，为了不误事，必须立即任命一位愿意为投降承担责任的军团新司令，而且这位新司令必须从已在博尔扎诺声明愿意采取独立行动的将军们中选取。为达到此目的，沃尔夫要求从罗廷格、赫尔、莱梅尔森、波尔或者他自己中选一个，任命为C军团的司令。对此，韦斯特伐尔回答，他将把此事上报给凯塞林，并在半小时之内电话回复。然而到了晚上10点，沃尔夫并没有从凯塞林或韦斯特伐尔那里收到答复。
沃尔夫决定守信用，在10点30分给亚历山大一个答复。根据多尔曼的叙述，大约在这个时候，尽管争论的各方之间存在着紧张气氛和公开冲突，但人的固有弱点占了上风：围在会议桌边的这一伙人已坐在那里争论了4个小时，都饿了。然后，来了一大盘三明治，每一个人，无论赞成或反对投降，都在吃着三明治，几分钟内一片肃静。吃饱之后，沃尔夫请舒尔茨最后一次打电话给凯塞林。这次终于弄清楚了，凯塞林不在办公室，是因为去检查他在蒂罗尔州剩下的战斗部队了，他将在半夜过后回到司令部。舒尔茨耸了耸肩膀，他什么都不能做，没有凯塞林的命令，他不能动一步。
面对面地静坐在会议桌边的这一伙人，在将近10点30分迎来了一个转机。自会议开始以来，一直显得犹豫不决的第10军司令赫尔将军回过头对他的参谋说：“下令第10军明天下午2点停火。”这位参谋离开了这个房间。此后，其他将军——沃尔夫、波尔，最后还有莱梅尔森，各自立即下达了同样的命令。沃尔夫随即离开了房间，通过沃利给亚历山大发送一个关键的信息：在构成德军作战力量主体的主要部队停火的基础上将实施投降，但是未经舒尔茨或凯塞林同意。
就在晚上11点，向亚历山大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广播电台公布了希特勒死亡的消息。沃尔夫指望这个消息能立刻使凯塞林和舒尔茨转变到投降行动这边来，因为效忠希特勒的誓言不再有约束力。但是凯塞林那边还是没有发话过来，而没有他的指令，舒尔茨就不肯动一步。
在此期间，拉恩在寻找解决沃尔夫问题的另一种途径。在傍晚的时候，他在梅拉诺从与沃尔夫的电话交谈中得知，维廷霍夫和罗廷格被撤职，以及沃尔夫的危险处境。由于我还不完全清楚原因，他立即开车到瑞士边境，希望能同我接触。我自然无力为博尔扎诺的形势做什么事，我将不得不通知亚历山大，当前实现投降的前景渺茫。瑞士的边境守卫无论如何也不让拉恩入境。他们允许他给伯尔尼的某个瑞士官员打电话。拉恩要求打电话给我。这个守卫请他等待，说此事正在考虑中。拉恩等了两个小时。突然下雪了，雪花轻轻飘舞，他在放下的边界栅栏前来回踱步取暖。然后，他获得的答复是“不行”。瑞士当局不允许他入境。他开车回到梅拉诺，想通过电话联系沃尔夫，但没有成功。最后在破晓之前，他干脆亲自去博尔扎诺，看看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事。
在一长夜的紧张气氛下，时间从5月1日来到了5月2日，反对投降的力量又开始聚集起来。在将近半夜的时候，从德国发来了一个逮捕冯·波尔将军的命令。命令来自波尔的上司，德国第6空军集团司令德斯洛克（Dessloch）将军。这个命令未被执行，因为波尔的参谋诺伊贝特（Neubert）少校收到命令后拒绝执行。更令人不安的是，凯塞林在凌晨1点15分发来命令：逮捕维廷霍夫[4]、罗廷格、施韦尼茨及其他几个参与投降计划的军官。沃尔夫没有被包括在内，因为他并不在凯塞林管辖之下。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这些逮捕令是针对他们所有人的，包括沃尔夫在内。沃尔夫认为，还和其他人一起坐在这个房间里的舒尔茨，很可能会把这些参与投降的将军关在他的司令部内，以阻止大家的进一步行动。沃尔夫借口上厕所而略带歉意地离开一会儿。他在过道里注意到一批持枪的士兵正在集结。他立即回到会议室，示意他的合谋者们，包括赫尔将军和莱梅尔森将军，快点跟他走。他们照做了。沃尔夫知道司令部所在的这条隧道的布局，领着这一群人到一个很少使用的出口，那里还没有部署守卫。一出来，沃尔夫就告诉他们，自己将回到皮斯托亚公爵宫内的司令部去，并建议大家回到各自的司令部。在那里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应对任何逮捕他们的企图，还能监督给各自部队下达的停火命令的执行。
在沃尔夫和多尔曼到达宫殿内的司令部后不久，他们从沃尔夫部下的几个军官那里得知，刚接到一道命令，要帝国国防军的坦克部队包围这所宫殿。沃尔夫立即命令他指挥下的7辆警察坦克开进宫殿的花园。他还提醒机动化卫队的几个分队保卫这所建筑的地面部分。这样，在凌晨2点，沃尔夫准备好了为投降问题而打一场德国人自己之间的小战争。“日出行动”一切出人意料的怪诞和冲突——SS站在投降集团一边，军队的高级指挥则反对投降，现在都已达到高潮。就在这个节点，沃尔夫发信给亚历山大，要求派盟军的空降部队介入两派间的冲突。
在这些对立的武装力量即将互相开火之际，沃尔夫的电话响了。这是凯塞林打来的。凯塞林说，他刚得知投降令已发给意大利战线的所有德军部队。他对沃尔夫提出了最严厉的指控。他说，他清楚地知道沃尔夫是下达这些投降令的一系列事件的推动者。他指责沃尔夫及其同伙的军事叛乱。沃尔夫则再一次恳求他参与并批准投降行动。
那是一个很长的通话，从凌晨2点延续到凌晨4点。沃尔夫请求凯塞林结束无意义的作战。他提醒凯塞林，每过一小时就意味着更多生命的牺牲和更多德国城市的毁灭。他说，他们一致认为，德国继续打这场战争是毫无希望的，它已经拖得太久了，而且德国已经输掉了。
这场谈话时而声音渐小至无声，时而被完全切断。谈话有时是在凯塞林的参谋长韦斯特伐尔与沃尔夫的副官温纳之间进行的。不难想象这样的舞台场景：两个司令部里心烦意乱和精疲力竭的人们，用不断的争论度过这场战争的最后几小时。
沃尔夫为凯塞林回顾了“日出行动”的整个过程，证明在每一个转折点上，他的行动都是正确的。沃尔夫知道凯塞林担心德国投降的结果是出现苏维埃化的欧洲。沃尔夫以下述理由结束了辩论（在整个谈话期间，站在旁边的多尔曼记录了沃尔夫的话）：
军事投降不仅是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毁坏和流血牺牲。现在停火将有可能使英美联军阻止苏联军队向西挺进，防止铁托的力量占领的里雅斯特，同时可以反击试图在意大利北部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主义起义……[5]，由于元首的死亡已使你解除了对誓言的忠诚，我虔诚并怀着最大限度的服从心理请求你，作为整个阿尔卑斯山地区的最高司令，对我们的良知迫使我们采取的独立行动给予事后追认的批准。
沃尔夫与凯塞林之间的谈话，最终以凯塞林将在半小时内给出最后决定而结束，此时已是5月2日凌晨4点。4点半过后不久，舒尔茨打电话给沃尔夫说，他刚接到凯塞林的电话。凯塞林决定批准投降行动，还撤回了逮捕维廷霍夫、罗廷格及其他人的命令。
拉恩在早上到达博尔扎诺，刚好赶上了这个事。他觉得极其重要的是，凯塞林应恢复维廷霍夫的司令职务，而这一点在舒尔茨同凯塞林的最后一次通话中却被遗忘了。拉恩的理由是，投降协议是以维廷霍夫的名义在卡塞塔签署的。如果在实施投降时，有某些下属的德军指挥官抗拒命令，完全可以声称维廷霍夫的撤职导致投降命令失效。如果维廷霍夫没有权力，盟军方面也可能会担心投降的安排得不到尊重与确认。
沃尔夫及其他人注意到了拉恩的观点，但是他们已受够了凯塞林。他们建议这次由拉恩自己打电话给凯塞林，拉恩打了电话。在“别扭和勉强的交谈后”，如拉恩本人所形容的，凯塞林对拉恩的要求做出了让步，恢复了维廷霍夫的职务。维廷霍夫急忙从他的山中囚室赶回了博尔扎诺。
与此同时，随着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战斗接近尾声，盟军在想些什么？那时，作为进攻先锋的美国第5军司令卢西恩·特拉斯科特将军，在后来发给这个军的军官和士兵的一本小册子中描述了当时军队的紧张状况。[6]
只有少数盟军指挥官知道正在进行的谈判已到了关键时刻，如果真的能实现投降，却没有一个人知道确切的投降时间。特拉斯科特写道：“4月30日，星期日，是紧张等待的一天。德国军官们能到达维廷霍夫的司令部而不被盟军半路截获吗？维廷霍夫和沃尔夫将尊重他们代表的签字吗？这个消息会被泄露而前功尽弃吗？”在收到确切的信息之前，不能透露风声，以免过早的庆祝热潮破坏周密安排的计划。
事实上，盟军已制订了大举进攻的计划，但在最后时刻被暂停，不准实施这个计划，除非投降计划最终失败。谁能料到未来会怎样？那时，德军的司令和他的谈判代表们可能已被逮捕，也可能已经死了。特拉斯科特甚至不敢相信电话或广播电台透露的投降即将来临的消息。
然而，关注德国广播电台的听众，在5月2日收听到博尔扎诺对德国军队发送的广播——命令他们停火。
5月2日当地时间下午2点，德国士兵开始放下武器。战争在意大利结束了。
[1] 此处作者有误。希特勒是服毒自杀，不是开枪自杀。——译者注
[2] 戈林（1893—1946）曾是希特勒在1941年6月29日宣布的接班人。他在1945年4月20日出席希特勒生日纪念会后离开柏林，逃往南方。4月23日，他问希特勒，接班人之事是否还有效。希特勒大怒，下令逮捕他。——译者注
[3] 凯塞林后来解释他继续战斗的主要动机是，给东线的德国士兵一个向西转移和逃脱被苏联军队俘虏的机会，尽管他那时没有对多尔曼这样说。参见阿尔贝特·凯塞林元帅，《凯塞林，一个战士的记录》（Kesselring, A Soldier’s Record,New York, 1954, pp. 331 ff）。
[4] 维廷霍夫的名字仍在这个逮捕令中，尽管他已经被囚禁。可能是凯塞林担心维廷霍夫没有遵从最初的命令，而要确保逮捕他。
[5] 沃尔夫用这一段陈述讲出了盟军司令的思想。在实现投降后不久，亚历山大元帅立即命令伯纳德·弗雷伯格（Bernard Freyberg）将军，率领新西兰机动化师尽快向的里雅斯特进军。他们与铁托的游击队同时抵达。然后，克拉克将军调动美军第91师向同一个方向挺进以展示其强大的力量。的里雅斯特免于被共产党接管。（Mark Clark, Calculated Risk [New York: Harper, 1950], pp. 443 ff.）
[6] Lucien K. Truscott, Jr., “19 Days from the Apennines to the Alps — the Story of the Po Valley Campai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