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波
5月1日至2日夜间，在博尔扎诺发生非常事件后，维廷霍夫恢复了司令职务，希望挑选一位合适的下级去制订复杂而细致的投降行动细节。他选择弗里多·冯·森格-埃特林[1]（Frido von Senger und Etterlin）将军承担这项任务。此人在牛津大学受过教育，一年前策划了德军在卡西诺山的防御战事。森格受命在冯·施韦尼茨上校的陪同下，去佛罗伦萨的马克·克拉克将军的司令部。施韦尼茨在推动德军投降进程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已被盟军最高司令熟知。这个代表团中的第三位是代表沃尔夫的多尔曼，是个职业经纪人。多尔曼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几乎所有的谈判环节，来参加收尾工作是很合适的。从博尔扎诺来迎接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护送这三人到南部的佛罗伦萨去。5月4日，他们在那里会见了克拉克将军。当克拉克的参谋聚在一起处理解除德国军队武装，恢复意大利秩序，保护隐藏的艺术珍品等繁杂问题时，克拉克将军和森格，这两位曾在不断向北移动的意大利战线互相敌视的老对手，在谈论这次战争的战术和战略。克拉克将军在他的《计算过的风险》（Calculated Risk）一书中提到了这次谈话。克拉克问森格，为什么德军待在波河以南，被盟军打得落花流水仍不往北撤到山里，为什么在那里他们可以毫发无损地坚守相当长的时间。森格耸了耸肩，用一个词回答——“希特勒”。
尽管意大利的枪声已经平息，但战争在欧洲尚未结束。欧洲胜利日是在5天后。我们通过“日出行动”不仅取得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投降，而且建立了盟军与德军最高司令部之间的通信渠道，这在安排其他地区的投降谈判中很有用处。小沃利，这个从德国集中营中逃出来的捷克斯洛伐克难民，在意大利地区的德军投降后，仍坐在博尔扎诺的德军司令部里的秘密电台前，为德国境内已战败的纳粹军队与盟军最高司令部之间的联系而服务。
5月3日下午，处于困境的凯塞林从他的司令部（后来迁到了奥地利西部）打电话给在博尔扎诺的沃尔夫，请他转发一份电报给亚历山大元帅。沃利在卡塞塔把电报编成密码，并为沃尔夫将军发出这份电报时很激动。电文如下：
凯塞林的司令部请沃尔夫转达亚历山大——请指示西线总司令，为了投降应如何联系盟军总司令部。
亚历山大司令部的回答是，请告知凯塞林，他的问题已转交给艾森豪威尔将军。
次日，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答复通过亚历山大元帅的司令部，转发给博尔扎诺的沃利，沃尔夫将军在那里打电话转告在奥地利的凯塞林元帅。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答复传达了下列有历史性意义的信息：
致沃尔特[2]：致沃尔夫将军。请把下文转给凯塞林元帅。
1. 为了安排无条件投降，西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或他的使节应联系第6军团司令德弗斯将军。
2. 如果派使节来，他们应该有无可争议的签署无条件投降协议的资格和权力。
3. 德方应在萨尔茨堡经基姆湖南岸到罗森海姆的公路上遇到的第一个联络点通过美方战线。如果萨尔茨堡已被美军占领，则德方应从331号公路或31号公路的方向抵达萨尔茨堡。
4. 元帅或他的使节乘坐的车辆前面一公里处，应该有另一辆车开路。这两辆车的前盖上应标有标志，并在车顶上悬挂不小于4英尺的白旗。
5. 在5月4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点之后，将在公路上离美国战线最远处设置一个长期岗哨。如果萨尔茨堡的海关已被占领，则将在31号或331号公路上设置一个类似的岗哨。
6. 如有可能，请说明德国代表团大约在何时接触美国战线。
7. 谨致谢意。
1945年5月4日
那天下午，另一个来自凯塞林的信息通过同样的路线（凯塞林-沃尔夫-沃利-亚历山大-艾森豪威尔）传送过来，宣布舒尔茨，一位在投降前夜引起许多麻烦而现在是凯塞林部下的人，将负责到德弗斯将军率领的美国第6军团处理投降之事。次日，凯塞林通过沃利的线路通知艾森豪威尔，凯塞林的参谋长韦斯特伐尔将军正在去萨尔茨堡的路上，希望能从那里坐飞机去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司令部，以加快投降的进程。这个信息如下：
我相信您已准备好接待我的一位全权代表。如果属实，我将不胜感激您的立即确认。我将立刻派我的参谋长，骑兵将军韦斯特伐尔，带领一个5人代表团去萨尔茨堡。为了节省时间，需要通过电台线路接到关于从萨尔茨堡或慕尼黑机场飞到您的司令部的可行性的通知。
1945年5月5日
5月5日至6日，凯塞林的G军团，包括第1军和第19军，在德国东南部和奥地利向德弗斯将军投降。小沃利的电台加上沃尔夫的劝说，在前几天对凯塞林起了作用，催生了这次投降的实际执行。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德国军队在意大利的投降，使得在其北面的德国军队处于绝境，这无疑促使凯塞林下决心。[3]5月7日在兰斯签署了德国全部军队的投降书。5月8日午夜，敌对行动停止。
德军在意大利地区的投降于5月2日生效后，亚历山大元帅邀请盖弗尼茨和我去他的卡塞塔司令部，这是一个很客气的礼貌举措。我没有见过他，尽管几个月来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紧密的伙伴，而且我很尊崇他的决策能力和领导素质。
盖弗尼茨陪我浏览了卡塞塔及其周围，他指着一排平房说，他在那里面的最后一分钟恳谈，让一心为争取优待条款而讨价还价的施韦尼茨下定了决心。当我们在卡塞塔时，莱姆尼策将军请我们游览卡普里岛（Capri），一批从前被纳粹囚禁的人刚到那里，正在等待接受盟军检查他们的身份。他们是曾被囚禁在集中营内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其中一部分人。那时，SS的高级领导还扣留着这些人，大概是企图在最后时刻用这些人换取赦免权。这些从德国和奥地利各地集中营里被选出来的人，在SS看守们的驱赶下，越过阿尔卑斯山，来到南蒂罗尔州的多比亚科市（Dobbiaco）附近的尼德多夫村（Niederdorf）。那里有大约200人被囚禁，包括在战争早期就落入纳粹手中的一些国际知名人士。[4]盖弗尼茨在卡普里岛听到了这些人死里逃生的故事。
由于这些人中一个叫冯·博宁（von Bonin）上校的机敏行动，他们在南蒂罗尔州时引起了罗廷格和沃尔夫的注意。博宁曾设法很长时间躲开了SS的看守，在尼德多夫村找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给博尔扎诺的德军司令部。他很幸运设法接通了从前就认识的罗廷格。博宁告诉罗廷格，SS命令把他们全体枪毙，以防他们落入正在逼近的盟军手中。
罗廷格和沃尔夫派帝国国防军大尉冯·阿尔文斯莱本（von Alvensleben）率一个分队，到尼德多夫村去接管这一群人。阿尔文斯莱本带领着只有15人的突击队，到达现场时碰上了固执的SS看守。他请求从多比亚科市加派150名增援，并希望他们能及时到达。增援来了之后，被围困的SS威胁要开枪，如果阿尔文斯莱本的军队试图释放这些人。最后双方进行了和谈，人数相对较少的SS同意释放他们。这一群人在罗廷格所派人员的保护下被安置在附近的小旅馆内，直到德军签署了投降协议，然后罗廷格安排他们到卡普里岛，在那里他们被逐个审查，非德籍的人被送回各自的祖国。
当我们还在卡塞塔时，我接到艾森豪威尔将军司令部的邀请，为最后的全面投降而去兰斯会面。盖弗尼茨和我在5月8日回到伯尔尼时，另一个邀请等待着我们。沃尔夫将军请我们两人去博尔扎诺。我不得不婉拒这个邀请，但盖弗尼茨去了，因为沃尔夫在离开这个舞台前急于安排诸多事务，其中之一是他以前曾告诉过我们的那些藏着意大利艺术珍品的地点。还有一件事，为了将来书写历史，盖弗尼茨要直接从宣布投降前最后几天的现场参与者那里，收集5月1日至2日在博尔扎诺事态进展的一些资料。
5月9日，德军在意大利地区投降生效7天之后，德国在欧洲全面投降两天之后，博尔扎诺的形势变得不平常。特拉斯科特将军的前锋师中的山地部队，在投降后经加尔达湖北面迅速向布伦纳山口进发，以联系美国第6军团在奥地利的部队，并关闭了通信线路。匆忙间，他们在博尔扎诺地区只留下一支军事警察分队和一个联络单位。另一方面，除了向的里雅斯特进军以防铁托的部队抢先到达的英联邦军队，其他在意大利的美国和英国军队停留在原地，等待安排投降的细节及德国和意大利军队移交营地，德国的部队也停留在原地。
结果是，当盖弗尼茨坐飞机于5月9日抵达博尔扎诺时，在“日出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沃尔夫将军、维廷霍夫将军和罗廷格将军，以及他们的参谋们正在阿尔卑斯山里享受春天。他们享用着军队留下的食品和饮料，等待盟军给他们发出下一步的指示。沃尔夫设法把他的妻子和孩子转移到博尔扎诺和他待在一起，我们向他祝贺自1943年以来的第一次家庭团聚。德国士兵和SS的人可以自由地在附近散步和享受阳光。盖弗尼茨和我们OSS的资深官员之一——泰德·里昂（Ted Ryan），从卡塞塔来到这个伊甸园般的地方。
以下是他们讲述的开车从机场到博尔扎诺市中心的沿途感受：“这是一幅和平的景象，有点像午餐时刻的迪士尼游乐场中的米高梅影城。一个穿非洲卡其色短裤的棕色皮肤的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在他的自行车横杠上坐着一个穿紧身连衣裙的姑娘，正微笑着。一些奥地利人戴着黑色小礼帽、穿着紫色的夹克在街道上闲逛。几百名帝国国防军的士兵懒洋洋地成群坐在路边，对驶过的美国军车似乎产生了点儿兴趣。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交通管理员不是美国宪兵，而是一个整洁端正的肩上斜挂着自动枪的德国士兵。”
他们停在一家旅店门前，那里已有德国军官住宿。盖弗尼茨费了一点儿时间说服旅店老板，给他们这些来自美国的胜利者好一点的房间。在皮斯托亚公爵宫的沃尔夫司令部，德国警卫为他们的车引路。盖弗尼茨和里昂到达为高级军官预留座位的咖啡厅，刚好及时享用午餐后的咖啡。
他们开始游览这个宫殿，拜访了位于该建筑第三层的沃尔夫办公室。沃利穿着已穿了三星期的过于肥大的双排扣灰色细条纹外衣、一件红色条纹的衬衣和一条松松地挂在脖子上的新领带。密码本和电台放在角落的桌子上，天线伸出到外面的房顶，并呈对角线地穿过房内。从窗户能看到这栋建筑的另一个门，它已在4月29日的轰炸中被毁坏。那天沃利慌乱地发电报来说，SS发怒了。从沃利的小房间通向沃尔夫洗手间的门上还挂着一个牌子：“只允许有SS全国副总指挥（沃尔夫）特别批准的人进入。”
然后，他们一行人被领到建造在山边的有隧道系统和掩体的维廷霍夫指挥部。5月1日至2日夜间，那里曾发生高潮迭起的几乎酿成悲剧的事件。里昂和盖弗尼茨与维廷霍夫、沃尔夫、罗廷格、多尔曼、温纳及尼森一起照了相，他们都露出微笑，显得很轻松。
在这次访问行程中，盖弗尼茨和里昂还去了蒂罗尔村。沃尔夫在那里收藏着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画廊和皮蒂（Pitti）美术馆的大量艺术珍品。在1944年12月保护珍品免遭战争损坏和抢掠方面的最后一个行动中，希姆莱曾下令把珍品运到沃尔夫控制区以外的奥地利，但沃尔夫没有执行此命令。当时，他拒绝的理由是没有足够的汽油运输它们。
沃尔夫给盖弗尼茨和里昂提供了他辖管的SS的汽车和司机，这两位美国人则请求德方的司机在这次旅行中不要穿SS制服。在圣莱昂哈德（St. Leonhard）由美国第10山地师的两三个士兵看守的一个小县政府里，他们看到了最奇妙的东西。在这个不引人注目的灰泥小建筑里的每一个房间的墙边，堆放着简直可以说是价值亿万美元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珍品：拉斐尔、波提切利、克拉纳赫、鲁本斯、贝利尼、丁托列托的画，还有米开朗琪罗和多纳泰罗的一些雕塑。
里昂和盖弗尼茨回到博尔扎诺后，立即联系美国第5军负责看守这些艺术珍品的分队，请他们关注把这些画运回佛罗伦萨的事。[5]
艺术珍品还包括意大利国王收藏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钱币，沃尔夫把它们专门保存在博尔扎诺的皮斯托亚公爵宫的地窖里。最后它们被归还给从前的拥有者——罗马市。
5月12日，里昂和盖弗尼茨离开了博尔扎诺。第二天是星期日，也是沃尔夫的45岁生日，他为自己的参谋们安排了一个大型聚会。大家喝了香槟酒。客人们站在宫殿前的草地上，手里端着酒杯，就好像这场愉快的聚会可以永远持续一样。这时候，大家听到博尔扎诺的鹅卵石街道上传来很响亮的隆隆声。随后，一个属于美国第5军第38师的载重2.5吨的卡车队停在了这个宫殿周围。德国军队、SS高级和低级军官及行政官员都上了车。然后，这些卡车把他们送到盟军占领的摩德纳（Modena）战俘营。
意大利战线的枪炮声沉寂了，但是战后重建、对过去的罪恶给予其应得的惩罚和为未来恢复和平的沉重任务还只是刚开始。
[1] 森格是《既无恐惧，亦无希望》（Neither Fear Nor Hope，New York: Dutton,1964）一书的作者，此书叙述了5月2日德军投降后的余波（pp. 303-306）。
[2] 不清楚这个“沃尔特”是谁的名字，很可能是指沃利，或者是亚历山大元帅司令部电台的一位报务员。——译者注
[3] Dwight Eisenhower, Crusade in Europe （New York: Doubleday, 1948）, p. 425.
[4] 他们之中有：法国的前总理莱昂·布鲁姆和他的妻子；奥地利前总理库尔特·冯·许士尼格及其妻子；苏联莫洛托夫的侄子科克林（Kokorin）中尉；跟丘吉尔有亲属关系的两个英国官员；在战争早期著名的“芬洛（Venlo）事件”中，在荷兰边境被德国人绑架的两个英国情报人员斯蒂文斯（Stevens）和贝斯特（Best）；普鲁士的利奥波德王子（Prince Leopold）；马丁·尼莫拉牧师（Martin Niem?ller）；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一些传教士；帝国银行的前总裁贾马尔·沙赫特（Hjalmar Schacht）；许多参与7月20日谋杀案而未被处死的将军，如哈尔德（Halder）、冯·法肯豪森（von Falkenhausen）、托马斯（Thomas）及冯·博宁上校等其他人，还有已被处死的军官的妻子和孩子，其中有把炸弹装在皮包里打算炸死希特勒的冯·施陶芬伯的遗孀、孩子、兄弟和侄子。
[5] 这些艺术珍品的分类整理、清洁和装箱工作用了几乎两个月，最后在7月20日一列13节货车厢和6节警卫车厢……被电动引擎拉着离开博尔扎诺，经过22个小时到达佛罗伦萨的坎波德玛尔特车站（Campo di Marte Station）…… 6辆装载着名画的卡车，挂着美国和意大利国旗，打着意大利文的“佛罗伦萨的艺术品回到它们真正的家”的标语，象征性地停在市政中心的领主广场（Piazza della Signoria）。3000个佛罗伦萨人在那里聆听把艺术品转交给佛罗伦萨市长的休谟（Hume）将军的简短而动人的讲话。（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Salvage of Artistic and Historic Monuments in War Areas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p. 81.）
后记
1965年春天，盖弗尼茨建议参与“日出行动”的盟军和瑞士人在阿斯科纳重聚，就在20年前亚历山大元帅的代表与沃尔夫将军会见的那个地点。他建议把聚会日子定于1965年5月2日，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在意大利投降20周年的纪念日。遗憾的是，我们这些人散居在5个国家，不可能在这个选定的日子里聚会。最后，莱姆尼策将军、盖弗尼茨和我，带着我们家庭的一些成员，于6月中旬在阿斯科纳聚会。马克斯·韦贝尔就住在附近，我们之中的一些人能有机会见到他。
在这个场合，不仅要回忆20年前的事，而且有必要回顾“日出行动”取得的成果，以及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我们还可以了解双方的参与者从战后到现在的情况。我们这些人在一场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偶然巧遇，为缔造和平做出了特别的努力。
盟军方面，几位参与者的战后生涯是人所共知的。亚历山大元帅在战后不久出任加拿大总督，1952年从加拿大回到英国后被提名为国防大臣。同时，他被授予荣誉的贵族爵位“突尼斯的亚历山大伯爵”。艾雷将军担任的里雅斯特军事长官4年，并在巴黎的北大西洋公约欧洲总部短时间工作后，成为英国驻中国香港地区部队的司令，1954年他退休时被册封为爵士。
当我们在阿斯科纳聚会时，莱姆尼策将军的职务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的武装力量总司令。此前，他担任驻韩国军队的司令还出任过我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马克斯·韦贝尔在战后致力于瑞士军队的现代化，被晋级到军队的最高岗位之一——陆军参谋长，军衔是师级上校，相当于美国军队中的少将。
“日出行动”的文职人员中有两位已逝世：帕里利男爵于1954年去世，胡斯曼教授在1965年我们聚会之前刚去世。
我重操律师的旧业。1947年被杜鲁门总统从这个行业召唤出来，那时我们的政府正在认真地规划战后的情报工作。起初，我同意只做短期的咨询工作，但很快发现自己已经深陷其中，并在1953年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直到1961年才回归我的私人生活。
在战后的头几个月里，盖弗尼茨同我一起在盟军占领的柏林工作。利用了解德国形势，并通过个人与德国反纳粹抵抗运动领导成员的关系，盖弗尼茨为美国占领当局在困难的战后时期建立德国新政权时选择可用的德国人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服务。盖弗尼茨于1946年退休。此后不久，他与他的朋友法比安·冯·施拉本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合作，此人曾在1943年把一枚定时炸弹偷偷放在希特勒去东部战线的飞机上，不幸的是炸弹没有爆炸，他出版了第一本叙述德国反纳粹抵抗运动和此次炸弹事件的书：《他们几乎杀了希特勒》（They Almost Killed Hitler，Macmillan，1947）。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盖弗尼茨在欧洲和南美洲从事商务活动。
我真希望有可能报告，命运眷顾了我们勇敢的电台操作员小沃利，他是我们的行动能够成功的关键人物之一。在敌对行动结束后，莱姆尼策将军提议将沃利安排为我们军队的正式成员，以表彰他对国家做出的贡献。这需要加快使他成为美国公民的进程。然而，沃利急于回捷克斯洛伐克去看望他的家人。他没有接受莱姆尼策将军的好意，而是选择了回家。自那以后，我不知道他的确切情况。无论他在哪儿，我祝愿他一切安好。
有曾伪装为德国人认真实施“日出行动”的证据而被释放和转交给我的帕里，这位令人敬佩的意大利爱国者，成为战后意大利的第一任总理。这个令人惊奇的释放在战后意大利政界经常爆发的争吵中被恶意地曲解。帕里卸任总理后，曾竞选参议员。他的对手——新法西斯派，曾在罗马的报刊文章中和米兰街头的布告牌上散布污蔑他的新闻，说帕里在成为德国人的囚犯时，曾供出意大利抵抗运动的情报并因此被释放。
帕里立即在米兰提起诽谤诉讼，随后的法庭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回顾“日出行动”。参与“日出行动”的几位盟军和德国人被召去宣誓做证。我们积极证明了帕里的高尚动机及他的忠诚和勇敢。
参与“日出行动”的德国人中，那些不是SS成员的人，包括拉恩、罗廷格和施韦尼茨，都开始了新的成功的职业生涯。
拉恩成为可口可乐公司在德国公司的领导人。当我们在阿斯科纳聚会时，他正参加竞选德国国会议员。
罗廷格将军在德国被占领期间被美国军队雇佣，撰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史。当新的德国军队在1951年组建时，由于在战争期间作为将军和反纳粹力量做出过杰出贡献，他被选为第一任监察长。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不幸逝世。维克托·冯·施韦尼茨在一家德国钢铁厂做高层管理工作。维廷霍夫将军在战后几年就去世了。
在SS内工作过的那些人，面临着困难得多的现实生活。在战争尚未结束前，盟军决定SS、纳粹秘密警察、准军事和情报机构的成员都属于“自动逮捕”类。这意味着比其他战俘更长的拘留期。
沃尔夫的助手温纳逃脱监禁，到了南美洲。吉多·齐默——这位不大适合穿SS制服的美学家大尉，很早就洗清了指控，被允许回到德国。他最终移民阿根廷，他的老朋友帕里利帮助他在那里做生意。
多尔曼逃出了美国设在意大利的里米尼拘留营，但不像温纳那样试图去南美洲，而是去了米兰。据说他在那里找到了在战争期间一起工作过的宗教界老关系。最后，多尔曼回到故乡米兰。据我了解，他在那里从事文学工作。
沃尔夫将军在1945年秋从意大利的拘留营被带到纽伦堡，在那里为审判一些战争罪犯的重大案件做证。他在持续审判期间被拘留了4年，但他是以证人身份。他本人也涉及SS罪行中的合谋问题，但是现有证据不足以使他被盟军判刑。但他在1964年却被德国法庭起诉，并被判处15年徒刑，理由是他“持续参加和深度参与犯罪”。显然，他与希姆莱的紧密关系使他对SS的活动一直是知情的，尽管他常常私下里向受害者们伸出援手，但由于他能长期待在他的岗位上，只能被解释为他在纵容那些犯罪。
还有一个文件作为证据。1942年，沃尔夫在要求运输部增加用于波兰的载货车厢的一份文件上签了名。那些车厢似乎是用来把犹太人运到死亡营去的。沃尔夫在被审讯时声明，他不知道那些车厢是干什么用的。
地点和时间都不适合讨论沃尔夫的罪行，也不适合分析他在“日出行动”中那样出力的利益和动机。一方面，这位SS将军在促使意大利北部德军最后投降过程中的贡献确实比其他人都要大；另一方面，他多年作为希姆莱亲信的所作所为是难以抹去罪行。德国的法院已做出了判决，试图在这两个方面之间进行折中调和是无用的。
在这个历史故事中，我提供了我所看到的关于沃尔夫所有行为的事实。结论必须留给历史去做。在我看来，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他和德国人民都被希特勒欺骗和误导了，而且希特勒延长战争的企图只会使德国人民面临更加血腥屠杀，沃尔夫就决定，无论他过去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从今往后，他都有责任尽其所能使这场战争结束。在我们谈判的那几个星期里，沃尔夫的决心从没有动摇过，或者改变过方向。据我所知，他从未在他权力和能力范围内言而无信。因此，他对“日出行动”的成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曾密切关注沃尔夫受审过程的盖弗尼茨，给德国法庭提供了沃尔夫自始至终参与“日出行动”的完整事实，并得出我们都认同的结论：“自1943年开始，沃尔夫明白并试图使这个民族，而不是使他自己，从悲惨的境地中解脱出来。”
当盖弗尼茨和我在投降计划成功之后，访问卡塞塔的盟军司令部和兰斯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时，对于这个带来和平的特殊冒险事业的成功结果，我们受到的赞誉和祝贺已经超过我们应得的份额。我们更加难忘那时收到的两封电报。一封来自莱姆尼策的电报如下：
衷心地祝贺“字谜行动”的成果。这是完美和巨大的成功。你和你的助手可以为你们在目前发生的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所起的杰出作用而自豪。我钦佩你们在这几段困难的时间内对事业的忠诚和奉献，同样地，我也很荣幸，也为我能愉快地参与这个结束纳粹在欧洲称霸的行动而自豪。
另一封电报来自多诺万的副手约翰·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他在“日出行动”的整个谈判期间坐在多诺万旁边，主要负责办理我们从总部收到的指示。我那时并不知道他有一个儿子在第10山地师参战，该师在接到5月2日停火的命令时正在部署进攻。我收到的这封电报内容如下：
马格鲁德致110（这是我在OSS内的代号）：
无数的父母将为你祝福，如果他们知道了你做的事。作为这些父母之一，我有幸知道此事，而且有一个儿子在山地师参战，我为你祝福。
我们在阿斯科纳聚会回顾“日出行动”时，我们问自己，从这些谈判中能得到哪些对未来有用的经验教训。
发动战争或被卷入战争是如此容易，而停止战争是如此困难。一旦交战的双方被锁定在战争之中，他们之间的通信联系就中断了。在军规中，同敌人交往是非法的，而在最广泛意义上，“交易”是被禁止的，交谈是禁忌的。即使一方的指挥官想要停止战争，他们不一定希望在条件未成熟时过早地向世界和敌方声张此事，以免被公开指责和被打成叛徒。一般来说，根本没有安全和保险的方法告诉对方他们想要尽快达成和平的意愿。
我们从“日出行动”中得到的一个经验是，战斗双方的领导人之间建立秘密接触和安全通信极其重要。一旦建立了联系，而且坚信可以交换想法，而不必担忧会曝光或过早走漏风声，我们的谈判就到了一个有希望的转折点。在双方对战中要做到这些很不容易，但“日出行动”证明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大量的研究和创新专注于准备和进行战争的课题，却很少把注意力奉献给更重要的任务——战争一旦开始后如何才能结束。“日出行动”可以提供某些有用的线索。通过研究那时使用过的技巧与遇到及克服的困难，我们可以为未来开辟路径。
在我们开展“日出行动”时，我们的有些情况甚至传到了日本驻瑞士的代表们那里。1945年4月，当冲绳岛战役正处于高潮时，日本陆军和海军在瑞士的发言人及巴塞尔国际结算银行的日本官员曾找到盖弗尼茨和我。他们希望确定，他们能否利用这个为“日出行动”而建立的联系华盛顿的秘密渠道来为日本谋求和平。我将他们的意愿通知了华盛顿，并被授权先听听日本人讲些什么。巴塞尔银行能干的瑞典经济顾问佩尔·雅各布森（Per Jacobsson）被卷入这些谈话，并在华盛顿与巴塞尔之间曾有过积极的通信交往。
按照华盛顿的指示，我在1945年7月20日参加波茨坦会议，向史汀生部长报告我从东京方面了解到的情况：当日本人民得知德军投降的毁灭性消息后，他们也想要投降，但希望保持天皇政体和宪法，以此作为维持日本纪律和秩序的基础。那时，德军在意大利投降的消息，以及德军是如何投降的事情已经在报纸上广为传播，其影响是具有传染性的。遗憾的是，在日本问题上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够了。在东京的当权者们确认这里有一条和平之路之前，莫斯科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日本政府决定通过苏联寻求和平。罗伯特·布托（Robert Butow）在他的著作《日本决定投降》（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1]中，以下列陈述总结了他对在瑞士的日本人的试探活动：“在投降的命运最后到来之时，藤村义郎司令灰心失望地回忆起日本政府的盲目性，导致其未能继续利用瑞士的谈判渠道，冈本正刚中将在苏黎世用自杀把他的名字不可磨灭地刻在日本武士的神圣登记册上。”这两人都参与了在瑞士的对话。如果有稍微多一点的时间用于建立谈判渠道，日本投降的故事可能将会有不同的结局。
[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1954, p. 111.
参考文献
我撰写“日出行动”的资料，主要来自我自己和盖弗尼茨关于谈判的记录和回忆，加上我们可以引用的报告和文件。在1945年5月2日的投降后，多诺万将军立即要我们向他汇报，并指示我们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一份关于所发生事情的完整报告。盖弗尼茨和我在1945年5月22日完成和递交了详尽的报告，它也成为我们写这本书的指南。
多诺万喜欢在保密允许的范围内让人们知道他的组织能做成些什么事，他准许这个故事通过某种渠道进入公众领域。他找到这种渠道并不难（“The Secret History of a Surrender,”by Forrest Davis, Saturday Evening Post, September 22 and 29, 1945）。归根结底，那时不再有保密的理由了。
我从1950年至1961年底在政府部门工作，没有从事过任何为公众写作的工作。但是，我收集和整理了我的笔记。与此同时，盖弗尼茨和我还从沃尔夫、罗廷格、维廷霍夫、多尔曼、拉恩及其他人那里，获得了他们各自对这些事件的看法，他们每个人都在这些事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着手写这本书时，我们才发现这个故事还有欠缺之处。盖弗尼茨又与几位还在世的参与者谈话，弥补了大部分缺乏的资料。我还得到霍华德·罗曼（Howard Roman）的宝贵帮助，把原始资料加以组织，成为我们的故事。
资料中有一些是已发表过的文章，包括帕里利和多尔曼写的文章，它们有助于反映德国军队和SS内部在我们谈判期间的氛围。文献中提到的费卢西奥·兰弗兰奇（Ferruccio Lanfranchi）的书中有帕里利的记录，它特别有用，因为它叙述了只有他与沃尔夫二人在场的谈话内容。有些近代史书，包括丘吉尔所著、值得纪念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图书《凯旋与悲剧》（Triumph and Tragedy），迪金的《残酷无情的友谊》（The Brutal Friendship）和约翰·托兰德的《大国博弈》（The Last 100 Days），也都有一些关于“日出行动”的叙述。盖弗尼茨和我很高兴，迪金先生和托兰德先生利用我们的一些资料使他们的叙述更加完整，我认识他们二位。我提到这一点是为了让未来的历史学家免于陷入以重复引用作为定论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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