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路上的障碍
在1944年的最后几个月和1945年的头几个月里，希特勒依然是日益缩小的德意志帝国的主人。他利用他制造的恐惧，维持他的地位直到死去之日。率领军队的那些将军是他的俘虏。在纳粹德国，除了希特勒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政治领袖有真正的权力和影响力。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后，希特勒的地位反而得到增强而不是削弱。
盟军和德军双方的将军们早就认识到，只可能有一种军事结果。这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与如何结束的问题。是有条不紊地投降还是在混乱中结束？从我们在瑞士得到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希特勒希望在德国的军事防御最终崩溃时把整个欧洲拉下水。德国军队的指挥官们最终可能执行他的“焦土政策”的命令，把德国占领的国家，甚至德国自己残留的一切工业和经济都毁掉。
1945年3月，希特勒命令德国的战时经济统领者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1]破坏德国的铁路和桥梁，以及工厂和公共设施，烧焦德国的土地。面对这种穷凶极恶的做法，施佩尔退缩了，他请求希特勒考虑一下，这样做对未来的德国人意味着什么。根据施佩尔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的证词，希特勒冲向他，并叫嚷：
如果输掉战争，则整个民族完蛋。这是无法避免的。没有必要考虑人民为了过原始生活而需要什么。反之，更聪明的是我们自己毁掉这些东西。因为这个民族已被证明是软弱的，未来只属于更为强大的东方民族。此外，在这场战争之后剩下的是一些次等人，那些优等人早已倒下了。[2]
谣传纳粹军队将最后坚守在巴伐利亚南部和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脉里的一个堡垒中。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德国确实在阿尔卑斯山脉中建造了一个称得上是最后阵地的防御工事，但是仍有理由担心绝望的纳粹匪徒们可能会撤退到天然的山中要塞，在那里进行顽固的抵抗。这将使战争延长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在这些日子里，让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一些思想观察者困惑的是，德国是否还存在盟军可以与之打交道的，或者有权力和有勇气投降的人，如果没有，就只能为每一座城市而战。那时，艾森豪威尔将军曾准确估计：从西面来的英美军队与从东面来的苏联军队，将像两台在毁坏的土地上互相接近的推土机那样，会师于德国中部，而在此之前，战争不会结束。
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失败了，那些有勇气用这种方式结束战争的数十名德国军方和高级文职官员被处死或监禁。在瑞士，盖弗尼茨和我一直与这个行动的重要成员保持紧密接触。他们事先把此次暗杀计划、参与此行动的领导人和政变的大致时间告诉了我们。与这个勇敢反纳粹的抵抗运动组织打交道的经历使我们相信，在暗杀希特勒计划失败后经历过血洗的德国，除了那些直接卷入计划的人之外，还有许多人希望在纳粹的战争狂人彻底毁灭他们国家之前，能够挽救德国所剩下的一切。
从与卷入该计划的军人的接触中得知，我们提出的无条件投降政策对德国的将军们产生了一种遏制力量，否则他们本来会更愿意反对希特勒。在密谋者们接触过的高级将领中，有几位不愿参加这个行动和承担相关的政治责任，因为按照他们的理解，无条件投降意味着，无论是由反希特勒的德国人展开行动使投降早日到来，还是更晚一些的希特勒亲信出面投降，盟军对待德国都会同样严酷无情。1944年4月，在实施暗杀之前，密谋者们确实派了一名特别使节到瑞士见我，了解是否有任何能从西方那里得到比无条件投降更好一些的投降条件的希望。但他们得到的答复是“绝不”。盟军关于无条件投降的立场不可能改变。这位使节带着这个答复回去，使这些密谋者感到绝望；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觉察到苏联有灵活得多的态度，因此苏联有可能成为他们反希特勒的主要同盟。
除了我们提出的无条件投降政策，以及纳粹寄希望于阿尔卑斯山里的最后阵地，还有一些其他的障碍继续阻挠我们推动纳粹投降的进程。其中之一是“背后插刀”的传说。鲁登道夫（Ludendorff）[3]和其他的德国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宣称，他们是被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允诺和他的“十四点原则”[4]骗入1918年停火进程的。这个传说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归结于那时德国政治领袖们的软弱甚至背叛，他们毁灭了德国人民继续抵抗的意志，甚至迫使在战场上依然未战败的德国将军们投降。这个传说，加上在德国人看来异常严苛的《凡尔赛条约》的条款，给一战后的德国政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严重摧毁了魏玛共和国，并滋生了纳粹哲学的复仇情绪。
奇怪的是，这个传说不仅导致许多德国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反对任何缔造和平的提议，还影响了华盛顿和伦敦的同盟国政治领袖们关于投降的思想。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说，这次反对纳粹和德国军国主义的战争必须坚持到底。他们不愿德国人、纳粹分子及他们的历史书作者，再有否认曾在战场上被彻底打败的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后插刀”传说，使华盛顿和伦敦开始怀疑利用德国领军人物早日投降，以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努力。
另一个传说是，关于德国新武器的奇迹及希特勒利用它有效挫败任何走向投降的企图。直到最后时刻，希特勒仍对他的部队允诺，除了V-1、V-2导弹和喷气式飞机外，他还有能改变整个战争进程的新武器。如果德国人研制出这些武器的时间提前一两年，或者如果盟军未能成功地轰炸他们研制V-1、V-2导弹的基地——佩内明德，那么就没有人能预言战争将持续多久，还有多少人会死去。所以，“奇迹武器”的说法不完全是一个传说，生产出新武器的可能性，使许多德国将军有信心继续战斗，否则他们会走上投降之路。[5]
我要提到的最后一个传说是同盟国将出现分裂。在整个战争中，希特勒始终有一种幻觉：英美联盟将与苏联分裂，那时德国就能与它们之中的一方达成交易。这个传说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于1945年4月12日逝世后便迅速扩散。希特勒认为这将加速同盟国的分裂。归根结底，美国失去了伟大领袖，而这却成为希特勒分裂同盟国和利用苏联作为其秘密武器的好时机：或者联合苏联对付我们，或者联合我们对付苏联。今天看来，这似乎是他疯狂思想的又一个证据，这种疯狂是点燃希特勒思想中希望之火的燃料。虽然他对历史知之甚少，但据说他深受一段历史的影响，那就是伊丽莎白女沙皇（Czarina Elizabeth）突然逝世导致1762年沙俄与奥地利的反普鲁士联盟瓦解，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使普鲁士从失败的绝境中反败为胜的故事。[6][7]
走向和平之路的某些障碍是希特勒本人早就设置好的。其中之一是德国军队中每个士兵和军官必须宣读的纳粹忠诚誓言，它无疑是对任何反希特勒的个人活动的最有力遏制。这个誓言如下：
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我无条件服从帝国和德国人民的领袖、德国国防军的最高司令阿道夫·希特勒，我作为一名战士保证一直遵守这个誓言，即使在危及我的生命时。[8]
这个誓言的特色是向作为元首和司令的希特勒个人宣誓，而不是简单地向国家和国旗保证。
今天，对于在时间和精神上都远离那种场面的我们，这个纳粹忠诚誓言在德国军官思想中产生的令人敬畏的力量是难以理解的。宣誓的仪式和誓言的每一句话都含有中世纪骑士对其封建君主，以及贵族军人对国王宣誓效忠的意味。那些对传统敏感的人认为违背誓言在良心上是一件难事，只有具有坚定信念和独立道德判断力的人才能打破誓言。参加1944年7月20日密谋的一些人知道纳粹的罪行，在能证明对元首不忠是正当行为之前，他们不得不先和自己的良心做斗争，这主要是由于军人誓言产生的约束力。一些被邀请参与密谋的将军，包括约德尔（Jodl）、古德里安（Guderian）和曼施坦因（Manstein）[9]，都拒绝参加，因为他们觉得不能违背誓言，至少他们后来是这样断言的。无疑，这是有些人在当时和后来为效忠希特勒并彻底摆脱个人责任而找的借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纳粹忠诚誓言在我们同在意大利的德国将军打交道时又起了作用。
希特勒对将军们所使用的“胡萝卜加大棒”策略，成功地加强了其对他们之中一些人的控制。当一名将军干得好并让希特勒高兴时，他就会得到赞扬、授勋，甚至被提升为元帅，在某些重要情况下希特勒还给予奖金甚至豪宅。这些受到恭维和贿赂的将军被紧紧地与希特勒捆绑在一起，比捆绑着他们的纳粹忠诚誓言还要紧。如果将军们让希特勒不高兴时，他们就会被先发制人地撤销职务。如果不服从，他们就会受到军事法庭审判，有时被判监禁，有时会被处死，或像隆美尔（Rommel）[10]那样被责令自尽。[11]
军人发挥带头作用的暗杀行动未能成功，这削弱了将军们——个人或群体曾经抱有的直接向希特勒建议，或在他背后活动以影响战争进程的主动性。在失败的暗杀中显露出的军人们对希特勒的背叛，使得希特勒转而更加狂热反对军人阶层。甚至那些未参与暗杀行动的将军，也怕流露出的一丁点儿不愿执行元首命令的迹象会被当作背叛的证据，而使他们受到相应的惩罚。
在7月20日刺杀事件之后，除了亲密的私人顾问鲍曼（Bormann）[12]和戈培尔（Goebbels）[13]之外，希特勒几乎只靠党卫军执行他的政策和为自己做警卫。军队在他心中已名声扫地。在将军身边的武器被取下之前，他不会听取这个帝国国防军将军的报告或让此人近身。归根结底，这都是因为7月20日在公文包里携带一枚炸弹进地下室开会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Klaus von Stauffenberg）[14]上校，是帝国国防军的一名军官。希特勒下令，由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及其直属下级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15]，调查这起复杂而又牵连甚广的阴谋。卡尔滕布伦纳是RSHA（帝国保安总局）的首领，RSHA包括盖世太保、德国的国内外秘密情报局（SD）和德国在占领地区的安全警察（Sipo）。
在柏林，盖世太保的官员们绞死了曾在1941—1942年任西线德军总司令的欧文·冯·维茨莱本元帅（Erwin von Witzleben）[16]和其他高级军官，因为他们都参与了刺杀行动。
一度骄傲和独立的德国军事情报机构——反间谍局成了沃尔特·舒伦堡领导的RSHA外事秘密情报局的下级。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反间谍局的首脑，因参与暗杀行动而被关进集中营，后来被党卫军官员处决。
盖世太保的探子控制军队的一切司令部。溜须拍马者及希特勒自己喜欢的那些人，如1944年8月在西线取代冯·克卢格（von Kluge）将军[17]的沃尔特·莫德尔（Walter Model）将军[18]，邀请SS官员进入他们的部队，以证明他们对元首的忠诚。在面临即将失败时，执行焦土和灭绝政策计划的任务被托付给SS的特种部队。希特勒知道，他不能信任帝国国防军中那些“胆怯”的感情用事者去执行那些政策。德国的SS首脑希姆莱被任命为国土防御军司令，这意味着在最后保卫德国本土的决战中，党卫军将起主要作用。
最后时刻由SS控制，这主要是用秘密警察的手段和突出处罚个人的威胁来进行控制的方法。如果将军们曾经感到受誓言的约束，那么现在他们还生活在担忧自己性命的恐惧中：冷酷无情的希特勒能毁灭隆美尔、维茨莱本和卡纳里斯，谁还能感到安全？
对于那些愿意为和平而工作的人来说，这是致命的危险情况。幸存的将军们理论上能够实施地区性的局部投降，但是现在已经无能为力，或者被吓得不敢尝试。盟军恰恰最不愿意承认SS，这个控制德国的组织，作为投降的代言人，盟军政策的主要考虑之一是惩罚和消灭它。鉴于纳粹内部等级结构的这些情况，德国将军们显然不能违反希特勒的命令，或者暗地里在他背后投降，除非在尝试投降时有不被消灭的可能。
尽管持有德国在作战到最后一刻也不会投降的悲观观点，我们在1944年秋的伯尔尼仍有了一个新想法：我们认为还是有一些德国将军不相信希特勒的许诺而乐意投降，如果他们自己有合情合理的安全保障，他们就有可能这样做。这个计划的中心思想是：找到符合这样条件的将军，与他们秘密接触，在希特勒和SS的力量制约到他们及其下属的头上之前，迅速而悄悄地实施他们的投降计划。
在德国军队被清除出法国南部，美国军队抵达瑞士边境之后，我们在伯尔尼的使团与美国第12军团和第7军团在法国的司令部建立了联系。我的习惯是在法国紧邻瑞士边界的地点，会见这些部门的主要情报官员——埃德温·赛伯特（Edwin L.Sibert）将军[19]和威廉·奎因（William Quinn）上校[20]（现在是中将），把我们关于德国情况的最新情报交给他们。
在汝拉山（Jura Mountains）的蓬塔利耶镇（Pontarlier）的一次会见中，盖弗尼茨，他通常随我参加这类会见，向赛伯特将军提出一个在我们头脑里逐渐成形的想法：与敌人阵营中的将军们建立联系，以尝试赢得一个不必流血的胜利。大约10天后，我们收到第12军团司令部从卢森堡发来的电报，请盖弗尼茨立即访问他们，以继续推行在蓬塔利耶镇提出的计划。
当盖弗尼茨在卢森堡与赛伯特将军交谈时，盟军已找到了许多德国战俘。他们之中有一些曾被关押在法国和比利时，有些高级人物则被关押在英国。我们认为他们之中有些人是强烈反对纳粹的，如给以机会，他们可能积极参与有助于战争加速结束的活动。我们的想法是找到这些人，寻求他们的帮助，请他们准确认定西线德军司令中，哪些是他们认为在我们的计划中可能愿意合作的。除此之外，我们的计划还包括一个解决方案——如何当面接触对投降问题持开放思想的德军司令。这个方案是派遣被俘虏的德军下级军官假装成逃脱的战俘，越过战线回到德军那里。
盖弗尼茨向赛伯特将军提出了这些建议。问题是从何处着手呢？那时，几乎不可能取得情报以了解在西线各地段负责的德国将军的真实想法。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德国从法国逐渐撤退时，以及由于7月20日的刺杀事件而被调动或替换。盖弗尼茨在与赛伯特将军的初步谈话中，提到了格哈德·冯·施威林（Gerhard von Schwerin）将军[21]的名字。他恰巧知道施威林在战争爆发时反对纳粹，而且有理由认为施威林就在西线某地。施威林这个名字听起来耳熟，赛伯特记得最近刚听到过。他让他的部下查查这件事。属下报告说，施威林最近率领第116坦克师部署在亚琛（Aachen）[22]。有流言说，施威林宣布亚琛为开放城市，但不知何故被撤职。此后，该城成为惨烈的战场。这些听起来颇为符合盖弗尼茨最初对施威林的揣测，值得继续追踪。赛伯特同意了。他指派他的一个部下——绰号“花苞”的李中校（E. C.“Bud”Lee，现在是上校）与盖弗尼茨合作，去亚琛，然后从美国人那里了解施威林的故事。
在亚琛的废墟中，盖弗尼茨和李中校访谈了许多幸存下来的德国居民，得出如下事实：亚琛是盟军进入德国路上的第一座大城市。因此希特勒下令打一场保卫该城的决战，使之成为德国坚韧不拔的榜样，并让盟军尝尝将要到来的是什么。尽管有希特勒的命令，施威林仍对亚琛的居民们说，他打算宣布这里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并且不战而撤，以免它被毁。施威林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纳粹的官员们认为该城将被美国占领而已经逃跑，从而使施威林得以完全控制局面。
起初被纳粹命令撤离该城的居民，得知施威林的决定后一片欢呼。为实施他的计划，施威林试图使驻扎在离亚琛不远处的美国第一军知道他的意图。当美国没有露出推进的迹象时，纳粹的头头们却在三天后回来了，逮捕了与施威林合作的居民，并且在施威林的上级面前告发他。结果，施威林被勒令交出其领导权，并到他上一级的军司令部报到。
施威林照办了，但是他也知道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命运。他请求回到他的部队去告别，按规定这是允许的。其实，他这样做是希望再拖延几天，直到美国人登上舞台。次日，一支德国军事警察的分队包围了施威林司令部所在的民居，显然打算逮捕他。施威林部下的军官和平民带着机枪在民居周围摆出防卫姿态。如果警察分队试图逮捕他，他的部下将向他们开火。整个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战线的德国军队的记载中是前所未有的，虽然此时还没有达到事件的高潮。
三天后，预期的美国军队挺进还是没有实现，施威林放弃了他的计划和指挥权，遵照命令向他所属的军司令部报到。他很幸运，未受到任何严厉的惩罚，因为承办他案件的主要调查官之一非常同情他，而且也同样反对希特勒执行的以牺牲平民为代价的决战政策。
1944年10月13日，美国第一军终于进入亚琛。从那时起到该城的德国军队投降之前，城内的战斗持续了8天。直到最后一名防御者躲到市中心的一所独立建筑内避难，而盟军最终用155毫米口径榴弹炮抵近直射，把建筑墙壁一片片地轰成碎块之后，战斗才结束。希特勒拼死抵抗的计划得逞了。
此时，盖弗尼茨不可能找到更好的事例作为支持我们建议的理由了。如果施威林那时能联系上美国，战争就能避免，城市和交战双方的数千生命就能得救。问题是必须找到像施威林那样的人，以便成功地采取必要的措施。
赛伯特将军对此表示理解，并全力提供帮助。刚被俘虏的德军将领能够提供他们还在战斗的同事们的信息，而且是唯一可靠的信息来源。如果我们能找到反纳粹的战俘，那么就有可能让他们指出，还在顽抗的德军将领中有哪些是像施威林那样的人。于是，盖弗尼茨就建议自己和李上校一起，到几个大的战俘营中寻找合适的德国军官。在比利时的勒万[23]，盖弗尼茨经过仔细筛选，找到两名有希望的候选人：汉斯·谢弗（Hans Schaefer）[24]和冯·费尔伯特（von Felbert）。二人都直言不讳地表示出对纳粹的不满，并自愿列出他们的同事中可能倾向于投降的人员名单。二人都愿意和反纳粹的将军组成一个与盟军合作的顾问委员会[25]，并成为其成员。
盖弗尼茨提出一项计划，试图召集五名德国将军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除了已找到的两位，我们现在还需要找到三名成员。赛伯特建议盖弗尼茨和李上校到英国去，那里囚禁着大量的德国军官。
我们设想的计划对英国人来说毫无新意。据英国人说，经常当这一群战俘的发言人的巴辛格（Bassenge）将军[26]，毫无疑问是在任何反纳粹活动中表现得最能干和最有决心的。他尝试帮英国去劝降占领英吉利海峡中一个岛屿的德军。他乘坐英国海军的一艘船抵达这个名为泽西（Jersey）岛的海岸边，并尝试利用扩音器与占据该岛的德军对话。不幸的是，这个岛上的德国司令用重型武器的猛烈射击来回答巴辛格的友好提议。这次尝试至少显示了巴辛格合作的意愿，但显然也表明了敌人并不准备投降。当然，在这次事件中，双方的动作都过于公开。这个事件证明了我们的预料——任何投降活动必须伴以最高级别的保密机制。使用扩音器劝降，或挥舞白旗表达投降意图预期都不能成功，这两种做法都常常因把敏感而易受损的事情过早曝光而失败。
当盖弗尼茨见到巴辛格时，后者给前者的印象是，后者似乎是这个计划的领导者。巴辛格已有自己的推翻希特勒和促使德军放下武器的计划。他的计划比我们的设想更浪漫：用广播电台发布声明、空投联络人和大量撒传单的方式，建议投降和解释如何实施投降。但是在我们看来，更重要的是巴辛格愿意合作，他坚信继续战争将毫无意义，而且他在被俘的将军中显得智慧超群。
下一步，也是最难以完成的一步，是确保同盟国最高层的军事和政治领导者们支持实施这个计划。于是，1944年12月初，在艾森豪威尔司令部的一次会议中，盖弗尼茨呈交了他的计划。该计划建议，在被俘的德国将军中成立一个由巴辛格将军牵头的持不同政见者委员会，向盟军司令提供途径和方法，关于如何与还在战斗但据信是彻底反纳粹和赞同投降的德军司令建立接触。该计划还建议，利用被俘的下级军官扮成逃脱的战俘作为中介人员。
几个星期过去了，最后华盛顿传来了答复：高层考虑了这个计划，但否决了。西方的盟国不建议利用德国的军国主义者来打败德国的军国主义。我们对此表示理解，虽然这对德国投降问题来说不失为一个很实用的做法。做出否决答复的另一个原因是，从我们开始同赛伯特将军讨论到得到高层最终答复期间，插进来了一个“突出部之役”（Battle of the Bulge）[27]。华盛顿深信，德国将战斗到悲惨的最后一刻，自愿投降的可能性不大，而且那时被战争精神控制的盟军，从思想上并不希望给纳粹德国的军人们这样一条轻松的出路。
然而，这些尝试并没有白费。我们与谢弗、费尔伯特及巴辛格的接触至少表明，尽管7月20日暗杀行动之后发生了针对德国将军的大清洗，但仍然有一些德国军人认为投降是唯一出路。剩下的问题是：他们是谁以及在哪里能找到他们。我们很快就会找到答案，但并不是以我们预期的方式。
[1] 施佩尔（1905—1981）是个建筑师，因其建筑风格体现了希特勒青年时期的绘画风格而受宠于希特勒。先后任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德国建筑总监、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长。战争后期，因企图用毒气管道除掉希特勒而被判20年监禁。——译者注
[2] Allen W. Dulles, Germany’s Underground（New York: Macmillan, 1947），p.195.
[3] 鲁登道夫（1865—1937）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是战后任总统的兴登堡将军）。在战争失利后，他拒绝无条件投降，建议在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基础上停火及和谈。一战后，他极力反对魏玛共和国，称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战场上不败的德军被左翼政客“从背后插了一刀”。——译者注
[4] 威尔逊（1856—1924）是美国第28任总统（1912—1920）。他在1918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通过和平谈判结束一战的基础和战后世界的蓝图，其实质是增强美国势力、削弱英法、重新瓜分世界、敌视新生的苏俄、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建议成立国际联盟。这一年的8月，德国同意在“十四点原则”的基础上停火及和谈。他因建议成立国际联盟而获得1919年诺贝尔和平奖。他的“威尔逊主义”要点是向世界输出美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译者注
[5] 作者没有提到的另一种更重要的真正是“奇迹”的武器——原子弹。纳粹德国曾致力于研制原子弹。早在1939年4月，纳粹政府就将8名物理学家召集到柏林，秘密商议研究可控的核裂变；9月28日，阿尔伯特·施佩尔制订了研制原子弹的“U计划”。纳粹德国最终未能抢在美国前面研制出原子弹。其中有主观原因——希特勒不重视，没有拨足够的资金给U计划，因为他认为等研制成功时，战争早已打赢了。还有一些客观原因：生产中子减速剂石墨的工厂出了差错。——译者注
[6] 腓特烈大帝（1712—1786）是普鲁士国王（1745—1786）。伊丽莎白沙皇（1709—1762）是沙俄彼得大帝的女儿，通过政变上台，痛恨亲德派，联合法国和奥地利进攻普鲁士。普鲁士面临亡国的险境。伊丽莎白于1762年突然逝世，接任的沙皇是亲德派，宣布退出战争，三国联盟的瓦解使普鲁士转败为胜。——译者注
[7] J. W. Wheeler-Bennett, Nemesis of Power （New York: Macmillan, 1953）, p. 611n.
[8] 同上，第339页。
[9] 约德尔（1890—1946）曾任作战部长和总参谋长，因签发过杀死一切战俘的命令而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而死。古德里安（1888—1954）被称为“德军装甲兵之父”，是陆军战术“闪击战”的创始人。曼施坦因（1887—1973）未加入纳粹党，拟定了著名的“曼施坦因计划”，此后主要在东线对苏作战。——译者注
[10] 隆美尔元帅（1891—1944）是装甲闪击战的优秀实践者。在统率北非战场的德军时，他被称为“沙漠之狐”，初期大胜，后来由于德国在地中海没有海军，无力为他提供补给而转胜为败。——译者注
[11] 在紧接着诺曼底登陆后的几个星期里，伦德施泰特元帅和隆美尔元帅会见希特勒，并坦率地把他们预测的西部战线的最后战争结果摆在他面前，指望能触及元首的偏执思想，并劝他把德军撤回德国或谈判。这当然是毫无希望的，然而他们还是想试试看。希特勒已经在吹嘘超强杀伤力的奇迹武器，不会改变态度。于是，隆美尔就想自己秘密接触艾森豪威尔或蒙哥马利，寻求在西线单独停战。一架盟军飞机攻击他的公务车导致严重车祸，使他在7月中旬失去了行动能力，他因此而未能实施这个计划。此后不久，他在希特勒的逼迫下自杀，因为他赞成将军们暗杀希特勒的计划，虽然当时他在远处。（Cf. Hans Speidel,Invasion—1944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 1950], pp. 151—160.）
[12] 马丁·鲍曼（1900—？）曾任纳粹党秘书长、总部主任，希特勒首席私人秘书。他掌握纳粹党的钱袋子，能决定谁可以见到元首，被称为“元首的影子”。——译者注
[13] 戈培尔（1900—1945）1928年任纳粹党的宣传部长，被称为“纳粹的喉舌”“创造希特勒的人”。纳粹执政后，他任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控制媒体、文化艺术、信息，主持烧书行动。——译者注
[14] 施陶芬贝格（1907—1944）有伯爵头衔，是普鲁士贵族的后裔。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痛恨屠杀犹太人。他未加入纳粹党，是德国国内反希特勒的抵抗运动的积极分子。他是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事件的现场实际执行者。——译者注
[15] 卡尔滕布伦纳（1903—1946）是奥地利裔德国人，1932年在奥地利参加SS。他曾制订过“跳远运动”计划，企图在德黑兰暗杀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未能得逞。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他绞刑。——译者注
[16] 维茨莱本（1881—1944）在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时，就想推翻希特勒而与英国交好。他认为英国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救了希特勒。——译者注
[17] 克卢格（1882—1944）怀疑脱离步兵的装甲闪电战，反对希特勒的错误指挥。他知道刺杀计划但拒绝参与，事后仍受牵连，于1944年8月19日被迫服毒自杀。——译者注
[18] 莫德尔（1891—1945）被称为“防守大师”和“希特勒的救火队员”，指挥了1944年德军最后一次反攻的阿登战役。1945年4月在盟军包围中，他解散部队，令军人复员逃命，自己自杀。——译者注
[19] 赛伯特能接触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史密斯将军，后者与OSS的多诺万及当时在伯尔尼的杜勒斯合作，一起安排了这个大投降。——译者注
[20] 奎因（1907—2000），1933年毕业于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1945年任OSS局长。——译者注
[21] 施威林（1899—1980）在战争后期任第116坦克师师长，奉命坚守亚琛。他在邮局留信给美军司令，说他愿不战而降，以免平民伤亡和城市毁灭。此信落入纳粹党徒手中，希特勒下令逮捕他，判以叛国罪。在伦德施泰特元帅和莫德尔元帅的帮助下，他得以免死，仅受严厉训斥，被调到意大利战线。1945年4月他被英军逮捕，1947年末获释。——译者注
[22] 亚琛在德国西部的德、荷、比三国交界处，是西线的战略要地，1940年德国绕过马其诺防线进攻法国就是从此地开始的。——译者注
[23] 此处作者有误。勒万不在比利时，而在法国的马斯（也译作缪斯或默兹）河畔。——译者注
[24] 此处作者有误。谢弗的名字不是汉斯（Hans），而是赫尔曼（Herman）。谢弗（1885—1962）曾在波兰作战，在盟军诺曼底登陆时是德军第244步兵师师长。——译者注
[25] 虽然我们的计划与众不同，但是这个顾问委员会令人想起苏联提议由被苏军俘虏且思想转化为苏维埃的德国军官组成的“冯·赛德利茨自由德国委员会”（von Seydlitz Free Germany Committee）。冯·赛德利茨是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保卢斯元帅部下的一名将军。
[26] 格哈德·巴辛格（Gerhard Bassenge）是德国于1936年2月创建的空降兵的元老之一，那时他是负责研究空降兵战术的少校。盟军称纳粹的空降兵为“绿色恶魔”。——译者注
[27] 突出部之役是指1944年12月16日至1945年1月25日发生在法国、比利时、卢森堡交界处的阿登地区的战斗，历史上通常称为“阿登战役”。因当时战线像一个突出的弧形而被称为“突出部之役”。那次战斗是德军突然反击，此前进展顺利的盟军猝不及防，美军首当其冲，遭遇了参战以来最大的伤亡。这次历时40天的战斗最后以缺乏后备补给的德军失败而告终。——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