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的探索者
1944年秋天，我们正在西线想尽办法劝降时，获悉南线也有某些骚动，即意大利北部的政治气候发生了某些改变。那时，没有迹象表明意大利战线的德军比东线和西线的，受弥漫于柏林的决死战情结的影响更少。相反，我们以为他们将在保卫纳粹进行最后抵抗的阿尔卑斯山据点时起重要作用，这是他们在亚平宁半岛北部如此坚守的原因之一。但是来自意大利的流言和探子开始接触我们，“和平”一词开始出现。起初，我们相当怀疑，因为在这些探子背后，最经常作为有意愿的一方而被提到的是SS而不是军队。这使我们提不起兴趣，但是我们愿意听听，尤其是当宗教人士经常作为中间人或信使时。你可以不必怀疑他们的诚意，但是想知道他们活动背后的主动权是什么。
第一个探子是一位瑞士天主教高层名人，我是在伯尔尼通过外交圈认识他的。1944年11月初，我和多诺万从华盛顿的一次会议后回来不久，这位名人带着在意大利的德军曾试图认真讨论和平而毫无结果的故事来见我，他认为这是不幸的。他建议，也许美国能从中挽救一下。
然后，他叙述：一位著名的意大利企业家佛朗哥·马里诺提（Franco Marinotti）最近一个月待在瑞士，代表德国向英国提出了某些建议。据我所知，马里诺提是意大利斯尼亚人造丝公司（Snia Viscosa）的总裁，该公司拥有几家大的人造丝工厂。我听说的最新情况是，他曾反对德国支持的墨索里尼政府把意大利北部的大工业国有化，倒霉的是他为此被关进监狱。
墨索里尼背后的德国人把马里诺提放出来，派他到瑞士去告诉英国人一个计划[1]，计划包括我们以前曾遇到过并一再遇到的同样的德国梦，即德国人将在西线停战，如果盟军能与他们在一个反苏联的共同战线内联合起来。马里诺提出示了自己享有德国高层保护的证据，他向我出示的是，据称是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德国SS警察总长——威廉·哈斯特（Wilhelm Harster）[2]的一个文件，它能保证马里诺提安全地进出意大利。
英国人听了马里诺提的故事后选择了拒绝，这显然是来自伦敦的建议。据我的教会联系人说，这样一来就无法在意大利的德国人与英国人之间建立期望的渠道。他到我这里来，看看我是否有兴趣把这些线索串起来，并让华盛顿也参与进来。我把此事报告给总部后，收到的回复是华盛顿不相信这类探子说的德国人的诚意。对此我毫不惊讶，因为我也不相信。
几个因素使我们对马里诺提与德国人之间的奇怪合谋计划感到困惑。哈斯特向马里诺提保证，在这个和平提议的背后还有一位地位不逊于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神秘人。无法确定这个信息是否属实，但我们从战后缴获的一些德国文件中得知，哈斯特向在柏林的舒伦堡报告了马里诺提所付出的努力。舒伦堡在SS的领导层级中比希姆莱低两级。哈斯特不是SS在意大利的最高级军官，在他上面还有卡尔·沃尔夫（Karl Wolff）将军[3]，沃尔夫是希姆莱的私人代表，以及在意大利的SS力量的指挥官。尽管如此，哈斯特声称希姆莱通过他而不是通过沃尔夫处理此事。的确，沃尔夫的名字完全没有出现在这件事中。当然我们那时还未能了解SS内部的等级结构，在这项秘密行动中的具体细节。
被缴获的德国文件也显示，哈斯特最后报告了我和教会牧师的接触。可能是这位教会牧师向马里诺提报告了他访问过我，后者则告诉了哈斯特。有趣的是，这个SS的将军在他给柏林的报告中歪曲事实以引起他上司的兴趣。他声称，“杜勒斯希望（在和平问题方面）进行磋商，因为他是从罗斯福那里带着与恰当的德国发言人建立联系的使命回来的。应当在SS的圈子内找这样一个发言人，因为只有接触SS对美国才有价值。这个接触应当安排在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之后。商谈的目的是使美国军队离开欧洲，转向亚洲。美国人对反布尔什维克的兴趣不大”。
随后，通过意大利著名打字机公司的奥利维提先生（Signor Olivetti），他有时为商务目的而到瑞士来，我会见了另一位教会人士—— 刚抵达瑞士进行秘密访问的牧师唐·朱塞佩·比奇埃莱博士（Reverend Dr. Don Giuseppe Bicchierai），他是米兰的枢机主教伊尔德丰索·舒斯特（Cardinal Ildefonso Schuster of Milan）的秘书。他此行有双重目的：一是来见我，二是通过伯尔尼的教皇驻外使节以枢机主教的名义与梵蒂冈取得联系。这是枢机主教在米兰做不到的，因为那时的战线把米兰和罗马分隔开了。据报告，为避免在意大利发生更多的流血和破坏事件，枢机主教希望成为德国人与意大利游击队力量之间的中介。由于游击队当前（自从CLNAI的领导人访问盟军总部以来）是被正式授权的盟军作战力量，其活动可以被认为是受盟军总部控制的，所以比奇埃莱先生急于要我把枢机主教的计划转告给在罗马的盟军总部。考虑到压力越大效果越好，他还请梵蒂冈做同样的事。这个建议的实质是，如果游击队力量不使用武力或恐怖袭击阻挡德国人撤退，德国人将同意不摧毁意大利的工业、公共服务设施和能源设施，或没有直接军事重要性的任何设施，教会当局将作为双方之间履行承诺的中介。
比奇埃莱先生给了我一份该“计划”的复印件，也就是所谓的相当不一般的文件。我通过我的通信设施，把它发送到罗马，很快就得到回复——CLNAI不接受这个计划。他们不能放弃，正在为一个反德国人的总起义做准备，因为他们经受过损失、战斗、被追捕，曾处于数量劣势和无处可居的境地。现在，德国人有点担忧：如果他们陷入盟军向北进攻的战事中，而游击队从背后和侧面对他们实施打击，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CLNAI想做一切可能之事，使全世界知道意大利人为自己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不是坐在一旁让盟军干活。罗马的盟军总部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不支持CLNAI的理由，也不担心德国“焦土政策”带来的威胁，所以并没有劝说CLNAI改变其思想。
我们不知道这个试探的激励源自何方。然而，清楚的是米兰的枢机主教，这位在教会中握有大权的人，如果他认为这是胡来，肯定不会以自己的名义卷入这件冒险的事。如果他没有从对方那里得到他们可能感兴趣的信号，他也不会按照文件所提出的方式去建议沃尔夫将军和凯塞林元帅[4]代表德方签署协议。无论这个建议的全部意义是什么，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明确的信号，表明在意大利的纳粹高层圈子里酝酿着某些我们在其他战区从未碰到过的事情。
1944年11月末，我与比奇埃莱先生会面后不久，盖弗尼茨就从去比利时、法国和英国执行秘密使命中返回了，他充分了解了在试图提出争取德国在西线投降的计划时遇到的一些障碍。最大的障碍是，在与反纳粹的德军司令建立联系时，存在技术上的困难。但是，盖弗尼茨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人。他认为如果不能在西线建立跨越战线的联系，为什么不试试从我们在瑞士的住处那里接触反纳粹的德国将军呢？
12月末，盖弗尼茨通过在瑞士的关系得知，德国驻卢加诺的领事冯·牛赖特（von Neurath）正在谨慎地打探时，探索这条路线的机会出现了。虽然德国驻卢加诺的领事职务无法让人印象深刻，但牛赖特本人却对我们的计划具有潜在能量，因为他是希特勒内阁中前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牛赖特男爵（Baron Konstantin von Neurath）[5]的儿子。不仅如此，这个年轻的牛赖特给我们留下了属于德国知识界的形象。由于卢加诺的地理位置，即使没有其他理由，他也似乎试图在意大利境内的德国最高指挥官与瑞士境内的同盟国人员之间担负起某种联络作用。例如，我们知道他曾介入马里诺提事件，而且当马里诺提在意大利会见哈斯特将军，并讨论后者对英国人的善意时，他确实在场。
盖弗尼茨在1944年底前会见了牛赖特。牛赖特宣称，他在意大利直接接触了凯塞林元帅、沃尔夫将军和SS的哈斯特。牛赖特还认识第二次担任西线德军总司令的冯·伦德施泰特元帅[6]、参谋长齐格弗里德·韦斯特法尔（Siegfried Westphal）将军[7]和西线德国G集团军司令布拉斯科维茨（Blaskowtiz）将军[8]，这个背景对仍在思考西线投降条款的盖弗尼茨来说似乎更大有可为。这是一个诱人的德国军队高级将领序列。牛赖特说，他相信德国已经输了战争，纳粹方面继续推行战争将是一种罪行。他向盖弗尼茨宣布，他准备冒着任何个人风险以促使这场战争早日结束。
1945年1月，牛赖特到意大利见凯塞林。凯塞林说，在意大利的德军不会为了增援东线而被削弱，他和西线的伦德施泰特都不准备现在就接受盟军的条件。然而，凯塞林愿意让牛赖特继续通过职位较低的人跟踪和平谈判。2月初，凯塞林发了一封信给牛赖特，那时牛赖特正在斯图加特（Stuttgart）附近他父亲的庄园参观。凯塞林告诉牛赖特，已安排他与韦斯特法尔及布拉斯科维茨进行秘密会见和讨论。这次会见于2月10日晚上在斯图加特附近的乡村酒店举行。这两位将军来时都隐瞒了身份。牛赖特后来交给盖弗尼茨的关于此次会见的报告，汇总了德国军队领导在那时的态度和两难局面。每个人都同意继续作战是无意义的。但是东线的许多德国战士的家乡已被苏联占领，没有什么可指望的，只有坚持战斗。或许西线的某些德国师会倾向于缴械投降，而不是继续抵抗或退到德国中部。但是，如何在南线安排这件事呢？任何同意这样做的德国将军能否得到不会因此而倒霉的保证？如果投降而背叛了希特勒，仍会被盟军作为战犯进行审判吗？针对德国的条款是什么？德国的哪一部分将被苏联占领，哪一部分被西方的盟军占领？盟军要求的无条件投降方案的具体意思是什么？能否允许德国将军把自己的国防军解散或复员？为了讨论所有这些存在的问题，盖弗尼茨唯一的希望是，指望能通过牛赖特把韦斯特法尔弄到意大利的凯塞林司令部，从那里再把他偷偷送到瑞士来面对面地谈判。
同时，在1945年的头两个月里，意大利涌现出来的多种特别交易的进一步证据正在逐渐积累。天主教会似乎又在起带头作用。我们在1月份被告知，当我们的军队占领罗马之后，有一伙德国外交人员被允许留在他们在梵蒂冈的职位上，他们建议通过瑞士与古德里安元帅及伦德施泰特元帅联系和谈。与此同时，一位从米兰来的本笃会[9]（Benedictine）神父安全地跨过德军和盟军的防线出现在罗马。他声称，带来了一个通过本笃会男修道院院长转交给教皇的信息。从他的信息中摘录的一个段落可以嗅到此事件的一些味道：
在战争的第六年，德国发现它自己孤单地进行着反对布尔什维克苏联的战斗。为了拯救人类，德国指望基督教会的最高权威同英美人交涉，并保证在与梵蒂冈的所有谈判中绝对保密。
2月，从其他方面也听到一些信息。瑞士情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我，德国SS的外事情报局（RSHA的第六局）局长舒伦堡的一名使者来到瑞士要见我。他带来的信息很有趣，但是我们听到的是不大可能改变大势的消息。在西线德国还在顽强抵抗，在意大利德国只是维持战线，而在东线的德国军队却在急速撤退，这个转变是因一份德国向苏联开放的计划而产生的。然而，如果英国人和美国人准备修改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德国人就有兴趣全盘讨论这些问题。毋庸赘言，我没有见这个使者的兴趣，这看起来似乎是舒伦堡在测试一个新的诱饵。
2月中旬，迁到意大利北部的德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希特勒派到墨索里尼处的外交使团）的一名官员出现在瑞士。这个官员给我们放了一个消息：如果盟军能提供可接受的条件，凯塞林就准备辞职。几天后，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刊载了一个故事，凯塞林对盟军表示了隐秘的善意。据说他愿意把军队从意大利北部撤走，把城市完好地留下，条件是允许他的士兵回到德国领土去维持那里的秩序。
2月末，我们听到另一个消息：一名奥地利特务受RSHA的首脑和在SS中权力仅次于希姆莱的卡尔滕布伦纳的派遣，从维也纳来到伯尔尼。这个奥地利人认识卡尔滕布伦纳在奥地利的情报官之一的威廉·霍特尔（Wilhelm Hoettl），并通过霍特尔会见过卡尔滕布伦纳。这个消息如果属实的话，将出现一个新变化，即纳粹领导层内部存在冲突。卡尔滕布伦纳要这个奥地利人告诉我们：他和希姆莱渴望尽快结束战争，想要联系英国人和美国人，并图谋消灭纳粹党内的战争贩子，特别是马丁·鲍曼。卡尔滕布伦纳的名字从没有在自意大利交给我们的调查报告中出现过，希姆莱的名字则出现过。[10]但是这个消息显然来自卡尔滕布伦纳，尽管这不一定成为我们为和平问题努力的突破口。但这个握有大权的人不打算在坚守阿尔卑斯山最后阵地的计划中，跟着希特勒、鲍曼和死硬派走，他的这个想法是很有意义的。
卡尔滕布伦纳这样做，无疑是试图使自己和其罪恶的SS同伙成为缔造和平者，从而获得有利地位，甚至可能幻想盟军会允许他的团伙取得领导地位。
这些是2月末的情况。我们主要同教会和企业界的人进行商谈，与德军的联系是我们自己主动的结果。我们仍然不能确定，在SS的探子中那些允许出现名字的人究竟是他们自发的行动，还是有更高层的授权。卡尔滕布伦纳的打探是唯一的例外。此外，他们中的任何人是否有任何需要递交的东西。在我们看来，SS显然企图从盟军那里获得一些好评，以抵消其不可抹杀的黑色罪行记录。2月末，我们又收到一个与此前那些抱着相同目的的试探的消息，我们对此不抱希望。但是，在叙述那个确实最终导致德国投降的试探事件之前，我们先看看在1945年2月末，被凯塞林元帅的军队控制着的意大利北部地区的情况。
[1] 这个计划的代号为“羊毛行动”，羊毛暗指人造丝。——译者注
[2] 哈斯特是意大利维罗纳地区的SS头目，舒伦堡通过哈斯特利用马里诺提试探在西线停火谈和。在墨索里尼政府崩溃后，哈斯特负责从意大利的博尔扎诺把SS关押的囚犯（主要是犹太人和游击队员）转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然后，关闭意大利的集中营，销毁一切证据。——译者注
[3] 沃尔夫（1900—1984）在SS中排第三位，仅次于希姆莱和海因里希，是希姆莱的参谋长，驻意大利党卫军司令。希特勒在1943年9月13日召见他，令他尽快占领梵蒂冈，把教皇带到北方，免得落入盟军之手。希姆莱同意他与韦贝尔见面。他于1945年3月8日在瑞士会见杜勒斯，5月2日投降，只比德国总投降早8天。——译者注
[4] 凯塞林（1885—1960）是空军元帅，力主轰炸伦敦。1941年底任南线总司令，1943年夏在意大利组织防御，阻挡盟军达一年之久，1944年10月负伤离职，1945年3月重任南线总司令，不久即被调到西线，1945年5月7日才在西线投降。——译者注
[5] 牛赖特男爵（1873—1956）1932年任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在希特勒上台后继续任外交部长，1939年被任命为德国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长官。——译者注
[6] 伦德施泰特（1875—1953）率德军在1938年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1939年入侵波兰，1940年进攻法国，把英法联军逼到敦刻尔克。1941年打到莫斯科城下，严冬来临，他建议后撤避寒，被希特勒撤职后调到西线任总司令。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他建议停战和谈，又被撤职，之后希特勒又任命他为西线德军总司令。德国投降后，他被俘。——译者注
[7] 韦斯特法尔（1902—1982）由于在隆美尔的“沙漠风暴”之战中表现出色而被提拔为最年轻的将军，1943年被调到意大利任凯塞林的参谋长，次年被调到西线任伦德施泰特的参谋长。——译者注
[8] 布拉斯科维茨（1883—1948）曾在魏玛共和国军队中服役，曾率德军第8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他反对SS杀害犹太人，要求军人守纪律，因此被撤职，还上了SS的黑名单。1945年在荷兰投降。——译者注
[9] 本笃会是公元529年由意大利贵族圣本笃创建的天主教的一个隐修会。——译者注
[10] 那时，我们不知道本来大权在握的希姆莱在最后的几个月里正逐渐地被鲍曼及其派系从希特勒的权力中心排挤出去。鲍曼曾向希特勒建议，让希姆莱从未能成功顶住苏联的国防军的将军们那里接管德国的维斯杜拉（Vistula）军团。希特勒接受了这个建议。这不是有诚意的建议，只是鲍曼使希姆莱边缘化和毁誉的一个花招。希姆莱别无选择，只得接受这个岗位，他的部队在那里立即遭受重创。他没有改变军事潮流的特殊魔术，他的到来未能唤起战士们的士气，也不足以弥补他所缺乏的军事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