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的背景
盟军以西西里岛作为跳板攻入意大利，然后以意大利作为向欧洲的希特勒军队发起主要攻击的基地之一。这个决策是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做出的。在那次会议的宣言中，同盟国宣布了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政策。
在盟军于1943年7月攻入西西里岛时，德国约有4个师正在那里加强法西斯的防御，还有3个师在意大利本土。10月中旬，盟军占领那不勒斯（Naples）后不久，德国有19个师在意大利，比盟军多8个师。如果有可能的话，德国显然打算保住对意大利的占领。希特勒派两名最能干的将军负责那个战区：凯塞林元帅担任司令，打击罗马以南的盟军；隆美尔元帅担任意大利北部的德国G集团军司令。隆美尔与凯塞林之间争执不断，结果隆美尔被召回德国，凯塞林接过了德军在意大利的全部指挥权。作为一名战士，凯塞林在苏联战线上有过杰出的作战记录，还在北非战役期间指挥过地中海地区的德国空军。希特勒认为他是信得过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并没有犯错。
1943年10月，在意大利的盟军第15军团有11个师，由理查德·麦克里里（Richard McCreery）将军率领的英国第8军和马克·克拉克将军率领的美国第5军组成。第15军团的司令部位于那不勒斯郊外的卡塞塔，在一座曾作为那不勒斯国王夏宫（有时也被称为“波旁皇宫”）的皇家建筑内。盟军的几个司令部一直驻扎在那里，直到战争在意大利结束。一个OSS的使团附属于这些司令部，我们从瑞士与其保持直接的无线电通信。
墨索里尼于1943年7月在盟军成功攻入西西里岛后被赶下台，从此以后，德国人扩大了他们在意大利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他们偏爱扶植傀儡政府，盲目乐观地希望它能提供类似于公众支持的表象，并能减轻由于全面占领而产生的令人头疼的行政管理问题，墨索里尼被安排成为意大利北部德国武力控制地区形式上的政府首脑。[1]德国人很明白意大利人民的真实情感，意大利人能够从在法西斯主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没有根基的墨索里尼北意大利共和国得到的，要比从贝当的维希法国所能得到的还要少。
但是，希特勒认为，如果让墨索里尼完全逃到境外，会滋生独裁者可以被抛弃的思想。这是一个令希特勒害怕其可能有传染性的思想。1943年10月中旬，墨索里尼及其体制内的核心成员，在意大利北部景色如画的加尔达湖（Lake of Garda）西南岸著名休闲地的一些旅馆安顿下来。那里远离战区，仿佛远离了那个时期的政治和军事现实。这个新政府通常以其主要办公室所在地的小镇萨洛（Salo）命名，被称为“萨洛的法西斯共和国政府”。
墨索里尼和他的国防部长格拉齐亚尼（Graziani）对希特勒的战争事业做出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力图加强在德国人这边作战的法西斯兵力，同时招募和培训意大利的法西斯警察，在墨索里尼名义上控制的地区维持法律和秩序。
希特勒派了他信任的外交官鲁道夫·拉恩（Rudolf Rahn）作为驻墨索里尼政府的大使，拉恩还被授予帝国特命全权大使的附加头衔。作为希特勒的私人使节，他不仅把墨索里尼没完没了的问题和牢骚转达给希特勒，还紧盯着这出颇不吉利的政治木偶剧的全部试验活动。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拉恩成为和平行动计划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在谈判投降的舞台背后起了帮助作用。
意大利北部的实权当然掌握在德国人的手中，但不是在那些负责把盟军挡在南方的德国国防军手中，而是在德军占领区内受过高度训练的作为残酷镇压工具的SS手中。
在墨索里尼倒台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当意大利还是一个羽翼丰满的轴心国伙伴的那些日子里，德国和意大利的秘密警察组织之间早已展开紧密的合作。为此，德国于1938年在德国驻罗马大使馆内，安插了几个经过挑选和训练的SS纳粹警察和情报人员，他们每天的任务是保持与意大利法西斯秘密警察的联系。在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之间，固定开展关于渗透和粉碎不同政见者的经验交流活动。这些德国秘密警察经常按照希姆莱的命令监视政治情绪活动和寻找不满迹象。这些SS人员的典型代表之一，是德国驻罗马大使馆的赫伯特·卡普勒（Herbert Kappler）[2]。他按照柏林传来的命令，为在南蒂罗尔州遭到炸弹袭击身亡的德国人复仇，而于1944年3月在阿尔帖亭岩洞（Ardeatine Caves）中屠杀了335名意大利人。这个恶棍的名字将遗臭万年。
尤金·多尔曼（Eugen Dollmann）[3]在驻意大利的德国SS中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在德国的投降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多尔曼于1927年完成在德国大学的学习，随后到意大利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他留在意大利，以翻译和写作谋生。由于风度好又有教养，他得以进入罗马的贵族家庭圈，以及那里的德国贵族和宗教圈。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时髦高雅，有点自以为是和愤世嫉俗。
多尔曼设法不在德国服兵役，一个不期而来的机会却使他突然登上历史舞台。1937年，因为要为一批到德国旅游的意大利法西斯青年做导游和翻译，他去了德国。那时意大利和德国正处于热情合作的时期。那次旅游的高潮是希特勒本人接待这个旅游团并致辞。恰巧的是，元首的翻译那会儿突然病倒了，多尔曼被邀请填补这个空缺。他翻译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得到希特勒的表扬。当时在场的希姆莱也邀请多尔曼在秋天访问意大利时做自己的翻译。在秋天访问意大利时，希姆莱发现多尔曼对意大利的情况了如指掌，这对他极其有价值。此后，多尔曼经常为访问意大利的纳粹重要人物，以及到德国拜访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意大利官员担任助手和翻译。
多尔曼很难被列入有着金黄色头发的德国英雄的名单中。他留着意大利式的黑色长发，手势也很女性化。但是，希姆莱认为，多尔曼的姿态和善于接触高层的能力，对其承担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这位研究文艺复兴历史的专家很快就成为希姆莱个人在罗马的外交观察员，尽管多尔曼没有进过SS培训学校，甚至很少在德国露面，除非陪同意大利的名人去德国。据说，他很少穿SS的制服，因为他知道SS的制服将冒犯他的意大利贵族和教会朋友。他很快被提拔，在1944年底已成为SS的上校。
墨索里尼垮台之后，大量德军占领了意大利很多地区，由此改变了意大利的情况，多尔曼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了。在德军和伴随德军的普通SS人员来到这个舞台之前，他就已经在那里了。他几乎认识每一个人。他曾经主要担任希姆莱在罗马的耳目，现在成了德国官员与意大利官员及教会之间的顶级联络官。由于德国已占领此处，这里不再需要搞间谍活动，但是在德国最高领导与墨索里尼的新法西斯政府之间，以及SS与意大利警察之间仍有许多棘手的关系需要摆平。利用熟练掌握的意大利语、在外交方面的老练，以及对当地情况的透彻了解，多尔曼似乎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他逐渐对凯塞林元帅本人了如指掌。此外，除了其他职务，多尔曼还在德国占领意大利时并不那么合作的两个主要组织——军队和SS之间做中间人。简而言之，每一方都需要他，但只是在高级场合；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他自己创造了自己的职务，或者因为无人承担而接过了这些职务；实际上，他并不是被指定去做这些工作的。所以，他后来在瑞士作为第一批德国使者之一出现在盟军面前时，也并不令人惊奇。
1943年7月25日，墨索里尼被他自己的大法西斯委员会赶下台，此后意大利外交和情报机构被改组，德国占领军对此没有得到或只得到一点预警。德国驻意大利的大使麦肯森（Mackensen）被撤职，并毫无脸面地被送回德国，据说这是因为他在墨索里尼下台前两天曾给外交部发电称：“墨索里尼及法西斯主义的地位在意大利比从前任何时候都牢固。”（对情况了如指掌的多尔曼曾试图警告麦肯森，一切都不那么好，但是麦肯森自己在意大利的信息来源告诉他，没有任何力量能把墨索里尼拉下台。）
德国自然不愿再遇到意外情况，监控意大利当然是SS的职责所在，为此要尽可能征召意大利人以提供帮助。多尔曼是很适合的人选。
巴多格里奥（Badoglio）元帅和意大利国王在1943年9月9日逃离罗马，在盟军的赞助下到意大利北部建立新政府。同一天，还有两个人从德国来到意大利。派他们到意大利执行任务，无疑是在巴多格里奥和国王逃亡得到确认之前就已经决定好了的。
这次逃亡只是增加了他们所执行的使命的重要性。这两个人是：SS全国副总指挥卡尔·沃尔夫和SS地区总队长威廉·哈斯特。希姆莱负责委派沃尔夫，卡尔滕布伦纳则可能在希姆莱的同意下负责委派哈斯特。沃尔夫作为SS全国副总指挥的头衔在SS序列中几乎是最高级别，甚至卡尔滕布伦纳也没有比沃尔夫更高的头衔，只有希姆莱的SS帝国总指挥头衔在他俩之上。哈斯特作为SS的地区总队长和保安警察司令要比他们低一级。在纳粹的系统中，党卫军SS的头衔与国防军的头衔是平行的，沃尔夫相当于陆军上将，哈斯特相当于陆军中将。
为了监管SS的一切活动，包括警察活动和党卫军活动，在大多数的德国控制区内有一个被称为“较高级SS和警察领袖”职务。在正常情况下，沃尔夫应该拥有这个头衔，但是他还有很特殊的任务。他在希姆莱的等级序列中太高，而不能只是又一个较高级别的警察领袖。希姆莱希望沃尔夫在墨索里尼和凯塞林眼中更有地位，于是就相应地创立了一个新的头衔，这个头衔在整个纳粹系统中是唯一的。如果SS和秘密警察的其他头头们是较高级SS和警察领袖，那么沃尔夫必须是“最高级SS和警察领袖”，并成为希姆莱个人在意大利北部的代表。
沃尔夫直接对希姆莱本人负责，当然也对元首负责。他负责保证一个地区的安全和秩序，在他1943年到达意大利时，这个地区从那不勒斯向北延伸到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他是墨索里尼在警察事务方面的顾问，拉恩是墨索里尼在政治和外交事务方面的顾问。无疑，沃尔夫为希姆莱的利益而密切关注墨索里尼及其萨洛政府。但是，他也为凯塞林工作，协调SS与帝国国防军的安排部署，并在维持德国仍占据的那部分意大利地区的秩序和平稳方面向凯塞林提建议和进行磋商。
为了做这些工作，在“最高级SS和警察领袖”之外，沃尔夫又被授予另一个头衔——“意大利后方战区武装力量的特命全权将军”。纳粹的力量衰弱了，他们的头衔却增加了。当然，这个新头衔意味着，如果意大利北部地区的SS与帝国国防军之间发生任何权力问题，沃尔夫都可以作为协调者采取行动。后来，在我们为防止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和保护意大利北部而不懈努力时，沃尔夫的这个职责变得很重要。在德军撤退时，帝国国防军和SS各有不同的特殊任务，沃尔夫在此时能起约束作用。
谁是卡尔·沃尔夫？他在意大利的官方地位和其与众不同的个人魅力，使他能在将来推动德国投降中起主要作用，他的权力和在这个场合出现的理由对我们的计划来说是关键环节。在1943年去意大利之前，沃尔夫不仅是希姆莱私人办公室的主任，还是希姆莱与希特勒之间的联络官之一，这个在SS最高司令部与希特勒总部之间负责联络的职务意义重大。有时候他还是希姆莱与里宾特洛甫之间，即SS与外交部之间的联络官。他并不关心SS本身的组织和管理，这也不在他的指挥链内。他所负责的链条的一端从希姆莱直接连接到作为RSHA及其SS警察机构首脑的卡尔滕布伦纳，另一端从希姆莱通到武装的SS和SS的其他附属组织。基本上沃尔夫既不是军队的指挥官，也不是警察官。应该说，他属于外交官一类，或者说是SS领袖的政治顾问。凭借个人魅力及其与人们相处和驾驭他人的能力，他能悄无声息地溜进很高级的社交场合。他显然能安抚他人的暴躁情绪，从而能在情绪波动大和有暴力倾向的纳粹群体中，为自己找到一个类似“不管部”部长的位置。而他也自然而然地对那些典型的纳粹和SS方式感到愤恨。卡尔滕布伦纳尤其是舒伦堡，都不喜欢他，甚至还嫉妒他。
在去意大利之前，沃尔夫违反了希姆莱不会轻易原谅的一条SS的规定。他结过婚，有4个孩子，但是他在1943年初决定娶另一位女人，一位通过婚姻取得爵位的女伯爵，为此他需要离婚。沃尔夫带着请求去见希姆莱（因为在SS体系内，甚至在低级别的SS内，每一个成员结婚或离婚都需要希姆莱批准）。希姆莱拒绝了他。希姆莱不允许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和私人副官给其他的SS人员树立这样不好的榜样，更不能让沃尔夫成为例外。但是沃尔夫始终坚持，后来还做了比申请离婚更惹恼希姆莱的事。沃尔夫未给希姆莱打招呼就直接到希特勒那里请求批准。希特勒批准了他的离婚申请，事情到此为止。沃尔夫最终离了婚，娶了女伯爵。据许多人说，这件事是希姆莱把他派到意大利去的原因。显然，二人之间的这个裂痕没多久就弥合了。德军需要一个顶级的SS派驻意大利，沃尔夫的级别和个人资质都使他能胜任这个工作。虽然有其他更有经验的SS官员可以承担这个工作，但是希特勒显然更喜欢沃尔夫。墨索里尼政府的垮台对希特勒来说是一次痛苦的经历。为了安抚元首，需要有一个他信得过的人在现场掌控。这可以使许多问题在这项任命中立即得到解决。
在抵达意大利后不久，沃尔夫把多尔曼安排在他的参谋人员中。多尔曼及德国驻梵蒂冈的外交官，把沃尔夫介绍给他急于想见的意大利宗教界权威人士。在了解到这个SS将军并不是吃人恶魔之后，教会的人就开始通过多尔曼向沃尔夫灌输他们的要求：宽大仁慈地对待他们落入盖世太保手中的同事或联系人。
在柏林的SS圈内流传着混乱的想法，其中之一是，如果盟军试图用武力把德国人赶出罗马，则教皇和梵蒂冈教廷的主要成员就会作为德国人的人质从罗马被带走。据说，沃尔夫在联系上梵蒂冈之后的最初行动之一，就是确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从监狱释放了某些被盖世太保逮捕而梵蒂冈希望营救的意大利名人，以此作为他确有诚意的证据。1944年5月10日，沃尔夫要求亲自谒见教皇。据说这次谒见是多尔曼和德国驻梵蒂冈大使恩斯特·冯·魏兹扎克（Ernst von Weizsaecker）安排的。战后，沃尔夫曾在一份意大利杂志上简单叙述了这次面谈。还有一些未参加谒见，但声称从与教皇有密切关系的教会人士处得知这次面谈过程的知情人所撰写的其他各种报道，也出现在出版物上。
关于沃尔夫与教皇的面谈，他做了平淡乏味的如下描述：
神圣的庇护十二世阁下已从枢机主教和主教们那里得知我的职责，以及我为避免无意义的残酷和为缩短战争而付出的努力。于是他邀请我去谒见他，前提是这不会给我的地位带来太多困扰。就这样，1944年5月，庇护十二世与我私下会晤。亲切友好的谈话以完全开诚布公的方式持续了一个小时。让人惊讶的是，教皇熟悉最秘密的情况和最细节的问题。在这次令我难忘的会晤中，我宣布如果出现了一个体面的机会，我准备为早日结束战争而努力做一切在我的权力范围内的事。[4]
沃尔夫本来要再会见教皇一次，探讨意大利战线的停火问题。然而，他在5月谒见教皇后就到柏林去了，接着到东普鲁士的希特勒总部。在他回意大利之前，盟军已拿下罗马，所以他没有再与教皇会晤。
回顾军事态势，在罗马于1944年6月4日被盟军攻破后，德国逐步退回佛罗伦萨以北的预设防线——歌德防线（Gothic Line）[5]。德军一路上打后卫战，对最终在1944年8月4日进入佛罗伦萨的盟军来说，罗马以北的每一英寸土地都是以昂贵的代价取得的。盟军在秋季的另一系列进攻中突破了歌德防线，在这一年的年底，盟军进抵博洛尼亚（Bologna）南郊，在那里掘壕过冬。德国则据守意大利北部的长方形工业区，包括热那亚、米兰和都灵等大城市。
仍驻扎在那不勒斯郊外卡塞塔的盟军地中海司令部，看到了年末发生的某些变化。盟军最高司令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男爵（Sir Henry Maitland Wilson）被调往华盛顿，担任联合参谋部的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哈罗德·亚历山大伯爵作为驻意大利盟军总司令，接替了他的位置。哈罗德的下属包括：率领美国第5军的卢西恩·特拉斯科特（Lucien Truscott）将军，率领英国第8军的理查德·麦克里里将军。盟军缺了7个师（3个美国的和4个法国的），它们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都被派去增强法国南部的登陆战力量，接着攻入诺曼底。现在盟军的军力由17个师，以及代表美英之外许多民族参战的几个附属战斗单位或旅构成，包括重新武装和培训后与我们自己的部队一起战斗的意大利作战单位（10万人）。盟军还拥有完全的制空权。亚历山大元帅用下列讲话描述了为1945年春季制定的战役目标：
第一，我必须确保牢固守住现有的战线；第二，要竭尽全力利用有限的进攻和欺骗性措施来控制在意大利的德军，阻止他们撤到其他防线；第三，要利用敌军的撤退削弱其力量。这些是最低目标，它们将使我的部署看上去只限于进攻和防御。但是，尽管我的兵力减少了，我也许仍然能够做一些更重大和更果断的事。[6]
敌军方面，凯塞林现在指挥着直通到阿尔卑斯山脉的全部意大利战线。凯塞林麾下的德军C（西南）军团有赫尔（Herr）将军和莱梅尔森（Lemelsen）将军[7]统领的德国第10军和第14军，总共23个德国师，加上一个由4个意大利师组成的所谓利古里亚军（Army Liguria）。这支军队是由墨索里尼的国防部长格拉齐亚尼召集的，作为墨索里尼对德国贡献的力量。该军在德国受训后于1944年10月回到意大利。据一份德国报告说，这些军人回到意大利后大量逃跑，占每个师的10%—25%。他们的军官向德国人抱怨，这些人装备不足，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原因可能是德国人不愿有训练和装备得太好的意大利作战力量掺杂进他们的队伍之中。然而，1944年10月，墨索里尼写了一封诉苦信给凯塞林，询问在德国受训的意大利军队发生了什么问题。“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不用他们？为什么敌人的军队利用5个国家的人进攻意大利，而意大利人、最佳的意大利人，却不被允许为自己国家的防御做贡献？”[8]
这些就是与盟军作战的凯塞林麾下的德军力量。除了部署在战斗前线的兵力之外，还有沃尔夫将军麾下的大量武装力量，它的任务是打击游击队和维持战线后方的秩序。
沃尔夫领导的警察部队成分混杂，值得罗列一下，它显示出纳粹是如何收罗那些被其侵略的所有国家中亲纳粹的为非作歹者的（那些在“种族上”可以被纳粹接受的人），并力图把他们组织成SS那样歃血为盟的战斗组织。首先，沃尔夫拥有由大约15万意大利人组成的共和国卫队，有几个所谓的机动黑旅（Mobile Black Brigades）和一个SS掷弹师——第29师，还有少量的意大利籍兵团、舰队和旅团。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由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地区的德裔居民组成的SS师，其中包括曾和德军一起在苏联作战的西班牙“蓝色师团”（佛朗哥对那次战役的贡献）。此外，还有一个捷克人的SS师、一个斯洛伐克人的师，以及曾因苏联与德国合作而到西方来的乌克兰人和反苏的俄罗斯人组成的几个营。
1944年6月，罗马被盟军攻破后，有两个人被任命为凯塞林的参谋，他们在推动德军最后投降中起了显著作用。他们在战争的最后几天里勇敢而独立地活动，值得从前面提到过的那些恭顺和模棱两可的司令名单中单独提出来，特别地介绍一下。
一位是汉斯·罗廷格（Hans Roettiger）将军，他在罗马被攻破的那一天成为凯塞林的参谋长。1944年春被停职，主要是因为他不认同希特勒对苏联作战中的指导。他既无任务，也无任命，闲住在符腾堡的家中。
在罗廷格来到凯塞林参谋部的同时，另一名指挥官被任命为驻意大利的德国空军司令，他是马克斯·里特·冯·波尔（Max Ritter von Pohl）将军，一位巴伐利亚州的贵族后裔和职业飞行员。像德国空军的许多高层军官一样，他早就看到了德军覆灭的清晰征兆。随着1943年末德国空军的主要打击力量的溃败，以及盟军在主要战线上空的绝对优势，德国空军的军官在他们同胞面前对未来战争的结局表示很悲观，这毫不奇怪。此外，冯·波尔的立场显示出他具有独立思想和道德勇气。他完全可以什么也不做，但是他仍公开表示，要努力开展秘密行动，促使战争在意大利尽快结束，从而鼓励那些处于比他更有利地位的人去安排全面投降的事宜。
为了对投降谈判的叙述有个铺垫，我们现在只需要指出1945年初这些主要参与者都在哪儿就可以了。沃尔夫将军和他的参谋们在加尔达湖边的住宅，墨索里尼1943年也选择在那里成立新的萨洛法西斯共和国，自那时起德国大使拉恩也在那里的大使馆工作。沿着湖岸有一连串被征用的旅馆和别墅，日益减少的意大利法西斯余孽，以及被指派与其开展合作的纳粹德国代表，都被笼罩在阿尔卑斯山下的阴影里：纳粹德国的首席代表拉恩和沃尔夫住在法萨诺，他们的办公室在附近的加尔多内（Gardone）；墨索里尼与他的几位部长在加尔尼亚诺（Gargnano）和萨洛居住及工作。SS的工作总部位于维罗纳，沃尔夫在那里有一个办公室，SS警察首脑哈斯特也在那里。SS在热那亚、米兰和都灵建立了大型分部，以执行该地区的警察和情报任务。米兰地区的SS检察官沃尔特·劳夫（Walter Rauff）上校，由于某些原因在最后关头也发挥了作用。米兰，这个意大利北部的大城市和意大利最重要的工业中心，距瑞士只有一小时车程。德国要毁灭意大利北部的威胁，主要是针对米兰市内及其周围的工业和经济综合体。1944年12月，墨索里尼最后一次出现的公众场合正是那里，他用德国人的怒火来威胁米兰人。由于市政当局解体了，米兰的枢机主教舒斯特就有义务成为试图制止意大利的一场大屠杀所需要的人物。沃尔夫自己也试图避免该地区的大流血和毁坏活动，他给劳夫的任务是保持与枢机主教的联系。墨索里尼和格拉齐亚尼在最后关头试图自救时也曾找过枢机主教。
熟悉了盟军和敌人双方的领袖人物及他们的任务后，读者现在比我们在伯尔尼时知道的还要多得多。1945年初，沃尔夫、哈斯特、多尔曼及他们的下属，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领导链条中几个主角的姓名而已。在我们的思想里，他们都享有SS的“黑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通过在意大利抵抗运动中的朋友们的眼睛来观察他们的。这些朋友害怕他们，憎恨他们，常常落到他们手中受难。我们在那时甚至还没有听说过罗廷格和波尔将军的名字。
[1] 盟军登陆西西里后，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三世和大法西斯委员会决定逮捕墨索里尼，停火并与盟军和谈。墨索里尼被关在大萨索峰顶的别墅内。希特勒派滑翔机部队把墨索里尼救到德军控制的意大利北部，并成立傀儡政府。——译者注
[2] 卡普勒（1907—1978）是驻罗马的SS头目，1931年加入纳粹党和冲锋队，会说流利的意大利语，担任驻墨索里尼政府的联络官。1943年墨索里尼政府被推翻后，卡普勒成为SS在罗马的新首脑和帝国保安总局驻意大利的最高代表。——译者注
[3] 多尔曼（1900—1985）在1939年任德国驻梵蒂冈大使。1944年7月20日暗杀事件的当天，负了轻伤的希特勒会见墨索里尼，多尔曼担任翻译。他被希姆莱推荐给沃尔夫将军，后者与教皇安排了在墨索里尼被赶下台后，占领罗马的德军最终和平撤离罗马。他曾与米兰的枢机主教舒斯特讨论过“日出”计划（本书的主题）。——译者注
[4] Tempo（Milan），XIII，No. 8，February 24, 1951.
[5] 歌德防线从意大利北部西海岸港口大城比萨横穿意大利中部，止于东海岸的港口小镇里米尼（Rimini），它在世界最小的国家之一的圣马力诺的北郊。后来，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凯塞林元帅将其改名为“绿线”。——译者注
[6] 意大利战役，1944年12月12日至1945年5月2日。地中海盟军最高司令、被授予突尼斯勋爵的亚历山大元帅给联合参谋部的一份报告（伦敦：英王阁下的文书处，1951），第32页。
[7] 莱梅尔森（1888—1954）参加过入侵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战役。他反对杀害苏联战俘。凯塞林元帅在1944年6月将他调到意大利任第14军军长，10月中旬转为第10军军长，1945年2月又回到第14军。——译者注
[8] F. W. Deakin, The Brutal Friendship（New York: Harper, 1963）, p. 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