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的开始
1944年末，盟军通过诺曼底登陆和对地中海的占领解放了法国，只有零星的孤立的德军在顽抗。盟军已扫清了从日内瓦到巴塞尔的瑞士国境线北边的法国，这使我能在靠近莱茵河离瑞士边境不远的阿尔萨斯（Alsatian）地区的海根罕姆（Hegenheim）小镇，建立一个战略服务局的据点。我习惯于时不时地到这个据点，去会见参与解放法国行动的美国陆军集团的情报首长，特别是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将军[1]率领的美国第12军，以及雅各布·德弗斯（Jacob Devers）将军率领的第12军。他们经历过突出部之役，对我们收集的关于德国军队调动的信息极有兴趣。
除了科尔马（Colmar）[2]袋形阵地附近，在阿尔萨斯地区的德军已撤退到莱茵河对岸，在不远处的黑森林地区坚守。他们偶尔会向河对面盟军的车队打一炮，也许只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他们还在那儿。为了安全，我们晚间行驶在阿尔萨斯的道路上时通常会关掉车灯。
1945年2月25日，星期日，一个特别冷的阴天，我和盖弗尼茨到海根罕姆会见美国第6军的情报主任吉恩·哈里森（Gene Harrison）将军。他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特殊问题要同我们讨论。德国人正在被赶出阿尔萨斯地区，在科尔马袋形阵地周围的战斗处于胶着状态。一辆载有保险箱的美国军车失踪了，保险箱内有极重要的军事文件。这位将军请求我们帮助找回它。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强调不许中断我们与伯尔尼总部电台和电话的联系。当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时，我收到我的办事处发来的紧急信息：瑞士军事情报局的韦贝尔少校，那天晚上要在卢塞恩（Lucerne）见我和盖弗尼茨。
我知道除非有什么重要的事，否则韦贝尔不会越过国境线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我向哈里森将军保证我们正在追踪他遗失的保险箱后，开车到巴塞尔赶上了去卢塞恩的第一班火车。[3]
我们与韦贝尔在许多共同关心的事情上已经密切合作了好几个月，建立了立足于友谊和职业诚信的牢固关系及相互理解。当然，我们都有一个愿望——想知道德国人计划干些什么。
韦贝尔、盖弗尼茨和我在卢塞恩湖边一个安静的饭店共进晚餐，那一天吃到了美味的鳟鱼。韦贝尔立即进入主题。他在此之前已同一位意大利人和一位瑞士人谈过，他相信我们一定会对他们的谈话内容感兴趣。这是意大利战线的另一名和平探子。我必须承认，我的即时反应并不热切。有很多迹象表明，意大利企业家已有先见之明，他们担心德国“焦土政策”。那个意大利人的名字是路易吉·帕里利男爵（Baron Luigi Parilli），那时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只是一个商人的名字而已。那个瑞士人是马克斯·胡斯曼（Max Husmann）教授。他的性格很不一般，他在离卢塞恩不远的楚格山（Zugerberg）担任校长，管理一家私立学校。帕里利男爵的一个亲戚上过胡斯曼的学校，就是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线索引起了帕里利对胡斯曼的注意，帕里利将他引入当前的这项冒险事业中。
帕里利1945年1月初写信给胡斯曼，如果有可能的话，请他帮助取得瑞士签证。这是有可能的，条件是交一万瑞士法郎作为押金，保证此人在瑞士只待限定的时间。胡斯曼为他提供了押金。但是，那时不仅要有进瑞士的签证，还必须有德国的许可才能离开意大利。据我们所知，通常只有与德国人有极好的关系，或者这次旅行能为德国人做点有用的事，才能得到许可。
胡斯曼听了帕里利的当面诉求之后，就到他以前认识的韦贝尔那里去，韦贝尔又转而找到我们。韦贝尔解释，这不是瑞士人能处理的事，只有盟军能处理。同时，他向我们保证，这个瑞士人对能早日实现和平并使意大利北部免于被毁灭的任何计划都有很浓厚的兴趣。瑞士的经济兴旺紧紧依赖于意大利北部的经济发展。摧毁意大利的工业和能源供应设施，以及任何使该地区陷入贫困的行动，都将对瑞士产生严重的经济打击，尤其是瑞士进口食物以及运送许多供应品，都必须经过意大利的热那亚港。
尽管瑞士人不再有害怕德国人入侵的理由，但是战败了的纳粹和法西斯军人将成千上万地涌进瑞士，在那里寻求避难或者路过，而不是投降。瑞士人已经容纳了他们能照顾得过来的避难者，并希望能以任何代价避免新难民涌入境内。韦贝尔觉得，他有理由尽其所能帮助任何能带来和平投降的严谨计划，因为这是他国家利益所在，但是他的活动严格来说属于非官方的。
帕里利想要什么？他能提供什么？对于这些细节，韦贝尔建议我们当晚来此直接同这两个人面谈。我考虑了一阵子，觉得此事尚不成熟：把我自己与一个未知的使者纠缠在一起，他可能没有什么能提供的，而且是单干，更糟的是，他可能是一个德国方面的探子，试图打入我们的内部。盖弗尼茨是这个任务的理想人选。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我合作，知道我的观点和方法，并且擅长根据这类和平探子的真实性程度而提出准确的见解。后来他花费好几个月来处理这一类问题。我向韦贝尔致谢后赶上了回伯尔尼的最后一班火车。
韦贝尔把盖弗尼茨领到瑞士卢塞恩的农家旅店的一个房间里，帕里利和韦贝尔二人就住在那里。次日，盖弗尼茨回到伯尔尼，向我报告他们三人的见面谈话以及他的看法。乍看之下，那两人给他的印象是，都不大可能与在意大利的凯塞林元帅的军队和穿黑靴子的SS有什么联系。这位意大利男爵是一个矮小、瘦弱、秃顶的绅士，有点儿像一个意大利小旅馆的老板，善于阿谀奉承，总是试图劝客人在他那里用餐。那位教授是一个话比较多的绅士，泛泛而谈，言谈中表现出自负。在帕里利讲话停顿时，这位教授便讲起和平的主题和对国际关系的理解，这在我们和他的心中都是宝贵的话题，但是在卢塞恩的旅馆上这堂课，似乎并不能使我们之间更亲近一些。在追问帕里利说出他所代表的那些人的名字时，他却闪烁其词。他继续谈论的主题是德国在意大利北部搞报复的恐怖活动，当他听到墨索里尼12月份在米兰的演讲时大为震惊。墨索里尼这个老独裁者威胁：无信义的意大利人将为他们不忠于法西斯，而遭受德国人给予的各种末日厄运。帕里利宣称，正是听到这样的威胁才使他狂热地寻找避免灾难来临的途径。他有一个很自我的想法：他是被选出来为意大利北部找解决办法的人，因而肩负着重要使命。
最后，帕里利开始详述他的想法，似乎一切都与在意大利的SS有关。能独立思考和行动的是SS，而不是德国军队。无论如何，可以好好利用SS中某些不赞成“焦土政策”的人。最后，这位男爵提到了他与年轻的SS大尉吉多·齐默（Guido Zimmer）的密切关系（这个关系迄今已延续了很长时间），后者是热那亚SS情报处的反间谍主任。帕里利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热那亚。齐默最近被调到米兰，而帕里利在米兰也有一个办事处，因而他们可以在米兰继续见面。帕里利在与齐默的谈话中得知，齐默为SS有可能被柏林命令去意大利执行“焦土政策”而苦恼。齐默，作为一个美学家和知识分子，为能有机会挽救意大利的艺术和宗教宝藏而受到鼓舞。帕里利相信齐默的真诚，因为齐默有时候会保护被盖世太保下令逮捕的意大利人。帕里利与齐默之间的谈话，最终使齐默在某种程度上被帕里利渴望挽救意大利北部的热忱激励，并把全部问题向他认识的SS高级官员尤金·多尔曼上校坦白。让齐默极其放心的是，多尔曼带着明显的同理心听齐默讲述，而且还把齐默的观点转达给他的上司——SS在意大利所有单位的司令，卡尔·沃尔夫将军。帕里利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他说，他和齐默制订了计划，试图到瑞士通过胡斯曼寻找与盟军的联系。帕里利自己向意大利当局申请了“为经济原因”去瑞士的签证。这个申请得到德国人的批准：德国SS的某级领导层发话，给帕里利放行。
但盖弗尼茨并未过于看重这一切。一名低级别的SS大尉似乎不可能成为开启德国驻意大利军队和平投降的钥匙，盖弗尼茨曾于1944年秋在西线高得多的层次上竭力追踪，以达到让德军投降的目的。齐默在SS内似乎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他后来发现自己把命运交给了错误的纳粹党。至于多尔曼，盖弗尼茨在几年前遇到他时，对他的兴趣甚至超过了对卡尔·沃尔夫的兴趣。但是，帕里利和齐默是否都有足够的重要性，如果能影响两人中的一位来进行合作，能否使德国军队投降呢？盖弗尼茨对此有所怀疑。他感谢帕里利把其联络的关系和善良的愿望都告诉他，帕里利还建议他与多尔曼、沃尔夫，或者最好是与凯塞林元帅谈一谈。但在那时，这种事情还不可能走得更远。
盖弗尼茨或多或少地认为，我们最后能指望得上帕里利男爵。与帕里利和胡斯曼在第二天谈过话的韦贝尔则比较乐观，他给了帕里利一个密码口令，帕里利要回来的话，可以用于回答瑞士的边防警卫。作为瑞士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和总参谋部的成员，韦贝尔有权根据事先安排好的密码口令，指示边防警卫让瑞士情报机关感兴趣的人跨过国境线进入瑞士。韦贝尔通常颇有远见，想到谈判者也许希望能够回到瑞士。如果发生任何边境事件，很可能危及此事的安全，而针对此事的任何媒体报道也可能带来致命的失败。
在向我报告了与帕里利和胡斯曼的会见之后，盖弗尼茨去滑雪旅游了，因为我们都觉得可以松口气了，而且还得过些时候才会再收到这些人的消息。我们写了一份关于这些会见活动的报告，把它放入名为《和平探索者》的卷宗里。这个卷宗在最近几个月里越来越厚，但仍然似乎是无用的。
但是，我们错了。自那次会见之后仅过了5天，我们接到了韦贝尔的紧急电话。帕里利已经回到瑞士。不仅如此，与他一起来的还有来自米兰的两名德国SS的官员：尤金·多尔曼上校和吉多·齐默大尉。韦贝尔悄悄安排了他们进入瑞士，并在卢加诺为他们找了安全的住处。他们在瑞士逗留的行程完全保密，并将在几天之内返回意大利。其余的事就要看我们的了。
我对这件事情不抱太大的希望，觉得没有把盖弗尼茨从达沃斯（Davos）召回来的必要。此外，我还想尝试把另一个中间人拉到这些使者中。这个人是保罗·布卢姆（Paul Blum），他在我的伯尔尼办事处工作，是可信赖的成员，过去在判断人方面曾显示出杰出的能力。他将不带任何成见地来到这个场合，对如何判断帕里利、胡斯曼和多尔曼，他能够给出新颖的看法。保罗在卢加诺地区还有其他任务：一个意大利特务刚在坎皮恩被抓到，需要审讯。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不会白跑一趟。
为这次会见，韦贝尔在卢加诺的比阿基饭店（Ristorante Biaggi）顶层预订了一个包间。当地扶轮社（Rotary Club）[4]常在这里举办成员们的公开聚会，而这次在这个场合要进行的是一项秘密任务，真有点儿讽刺意味。这个房间有木制的天花板和一个壁炉，通过一个歌德式的拱门走进去。雕花的木制家具和墙上的金属浮雕板，是由提契诺州当地的手工艺匠人制作的，沉重而阴暗，对于我们这种目的的会见再合适不过。
1945年3月3日，星期六下午，韦贝尔把参会者召集到会议室。除了帕里利、多尔曼和齐默，胡斯曼教授也在场。韦贝尔则因为有紧急的事务，不得不去苏黎世，留下一个瑞士军官弗雷德·罗斯普莱茨（Fred Rothpletz）负责接待来访者。保罗在坎皮恩审讯意大利特务的时间比预计的更长，所以大家被晾在那里，等了好几个小时。韦贝尔告诉德国人，从我在伯尔尼的办事处来的一位使者将会见他们。归根结底，他们就是为此而来的。但是，在我的使者到达之前，大家都没有什么事务可谈的。在好奇的外人看来，他们就像是一个旅游团，偶尔选择了这家著名的卢加诺饭店。他们吃吃喝喝，聊聊天气和风景及其他无关紧要的事，如同他们在战前的快乐日子里曾有过的旅游。后来，当这些聊天显得有些无趣时，胡斯曼教授出现在摆满冷盘和葡萄酒杯的桌子前，从不放过任何说话机会的他开始填补聊天的空白。他从战争与和平谈起，自顾自地从教授的角色转变为国际政治专家和谈判者。那时，我办公室的人没有一个在场，我只是从后来的报告中得知了他的言论和所作所为。但是，我了解这个人，也常常听他的说教，我能想象出他当时所做的充满激情的演讲。他会说，在西方民主国家与苏联之间不可动摇的结盟作战下，德国将全盘失败。如果德国人有希特勒那种认为可以分裂同盟国的想法，他们就错了。德国只有一条出路：投降——无条件投降。受到这个长篇演讲谴责的多尔曼，似乎对胡斯曼不客气的言论感到震惊。在回过神后，他告诉胡斯曼：一切都说得很好，但是德国的将军如果没有希特勒的命令就擅自投降，那就是叛国。凯塞林，如果胡斯曼讲的是凯塞林，就是这样认为的。这个叛国的提法对于胡斯曼来说，就像是挥舞的红旗对于公牛，他火冒三丈。胡斯曼的犀利攻击让帕里利很担心，他一直寄希望于胡斯曼是调解者，而不是鼓吹己见者。
多尔曼后来写道，这位教授的讲话像被遗忘的西塞罗[5]演说那样可以一字不差地被公布出来。胡斯曼的主要意思是：欧洲任由一个狂人——希特勒摆布；整个欧洲社会已到了生死关头；对于正在卢加诺围桌而坐的几个人来说，涉及“背叛”的想法不值一提。
此后，谈话气氛有点冷静下来。但是胡斯曼此番言论消除了德国人的疑虑，尽管他的这个举动没有事先从我们这里得到任何建议。多尔曼可能认为，胡斯曼是代表我说话，并被授权这样说，胡斯曼提出的要求就是我们的要求。虽然我们实际上并不想在这次会见时，就把投降问题像金属护手那样抛到桌面上[6]，但这样做的效果却是好的。
保罗·布卢姆在四点钟时才到达饭店包间。走进房间后，保罗必须面临的问题是：他应该同德国人握手吗？在后来的谈判期间，盟军的代表每次会见德国人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保罗的决定是：如果愿意同一个人谈话并听听他坦率的观点，没有理由拒绝他伸出来的手。因此保罗与德国人握了手。
多尔曼有着忧郁的表情，长长的黑发在耳朵上方稍有卷曲，一直梳到脑后。这使他看起来有点油滑，仿佛他知道的要比说出来的多得多。齐默大尉显然处在从属于多尔曼的地位，他很少开口说话，外表很好，整洁体面，不像人们所描述的典型的SS军官的样子。谈话主要在保罗和多尔曼之间进行，大家都使用流利的法语。
保罗很清楚这个场合的微妙之处，他知道德国人把他看作盟军的发言人。归根结底，在苏联与西方之间插进一个楔子很可能是个圈套：用和谈使盟军在意大利处于防守状态，而他们却在计划用他们的春季大攻势结束战争。保罗谨慎地避免提及任何军事话题。他在来会谈的路上写下了在会议开始时的发言草稿。以下是他的开场白：
这次战争在欧洲造成的物质和精神破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盟军在重建工作中需要每一个善意人的帮助。每一个帮助缩短战争的人，提供给我们的是其善良愿望的证据……
这是为此后的谈判定调。保罗后来告诉我，和谈中他只在一个地方用了英语表达。多尔曼问他，如果希姆莱支持在意大利北部单独和谈的行动，同盟国是否愿意与其谈判。对此，保罗突然用美国腔的英语脱口而出，“Not a Chinaman’s chance”（希望渺茫）。
我给保罗的指示是：找出这些人究竟是谁的人。他们是否给保罗留下一个认真严肃的印象？我并没有打算卷入这场关于和平条件的争论，我们坚持的是无条件投降政策，那就是我们想要的。现在还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德国人能提供什么？
保罗知道，多尔曼与SS在意大利的首脑沃尔夫将军有联系。多尔曼并没有说他代表沃尔夫做此事，但是他说他是沃尔夫的参谋部成员。如果有与盟军建立接触的任何希望，他将尝试劝说沃尔夫亲自来瑞士继续这个谈判。多尔曼没有声称代表凯塞林，也没有答应回去鼓动他。
在会议之前，我已告诉保罗，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如果我们能继续与这些德国使者谈话，我们就能获得他们严肃认真对待此事和获得授权的具体证据。我给了保罗一个小纸条，上面写了两个名字，让他在会议结束前交给多尔曼。这是两位意大利爱国者、地下工作组织的成员，我同他们在战线两边合作了一些时候。一位是费卢西奥·帕里，我在前面已提到过他，另一位是安东尼奥·乌斯米亚尼（Antonio Usmiani）。帕里是意大利抵抗运动的领袖之一。英勇的乌斯米亚尼为我们在意大利北部做军事情报工作提供了不少帮助。二人都被SS警察逮捕，当时被关在监狱里。我知道帕里被关在维罗纳，乌斯米亚尼被关在都灵。所以我建议沃尔夫将军，如果他想与我会见，就把这两位囚犯释放，以此证明他的诚意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在努力营救帕里时，我知道我可能是在为SS关押的意大利最重要的囚犯说话。意大利抵抗运动组织中的朋友给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让我去尝试解救帕里，因为意大利地下组织的各种尝试都没有成功。我知道，请求释放帕里会让沃尔夫十分为难。事实上，我冒了很大的风险——后来甚至成为最大的风险。然而，如果这两人能被释放，沃尔夫将军的诚意就能充分地展示出来。而且，为了测试沃尔夫的权力范围，我故意选择这两个关在不同地方的囚犯。
保罗没有承诺在释放这两个人后我就答应接见沃尔夫或其他德国使者，但是以我的名义提出这个要求可明显地看出，除非我确认了沃尔夫的严肃态度和他有权做成一些事情的过硬证据，否则我肯定不见他们。保罗后来告诉我，在向多尔曼解释这一切时，多尔曼显然对要他们释放像帕里这样有价值的囚犯而感到惶恐。但是从惊讶中恢复平静之后，多尔曼同意尽他权力范围内的一切努力去满足这个要求。他向保罗保证，几天之后就给回音。
当我后来告诉盖弗尼茨我干了什么时，他认为沃尔夫难以守信，因为帕里太有名了。况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墨索里尼可能还有希特勒，知道了帕里被俘的事。“别担忧，”我对他说，“我们总是能讨价还价的。”我们二人意见相同，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多尔曼。保罗不那么肯定。他不是特别喜欢多尔曼，但尽管如此，后者也给他留下了诚恳的印象。不管怎样，如果我们能迫使德国人摊牌，并终止一场并不认真严肃的谈判，我就不需要后悔，至少我为解救在意大利勇敢打击希特勒的帕里尽了力。
假如那时我们已经知道在意大利的德国领袖们是怎么想的，那么我们对后来发生的事也就不会那么惊讶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愿意为取得与盟军互通信息的可靠途径而付出代价，但是知道这样做是在拿生命冒险，他们之间也存在深深的裂痕。
有三个部门代表了德国在意大利北部的力量——军队、SS和外交人员，它们没有互相喜欢或信任的理由。这三个组织内部的各个层级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当然是在7月份试图暗杀希特勒之后），哪怕是最密切的同事也有可能由于恐惧，或对希特勒表忠心，而把不执行希特勒战斗到底命令的最细微迹象向盖世太保告密。
即使利用我们现在掌握的历史资料，恐怕也难以重新构建一个对当时微妙局势的准确叙述：各战线分别投降的想法是如何产生和变化的？不同的伙伴是如何逐渐互相接近的？在意大利的氛围中，无疑有某些东西滋养了投降的思想。涉及此事的人们远离欧洲的主要战场和德国的心脏地区。那时还有教会安抚人心的影响。所有这些，加上碰巧登上这个舞台的那些特殊角色（我已提到过的人，如罗廷格、波尔、拉恩、沃尔夫和其他一些人）才能解释此事。掌握着军事行动关键的凯塞林本人，对于我们和他自己的下属来说，依然是一个大问号。但是根据他的信念，他也不会是导致悲惨结局的人。
归根结底，沃尔夫是主要的推动者。然而他却把他的意见保密了一段时间，等待各种线索汇聚到他的手中。有报道说，他曾在1944年5月告诉教皇，他准备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和平事业。极少数人知道他见过教皇，更没有其他人知道他们之间谈了什么。这极少数人之中便有多尔曼，这个无处不在的多尔曼知道沃尔夫的思想框架，他似乎是沃尔夫的眼睛和耳朵，用于测试那些潜在的支持谋求和平及有同样想法的人。
根据多尔曼在战后写的一份报告，1944年7月他在佛罗伦萨接到驻意大利的德国空军司令冯·波尔将军的邀请，到佛罗伦萨郊外蒙苏马诺（Monsummano）的司令部去。多尔曼以为这个邀请纯粹是社交性质的，因为波尔和多尔曼都来自慕尼黑，波尔还在那里认识了多尔曼的母亲。但令多尔曼惊讶的是，见面后波尔立即开口强硬地宣称，继续战争是荒谬的，而让希特勒相信必须在德国被撕成碎片和苏维埃化之前停止战争也是毫无希望的。多尔曼立刻明白，波尔不只是在做危险的试探，而是有目的地选择他来谈话。在投降事件发生前的几乎一年，波尔在这个场合清晰地表达了他的思想，这个思想是意大利整体投降的关键所在。他告诉多尔曼，必须在希特勒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西方力量签订协议。德国陆军拘泥于效忠元首誓言的铸铁一般的意志，也不能参与这个行动。作为一个组织，只剩下SS还有足够的权威实施停战谈判，但是希姆莱是一个不合适和不会被接受的发言人。那么波尔在此向多尔曼提出一个问题——在SS内部有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不妥协的领袖能接触盟军？波尔很快补充说，尽管他很不赞成与SS开展政治合作，但这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多尔曼说，沃尔夫就是这样的理想人选，于是波尔表示愿意尽快会见沃尔夫。1944年9月，多尔曼把沃尔夫和波尔聚到一起。会见是秘密的。从那时起，沃尔夫就知道，无论他试图做什么，波尔总会在背后支持他。在将要促成投降的关键时期，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多尔曼还是沃尔夫与意大利北部教会人士——米兰、都灵和威尼斯各地的枢机主教及较小城市的主教们，保持联络的联系人。多尔曼知道枢机主教舒斯特的秘书比奇埃莱先生曾安排过我的访问。沃尔夫也知道此事。他们保持关注，发现没出什么事。齐默向多尔曼讲述了帕里利渴望去瑞士的事儿，但是后来我们得知，多尔曼此前曾在社交场合见过帕里利两次，已经知道帕里利想单枪匹马挽救波河流域（Po Valley）免于被毁。沃尔夫无疑也知道这些情况。但是他还没有准备行动，不打算在找到对方阵营内位高权重并能保证冒任何风险的联系人之前，就使自己卷进去。
很久以后，沃尔夫告诉我们，直到1945年初，他还相信存在妥协性和平而不是无条件投降的可能性。他相信存在这个可能性，是因为他以为希特勒确实在尝试生产其吹嘘的新武器。在阿登地区反攻（1944年12月至1945年1月的突出部之役）失败后，沃尔夫听说德国人在那儿几乎没有空中支援。他第一次明白了希特勒的许诺是谎言。1945年2月6日，他到希特勒的总部去，这是他按惯例的出差行程之一。这次他的主要任务是，确认是否有任何秘密武器即将出笼。然而没有一个人能给他直接的回答，他发现这只是一个幻想。沃尔夫说服希姆莱带他去见希特勒，他告诉希姆莱，他准备向希特勒建议在为时过晚之前停止战争。希姆莱警告他不要提起这个话题，但是沃尔夫说希特勒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根据沃尔夫后来的叙述，他曾希望单独见希特勒，他通常能做到这点。但是这一次里宾特洛甫在场，沃尔夫无法摆脱。在里宾特洛甫面前，沃尔夫对希特勒说，德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现状的出路。希特勒不为此建议所动，也没有说不，但是也确实没有给沃尔夫下达做任何事的许可。当然，沃尔夫在那时还未与盟军取得联系。里宾特洛甫在希特勒面前显然赞同沃尔夫的看法，说自己将寻找一条出路。
两天后，沃尔夫从柏林回到意大利，当时是1945年2月中旬。他把他的司令官们（SS的和国防军的）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他本人要对联系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任何可能性保持知情状态。他说，如果出现任何足够重要的机会，他将亲自处理。他打算充分利用希特勒未说“不”的这个事实。
在这次会议上，恰巧从柏林收到一个关于在意大利实施“焦土政策”的简报，沃尔夫有责任向他的下属解释政策的实施方法，否则就会把沃尔夫置于疑似反对希特勒命令的境地。然而沃尔夫指示他下属的司令员，没有他本人的同意，不得实施任何破坏或毁灭行动，这样就巧妙地回避了这件事情。[7]
与此同时，另一个在意大利的德国机构中身居要职的人也在考虑投降，而且可能已准备像沃尔夫那样展开行动。这个人就是德国大使拉恩，希特勒派驻墨索里尼身边的个人使节。虽然拉恩自己不领导军队，也没有沃尔夫那样的警察权力和头衔，但他比沃尔夫更早认识也更接近凯塞林。凯塞林是最有实权停止战争的人。拉恩曾在非洲工作，直到非洲军团最后投降的前夕。那时凯塞林是那里的空军司令，而且二人曾一起在柏林待过。拉恩认为自己是个外交官，既不是军人，也不是秘密警察，盟军应该不反对同他打交道。
沃尔夫于1944年夏季搬到加尔达湖的住处后，就成了拉恩的邻居。这两人经常互相试探。拉恩在影响沃尔夫的思想方面颇有功劳。不管怎样，毫无疑问的是，沃尔夫1945年初就已确认在和平解放意大利的任何努力中，拉恩都站在他这边。拉恩自己可能还不了解沃尔夫为采取行动已进行的准备工作，还认为自己在可能来临的事件中将是主角。拉恩在瑞士也有自己的特工。其中之一在1945年2月来到瑞士，散布了关于凯塞林急于得到盟军的任何和平探子消息的流言。还有其他的特工[8]也在工作。在把和平的主动权交到沃尔夫手里时，我们知道拉恩会很失望。不过，拉恩仍然愿意继续合作，并愿意在我们的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沃尔夫也明智地让拉恩随时了解事情的进展，并听取他的建议。
我们当时在伯尔尼完全不知道所有这些情况，这就是多尔曼和齐默在3月3日，即帕里利与盖弗尼茨在卢加诺谈话的仅仅6天之后，就出现在卢加诺会见帕里利的原因。显然，多尔曼和他的那些正在注视和等待着的朋友认为，他们已找到了想要联系盟军的渠道，尽管当时我们对待帕里利还有所保留。
帕里利2月27日从卢塞恩回到意大利，立刻到他在SS内可信赖的人——齐默那里去，齐默当时的工作岗位在米兰。在帕里利报告卢塞恩发生的情况后，齐默通知了次日到米兰的多尔曼。多尔曼认为这个联系十分重要，试图在现场就打电话告诉沃尔夫。
沃尔夫那时正在雷科阿罗（Recoaro）的凯塞林司令部开会，那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在意大利终止战争的方法。除了凯塞林和沃尔夫，参加会议的还有凯塞林的参谋长罗廷格将军和拉恩大使。多尔曼打电话给在维罗纳的哈斯特将军，把帕里利与美国人联系的消息告诉他，并告诉他重要的是立即向沃尔夫报告此事。得知沃尔夫已离开雷科阿罗，正在回法萨诺的路上，哈斯特亲自开着一辆警车，在沃尔夫从雷科阿罗到维罗纳的路口等待。沃尔夫的汽车出现时被摇旗拦住，哈斯特在公路中央把消息告诉了他。
看过齐默转给他的帕里利的报告，沃尔夫认为很有希望，请哈斯特联系齐默及后者在米兰的上司劳夫，告诉他们尽快到代森扎诺（Desenzano），那是一个在维罗纳至米兰中间位于加尔达湖西南角的小镇。他还请哈斯特一起来开会。
1945年2月28日晚上6点，这四个SS官员——沃尔夫、哈斯特、劳夫和齐默，齐聚在代森扎诺，讨论帕里利为他们找到的联系美国情报处的机会。讨论持续了约一个半小时。参会者几乎立即就决定继续跟踪这条线，但是有一个问题——谁应该担任使者。尽管多尔曼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被选中担此重任。他是SS队伍中的天然外交家，老练、自信、高雅，了解战争形势及国防军和SS双方的想法。这次会议还决定由齐默陪同和辅助多尔曼。
帕里利对盖弗尼茨在卢塞恩说的告别话信以为真。他必须在3月2日到瑞士，同瑞士人一起安排这两位SS的人越过国界。当帕里利被告知此事时几乎难以相信，他没有想到与胡斯曼和韦贝尔的谈话，以及自己向盖弗尼茨解释缘由，能够导致如此重大的行动。他一心向往的梦想似乎突然要实现了。帕里利自己恰恰就成为那个挽救意大利北部的人。然而，如果伯尔尼的美国人拒绝同SS谈判，那时帕里利将面临什么局面？德国人将怀疑他是个骗子，或者是另一方的间谍。他还把沃尔夫作为寻求和平的使者留在瑞士，如果盟军方面只是玩游戏，沃尔夫可能因此而遭殃。如果沃尔夫出了什么事……
与此同时，另一个车轮开始转动起来。1945年2月28日，参加沃尔夫和平会议的哈斯特将军，在当天晚上通过自己的渠道给柏林发了一个电报，把正在发生的事告诉了他的上司卡尔滕布伦纳。这是我们在战后多年才从哈斯特的做证中得知的。[9]回顾当年，哈斯特在意大利当地的上司是沃尔夫，而他在柏林的上司是与沃尔夫不和的卡尔滕布伦纳。我迄今也不清楚哈斯特这样做是否征得了沃尔夫的同意，或者他是背着沃尔夫这样做的。不管是获准还是背地操作，对沃尔夫来说都开始朝着极其危险的事态发展，几乎葬送了在意大利投降的可能性。[10]
在做出行动的决策时，沃尔夫信任拉恩，并让拉恩在多尔曼去瑞士前通知多尔曼。拉恩在回忆录中说，他建议多尔曼在与美国人谈判时，反对任何试图破坏西方盟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愚蠢举动。拉恩知道德国人坚持认为这是可能实现的，但是他自认为这是无意义的胡闹。同盟国的结盟不可能随便破裂。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胡斯曼教授在卢加诺对多尔曼说的话，就不可能是很大的意外。
在多尔曼去瑞士后，拉恩和沃尔夫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只有凯塞林能决定停火，必须把他拉过来。拉恩建议同凯塞林谈谈，因为他最了解凯塞林。几天后，凯塞林在访问墨索里尼后顺便来看拉恩，那时拉恩正卧病在床。尽管身体不适，他也没有错失良机。他先把凯塞林引入关于德国军事和政治前景无望的讨论，然后直截了当地告诉凯塞林，挽救德意志民族免于完全被毁灭的最后时机已经来临。在他看来，凯塞林这个唯一未打过败仗的德国元帅，现在应被请出来发挥类似兴登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那样的作用。[11]
受到所有德国军队尊敬和爱戴的凯塞林，能不受制于希特勒而独立行动，能独自要求和平并最终达成和平吗？拉恩期待着凯塞林的反应，但是凯塞林似乎不为所动。他看起来表情冷漠，无激情，不易发怒。他冷静地提到所谓的战士誓言，并补充道，他认为元首仍将要带领他们全体渡过难关。对此，拉恩说：“元帅，现在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诉诸宣传口号的时候。如果您现在不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我希望在听到元首的死讯时您将做好准备。”凯塞林对此无言以对。他从拉恩的床边站起来离去。在刚要走出门时，他用友好的方式说：“我希望你的政治计划能成功。”拉恩感觉到第一道坎跨过去了。即使未能赢得一个同伴，但是一个障碍可能已经被清除了。
[1] 布拉德利（1893—1981）在北非战场的突尼斯战役中一战成名，扭转了整个北非的战局。——译者注
[2] 科尔马在阿尔萨斯的中部，德国第19军顽强地坚守此处，对抗解放了阿尔萨斯南部和北部的美国第6军团。1945年2月，法国的第1军在美国第21军的支援下解放了该地。——译者注
[3] 那个保险箱很快就被找到了，它半沉在阿尔萨斯的山涧里，里面的东西未受损，从未被人打开过。其实，抢夺者要的是那辆车。
[4] “扶轮社”是“扶轮国际”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扶轮国际的宗旨是：聚集各地的工商业界提供人道主义服务，鼓励各行业产生高标准的伦理，推行全球的善意及和平。——译者注
[5] 西塞罗是古罗马政治舞台的显要人物，以能言善辩著称。——译者注
[6] 中世纪骑士把斗剑用的金属护手抛到桌上，就是表示要以武力决斗解决争端。——译者注
[7] 这个基本政策是，在国防军放弃每一个主要地区之前的短时间内，由沃尔夫指挥国防军的工程师实施毁坏重工业、能源工厂和港口设施的行动。桥梁和隧道的破坏则由凯塞林指挥的战斗部队在撤退时实施。
[8] 拉恩在意大利办公室的成员之一，某个名叫冈伯特博士（Dr. Gumpert）的人，在1944年以“健康方面的原因”被拉恩两次派到瑞士。真实的目的是联系德国公使馆的成员费德勒（Federer），拉恩怀疑其与盟军有联系。拉恩是正确的。盖弗尼茨认识费德勒。沃尔夫在帕里利来访后采取的做法，不足以导致拉恩取消自己对我们的试探，例如“日出”计划或其他类似的活动，否则我们很可能改变成以拉恩为德方的主要联系人。费德勒把给拉恩的一封信交给冈伯特，声称他能建立与我的联系。拉恩把这封信给沃尔夫看了。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些事实。
[9] Renato Carli Ballola, “1953” Processo Parri（Milan, 1955）, p. 185.
[10] 在SS的情报组织内（哈斯特和齐默在其中工作，沃尔夫和劳夫不在），联系美国情报机构一事本身不算是罪行，因为联络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打入它、了解它，甚至做某些交易。只有当这个联系有可能变成希特勒和希姆莱未批准或不知情的和谈渠道时，参与者才会陷入极其危险的情况。然而，哈斯特的电报不可能不引起卡尔滕布伦纳的怀疑。
[11]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在东线不敌俄军，兴登堡临危受命，把俄军逐出普鲁士，并进而占领波兰大部分领土。他晋升为元帅，并被称为“护国之神”。后来，整个战局急转直下，西线的凡尔登之战使德国处于绝境，德皇威廉二世逃亡。由于德皇和帝国国会放弃了责任和权力，兴登堡成为实际上的德国军事领导者，代表德国在1918年签订停战协定。拉恩以这段历史为例，希望在希特勒因战败而逃亡或死亡时，凯塞林元帅能站出来代表德国签订停战协定。——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