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来访
一名在一线工作的情报人员，应当让他所属的单位知悉其所有工作情况。这是十分正常的，但是仍要有所保留，不要过度。他如果说得过多，或者请求指示太频繁，就有可能尝到苦头；或者更糟的是，他可能发现总部试图接管整个工作。在一线的人员只能如实地参照决策对细节做出判断后上报，而决策权当然属于总部的领导。
由于我对会见沃尔夫将军可能产生的结果不确定，所以我不想在华盛顿引起过高的期望，认为我们在“制造”德国的投降，或者产生我们正在进行高层次的谈判而需要华盛顿决策的印象。
我可能迟早会面临一个决策：我是否应该亲自会见沃尔夫将军。但是我知道，如果向华盛顿总部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将被迫在那里做出一个高层决策，而这个决策可能妨碍我下一步行动和决策的自由。过多的人将在过早的阶段被卷入这个行动。最后我推论，一个情报人员应该有同魔鬼谈话的自由，如果他能为进行或终止战争获得有用的信息与帮助。所以，我们向上层的报告暂时只限于摆事实：声称是沃尔夫将军的参谋多尔曼自己主动来接触我们，其结果是我们得到了关于意大利内部事态发展的有用信息。我还向总部索要了关于沃尔夫、多尔曼和帕里利的信息，作为回应，他们把档案里有的一切背景资料都给了我，但大部分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信息。
关于帕里利，他们提供了某些我们不知道的信息。战前他曾是纳什·凯文纳特公司在意大利的代理人。华盛顿核查了该公司，摘录了该公司让人心安的评语：“如果他承诺了，你可以指望他。”知道这一点多少有些安慰作用，但是这个评论并未考虑到现实情况：帕里利不再是一个自由人，他的活动代表着SS的一位将军，而且他经常表达的可能是这位将军的观点，而不是他自己的。
我感觉无论如何最好事先有所准备，于是我将使命归结为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去询问在卡塞塔的盟军总部：如果德国人表示他们想严肃认真地谈投降问题，我们应遵循什么路线。他们的回答是纯军事性的建议：如果凯塞林要接触盟军，他必须要派一个使者举着普通的白旗越过战线。我回电解释说，这是不可能的。凯塞林被部下之中盖世太保的告密者严密监视着。在派遣使者越过盟军防线的同时，他自己很可能就在被押送去德国集中营的路上了。另一方面，如果能把凯塞林或他的代表秘密地弄到瑞士来，我们现在具备安排其进出瑞士，以及在瑞士为其保密的能力，希特勒和希姆莱就永远不会发现，或者至少是发现此事后已为时已晚。卡塞塔立即明白了我的意图，他们放弃了要求凯塞林在当地越过战线的想法，同意把瑞士作为初步会见的地点，前提是德国人要说话算话，重视此事并要求会见。
卡塞塔发来的回复解决了一个我当时认为是假设的问题。刚收到这个回复，我就接到还在达沃斯的盖弗尼茨打来的电话，与他通话使问题更加清晰：德国人是认真的。为了避免通过电话把敏感的信息传到我的办事处，韦贝尔打电话给达沃斯的盖弗尼茨，让盖弗尼茨回个信息给我。盖弗尼茨刚离开著名的帕森雪道（Parsenn run），穿着滑雪服待在旅馆房间里。韦贝尔打电话给他时幸亏他刚回到房间里。韦贝尔以独特的方式开始说：“格罗，你站着还是坐着？因为如果你正站着，听到这个消息你会仰天摔倒。”
当时是1945年3月8日。帕里利、多尔曼和齐默带着他们关于卢加诺会见的报告在4日才启程回意大利，在那次会见时我要求释放两个囚犯。韦贝尔告诉盖弗尼茨的消息是：“帕里和乌斯米亚尼在这儿。几小时前他们在瑞士和意大利边境的基亚索（Chiasso）被安全地交给我的人。SS大尉齐默从米兰开车送他们过来的。”韦贝尔说，他们过了国境线就被移交给一个会说意大利语的中尉，此人现在正开车送他们去苏黎世。帕里和乌斯米亚尼都不太会说德语。韦贝尔想得如此周到，这是他的习惯。另一件事是，沃尔夫一行人在帕里利男爵的陪同下，在释放了那两个囚犯后不久，便坐火车穿过国境线去了苏黎世。帕里利是在前一天晚上到达国境线并打电话给胡斯曼的。为了不错过这场戏，胡斯曼跳上了去基亚索的第一趟火车，他现在正陪伴沃尔夫一行人去苏黎世。这位驻意大利的SS和警察最高领袖，显然不能像一个小偷那样在夜间孤身旅行，他有三个军官相伴：多尔曼上校、齐默大尉和他的副官温纳（Wenner）少校，他们当然都穿着便衣。韦贝尔派罗斯普莱茨中尉随同，后者在上个星期曾经负责卢加诺的治安。
有什么安全风险？我心想，7个人——沃尔夫和他的三个军官、帕里利、饶舌的胡斯曼和那个瑞士中尉，在战时一起在瑞士的火车上坐5个小时从基亚索到苏黎世。作为SS驻意大利的司令，沃尔夫偶尔会出现在瑞士的报刊上。公众知道他，任何跟在他身后的媒体记者当然认识他。他在瑞士干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团体在火车上坐在预订的两个包间里，关着门，拉着窗帘。假如有好奇的陌生人打听他们在瑞士干什么，韦贝尔还安排了一个说辞为他们做掩饰：他们是一个来瑞士讨论利用热那亚港口设施的德国-意大利委员会。
盖弗尼茨正在赶一趟从达沃斯到苏黎世的火车。我告诉他，我将于6点左右在那里等候他，虽然我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同沃尔夫谈话。
沃尔夫以惊人的速度展开行动。在多尔曼把我们的信息告诉他之后的4天内，他命令释放和送还那两个囚犯，安排自己和随员们的旅行文件，编造掩盖他不在家的证据。多少人知道这件事？主管这两个不在一处的囚犯的人们、司机、通信员、SS的边境警卫。他如何完成这些事？他认为自己是无懈可击的吗？他的权力大到什么也不用怕吗？或许他就是胆大妄为的？他怎么能在SS内生存如此长并晋升到如此高的地位，或许地位高就是上述那些问题的答案？再或者是希姆莱已经知道并批准了此事，所以没有什么可隐瞒的？这些就是后来我开车去苏黎世时一直思索的问题。
在苏黎世一间我们租来用于解决最棘手会见的公寓内，我会见了盖弗尼茨。这个公寓位于日内瓦街（Genferstrasse）尽头一幢光秃秃的建筑底层，面朝苏黎世湖的一角。从街上通过一扇用一把古老的约4英寸长的大钥匙开启的沉重大门，就可以进入一个过道，过道尽头的另一扇门通往门厅，必须再用一把钥匙开启门厅那一端的房间门。当时也同在苏黎世的韦贝尔打电话告诉我们：胡斯曼和他的妻子正在安排这一伙德国人和帕里利男爵的娱乐活动。胡斯曼在苏黎世有一套住宅，很乐意过来告诉我们事情进行得怎样了。韦贝尔还通知我们，他目前已安排了帕里和乌斯米亚尼伪装成苏黎世豪华区一家高档意大利医院的病人。那里是他们最安全的栖身之地。
此后不久，教授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他很体面，几乎有点生硬拘谨，身材矮壮，有一头浓密的花白头发，像韦贝尔一样是个爱抽雪茄烟的人。这次他没有做他那著名的即兴演讲。他建议，为了安全，我应该去他的公寓会见沃尔夫。我拒绝了这个邀请。我说如果沃尔夫要见我，他应该到我在日内瓦街的公寓来，而且单独来，也就是说胡斯曼教授一个人陪他过来，引见后就离开。
充分估计会面将面临很大风险的现实情况，我决定赌一把，见见沃尔夫。如果沃尔夫试图耍我，其后果将是很不愉快的。他从我这里根本打听不到什么，但是也许能利用我委曲求全地同他谈话的事实，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我未来有可能看到这样的大标题——“罗斯福总统的使节接待SS的高官”。但我至少已有了为此辩护的借口：通过沃尔夫我保释了两位对盟军具有重要意义的意大利囚犯。
我告诉胡斯曼，沃尔夫不得不等待进一步通知。经过进一步的考虑，我决定先会见帕里和乌斯米亚尼。我要确认是这两个人，他们未受到任何伤害，而且不涉及别的交易。胡斯曼听罢，起初比较反对，但我把理由告诉他后，他默许了。在准备好后，我们将访问他的公寓。
我告诉胡斯曼，在沃尔夫来此之前，我想让他明白，我期待从他那里听到的是德国在意大利的军队实施无条件投降的途径和方法，没有其他可谈的。胡斯曼说，沃尔夫已经充分明确了这一点。胡斯曼在漫长的火车途中花了几个小时同沃尔夫谈这一切。胡斯曼认为，沃尔夫现在已认识到德国军事力量毫无和英-美-苏坚定团结的希望的事实，而且他承认这次完全是他自己采取的行动。
然后，胡斯曼告诉我们在乘坐火车途中发生的一个几乎要毁掉一切的突发灾害事故。那天圣哥达山口（Gotthard Pass）附近的一次雪崩堵塞了铁路线，导致了一场意外。这伙人不得不离开关着门、拉着窗帘的火车包间，下车与其他旅客一起沿着铁轨步行，等待瑞士联邦铁路局为应对紧急情况而调来的另一列火车。在人群里有一些沃尔夫认识的意大利人，沃尔夫一直低头回避和拖延。那些人也沿着铁轨往前走，并没有注意到他。假如被认出来了，沃尔夫在瑞士的消息肯定会传开，假如此事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势必引起一场轰动。SS的高官不会去环游瑞士，而且在这个特殊时刻，谁都知道沃尔夫有一切理由坚守在他意大利的岗位上。如果这样，我们又得重新策划行动，而沃尔夫作为一个谈判者的身份将“暴露”。
就在胡斯曼离开我们之际，他交给我几张纸，说是沃尔夫要我提前看看。它们是德文文件，附有沃尔夫的官方名片。看得出来，这些资料是胡斯曼为沃尔夫写的要点介绍，显然是为这次会见准备的。有点像一个人申请工作时，为他属意的公司预先准备的材料。文件实际上是沃尔夫的证明文件和他的职业生涯概述。翻译后的封面页如下所述：
卡尔·沃尔夫
SS全国副总指挥兼党卫军将军
德国武装力量驻意大利最高级SS和警察领袖及特命全权将军
后方军事区和军事行政管理司令
关于上述人士的信息可由以下诸位提供：
1. 前副元首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现住在加拿大。
2. 现在的教皇：1944年5月的访问；在教皇的请求下释放魏思乐（Vasella）教授。如有需要，可在任何时候询问教皇。
3. 普菲弗·潘克拉斯神父（Father Pankratius Pfeiffer），罗马救世军[1]最高领袖……
接着是七八个教会和意大利贵族的人名，以及沃尔夫帮助过他们的细节，主要是如何从狱中释放他们的。下一页则是其他方面的陈述。其中有沃尔夫在佛罗伦萨遭轰炸时，下令把数百件最珍贵的画和雕塑，以及据说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意大利国王收藏的著名钱币，从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画廊（Uffizi Gallery）转移到意大利北部的安全地点。沃尔夫还声称与凯塞林一起行动，使罗马免遭德军轰炸；1944年解决了涉及约30万工人在都灵、米兰和热那亚的大罢工，而未发生流血冲突；1944年11月与游击队谈判达成协议，宣布大赦，意大利北部居民因此不再需要害怕被征召进墨索里尼的军队或德国的劳工队。有附件可以支持以上陈述。一个附件是威尼斯枢机主教致沃尔夫的私人信件，感谢他释放了一位犹太裔修女。简而言之，沃尔夫要向我们展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以及当我们对他产生误解时谁能为他做证。
然后，盖弗尼茨和我驱车赶往帕里和乌斯米亚尼所在的医院。一位护士带我们沿着一条走廊来到安置这两位“病人”的房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场面。再过几个月就将成为意大利解放区总理的帕里是如此激动，以至于失声痛哭，并用双臂搂着我。他直至被解救的最后一刻还不明白，SS的狱警和审讯官为何且如何把他从维罗纳弄到了瑞士边境。在被带出监狱时，他很自然地认为自己将被枪毙，或者被送到德国，在那里遭受更漫长的监禁。
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完全体现了他的思维与性格：“为了把我弄出来，您跟德国人做了什么交易？我要您知道，我不接受对我自由活动的任何限制。我要立即回到意大利，继续打击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
我向他保证，我没有做任何交易，并补充说：“帕里，我的朋友，您可以在任何时候自由地回意大利。但是请听我讲，您若立即回去将毁损您为之奋斗的事业，甚至将阻碍促使战争结束及挽救您的国家免遭毁灭的活动。”然后，我请他至少忍耐一两个星期，并向他保证他将在解放日之前回到意大利。
当然，我的忧虑是，如果帕里回到意大利再被德国人或法西斯分子抓住，那就很难解释他如何逃出监狱。他从维罗纳监狱消失，本来可以被沃尔夫以交换俘虏，或者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的理由搪塞过去。我还告诉帕里，重要的是必须做到在瑞士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已经出狱。
在确信我不会以约束他为条件来换取他的释放后，他同意了我的建议。然后他告诉我，如前所述，游击队的一个冒失鬼埃德加多·索格诺为了救他，如何穿着SS的制服进入米兰的女王酒店——帕里一开始被关在那里，试图用武力营救他，但是最终被抓住和打伤，现在已经被关进监狱。我能把索格诺也救出来吗？在确保索格诺安全之前，帕里的心情不会那么容易平静下来。在意大利，假扮德国兵是一项死罪。我告诉帕里，我将尽我的一切努力来营救索格诺。乌斯米亚尼像帕里一样被那天的事弄得困惑不已，也同样感谢我们。在同他谈了几句后，我们就离开了，我们依然想详细知道他们是如何被解救出来的。
回到日内瓦街的公寓后，我和盖弗尼茨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即将与沃尔夫将军谈话的图书室里给壁炉生火。我总是尝试在壁炉旁开重要的会议。燃烧的木头会产生一些微妙的氛围，使人们放松，且不那么沉迷于他们的谈话。如果被问到一个不想急于回答的问题，我还可以去拨拨火，看看火焰的模样，琢磨琢磨，直到想好了再回答。如果遇到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回答的问题，我会就近给我的烟斗点个火以拖延时间。
快10点时，胡斯曼和沃尔夫将军来了。后来我发觉，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胡斯曼公寓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政治话题已没有什么可再讨论的了。吃着奶酪饼干、喝着葡萄酒的客人们，转而与曾经担任慕尼黑歌剧院歌唱家的胡斯曼夫人讨论音乐——布鲁诺·沃尔特（Bruno Walter），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及其《玫瑰骑士》（Rosenkavalier）。客人们互相提醒各种咏叹调和主旋律，主要是由曾经是音乐家的多尔曼、美学家的SS大尉齐默和胡斯曼夫人哼唱。沃尔夫力图使自己令人感到亲切和放松。最后，他开始用手指头敲桌子，也许是在随着音乐节奏打拍子，也许是不耐烦地等待着电话铃响，这表示我已从看望帕里的行程中返回了。后来有人对我说，SS将军们不习惯等待。
在去公寓的路上，胡斯曼问了沃尔夫一个他此前曾问过几次的问题：“是希姆莱派你来的，还是你自己主动来的？”沃尔夫回答：“希姆莱一点儿也不知道我的这次行程。”
盖弗尼茨为这两位访问者开了一道又一道的门，而我则留在图书室内。为了消除紧张气氛，盖弗尼茨在同沃尔夫握手时告诉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美丽的梅蒂尔达·波德维尔斯伯爵夫人（Countess Mechtilde Podewils）。盖弗尼茨暗示沃尔夫，他知道伯爵夫人几年前曾到柏林找沃尔夫，请沃尔夫帮助保护著名的天主教哲学家罗马诺·瓜尔迪尼（Romano Guardini），当时盖世太保威胁要把他关进监狱。盖弗尼茨也因此知道了沃尔夫成功地营救了瓜尔迪尼。这时，沃尔夫似乎放轻松了，脸上的紧张表情消失了。
盖弗尼茨领他走进图书室，胡斯曼教授在后面跟着。我们彼此点了点头，在炉火旁坐下，到处都有威士忌。沃尔夫是一个帅气的男人，具有北欧人的特征[2]，花白的金发在前额已稍显稀疏，看上去比他40余岁的实际年龄更年轻。他坐得相当直，起初很少说话。我们用德语谈话。沃尔夫不会说英语。我自己的德语还说得过去。胡斯曼请我允许他先总结一下，他同沃尔夫将军在从瑞士-意大利边境到苏黎世5个小时的火车路程上讨论的内容。我同意了。胡斯曼就用他的教授风格按照讨论过的主题清单往下讲，有时转向沃尔夫，后者点头表示同意。事情的关键是，沃尔夫承认德国将无可挽回地输掉战争，西方盟国是不可能被分裂的。他还向胡斯曼保证，希特勒和希姆莱不知道他的活动。胡斯曼在结束讲话后离开了房间，他的任务暂时已完成。
随后，我请沃尔夫全面和诚恳地阐明他的立场。一开始他承认，从纳粹早期一直到1944年，他都相信并完全效忠于希特勒。现在他意识到，战争是输掉了，继续打下去只会变成敌对德国人民的罪行。所以作为一个好的德国人，他觉得必须在他权力范围内做一切努力促使战争结束。
“我控制着SS在意大利的力量，”他说，“我愿意把自己和我的整个组织置于盟军支配之下，以结束双方的敌意。”然而，他也强调，为了结束在意大利的战争，只有SS这一个组织朝这个目标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德国军队的指挥官们争取过来。
他说他与凯塞林一直关系很好。他还同凯塞林讨论过接触盟军的可能性，发现凯塞林没有全盘否定这个想法，但是那时还没有把凯塞林完全争取过来。
沃尔夫有时就像是凯塞林的政治顾问。沃尔夫觉得自己对凯塞林有足够的影响力，并相信一定能将其争取过来。他还觉得拉恩大使能发挥作用。如果我们能向沃尔夫保证，通过他和我们的联系，能够找到一条接触盟军高层领导的安全渠道，他将尽其所能安排凯塞林或其副手同他一起到瑞士讨论投降问题。我让沃尔夫确信，我们与盟军总部有直接的联系。沃尔夫接受了这个信息，认为现在联系渠道已经打通，因而显得格外安心。
他总结道，稍后他将起草一个为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免于毁灭意大利北部的生命财产，而所能采取的步骤纲要。
无论是在这次会见，还是在后来的会见中，沃尔夫都没有提出他行动的前提条件是，我们应许他未来免于被起诉。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战犯，并愿意以他的实际记录为凭。我们用了一个小时，谈话进展到我们双方当时所能达到的极限。在了解凯塞林的态度之前，我们无法安全地规划我们的未来。沃尔夫离开了我们，与多尔曼及其他助手重新会合。
那天深夜我回到伯尔尼，向华盛顿及卡塞塔的盟军总部汇报了这次会见。盖弗尼茨留在那里，第二天早上，他同沃尔夫和多尔曼做了详谈。在那次谈话中，盖弗尼茨确认凯塞林和沃尔夫二人控制着意大利北部的德国和法西斯的局面。沃尔夫还说明，他的SS控制区包括布伦纳隘口，因此他的行动可以打破纳粹最后坚守阿尔卑斯山防御阵地的希望。沃尔夫说，如果他和凯塞林采取联合行动，拉恩也和他们联手，希特勒和希姆莱将无力采取有效的反措施。此外，这样的行动将对其他地区的德军产生关键的影响，因为许多德国将军只是在等待某个人能带头干起来。
沃尔夫随后进一步详细概述了他计划的后续程序：
1.他将在周末去见凯塞林，争取获得后者参加行动的肯定性承诺。
2.他将同凯塞林一同起草一个由他们和拉恩及其他人签署的声明，指出继续打下去是无用的，他们有责任结束战争，并呼吁德军的司令摆脱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控制。这个声明还将宣布德军将终止在意大利北部的敌对行动。
3.将通过无线广播和散发传单的形式，向意大利北部的人民、德国人民、德军及其指挥官传达这一信息。
4.如果能把凯塞林争取过来，沃尔夫相信，凯塞林将在一个星期内秘密赴瑞士会见盟军的军队代表，并协调德军投降行动的细节。
为了证明他有能力采取这样的行动，除了已执行的释放帕里和乌斯米亚尼的措施之外，沃尔夫将立即采取下列措施：
1.终止针对游击队的实际战斗行动，在等待执行投降计划时只保持必要的假象。
2.把关押在博尔扎诺的数百名犹太人释放到瑞士。
3.全面确保在曼托瓦（Mantua）的350名美国和英国战俘的安全与待遇。战俘中的150人在医院，200人在该城南郊的战俘营里。沃尔夫声称，这是在意大利北部关押的美国和英国的全部战俘，其他的战俘已被转送到德国。
4.释放在试图解救帕里时被抓获的埃德加多，如果能找到他的话，立即把他送到瑞士。
5.促使被关在德国的意大利官员能够回到意大利北部，在结束敌对状态后，这些官员可能会发挥作用。
沃尔夫一再向盖弗尼茨保证，他的行动与希姆莱无关，希姆莱和元首绝对不知晓他到瑞士的任何信息。然后，他就离开了。
与此同时，我正在伯尔尼怀着某种不仅是好奇的心情，等待着卡塞塔的亚历山大元帅和华盛顿的反应。在发给卡塞塔的电报中，我曾建议，如果收到凯塞林或其副手准备同沃尔夫一起来瑞士安排德军投降事宜的话，卡塞塔的AFHQ（Allied Forces Headquarters，盟军总部）应该准备好派几位官员来瑞士会见他们。我清楚地表明，现在还不能判断沃尔夫的保证和允诺有多么可靠。这是一个需要考验的问题。
这句表示应谨慎行事的话，还是未能影响亚历山大元帅，他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就在我们同沃尔夫会见后的次日，亚历山大那里发来了一封电报：AFHQ的两位高级军官将立即到瑞士来。卡塞塔的OSS办事处正在为这个必须绝对保密和确保安全的复杂行动，做一切必要的准备：提供护卫、辅助人员、专用通信设施以及个人随身物品等。就在此时，我们为这个行动起了一个代号——“日出”[3]。这个代号反映了当时的乐观情绪。如果事情能像沃尔夫所希望的那样开展，和平的太阳没有理由不在几个星期内从意大利升起，可能还会更快。
沃尔夫一行人在3月9日（星期五）下午回到意大利。沃尔夫打算周末就去会见凯塞林。盖弗尼茨和我安静地待在伯尔尼的办公室，满怀希望又有些忧虑地等待着。如果一切顺利，自1943年7月以来，在意大利一直处于对抗状态的两支庞大军队，将各自派来使者，几天之内就会在瑞士汇合。单是安排他们秘密进入瑞士和秘密会见，就需要韦贝尔和我安排所有人员进行配合。我们已经在琢磨如何为会见找一个合适的地点。
韦贝尔从未告诉我，他是否会随着谈判的进展把情况汇报给在伯尔尼的上司。他参加了交战双方之间的谈判，即使是非正式的会谈，也可能被咬文嚼字的瑞士人认为是违反中立原则。[4]我从未问过韦贝尔，他是否会向上司汇报，哪怕只是向吉桑将军这一个上司，我对吉桑将军一直怀有最高的敬意。可以肯定的是，我从未对韦贝尔发出过任何反对告知吉桑将军的禁令，否则韦贝尔真的会生气。
此时，我最担心的是怎样防止消息泄露给新闻界，因为那可能产生破坏性的后果。我试图推动的事情符合瑞士人的最佳利益，他们和我都很清楚这一点，并且都希望行动能保密和成功，对此我并没有任何疑问。
3月11日，也就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韦贝尔打电话告诉我，帕里利刚在基亚索越过国境，并从那里打电话给他。帕里利独自在那里。韦贝尔告诉帕里利坐火车去卢塞恩，并请我们及时亲自去卢塞恩的瑞士农家旅馆会见他。胡斯曼教授像往常一样也在场。韦贝尔显然觉得胡斯曼是一个虽不重要，但在心理攻势上不可或缺的人，我认为韦贝尔是正确的。盖弗尼茨和我晚上开车过去。帕里利的火车到站时几乎已经半夜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帕里利。我似乎觉得从盖弗尼茨、保罗·布卢姆和韦贝尔给我的描述中就已很了解他了。他裹着一件体面的带毛皮领的大衣（外面寒风刺骨），在他脱掉大衣后，我发现大衣使他看起来胖了两圈儿。他能用同样的语速说各种语言：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在我们被相互引见时，还用英语跟我说了几句话。他在用一种语言说话时常常随意夹杂着另一种语言。他在跟我说话时喜欢夹杂的一句话是“你是老板”。他很招人喜欢，幽默感十足。他有一种把事情稍微戏剧化的特点，当然只是在他发现自己作为其中一个角色的事情极具戏剧性时，即使这件事稍微有点偏离他的行业。
不出我们所料，帕里利已经很饿了。他坐在小桌旁，桌上有为他准备的一大块冷肉、面包和沙拉。他一边吃，一边同我们谈话。
毫无掩盖地叙述令人失望的事实，其实用不着花很长时间。3月9日，帕里利陪着沃尔夫及其三个军官越过国境进入意大利，刚刚走到意大利海关检查站时，从米兰来此等候他们的SS检察官劳夫上校就递给沃尔夫一封电报。这是卡尔滕布伦纳发来的。沃尔夫读完电报后，皱着眉头请帕里利过来坐他的车，一起回到他在法萨诺的总部。据帕里利说，在这份给沃尔夫的电报里，卡尔滕布伦纳要求沃尔夫到因斯布鲁克（Innsbruck）[5]去见他。当沃尔夫一行人到达法萨诺时，他得知在他离开期间，卡尔滕布伦纳曾试图联系他。哈斯特发电报告诉卡尔滕布伦纳，沃尔夫去瑞士了。而沃尔夫自己并未把他的行程及其理由告诉柏林当局，这个事使得卡尔滕布伦纳那样人的脑海中掀起了最具敌意的怀疑。那天深夜，沃尔夫发电报给在因斯布鲁克的卡尔滕布伦纳，告诉对方自己因为工作很忙无法到达现场。他知道，如果离开自己的辖区，卡尔滕布伦纳有可能逮捕他。
沃尔夫尚未听到希姆莱的消息，但是他现在知道，他将不得不设法很快消除希姆莱对全部事情的疑虑。沃尔夫建议盟军把一个级别与帕里相当的高级德国战俘交给他，这样他就可以说，此次行程只不过是在交换战俘。这是他通过帕里利发给我们的信息之一。如果可能的话，沃尔夫还请我们尽快找到在法国被俘的希特勒的私人朋友、其喜爱的副官温舍（Wuensche）上校，并把此人交给他。希特勒的生日马上到了，沃尔夫可以借机说，为了给元首一个生日惊喜，他本人悄悄地介入了帕里事件。如果我们不能释放温舍，那么我们能否在法国或英国的战俘中找到另一个高级别的纳粹军官。
令我惊奇的是，如果这是一个准确的叙述，此事也暴露出沃尔夫易于冲动的性格。他通过哈斯特释放了帕里，无疑是预期事情不会被泄露到柏林，而他那时并没有采取一些掩护自己的措施。现在事情即将泄露，他已遇上麻烦或将有麻烦了，于是不得不在事后为自己做的事找一个借口。或许他认为自己比过去更强势，或者认为自己在希姆莱或希特勒那里拥有足够的资本，能确保自己不出任何问题。或者最糟糕的是，他干脆就没有预先做好思想准备。
这是一个麻烦。还有一个较为简单但更棘手的麻烦。沃尔夫一回到他在法萨诺的总部，就打电话给当时设在雷科阿罗的凯塞林总部。沃尔夫从凯塞林的参谋长罗廷格将军那儿得知一个惊人的消息：就在沃尔夫去瑞士见我的那天（3月8日），凯塞林被召到希特勒的总部去了。每个人都以为希特勒有新的命令给凯塞林。传说凯塞林将被告知接管西线的指挥，做克卢格、隆美尔、伦德施泰特和莫德尔都未做成的事——阻止正在跨过莱茵河的美国和英国的“蒸汽压路机”[6]。罗廷格不知道谁将接管凯塞林在意大利的指挥权。
帕里利从沃尔夫那里给我们带来一点儿新消息：墨索里尼正在考虑逃往西班牙。
此时，帕里利吃完了他的冷餐，同时也结束了他的报告。我在他叙述时写下了三四个给沃尔夫的问题。我问帕里利是否愿意坐凌晨最早一班从卢塞恩开出的火车到沃尔夫那里。那天晚上已没有可以选择的车次。他说很愿意。我要问的问题有以下几个：如果凯塞林不回来，沃尔夫是否能尝试劝说凯塞林的接替者向我们投降？如果这位接替者拒绝或不易接近，沃尔夫准备单独行动吗？哪些他所控制的部队和地区可以转交给盟军？如果沃尔夫自己接到去柏林的命令，他将怎么办？帕里利记住了这些问题，于是我们就分开了。
3月12日凌晨，盖弗尼茨和我开车回到伯尔尼。车外是朦胧的夜色和寒冷的天气，道路被积雪覆盖，我们心情压抑，加上面临的这些麻烦，我们迷路了。在战争初期，为了应对德国入侵的威胁，瑞士道路两旁的路标都被拆除了。白天还能应付，因为我们知道沿路的地标，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依靠天上的星星指示方向。在一个小村庄，我们挨家挨户地敲门，希望能叫醒某个当地人给我们指点方向。可是瑞士的农民睡得很香，我们完全得不到回应。最后，我甚至不知道究竟是如何应付过来的，我们在破晓时终于到了伯尔尼。
可是没有时间睡觉。我们要尽快发出一些电报，在发电报之前还要解决一些问题。我们的编码员和秘书在好好地睡了一觉、吃了丰盛的早餐后来到办公室。他们惊讶地发现，盖弗尼茨和我已经在上班了，而且还没有刮胡子，正在有点慢热的应急电炉上煮咖啡。自我们上次走出这个办公室以来，事情翻了个底朝天。我勉强想出一个自认为最好的办法，在给卡塞塔的电报中，建议他们留住亚历山大元帅要派的军事使节。如今他们过来同我讨论是没有多少用处的。然后，我们发电报给伦敦和巴黎，请他们找到据说是希特勒密友的温舍。如果帕里被释放引发太多的关注，我们可以考虑搞一个交换战俘。
第二天，也就是3月13日早上，传来两封给我的电报。卡塞塔的电报说，仍然决定派遣亚历山大元帅的两名使节，即使德国人没有表示他们准备开展谈话。事实上，他们已经在路上了，将在当天坐飞机到达里昂（Lyon）。看到被派来人员的名单和军阶时，我感到很吃惊。我琢磨，我是不是没有足够清楚地说明，目前凯塞林被替换的可能性使局势变得黯淡了。这二位使节是：亚历山大元帅的参谋长、美军少将莱曼·莱姆尼策（Lyman Lemnitzer）[7]和亚历山大的情报主任、英国少将特伦斯·艾雷（Terence Airey）[8]。
另一封电报是来自伦敦的迅速回复。遗憾的是，温舍已经被转送到加拿大的战俘营了，无法将他作为交换战俘。接着我必须联系并安排卡塞塔的那伙人，他们正在里昂等候关于通过瑞士国境的指示。
此刻显然不需要把OSS的整个小分队、警卫、无线电报务员、信使等人员全都调到瑞士，因为肯定不会立即召开大型的停火会议。由于不可能把数量足以装满一辆公共汽车的美国人一下子运进瑞士，即便他们穿着便衣，我随后发了一封电报给里昂，请他们只把两位将军和OSS的高级成员送到安纳马斯（Annemasse）的瑞士边境。其他人在里昂待命，直到我们需要的时候再行动。
如果他们要来，我就打算在次日早上到安纳马斯欢迎我们的客人，并陪同他们进入瑞士。他们必须在安纳马斯的据点过一夜。我曾在那里休息过一夜，那时德国人刚撤走，我们甚至不知道有一枚定时炸弹还安装在地下室，它的计时器一直在嘀嗒嘀嗒地减时，幸而被及时发现了。
深夜，我接到韦贝尔的电话。帕里利又回来了，带着沃尔夫对我所提问题的答复。帕里利比我们睡得更少。他在3月12日早晨回到意大利，13日晚上又在瑞士。我决定暂不去安纳马斯，等待帕里利次日凌晨抵达伯尔尼，我希望能把最新的消息带给卡塞塔的将军们。
第二天，帕里利来到我在伯尔尼海伦街的公寓。我想，他至少已48个小时未合眼，看起来睡眠严重不足。他告诉我们，他回到沃尔夫在法萨诺的司令部时，沃尔夫不在那里，但在拂晓时就回来了。沃尔夫到凯塞林的司令部了解形势。凯塞林肯定不会回意大利，将被调到西线去，还未确定谁将接替他在意大利的职务。帕里利把我问沃尔夫的问题转交给他，那时他们一起坐在花园里，太阳正在升起。沃尔夫给出的答复如下：如果他被命令去柏林报到，他将拒绝前往，理由是在凯塞林缺席期间，他不可能离开，此地必须留一个高层官员。他可以尝试为我们的计划而把凯塞林的继任者争取过来，或者沃尔夫自己单干。这取决于继任者的个人品性。如有必要，沃尔夫准备单干，并将为我们绘制一个在他指挥下的各单位和各地区详图。尽管沃尔夫的管辖是分散的，但下属将执行他的命令，可是这类行动也许不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完全消除敌意。他能安排的一件有用的事，是为盟军的空降兵和陆战队扫清机场和港口的障碍。我们至少可以占领主要的机场，在德军防线北面的后方取得立足点。这将加快战争结束的进程。最后，沃尔夫要我知道，他在等待我的指示，并准备随时去瑞士见我。
听完这个汇报后，我准备去安纳马斯。但是帕里利要我再等上5分钟，因为他有两个故事要告诉我，还有一些东西要交给我。与此同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折叠着的且坏了的织物交给我。这块被烧过的布料，帕里利说，是沃尔夫大衣上的。在沃尔夫从凯塞林总部回来的路上，一架美国轰炸机扫射了他乘的汽车，炮弹离得很近。司机受伤，汽车也被扫射坏了。沃尔夫想知道，我们能否请盟军空军在米兰以东的地区松懈些，至少不要轰炸单独行驶的汽车。
早晨，沃尔夫从军队司令部回来，要召开一个SS所有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他在前一天通知过他们。由于帕里利在那里，他请帕里利也参加会议，帕里利同意了，尽管有些惶恐。SS的所有顶级“硬汉”都在那里：哈斯特、劳夫，以及来自热那亚、都灵、威尼斯和较小岗位上的头头。帕里利作为这次秘密谈判的客人，坐在沃尔夫的右手边。从沃尔夫的讲话可以清楚地知道这样安排的理由。据帕里利说，沃尔夫发出指示：从那一刻起，在SS所控制的一切意大利领土上，未经沃尔夫本人的进一步命令，不得再有任何针对人和财物的暴力行动。这是很简明扼要的指令。然后，沃尔夫遣散了SS的将军和上校，单独与帕里利一起吃早餐。
“告诉将军，”我对帕里利说，“我们愿意在几天之内见他。只等他了解到谁将接替凯塞林，并决定好他的行动计划。”
然后，我动身去安纳马斯，在晚上会见我的两位客人——莱姆尼策和艾雷，并同他们一起过夜。他们被派来是因为找不到两名级别更低的合适的官员。莱姆尼策是从西点军校毕业的职业军人，刚过40岁就被提为少将。他曾陪同马克·克拉克将军在盟军于1942年11月登陆之前秘密考察北非，经历过非洲战役，协助实施了1943年9月的秘密停火谈判，使得脱离法西斯控制的意大利成为反希特勒同盟的一部分。他在战时参加过意大利和北非的这些重要的秘密活动，这使他能完全胜任“日出行动”中的工作，而保密是这个行动能最后成功的重要因素。他在地中海战役的开始和结束时都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作为参谋长，他获得了亚历山大元帅的完全信任。
艾雷将军在阿拉曼战役（El Alamein）[9]之前就在亚历山大麾下。他是一位有经验的情报官，对欧洲有广泛的了解，并十分了解德国人的性格。除了这些杰出的资历，这两位都是令人愉快的伙伴，而且幸运的是，他们都很幽默，这在他们履行使命时的半是幽默半是危险的处境中帮了他们大忙。他们是出色的搭档：莱姆尼策有丰富的常识，艾雷有欧洲情报业务的经验。
根据帕里利的报告，我把从沃尔夫将军处得来的最新消息告诉他们，我描述的情况有些令人沮丧。凯塞林离开了意大利，尚未知晓他的接班人是谁，我们无法判断是否有可能派来一个能与沃尔夫对形势有着同样判断的人接管德国军队。此外，要让德国国防军司令以所要求的速度行动并不容易。因此，我问将军们，他们是和我一起去瑞士等沃尔夫，还是回卡塞塔。
使我欣慰的是，他们并没有被我的陈述搅得不安。卡塞塔从不沉湎于幻想。亚历山大认为，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听我的联络人谈第一手情况，评估我们通过沃尔夫取得的情报，最重要的当然是探索投降的可能性。我报告的关于德国司令部内意见分歧和混乱的景象，对他们来说是新情报，这对他们的计划也有重大意义，即使投降局面还不会很快出现。盟军在意大利的春季攻势[10]将很快开始。在瑞士获悉的信息，无论是德国部队，还是其指挥官的意图和士气，在盟军准备这次进攻的最后阶段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他们决定同我一起去瑞士。
然后，这两位将军告诉我，亚历山大元帅关于投降可能性的报告，已通过联合参谋部送达莫斯科。听到这个消息，我在某种意义上感到一丝宽慰。从我与沃尔夫一开始的会见中，我感到唯一真实的危险就在于德国方面可能在耍花招，企图在苏联与我们之间打入一个楔子。这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只要德国人把正在瑞士进行的某些秘密谈判的情况泄露给苏联，向苏联暗示西方盟国正在试图使苏军耗尽力量。如果德国人有这样的邪恶动机，而沃尔夫若被希特勒和希姆莱作为一个工具利用，这将成为他们打这手牌的方法。此时，既然苏联已经通过盟国的官方渠道获得了情报，那么任何通过德国人泄露给他们的情报造成的危害就会减小。与此同时，使我困惑的是苏联将用这些情报来干什么。
3月14日，当我们待在安纳马斯时，传来一封亚历山大元帅给莱姆尼策的电报，他说苏联要派代表参加在瑞士进行的任何和谈。莱姆尼策发了一个回电说，不反对请一位苏联人加入我们，如果他能说英语的话。（幸亏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苏联正考虑派三位将军到瑞士来。）这个问题暂时是技术性的。那时苏联与瑞士并没有外交关系，而且苏联人不易被化装为英国人或美国人过关。如何把一个苏联将军弄到瑞士来？苏联官员，即使只有一个，被秘密带入瑞士的任何线索都将在瑞士全国掀起巨大轰动，并将使我们特别是韦贝尔陷入尴尬境地。
我们对苏联方面的决定不置可否，决定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而去琢磨其他更紧急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莱姆尼策和艾雷在瑞士时将用什么身份。如果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和军阶，并为他们的这次行程编造某些无伤大雅的理由，例如交换战俘、军队采购任务或诸如此类，是不可行的。任何精明的媒体人都知道，这些身份特殊的将军肯定不是为了一般使命而到瑞士的。他们不得不伪装成另一种人。是哪种人？以什么身份？如我所述，不了解瑞士国内棘手形势的卡塞塔，还没有为这个问题做好准备。最后，我们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把OSS团队中两位上士的身份牌借给他们，尽管这两位上士有点不情愿，然而命令就是命令。他们暂时被安排离队，可以趁机带着大量的巧克力和瑞士奶酪在瑞士度一个假。于是，莱姆尼策变成了尼科尔森（Nicholson），而艾雷变成了麦克尼利（McNeely），他们脖子上挂着“狗牌”（dog tag）[11]以证明自己的身份。
但是为了让他们进入瑞士，还必须做更多手脚，而不仅是戴着借来的“狗牌”。在那些日子里，瑞士的边防当局常常严格地质询旅行者，休假的美国士兵也不能例外。瑞士人知道，每个美国士兵都有系列编号。在被要求背诵这个号码时出现任何犹豫将会立即引起怀疑，犹豫者显然就是假冒者。结果，两位将军——莱姆尼策和艾雷，开始努力记住这两个上士的系列编号，最终能够流利地说出它们。他们还要记住他们假扮的这两个上士的生平。莱姆尼策假扮的尼科尔森有几个孩子，在长岛市（Long Island City）拥有一所住处。有着明显英国腔的艾雷将军假扮起来有些困难，不得不热情地承认自己是从纽约来的麦克尼利。当他们最后排队通过瑞士边境岗哨时，莱姆尼策将军第一个过去接受相当严格的盘问，这使得排在他后面的艾雷将军有点神经紧张。莱姆尼策将军一点儿也没有卡壳地背出了他的新系列编号，顺利通过。轮到艾雷将军时，他们只问了他两个问题，这让他着实松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