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弗里德曼夫妇共同策划了一场秘密行动：“我们的秘密计划[616]是毫发无损地逃离。”伊丽莎白说。一天早上[617]，两人把所有财产装进一辆他们设法借来的汽车里，把在日内瓦租的房子打扫干净，锁上所有门，开车到河岸，找到了上校。两人把装满行李的车给他看，然后说他们将乘3点钟的火车[618]离开，这是他们的最终决定。
两人以为费边会大发雷霆、面红耳赤、咆哮不止，也许还会试图阻拦他们。然而恰恰相反，费边带着一种诡异的平静[619]，微笑着祝福了他们。这件事太不寻常了，以至于威廉认为[620]他肯定已经决定在将来选择某个时刻展开报复。
这个问题留到以后担心也不晚。现在，当两人向东前往华盛顿的时候，不由感到头晕目眩，他们觉得自己自由了。威廉相信，“在非常有限的[621]几年内，河岸将从地球上消失，成为一段黑色的记忆。”他很高兴能逃离那里，同时迫切地想和妻子一起在新的城市里工作，让弗里德曼二人组保持完整，正如他在战争期间说过的那样：“噢，我得说，你是个很棒的伙伴！[622]……想到你还爱着卑微的我！”
伊丽莎白的职业意向略有不同。她认为离开河岸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让她摆脱威廉的束缚。在河岸，在他身边工作有时让她感到了竞争压力，但战争使威廉的名声上升到令她望尘莫及的程度，她觉得在华盛顿没人会指望她能与威廉匹敌。这让伊丽莎白松了口气。正如她后来所说：“战争结束时[623]，我或多或少以军事密码专家的身份为人所知，但我更为人知的身份是威廉的妻子。他的声名如此显赫，以至于我认为试图与他一争高下的行为都是徒劳。”但如果她认为自己再也不会与丈夫竞争，那她就错了。在美国的首都，她即将用一组刀锋开辟自己的道路，刻上自己的名字。这组刀锋有朝一日将被证明是肢解纳粹计划的合适工具。
(1)犹太人中的特别阶层，智者的象征。
第二部 打靶演练 1921—1938
要想在这一领域工作[624]，你必须得老奸巨猾。你必须像恶意攻击者那样思考，才能找到自己工作中的弱点……密码学家是专业的偏执狂。把你的职业偏执和现实生活分开是件重要的事，这样才不至于彻底疯掉。
——《密码工程学》，弗格森、施奈尔与河野，2010年
美国的密码学在“一战”后陷入了一片危险的狼藉之中。在威廉看来，军队使用的代码早已过时，“完全不够[625]”继续在未来应用。
问题在于两个方面：速度和安全性。与摩尔斯电码通过点和线，经由无线电传播的速度相比，依靠纸笔的老式密码信息生成法太慢了。“陆军、海军、空军[626]和外交密码通讯必须提高速度。”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重要信息开始通过无线电传播，敌人能够拦截并研究这些信息，因此需要新技术来保护这些信息不被窥探。安全和情报是一枚硬币的两面[627]，唇亡齿寒，缺一不可。你可以截获并破译全世界最劲爆的敌军秘密，但如果你自己的代码和密码不安全，你就是在自取灭亡，好比从顶部装满一只漏水的桶，而秘密却从底部漏出。
全球所有强大的政府现在都意识到，发明新机器来生成密码信息是燃眉之急，这些机器需要更快速，更简易，更安全。“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努力开发一种除了自己没人能读懂的东西[628]，”伊丽莎白后来说道，“他们都在摆弄机器。”
这一顿悟标志着一场和平时期的军备竞赛拉开序幕，这场竞赛将划定下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线。1920年末，弗里德曼夫妇抵达华盛顿，两人刚从在河岸受到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就陷入了战争的中心地带，连放松下来歇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1921年1月3日，就在美国历史上禁酒时期第一个除夕的三天后，伊丽莎白和威廉开始为政府工作。与此同时，1400位新雇用的禁酒代理人在全国范围内监视着午夜派对和华盛顿特区的餐馆[629]。一位旅馆老板在接受《华盛顿先驱报》的采访时说：“我们竭尽全力想让这个庆典[630]在现代环境下充满节日氛围。”随后的周一，弗里德曼夫妇前往华盛顿的弹药大楼[631]报到，这是一栋位于国家广场低矮的混凝土建筑，它在“一战”期间仓促建成，拥有14000名陆军和海军[632]，其中包括负责通信的陆军通讯兵团工作人员。通讯兵团的长官是约瑟夫·莫博涅，他是位和颜悦色的密码学家，弗里德曼夫妇现在成为了他的下属。
这是两人多年来第一份体面的工作，有固定薪水，上司也没有精神错乱，这让他们感到幸福，充满希望，深深地松了口气。他们毫发无损地从一位性格多疑的百万富翁的魔爪下逃了出来，现在，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了。
威廉被安排在陆军预备队，他被授予中尉军衔，以该身份为通讯兵团工作，而伊丽莎白则以平民的身份工作。当时他29岁，她28岁。威廉在军队的起薪是4500美元[633]，伊丽莎白的起薪是2200美元[634]，相当于现在的5.8万美元和2.8万美元。与河岸的微薄薪水相比，这对两人来说似乎是一大笔钱。他们终于来到了一座真正的城市，这对年轻夫妇认为这就跟获得报酬一样美好。他们可以见朋友、去剧院、看电影、听管弦乐队演奏。两人在华盛顿的第一间公寓是一家面包店楼上的钢琴工作室[635]。他们每天早上醒来都会闻到面包刚出炉的气味，当他们去上班的时候，公寓主人就在那儿教学生弹钢琴。一个暖意袭人的夜晚，约瑟夫·莫博涅带着他的大提琴[636]来拜访，三个人打开窗户共同演奏起来。伊丽莎白弹钢琴，威廉拉小提琴，行人停在[637]窗外的人行道上聆听，不知道里面的演奏者全是国内经验最丰富的密码学家——几乎可以说是唯一有经验的一批密码学家。
美国密码学的世界依然很小。政府只设有三个密码破译部门，工作人员不到50人。规模最大、资金最充裕的部门有20多人[638]，由前陆军中尉赫伯特·亚德利负责。战后，他获得了国务院的资助，在纽约列克星敦大道附近的一栋四层楼房里成立了密码破译局。他把那里当成一座类似旧时欧洲的现代版黑室，秘密特工在邮局的密室里融化信件的蜡封——堪称美国的黑室。亚德利和妻子黑兹尔住在顶层公寓里，他和员工则在楼下工作，阅读外国外交官的信件。他们处理的是纸上密码，在破解日本外交官的信息[639]方面已经有所建树。不过赫伯特还不够炉火纯青[640]，无法进一步和机器时代接轨。弗里德曼夫妇在社交场合结识了亚德利夫妇，有时会在纽约跟他们共进晚餐。两位男主人跨越职业竞争和个人不和的鸿沟愉快地交谈。威廉个性腼腆且忠贞不渝，亚德利则嗜酒如命又夸夸其谈，后者在战争期间为情妇在巴黎留了一间公寓[641]。虽然赫伯特尊重伊丽莎白的智慧，但他曾告诉威廉，自己的情妇“比她聪明[642]”。
美国的另外两个密码破译部门位于华盛顿，一个属于海军，一个属于陆军，都不如亚德利的黑室规模大，资金也少。
弗里德曼夫妇是从军队起步的，他们在弹药大楼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办公室里工作。威廉抽烟斗，伊丽莎白抽香烟。下午快结束时，这间房间从远处看就像一座工业城市，夫妇两人好似两座从薄雾中探出头的教堂。他们携手创造了军队历史上首个由纸笔密码组成的科学体系[643]。“手写”或者“纸上”密码仍然能够与机器密码分庭抗礼。最好的纸上系统比脆弱的机器或操作不当的强大机器更安全，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20年代密码机的发明者都努力让自己的原型机易于使用，设计简单可靠。
在军队的要求下，威廉开始摆弄、分析这些机器，对它们进行全方位检测，寻找它们的薄弱环节。他是夫妇二人中第一位直面机器时代密码学的人，尽管有一天伊丽莎白也会以一种惊人的方式挑战机器。
伊丽莎白后来解释说：“机器密码和纸上密码截然不同[644]。”当你试图用铅笔、白纸和大脑破译纸上密码时，你必须倚赖不断重复的信息，也就是信息的模式。但这种新型机器生成了一种看似没有模式的字母组。“你可以从这里开始，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不会发现重复之处。”伊丽莎白说。从理论上说，读取信息的唯一方法是了解机器内部部件的初始构造——只有发送方和接收方才能知道的“密钥”。不仅如此，这些机器即使被截获和研究也无法破解[645]。即使你拿到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把它像坏掉的时钟一样拆开，随心所欲地检查每个齿轮，你仍然无法读取另一台这样的机器所生成的信息。
许多发明密码机的人都是普通公民，而且是一群稀奇古怪的人：小贩、梦想家、工程师、色狼、小偷。威廉遇到了爱德华·赫伯恩（Edward Hebern），这位身材魁梧的加利福尼亚人基于靠电流运转[646]的字母盘造出了一台机器。这些被称为转子的电动转盘代表了一个重大的进步，它将在德国的恩尼格玛密码机（Enigma）中大显身手。转子可以轻易拆卸、交换并连接在一起。威廉问赫伯恩[647]，他是怎么想到这个优雅的有线转子概念的。赫伯恩回答说：“你看，我当时在监狱里。”威廉问为什么，赫伯恩说：“偷马。”威廉问他是否有罪，赫伯恩说：“陪审团是这么认为的。”
赫伯恩相信自己的机器牢不可破，他试图把机器卖给海军。威廉把那台机器放在桌上思考着。1923年，他连续六周盯着这个小盒子。他告诉伊丽莎白，自己“沮丧到快要昏厥了[648]”。有一天晚上，他在和伊丽莎白为参加聚会穿戴时突然想到了破解方法：“当我在系黑领带的时候[649]，忽然灵光一现。”这是有史以来首个破解有线转子机器的方法。威廉在一封信中跟乔治·费边提到了这一成就。作为授课之用，费边借给了他一件密码学珍品——19世纪的一种密码装置，而威廉随信归还了装置。“附注，”他在信末潦草地写道，“最近我破解了一台生成‘无法破译密码’的美丽机器，它在很多方面都至关重要……这让海军大吃一惊！也是我有生以来最棒的一次分析。比利。”
与再也不想和费边说话，离开河岸后也从未给他写过信的伊丽莎白不同，威廉仍然和费边保持着联系。他定期在通讯兵团的办公室里给这位大亨写信，分享一些个人消息，并让费边从河岸无与伦比的图书馆里给他寄来一些密码学文献。威廉这样做部分是出于职业上的恐惧，他最好跟这样有权有势的人保持友好关系。而且他也觊觎费边至今掌握的文件，即河岸密码部门的记录。他意识到这些记录可以用来写一部真正的密码学史，一部不存在的历史。威廉在给费边的信中写道：“这是个惊人的悖论[650]。某一学科构成了每天每时每刻在全球各地交换的物质的基础，这些直接或间接接触每个人的物质上天入海无处不在，却缺乏真实详尽的历史。总有一天，某个人将在某个地方写下这段历史。”威廉希望那个人是自己，而他需要查阅费边的论文才能做到这一点。
在破解了赫伯恩的机器后，威廉把目光转向了下一个据称牢不可破的装置。该装置1924年由德国人亚历山大·冯·克里哈（Alexander von Kryha）发明，他本人在1955年自杀。克里哈密码机呈半月形，里面有两个字母盘[651]，一个是固定的半圆，另一个是联动旋转的圆形。根据发明者的说法，它可以用2.29×1082[652]种方法加密信息，这个数字比可观测宇宙中原子的数目[653]还要大。威廉对此不以为然：“一台机器所能提供的排列和组合的数量[654]，就像春日鸣叫的小鸟一样，通常跟具体情况无关或关系不大。”其他特征更加重要，比如选择字母的方法和轮盘的转动。威廉征服了克里哈机器，他通过破解纽约一位律师准备的长达200字的信息证明了自己的能力[655]，这位律师认为克里哈机器是坚不可摧的，而威廉只用了3小时31分钟就找到了破译方法，其中还包括50分钟的午休时间。
在全新的机器时代，威廉证明了人类仍然是主宰。直到20世纪60年代，数字密码发明之前，人类对实体密码机的英勇攻克都将定义整个密码学领域。这种攻克通常会得到专门为加速攻击而制造的机器的协助——比如英国密码破译员艾伦·图灵（Alan Turing）设计的著名机电设备“炸弹机”（Bombes），以及世界上最早的一些计算机，这些电线与真空管组成的庞然大物塞满了整个房间——但这种协助并非不可或缺。在当时，只靠铅笔和白纸仍然可以击败机器。人类的大脑可以击败机器，只要它储备了合适的知识，同时大脑的主人愿意接受胜利的代价。
正如威廉所言，有句关于密码学家的俗话是“没必要”发疯，“但发疯会让你好受点”[656]。这个笑话里隐藏着令人不安的事实。要在这一领域的最高层次上工作，似乎需要一种毫不留情的全神贯注，这种专注会让一些原本欢欣鼓舞、随遇而安的人变成步履蹒跚地走下楼梯的僵尸。精神崩溃是这项工作的一大隐患。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几位美国密码学家会在压力下崩溃。在1925年至“二战”结束期间，海军的顶尖密码破译员之一乔·罗什福尔（Joe Rochefort）一直被溃疡折磨。罗什福尔纤瘦颀长，神经紧张，他后来回忆道[657]，四天中他有三天会在下班后躺在床上两小时，食不下咽，因为他感到压力太大。这种压力并非来自上级，甚至也不是来自战争的急迫性，而是来自内心。“这儿有一堆我读不懂的信息[658]，”罗什福尔说，“这又怎么了呢？你看，问题就在这种事情上。这是某种标准。当你和这样的人说话时，你也许会发现他们看起来精神恍惚，而你第一个注意到的是，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你，他们的心思停留在从办公室带回家的另一个问题上。”20世纪20年代末，出于健康原因，罗什福尔不得不暂停密码破译[659]工作两年，但海军强迫他重新投入工作。他很了解威廉·弗里德曼。“没人能和弗里德曼相提并论[660]，”罗什福尔说，“根本没这样的人。”
威廉还简要研究了另一种密码机：恩尼格玛，它在1918年由一位年轻的德国工程师发明[661]，当时在公开市场上可以买到。这台机器看起来有点像打字机。在恩尼格玛的外壳有三个旋翼，这些有线转子跟赫伯恩机器上的相差无几，但它们是独立发明的，能够进行更复杂的运动，使电流在迷宫中穿梭、加倍。
威廉对恩尼格玛和它“聪明的发明者[662]”印象深刻，但他并没有认真破解这台机器。当时这台机器只是个有趣的玩意儿，而非某种为狂热杀手的阴谋打掩护的恐怖技术。1920年，纳粹党刚刚成立，希特勒在啤酒馆里向普通群众演讲。威廉·弗里德曼完全不知道一场围绕恩尼格玛的致命战争即将到来，也不知道恩尼格玛在他妻子的命运中会占据更大的地位：有一天，伊丽莎白会用铅笔和白纸破译数不胜数的谜题。
当时的伊丽莎白已经辞职，她不再做密码学家了。在军队服役约一年后，伊丽莎白于1922年的春天辞职，她打算“待在家里写写书[663]”。威廉鼓励她辞职。一方面，他对她的书很感兴趣[664]——他欣赏优秀的作家，同时认为她是位优秀的散文家；另一方面，对于身处华盛顿的年轻妻子来说，这是待在家里的最温和方法和预期安排。这一决定似乎为伊丽莎白的雄心壮志和夫妇二人开始抚养孩子的计划扫清了道路。但伊丽莎白一辞职，威廉就想念起她在办公室的样子，他跟朋友抱怨伊丽莎白在家，“而我孤身一人[665]”。之后，伊丽莎白离开华盛顿，去美国中西部度假五周，探望家人和朋友，威廉的孤独渐渐变成了恐慌。她给威廉写信说自己玩得有多开心。“我驱车36英里[666]来到伊利湖游泳，在岸边烤火腿当晚饭。天黑以后，我们在火堆边唱歌讲故事。这是个愉快美好的夜晚，月光倾泻在湖面上，宛如仙境。”
伊丽莎白提到有个中西部的陌生人[667]一直跟着她参加社交活动，还写到了他的爱慕之意。威廉在回信中试图让她吃醋。他描述了自己和一位朋友的漂亮妻子在晚上散步的情景，那次郊游被成群的蚊子打断了。伊丽莎白回复：“亲爱的[668]，我为你骄傲！要是命运都能对你好一点，不让那群蚊虫出现，你该会有多么美好的回忆啊。”她补充说：“尽可能多去牵起别人的手吧！人生苦短啊！”在另一封信里，她问道：“听到你想念我却感到高兴，我是不是太坏了？”同时她在信尾用栅栏密码写了一封情书：
明文：JE T’ADORE MON MARI，法语的“老公我爱你”。
伊丽莎白旅行回来不久，弗里德曼夫妇就决定离开这座城市[669]，搬到如今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松树林中。他们租了一幢带环绕门廊的房子，可以看到松树、苹果树、郁金香丛和点缀着紫色、蓝色、红色、黄色和白色鸢尾花的花园。室内舒适宜人，房子有点陈旧，森林的潮气导致墙上的油漆脱落了。他们养了一条狗，给它取名克里普托[670]（Krypto），源自“密码学”的希腊语词根克里普托斯（Kryptos），意思是秘密或隐藏。克里普托是条万能梗犬，头尾呈棕黄色，背部是黑色，有一双跟猎人一样机警的眼睛，外表毛茸茸的。他们还养了一只叫粉呼噜[671]的猫，根据A. A. 米尔恩（A. A. Milne）[672]的诗命名，这首诗的主题是“没有脚和皮毛的黑色小不点”。
早上[673]，威廉坐电车前往弹药大楼，花一个小时思考字母的事。伊丽莎白辞职后，军队分配给他的助手是位耳朵像花椰菜的前拳击手[674]，他唯一的技能就是打字。如果你要想象强大的国家安全局诞生之初的模样，请想象两个男人在一间小房间里，长着蒜头鼻[675]的那个在打字机前敲敲打打，穿西装打领结的那个则抽着烟斗，在想自己的妻子在家做什么，有没有想自己。
“现在，”伊丽莎白在她的打字机上写道[676]，“如果我听说这本书的读者里有人会突然从熟睡中惊醒，背不出字母表，我一点也不会惊讶。所以我把它列在下方：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它由26个字母按照固定顺序排列组成。我一辈子也没法告诉你为什么A排第一，B排第二，等等，也没人能告诉你——别被他们骗了，以为他们能说出个所以然。”
伊丽莎白坐在噼啪作响的炉火旁，在打字机前写着一本关于密码破译的书，目标读者是青少年和好奇的成年人，定位是让你在茶余饭后自娱自乐的一本“小书[677]”。这个想法从河岸起就一直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她想用一种在其他文学作品里找不到的轻松而古怪的笔调来描述代码和密码。她想出了能够解释密码概念的有趣类比。“替换小姐只是把衣服换一面穿而已；置换小姐换上了一套新衣服”。伊丽莎白以一名调皮老师的口吻，严肃又和蔼地向读者展示例题，一路鼓励他们：“你已经在消化它们了。”“万岁！”与此同时，她还写了第二本书的草稿，这本书是写给孩子的字母表历史[678]，里面有她自己绘制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插图。伊丽莎白在河岸就开始写这本书了。正如天空、电力或广告，字母表是我们生活背景的一部分，但这是一种让其他一切成为可能的工具——她希望孩子们能知道字母表是个奇迹。
这两本书的目的一致：分享、解释、祛魅，让人们对文字的可能性感到兴奋。根据她的经历，这跟政府的意图恰恰相反——比如弹药大楼里阴森诡异、烟雾弥漫的保险库。如果不是政府工作人员敲开了她的门[679]，让她重新为美国解决难题，伊丽莎白可能会在这儿自得其乐，在炉火旁写书度过余生。
她的能力是吸引他们的力量，几乎没有密码学家具备她的能力或者威廉的能力。他们就像空间中的双星系统，两颗恒星围绕对方旋转，用自身的光芒吸引较小的星体。
如果要在弗里德曼夫妇两人中做出选择，人们几乎总是先选择威廉。他是那个在出版物上署名的人，那个战争期间在法国服役的人。一位退休的天文学教授[680]让威廉分析从某种装置中收集到的无线电信号，该装置将声波打印成黑线，呈现在30英尺长的胶片上。他推测，如果火星上存在外星生命，它们可能在发射信号。威廉没有在信号中找到模式（可能是干扰信号）。他还为刑事调查提供咨询。一名男子给路易斯安那州的政客休伊·朗（Huey Long）寄了一枚炸弹[681]，还附上一张写满象形文字标记的便条。威廉成功将其破译。俄亥俄州一所监狱的监狱长给他寄来一份密码，是一位银行抢劫犯的母亲偷偷带进监狱的。威廉寄回明文，揭露了一个帮助囚犯越狱的阴谋[682]，他们会在监狱的墙上放置炸弹，然后在礼拜天的教堂里引爆。
1923年，威廉给国会委员会[683]提出了专家意见，该委员会正在调查用密码书写的政治贿赂。沃伦·哈丁(1)政府的高级官员收受石油大亨的现金贿赂——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腐败丑闻“茶壶山”事件。威廉的证词引起了时年28岁的J. 埃德加·胡佛的注意[684]。胡佛当时是一名负责茶壶山案件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在之后几年，胡佛被任命为主管，他就一些案件咨询了威廉。联邦调查局没有密码分析部门，也没有熟练的密码破译员，所以不得不依赖外部专家。当胡佛的特工逮捕了约翰·迪林杰（John Dillinger）团伙的几名成员时，在机枪手的口袋里发现了几张写着潦草代码的纸条[685]。胡佛把纸条寄给威廉，威廉成功地破 译了。
1924年，一位富商，《华盛顿邮报》的老板爱德华·麦克莱恩（Edward McLean）雇用威廉给他的私人信件设计密码，之后却拒绝付款[686]。麦克莱恩买下了希望钻石作为送给妻子的礼物，在她为受伤的退伍军人举办的聚会上，她把这颗钻石戴在了脖子上[687]。但麦克莱恩却拖欠威廉的费用。
伊丽莎白敦促丈夫提出抗议，但威廉选择了忍气吞声，因为他害怕背负“犹太人都贪财”的刻板印象。20世纪20年代，美国日益反犹，犹太移民的成功招致了不堪的反应。哈佛大学校长改变了招生规则，将犹太学生拒之门外。亨利·福特(2)创办了一份反犹周报[688]，宣称“犹太人是世界之谜”。战争部军事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标有“犹太人：种族”的索引卡上追踪有关犹太人活动的情报报告[689]，并保存了一份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中央档案，其中包括诸如“全球犹太人的权力与目的”等文件。军事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是威廉的同事。
因此，威廉在华盛顿小心翼翼地行事，以免激起反犹主义的反应，而这种反应似乎总是近在咫尺。他试着与人为善，说了不少附和之辞，为别人提供帮助。不可避免的是，他只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四处走动，而求见威廉的事也传到了伊丽莎白耳朵里。“当他们找不到威廉的时候[690]，就会给我一份工作，”她后来说道，“这就是我的人生故事。有人来找我丈夫，但找不到，于是就选了我。”
一方面，伊丽莎白觉得这是种侮辱，这就像人们试图“间接[691]”使用威廉的大脑，于是便雇了一位可能和它有过亲密接触的女性。“对我来说很可悲[692]。”她说。但另一方面，这也给了伊丽莎白一个证明自己是密码破译大师的机会。
1922年末，第一个想雇用伊丽莎白的是海军。他们失去了一位叫作阿格尼丝·迈耶·德里斯科尔（Agnes Meyer Driscoll）的平民密码学家，她是一位拥有数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和偷马贼赫伯恩合作，在加利福尼亚州建立了一家密码机工厂。“我不想为海军工作[693]，”伊丽莎白说，“但他们一直坐在我家门口，摆脱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去那儿待一阵子，直到他们另请高明。”她接替了德里斯科尔的职位[694]，暂时填补空缺，为水手们设计了代码。后来她怀孕了。5个月后，伊丽莎白离开了海军[695]，再次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回到政府工作，她在1923年生下了弗里德曼家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名叫芭芭拉的女孩。
伊丽莎白一直犹豫要不要生孩子，因为她自己的童年并不温暖。她看着自己的母亲索帕呕心沥血地养育了九个孩子，最终死于癌症，她压抑了自己的愿望和梦想[696]，以至于她从未说过自己的愿望和梦想是什么。伊丽莎白不想这样牺牲自己。自从1917年结婚以来，一直是她的丈夫在主张孩子的事情，而她则说自己想再等等。威廉在从法国寄来的信中承认，他希望他们在加入美国远征军之前就在河岸生下孩子。“我经常觉得[697]我们在很多方面都犯了错误，”威廉写道，“我们的爱只有当你我的血肉结晶诞生时才算完整。”伊丽莎白缺乏这种信念。当她想到要孩子的时候，一种冲动攫住了她，然后转瞬即逝。“有时候我希望[698]自己能有个孩子。”她在一封寄往法国的信中写道。威廉回复道，当他读到这些话时，“一种奇怪的感觉[699]”涌上心头。孩子是“所有秘密中的奇迹！”伊丽莎白的回应则被她自己销毁了。
尽管分娩芭芭拉的过程十分艰难，导致伊丽莎白因脊柱疼痛而卧床数月，但当孩子们终于到来时，她并未放弃自己的雄心壮志。威廉在写给费边的信中说漏嘴，提到了伊丽莎白的疼痛，于是，费边毛遂自荐要帮她进行一些背部锻炼，因为脊椎校直是他长期以来痴迷的爱好。“如果她在这儿，我肯定能帮助她[700]，”费边在给威廉的信中写道，“大概的方法是让背部前部的曲线靠近臀部，其中一种方法是仰卧在桌上，竖起膝盖，脚跟尽量靠近臀部。”威廉回复说他觉得她会没事的[701]。
伊丽莎白雇了一位名叫凯茜的黑人保姆[702]（她的姓没有记录在案），同时继续在家进行这两本书的项目，她和凯茜一起做饭，休息时间和长女芭芭拉一起玩。三年后，两人的第二个孩子约翰·拉姆齐（John Ramsay）在1926年出生。
女儿和儿子的性格截然不同，伊丽莎白经常被这种巨大的差距所困扰[703]。芭芭拉是个多愁善感的婴儿，她有着一头金色卷发，嘴上爱说个不停。弗里德曼夫妇所有的朋友都喜欢她。她喜欢书，还和小狗克里普托[704]分享自己的娃娃。约翰·拉姆齐则沉默寡言，不喜欢别人给他唱歌，也不喜欢看书，情绪变幻莫测。“他很少被什么事激起快乐之情[705]，他的欢乐又是那么全情投入，”伊丽莎白写道，“然后在一瞬间，他又突然怒发冲冠。”他唯一喜欢的音乐似乎是伊丽莎白在维克多牌留声机上用最大音量[706]播放的曲目。
伊丽莎白在育儿方面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坚持不受教条约束的原则[707]，这跟威廉是一致的。弗里德曼夫妇下定决心，不去有意识地教孩子们任何东西或告诉他们应该相信什么，只是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加入些“营养”，“然后让其他一切顺其自然[708]”，正如伊丽莎白所言。她尊重自己的孩子，认为他们都是独立自主的人，并被他们努力学习和如何交流的样子所吸引。芭芭拉的一些声音听起来就像逐字逐句的密码。伊丽莎白一直在寻找对语言的见解，她把女儿的胡言乱语写在了费边给她的一本书里，就是那本只有空白页的《我对棉花和国内商品未来的了解》。伊丽莎白观察发现，“她把辅音连在一起[709]，这对讲英语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上周，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问题。当我第一次告诉她父亲这件事时，他嘲笑我说，她这个年纪不可能什么都不懂。但正如我指出的，她并没有使用单独的字词——这是种省略过的声音——我不知道，一种完美的模仿。”伊丽莎白一字不差地把芭芭拉说的话抄了下来，带着密码破译员的好奇心分析这一文本。Pfnr-pfnh-hnwhwp，看起来挺神秘。其中包含着某种结构，某种隐约可读的模式：Pfnr-pfnh-hnwhwp。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
在贝塞斯达的森林里生活两年后，弗里德曼夫妇决定搬回城市，那里离威廉的工作地点更近，两人在华盛顿西北部的军事路3932号[710]一起买了第一套房子，这座新落成的房子有个大象形状的门环。附近到处都是其他家庭和年轻的橡树，离马里兰州的边界有200码远。父亲们往往为军队或政府工作。中尉坐在门廊上看报纸。这座房子就是芭芭拉和约翰·拉姆齐长大的地方——弗里德曼夫妇会在军事路3932号待上20多年——也是在这里，政府探员再次上门求见伊丽莎白，希望通过她间接使用她丈夫的大脑。
1925年的一天，当时伊丽莎白的女儿两岁，她去开门，发现门口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士。他长着一张娃娃脸和一对大耳朵，穿着一件双排扣海军服，戴着一顶闪闪发光的海军帽。他说自己叫查尔斯·鲁特（Charles Root），来自美国海岸警卫队，需要伊丽莎白的帮助。
鲁特的工作可能是当时全美最吃力不讨好的。海岸警卫队负责在美国海域巡逻，试图抓住那些灵活敏捷的“朗姆酒走私”船，这些船无视禁令，将走私的酒类从海上运到岸上。这是一场老鼠占上风的猫鼠游戏。从禁酒令生效开始，海岸警卫队的任务就十分艰巨——他们只有203艘慢速巡逻小艇[711]，却要在5000英里长的海岸线[712]上巡逻——但最近，朗姆酒走私犯开始使用短波无线电和复杂的密码来隐藏自己的行踪，这给了他们决定性的优势。
一年前，鲁特在海岸警卫队内部成立了第一个情报部门。他告诉伊丽莎白，他急切地想破解朗姆酒走私犯的通讯系统。在无线电技术方面[713]，海岸警卫队恰巧比其他政府机构领先好几年。它在东海岸建造了几座大型无线电发射塔，以协助海上搜救行动，帮助在风暴中救助船只和水手，而正是这些发射塔能够拦截走私者发出的无线电信息。然而，在他的办公室里没人知道如何破解被截获的信息中的代码。在过去几年时间里，数百条信息堆积如山，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被人读取。鲁特想让伊丽莎白来处理积压的工作，他请求伊丽莎白重新考虑为美国破译密码。意识到她不愿重返政府后，鲁特把这说成是一项临时任务，一份为期90天的合同[714]。
思考了一会儿后，伊丽莎白说她可以答应，不过要满足一个条件：允许她在家工作[715]。
海岸警卫队同意了。鲁特给了伊丽莎白一枚金属徽章，上面用金色字母写着“美国财政部，特工”。大约每隔一周，她都会去鲁特位于财政部大楼的办公室，亮出徽章，拿起一个装着待解决谜题的信封，把信封带回家，解开谜题，把答案送回财政部，然后再拿起一个新的信封。
在白宫对面的一块白色花岗岩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铜像矗立在财政部总部的南面。他是设计美国货币系统的奠基人，也正是因为他，海岸警卫队的先驱才能在1790年派出一支由10艘小型“缉私船”组成的船队去抓捕走私犯和海盗。现在华盛顿有15000人[716]为财政部工作，另有46000人在全国各地的办事处从事各种工作：铸造硬币和纸币，征收税款和关税，追踪工厂产量、汽油价格、每年小麦收成的多少。
伊丽莎白和这些官僚与经济职能毫无瓜葛，她参与的是财政部的刑事调查。
该部门至少包括六家独立的执法机构[717]：禁酒局、缉毒局、海关、海岸警卫队、国税局和特勤局。这六家机构拥有广泛的权力，能够调查金融欺诈，大多数非法越境的人或物品，比如移民、枪支、酒类、毒品和假钞。媒体把财政部的探员称为“阿T”，和司法部下属的联邦调查局的“阿G”相对应。尽管由于J.埃德加·胡佛的宣传天赋，联邦调查局的阿G往往会在扳倒知名匪徒后获得荣耀，但通常情况下是财政部的阿T发现了这些案件。财政部是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中心。最终是阿T们以税务欺诈的罪名将阿尔·卡彭（Al Capone）绳之以法，也是阿T们抓获了绑架林德伯格(3)孩子的绑匪。
阿T们的精神领袖是埃尔默·艾里（Elmer Irey），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说话温和[718]，戴着眼镜，穿着羊毛套装。艾里掌管美国国税局的特别情报部门。他善于嗅探金钱的踪迹，把这六家机构称为“组成财政部拳头[719]的六根手指”。阿尔·卡彭对J. 埃德加·胡佛并不怎么在意，但他对埃尔默·艾里心存担忧。艾里喜欢在晚上放松身心，读一则神秘故事的前几页，然后在空白处写下解决方案[720]。据说他从来没错过。
不久之后，阿T们就会把伊丽莎白·弗里德曼——这位穿着低跟鞋、育有两个孩子的娇小母亲——视为他们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1925年的朗姆酒之王不是绅士，绅士们已经被逐出了赛场。在禁酒令实行的最初几年里，独立海域的船长[721]可以通过从巴哈马群岛运送一箱箱的酒到佛罗里达海岸来谋生，为了赚钱也为了寻求刺激，但那些日子已经远去。如今掌管酒类生意的都是暴徒、杀手、杀手的同伙，以及那些名字刻意取得低调的影子公司，比如温哥华联合出口商公司。他们运送朗姆酒的船队可能会让不少小国艳羡不已[722]：包括60至70艘大小不一的船只，从棒球场大小的巨型“母船”到小型快艇。母船就像一座庞大的漂浮仓库，停泊在离岸60英里远的地方，能够存放10万箱酒。该公司的船横跨美国东西海岸，延伸到加勒比和南美洲的港口。朗姆酒的生意遍布半个地球，“全世界一半的人[723]，”伊丽莎白说，“都想挫败禁酒法令。”
这件事让她望而生畏。她必须开始工作了。
1925年，伊丽莎白在财政部工作的最初三个月内处理完了积压长达两年的信息。鲁特上尉对此感激涕零，他请求上司出钱永久聘用伊丽莎白：“弗里德曼夫人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一位具备所需技能和经验的人[724]。”她接受了这份全职工作，为财政部的全部六家法律机构破译信息，并继续在家工作，将已破解的信息装进信封寄到办公室，而未破解的信息则寄回军事路3932号。
“弗里德曼夫人，”一张从首席禁酒调查员办公室寄来的手写字条写道，“请您帮忙看看这条信息[725]，然后寄回给我们。”字迹后附加了几条密文，包括下面这条从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市[726]寄往东海岸一艘不知名船上的信息：
AWJTSSK JQS GBQKWSK LYMSE EJBCG SPEC QPFYEYQD
MYHGC PRPYC JWKSWE CWI PQTGJW EPFS VBSM
AWAJASTCE HJJS.
BLACKCAM.
伊丽莎白认为这是一组简单替换密码。她轻而易举[727]地用铅笔划出了明文字母，揭露了一条通知朗姆酒走私船长在新泽西州灯塔附近下锚的信息。
继续往纳维辛克灯塔东南方向前进100英里
原地待命 尝试下锚 节省燃料
前景良好
起初伊丽莎白只负责破译这些信息，逐个解开朗姆酒走私犯的密码。但大多数信息破译起来都没那么容易，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项任务变得越发困难。大型走私团伙的朗姆酒密码比她在“一战”期间遇到的任何军事密码都更安全，展现出一种“比所有政府尝试为其最机密的通讯[728]进行加密的手段更复杂的特性”，尤其是联合出口商公司的密码。辛迪加(4)给不同的船队使用不同的代码系统[729]。有些代码段由3个字母组成，有些由5个字母组成，有些是4个，同时走私犯每隔几周就会更改代码，这意味着被破译的密码不会一成不变。联合出口商公司主要依赖一种多步骤的加密过程，其中的信息就像小洋葱一样，每层都用不同的技术生成，因此伊丽莎白必须逆向推导：从密文段MJFAX开始，她可能不得不将其破译成另一组由5个字母BARHY组成的词段。这和一本广泛流传的商业代码书中的08033相对应，合法商人用这些代码来节省电报费用。伊丽莎白从中减去1000得到07033，这和第二本代码书中“下锚”的英文单词相符。“如果我能捕捉到你的大量信息，”她写道，“就算我从未见过你的代码书，也能读懂你的想法。”
虽然能顺利解决个人信息的问题，但伊丽莎白的雄心并未就此止步。她希望建立一个更广泛、更全面的系统，从无线信息中提取情报。财政部或美国政府的任何部门都不存在这样的系统，因为当时无线电仍是一项不成熟的技术。
无线电情报需要合作和信息共享，由于伊丽莎白是财政部唯一一位资深的密码分析师，也是唯一一位知道如何破译密码的人，所以她成为了通常不会互相交流的执法人员之间的联系纽带。她跟监听站的阿T沟通，根据大气条件的不同，监听站可以一直监听到德国，可以得知事态发展的预兆。她跟战场上的阿T保持联系，他们会在进出美国港口时给她捎来船只清单。她画下了海军路线和无线电交通图[730]。她帮助训练阿T们使用定向机器，阿T们把这些机器装进皮卡车的后备厢，沿着海岸来回行驶，尝试找到朗姆酒走私犯们使用的隐蔽的地下电台。这些走私犯本质上如同战时的外国间谍，他们通过无线电和敌对领土交换情报。为了读懂他们的想法，伊丽莎白必须跟间谍猎人、反间谍或反情报特工一样行事——20世纪40年代初，她会用这些技巧对抗纳粹。
“我有点像在四处漂泊[731]，”伊丽莎白说，“似乎一会儿来这里，一会儿去那里，奔赴任何需要我的地方。”这是她一生中疯狂而疲惫的一段时期。她去了西海岸[732]，向旧金山的海关人员咨询关于黑帮在海岸外经营朗姆酒船的事。她曝光了一艘名为“霍姆伍德号”的船，这艘船伪装成一艘名为“得克萨斯州游击队号”的油轮，载着两万箱酒沿着哈德逊河航行[733]。凭借伊丽莎白的解密结果，这艘船在前往目的地纽约州奥尔巴尼的途中被海岸警卫队和海关扣押。
在她破译的谜题中出现了那些残酷罪犯的名字：黑手党和黑社会头目、敲诈勒索者和在法律灰色地带的首席执行官，其中有些人藏在复杂的公司结构和连锁投资网络的面纱之后。西海岸有一队朗姆酒船队，由一对名叫霍布斯的加拿大兄弟控制[734]。一位绰号“帽子”的加利福尼亚黑帮老大托尼·科纳罗（Tony Cornero）拥有霍布斯船队里的几艘船。他们的竞争对手一度是联合出口商公司，这家势不可挡的温哥华辛迪加。在赖费尔家族的族长亨利·赖费尔（Henry Reifel）和他的两个儿子乔治、哈里的资助下，联合出口商公司似乎拥有源源不断的资金。赖费尔家族还有一位美国投资人，这位名叫约瑟夫·P. 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经历丰富的波士顿人是未来美国总统约翰·F. 肯尼迪的父亲。伊丽莎白在一份报告中指出，1928年，霍布斯兄弟似乎把他们的利益卖给了“温哥华的约瑟夫·肯尼迪有限公司[735]，也就是联合出口商公司的大股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