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不怕[736]这些人，也不恨他们。她只是在工作，这份工作时常令人兴奋，每个案子都是侦探故事。伊丽莎白悄悄触动整个世界，使一连串大事发生了变化。在一位联邦检察官的要求下，她前往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737]，破译了朗姆酒走私犯在墨西哥湾海岸用24种不同密码系统加密的650多条信息[738]。在得克萨斯州的一起朗姆酒审判中，有位绰号“法国佬”、名叫路易斯·阿玛图（Louis Armatou）的独腿出租车司机[739]牵连其中，伊丽莎白的不少破译结果成为了呈堂证供。其中几条信息似乎涉及一艘在审判中不存在争议的朗姆酒船“我是独行侠号”。伊丽莎白的破译结果引发了对船长的国际追捕。一位名叫马文·克拉克（Marvin Clark）的逃犯在潜逃于新奥尔良的途中，被一名身份不明的袭击者开枪击毙。另一名逃犯是丹·霍根（Dan Hogan），他在被捕归案后策划仇杀伊丽莎白——“他的心情很糟”[740]——这要求伊丽莎白在安保人员的陪同下前往联邦听证会。此时她一直写信给孩子们，跟芭芭拉和约翰·拉姆齐分享她在旅途中的见闻。“飞机上只有女人[741]，”一次跨国飞行中，她在一沓黄色便签本上写道，飞行在当时的美国还是件新鲜奇妙的事，“副驾驶全神贯注，仿佛我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这个国家美得动人心魄，河流小溪、青翠山林，甚至连平坦农田的布局都是上天精心安排的。”回到家后，她带着孩子们出去喝下午茶[742]，在他们轻呷茶水的时候和他们一起玩解谜游戏。
1929年股市崩盘，对酒类的需求只增不减，与此同时伊丽莎白的工作量也与日俱增。她在写给威廉的信中表达了对家中经济情况的担忧。“银行通知我们还贷款了吗？”她在一封信中问道，然后又补充了一句，仿佛这不是什么大事，“今早我又破解了一个系统，信息从保险箱里浮现了出来[743]。”
与日俱增的拦截信息源源不断地涌入伊丽莎白在海岸警卫队的办公室，让她感到“几乎被埋在了责任的重压之下[744]”。这种折磨令人震惊：每月她需要关注2000条信息[745]，每年则大约有25000多条信息需要关注。这些信息并不都包含和执法有关的内容，但她必须分析所有信息才能知道哪些信息应该发送，哪些信息应该丢弃。她请求财政部的帮助，但他们只允许拨给她一名女性打字员[746]。尽管资源贫乏，伊丽莎白还是在1930年向上级汇报，在过去的3年内，她已经破译了12000条朗姆酒走私信息[747]，“涵盖了从温哥华到恩塞纳达的太平洋海岸，从伯利兹到坦帕的墨西哥湾沿岸，从基韦斯特到萨凡纳地区，包括哈瓦那和巴哈马群岛，以及从新泽西州到缅因州的地区。”
截至1930年，美国政府打击走私的战争中几乎所有密码破译工作都是由两位超负荷工作的疲惫女子——伊丽莎白和她的文员——共同完成的。那一年，伊丽莎白觉得自己受够了，她给海岸警卫队的指挥官们写了一份长达7页的备忘录[748]，建议由他们组建一个用于破译密码的“中心部门”。以后光靠两个人跌跌撞撞是难以为继的，这里需要一支完善的团队。她说，该部门至少应该有7名员工、2名密码分析专家和5名密码文员，年薪合计为14600美元。她认为自己过去几年的成就“在人手充足、组织严密的部门中可以事半功倍”，并从“最有希望成功的进攻点”——窃听和破译加密无线电信息——打击走私贸易的核心。
在等待并盼望有人伸出援手的同时，伊丽莎白竭尽所能，用她仅有的有限资源建立了走私犯用语的档案库，确保大家能掌握密码的任何变化。她把每条破译信息都抄了一份，当这堆信息堆到一英寸厚时，她的打字员把这些明文信息装订成了一本书。到1931年初，伊丽莎白已经编写了30本这样的书[749]，堪称“刑侦规律界的《大英百科全书》”。基于那些身处暗处的国王们的原话，伊丽莎白正在编写一本她那个年代的秘史。
这些年间，伊丽莎白和威廉仍有机会并肩工作。两人的合作只朝一个方向发展，从她传递到他。现在，威廉在军队的工作太机密了。伊丽莎白觉得丈夫将走私谜题视为逃避他工作中所面临问题的机会[750]。对他来说，朗姆酒战争是一场嬉戏。他们来回传递信息和表单，在表单的格子里画下密码字母，以及可能的明文片段：“位置”，“登陆艇[751]”，“有迹象表明会遇到麻烦吗？”
一天晚上，伊丽莎白结束女性选民联盟的一次会议后回到家里[752]，发现威廉在检查一条朗姆酒走私犯的信息。他微笑着抬起头：“安德鲁说给他寄玻璃义眼。”伊丽莎白经常从那些在朗姆酒船上被剥削的低薪水手那儿找到一些私人笔记，一些寄给他们妻儿的有趣或温馨的信息，而这条信息就是她破译出来的，显然威廉也看到了。真正的内容如下：“安德鲁建议妻子给他寄来预订的玻璃义眼。”在另一封寄往海岸的信中，这位安德鲁又要求寄来“一双15码的鞋子[753]”。他肯定是个大块头。伊丽莎白和威廉一起笑了起来，他们试着想象这幅画面：朗姆酒船上有位不幸的巨人，他穿着有洞的破鞋，丢了一只玻璃义眼，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妻子身上。
1931年7月，伊丽莎白的工作负担终于有所减轻。根据她在之前的建议书中提出的具体要求，财政部最终批准她招募一支自己的密码破译团队[754]。官方上，该部门将存在于海岸警卫队内部，但它会为财政部的全部六家机构破译密码。财政部给伊丽莎白提供了资金，用于雇用三名初级密码破译员和两名速记员，以及安排她的第一间专用办公室，一间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财政部附属建筑内的小房间。这栋建筑看起来好似一座古典的希腊神庙，里面驻扎着海岸警卫队、海关和缉毒局。新的办公地是一所宽敞的开放式工作室，周围有桌子和能容纳两人的小型办公室。作为约定的一部分，伊丽莎白的工资也提高了，从每年2400美元涨到了3800美元，她还获得了一个不错的新头衔：美国海岸警卫队的首席密码分析专家[755]。
这是财政部历史上第一个类似的部门，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女性掌管的密码破译部门——这是伊丽莎白的又一开创性时刻。
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雇用和培训员工。商业部门没有可用的密码学家，只能亲自培训。伊丽莎白仔细研究了公务员申请名单中那些修过数学、物理或化学课程的人。由于找不到女性的名字，她雇了一些年轻男性来承担初级密码破译工作，并让他们去做她设计的练习题，作为密码破译的入门课程。
伊丽莎白以前从未领导过男性，她担心新员工[756]可能会因为自己女性的身份而不认可她的权威性，但这个问题被证明是杞人忧天，只有一个例外：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一位年轻数学家，他一直是数学考试中的最高分获得者[757]，被认为是个天才。他拒绝完成伊丽莎白的习题，还毫无意义地胡扯着什么“无法破译的密码”。伊丽莎白认为“他无法理解[758]英语”，于是用一位更务实的候选人取代了他。被伊丽莎白成功雇用的两个人中，一位是海曼·赫维茨[759]（Hyman Hurwitz），21岁，来自马萨诸塞州多切斯特市的电气工程师，他喜欢摆弄收音机。还有一位是来自密歇根州卡拉马祖市的弗农·库利[760]（Vernon Cooley），时年31岁的他是个小学老师，同时也在卡拉马祖市纸业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两人都被授予了密码文员助理的头衔。第三位受训的年轻密码破译员罗伯特·戈登[761]（Robert Gordon）很快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23岁，来自得克萨斯州韦科市。
这三个人“能干、随和、善于协作”[762]，尊重伊丽莎白，很快他们就形成了一种富有成效的惯例[763]，互相学习对方的习惯和长处，以小组的形式划分任务。他们像询问玛丽·居里一样询问伊丽莎白有没有经历过性别歧视。密码学是个年轻的领域，它尚未按照性别划分固定角色。而且伊丽莎白是与众不同的，她用势如破竹的精神力量来对抗地心引力，她是首席密码分析专家。
到1932年底，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时，伊丽莎白所在的海岸警卫队已经成了美国最好的[764]无线电情报组织。他们知道如何从秘密的无线电网络中提取信息，绘制出隐藏的发射器结构，并追捕使用它们的人。这一套技能后来让伊丽莎白成为摧毁纳粹间谍秘密网络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她对走私犯的打击好比是即将到来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打靶演练。
当时的美国人还没有对纳粹感到害怕。他们在挖空心思攒钱买食物，1933年，大萧条已经导致了1500万人失业。费边在一封信中告诉威廉，伊利诺伊州奥罗拉市的市长为了阻止银行挤兑，已经关闭了该市五天。“世界一团糟[765]，一切都将乱成一锅粥。”费边说道。
1933年3月4日，一个寒冷刺骨的早晨，伊丽莎白带着女儿[766]去听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就职演说。她们从家里走到了国会大厦。罗斯福说：“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767]就是恐惧本身。”他的计划重点在于重启经济。他没有提到阿道夫·希特勒或者纳粹党，希特勒于同年1月上台，调集了一批身穿棕色制服、佩戴纳粹标志的暴徒镇压异己。国际媒体像对待一位普通领导人那样报道他，许多德国人觉得他不会真的去实现他声称要做的那些事。
罗斯福的演讲结束后，人们待在室外的寒风中[768]，脸颊像生牛肉般红扑扑的，等待着观看游行。伊丽莎白和芭芭拉向观众们分发了女性选民联盟的传单[769]，她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女儿扮演着“热心的工人[770]”角色。
18天后，在德国[771]慕尼黑西北部一座空荡荡的火药工厂里，纳粹开设了第一座集中营——达豪集中营。纳粹党卫军元首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在新闻发布会上[772]宣布了这一消息。
一个月后，也就是1933年4月底，伊丽莎白准备离开华盛顿，去完成她为阿T们执行的最新任务。“我收拾好行囊[773]，”她写道，“拥抱了我的孩子们。我不知道这种告别会持续一周、一个月还是更久。然后我登上火车，祈祷能够征服新的领域。”她吻了威廉。他让她注意安全，不要冒不必要的风险。要是伊丽莎白知道在新奥尔良等待她的是什么，她可能永远也不会离开了。
“请陈述你的名字。”[774]美国的最高禁酒官说道。他目光严肃，不紧不慢地拖长声音说话。
“伊丽莎白·史密斯·弗里德曼。”
“你的职业是什么？”
“密码分析专家。”
“密码分析专家的职责是什么？”
“密码分析专家是在对所用密码系统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分析并读取秘密通讯内容的人。”
1933年5月2日，伊丽莎白在联邦法庭的证人席上发言，即将在一宗庞大的密谋案中扮演她的角色。该密谋案针对的是她多年来一直追踪的联合出口商公司的23名特工[775]。他们的活动范围最近蔓延到了墨西哥湾，通过新奥尔良的一个地下电台指挥了一支由8艘朗姆酒走私船组成的船队[776]。阿T们截获了至少32条加密的无线电信息[777]，把它们寄给[778]了伊丽莎白。她的破译结果揭露了该计划的细节：朗姆酒船的名字（“和睦号”、“科罗萨尔号”、“打鱼姑娘号”、“罗西塔号”、“梅维斯·芭芭拉号”）；他们计划用[779]小帆船把一箱箱的酒偷运到偏僻的河口镇，然后把箱子卸到货运列车上，用木屑盖在上面作掩护。政府认为这是“自禁酒令实施以来，规模最大的朗姆酒走私密谋[780]”。现在，伊丽莎白被传唤到新奥尔良的联邦法庭，向法官和陪审团解释她的方法。
她穿着一条粉色连衣裙，帽子边上别着一朵花[781]。她面前摆放着一堆黄色的纸[782]，上面写着她的信息破译结果。伊丽莎白望向法庭，木椅上挤满了观众和记者。西装革履的被告人像一支场边的运动队一样坐在一起。昨天的法庭上，他们一直在悄悄调换座位[783]，以便让证人更难辨认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被指控的头目是阿尔伯特·莫里森（Albert Morrison），一位骨瘦如柴、满头白发的花甲老人[784]，他用过的化名[785]包括查尔斯·科斯格罗夫、M. 赖德、A. A. 布朗、哈里·黑尔、J. J. 琼斯、B. M. 麦格雷戈和“伯克先生[786]”。政府认为，其他被告中至少有三名——内森·戈德堡（Nathan Goldberg）、阿尔·哈特曼（Al Hartman）和哈利·多伊（Harry Doe）[787]——是阿尔·卡彭在芝加哥的同伙。
政府投入50万美元和两年多的时间[788]展开调查，这是一个他们输不起的案子，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首席检察官是禁酒局局长本人、有条不紊的前陆军上校[789]阿莫斯·沃尔特·赖特·伍德科克（Amos Walter Wright Woodcock）。多年来，他一直主张，执行禁令的唯一有效途径是对主要犯罪集团进行“持续打击[790]”，而不去理会那些无名小卒。要抓大鱼，而不是小鱼。联合出口商公司则是头鲸鱼。
伍德科克看向坐在证人席上的伊丽莎白。“你是否破译出一条[791]标明1931年4月8日下午6点07分的信息？”
她整理了一下纸，找到了那张包含这条消息的纸。信息开头就是密码，QUIDS，ABGAH[792]，FLASH，SLATE，FABLE，SHOOT，BOWSKY。正当她准备大声读出破译结果时，一名辩护律师表示反对，称她的证词“不够格、不相关、不重要[793]”。其他8名辩护律师[794]也站起来，加入了反对的行列。其中一位是新奥尔良的埃德温·格雷斯（Edwin Grace），他在联邦法院处理了卡彭的上诉[795]。格雷斯和老沃尔特·J. 热克斯（Walter J. Gex）[796]共同出现在被告席上，后者是密西西比市圣路易斯港附近一座海湾城市里某个有影响力的家族的族长。
“我相信有人在问我[797]对读取这条信息有什么看法吧？”伊丽莎白转身对法官说，“这和看法无关。在美国，很少有人能理解这门学科的原理，这是事实。国内任何其他专家在经过正确的研究后，都会发现我所给出的解读是准确无误的。”
“我请求这些内容全部被排除在外，”热克斯说，“我认为这不合适。”
伍德科克继续询问她这些信息的细节，伊丽莎白在法庭上读出了她翻译的明文，一次读一句，不断被辩护律师打断，对方指控她肯定是从联邦探员那里得到的信息，而不是靠破译密码（“绝对是有人给这位女士提供了这些信息”）[798]。辛迪加使用的是一套加密代码系统，即密码中表示字母的单词也在代码中表示字母。为了解决该问题，伊丽莎白不得不倒推每一步。信息如下：
GD（HX） gm[799] ga HX（GD）R gm OB BT HR CK 25 BT BERGS
SUB SMOKE CAN CLUB BETEL BGIRASS CULEX CORA STOP
MORAL SIBYL SEDGE SASH（） CONCOR WITTY FLECK SLING
SMART SMOKE FLEET SMALL SMACK SLOPE SLOPE BT SA
back to the word SLDGE its SEDGE instead of SLDGE HW
明文如下：
在科罗萨尔站替换50瓶加拿大俱乐部的[800]平衡蓝草
重复周二的信号
前往纬度29.50，经度87.44
到了交叉盘问环节，热克斯从被告席上一跃而起。
“我该怎么称呼你呢[801]，”他问，“夫人还是小姐？”
“弗里德曼夫人。”
“在你能够正确翻译出这些符号之前，肯定有人告诉你这是和酒类运输有关的符号吧？”
“噢，没有，”伊丽莎白一脸无辜地回答道，“我倒有可能收到过和谋杀或者贩毒有关的符号。”
“这些先生曾经用来表示你所说的威士忌、啤酒、位置的符号，难道没有可能是把妇女从欧洲运来的那些人编写的代码吗？”
伊丽莎白表示不可能，“这里代表的意思不存在这种可能。”
“我要求删除这位女士的所有证词。”[802]另一位律师马克斯韦尔·斯莱德（Maxwell Slade）说。法官驳回了他的意见。
当辩方不再进一步提问时，伊丽莎白伸手去拿自己的手提包，离开证人席，走出法庭，拥抱潮湿的春日空气，然后回到了华盛顿。在她出庭作证四天后，陪审团判定辛迪加的五名头目有罪[803]，其中包括阿尔伯特·莫里森，他被判处两年监禁[804]。伍德科克认为这归功于伊丽莎白，并告诉她的上级，她“给陪审团留下了不同寻常的印象[805]”。
被打动的不仅是陪审团，报道此案的记者们也被伊丽莎白迷住了。在报道中她被描述为“一位漂亮的政府密码分析专家或‘代码阅读者’”[806]，“一位漂亮的中年妇女[807]”，“一位穿着少女粉连衣裙的年轻美女[808]”，以及“一位保护美国的娇小美女[809]”。这是伊丽莎白第一次和媒体发生持续接触，留下了不算太好的回忆。她还很年轻，对其他人称自己为中年妇女感到不满[810]，认为那些亲热的字句写得很糟糕[811]。次年，当她回到新奥尔良为囚犯的上诉作证时，报纸再次报道了她。伊丽莎白面对卡彭的律师埃德温·格雷斯针对自己学科有效性的攻击感到不耐烦[812]，她告诉法官，如果她有一块黑板就能迅速解决该问题。一位法警在储藏室里找到一块黑板，然后把它推到了院子里。伊丽莎白拿着一根粉笔站在那儿，在黑板上画出了朗姆酒走私犯使用的代码，陪审员们开始点头，而格雷斯咕哝着说这太不合规矩了。次日，一份报纸高调打出“密码学课[813]”的标题。这让伊丽莎白惴惴不安，她没有成为公众人物的心理准备，她希望大家的关注[814]能逐渐减弱。但令她惊恐的是，一切才刚刚开始。
在妻子发光发热、照亮苍穹的同时，威廉的光芒却黯淡下来。军队把他的项目锁在了厚重的金属门之后。他不能谈论自己的工作，伊丽莎白也心知肚明，不会去问。“他从来没有说出来[815]，也从来没有让我说出来。”伊丽莎白说。这两位密码学家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与协调，以至于他们的脸能变成镜子，照出眉毛的细微褶皱或者嘴角的弯曲程度。威廉脸上严峻的神情立刻映入了她的眼帘。因为两人都不想给对方造成痛苦，所以最轻松的做法往往是给自己戴上面具，不去谈论不能说的事。尽管在自我控制方面做出了种种努力，伊丽莎白还是能分辨出丈夫什么时候遇到了麻烦：“很多时候，他嘴边会浮现出一种特定的严峻表情。”[816]
伊丽莎白当时不知道，她直到战后才得知，军队要求威廉破译日本官员用来加密外交通讯的一系列密码。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最终会定义他的职业生涯，并让他花费未来十年的生命。
威廉并非孤军奋战。跟伊丽莎白一样，他也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密码破译部门，雇用初级密码分析专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愿景来塑造他们。军队以前从未同意过类似扩张，但由于新任国务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的一个重大决定，政府的密码破译部门发生了变化。史汀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炮兵军官[817]，他认为在和平时期阅读其他国家的信息是不道德的。当他得知国务院在花钱雇用纽约的密码破译员阅读外国外交官的信件时——亚德利和他的美国黑室——国务卿吓坏了。“君子不会阅读对方的信件[818]。”他大概会这么说吧。不管出于什么原因，1929年史汀生决定撤销对亚德利的资助，同时黑室也被迫关闭。
亚德利掌握了关于日本密码的一些专业知识，因此该机构的关闭导致美国无法破译日本开发出的新密码。然而日本的军事和帝国野心正在不断膨胀，军队担心被蒙在鼓里，于是转而求助威廉。1930年，他组建了一个新的军队密码破译部门[819]，该部门后来成为了国家安全局的核心。威廉称他的新组织为信号情报部门（Sig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他为新部门雇用的前三个人都是二十出头的男性数学家：亚伯拉罕·辛科夫（Abraham Sinkov）、弗兰克·罗利特（Frank Rowlett）和所罗门·库尔贝克（Solomon Kullback）。他把这三人的桌子安排在弹药大楼三楼的相邻位置[820]，就在一扇厚重铁门后的地下室里，然后他开始用落满灰尘的书和例题训练他们。威廉递给罗利特一本德国密码学家卡西斯基（Kasiski）写的书。“你的德语怎么样？”他问罗利特。罗利特说不太好。威廉还是建议他研究一下卡西斯基的文本。这里有一本奥地利军事密码学家菲格尔（Figl）写的书，还有弗里德曼自己写的一些作品，即他在战争期间和弗里德曼夫人共同完成的“河岸出版物”。“你会说法语吗？”弗里德曼问，罗利特遗憾地表示自己不会。
一天早上，当威廉觉得三位年轻人已经准备完毕时，他把头探进地下室[821]，让他们立刻跟他一起走。三人跟着上司走下楼梯，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威廉在那里左转，走进一个看似废弃的地方，只有一扇带密码锁的钢门。他把手伸进上衣口袋，取出一张卡片，检查了上面的一系列数字，然后操纵着锁，直到锁栓松动。门打开了，门后是第二扇带锁孔的钢门。威廉从夹克里掏出一把钥匙，接着插进锁里转了转。内门打开，通向一间完全黑暗的房间。当上司站在黑暗中划火柴时，其他人在门外等着。一股烟从地下室里飘了出来。威廉找到了一根晃来晃去的灯泡电线，拉了一下后，眼前出现的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摆满了文件柜。他打开挂在墙上的三台风扇，然后转向自己年轻的员工们，一本正经地说道：“先生们，欢迎来到[822]美国黑室的秘密档案室。”
这些都是亚德利的文件。文件柜也是从他被封的部门里拿来的。为了拿到这些文件，威廉给出的理论依据是，他将证明这些文件对未来的陆军密码破译项目（尤其是关于日本的）有用。
接下来的15年内，威廉和他的三位年轻同事，以及其他人一起，将自己逼到了崩溃边缘。他们既是密码编写者又是密码破译员，努力尝试解决日本那些设计原理不明的密码机，并把他们所了解到的外国机器的弱点运用到为美国设计的新型安全机器上。这两件事在本质上异曲同工，都在于对秘密拥有绝对主宰权。
威廉首次向自己的副手们传授密码机的知识，通过挑战他们，让他们破解自己多年前就通晓的各种机器（克里哈和赫伯恩），同时在年轻的密码破译员陷入困境时给他们提供温和的暗示。接着他让他们开始研究第一台神秘莫测且尚未被破解的日本机器[823]。这台机器于1930年开始传递信息，名字叫Angooki Taipu A[824]，在日语罗马字中表示“A型密码机”，是用来传递信息的日语形式。Angooki Taipu A这个名字是密码破译员们知道该机器的唯一信息。西半球从未有人注意过这台机器，连一幅画都没有，更别说实物复制品了。私下里，威廉和他的同事们给它起了个绰号，“红”（Red）。1938年，日本人用一台更复杂的机器Angooki Taipu B[825]取代了红，这是一次重大升级，信号情报部门的密码破译员称之为“紫”（Purple）。
在纳粹德国的日本外交官用红和紫两台机器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流，这意味着解决机器问题将使信号情报部门紧密地掌握日本和德国的战略思维。为了攻击两系统中的任意一个——先是红，然后是紫——美国的密码破译员必须建立他们自己的山寨版日本机器，通过分析它们生成的混乱信息，基于有根据的猜测进行倒推。这项任务就如同从未见过手表、只能听到一段手表齿轮滴答作响的录音的人，要制作一只手表。
在试图推测外国机器形状的同时，威廉正在独立制作一台美国机器：转换器M-134[826]，以保护美国的通讯安全。这是一种具有创新设计的多转子设备。他申请了专利，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商业市场上销售。威廉拿到了这项专利，但多年来一直保密[827]，基本上剥夺了他的权利。这对威廉来说将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挫折[828]。他一边拼命赚钱，一边总是担心安全问题。
多亏了弗兰克·罗利特强有力的头脑风暴，M-134最终改良成了西格巴[829]（SIGABA）——一台拥有15个转子的巧妙装置，如同密码机中的埃及狮身人面像，被罗利特称为“步进迷宫”。该机器最多可同时转动四个转子[830]，只需按下一个键，转子便可反方向插入。陆军和海军在“二战”的每个战区分发了10060台西格巴机器[831]。罗斯福总统在位于海德公园的家中，以及在乘坐总统列车时，都是用西格巴机器进行交流的。西格巴就像是美国的恩尼格玛或者紫，只不过尚未被破解。尽管付出了极大努力，但无论是德国、意大利还是日本的密码破译员都无法将其破解。纳粹最终彻底放弃拦截西格巴发送的信息，因为他们无法读取这些信息。威廉后来自豪地写道，这台机器确保了“陆军和海军高级指挥与高层通信的绝对安全[832]”，“为战争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一个字都没跟我提过[833]。”伊丽莎白发誓。
纵观整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上半叶，威廉跟妻子透露的唯一一件跟工作有关的事就是关于日本的，仅此而已。他没有谈论过红或者紫，也没有谈论过自己的设计。
后人想知道，一对晚上同床共枕的密码学家夫妻，怎么可能不分享他们工作中充满戏剧性的细节。但事实是没有：“我丈夫对任何事情都从不、绝不开口[834]。”她必须通过观察丈夫的行为变化来猜测他的想法。他晚上一言不发地回到家，然后打开银制鼻烟壶吸了吸黑色烟灰。他几乎从不生气，只是沉默寡言。孩子们也发现了这种情况。他们注意到，有时当大家欢迎朋友和邻居来做客时，威廉会哈哈大笑着在后院的烤肉架上煎牛排，根据芭芭拉后来的回忆，他还会“热情地拥抱我”[835]。但有时他似乎会陷入神游状态，无法走到门口。早晨他在屋里来回踱步，晚上他无法入睡。凌晨3点的时候，床会摇晃起来，伊丽莎白能用余光看到他下楼去做三明治[836]。
当时威廉还没有像后来那样病入膏肓。伊丽莎白还没发现他不能下床，昏昏欲睡，浑身发抖，极度沮丧，漫不经心地谈论着自杀，在车后座上放着一根绳子。她仍然觉得威廉的痛苦“只不过是太累了[837]”，拒绝称之为精神疾病。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毕竟人们对精神疾病普遍有种耻辱感，而且治疗方法也很糟糕（没有抗抑郁药物）。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沃尔特·弗里曼（Walter Freeman）医生是纽约市著名医院的首席精神科医师，他是早期使用电击疗法的人之一，也是冰锥脑叶白质切开术[838]（Ice Pick Lobotomy）的发明者。冰锥脑叶白质切开术是一种惨无人道又毫无根据的手术，需要在病人醒着的时候，将锋利的金属棒插进病人眼球的后部，然后在眼球周围搅动，直到足够多的大脑物质变成黏性物质。如果威廉在华盛顿进行精神治疗，他很有可能会接受弗里曼医生或者他的某位学生的照料（不出所料，最终正是如此[839]）。
20世纪30年代，伊丽莎白竭尽全力在公开场合为丈夫打掩护，在私下为他撑腰，用自己的力量扶持一个似乎身体不适却没有让朋友知晓他病情的人。这一切是出于对爱人的忠诚，但也是一种更简单的自利。弗里德曼夫妇一直拒绝承认两人的职业与冒险之间存在显著区别，因为这全都脱胎于他们在河岸的丰饶岁月。当时两人紧密合作，最终结成了神圣的逃脱联盟，还有那种延续数十年的羁绊：“我的任何经历[840]都与我丈夫的经历密不可分，他在密码分析方面的才能享誉国际。”伊丽莎白曾这样写道。在这种意义上，两人的关系是共同进步的，如同大脑的共同账户。伊丽莎白不觉得她在丈夫陷入低谷时给予帮助是一种牺牲。在她看来，这就像在呵护自己手脚上的伤口一样。
多年后，伊丽莎白给芭芭拉写了一封信[841]，建议她读一本名为《不朽之妻》[842]（Immortal Wife）的小说，这算是伊丽莎白唯一一次解释二人的婚姻之路。小说讲述了19世纪一对现实中的美国夫妇杰茜和约翰·弗雷蒙的故事。约翰是一位绘制加利福尼亚荒野地图的陆军上校，而杰茜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参议员之女，两人一生风雨同舟。杰茜相信，“要成为一名贤妻[843]，女人就必须和自己的丈夫同心同德。”作为一对夫妻，他们引来了名望与争议。杰茜从约翰的探险中收集了一些零碎的日记，把它们编成丰富的故事，让美国人为之着迷。弗雷蒙夫妇赚了钱之后又赔光了。美国陆军以不服从命令的莫须有罪名对约翰进行了军事审判，这导致他精神崩溃，逐渐沦落成一个“头发斑白[844]，两颊深陷的人……他的脸饱经沧桑。”小说中一些更生动的段落描述了杰茜努力帮助约翰重拾信心的过程：
发生在约翰身上的每件事[845]都必然发生在她身上。当两个人结婚时，他们不再是单纯的自己，而是步入了一个延伸的崭新角色，婚姻中的角色……她用女性心中蕴藏的一切技巧和诡计来呵护他的健康。他们骑马的时候……活力四射的骏马在森林间穿梭，她发出一起比赛的挑战，并称赞他坐在马上的模样是如何潇洒。她坐在篝火温暖明亮的红色火焰前，把两人在一起的岁月里他最喜欢的几个小时和几段时间讲得天花乱坠，而他似乎在这些时间里占据最大的优势，让他的内心充满了她对他成就的骄傲……她扮演了一位性感女郎，穿着最美丽的长袍，用着最精致的香水，无耻地唤起了他对她的肉欲之爱，这种爱一直是两人之间一股强大而有力的力量……
威廉也告诉儿子，如果他想了解自己的父母就读读这本书，“在很多方面，这本书跟我和你妈妈的生活类似[846]。”他写道，称伊丽莎白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不可征服的精神，帮助我爬出了深不可测和痛苦万分的心理困境”。弗里德曼夫妇的故事与弗雷蒙夫妇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对美国探险家受到了来自军队的异想天开和神经化学的细微差别的威胁。就像所有好书一样，这本书让弗里德曼夫妇觉得不那么孤单了。
他们在华盛顿的日子变得与世隔绝。当两人在河岸初次相遇并坠入爱河时，秘密与探索和联系有关，是一种寻找隐藏秩序的快乐。如今这变成了一种孤独的力量。
于是他们奋起反抗。
这种反抗是私下进行的，也没有违反法律或者泄露机密。相反，他们弄清楚了如何利用密码学来接触人们，以消解密码破译工作强加给他们的隔绝感。
两人从自己的孩子身上着手，在他们七八岁时教会了他们简单的密码：A=B，B=C，C=D。芭芭拉用这种密码写了信，从露营地寄回来。“EFBS NPUIFS BOE EFBS EBEEZ……亲爱的妈妈爸爸，我们今天乘了独木舟，大约走了12或14英里。我们在一天内完成了。我划了一半的路。爱你们的，芭芭拉。”威廉和伊丽莎白回复：“XF BSF QMFBTFE……我们很高兴听到你会划独木舟了，那肯定很有趣。回家后你会惊讶地发现8月2日粉呼噜生了小猫。”
弗里德曼夫妇还跟朋友们分享密码信。每年12月，他们都会寄一张拼图形式的节日贺卡。1928年的是“旋转格栅”（Turning Grille），红色的正方形纸[847]上穿了圆孔，四条边分别是1号到4号，左边有个箭头，上面写着“旋转”。当把这个正方形另外放在一张画着9×11字母格子的纸上时，特定的字母就会从洞里显示出来：28年的圣诞祝福。顺时针旋转90度，新的字母会出现在洞里（我们用了一种最新的方法），接着转第三次（这里有张加密电报图），然后再转第四次（带给你圣诞的欢乐祝福）。另一年，威廉画了一幅画，画上有一棵树，树上挂着开心的脸和悲伤的脸，就像果实一样。“弗里德曼的许愿树”，标题写道。“单个果实有两种形式，通过向上弯曲或向下弯曲的缝隙区分。”这是用培根双字母密码写的一条信息：向弗里德曼夫妇自己的过去致敬，向他们在河岸创造的故事致敬，他们在这座伊甸园里坠入爱河，又因为学会了区分现实与错觉而被逐出伊甸园。开心的脸是密码中的a型，悲伤的脸则是b型。明文写道：“来自弗里德曼夫妇的节日问候。”
两人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游戏，组织现场解谜活动，整个20世纪30年代，这些活动在他们的社会群体中都很出名。这些“密码派对”中有些是寻宝游戏[848]，让客人们在城市间穿梭游走。伊丽莎白会递给你一个白色小信封。你把它拆开，找到一条密码。破译后的结果是一家餐馆的地址。等你到达之后，你就能吃一道沙拉，然后解决第二条密码，找到吃主菜的地方。其他派对则在弗里德曼家举行，食物都是伊丽莎白做的。一天晚上，一位腼腆的军嫂带着丈夫来到了军事路3932号，当弗里德曼夫妇给她递上一份用密码写成的菜单时着实被吓坏了。“第一道菜是用蓝色钢笔画的一系列圆点[849]，”她后来回忆道，“当派对上的‘智囊们’在研究一组圆点的数量时，我突然想到这肯定是‘蓝点’的意思——牡蛎——结果我猜对了！我已经尽了自己的一份力，从那之后我就毫无头绪了。”
另一次，伊丽莎白设计了一份菜单[850]，把其中一道菜列为“无法破译的密码”。一位客人想知道这是不是代表着“哈希”(5)，这则密码学术语指的是一串文本，被打乱一次后永远不会恢复，就像你身后一扇永远锁住的门（如今哈希被用来保护互联网中的密码）。当伊丽莎白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土豆肉末从厨房走出来时，客人十分高兴。
弗里德曼夫妇因为这些聚会受到了无数赞扬，这让威廉觉得自己看到了一次赚钱的机会：如果军队因为国家机密而不准他贩卖密码机，那他不能把同样的想法用在一款面向大众的棋盘游戏里吗？随着灵感的喷涌，他试图设计出一款密码版大富翁。密码背景的司令部军队游戏[851]由一张折叠纸板和一个红色转盘组成，玩家必须解决谜题，才能将代币从起跑线推到终点。第二个样机克里普托[852]（Kriptor）由两个象牙色的旋转圆盘组成，上面印着象形文字似的符号。玩家必须扮演“密码编写者”和“密码破译员”，同时交换秘密信息。
威廉觉得克里普托具有商业潜力，于是把它寄给了《海战棋》和《人生游戏》的制作人米尔顿·布拉德利（Milton Bradley）[853]。
在弗里德曼夫妇手中，密码好比诗歌或歌曲，是一种告诉家人朋友他们是美好的存在的方法，是一种通用的语言，是被爱的一种方式。鉴于两人的职业极其隐秘，通过这些复杂又古怪的方式与人接触，扩大而非缩小圈子，可以算是一种挑战。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间，两人最恣意妄为的行为可能是最简单不过的。
他们建了一座图书馆。
在搬到华盛顿后不久，伊丽莎白和威廉就开始收集与密写术有关的书籍和论文，包括涉及到他们自己在密码学领域研究的文件，以及没有归入机密或被锁进政府地下室的文件。他们把东西放在自家书房的书架上。这座图书馆和它的创造者一样知识渊博，充满好奇。里面有弗里德曼夫妇喜欢或厌恶的书，有他们觉得违背了密码准确性、散文优美性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书，有几个世纪前出版但仍包含相关密码知识的书，有他们喜欢但看不懂的书（詹姆斯·乔伊斯和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小说让威廉感到迷惑又沮丧[854]，他们笔下的句子错综复杂，简直跟用代码写的一样）。最有价值的一本书可以追溯到16世纪，是伽利略的竞争对手、意大利密码学家詹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Giambattista della Porta）所著的《书写中的隐秘字符》（De Furtivis Literarum Notis）。波尔塔的书有酒红色封皮[855]和拉丁文内容——这是一本1591年极其罕见的仿造1563年初版印刷的伪造品，是世界上仅有的三本之一——某一天从河岸寄来，是乔治·费边送给两人的意外之礼。伊丽莎白被这一举动打动了，因为她从未见过费边不要求回报就把任何东西送给别人。
他们其余的书都很便宜。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弗里德曼夫妇都会在二手书店里翻找十美分的宝贝。他们还会抢救别人丢弃的书。有一次，威廉在弹药大楼里和一位白发苍苍的内战老兵聊天。“有天早上[856]，我正要去上班，他走到我跟前，”威廉后来回忆道，“他低声说：‘他们今天在烧东西。’我说：‘比如什么？’然后他就给我看了这些书。”那是一套完整的联邦军密码书，是威廉从销毁中抢救出来的珍贵物品。
图书馆里最为重要的一些物品是关于未解之谜和历史谜团的书，弗里德曼夫妇觉得如果他们有时间的话，这些谜题是有可能解决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图书馆是两人梦想的档案馆，是一个通往其他轻松生活的避难所，在密写术的世界里，在学术探索和学术研究的世界里，这种生活似乎触手可及。1929年，伊丽莎白开始在美国大学读研[857]，攻读考古学硕士学位。她被几本绘有丰富插图的玛雅象形文字图书所吸引，而这些象形文字从未被破译。她有时幻想着离开海岸警卫队前往墨西哥，戴着草帽爬过玛雅遗址，画下几张素描。威廉思索着《伏尼契手稿》，这是一本来源不明的插画书，用一种纤细的循环字体写就，跟目前已知的任何语言都无法对应，并配以花卉插图。他还研究了一本关于比尔宝藏的书，据说在弗吉尼亚州的比尔县埋藏着金银铸锭。威廉曾开玩笑说，自己“断断续续地研究密码[858]，但只在赋闲在家时研究，也就是晚上、周六、周日和节假日。”
图书馆里还收集了他们自己的作品。河岸密码部的档案一直保存在费边的庄园里，所以弗里德曼夫妇没有最早的工作底稿，但这些年来，他们一直保存或复制经手的其他非机密文件。
尽管最终好的结果是弗里德曼夫妇记录了美国情报的历史，讲述了一个有关情报历史诞生的离奇故事，但两人这么做的初衷未必如此。弗里德曼夫妇建立了一座档案馆，因为最好的情报专业人员都会这么做。他们成了图书管理员。18岁的J.埃德加·胡佛在政府的第一份工作是国会图书馆职员，这并非偶然。这份工作为他“在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打下了极好的基础”[859]，他后来说道，“在那里，整理信息和证据必不可少”。联邦调查局就是一座收集人类指纹和人类行为的图书馆。伊丽莎白关于朗姆酒走私信息的30本书则是一座关于海上亡命之徒的图书馆。赫伯特·亚德利的美国黑室现在由威廉掌管，这是一座收集来自许多国家的外交阴谋的图书馆。而威廉在军队中的信号情报部门正迅速成为一座关于尚未破译的日本通讯信息的图书馆，也是一座对抗日益崛起的法西斯势力的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