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海岸警卫队首席秘密分析专家伊丽莎白·弗里德曼与一名初级 密码分析员罗伯特·戈登共同破译谜题，摄于1940年。
把灯关了吧，我能在黑暗中看得一清二楚[961]……
——Fugazi乐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不是一声枪响或者一枚炸弹，它始于一场惊天骗局，其中涉及到伊丽莎白·弗里德曼一直熟悉的元素——代码短语、无线电台和谋杀。这场骗局的罪魁祸首纳粹分子属于纳粹德国的一部分，这部分很快将会引起伊丽莎白的高度关注。
1939年8月31日下午4点[962]，在距离德国边境4英里的一座波兰小镇的一间旅馆房间里，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Alfred Naujocks）的纳粹军官往柏林打了一通电话。柏林有人接了电话，一个尖尖的声音说：“祖母逝世了[963]。”然后瑙约克斯挂断电话。他集合了自己的队伍，这支队伍由他从边境对面带来的六名特工组成。“祖母逝世了”是在晚上8点执行预定任务的信号。
这次任务是为了给德国提供一个发动战争的借口[964]。希特勒已经决定进攻波兰，夺取这个位于东边的邻国，但他不想被打上侵略者的标签，因此就需要一个借口。通过对德国军队展开模拟袭击，希特勒就能宣称他是在自卫，并混淆视听让真相变得扑朔迷离。
瑙约克斯和他的同事们的作用就在于此。他们会捏造出波兰入侵的证据。
这些人隶属于纳粹恐怖主义的主要组织——党卫军。他们是身穿黑衣的冲锋队，到1939年时人数已达25万[965]。他们的制服上佩戴着骷髅标志。作为个体，他们和其他任何大型团体无异，由各种人士组成：机会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狂热分子、学者、庸人和卑鄙骗子。然而，用历史学家海因兹·霍恩（Heinz Hhne）的话来说，作为集体的他们成了“一群被痴迷于种族纯洁性的精神变态利用的刽子手[966]”。正是党卫军建立了集中营，管理着犹太人聚居区，把犹太人和其他少数群体运进集中营的火车，然后奴役、折磨、杀害他们。这些人是达豪集中营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守卫，杀害了数百万人；这些人是机动杀人部门——特别行动队，负责给行进中的德国军队殿后，扫射抵抗者和犹太人；这些人是盖世太保，是冷酷无情的纳粹警察；这些人是纳粹的情报人员，他们暗中监视自己的德国同胞以维护他们的秩序；这些人是在其他国家从事卧底工作的间谍，正在将法西斯政权的魔爪伸向全世界。你一般不会遇到这些人，也不会理解他们。党卫军的一位领导人吹嘘该组织“被笼罩在政治侦探故事的神秘光环之中”[967]。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伊丽莎白都在试图揭开这层面纱。
8月31日这天，身处波兰的党卫军在电话中收到代码短语后一直等到日出之前，随后他们开着两辆车穿越松树林，朝着目标——一座播送政治宣传的纳粹无线电台——驶去。他们计划假扮成波兰的叛乱者接管电台，播送谴责元首的消息。他们在无线电台附近停车，遇到一名盖世太保上尉在清理他们称之为“罐装货物”的东西：一名不省人事的党卫军的囚犯。他名叫弗伦茨·霍尼欧（Franz Honiok），是一位43岁的天主教农民[968]。他在中枪后被注射了镇静剂，身穿波兰制服，脸上血迹斑斑。瑙约克斯把他抬到无线电台台阶上，丢在那里，让身中致命枪伤的弗伦茨能够溜走，然后带着小队冲进广播区，用左轮手枪指着工作人员：“举起手来！”有一名党卫军士兵会说波兰语。他抓起用于发出风暴警报的紧急麦克风。“注意，这里是格利维采市[969]，”他用波兰语喊道，假装自己是叛乱分子，“波兰人已经控制了无线电台。”他呼吁大家起义。这些人还朝天花板开枪，伪造出武装斗争的情景。
成千上万的广播听众都听到了枪声和不绝于耳的波兰语。两小时后，柏林各大无线电台开始播送“波兰袭击”的消息。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报道称，“波兰人强行闯入广播室”。当世界各地的外交官试图查明真相时，纳粹分子正在边境集结。1939年9月1日黎明[970]，也就是格利维采事件发生后的次日早晨，德国国防军挺进波兰，一次性投入42个师，总共150万兵力。此时东海岸仍是午夜时分。凌晨2点50分，罗斯福总统被电话铃声惊醒[971]。他在床边拿起话筒，听到了美国驻法大使威廉·布利特（William Bullitt）的声音。布利特从华沙带来消息：德国入侵了波兰。总统坐起身。“好吧[972]，它终于来了。但愿上帝保佑我们所有人。”然后他点了一支烟，开始打电话，把内阁官员叫醒。
当天早上晚些时候[973]，罗斯福召开了一场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会上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能置身事外吗？罗斯福表示：“我不仅衷心希望如此，而且也相
信我们能做到。”
他的发言代表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随后几天内，当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时，得知消息的美国公众终于松了一口气。欧洲将独自迎击法西斯主义。这场战争发生在大洋彼岸，和美国海岸远隔千里。美国似乎和纳粹保持着安全距离。
私下里，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却都在做最坏的打算。
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考虑纳粹直接袭击美国的可能性[974]。显然，德国本身无法发动有效侵略。因为轮船太慢，而飞机要飞越海洋、投下炸弹、返回家园，燃料又不够。
但这场争论中有个令人不安的漏洞：万一纳粹控制了南美洲怎么办？
南美洲暂时还处于中立状态，政府尚未在战争中宣布立场。目前，巴西、阿根廷、智利、巴拉圭、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都满足于向参战国出售牛肉和金属原料，同时权衡政治风向。
然而随着战争的进展，政客间达成协议，这种情况肯定会改变。希特勒已经展现出了颠覆外国政府[975]的能力。这就是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落入纳粹手中的原因。罗斯福总统相信[976]，如果纳粹主义在南美洲扎根，哪怕只是在少数几个地方扎根，都会对纽约这样的美国城市构成显著而现实的威胁。
南美洲面积很大：仅巴西一国的陆地面积就比整个美国大陆的面积还大。南美洲离美国很近：正如1940年罗斯福在国会演讲中所言[977]，“巴西的帕拉州靠近亚马孙河口，距离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市仅四个小时的飞行路程。委内瑞拉距离古巴和运河地带仅两个半小时的路程。古巴和运河地带距离墨西哥的坦皮科市约两小时十五分钟的路程。坦皮科市距离圣路易斯市、堪萨斯城和奥马哈市约两小时十五分钟的路程。”
他的思路是，一旦英国落入希特勒之手，那么纳粹船只就可以往西行驶，在南美洲建立基地，夺取其丰富的资源，用金属制造战争机器，用食物维持军队补给。然后，美国的沿海城市就会暴露在纳粹的轰炸袭击范围之内[978]。部分官员，也就是国务院的官员不同意该观点。他们认为纳粹从南美洲入侵的可能性不大，但德国迅速取得的军事胜利和元首古怪乖戾的行为导致许多人改变了他们对这种可能性的看法。
人们还有另一个合理的理由担心德国在南美洲的影响：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以移民的身份生活在那里。他们从19世纪晚期开始移民，寻找土地和工作。仅在1919年至1933年间就有14万人来到这里[979]，其中不少人是为了逃离德国低迷的经济困境，这也是纳粹崛起的导火索之一。
德国人离开了这个货币一文不值的冰冷国家，驶向另一片温暖而开阔的大陆。登上海岸时，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富足[980]”映入他们眼帘。“一切都生机勃勃——太阳、光线、色彩，”奥地利流亡人士斯蒂芬·茨威格在谈到巴西熠熠生辉的首都里约热内卢(1)时写道，“这里的阳光[981]更耀眼，这里的绿色浓厚饱满，这里的红壤土地坚实肥沃……必须与自然生长做斗争，防止其野性的力量压倒人类的努力，而不是鼓励生长。”在里约，棕榈树的绿叶在正午阳光下发出耀眼的白光，就像有放射性一样。男人们穿着白色的亚麻布衣服，这些衣服被突如其来的暴雨和雷雨浇透了。女人们光着上身在科帕卡瓦纳海滩漫步。科帕卡瓦纳宫是一座奶油色的豪华酒店，朝向海滩和瓜纳巴拉湾清澈湛蓝的海水。在1933年的好莱坞音乐剧《飞到里约》（Flying Down to Rio）中，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和金杰·罗杰斯（Ginger Rogers）在酒店的舞厅里翩翩起舞。
来到南美洲的德国人中有些决定留在里约，其他一些则进入了巴西周边的地区——森林与牛群稀少的农村土地，还有一些沿着海岸线向南流动，来到了快速发展的工业城市圣保罗市。茨威格将圣保罗市比作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因为这两座城市都是迅速崛起的：“有时候人们会觉得自己不在城市里，而是在某座庞大的建筑工地[982]上。”再往南去，大陆上的另一座伟大城市在向德国人招手：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拥有400万人口、混杂各国语言的大都市，这里有很多汽车、书店和霓虹灯，鹅卵石街道纵横交错，探戈音乐从妓院敞开的窗户[983]中流淌而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西部和南部的潘帕斯草原，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和高乔人(2)以及他们的马匹一起生活，他们在那里靠养牛和种植小麦致富。
无论德国人在南美洲的哪处定居，他们都兴办起德国学校（仅在阿根廷就有200所[984]）、德国企业、德国无线电台、德国报纸以及通往德国的交通线路。齐柏林飞艇将人员和货物从柏林运到里约，神鹰和LATI两家航空公司则将南美洲同欧洲相连。神鹰归德国人所有，LATI归意大利人所有。一位来访的美国领事报告了巴西三个州“德语《圣经》的畅销[985]”，20％的居民只说德语，以及巴西南部的部分地区被称为大德国。“德国精神[986]根植在这些移民心中，”一位德国内科医生写道，“毫无疑问，它将结出硕果，也许还会带来丰厚收获，这不仅是聚居地的福祉，也是祖国的福祉。”一位访问巴西的德国人自豪地说，“对我们来说，这里显然属于世界一角[987]。”纳粹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埃德蒙德·冯·瑟曼（Edmund von Thermann）男爵认为，德裔阿根廷人必须“完全服从[988]于祖国的野心和欲望。德国人自然指望这些繁荣的核心国家最终能推动重建一个新的德国。”
一小部分德国移民把法西斯政治带到了南美洲，在当地开办纳粹俱乐部，传唱纳粹歌曲，不过这些团体规模很小，互相孤立，是法西斯狂热中的一潭死水。南美洲对法西斯主义的同情洪流在当地居民中间奔涌而过。那是一个充斥着抗议、游行和革命幻想的时代。欧洲大陆的右翼政党和激进分子从纳粹主义中找到了灵感。巴西“整合主义”运动的拥趸举起手行纳粹礼，身穿绿色制服[989]（男性穿“绿色男式衬衫”，女性穿“绿色女式衬衫”），迈着正步穿过里约的街道。1938年，一群阿根廷年轻人涌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犹太人区，高呼反犹口号。“他们像墨索里尼那样把衣服脱到腰间，像希特勒那样留着八字胡[990]，”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当愤怒的犹太人反击时，警察就逮捕了这些犹太人。”
类似的运动在智利、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也得到了拥护者的支持，当地有权有势的官员也在火上浇油。纵观整个大陆，那些梦想自己掌权的人已经成为警察和军队的直接上司，其中不少人是从德国军官那里学到的。一群巴拉圭军官成立了一个叫作战争前线的秘密分会，组织一场极右派革命，他们的座右铭是“纪律、等级、秩序”[991]。巴拉圭的国家警察局长为纪念德国和日本的独裁者，决定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阿道夫·裕仁（Adolfo Hirohito）[992]。在阿根廷，一位总是挂着笑脸猫式笑容的年轻军事导师胡安·庇隆（Juan Perón），正在研究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领导风格，他发现其中有很多值得钦佩的地方[993]。一位阿根廷将军胡安·包蒂斯塔·莫利纳（Juan Bautista Molina）对国家社会主义表现出极大热情，甚至连纳粹大使瑟曼都觉得这“令人尴尬[994]”。
希特勒对南美洲的同情深表感激。他最亲近的是阿根廷，虽然表面上保持中立，但阿根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维护了德国的利益。1939年6月，希特勒在入侵波兰三个月前会见了阿根廷驻德国大使。历史学家理查德·麦加恩（Richard McGaha）写道，元首“知道战争即将[995]爆发”，他“隐晦地说，自己希望阿根廷保持中立，中立将成为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基础。”随后，希特勒对美国和英国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他说“美国是世界上治理得最糟糕的国家”，罗斯福想要“在控制工业和媒体的犹太人的鼓动下”发动战争，而英国是“一只纸老虎，它的舰队规模很小，空军力量又薄弱。”
元首在心中已经把南美洲纳入了纳粹的行列。如果他此时决定不入侵，那么他会在击败欧洲后吞并这块大陆。正如冯·瑟曼男爵所言：“一旦战争对德国有利，拉丁美洲就会被轻而易举[996]地统治。”这就是纳粹的态度，这意味着在南美洲不可能发生大战，不可能发生身穿可辨认制服的士兵和水手之间的战争，也不可能发生由战舰、迫击炮、飞机和炸弹组成的战争。它注定是一场语言与秘密、代码与阴谋、面具与诱惑、无线发射器与密码机之间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一切都依赖于某种看不见的能量，这种能量通过隐藏在某座不起眼住宅的农场或地板下的无线电线圈而熠熠生辉。
有一种艺术表达可以用来形容必须销声匿迹的情报活动——“暗度陈仓”。一项成功暗度陈仓的工作，没人会知道它发生过，它是没有硝烟的。而南美洲的战争就是看不见的战争。
汉堡有一所学校，纳粹党卫军情报官员在那里为这场战争训练战斗人员。男性成员被选中学习间谍技术的基础课程[997]，他们在这里学习用秘密墨水写信。党卫军发明了一种会消失的墨水，看起来就像蓝色墨水[998]，装在普通的墨水瓶里。用这种墨水写的信息几分钟后就会消失，只能用某种试剂来让字迹显现。他们学会了如何操作德国发明的“微点”相机，这种相机能将文件缩小[999]到和字母i上面的点一样小，让间谍报告得以隐藏在其他看似无害的字母中。党卫军还向他们展示了用密码书写信息的不同方法，包括一种巧妙的系统，可以利用流行小说或任何小说生成杂乱无章的文本。
在间谍活动中，这种手工技术通常比恩尼格玛这样的密码机更受欢迎，因为密码机体积庞大，难以运输，一旦被发现就更容易被定罪。一本小说却不会引发任何怀疑。常用的小说是《卿何遵命》[1000]（All This and Heaven Too），这是本关于一位法国家庭女教师被错误指控谋杀的粗制滥造之作。不幸的亨丽埃特·德斯波特能成功洗刷自己的罪名吗？还是被诡计多端的巴黎法官送进地牢？国外的德国人把鼻子贴在书上，双目圆睁，迅速地翻着书页，在单词下面画线——不，此刻他们不是纳粹间谍，他们只是被故事迷住了，想知道后事如何。
党卫军导师教学生们如何用摩尔斯电码传送文本，以及如何操作短波无线电发射器和接收器。无线电技术自朗姆酒走私盛行之日起就取得了巨大飞跃。一台中等功率的短波发射器现在可以装进手提箱[1001]里了。发射器是一个金属小盒子，里面装有真空管，盖子上贴有刻度盘，天线是一根紧紧卷在一起的长铁丝。
手持便携式发射器的新特工被指派开始为元首而战的间谍生涯。潜艇将一些间谍送到了外国海岸，还有一些使用假名的间谍从飞机上跳伞或者乘坐中立国的船。有时他们在途中会被海关检查员或警察抓住，无线电也被没收。党卫军发给所有外国间谍两种自杀式毒品[1002]，以防被逮捕。第一种是在10分钟内让人心力衰竭而死的药丸，第二种是涂抹全身后会“在两周内造成全身器官缓慢衰竭”的药粉。
如果一名间谍在无线电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抵达目的地，他就会展开天线，与祖国建立联系，用摩尔斯电码的点和线打出加密信息。摩尔斯电码是针对汉堡或柏林接收站发出的信号。有时这种方法能奏效，德国本土能收到间谍发送的信息——当时没有大气干扰，信号穿过拥挤的频率——然而，风暴和干扰经常会模糊无线电信号，因此有必要建立更强大的电台，这需要更高水平的专业知识。信号员（Funkmeister）必不可少：一位能够拼装出外国秘密无线电发射器的技术领袖、无线电奇才。这就是1941年党卫军派遣其最能干的信号员古斯塔夫·乌青格（Gustav Utzinger）[1003]前往南美洲的原因。时年26岁的他一头棕色短发，拥有化学博士学位。
伊丽莎白·弗里德曼接到的下一个任务成了她一生中最大的秘密。即使已经垂垂老矣，她也从未详细讲述过自己在1940年至1945年间所做的事。而她的工作记录，那些现在能够讲述故事来龙去脉的文件，在战后被列为机密文件，被封存了一代人的时间，直到她死后才重见天日。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伊丽莎白就自己的职业生涯发表演讲或接受采访时，她无拘无束地分享了过去的各种奇闻轶事[1004]——百万富翁乔治·费边、朗姆酒走私犯、毒品走私犯——但她完全跳过了“二战”。那几年里，据伊丽莎白所说，她消失在“一个辽阔寂静的穹顶[1005]下，如今再也无法故地重游”。
1975年，在接受丈夫的传记作者[1006]采访时，伊丽莎白似乎唯一一次简要而含糊地提到了她在战时的任务，不过她只说了几句话，文字记录就中断了。
“我做的是，”她说，“跟间谍有关的事。”
在战争中追捕纳粹间谍并非伊丽莎白的本意，这是她职业生涯中又一次“纯粹的意外”。事情总是这样发生：她把耳朵贴在地上，四处倾听，想知道世界是如何构成的。她弄清楚了怎样聆听一种新的声音。紧接着，身穿制服的男子出现在她身边，问着问题，想在她背后偷听。20年前在河岸也是如此，正如伊丽莎白曾经所言：“世界被砰的一声打开[1007]，事情开始浮现。”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当她用光亮照射美国的黑社会时，这句话不假。1940年初，当她和小组在监听站提供的截听中识别出一组新的罪恶声音时，这句话再次得到了证实。
自1930年代初以来，伊丽莎白典型工作日的基本节奏就未曾改变过。她仍在白宫附近的财政部附属大楼里的海岸警卫队办公室工作，担任密码分析小组的组长。该小组是她在1931年创立的，从那时起就一直在发展壮大。她最初招募和培训的三位初级密码破译员——罗伯特·戈登、弗农·库利及海曼·赫维茨仍在她身边[1008]，少数几名女性打字员也以后援的身份加入了小组。伊丽莎白、戈登、库利以及赫维茨经常在办公室里的一张长桌子旁共同工作，咬着铅笔末端，分析海岸警卫队监听站送来的从未减少过的成堆密文。他们身后的墙上钉着世界地图，办公室里到处是文员的打字机发出的咔嗒声。
他们能听到门外阿T们来回走动的低沉声音，还有海关人员、缉毒人员、国税局人员和海岸警卫队人员的声音。他们把额头抵在窃听文件上，伊丽莎白可能穿着一件款式简单的白色高领连衣裙，戈登则身穿西装和背心，一边咬着烟斗[1009]一边抽烟，对着一页纸皱起眉头。有时伊丽莎白站起身的动作会驱散戈登周围的烟雾，她走到架子旁翻看一篇密码学文献，或者检查她保存在那里的一台密码机[1010]，以防自己遇到的是这台机器生成的信息。她的书架上有一台恩尼格玛，是20世纪20年代免费拿到的旧版本。她还有一台克里哈，威廉曾经对这台半圆形的德国装置烂熟于心。
伊丽莎白向海岸警卫队通讯处的负责人做汇报[1011]，这位名叫约翰·法利（John Farley）的海军中将又向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做汇报。摩根索是罗斯福总统的老朋友，来自一个显赫的犹太家庭。伊丽莎白最喜欢和摩根索这样的人打交道，他彬彬有礼、富有教养、脚踏实地。不过伊丽莎白害怕接到他尽职尽责的私人秘书亨丽埃塔·克洛茨（Henrietta Klotz）的电话[1012]，她习惯在16时28分或16时29分给伊丽莎白的办公室打电话，在16时30分下班之前的一两分钟下达伊丽莎白称之为“火烧眉毛又不留余地的命令”，要求伊丽莎白和她的小组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一些难题。摩根索通常会在次日打电话给伊丽莎白，一边腼腆地道歉，一边修改克洛茨下达的命令。
摩根索需要伊丽莎白保持心情愉快，目前他得靠伊丽莎白来履行部门的战时职能。走私不再和过去一样了——战争破坏了毒品网络，让这一行当变得凶险万分——所以伊丽莎白的密码分析小组将注意力转向了英国和德国的船只。美国财政部负责执行美国的中立法律(3)，因此美国东海岸的外国船需要受到监控，以防任何可能引发外交争议的违法行为。1938年，在摩根索的要求下，伊丽莎白的部门开始分析[1013]英国巡洋舰和德国商船的无线电信息。纳粹上尉试图检验美国中立的底线，但被伊丽莎白破译了代码，引发了紧张的对峙。1939年12月，一艘悬挂纳粹标志的德国货船可疑地驶近佛罗里达海岸，被美国陆军飞机和附近的英国巡洋舰“猎户座号”追击。伊丽莎白破译了德国船长惊慌失措发往本土的信息，这是“二战”时在美国水域发生的第一次枪战[1014]：
尝试进入美国大沼泽地或迈阿密市的港口
代码被破译
巡洋舰再次调整了枪炮[1015]，它在逃跑[1016]
缓缓向前行驶
巡洋舰的名字是“猎户座号”[1017]
三架美国军队的飞机[1018]在我们上空盘旋
“一场激动人心、不分昼夜的冒险[1019]。”伊丽莎白后来谈到这些情节时说道。然而还有一项更艰巨的任务在等着她。
在为财政部高层监视这些无线电信号，解决交给自己的难题的同时，伊丽莎白开始察觉到这些信息的新含义。1940年1月，希特勒准备入侵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同时数十份神秘的加密文本突然之间堆积在伊丽莎白的办公室里，显然是由几个未注册的、不同的无线电台发送的，都被美国的监听站截获。
起初，这些信息看起来和她之前破译的数千条走私信息类似，都使用同样的呼号[1020]和相似的频率。但在一段短暂的疑惑后，伊丽莎白意识到这些信息根本就不是走私犯发送的。明文用德语写成，其中包含了有关美国和英国船的航线以及美国工厂生产能力的敏感信息。根据定位[1021]，这些信号来自墨西哥、南美洲和美国境内的未知无线电台。
真相很快水落石出，这些站点是纳粹间谍建立的，目的是给他们在德国的上司传递敏感信息，以光速传输和接收构成加密文本的点与线。两个交换无线信号的站点组成一个“电路”，每个电路都由不同的密码保护着，在读取信息之前必须破译这些密码。
这些秘密电路本应看不见摸不着，而伊丽莎白的目标就是把它们从黑暗中揪出来，同时保持自己隐身——这是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她深知，一旦间谍发现她在破译他们的代码，读取他们的信息，他们就会转而使用更安全的代码。破译新代码可能需要花上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而她在此之前就没法知道这些间谍在说什么了。正如威廉曾说的那样，使用已破译代码发送信息的间谍是“会下金蛋的鹅[1022]”。如果你想一直收到金蛋，就不能惊动鹅。
出于这一原因，伊丽莎白的密码分析部门“可能比其他‘密码破译’组织更隐秘，”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战后这样总结道，“因为它处理的是反间谍活动。”反间谍，反情报——这些正式术语用于形容伊丽莎白即将开展的工作。她作为美国的眼睛和耳朵，在无形的法西斯间谍世界揪出外国间谍。如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有不少部门在执行反外国间谍的活动，美国专业人员组成的小组每天都在试图监视俄罗斯和中国间谍的活动。但在1940年，以上这些几乎全都不存在，伊丽莎白每天都必须极其谨慎地采取行动。她要让纳粹目标人物对她的存在一无所知，这至关重要。
前几批鸡蛋顺利地落进了她的篮子里。1940年，当伊丽莎白开始分析秘密线路的时候，她意识到间谍依赖的是不同种类的手动密码，即各种各样经过证实的可靠方法。其中有些是朗姆酒走私时期熟悉的系统，诸如ABC代码和ACME代码之类的商业代码的掺杂产物[1023]。这些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其中一条线路的密钥是3141592，数学常数π的前7位数字。伊丽莎白称这条电路为“派线路[1024]”。有时德国人在开始发送消息时就会发出密钥，由三四个字母而非五个字母构成。这表明这些字母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且还透露[1025]出它们是密钥。
当遇到一个不熟悉的系统，而发信人又没有“提供用来入手的楔子[1026]”时，伊丽莎白和她的队友们就会试图从一些微小简单的地方着手。例如，如果他们通过例行检查确定自己处理的是换位系统，发现字母互相混合而非互相置换，那他们会在信息中寻找常用的德语单词[1027]，比如zwo，即“二”。这个词对密码破译大有用处，因为它包含两个低频字母z和w，这让它更加显眼。（信息中的数字单词经常被拼写出来，以消除由于无线电干扰而丢失的字母可能造成的混淆。）另一种经常派上用场的技术是把几条信息依次叠加，创建出文本“深度”，而非一次分析单条信息，从而更易识别出模式：
1 E A W I Z T Z N X O
2 I E U R Y R X F E H
3 U I U H Z F E N N X
伊丽莎白能在这里看到第一行的颠倒字母顺序[1028]构成的变位词，就像拼字游戏一样拼出了单词zwo：
1 Z W O
2 X U H
3 E U X
现在两列的顺序不同了，新的顺序给了伊丽莎白一条有关潜在密码结构的线索，使她得以破译该密码。
从本质上说，伊丽莎白的目标是看着这些堆积如山的毫无意义的东西，用分散的小步骤画出一条上山的路线，每一步都仿佛是某一种游戏——不完全像孩子的游戏，但也不是完全和孩子的游戏不同。随着时间推移，游戏变得越来越复杂，海岸警卫队的密码破译员也在与时俱进。
几组纳粹间谍正在使用一种书籍密码，该密码类似于伊丽莎白和威廉很久之前研究过的，但加入了新的转折。例如，1940年1月1日，她第一次从连接墨西哥和德国瑙恩无线电塔的无线电线路上截获到了信息。这些信息仅包含字母表中的11个字母[1029]：N，R，H，A，D，K，U，C，W，E和L。其中一条信息的开头如下：
UHHNR LNDAL NURND WCNCK NRHLN DNRAN CHNDR UNDEN
凭借直觉和经验，伊丽莎白迅速做出了一些假设。N是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母。她猜测该字母被用作“单词分隔符”——空格键。她还猜测，由于信息中只包含11个字母，其中一个是空格，所以这些字母肯定代表0到9的数字。但哪个字母代表哪个数字呢？如果她没猜错，间谍们可能会用一个关键词来确定这一点。伊丽莎白和同事们试图通过分析11个字母来找出关键词：
WACKELND RUH
WAHL DRUCKEN
ACH RUND WELK
DA LUNCH WERK
DURCHWALKEN[1030]
找到了：Durchwalken，一个德国口语，意思是“好好打一顿”。这可能就是密钥：
D U R C H W A L K E N
1 2 3 4 5 6 7 8 9 0 –
现在，伊丽莎白能够将每条信息中的字母转换成数字，使用N作为分隔符：
UHHNR LNDAL NURND WCNCK NRHLN DNRAN CHNDR UNDEN
255-3 8-178 -23-1 6 4-4 9 -358- 1-37- 45-13 2-10-
将这些数字清理完成后就变成了：
255-38 178-23 164-49 358-1 37-45 132-10
在伊丽莎白看来，这看起来像是书籍密码。这些数字可能与间谍拥有的某本书中的地点相对应。在将几条信息中的字母转换成数字后，她发现有些数字组合出现的频率比其他组合高：1-1，132-10，343-2和65-12。海岸警卫队的密码破译员在这些频繁出现的密码组合下画了线，“经过一些小小的试验，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1031]”：
柏林（BERLIN）和不来梅（BREMEN），两座德国城市。（在某些情况下，像R这样的字母会与一些不同的数字组合相连接。）这些频繁出现的字母给了伊丽莎白一个入手点。当她成功地破译完整的代码时，伊丽莎白辨认出了两位在墨西哥活动的已知纳粹特工的名字，马克斯和格伦。这两人会出现在以后的其他信息中，与美国和南美洲的特工相关。这两位纳粹间谍向柏林报告了美国和英国船只的动向，导致这些船很容易遭到德国潜艇的攻击。
伊丽莎白在无须翻阅所用书籍的情况下破译了他们的书籍密码，并用同样的方式破译了使用其他书籍的信息[1032]：《圣米歇尔的故事》（The Story of San Michele），一位瑞典医生的回忆录；《梦想生活》（Soar la vida），一位墨西哥女法西斯写的间谍故事；《上帝之仆》（O servo de Deus），一本葡萄牙语小说。一位纳粹间谍提议使用1936年出版的小说《飘》[1033]，他请求柏林方面找到一份副本。柏林回复说，在德国买不到《飘》，需要另选一本书。
伊丽莎白发现，好几位纳粹特工用的是浪漫小说《卿何遵命》的副本，通过一个复杂的过程[1034]生成充满混乱的字母而非数字的信息。每位间谍都分配到了唯一的身份号码，比如7。为了加密一条信息，间谍会取当天的日期，将日期和月份添加到自己的身份号码中（对于1月10日的信息，他会添加1 + 10 +7=18），然后翻到小说的对应页（第18页）。第一行的第一个单词就成了当天关键字的一部分——该密钥根据一种类似拼字法的方法，把明文单词转换成无意义的词段，这种方法将字母堆叠成列，然后打乱。密钥的其余部分是从该页没有缩进的一行中的第一组字母里选取的。
为了破译这些信息，伊丽莎白首先必须推断出这些特定的间谍选择了《卿何遵命》这本书。为此，她经历了与1917年她和威廉运用倒推法破译印度信息相同的过程。之后她自己也买了一本《卿何遵命》，放在海岸警卫队的办公桌上，这样她很容易就能整理出用这些系统发送的任何新信息。伊丽莎白一边翻阅小说，一边用红色铅笔画出或圈出每天的密钥。以下是她在第15页的标记，小说里这段讲的是，虚构的女主人公正在斟酌是否要去一个脾气暴躁的巴黎家庭当家庭教师[1035]，并搬进他们家里：
Yet she did not dread the thought of entering it. The difficulties
t presented would at least be stimulating.One would not
erish of boredom in a place where charges of gunpowder might
urk in unexpected corners to explode without warning. She felt
ddly exhilarated-almost，she thought，as if she were about to
tep upon a lighted stage filled with unknown players，to act a
ole she had had no chance to rehearse beforehand. She must find
he cues for herself and rely on her own resourcefulness to speak
he right lines. Henriette Desportes’s heart under the plain gray
（然而，想到要走进这扇门，她却并不害怕。这件事带来的困难至少能振奋人心。在一个火药可能潜伏在意想不到的角落，毫无预兆地爆炸的地方，人们不会无聊至死。她感到异常兴奋——她想，仿佛自己就要踏上一个灯火通明的舞台，台上站满了不知名的演员，而她要扮演一个事先没有机会排练的角色。她必须为自己找到提示，依靠自己的足智多谋，说出正确的台词。亨丽埃特·德斯波特的心在单调的灰色之下……）
伊丽莎白把密钥中的字母水平地写在一张方格纸上，填充进德语明文里。
与打击走私时期相比，伊丽莎白基本的解谜方式并未改变，这种方法仍然有效：用铅笔和白纸试错、推演和试验，用手掌轻轻一挥，橡皮屑的颗粒就无影无踪了。她的废纸看起来仍然和人们在周日早茶时做报纸谜题页留下的废纸一样。她不写方程，只写数字和字母，这些数字和字母以行、列、正方形、矩形以及更奇特的形状排列在一起。这种方法对她很有效，因为在过去的25年间，伊丽莎白遇到了成千上万条信息，她已经解决了很多不同的谜题，所以她知道如何找到捷径以及如何识别文本中的模式，仿佛有标志在告诉她下一步该怎么做。从该意义上来说，她是一种人形计算机。时至今日，如果你想让计算机识别出特定模式，可以通过“机器学习”的过程训练它。例如，如何让计算机识别出云的图片？你给它输入很多图片，告诉它，基本上，这是云，而这不是云。在计算机获得足够的“训练数据”后，它就能在看到新图像后进行运算，然后得出结论，这几乎肯定是云。到1940年，伊丽莎白脑中积累的关于代码和密码的训练数据，可能已经比地球上其他任何大脑都多了。她见识了那么多该死的云，这就是为什么她能针对谜题做出启发性的猜测。她也许没有在写方程式，但她在用数学的方式思考。
这也是1940年，当伊丽莎白第一次面对德国恩尼格玛机器生成的信息时，没有望而生畏的原因。
恩尼格玛是一种直截了当地表达想法的邪恶设备。简言之，它是个能生成多字母密码的盒子。还记得八岁的芭芭拉·弗里德曼在夏令营寄给父母的秘密信息吗？A=B，B=C，C=D，这是一种单字母替换密码。一张密码字母表加密了整条信息。恩尼格玛是多字母而非单字母构成的，每条消息都使用多张密码字母表。
多字母密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当时人们能够借助预先印好的字母格或滑动纸带手工书写密码。不同的是，恩尼格玛使用了三个或更多个与电线连接的旋转字母盘。轮盘装在盒子里，盒子外有一块打字机键盘，键盘按照熟悉的顺序排列，以Q W E R T Z U I O开始。键盘上方是“灯板”，上面有26个按照相同顺序排列的字母。当写密码的人按下一个键，比如Q，一个不同的字母，可能是Z，就会在灯板上发光——这就是密码字母，由一个小电池供电的灯泡点亮。之后，信息的接收者操作自己配置相同的恩尼格玛，键入Z，然后Q会发光，以此类推逐个字母地破译信息。
每按一个键就形成了一条电路，接着恩尼格玛通过右边的轮盘将其向前移动一个字母。一旦轮盘跨过所有字母，它就会在中间的轮盘上移动一个字母，然后是左边的轮盘。这种运动和汽车里程表的运行类似——行驶9英里后，右边的数字翻到0，左边的数字翻到1——这产生了一种看似随机的、不重复的序列，其中包含16900个密码字母，之后三个轮盘将回到初始位置。
至关重要的是，没有字母可以加密自身。就算你按下j键一百万次，你也永远不会看到j在灯板上亮起来。
虽然这是机器的已知局限性，但与恩尼格玛的灵活性相比，这个局限显得无足轻重。轮盘可以按照不同的顺序排列（1-3-2，或者2-3-1），上面的字母表可以设置在不同的起始位置，同时通过盒子上的小窗口可以看到每个轮盘的起始字母，这是另一个变量。变量的选择还包括机器的密钥——该起始配置用于加密特定日期、星期或月份的所有信息，取决于密钥更改的频率。
可能存在多少种密钥？根据恩尼格玛型号的不同，密钥数量可能高达753，506，019，827，465，601，628，054，269，182，006，024，455，361，232，867，996，259，038，139，284，671，620，842，209，198，855，035，390，656，499，576，744，406，240，169，347，894，791，372，800，000，000，000，000种[1036]。
其中每个密钥在重复之前都会产生由16900个字母组成的独一无二的组合。
这一切似乎使得密码破译员的工作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太多需要理解的可能性，以及关于这些可能性的可能性，还有关于这些可能性的可能性的可能性。显然，必须找到捷径才行。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找到捷径破解恩尼格玛是盟军情报机构面临的最大问题。在波兰数学家对该装置进行了一些早期突破后，德国人不断改变它的设计和使用方式，因此恩尼格玛之战正在上演，这是一场密码界的军备竞赛。起初，这台笨重的机器重达100磅，但后来的版本变得愈发轻便小巧。1926年，德国海军首次采用了恩尼格玛[1037]，把它安装在了船和潜艇上，接下来军方的其他分支、大使馆和情报机构也纷纷仿效。1936年，纳粹禁止了恩尼格玛的全部商业销售，并开始秘密改进机器，增加了额外的部件和微妙之处，企图让恩尼格玛密码百分之百牢不可破。不同的纳粹组织还研发了他们自己的机器变种。德国对敌人隐瞒了这些变化，仿佛恩尼格玛是潜艇或炸弹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