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的一天[1070]，在威廉·弗里德曼的军队密码破译部门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小组中的两位女性密码破译员之一吉纳维芙·格罗特简（Genevieve Grotjan）站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告诉大家她可能发现了什么。
大家叫她吉恩[1071]。28岁的她沉默寡言，戴着一副无框眼镜。她有统计学背景，后来在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大学担任数学教授[1072]。
吉恩·格罗特简花了数小时、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一直在观察从“紫”那里截获的未经加工的信息，现在，她把大家叫了过来。小组成员们未能看透源源不断送入弹药大楼的截获信息中混乱的日文文本。但格罗特简觉得自己注意到了两种被大家忽略的模式——微妙的重复循环[1073]，文本中的字母循环，就像海岸警卫队在恩尼格玛信息中发现的一样。威廉的副手之一弗兰克·罗利特过来看了看格罗特简的工作表。然后，他看着她。他感觉到她的眼睛透过镜片闪闪发光[1074]，同时她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其他人开始挤在桌子周围。罗利特激动得跳了起来。
“找到了！”他大喊，“找到了！吉恩找到了我们一直在找的东西！”另一个人突然跳起了滑稽的舞步。他举起手臂摆出胜利的姿势。“哈哈！”
格罗特简是个谦虚的人。“也许我只是走运而已[1075]，”她后来在国家安全局的口述历史中说道，比起其他工作人员“我可能更有耐心”。她并没有像罗利特那样欣喜若狂，因为“我认为这只是一系列步骤中的一小步”。
威廉·弗里德曼听到了骚动，从旁边自己的办公室出来，拖着步子走进房间问道：“这声音是怎么回事？”
罗利特给上司看了吉恩的工作表，威廉在几秒钟内就同意[1076]他们在代码中找到了一条散开的线头。虽然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但很显然，一旦拉起线头，小组就能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复原每天的密钥，持续读取日文信息。
大家因这一发现兴奋得雀跃大笑，弗里德曼则似乎有点伤心。“他突然间看上去很累[1077]，”罗利特后来回忆说，“他的双手撑在桌边，身体前倾，重心靠在上面。”罗利特知道弗里德曼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连续数周、数月、数年每天工作16个小时。年轻人为上司拉开一把椅子让他坐下，弗里德曼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所有人都看着他，等待他的反应。他转向密码破译员们。“这台机器的复原[1078]将成为密码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用一种正式而遥远的嗓音说道，接着便走出了房间。
在密码破译领域，获得的成就越大就必须越低调。任何消息都可能泄露给敌人，导致他们更换新的代码系统，这就摧毁了破译的价值。于是英雄们短暂而秘密地庆祝了一下。有人去买了可乐[1079]。
几分钟后，这群人散开了，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1080]，探索他们刚刚解锁的全新文本领域——除了罗利特，他去找了弗里德曼。这位年轻人还在发抖，体内还充斥着肾上腺素，需要某种宣泄。上司的无动于衷把他搞糊涂了。罗利特在办公室里找到了弗里德曼，他“坐在办公桌前，研究着自己在便笺簿上写的一些笔记。当我走进房间时，他静静地坐着，只是疑惑地看着我。”
在接下来的数小时和数天内，破译小组一直在给代码中的细微裂缝施加压力，直到它四分五裂，显示出明文的蛛丝马迹。1940年9月25日[1081]，在格罗特简找到玄机后的五天，破译小组得出了他们的第一条完整解密信息。这是个重要时刻。威廉和其他密码破译员没见过日本的机器，没摸过它，也从未见过关于这台机器的图画、专利插图或照片。然而，他们现在明白了它的工作方式，以及如何为一组给定消息复原每日密钥。以前人们也曾倒推破解过密码机和密码装置，但“紫”的复杂程度前无古人[1082]。如今，研究密码学的历史学家相信，就纯粹而令人汗流浃背的光辉而言，破解“紫”是一项壮举[1083]，和艾伦·图灵关于如何组织针对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的成功攻击这一成就难分伯仲。
威廉和同事调整了他们的山寨版“紫”，这台机器是他们用来协助读取日本信息的。他们一调整好机器，就向部队指挥官进行演示[1084]，打出了一份密文样本，然后在他的注视下破译。一页崭新的明文慢慢地从机器里钻了出来，长官抓过它看了几秒钟，脸上浮现出笑容，祝贺这些密码破译员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然后他跑去找自己的指挥官约瑟夫·莫博涅，也就是威廉的老朋友。当两人一起折返时，之前的那位官员指着机器对莫博涅说：“昨晚你们的魔术师[1085]完成了日本新密码机的重建工作。”同时密码破译员给莫博涅重新演示了一遍，“天哪[1086]，这简直称得上完美！”莫博涅说。
你们的魔术师。确实如此，看起来就像魔术一样。
“魔术”（MAGIC）成为这些日文破译信息的绝密绰号，因为这些惊人的秘密源泉会在整个战争中源源不断地涌出，关于日本战略和纳粹战术的秘密会在日本的加密路线中流动，被美国陆军（后来美国海军也加入，并且破译了日本的海军密码）破译，使盟军的计划者得以针对他们的敌人进行打击。最初的几条破译信息变成了20条、100条、1000条，通过权力走廊直接从威廉的部队向上传递。“魔术”令所有接触过它的人神魂颠倒。人们睁大眼睛阅读每日的“魔术摘要[1087]”，他们不太相信自己读的是日本帝国的真话和命令。这简直美好得让人难以置信。总统读过“魔术”的破译信息，陆军参谋长乔治·C. 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和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也读过，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最终也读过。他坚持要让“魔术”的破译信息保持原汁原味[1088]，因此将军们给他看的不是摘要。
在中途岛战役和其他决定性的海战中，“魔术”直接导致炸弹落在了日本帝国的战舰上。这造成数十万日本人死亡，而且拯救了不计其数的盟军性命。“魔术”改变了战争。这也是战争的一大秘密，正如破译恩尼格玛密码的程序“超级”。这些都是巨大的军事优势，敌人对此一无所知，更别说提高警惕，切断情报来源了。这种优势“哪怕露出了一丝马脚，就会在几乎一瞬间内被抹杀殆尽[1089]”，乔治·马歇尔后来在一封机密信中写道，信中提到了“魔术”在对日太平洋战争中的价值：
珊瑚海海战是基于破译信息展开的。因此，我们的几艘船都出现在了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此外，我们还能集中有限的力量在中途岛对付他们的进攻，否则他们肯定会跑到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去。我们充分了解他们在那次进攻中的兵力，也了解针对阿留申群岛布置的兵力，他们最终在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登陆。太平洋地区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我们从日本部署中所获信息的指导。我们知道他们各种守备部队的兵力，他们的口粮，以及他们能获得的其他物资。最重要的是，我们检查了他们舰队和车队的动向。
在“紫”上取得的胜利是威廉最后一次作为核心密码破译员的欢呼，这是他最后一次挑战死亡的攀登。从现在开始，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威廉将作为密码机的发明者和情报机构的设计师为美国服务（并最终成为了这些机构的批评者）。他已经到达了巅峰，但伊丽莎白还在向上爬，她没能看到位于两座塔楼之间并开始下山的威廉。她没能跟他分享这次胜利，因为就在威廉和他的小组破解“紫”的这一天，这个历史性的成就耗尽了他那疲惫不堪的大脑，以及他在与自己的意中人共同探索的意外生活中所学到的一切。当威廉回家时，他对此只字未提。在伊丽莎白看来，他看起来跟其他晚上别无二致。他打了招呼[1090]，然后问晚饭吃什么。
当月，德国展开了对伦敦的猛烈空袭，也就是闪电战。1940年9月7日下午5点多，一千架德国飞机出现在伦敦上空。那是个晴朗蔚蓝的下午。战斗机和轰炸机排成纵队。它们的机鼻和机尾呈明黄色。黑色的轰炸机把目光投向了泰晤士河沿岸的工业设施。炸弹摧毁了工厂，冲击波和冒出的油烟向四周扩散[1091]。英国的喷火战斗机在追赶德国飞机。“天空中似乎全是德国飞机[1092]，”一位英国飞行员后来说，“它们层层堆积，达数千英尺厚，平稳飞行，沿着地平线上下起伏。‘哦，天哪，’我心想，‘天哪，天哪……’”
针对伦敦的轰炸持续了整整六天。警报声，避难所，夜间停电。在1940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轴心国变得愈发大胆。日本入侵越南，扩张其在东亚的帝国。纳粹没收了犹太家庭的私人收音机和电话[1093]，用带刺铁丝网封锁了华沙的犹太人聚居区，四十万成年人和儿童被困，其中大部分是波兰犹太人。
美国不想参战，两个主要政党仍然支持中立。航空先驱查尔斯·林德伯格在流行广播的演讲中表示，和德国打仗既愚蠢又虚伪。他说，美国没有资格[1094]指责纳粹的侵略和野蛮，因为美国自己有时候也很野蛮。之后他表示，美国的犹太人是“对本国的威胁[1095]”，因为他们“在我们的电影、媒体、广播和政府中拥有所有权和影响力”。林德伯格成为了反战组织——美国优先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的代言人和支持者。伍德罗·威尔逊的竞选口号“美国优先”在20世纪20年代被三K党采用。不到一年，美国优先委员会就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了集会。
欧洲战争的恶化，加上美国不愿参战，即将把伊丽莎白拖进斗志昂扬、精明能干的英国间谍们建造的一条轨道。英国人心惶惶。他们知道自己缺乏与纳粹展开持久战的财力、人力和武器，他们需要美国加入战争。英国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1940年初夏，背负秘密任务的英国军官开始抵达[1096]美国。有些人去了华盛顿，在大使馆的鸡尾酒会上和晚宴上四处走动，像一群寻欢作乐的开朗年轻人一样满世界找人。另外一些人则在纽约的核心地带工作——第五大道的一座摩天大楼里，洛克菲勒中心的35和36层[1097]。其中包括英俊的中尉伊恩·弗莱明[1098]（Ian Fleming），他有一双蓝色的眼睛，穿着时髦的蓝色海军制服；还有23岁的罗尔德·达尔[1099]（Roald Dahl），一位玉树临风的皇家空军飞行员，长得有点像加里·库珀(1)。这两个人战后都成为了著名的小说作家。弗莱明创造了詹姆斯·邦德的形象，达尔则写了几本儿童读物，分别关于巧克力工厂、齐柏林飞艇大小的飞行桃子和智胜邪恶人类的狐狸。不过，弗莱明和达尔目前暂时只是间谍。达尔是个特别优秀的间谍。他在华盛顿勾引女演员和女继承人[1100]，在床上收集八卦消息，还迷住了总统和第一夫人，成了他们在纽约海德公园家中的常客。在那里，他们与这位年轻的飞行员畅所欲言，使后者难以自持：“我竭尽全力表现得镇定[1101]又健谈，”他后来写道，“实际上当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正在告诉我这些惊天秘密时，我在发抖。”
他们称自己的组织为“英国安全协会”（British Security Co-ordination），这是个为了躲避审查故意取的无聊名字。英国安全协会实际上是有史以来最奇妙的男女搭配协会之一。它拥有1000名成员，成员们致力于同一个目标：终结美国的孤立主义，通过任何必要方式将美国推向战争。英国安全协会的一名新成员被告知，“我要说的是[1102]，如果你加入了我们，就不能害怕造假，也不能害怕谋杀。”英国安全协会通过与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等专栏作家的关系，在美国媒体中植入反纳粹信息[1103]，其中一些是假信息。英国安全协会在孤立主义政客的集会上举行抗议活动[1104]，并揭露他们的黑历史。它还利用性来窃取信息，派出美艳的女间谍[1105]去勾引敌方外交官并窃取文件。英国安全协会还希望运用英国的广播专业技术，抓捕在西半球[1106]活动的敌方间谍，这使其与强大的美国人产生了正面冲突，后者已经征服了该领域，并不急着退出。
初期，英国人试图与J. 埃德加·胡佛达成协议。1941年6月的一天[1107]，伊恩·弗莱明和他的上司去了联邦调查局总部，在位于角落的办公室和胡佛见了面。从窗口可以看到国会大厦的白色圆顶，就在国家档案馆（政府档案的中央仓库）后面的一组石柱后面。弗莱明和他的同事解释道，他们希望与国家安全局合作，分享有关纳粹威胁的情报。胡佛礼貌地听着，用弗莱明的话来说，他是“一位目光迟钝、嘴巴紧闭的矮胖神秘人”[1108]。胡佛说自己爱莫能助，因为美国的中立规定禁止他向任何参战国提供援助。
这是事实，但也是个空洞的借口。胡佛不想让英国人在美国行动，因为他视英国人为联邦调查局的对手。英国人一点都不关心这个问题。他们需要一家友好的美国间谍机构作为合作伙伴，如果胡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愿成为这样的机构，那他们就会再找另一家，即使他们不得不从零开始。他们也是这么做的。他们播下的种子最终长成了中央情报局。英国人私下和美国官员表示，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效率太低下了。联邦调查局“据我们所知，对进攻性情报毫无概念[1109]，”埃迪·黑斯廷斯上尉（Eddie Hastings）写道，这位退役的皇家海军军官目前在华盛顿为英国安全协会工作。据黑斯廷斯所言，美国需要一家新的机构，能够在外国开展“进攻性的”间谍活动。1941年7月，罗斯福[1110]建立了情报协调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这是一个隶属于白宫的全新民间情报组织。次年，情报协调办公室更名为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也就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这就是中情局的起源——J. 埃德加·胡佛让英国人见鬼去，但英国人不以为然。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英国人开始向伊丽莎白·弗里德曼示好。
英国已经有了一家成熟的无线电情报机构——无线电安全部门（Radio Security Service），该机构擅长截获无线电。不过由于地理原因，英国的监听站无法听到来自全球部分地区的信号。英国安全协会的人想要拿到所有被截获和破译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恰好在美国人手里。同时他们意识到，当涉及到无线电情报和核心密码破译时，美国最应该去的地方是海岸警卫队。和联邦调查局不同，伊丽莎白的部门可以从自己的监听站截获信息，在英国人看来，这个密码分析部门“比联邦调查局的同行强得多[1111]”，因为海岸警卫队的密码破译员花了十年时间在走私犯身上锻炼自己的能力，而走私犯的网络看起来很像纳粹的间谍网络。“整个朗姆酒走私系统好比德国间谍网络的缩影[1112]，”英国安全协会的历史学家后来写道，“因此，在战争爆发时，海岸警卫队已经对非法无线电操作者的诡计烂熟于心。”
英国安全协会派了几个人去华盛顿拜访伊丽莎白，讨论西半球纳粹间谍的问题。他们很快就打成了一片。这些人在无线电情报方面有相当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尤其是一位名叫F. J. M. 斯特拉顿（F. J. M. Stratton）的上校[1113]，他身材魁梧、面色红润，在战前教过天文学，专门研究超新星。超新星是一种遥远的爆炸恒星，在斯特拉顿拍摄的底片上显示为突如其来又令人费解的光球。在此之前，他在“一战”的英国陆军无线电部队服役。尽管每晚只睡四个小时，但他被视为战壕里最快乐的人，战友们称他为“小胖”，因为他是个乐呵呵的大块头。伊丽莎白觉得他长得像圣诞老人[1114]。
当斯特拉顿和伊丽莎白第一次谈话时，两人意识到如果把他们的资源和知识合二为一，对付单枪匹马的纳粹间谍的胜算将大大提高。英国在欧洲各地运营的无线电岗位拥有1500名秘密听众[1115]，其中不少是志愿爱好者，而这些电台截获的信息将填补海岸警卫队和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拦截缺口，反之亦然。当英国人听不到的时候，海岸警卫队可以听到，而当海岸警卫队听不到的时候，英国人可以听到。
除此之外，斯特拉顿还和布莱切利园维持着深厚的关系。那里已经具备了大规模的密码破译行动，一些分析员专注于纳粹间谍的代码。也许共享知识是有道理的。
如今，在J. 埃德加·胡佛的要求下，伊丽莎白和她的海岸警卫队密码破译员也开始直接与联邦调查局合作。他需要关于几个不同的未知代码系统的帮助[1116]，伊丽莎白照做了。她发现联邦调查局感兴趣的一些间谍用的是书籍密码，其他一些则依赖于“旋转格栅[1117]”，就像弗里德曼夫妇在他们家的圣诞卡上画的那种。间谍们按照特定规则，在一张特定大小的纸上打孔，并在孔里写上字母。伊丽莎白必须进行五到六次独立的演绎跳跃，才能跳出这些规则，仅利用信息本身的线索确定纸张的确切形状。
伊丽莎白不光帮联邦调查局破译了密码，还为阿G们制作了特殊设备和工具[1118]，这样他们就能靠自己轻易地破译未来拦截的信息了。例如，当她破译了一条书籍密码时，她把书名和描述告诉联邦调查局，而当她破译了格栅系统时，她为联邦调查局的技术实验室制作了格栅。换句话说，联邦调查局能够独立破译信息，全靠伊丽莎白告诉了技术实验室破译方法——管理这座实验室的阿G就是她1940年亲自训练的。
伊丽莎白用最快的速度破译了这些独立的谜题，并沉浸在棘手的细节中。与此同时，这一切背后更大的目标——阻止法西斯主义者占领南美——仍然是美国政府最高层心中的困扰。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在白宫外交厅发表了一场“炉边谈话”广播演讲[1119]，他认为美国是时候重新思考自己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了。如果美国帮了法西斯主义的忙，指望法西斯主义放过美国是徒劳的。恰恰相反，美国必须成为“民主的军火库”，成为保卫和传播自由的力量。在时长36分56秒[1120]的演讲中，罗斯福两次提到南美洲，十次使用半球这个词。他说：“任何一个南美洲国家，一旦落入纳粹手中就会成为德国攻击西半球其他任何共和国的起点。”在没有涉及具体细节的情况下，罗斯福提到了轴心国的“秘密使者”，正如伊丽莎白追踪的那些法西斯间谍。“这种摧毁、破坏和腐蚀其他许多人的邪恶力量已经在我们的国门之内。你们的政府十分了解他们，并且每天都在搜寻他们。”
希特勒回应说[1121]，英国将很快跟其他所有“民主战犯”一起被摧毁，并承诺纳粹将在1941年第一个月内迅速取得胜利。除夕之夜，伦敦人走上一条漆黑的街道[1122]，越过烧焦的建筑残骸，唱起了《友谊地久天长》。
四天后，也就是1941年1月4日[1123]，伊丽莎白听到了这一消息。她匆忙赶往华盛顿北部的沃尔特·里德综合医院。
主楼宏伟壮观，对受伤的战士来说是种抚慰人心的景象：高三层的红砖楼，楼前是高耸的白色圆柱。工作人员把伊丽莎白带到了神经精神科[1124]，这是一个通过地下隧道与医院相连的独立结构。她在那儿找到了身处一间又大又吵的房间中的威廉。三个半月前，他的小组在破译“紫”的代码方面取得了突破。伊丽莎白数出房间里还有16到20名精神病患者，都是男性，包括一些看起来很不安的人。她很害怕，她看得出威廉也很害怕。
沃尔特·里德医院是美国最重要的军事医院，对于那些遭受身体伤害或罹患传染病的士兵与军官来说，它差不多可以算是最好的医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战壕里回来的人很多都截肢了，坐在轮椅上的他们来到宽敞的门廊，裹着毯子，望着修剪整齐的草地和喷泉，喷泉周围环绕着四尊站在混凝土基座上的石头企鹅。然而，精神病学从来都不是沃尔特·里德医院或整个军队的重点。1940年和1941年初，军队精神科医生的精力几乎全部集中于将精神病患者驱逐出军队[1125]，而不是在他们进入军队后治疗他们。
沃尔特·里德医院的首席精神科医生威廉·C. 波特上校（William C. Porter）认为，医院神经精神科的工作是评估和处理，而非治疗[1126]。该部门当时确实提供了一系列的治疗标准，包括诸如异戊巴比妥这样的化学镇静剂、群体疗法和电击疗法。然而，由于规模太小，该部门无法提供长期护理，所以它只能作为一间中转站，一座炼狱。当该部门收治一名新病人时，医生和护士会给他做检查，研究他的军事记录，观察几周或几个月，然后再决定他是否应该退役。根据决定，病人会被送回军队，或遣送回家，或在不少情况下被送进精神病院。
有时，该部门的医生建议将病人调到他们认为压力较小[1127]的文书岗位工作，而不是把他从军队中彻底开除。沃尔特·里德医院的医生们从未想到，文书工作本身就可能是一种令人衰弱的压力源头——如今军队雇用了解谜者和密码学家，他们如同以卵击石般用大脑击碎代码，同时背负着沉重的秘密负担。
当威廉·弗里德曼开始自我剖析的时候，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威廉告诉医生他几天前就已经崩溃了，他觉得自己是神经崩溃。一位精神科医生问了一连串关于他的工作、家庭和事业的问题。威廉没有提到“紫”这一项目，他说自己的工作近来日益劳神费力。他感到一种持续的紧张情绪干扰了自己的工作能力[1128]，而且当他设法入睡时，睡眠也并未给他带来什么安慰。
医生们把密码专家分配到精神科五个精神病房中的一个。精神科有三间男性病房和两间女性病房，最多可容纳104名患者。保安人员在病房里巡逻。在接下来的两个半月里，威廉一直待在这栋红砖建筑里，直到工作人员完成评估后才离开。
伊丽莎白几乎每天都会前来探望威廉。她坐火车抵达这个占地116英亩的医院，轻快地走过配有圆顶和喷泉的主楼，前往神经精神科。在探视过程中，她总是想和丈夫私下谈谈，看看他情况如何，亲吻他，说自己爱他，但这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病人们被迫在集体病房过日子，必须和同一位精神科医生共用一个房间，医生在其他人都能听到的情况下给每位病人提供咨询。“换句话说，除了和其他病人待在一起，所有病人都是被隔离的[1129]，”伊丽莎白后来这样告诉威廉的传记作者，“如果病人愿意，他们可以互相讨论和商量。”
威廉成了病人。对伊丽莎白来说，看到威廉身处医院是件可怕的事，而且住院对他在军队里的生计构成了明显威胁，她不得不想办法让两人远离正在发生的事情。她拒绝承认自己的丈夫可能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她认为“抑郁”这个词“过于夸大其词”，她更喜欢“情绪波动[1130]”或者“情绪低落”的说法。她会在家里回复威廉的私人邮件，解释说威廉病了，如果可能的话他会回电话。
与此同时，威廉的密码学小组在弹药大楼中继续收获“紫”结出的果实，并在新的地方播种。在建造了一台日本机器的复制品后，特别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又建造了几台。1月，威廉的两位副手亚伯拉罕·辛科夫和里奥·罗森（Leo Rosen）带着两台“紫”横渡大西洋[1131]，把它们送到了布莱切利园的英国密码破译员手中。现在英国人可以自己翻译日文信息了。这是美国和英国之间一次重要的密码知识交流，也是“二战”期间的第一次。虽然英国人此时尚未做出回报，因为他们还没准备好分享自己对德国恩尼格玛系统的了解。
1941年3月，沃尔特·里德医院的工作人员终于做出了决定。他们认为，威廉·弗里德曼应该回到军队服役。他的神经崩溃是“在一项绝密项目上长时间加班”引发的“焦虑反应[1132]”。医院于3月22日将他送回[1133]伊丽莎白的怀抱。他于4月1日回到军队工作。
威廉和曾经不再一样，也永远不会一样了。崩溃和住院改变了他的世界，这需要多年的时间来估量和理解。一方面，这次严酷的考验让军方官僚机构对威廉·弗里德曼是否适合服役产生了怀疑。它留下了一连串医疗文件，这些文件会追随他多年，在最古怪的时候突然出现，造成严重破坏。离开沃尔特·里德医院三周后，威廉收到了军队寄来的一封信，通知他由于“身体素质不合格”被光荣地开除了[1134]——没有听证会，也没有辩护的机会。威廉强烈抗议，指出医院已经宣布他身体健康，但军队却强迫他退休，继续当平民。最终，他需要提起诉讼才能恢复原本的军衔和薪酬。之后，1946年，在查看自己的人事档案时，威廉发现政府把他列为临时员工[1135]。这可能是文书工作上的一次混乱，但他视之为一种奇怪的侮辱——他连续25年为美国服务，这可算不上临时——他的朋友们也大为震惊，他们在一家军官俱乐部里给威廉开了一场盛大的惊喜派对，还进行了一次模拟军事法庭审判，作为对这一荒谬行为的讽刺。法官用密码机记录了他们的投票，宣布他有罪，并赠送了威廉一块铝制奖章，上面写着：“献给威廉·F. 弗里德曼，因为他让易懂的东西变得难懂，又让难懂的东西变得易懂，1921—1946年。被他引入歧途的人们敬上。”
威廉的病也打破了弗里德曼夫妇婚姻的平衡。威廉和伊丽莎白一直表现得非常平等。撇开谦虚和奉承不谈，他们似乎既不比对方聪明，也不比对方坚强，而这是事实。不过从此以后，出于纯粹的必要性，伊丽莎白常常不得不成为更坚强的那个。威廉情绪低落时，她必须照顾他，同时保住自己的工作。他们需要两份收入来支付抵押贷款和孩子们的私立学校学费。正如不少为钱所累、精打细算的美国中产阶级一样，弗里德曼夫妇决心让自己的孩子获得跟“资本家的儿子们”同样的教育机会。1941年春夏，随着威廉的康复，伊丽莎白的工作也越来越难。看不见的战争日渐白热化。她的小组生成的文件现在有了自己的印记。在海岸警卫队破译的文件中，在左下角的明文字母下面，同样的两个单词一页接一页地反复出现。
“德国，机密。”
(1)加里·库珀（Gary Cooper，1901—1961），美国知名男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