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内斯·西格弗里德·贝克尔，“二战”期间西半球最多产、最高效的纳粹间谍。
没有一条代码能被彻底破译[1136]，你知道的。
——伊丽莎白·S. 弗里德曼
如今，约翰内斯·西格弗里德·贝克尔（Johannes Siegfried Becker）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物，他在维基百科上没有词条，他的名字在谷歌上也只有零星的搜索量，但这一事实恰恰证明了他作为间谍的能力，也证明了后来成为他死对头的女子——伊丽莎白·史密斯·弗里德曼的能力。他们是两粒隐形粒子，以光速穿过空隙相遇，部分互相湮灭，留下了喷射的字母，然后一股字母的水花洒落在地。
据联邦调查局——在伊丽莎白之后才意识到此人的重要性——称，约翰内斯·西格弗里德·贝克尔是“这场战争中在西半球行动最积极、能力最强的德国特工之一”[1137]，这位眼光独到、足智多谋的间谍用“灵巧的日耳曼之手[1138]”指挥着无穷无尽的资金和资源。他会说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他的军衔[1139]相当于一名上尉，在纳粹精锐部队的安全部门担任党卫军上尉，还戴着一枚刻有党卫军骷髅符号的金戒指。“这是我们对元首忠诚的象征[1140]，”海因里希·希姆莱在一封赞扬贝克尔的信中写道，也是“随时准备舍小家为大家的警示”。贝克尔有47个化名和若干张假护照，他在南美洲各地自由行动，在7个国家招募间谍，与纳粹同情者一道组织政治阴谋和军事政变，建立秘密电台。1944年中期，联邦调查局得出结论，250名纳粹特工在南美洲的活动和29家电台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步骤追溯到贝克尔身上。[1141]
然而，在1938年、1939年、1940年、1941年、1942年或1943年期间，贝克尔并未出现在联邦调查局的雷达上。他是看不见的战争中无迹可寻的影子。他逃脱了所有陷阱，挣脱了所有法网，直到最后遇上伊丽莎白所设的陷阱。然而就连伊丽莎白也对贝克尔金蝉脱壳的本领大感惊讶。
尽管贝克尔才华横溢，却出师不捷，他在南美洲的第一次任务以平庸的成绩和不正当的性行为作结。1936年至1939年，在战争爆发前为党卫军在巴西和阿根廷从事间谍活动时，他惹恼了一群德国侨民，这些人“不喜欢他的举止”[1142]，同时觉得他很自负。贝克尔似乎平平无奇。他的纳粹党编号是359966[1143]，标志着他是个相对较早皈依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但并不是先驱之一。他身高5英尺10英寸[1144]，一头金色卷发，肚子微微鼓起，长得也不太英俊，这让他的朋友们感到纳闷，贝克尔怎么会一直有女朋友。有段时间，他以德国儿童玩具和娃娃眼睛进口商的身份在一家阿根廷公司工作，并自称是木工专家。但事实上，他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观察港口往来的英国船，晚上则在城市的酒吧和舞池里徘徊，把妓女和法西斯同情者的电话号码写在私人通讯录上。他让巴西一位内阁部长的妻子怀孕[1145]，因而在里约热内卢引起了丑闻。纳粹大使向柏林抱怨贝克尔有可能引发国际纠纷。在南美洲，没人喜欢贝克尔的个人习惯，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被他那怪异的长指甲[1146]吓住了，他的手看上去如同猛禽的爪子一般。
尽管如此，贝克尔身上有一种基本特质将他与身边的几乎所有其他纳粹分子区分开来：他能适应环境。
贝克尔为党卫军的一个分布全球的办公室工作，该办公室在世界各地部署间谍，并在柏林一栋曾是犹太人退休之家[1147]的四层大楼里与间谍进行交流。该机构被称为AMT VI，党卫军办公室在柏林雇用了500人[1148]，并在国外管理着另外500名间谍。少数间谍是真正的党卫军军官，比如贝克尔，其余则被认为是“阿V”（vertrauensmann在德语中是“告密者”的意思[1149]），他们通常是想要推动这项事业发展的德国侨民和当地的法西斯主义者。此外还有一家独立的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防御局(1)，它负责派遣间谍到外国去，不过防御局的存在早于纳粹运动，党卫军领导人认为防御局不够无情[1150]，因此可能不够忠诚。他们把自己的AMT VI提升为真正的纳粹外国情报机构。
根据党卫军手册[1151]，并非所有纳粹分子都能被选为党卫军的情报人员。他必须是最纯粹的纳粹分子，一个“绝对忠诚和服从元首的人……就像圣杯上的骑士一样，情报人员背负着最崇高的任务，来保护最有价值的财产及其未来的实现：日耳曼民族的血统，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然而，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贝克尔的组织里充斥着因热情而非知识被提拔的业余人士。AMT VI的南美洲分部负责人特奥多尔·帕弗根（Theodor Paeffgen）是个31岁的官僚主义者，“没有任何情报工作的资质”[1152]，一位美国审讯人员后来总结道。帕弗根之前在党卫军的工作涉及在苏联“与游击队作战”，这是杀害犹太人的委婉说法。帕弗根的副手库尔特·格罗斯（Kurt Gross）是一名曾经在盖世太保任职的暴徒[1153]，他缠着在南美的间谍给他寄来装有干邑白兰地、咖啡和丝袜的包裹，他还经常对负责该部门档案的年轻女子黑德维希·佐默（Hedwig Sommer）说下流话，佐默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为党卫军工作。（战后，她欣然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该部门的一切都告诉了美国审讯人员[1154]。）
这些人主要关心的是意识形态而非能力，即使破例了一次，他们也会被纳粹政权的其他狂热机构推翻。该部门最有才华的间谍之一是一位来自荷兰的名叫魏因海默的犹太男子[1155]，他在党卫军工作是希望能从集中营里救出自己的家人。他以移民的身份偷渡到了智利，根据佐默的说法，他发回了一些关于西半球政治和经济趋势的“评价很高”和“非常准确”的报道。后来，魏因海默得知盖世太保把他的岳母送进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库尔特·格罗斯要求盖世太保为间谍的亲属破例，但他没能成功，于是间谍便停止了发送报告。纳粹就此失去了他们最好的特工之一，因为他们不愿把他的亲人从死亡集中营里解救出来。
当涉及到情报的具体细节时，柏林的党卫军头目并不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起初西格弗里德·贝克尔也一样。但跟他的上司不同的是，他很灵活，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他是一名忠诚的纳粹分子，但并不关心纳粹教条的错综复杂。黑德维希喜欢他。“贝克尔是个聪明人[1156]，”她说，“他真心想把工作做好。除此之外，他还有点像个冒险家。”
1939年9月，纳粹入侵波兰后，贝克尔离开南美洲，乘船来到柏林，猜测上司想更改自己的任务。他猜对了。在内政部的会议上，党卫军领导人告诉贝克尔，他现在是他们在南美洲的首席特工，同时需要他回到欧洲大陆招募一支间谍队伍。
柏林方面给了贝克尔一箱炸药[1157]，让他在港口炸毁英国船只。1940年12月，贝克尔带着行李箱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德国大使馆被拦下。大使当场打开了行李箱，看到炸药，想象着它们会带来的外交麻烦，于是命令贝克尔把炸药丢进河里。这一刻，他放弃了破坏[1158]任务，开始认真地建立自己全新的间谍网络，该网络横跨整个大洲，从阿根廷到巴西，从玻利维亚到巴拉圭，试图说服德国移民为元首当间谍。
在南美洲，不少未来的“阿V”都证明他们无能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其中一个小骗子整日游手好闲，只会拿着左轮手枪[1159]在海滨游荡，吓唬路人——但在里约热内卢，贝克尔很快就遇到了一位叫阿尔布雷希特·恩格斯（Albrecht Engels）的可怕间谍，他是位身材魁梧、胡须浓密的德国商人[1160]。恩格斯已经在为防御局做间谍工作了，这意味着他和贝克尔不应该一起工作，但两人对此都不介意。贝克尔认为恩格斯是个完美的合作者：他娶了一位巴西女人，后者在里约拥有一家蒸蒸日上的公司，深受社区内所有德国人的喜爱。
恩格斯的代号是“阿尔弗雷多”，他对贝克尔印象深刻。自从恩格斯开始在防御局工作以来，他就觉得自己一直在和低能儿打交道。他在圣保罗的防御局同事约瑟夫·斯塔茨尼（Josef Starziczny）是位神经紧张的波兰裔机械工程师[1161]，他的代号是“卢卡斯”。斯塔茨尼长得像个大耳朵小精灵，他和自己的巴西情妇住在一起[1162]，嘴也不怎么牢。他观察港口，用自己的发射器向德国发送报告，而且还听不进建议。他让恩格斯感到紧张。贝克尔则不同，他是另一种间谍：恩格斯后来对一名联邦调查局审讯员说，贝克尔是南美洲“唯一真正的专业人士[1163]”。
恩格斯和贝克尔的安排严格来说是即兴发挥。在此之前，恩格斯在防御局的职责主要是搜寻英国的报纸和杂志（《时代杂志》《科利尔》《读者文摘》），以获取关于美国政治的信息。贝克尔一手把这种剪报服务变成了真正的间谍网络。他建立了一个情报系统与德国交换信息，说服了神鹰和LATI两家航空公司的员工在飞往德国的航班上用邮袋携带间谍信息，并将邮袋存放在一家党卫军所有的公司里。他教恩格斯如何使用基于铅笔画格和旋转格栅的书籍密码和代码。
1941年夏天，神鹰和LATI航空在盟军的压力下关闭了飞往德国的航班，摧毁了贝克尔的快递服务。在即兴发挥的精神指导下，贝克尔先花钱雇一位阿V在一位德国侨民家的院子里安装了一台小型短波发射器。当发现信号太弱后，贝克尔说服停在里约港口的一艘瑞士船“温德哈克号”的船长[1164]，同意让间谍借用船上的无线电。
贝克尔从几个代号里选一个在无线电信息上签名，其中一个常用化名是“萨尔戈”。恩格斯则用“阿尔弗雷多”的化名发送信息。
要获得可靠的信号是件难事，尽管贝克尔神通广大，但他缺乏技术专长。他请求党卫军给他派遣一位信号员，也就是无线电操作员。1941年9月，党卫军派遣古斯塔夫·乌青格前往里约热内卢。
在很多方面，乌青格都跟贝克尔南辕北辙：他受过教育，是个训练有素的化学家。他的代号是“卢纳”。他轮廓分明，体格健壮，有一双棕色的眼睛，一头棕发剪得很短。在20世纪30年代加入党卫军之前，他曾在德国海军当过信号员。之后，在与一名美国审讯人员交谈时[1165]，乌青格声称自己的行为是出于“对祖国的天生热爱之心”，而非“纳粹意识形态中最令人厌恶的倾向”。审讯人员不相信这套说辞。尽管如此，在和乌青格交谈了数小时后，审讯人员得出的结论是，他本质上是个诚实的甚至有些理想主义的人，“一位极其能干、风度翩翩的年轻人，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1166]”。
贝克尔在里约郊外的一家咖啡馆安排与乌青格会面，讨论对可靠秘密电台的迫切需求。乌青格对贝克尔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在他看来，贝克尔“几乎没有受过教育，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1167]也没有多少道德上的顾忌”。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贝克尔和乌青格在南美洲传播法西斯主义的时候，他逐渐开始尊重贝克尔。在两人各自的专业领域——贝克尔擅长间谍领域，乌青格擅长无线电领域——他们怀着工匠般的骄傲从事自己的工作。贝克尔有人脉和远见，乌青格有技术能力。很快，党卫军上尉和信号员就被证明是西方最危险的纳粹分子。
起初，伊丽莎白只知道党卫军上尉和信号员的化名分别是“萨尔戈”和“卢纳”。
她第一次遇到这些名字是在1941年春末，当时，威廉在沃尔特·里德精神病科住院。就在这时，海岸警卫队和联邦通信委员会的监听站向伊丽莎白提供了来自南美洲秘密发射器的数以千计的拦截信息中的第一条，她开始了自己一直在做的事：破译密码，复原明文内容，将其翻译成英文，在为研究和分发准备的新纸（解密文件）上输入译文，对解密文件进行筛选，以寻找关于间谍秘密身份的线索，并保存完美的记录，以及建立一座档案馆，一个敌人的词汇库。
最初的信息是用德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写成的，为了复原并翻译明文信息，伊丽莎白跟海岸警卫队的首席语言学家，32岁的弗拉基米尔·贝兹德克[1168]（Vladimir Bezdek）密切合作。贝兹德克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战争爆发时，他溜上一艘船逃到了美国。他能流利地说八国语言：捷克语、德语、英语、法语、波兰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和俄语。他在空闲时间翻看字典[1169]来找乐子，所以他当然和伊丽莎白相处愉快，他们一整天都在互相确认，一起拼接语言碎片。
根据信息来看，纳粹在南美洲至少有三台独立运作的秘密电台[1170]。两台在巴西，位于大陆东海岸；一台在智利，位于西海岸。巴西的两个电台分别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郊区，后者距里约以南约200英里。三个电台全部在和柏林或汉堡交换无线电信息。
伊丽莎白给每条无线电线路贴上了字母数字的标签[1171]以便区分，比如2-B或3-A。标签被打在每个从该线路得出的解密文件顶部，位于“秘密”这个词下面，旁边是信息发送的日期和时间，原始语言（德语，葡萄牙语），以千赫为部门的无线电频率，有时还有开头的几组原始密文。标题下方是明文信息，用英文书写，接下来最底部的三行代码注明解密信息是海岸警卫队的成果：“海岸警卫队解密”，“海岸警卫队翻译”，“海岸警卫队打印”，打印日期，该信息特有的序列号以及“德国机密”。
纳粹特工嫌疑犯的代号都是用大写字母打印出来的，目的是一眼就能看到他们，帮助小组里的每一个人熟悉这群在邻近大洲四处奔波的奇怪角色。你必须了解你的对手，洞察他们的内心，并从一场可能涉及巨大利益的持续对话中预测他们的行为。除了你，世界上没人在关注这场对话。如果伊丽莎白拿起一沓一英寸厚的解密材料，如同洗牌那样用拇指快速翻阅，她就能看到纳粹特工的名字快速闪过，萨尔戈、萨尔戈、萨尔戈、卢纳、乌茨、阿尔弗雷多、洛伦茨、卢纳、阿尔弗雷多、卢卡斯、阿尔弗雷多、卢卡斯、萨尔戈、萨尔戈、萨尔戈模糊可见。
名字出现在信息中的次数粗略地反映了此人的重要性。萨尔戈在解密时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他似乎还自称为萨亨托、何塞或者胡安[1172]。伊丽莎白猜测他是某个纳粹间谍头目。被称为卢纳的人总是在谈论技术问题，比如无线电发射器的细节，伊丽莎白觉得他是一位无线电专家。除了卢纳以外，他的化名还有乌茨[1173]。
信息中还出现了第三个人阿尔弗雷多，他经常提到自己和另外两人——阿尔弗雷多是萨尔戈和卢纳值得信赖的同事——以及其他一些名字，比如温贝托。对伊丽莎白来说，看到一个像温贝托这样的名字是件幸运的事[1174]，因为它更长，同时包含了一些不太频繁的字母，比如M和B，而且它在多条信息中反复出现，如同一种可以预测的签名。这是“对照文”密码，即一条重复的文本，让密码破译员有了立足点。她的一位英国同事曾说过：“当你遇上一个名字又长又好听，大约包含12个音节的人，这对我们来说就是莫大的帮助[1175]。”如果伊丽莎白能破译温贝托的问题，这就为她破译剩下的密码开了个好头。
起初，南美洲的间谍用的是书籍密码[1176]，伊丽莎白成功破译了。她看着这些人交谈、策划和分享信息：有关盟军船只在里约港口的报告，美国的政治发展，矿石、武器和牛肉的运输信息，农作物的生长状况，美国工厂正在生产的飞机数量。1941年9月，特工改用了类似格栅的密码[1177]，伊丽莎白同样识破了这一点。在她破译一条信息后，文员会把解密信息打印出来，伊丽莎白和其他密码破译员及翻译人员将进行初步情报分析，用彩色铅笔轻轻标记解密信息，用检查标记提醒人们注意正确的名字和位置，有时还会用订书机订上一张手写便条，解释说话人是谁，他们在间谍网络中起什么作用，以及他们似乎在讨论什么。然后解密文件必须被送到其他机构：陆军情报部门、海军情报部门、国务院，还有英国人手里。在解密文件的底部还会添加一行，有时是铅笔字迹，用来表示其目的地。
在J. 埃德加·胡佛的要求下，不管信息内容是什么，海岸警卫队都要提供从南美洲线路到联邦调查局总部的所有破译结果的副本。该局新成立的特别情报部门随后将海岸警卫队解密的文件分发到整个西半球，并将其寄给在南美洲出勤的特别情报部门特工，让他们能够占得先机。
从1940年到1941年上半年，海岸警卫队一直在稳定地向联邦调查局提供破解谜题的服务，每周数十条，每个秘密网络都有数百条信息，最终有数千条信息汇集在一起。然而，海岸警卫队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南美洲的特别情报部门探员从未向海岸警卫队的密码破译员发送过有用的信息或证据[1178]。更不堪的是，联邦调查局系统性地掩盖了海岸警卫队深入参与间谍追捕行动的所有痕迹。当伊丽莎白给他们发送解密文件后，联邦调查局将其放入他们自己的特别情报部门文件系统[1179]中，添加新的四位数识别码，而且联邦调查局还给伊丽莎白已经命名过的无线电网络取了新的名字。
这场看不见的战争的历史就是这样被扭曲的，这些小小的决定抹杀了伊丽莎白的记录，使J. 埃德加·胡佛得以将她的成就归功到自己身上。“与这些间谍组织有关的大量[1180]调查是基于从秘密电台传输和接收的消息中获得的信息，”联邦调查局在战后的特别情报部门历史中写道，“联邦调查局的技术设施被用于监测几台德国发射器，通过分析和协调技术实验室提供的破译信息中获得的信息，以及特别情报部门代表的深入调查，确认了信息中提及之人的身份，他们的姓名和同事。”
这是极其具有误导性的记录。在海岸警卫队向技术实验室提供破译结果后，联邦调查局的技术实验室确实将解密文件“提供”给了出勤的特工。证据就在原始文件上。在海岸警卫队向联邦调查局发送解密文件前，海岸警卫队的工作人员在文件底部打上了“特别情报部门副本”，就位于“海岸警卫队翻译”和“海岸警卫队破译”两行字的下方。这些一度是机密的文件如今位于国家档案馆，最终在2000年被解密，证明是海岸警卫队而非联邦调查局破解了纳粹的无线电线路。
胡佛在南美事务上的吝啬让海岸警卫队难以[1181]理解，尤其是海岸警卫队还在同步协助联邦调查局在美国境内展开大规模间谍调查[1182]。该调查围绕一名生活在纽约市的南非人弗雷德里克·朱伯特·迪凯纳（Frederick Joubert Duquesne）展开。这位狩猎高手留着一头蓬松的黑发，对“一战”时期的英国心怀怨恨，当时他被逮到携带了一份关于船上炸弹爆炸的剪报。
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称该案件为“杜凯斯事件”，和迪凯纳的发音相近。1941年春，迪凯纳每周数次来到曼哈顿九十二街的一间办公室，与另一名德国间谍威廉·泽博尔特（William Sebold）会面，交换有关美国军事能力的敏感信息，讨论被两人招募为间谍的30多位同伙的活动情况。泽博尔特利用长岛的一台秘密电台将信息传送到汉堡，这些信息是用基于《卿何遵命》的书籍密码加密的，该密码已经被伊丽莎白成功破译[1183]。迪凯纳不知泽博尔特在秘密为联邦调查局当双重间谍。办公室墙壁上的摄像机正在偷拍他，长岛的无线电发射器由联邦调查局控制，在发送到汉堡前，后者已经对信息进行了修改。
当位于长岛的联邦调查局无线电台意外接到汉堡的请求时，该局联系了[1184]伊丽莎白和海岸警卫队：“他能利用长岛电台转发墨西哥纳粹间谍的信息吗？[1185]那里的秘密电台信号不够强，无法将信息直接传送到汉堡。”联邦调查局同意了，然而当转发的信息开始出现时，用的却是一种未知的代码[1186]。
伊丽莎白破译了这个代码[1187]。原来在墨西哥的间谍是马克斯和格伦，正是她一年前追踪的那两名特工。
她把这些明文文本交给了联邦调查局，继续破译从长岛传送到汉堡[1188]的新信息。截至1941年夏天，她的小组已经破译了迪凯纳与其他成员交换的数百张字条。这些信息不仅提供了可以在法庭上使用的针对间谍的确凿证据，还透露了纽约的间谍和南美洲及墨西哥纳粹特工之间的联系，并引导联邦调查局发现了他们之前不知道的嫌疑人。海岸警卫队耐心的密码破译，加上联邦调查局的监控录像和双面间谍威廉·泽博尔特的配合，带来了J. 埃德加·胡佛所说的“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间谍搜捕行动[1189]”。1941年6月，93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进行了一系列突袭，抓捕了迪凯纳及其团伙的32名成员。19人承认犯有间谍罪，剩下的14人，包括迪凯纳在内，将在3个月后于布鲁克林受审。罗斯福总统密切关注着审判。如果到了美国宣战的时候，他需要知道在美国国土上不存在能够进行破坏的敌方间谍网络。在联邦调查局特工和迪凯纳本人长达6周的耸人听闻的证词后，所有被告都被定罪，33名间谍总共被判处300年刑期。
“杜凯斯事件”的巨大成功对美国产生了两个巨大而持久的影响。首先，它阻止了未来纳粹在美国境内从事间谍活动的企图。第二，它让J. 埃德加·胡佛成为了传奇人物。之后，好莱坞与胡佛密切合作，拍摄了一部关于迪凯纳间谍的电影《克里斯托夫案件》（The House on 92nd Street）。杜凯斯事件“催生了一种流行的文化信念，即联邦调查局是美国抵御国内外间谍活动的第一道防线，”联邦调查局的前反间谍特工雷蒙德·J. 巴特维尼斯（Raymond J. Batvinis）写道，“它开启了胡佛作为‘美国生活方式’守护者的流行神话[1190]。”
伊丽莎白没有因为在杜凯斯事件中做出的贡献受到赞扬，同时她对联邦调查局的表现不以为然。她后来写道，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庭审中详细描述了这些间谍的密码学行为，这让她感到不忿：“联邦调查局就这样公开了秘密信息[1191]和方法，甚至没有向得出这些破译结果和系统的财政部申请许可。”
在她看来，联邦调查局显然对公开宣传过于漫不经心[1192]，但显然她对此也无能为力。联邦调查局比海岸警卫队更强大，胡佛能够予取予求。就在那年秋天，当纳粹向莫斯科挺进，美国政府转入战争状态时，胡佛继续要求海岸警卫队破译间谍信息，伊丽莎白的小组便继续提供了这些信息。
在珍珠港事件前的最后几周，也就是1941年10月和11月，伊丽莎白能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对密码破译小组的控制。军方开始接管民事职能。11月1日，一艘纳粹潜艇在爱尔兰海岸击毁一艘美国船，杀死了100多名水手。一天后，罗斯福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海岸警卫队不再隶属于财政部。取而代之并且立即生效的是，海岸警卫队划归于美国海军，所有海岸警卫队人员都要服从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的权威。基本上，总统动了动笔，伊丽莎白和她的所有同事就被划给了海军。
伊丽莎白本人并不反对为海军工作，但她相信，让小组离开财政部会干扰他们的工作[1193]，并且影响他们的效率。伊丽莎白向财政部副部长赫伯特·加斯顿（Herbert Gaston）提出了抱怨。1941年11月5日，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在办公室举行了一次财政部员工会议[1194]，加斯顿在会上转达了她的反对意见。
当天的与会人员包括13个人，以及摩根索的秘书亨丽埃塔·克洛茨。他们聚集在他的书桌周围。透过附近的一扇窗户可以看到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1195]。摩根索有时能看到罗斯福的剪影，走动的游客，还有闪烁的闪光灯。
上午10时45分，大家开始谈论所得税税率、农业立法、汽车轮胎价格，以及最近联邦政府对大西洋城犯罪集团老板纽基·约翰逊（Nucky Johnson）税务欺诈罪的定罪。当所有问题似乎都已解决，所有八卦话题都分享过之后，摩根索问：“还有其他事吗？”
“有一件不是我自己的事，”加斯顿说，“不过既然我提到了——我在电话里跟你说过，所以我这里再提一次。就是弗里德曼夫人的事。”
加斯顿身手敏捷轻快[1196]，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穿着一身精致西服，他向大家解释说，伊丽莎白想留在财政部。
“她对被强迫给海军工作的未来深感不满[1197]。她非常抗拒，也很沮丧。”
没人知道该怎么办。摩根索应该打电话给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把伊丽莎白要回来吗？财政部应该为留住她而战，还是让她去海军那里？
加斯顿说：“她的小组很出色，也许在密码分析方面能和政府里的机构相媲美。”他补充道，如果伊丽莎白留在财政部，同时把战时的间谍抓捕工作交给陆军、海军和联邦调查局，她“将会有些用处”。例如，她能帮助阿T调查轴心国控制的银行账户。
摩根索说，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不想答复一位非常沮丧且抗拒的女性提出的愤怒问题。“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在采取主动。”
哈利·德克斯特·怀特[1198]（Harry Dexter White）开口了。49岁的怀特秃顶，穿着三件套西装，戴着一副文绉绉的眼镜，看起来和曾经的经济学教授如出一辙，内心写满了图表和公式。这种形象可能是经过精心塑造的。20世纪50年代，重见天日的文件将把怀特与苏联驻华盛顿最高情报机构联系到一起。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怀特在财政部最深处为克里姆林宫从事间谍活动。
在会上，怀特就弗里德曼夫人的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部长先生，我不想插嘴[1199]，但我知道她是全国最好的密码破译员之一，对吗？”
加斯顿回答道：“她说自己的丈夫比她厉害得多，但我觉得她也很厉害。”
摩根索结束了会议，打算就这一情况和伊丽莎白谈谈。但此后谈话并未实现，因为一个月后，也就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了位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
当轰炸的消息传到弗里德曼家时，威廉开始来回踱步，嘴里结结巴巴地说自己不明白。伊丽莎白听见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可他们知道[1200]啊，他们知道的，他们知道的。”
威廉立即离家前往位于弹药大楼内的陆军密码破译地堡。里面的工作人员[1201]开始忙个不停。上校们的表情五花八门，有的红着眼睛，穿得破破烂烂，有的则板着脸。他们听说有2000名美国人被杀，人数可能更多，其中包括1177名在“亚利桑那号”战舰上被一枚穿甲炸弹烧成灰烬的船员[1202]。21艘船沉没，近200架飞机被毁。太平洋舰队的很大一部分沉入了海底。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不止一位密码破译员写下了遗嘱[1203]。他们互相见证了解密文件。
密码破译员们几天前就知道日本即将发动大规模袭击。威廉和其他组员都看到了“魔术”的拦截信息。从“魔术”中可以明显看到，日本已经做好了袭击的准备，唯一的谜题在于袭击地点。12月7日，令威廉惊讶的倒不是袭击行为，而是袭击的地点。他原本以为袭击将发生在马尼拉[1204]，而非珍珠港。
接下来的几年内，威廉开始纠结于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他分析了数千页的珍珠港文件，撰写了一份三卷本的报告[1205]，总结如下：“魔术”强烈暗示了12月7日的袭击，但解密文件在分发阶段的一系列荒唐失误使其止步不前，同时美国领导人没有及时意识到危险并采取行动。这点很微妙，“魔术”的关键解密文件在抵达珍珠港的过程中进展缓慢，部分原因是军方没有给珍珠港指挥官们一套他们自己的“紫”机器，没能让他们直接接触到“魔术”，扑灭“紫”带来的熊熊大火。该决定是出于一种合理的期望，即希望限制“紫”的分布，以尽量减少日本人得知“魔术”秘密的机会。
这是密码破译员必须忍受残酷选择的最佳例子。你是冒险保守一个可能在未来挽救数十万人性命的秘密，还是为了拯救一小部分生命，立刻暴露这个秘密？威廉曾经把这种普遍的困境称为“密码学精神分裂症”，他补充道，“该怎么办？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真正能药到病除的精神病学或精神分析学治疗方法。”
密码学精神分裂症也许能解释弗里德曼夫妇在12月7日袭击当天一次不同寻常的私人互动。当晚下班后，伊丽莎白和威廉正在家里，这时他们听到了敲门声。两人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位面红耳赤的英国人：埃迪·黑斯廷斯上尉，他是推动美国建立全新情报机构情报协调办公室的英国安全协会官员。伊丽莎白和威廉都认识黑斯廷斯。
根据国家安全局解密的一份战后对伊丽莎白的采访报告[1206]，黑斯廷斯上尉接下来的所作所为将成为“她生命中最生动的回忆之一”。黑斯廷斯摇摇晃晃地走进弗里德曼夫妇的家里，然后坐了下来。他提到了珍珠港事件，之后开始哈哈大笑。几小时前，广播刚刚宣布了这次袭击。当他笑个不停时，伊丽莎白困惑地看着他。“弗里德曼夫人感到震惊又愤怒，”国家安全局的报告写道。“显然，黑斯廷斯觉得这次袭击中令人惊讶的元素很好笑。尽管如此，他们的友谊并未受到影响。”
也许黑斯廷斯因为一天的压力而头晕目眩，也许他真的认为“神通广大的‘魔术’都无法拯救珍珠港的美国水手和飞行员”这件事异常可笑，认为美国人在几乎能透视日本领导人思想的情况下，仍然无法阻止日本人的大规模袭击这件事异常可笑。伊丽莎白永远也听不懂[1207]这位英国人的笑声。情报工作中总是会有一些谜团让你的心悬在空中，让你多年后重新想起，当你安静地坐在飞机里或夜晚躺在床上时回到你的脑中，让你意识到，尽管情报看起来是关于了解事物和通过知识获取力量的，但实际上也关于不了解事物、误解事物，或看到别人误解事物；它让人继续生活在不确定性中，在不了解它们的同时思考可能发生的事。珍珠港事件就是这样的谜团之一。
“昨天，也就是1941年12月7日——这一天将成为耻辱之日[1208]——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军与空军的蓄意突袭。”
爆炸发生后不到24小时，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站在国会演讲台上，对着麦克风讲话，要求宣战。他的儿子詹姆斯身穿海军陆战队制服站在他身旁。当天早些时候，詹姆斯和他父亲的助手为他瘫痪的双腿安装了三根金属支架，这是在总统不能以坐着轮椅的形象示人时用来支撑他的。6200万美国人通过广播收听了这次时长七分钟的演讲。不到一个小时，国会便批准了对日战争。三天后，德国向美国宣战。
在美国士兵踏上欧洲土地之前，战争已经改变了美国的文化，它如同巨胃般吞噬了一个多元化的大国，并开始将其分解成小部件。现在好莱坞电影和迪士尼动画片都和战争有关，商业和战争有关，工作和战争有关，学校也和战争有关。这是美国人空前绝后的一次对自我剥夺和朴素节俭投入情感。三年级的孩子成群结队地在社区里游荡，收集废料、轮胎和纸张，烧煮脂肪和旧运动鞋，因为这些旧运动鞋的鞋底可以用来制成橡胶。三大汽车制造商停止制造汽车，开始制造飞机。工厂工人发誓保密。现在每个人都有了秘密。政府为鸡蛋、牛奶、面包、汽油发行了定量配给邮票，这些邮票装在浅棕色的定量配给册里[1209]。伊丽莎白的定量配给册上写着她身高5英尺3英寸，体重120磅。
珍珠港事件后，所有政府事务都十万火急，军方不想让平民负责敏感事务。海岸警卫队决定任命一位新的密码分析小组负责人[1210]——莱昂纳德·T. 琼斯（Leonard T. Jones）。他是一名年轻中尉，曾参加过密码分析方面的陆军培训课程。就这样，伊丽莎白从密码分析负责人降级成了单纯的密码分析专家，她不能再领导这个她亲自打造、招募、训练和培养的小组了。
这让伊丽莎白感到不快[1211]，但她仍然是部门的平民指挥官。她认为琼斯展现出了密码破译方面的能力，所以她没有抱怨，而且无论怎样，她都没有选择的余地。男性告诉她该做什么，同时她的服务需求量很大。每隔几天就会有人打电话给亨利·摩根索，想借用弗里德曼夫人进行各种密码工作。
争夺她注意力的战斗上升到了华盛顿最高层。她认识了富兰克林·罗斯福[1212]的儿子詹姆斯·罗斯福以及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多诺万是位身材高大、脾气火爆[1213]、性格狂躁的前陆军上校。富兰克林·罗斯福要求自己的儿子协助多诺万成立情报协调办公室，该间谍组织将成为战略情报局，也就是后来的中情局。
多诺万在借来的办公空间里白手起家。一家间谍机构的头等大事就是找到一种安全的方式和出勤特工进行沟通，这需要代码和密码，以及辅助生成它们的机器，编写它们的文员，还有对文员的培训。多诺万对此一窍不通，也不知道什么是密码，所以詹姆斯·罗斯福找到伊丽莎白[1214]，想借用她的专业知识。多诺万直接写信给亨利·摩根索，重申了这一要求[1215]，他在信中指名要伊丽莎白，原文是“在我们永久的代码部门成立前，急需她的服务”（摩根索在一次员工会议上抱怨[1216]，“他想要弗里德曼夫人”）。这成为伊丽莎白在珍珠港事件后的首个任务。根据多诺万办公室临时的细节汇报，她花了三周半[1217]的时间为战略情报局的雏形和中情局雏形的雏形建立了永久的密码部门[1218]。
伊丽莎白从零开始，制作了字母条和其他辅助设备来生成密码，通过海军渠道拿到难找的密码装置，安装机器，并根据新机构的需要进行定制。她采访了一些潜在的密码工作人员，向多诺万提出了建议，但多诺万恍若未闻，一直把她当仆人对待，对通信安全的基本原则一无所知。工作完成后，伊丽莎白给他写了一封毕恭毕敬的信[1219]，表达了自己的内心感受，她害怕这个她认为愚蠢又傲慢的男人会领导一家重要的国家机构（多诺万的战略情报局将被定义为有勇无谋[1220]）。她通过詹姆斯·罗斯福寄出了这封信，以确保罗斯福意识到多诺万作为信息守护者的缺点：
我在贵部门临时工作期间的经验和观察[1221]，使我提出以下建议：
代表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花费足够的时间彻底了解为他们提供的通信系统。该练习和由此带来的熟练掌握不可能在数小时内就完成。它应该每天持续数小时，并至少持续五天，对于某些类型的大脑，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在您的整个组织中，对机密信息进行普遍的教导、讨论和处理……这一教导问题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她在信上署名“伊丽莎白·史密斯·弗里德曼博士”，以强调自己的资历。（她的母校希尔斯代尔学院在1938年授予她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222]。）然后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回到她可靠的办公桌和友善的海岸警卫队同事身边，一身轻松地回到了“家”。
又有一大堆来自南美洲新的截获信息在那儿等着伊丽莎白了，她再次投身进去，偷听间谍的最新活动。“萨尔戈”和“阿尔弗雷多”似乎仍然掌管着那里的网络，他们综合了来自巴西和智利各地特工的信息，通过电台向德国发送报告，但他们的信息中出现了新的恶意。珍珠港事件后，巴西宣布和美国并肩作战[1223]，于是纳粹以追击巴西作为回应，第一次用鱼雷攻击了巴西船只[1224]。船的位置[1225]由“萨尔戈”、“阿尔弗雷多”和他们的同伙提供。愤怒的巴西当局开始反对德国企业。“他们针对轴心国成员采取了极端形式的措施[1226]，”一名在巴西的间谍通过无线电向德国方面汇报，“银行存款已经被冻结。我们正在销毁所有机密文件，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无线电通讯。希特勒万岁。”1942年1月，希特勒发动了“击鼓行动[1227]”（Operation Drumbeat），一艘德国潜艇袭击了美国和英国商船，这些商船装载着战争物资。“萨尔戈”和“阿尔弗雷多”也参与了此次行动。冷酷无情的德国潜艇[1228]在三个月内向海底运送了一百万吨物资，到1942年夏天，德国潜艇的船长已经杀死了五千名盟军水手。“沿着大西洋海岸，”历史学家约翰·布赖登（John Bryden）写道，“放眼望去，美国人白天可以看到缕缕炊烟，晚上可以看到熊熊烈火。”伊丽莎白破译的信息中包含很多关于盟军船只在南美海域进出的细节：
1942年3月14日[1229]，00：38
从蒙得维的亚出发的船：4日，（美国船）“F. Q. 巴斯托号”前往库拉索岛，（美国船）“西剑号”前往美国。
从里约热内卢出发的船：11日，（美国船）“露丝号”前往巴尔的摩；12日（美国船）“拉莫特·杜邦号”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
到达里约热内卢的船：12日，（美国船）“德尔马号”从新奥尔良抵达里约；13日（英国邮船）“德维斯号”从格拉斯哥抵达里约。
伊丽莎白得知纳粹的潜艇可能已经在追捕这些美国或英国船后，立即将解密文件传送给上级，希望盟军的船长收到警告。
在3月的第一周，伊丽莎白还破译了罗得岛海岸的一所联邦通信委员会监听站提供给她的一系列秘密情报。这些信息表明，纳粹正准备摧毁一艘载有8398名美国军人[1230]的皇家邮船“玛丽女王号”。
1942年3月7日[1231]
“玛丽女王号”上载有印度人、美国人、英国人，坦克和拆卸的飞机。从荷属印度群岛出发，驶经南美洲。
3月8日[1232]
当地时间3月8日[1233]18：00“玛丽女王号”从港口出发。
3月12日[1234]
“玛丽女王号”于11日冬令时18：00在累西腓市（附近）海域被“卡姆皮罗号”目击并报告。
3月13日[1235]
“玛丽女王号”于12日冬令时15：00在塞阿拉海岸附近被目击并报告，朝贝伦方向驶经皮拉蒂尼。
3月14日[1236]
关于“玛丽女王号”，由白人青年组成的军队约有七千到八千人。
事实证明，希特勒已经悬赏摧毁“玛丽女王号”了：任何摧毁该船的潜艇舰长都能荣获刻有橡树叶的铁十字勋章和一百万马克[1237]。伊丽莎白很快就把解密文件（以及其他盟军密码破译部门提供的类似解密文件）分享给了“玛丽女王号”的船长，使他们得以采取规避动作[1238]，从一艘潜伏等待的潜艇旁溜过去，拯救了八千多名美军士兵和船员的性命。这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这些秘密的无线电线路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只要伊丽莎白不断破译信息，她就能预见即将来临的危险，美国就能占得先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