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2月和3月，当间谍开始谈论起被警察追捕时，伊丽莎白愈发困惑的原因。智利的间谍报告说，他们的“藏身之处[1239]已经被搜查了三次”。圣保罗的间谍向柏林汇报，当地气温已达31摄氏度[1240]，而且“每况愈下”——换句话说，他们感觉到了来自警方的热量——然后他们的发射器就诡异地安静了下来。在里约，防御局的间谍头目阿尔布雷希特·恩格斯通过无线电说：“全国各地[1241]的警察都在严厉打击德国人。”1942年3月17日，他告诉柏林，他们有时会去借用无线电的瑞士船“温得和克号”停靠在码头时遭到巴西警方的突袭[1242]，二副在搏斗中溺水，其余船员被关押。
伊丽莎白注意到自己破译的信息中出现了急剧上升的恐慌，她猜测巴西当局[1243]（可能还有智利当局）正在进行某种间谍围剿，逮捕纳粹特工并没收他们的无线电设备。她不知道这场围剿是由联邦调查局领导，还是当地警察领导的，还是双方的联合行动。
不管是哪种情况，这都不是好事。伊丽莎白和海岸警卫队的每个人都强调，现在不是行动和逮捕的合适时机。密码破译员每天都在进一步地了解纳粹网络更大的结构，如果间谍们发现自己被追捕是因为他们的密码被破译了，他们肯定会转而使用新密码，也许是更难被破译的密码。根据困难程度的不同，伊丽莎白成功破译新密码可能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盟军将无法了解美洲大陆上的纳粹活动，整个南美洲都会瞬间陷入黑暗。如果间谍开始瞄准另一艘诸如“玛丽女王号”的美国军舰，官员们可能无法在鱼雷击中船体前发出警告。
像伊丽莎白这样经验丰富的密码破译员了解这些事，该行业的新手——联邦调查局却不懂，而且在伊丽莎白搞清楚南美警察的行动是怎么回事并阻止它发生之前，那里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已经抓住了会下金蛋的鹅，砍下了它的头。
“住手！你会把房子给炸了的！[1244]”
防御局驻圣保罗的特工约瑟夫·斯塔茨尼（代号“卢卡斯”）让巴西警探放下手提箱。警探轻手轻脚地放下了箱子。
1942年3月15日[1245]，艾尔皮多·雷亚利（Elpido Reali）带着搜查令来到圣保罗郊区的这所房子，打算逮捕一名据他所知是纳粹间谍的人。他敲了敲门，走了进去，立刻看见一台间谍照相机、长焦镜头、一间暗室和一台无线电接收器。斯塔茨尼的情妇住在这里，她穿着晨袍，满脸困惑。
“那个手提箱，”雷亚利说，“你说它会把房子给炸了。”
斯塔茨尼摇摇头。不，里面没装炸弹。
雷亚利打开锁扣，看到了一台便携式无线电发射器。
一本纳粹海军的代码书被翻了出来。斯塔茨尼一直在用这些代码，将盟军船只的坐标发送给德国潜艇。看到代码书后，这名间谍伸手去拿旁边架子上的左轮手枪，显然是想自杀——“盖世太保永远也不会原谅我”——接着他又改变了主意，让雷亚利把他带到警察局。
斯塔茨尼被捕后不久，里约的阿尔布雷希特·恩格斯（代号“阿尔弗雷多”）给他在圣保罗的房子打了个电话。有人接了电话。恩格斯听不出对方的声音，于是他挂了电话。
恩格斯认为[1246]斯塔茨尼已经被捕，而且他顶不住警察的审问（这两点他都猜对了），于是，恩格斯现在启动了他的紧急计划，来保护自己在足智多谋的党卫军上尉约翰内斯·西格弗里德·贝克尔的指导下，花了数月时间建立的间谍网络。他安排把里约的无线电发射器转移到新地点，把自己的代码书和89000美元现金交给一名同伙，并向柏林发出一连串无线电信息，警告他们间谍网络处于危险之中，最后一条信息在3月18日发送：
在阿雷格里港被捕的迈尔·克拉森[1247]揭发了莱奥和阿诺德，导致阿诺德在圣保罗被捕[1248]，被转移到阿雷格里港。我担心迈尔还泄露了无线电流程，因此我将保持低调，直到收到进一步通知。
当天，恩格斯被巴西联邦警察——政治治安警察（Delegacia de Ordem Politica e Social）逮捕。他们把他带到一座监狱里，扔进一间没有厕所的黑暗牢房里，让他坦白，把他关押了数周，期间时常打断他的睡眠来惩罚他。
在联邦调查局驻巴西最高官员、特别情报部门在巴西的行动负责人、里约法律专员杰克·韦斯特（Jack West）的坚持下，政治治安警察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拘留了近90名间谍团伙成员。韦斯特认为[1249]，大西洋对盟军商船的鱼雷袭击加剧，意味着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打击这些一直为德国潜艇舰长提供坐标的间谍了，而且行动越大胆越好。在政治治安警察围剿这些间谍的同时，一位名叫罗伯特·林克斯（Robert Linx）的联邦通信委员会年轻雇员，开着一辆载满测向设备的车在里约附近转悠[1250]，他告诉警察哪里可以找到秘密的无线电发射器，这些发射器随后便被没收和扣押。
根据历史学家莱斯利·劳特（Leslie Rout）和约翰·布拉佐尔（John Bratzel）于1986年撰写的《影子战争》（The Shadow War）一书，“杰克·韦斯特的结论是，零碎的行动毫无用处；一次猛烈而彻底的打击”是让纳粹无线电台立即停播，把已知间谍绳之以法的唯一办法，同时“阻止他们使用无 线电”。
然而，尽管联邦调查局的动机合理，其策略却值得怀疑。这些间谍很抗拒审讯他们的巴西人，一个月过去了，几乎无人招供。韦斯特愈发不耐烦，他怀疑巴西警方中的右翼分子在对他不利。这时他做出一个决定，打算越过他们。他复制了伊丽莎白和海岸警卫队已经破译的信息——截获的间谍信息和破译的无线电信息的逐字副本[1251]——向巴西总统、外交部长和空军部长展示了数百条这样的信息。J. 埃德加·胡佛后来证实，盟军特工向巴西政府“提供了有关电台和信息的完整资料[1252]”。
这一策略产生了预期效果：巴西警方开始对犯人采取更严厉[1253]的措施。这些人被扒光衣服接受审讯。部分警察给他们看了几页（伊丽莎白的）解密文件，并要求犯人填写一些缺失的单词[1254]。至少有两个人被殴打至不省人事。一人的手指脱臼；一人赤身裸体时多次被膝盖顶撞阴囊，还被香烟烫伤；一人被关在一间6乘3英尺见方的没有床的牢房里。圣保罗警方连续两天对一名赤身裸体的嫌疑人进行审讯，朝他泼冷水，用高速风扇对着他的脸吹，直到他精神崩溃。有几名犯人进行了反抗。防御局间谍弗里德里希·肯普特（Friedrich Kempter）在拿到一盘满是石子的食物后进行绝食抗议[1255]，联邦调查局开始担心肯普特的身体会变得虚弱，无法说话，于是最后给他安排了一餐牛排和炸薯条。联邦调查局像这样介入阻止暴行或酷刑的情况并不多见，剩下的时间他们要么参与进来，要么袖手旁观[1256]，这为其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拉丁美洲的不幸遭遇埋下了悲惨的伏笔。
联邦调查局的计划并未奏效，围剿失败了。为了给纳粹网络致命打击，为了阻止间谍使用无线电，联邦调查局需要立即找到全部间谍。然而，他们没能做到。党卫军上尉贝克尔仍然逍遥法外——联邦调查局本就对他知之甚少。无线电专家古斯塔夫·乌青格也逃了出来。他向巴拉圭空运了一台无线电发射器[1257]，用假护照登上了一艘巴西船，然后在巴拉圭的首都亚松森接收了这台发 射器。
对盟军来说更糟糕的是，从商人变成间谍的里约人阿尔布雷希特·恩格斯，把三封长信交给了一位来探监的同事的妻子，使得信件从监狱里偷运了出来[1258]。在这些信中，他描述了警察的暴行，并警告[1259]柏林间谍的密码已经被破译，必须更改。
柏林通过机密网络发出警报，要求所有电台中断与巴西的通信。“警告，”他们用无线电通知在智利的间谍，“阿尔弗雷多被捕。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首先要记得分散行动。”
恩格斯被困在里约监狱的牢房里，他从一种想法中得到了安慰——那些逃出生天的人现在可以用新的密码重建网络，使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他知道乌青格还在外面的某处。他对贝克尔没有把握。恩格斯拜托一名即将刑满释放的狱友去找贝克尔，如果对方安然无恙的话就寄一包香烟[1260]回来。不久之后，一包香烟送抵恩格斯所在的监狱。他很高兴。只要贝克尔和乌青格——党卫军上尉和信号大师——还逍遥法外，一切就有希望。
(1)Abwehr，存在于1921—1944年间的德国军事情报机构，1938年前叫作“阿勃维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