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来自3-N线路的密码信息被伊丽莎白的海岸警卫队部门破译，该线路是连接阿根廷和柏林的纳粹机密无线电线路。
1941年12月，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当月，威廉·弗里德曼的抑郁状态卷土重来。他难以入睡，被怀疑和病态的想法包围。“飞行、搏斗或神经衰弱症[1261]，”多年后，在类似的抑郁时期，他在一张松散的纸上这样写道，试图描述这种感觉，“‘漂浮的焦虑’附着在任何事物上。我害怕伊丽莎白会鄙视我是个懦夫。”对于一个以精确和理性为傲的人来说，感到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身体是件可怕的事。威廉有时把这种令人不快的状态称为“heebeegeebees”，他在自己私下写的笔记里将其简称为“hbgbs”[1262]。
这一次他没有寻求帮助，也没有去看心理医生，更没有去精神病院就诊——经历了1941年1月在沃尔特·里德医院一间人手不足的惩罚性精神科病房里的痛苦体验后，除非走投无路，否则他不会再重蹈覆辙了。因此，像往常一样，弗里德曼夫妇向朋友和家人隐瞒了病情的严重性，两人继续工作，除了1942年春天，他们连续三天[1263]待在家里，庆祝第25个婚礼周年纪念日。睡懒觉就是庆祝方式。这对两人来说棒极了，因为他们太累了。伊丽莎白去商店买了一整只鸡和一些草莓，她打算做他们惯常的周年纪念晚餐，一顿由烤鸡和草莓酥饼组成的简单大餐。
两人没有告诉朋友这是他们结婚25周年的纪念日，但这个秘密不知怎么就被泄露了。让他们高兴的是，当晚同事和朋友敲了敲门[1264]，给他们送来了银婚纪念礼物。弗雷德和克莱尔·巴克利（Claire Barkley）带来了纯银的圆形三明治托盘；琼·蔡斯·拉姆齐（Jean Chase Ramsay）穿了一件惊艳全场的银色晚礼服；斯图布和伊妮德·珀金斯（Enid Perkins）带来了一丛装在玻璃瓶里的鲜花，包括黄色、蓝色和白色的鸢尾花，蓝色的飞燕草，火红的耧斗草和白色的马铃薯。伊丽莎白还从自己的玫瑰丛里采了些粉色和黄色的玫瑰，以及白色和黄色的忍冬花加了进去。当隔壁邻居抱着他自己的两大束红玫瑰上门时，屋子里已经弥漫着令人头晕目眩的芬芳了。
一整天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发来贺电。其中两份电报是威廉写的笑话，通知伊丽莎白她获得了索邦大学授予的荣誉学士学位“闺房艺术家[1265]”，以及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婚姻成功博士[1266]”。在第二封电报中，他对自己的精神挣扎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他感谢了妻子在他生病期间的耐心和善良，当然他并没有明说：
伊丽莎白·史密斯·弗里德曼进行了一项持续25年之久的重要专业研究，研究对象是丈夫的变幻无常和个人喜好。然而，在进行此类研究的过程中，她遭受了许多危险，包括相当大的精神痛苦、个人委屈、焦虑的白日和失眠的夜晚。上述研究成果已经发展出足够的方法和手段来控制一位丈夫，也就是威廉·弗雷德里克·弗里德曼，并让他变得能够相处……
孩子们没有和父母一起庆祝。约翰·拉姆齐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预科学校念完了大二。毕业后，他计划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直接前往了飞行学校。芭芭拉念到了大学的两个学期之间，目前住在纽约市西五十六街的一套公寓里，参与左翼政治活动[1267]，同时在跟一位名叫汉克的激进分子约会。“汉克仪表堂堂，”她在给威廉的信中写道，“但我们截然不同。他住在贫民窟，是一个帮派的头目（因为他身材最高大）。他厌恶警察，还在东河里游泳……现在我们会去酒吧，和工人们一起站在栏杆旁谈论列宁主义。”
威廉对列宁主义不感兴趣，但他告诉女儿她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我希望你不要让任何事情影响[1268]你在需要帮助的地方伸出援手的热情，也不要因为缓慢的上升和前进速度而灰心丧气，”他写道，“永远记住，人类良心的黎明，只在我们身后三千到三千五百年。”
威廉一直觉得野蛮时代刚过去不久的想法能抚慰人心。如果人类无法保持友善，是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还处于儿童阶段。1942年春天，威廉一直在读取和分发“魔术”的截获信息，他们截获了关于日本太平洋战争中战略的秘密信息，并帮助指导美国做出反应。这个想法在该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1942年6月，随着中途岛战役中两支敌对海军加速向对方冲去，造成了一场致命的碰撞，威廉和他手下的密码破译员也从弹药大楼搬到了阿灵顿厅[1269]（Arlington Hall），这里之前是一所位于市郊的女子私立学校。军队占领了占地100英亩的校园，为扩大密码破译行动提供了空间。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开始将情报人员转移到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大道的一座类似设施内，该设施也曾是一所私立女子学校，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座名为海军通信附属大楼的五层建筑。
这两个校区很快就变成了美国版的布莱切利园。工人们在这个秘而不宣的场地里、在带刺的铁丝网后解决谜题，却从不谈论自己的工作。其中不少人是女性[1270]。密码学的机器时代就此开始，这是个充满强大力量的时代，女性操作着房间大小的机器、美国制炸弹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部分首批打孔机。
阿灵顿厅和海军附属大楼中的女性大多是陆军妇女队（Women’s Army Corps）和志愿紧急服务妇女队（Women Accepted for Volunteer Emergency Service）的成员，即陆军和海军辅助计划的成员，该计划旨在弥补战时男性劳动力的短缺。她们一起住在营房和公寓里。数百人曾在七姐妹学院接受过秘密的密码课程[1271]培训，这些学院包括布林莫尔学院、瓦萨学院和曼荷莲学院等，教授们依靠的是由威廉和伊丽莎白·弗里德曼率先提出的练习与概念。在被铁丝网包围，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守卫[1272]的高度安全的建筑内，一些女性坐在一排排办公桌前，一边抽烟一边喝咖啡，辨认着对照文密码，准备放进炸弹机里；另一些女性则一边在探索远处恩尼格玛机器的关键位置，一边在操作着滴答和嗖嗖作响的炸弹机[1273]。楼里很热，通风不良。在阿灵顿厅工作的一位名叫玛莎·沃勒（Martha Waller）的密码破译员回忆说，夏天早上8点的室内温度通常是华氏90度。由于战时尼龙袜短缺，女性不能穿尼龙长袜，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光着腿……一动不动地坐在桌前，你都能感觉到汗珠从腿上滚落下来[1274]。”
从现在起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海军将强迫伊丽莎白和海岸警卫队的密码分析部门转移到海军附属大楼里，但即使那样，她也永远不会在宽敞又闷热的房间里和一排排坐在桌前的年轻女性一起工作。该部门仍然是独立的，是一支自力更生的精英小组。伊丽莎白和她的同事不时会利用海军附属大楼的技术，在机密线路方面取得进展，依靠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打孔机进行统计分析，以节约破译某些密码的时间，不过最初对谜题的破译仅仅依靠他们的大脑。伊丽莎白是最后一批用纸和笔破译密码的英雄之一。1942年夏天，当美国和日本海军在太平洋发生冲突，纳粹命令法国犹太人戴上大卫星[1275]时，她冒着最大的风险，接受了职业生涯中最严酷的挑战。
正如伊丽莎白担心的那样[1276]，纳粹间谍在3月遭到巴西警方突袭后更改了密码。联邦调查局围剿行动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德国明白无误地得知系统已经被破译，”她所在的部门里，身穿制服的指挥官琼斯中尉这样写道，“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所有机密线路上的系统事后几乎立刻改头换面[1277]。”两到三周时间内，纳粹又在南美洲的多个地点重新上线，无线电网自那之后有所扩张，并在新的城市和国家增加了节点。
伊丽莎白、琼斯中尉以及他们的海岸警卫队队友沮丧地看到1942年夏秋两季有新的线路亮了起来，起初只有2条，接着是5条，然后是15条，同时每条线路都使用了尚未被破译的不同代码。联邦调查局就像是试图用一颗巨大的炸弹摧毁一颗正在接近的小行星，结果却把这块岩石炸成了几十块有知觉的碎片，这些碎片能够再生，并将残骸散布到地球上更广阔的区域内。
联邦调查局在南美洲的行动让美国人感到不安，陆军和海军的情报官员也感到难以置信。“不幸的是，此事失去了控制[1278]，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政府正在读取该地区间谍特工使用的密码，”海军情报部门的指挥官约瑟夫·温格（Joseph Wenger）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写道，“对于军方来说，通过秘密电台获取信息可能比关闭这些电台更有价值。”英国人也大吃一惊[1279]——他们从一开始就不相信J. 埃德加·胡佛——当巴西出现了更多关于逮捕纳粹间谍的法庭案件的新闻报道时，当地的英国官员让人翻译、交换了有关这一切不幸的秘密电报。“你可以看看随信附上的巴西媒体对此事报道的粗略翻译，”一位驻巴西外交官在写给英国反情报机构军情五处的一名官员的信中写道，“恐怕是天崩地裂[1280]了。”
这场惨败引发了不同情报机构之间长达四个月的司法纠纷[1281]。陆军、海军和英国方面对联邦调查局怨声载道，而联邦调查局又进行了反击。这些争斗导致了一系列尴尬的妥协。美国陆军和海军迫使国务院承诺，在未经其批准的情况下[1282]，不会再占领任何秘密监测站，各方都认识到，海岸警卫队拥有监控西半球[1283]机密线路的权力和专业知识。但没人能阻止联邦调查局在南美洲开展反间谍活动，胡佛有总统授予的明确权力。
因此，由于无法解除胡佛被授予的权力，其他机构便开始将他排除在秘密之外，按照特定路线将信息传递给联邦调查局，让这些信息尽可能多地在联邦调查局内重复流传。根据英国安全协会的历史，英国方面与海岸警卫队的关系“日益密切和非正式[1284]”。双方都知道，从海岸警卫队那里得到的信息不会泄露给联邦调查局。每当联邦调查局的一名代表在房间里，人们就会互相窃窃私语。英国人通过观察发现，“珍贵的情报要么在会议开始前，要么在会议结束后被迅速、低声地[1285]传递了出去。”
4月，海军下令海岸警卫队停止分发机密的解密文件，转而向海军情报部门提供解密文件，以加强控制[1286]。当月，陆军、海军、海岸警卫队、英国安全协会和加拿大情报部门的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了为期一周的会议[1287]，讨论无线电和间谍的问题。该会议的主席是海军情报部门的指挥官温格，联邦调查局未被邀请，伊丽莎白位列其中。4月8日，在她解释海岸警卫队做法的当天[1288]，房间里有7名男性海军军官、3名男性陆军军官、4名加拿大男性、5名英国男性、3名海岸警卫队男性工作人员，而她在会议纪要中名列前茅：
美国海岸警卫队
弗里德曼夫人
海军少校波里奥
海军少校彼得森
毕晓普先生
自珍珠港事件以来，伊丽莎白的密码分析部门日益发展壮大，虽然规模仍然相当小，只有不到20位密码分析专家[1289]、翻译和文员。他们现在组成了一支处理联邦调查局造成的混乱的小组：破译数量倍增的线路上的新代码，同时把混乱整理成某种秩序。
在1942年3月的追捕之前，大多数间谍一直在使用书籍密码或单换位系统（Single Transposition Systems，一种常见的拼字式密码），它们风格相似，破译起来相对容易。3月过后，间谍开始使用更奇怪、更难懂的密码[1290]：滚动密钥系统、双换位系统（Double-Transposition Systems）、多字母替换与列移位（Columnar Transposition）相结合的系统。他们开始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打开无线电，试图避免被窃听。他们用难以预知的方式混合并匹配编写密码的方法。其中一个新程序依赖于“栅栏”，这种更复杂的应用原理跟伊丽莎白和威廉曾在写情书时使用的原理一样，只不过现在的明文不再是“爱你似海深”或“我非常爱你”了。这是一名在法国的纳粹间谍发送的德语片段：HERZLICHE WEIHNACHTSGRüE UND WüNSCHE ZUM NEUE JAHR[1291]，意思是“温暖的圣诞问候和新年祝福……”
伊丽莎白和琼斯中尉刚掌握一条线路，破译了代码，新的线路就会上线。这堪称密码分析专家的噩梦。以下是该部门在1942年底前所监控线路的部分清单[1292]：
3-G 汉堡—瓦尔帕莱索（智利）
3-J 汉堡—南美
4-C 里斯本（葡萄牙）—马普托（莫桑比克）
4-D 马德里—西非
4-F 汉堡—里斯本（葡萄牙）
4-G 斯图加特—利比亚
4-H 汉堡—未知
4-I 汉堡—波尔多（法国）
4-L 汉堡—希洪（西班牙西北部）
4-M 汉堡—西班牙
4-N 汉堡—未知
4-O 柏林—马德里
4-P 汉堡—马德里
4-Q 汉堡—丹吉尔（摩洛哥）
4-R 汉堡—维哥（西班牙西北部）
4-S 柏林—得土安（摩洛哥）
4-T 柏林—德黑兰（伊朗）
5-D 汉堡—克里米亚（苏联）
这些无线电信号价值连城，是地球因战争、边界模糊、权力更迭而震动时产生的独一无二的景象。纳粹分子入侵了苏联的克里米亚。伊朗部分领土被英国和苏联军队占领。摩洛哥由与纳粹勾结的法国维希政府控制。葡萄牙是中立国，受到来自双方的激烈竞争。利比亚暂时被意大利和德国军队占领。纳粹在这些地方都有间谍和破坏者，通过机密无线电发射器发回情报，同时，纳粹外交官甚至是军事官员[1293]都会借用发射器与汉堡和柏林进行对话，以应对转型和压力。这一机密网络虽然是为间谍活动建立的，但实际上只是另一条通信渠道[1294]，是各路纳粹分子在混乱情况下共享信息的一种方式。尼古拉·特斯拉在1926年预言过，“当无线技术被完美应用时[1295]，整个地球将会变成一颗巨型大脑。”该机密网络就是纳粹的大脑，虽然支离破碎，但已经包围了全球，以可怕的速度不断增加新的突触。
大脑中不断变化的信息不一定准确——部分线路似乎只包含“部分真实、部分扭曲的混乱的[1296]军事信息，”琼斯中尉在1944年的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显然是用商人在酒吧间的对话拼凑而成的”——不过就算是垃圾线路也对监控大有用处。“无论如何，”琼斯继续写道，“读取这些线路能够保证，一旦任何重要信息确实发生了严重泄露，我们将几乎在德国人知晓前就意识到，并立即提供安全保障。”换句话说，纳粹的大脑对盟军来说是一种预警系统。此外，被破译的信息提供了大量关于纳粹所掌握[1297]的美国军事能力的信息，因为当德国要求间谍提供有关美国弹道或高射炮的消息时，说明他们缺乏类似的信息。
伊丽莎白奋力追赶着日新月异的代码和与日俱增的模式。她的工作表变得古怪又美丽。当你退后一步，从远处看着工作表时，会发现她用字母和数字填满了方格，形成了不同的几何形状。有些形状是平行四边形[1298]，有些看起来像楼梯，另一些则像迷宫[1299]。她信手拈来一些调皮的字母，然后在纸上将它们分类。看不见的世界是完全不正常又不一致的，但伊丽莎白有一套技巧，让它恢复秩序。
一旦伊丽莎白破译了某条线路上的代码，她就会破译自己遇到的每条信息，不管这些信息是多么琐碎或隐私。邪恶信息，私人信息，谈及炸弹、枪支、船只和潜艇的严肃信息，看似诡异的信息。（从柏林到南美：“你能弄到关于用可可制造炸药[1300]的流程的信息吗？”可可是巧克力的主要成分。）她了解了间谍们的生活细节。柏林通知在冰岛的一名间谍，他的妻子埃丽卡生下了一名健康的女婴尤塔[1301]。有几次，一名间谍的家庭成员被允许从柏林传送私人信息。其中一位妻子和伊丽莎白同名，尽管她的名字是按照传统方式拼写的。“亲爱的约翰尼[1302]：在你生日之际，向你表达最衷心的祝贺，你的伊丽莎白向你致以千万次饱含爱意的问候和亲吻。”
伊丽莎白·弗里德曼和其他人一样破译并分发了这些信息。这就是她对抗法西斯的武器：铅笔、谜题、线路、姓名、日期、地点、支票标记、用订书机和打印页面订在一起的手写字条，一堆堆随着小时数、天数和周数增加的破译信息。
伊丽莎白在工作的同时谨言慎行，她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密码分析部门的文档中。她不再是最高指挥官，所以她没有给情报界的其他部门写过正式备忘录（这是琼斯中尉的工作[1303]），也没有直接与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会面（这也是琼斯的工作[1304]）。在海军情报部门内流传的机密无线电通讯备忘录上，印着的是琼斯的名字。伊丽莎白在紧闭的门后并不害羞，她有时会和琼斯争论工作方向，他们对于哪些难题更亟待解决存在分歧[1305]（她发现琼斯的判断有时会被职业至上主义所蒙蔽，一种恼人的晋升渴望），她也并不介意在文件上保持匿名。20世纪30年代，作为密码界名人的经历让她相信，在这个神秘的世界里，引人注目是一种毒药。战后，伊丽莎白说她认为自己是秘密分析部门的“工人之一[1306]”——她的工资肯定跟工人而非领导一样，作为一名P-5公务员和政府中层雇员，她的年薪是4200美元[1307]，相当于今天的63000美元——同时，伊丽莎白倾向于对自己的贡献和琼斯作为指挥官的角色轻描淡写，这也是她在战争中多年未被发现的原因之一。
不过，伊丽莎白仍然不可避免地在记录中留下了蛛丝马迹，也就是她工作中的轻微痕迹。她名字的首字母ESF[1308]被打印在一些海岸警卫队解密文件的底部。她的笔迹出现在[1309]不少和解密文件订在一起的字条上，前面有个代号“GI-A”，意思是“分析员”，部门里的其他人都会用这个代号。有时她会直接在解密文件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在一个特别重要的名字或短语旁留下富有个人色彩的[1310]红色或蓝色铅笔字迹，这种伊丽莎白独特的潦草斜体笔迹从她在大学写日记开始就没变过。
一天下来，其实是伊丽莎白而非琼斯在领导该部门。1930年，她第一次提出了这项创举。她招募人员，培训密码分析专家。多年来，她一直在指导大家的工作，把该部门打造成了一座发电站。这给了她一种非正式的权威，一直关注她的人都知道伊丽莎白是海岸警卫队密码破译的心脏。1942年12月，两名英国情报人员在华盛顿会见了伊丽莎白，讨论布莱切利园和海岸警卫队密码分析部门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其中一名联络员G. G. 史蒂文斯（G. G. Stevens）少校在给英国上司的一份“最秘密”电报中描述了此次会面[1311]，并建议他们安排一名海岸警卫队代表访问布莱切利园。“因为这个人希望看到弗里德曼夫人，”这名英国官员写道，“但可能在华盛顿方面，我们认为指派中尉指挥官琼斯作为部门官方领导更合适。”
考虑到她的工作紧张程度、高度机密带来的压力，以及每天下午都要眼花缭乱地整理字母，伊丽莎白为自己与“小胖”F. J. M. 斯特拉顿的友谊感到高兴。这位英国天文学家、无线电专家长得像圣诞老人，他是个镇定自若的人。他习惯在出人意料的时间[1312]出现在伊丽莎白的办公桌前，伊丽莎白坐在办公桌前，埋头研究某个问题，然后抬头看见他微笑着站在那儿。他从不透露自己的任何信息，但总能让你觉得自己已经认识他很久了，让人感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然了，他也很聪明——有点像个修补匠。他喜欢找出隐蔽电台的挑战。他发明了一种他称之为“小酒杯”的装置[1313]，这种可以从口袋里探出的小型电子设备，能够让步行的人秘密地精确定位建筑物内非法无线电发射器的确切位置，精确到楼层。他管理着一支测向专家团队，他们与联邦通信委员会合作，缩小了非法信号的位置范围。
通过惊人的努力、团队合作和长期工作，海岸警卫队的密码破译员和他们的伙伴在经历了一段令人不快的失明期后，终于重新掌握了机密线路的控制权。到1942年冬天，伊丽莎白的眼睛复明了。在没有灯火的黑暗中，她现在正看着它们，逐个字母地看着。她的桌上有个罐子，里面装着栩栩如生、闪闪发光的纳粹大脑，电极伸向了她的笔尖。她的部门已经征服了那年出现的每一条新线路和每一个新代码。
只有一条线路例外。
1942年10月10日[1314]，这条线路交换了第一批信息，这些信息似乎无法被破译。伊丽莎白想知道这是不是一条恩尼格玛线路，也就是说这些信息是通过某种恩尼格玛机器加密的。
她把这条线路叫作3-N[1315]。
也许线路3-N上的信息非常敏感，需要比平常更难破译的代码，因此她猜测这些信息肯定很重要。伊丽莎白猜得比自己想得更准确：最终，这场看不见的战争的命运将开启线路3-N的邪恶频率。
目前，对于未解之谜的焦虑足以激励伊丽莎白。这里有一些她看不懂的信息，而她想要看懂。很简单，这个代码必须被破译。
在每周与英国方面以及联邦通信委员会同事举行的广播情报会议上，伊丽莎白谈到了线路3-N，同时所有机构都提供了线索[1316]。联邦通信委员会确定其中一个电台位于欧洲，另一个则位于南美洲，英国方面确认了联邦通信委员会给出的方位。
从线路3-N截获的新信息每周都会送到伊丽莎白的办公室里。到1942年12月，她已经积累了28条加密信息[1317]。粗略分析后，这些信息展现出了恩尼格玛机器的特征。
伊丽莎白和海岸警卫队早在1940年就已经破解了一台恩尼格玛，这台商用恩尼格玛的布线系统早已为人所知。现在他们面临着另一台恩尼格玛，这台恩尼格玛后来被证明布线未知，而且之前也从未被破解过。这是真正的摸石头过河，她必须想办法到达对岸。
阿根廷的阳光照在脸上感觉不错，透过他薄薄的棕发把头皮晒得暖洋洋的。古斯塔夫·乌青格喜欢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是座美丽的古城，一尘不染，富有音乐气息，到处都是不会刨根问底的友好的人。他在离河流不远的市中心多纳多街1511号[1318]的一家小店里为合法付费的客户[1319]制作和修理收音机。
当年的乌青格28岁。想象到他也许会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然后在不管是阿根廷还是德国结婚生子，这个念头似乎并不疯狂。他在柏林的崇拜者很担心他。乌青格的女友在AMT VI工作[1320]，所以她有使用无线电发射器的权限，经常给乌青格发送自己和其他亲朋好友的私人信息。她在信息上的签名是“蓝眼睛[1321]”，并称呼乌青格为“黑眼睛”。有时“蓝眼睛”会给乌青格发送他在柏林的祖母写的信息，她称自己为“女先驱[1322]”。他试图在千里之外照料自己的祖母，从南美洲寄来一包包食物、罐头肉和咖啡。她在无线电信息中告诉他，这些包裹非常有用，这鼓舞了她的精神。“我和……蓝眼睛坐在一起，喝着一瓶酒庆祝你的生日[1323]，”她有次写道，“一方面，我希望你在这里，另一方面，我也为你的成就感到骄傲……今年收到了两个包裹，非常高兴和感谢……我的身体安好。最亲切的问候。女先驱。”她还让他别忘了刷牙[1324]。
如果古斯塔夫·乌青格能够自己做决定，也许战争的剩余时间里他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经营自己的小电台业务，大赚一笔，在报纸上登广告，做一切光明正大的事。然而，他是纳粹政权的精英先锋党卫军的一员，党卫军可不在乎他的个人梦想和抱负，这就是为什么1942年的最后几个月，他在商店的地下室里恢复了“为祖国自然的爱国努力”。在纳粹上级的紧急要求下，他忙于组装、测试新一代的机密无线电机。
距离联邦调查局在巴西试图粉碎纳粹网络并以失败告终已经过去了八个月。被捕后，乌青格四处游荡了一段时间，试图赚钱养活自己。逃到巴拉圭的亚松森市后，他找了份工作，在由活跃的法西斯分子——巴勃罗·斯塔尼（Pablo Stagni）领导的巴拉圭空军担任无线电技师。在斯塔尼麾下，乌青格为军方建造了发射器[1325]，向巴拉圭军官传授了使用无线电的要点。有时，他会看到一些前纳粹同事在亚松森附近闲逛，但他们只是聊聊天而已——除了有一天，他们在公共广场[1326]焚烧了查理·卓别林的电影《大独裁者》的胶片。
直到乌青格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才被拉回了这场关于秘密电台的游戏。
他和斯塔尼一起去了那里，斯塔尼试图说服纳粹海军武官迪特里希·尼布尔（Dietrich Niebuhr），向他出售一些古老的克虏伯大炮[1327]的瞄准具，这些大炮是巴拉圭人在上一次战争中从玻利维亚人手里夺来的。迪特里希·尼布尔对乌青格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大炮，于是他开始游说这位无线电奇才。尼布尔表示，他承受着来自柏林的巨大压力[1328]，要在这里建造一台秘密的无线电发射器，他需要乌青格的帮助。
在战争的这一阶段，阿根廷的氛围比巴西更适合建造秘密电台。随着战争的发展，巴西人逐渐倾向于与同盟国结盟，而阿根廷人则恰恰相反。1942年夏天，一位名叫沃尔多·弗兰克（Waldo Frank）的美国犹太小说家在阿根廷旅行时[1329]，注意到了“一大堆[1330]纳粹和民族主义的小报”。弗兰克走遍许多城市和小镇，发表关于民主价值的演讲，而每座城镇都有一份支持纳粹的报纸[1331]对他进行攻击。他意识到，由腐败的地主们控制的阿根廷保守政府“对于自己对国家的控制程度非常怀疑[1332]”，同时法西斯分子已然渗入警方。在弗兰克的旅行结束时，政府已经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在他得以逃出阿根廷之前，五名警察冲进他住的旅馆[1333]，用警棍殴打他的头部。
自然而然地，纳粹想要利用这种被接纳的氛围，尤其是在他们正迅速失去世界各地的朋友的情况下。目前西半球只有智利和阿根廷两个国家与德国保持着正式关系，1943年初，智利将切断该联系，使得阿根廷成为接纳德国的唯一国家。这就是柏林和迪特里希·尼布尔迫切需要建立无线电联系的原因。阿根廷是德国在西半球仅有的几座监听哨[1334]之一，也是最后几个仍能获得有关西方（包括美国）所发生任何事的可靠情报的地方之一。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线路畅通。
尼布尔给了乌青格一台强大的西门子发射器，他一直将其保存在大使馆里。1942年秋，乌青格把它带到城外的一座小农场[1335]里进行测试。然而事实证明，尼布尔并不是阿根廷唯一需要无线电援助的纳粹分子。与乌青格接触的还有一位名叫汉斯·哈尼施（Hans Harnisch）的防御局间谍，代号“老板[1336]”，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德国钢铁公司的员工。他也想建立通往柏林的无线联系。
之后，在1943年1月，最神秘的间谍突然出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党卫军上尉西格弗里德·贝克尔，代名“萨尔戈”。他藏在一艘西班牙船上[1337]，贿赂船员帮他偷渡过海关。
在他从德国一路带来的行李中，包括一台恩尼格玛[1338]密码机。
贝克尔还是老样子——金发华服，脏兮兮的胡子，诡异的长指甲——但乌青格认为他在贝克尔眼中发现了新的光芒。他野心勃勃。贝克尔表示，在未来的几个月内，他将需要乌青格向柏林方面传递非常敏感的信息[1339]。“使馆人员”不能阅读这些信息。无论贝克尔为自己的下一步行动准备了什么，他都打算保密。
乌青格发现自己现在骑虎难下。来自三家敌对机构的三个人都向他请求无线电援助：德国大使馆的尼布尔，防御局的哈尼施，还有党卫军贝克尔。理论上来说，他可以建立三个独立的无线电台，但由于他自己的设备有限，这显得不切实际。一个坚不可摧的电台比三个不堪一击的电台更受欢迎。于是，乌青格决定欺骗柏林，让柏林相信他已经建成了三个电台。他设计了一个只存在于纸面上的神话般的无线电组织[1340]——“波将金网络”，这样德国的每家机构都会觉得自己控制着位于阿根廷的电台。他称该网络为“玻利瓦尔”，并告诉柏林它由三部分组成：红色、绿色和蓝色[1341]。
红色代表贝克尔、乌青格，以及他们的党卫军同伙。
绿色代表汉斯·哈尼施和防御局。
蓝色代表“使馆人员”。
这一计谋让乌青格能够自由地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操作，而且无须向柏林方面解释他的每个技术选择。他决心避免犯那些导致他们在巴西被捕的错误，于是他在贝克尔的帮助下开始了工作。两人一起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周边城镇招募了一支新的间谍队伍，“42名忠诚又老练的同伙[1342]”，其中包括德国移民和信奉法西斯主义的阿根廷工薪阶层人员。乌青格选择了新的无线电技师，并在良好的安全措施下展开了演练。将传输限制在短时间内；在预先安排好的频率上发送充满垃圾信息的诱饵信息；在每周的不同时间发送信息；绝不重复两次同样的信息。
“我正在教我的部下严格的无线电纪律[1343]，”他通过无线电对柏林方面说，“美国佬在复制我们发送的每一个点呢。”
除了新的无线电联系，间谍们还开辟了另一条通往柏林的有效渠道[1344]，建立了一个依靠西班牙水手将包裹和行李偷运到西班牙船上的信使系统。这些用比索支付薪水的人被称为“狼”，他们允许贝克尔和乌青格接收运送的货币、通过出售来换取现金的药品，以及无线电零部件——这些是维持网络运转的必需品。通过该系统和其他来源，乌青格还拿到了密码机。现在他手里有两台可供处置的恩尼格玛[1345]，另外还有一个怀表大小的克里哈装置，叫作利立浦特[1346]（Liliput），小巧轻便，易于隐藏。
1943年2月底，乌青格和贝克尔已经万事俱备：一个新的无线电系统；密码机，包括当时手边最好的恩尼格玛，这使得每条信息都成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小堡垒；以及一组同伙。他们准备将大量的报告发送给德国。2月28日，贝克尔突然上线，向柏林发送了一份振奋人心的进展[1347]报告：
与卢纳建立了新组织。卢纳以极好的方式召集了一群同事。扩散并准备，这样我就能立即按照计划开始工作。中士。
柏林方面欣然回复。“老伙计，现在我们出发[1348]了，”他们通过无线电说道，“测试信息。大家好。我们将在周一、周三和周六凌晨2点和4点拭目以待你的随机信号。”
间谍在国内的党卫军领导人，以及AMT VI的官员，在听到阿根廷的大门正在打开时感到欣喜若狂。1942年和1943年末，德国的冬天分外严寒。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击溃了德国国防军，尽管纳粹审查员[1349]封锁了伤亡报告，谣言还是流传起来。在积雪覆盖的德国城市，很难找到牙刷[1350]、皮带、自行车轮胎和卫生纸，餐馆抱怨有顾客偷眼镜[1351]。2月18日，在柏林一场两万人参与的集会上，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终于承认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1352]中失败了，并呼吁“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任何战争都更为彻底和激进的战争”，一场针对同盟国和犹太人的末日般的死亡之战。
德国的冬季只有黑暗、危险与霜冻——然而，贝克尔和乌青格的报告说，阿根廷此时正是盛夏，他们结交了不少有趣的朋友。
例如，贝克尔正在同胡安·多明戈·庇隆建立关系。胡安·多明戈·庇隆未来将成为连任三届的阿根廷总统，但现在他只是名有道德瑕疵的年轻陆军上校。（他的同居女友年仅14岁[1353]，他称她为“食人鱼”。）庇隆属于一个秘密的军官团[1354]，即联合军官团（United Officers’ Group），目的是推翻阿根廷总统。与此同时，他的想法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国家。受到希特勒统治欧洲的启发，庇隆想象自己是横扫南美洲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者。
他的野心超出了能力范围，他还不具备更广泛的革命所需要的人脉，但西格弗里德·贝克尔具备。贝克尔身为纳粹党卫军一员的十年间，先后在德国、巴西和阿根廷工作，结识了各种有影响力的南美人：包括中尉、将军、外交官和警察队长。他带着一本记着他们电话号码的小笔记本[1355]，这些联系人——贝克尔记录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小黑书——使庇隆和庇隆的朋友们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1356]，很快阿根廷人就与纳粹间谍达成了一项非正式协议[1357]。
双方各取所需。阿根廷人会分享有关美国的秘密，保护间谍不被联邦调查局和其他同盟国法律机构逮捕。作为交换，这些间谍将在幕后活动，扩大阿根廷在南美洲的影响力，将一个国家的革命者与另一国家志趣相投的人联系起来。他们将策划政变，推翻政府，然后建立对法西斯友好的政权。
最终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反对美国的国家联盟。“希特勒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斗争将成为我们的向导[1358]。”庇隆和他的联合军官团同谋在一份秘密宣言中写道。有了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和智利的支持，向乌拉圭施压将易如反掌。接着考虑到巴西的政府类型和庞大的德国人口，五个联盟国将轻易地挺进巴西。
随着巴西陷落，“整个大洲将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
伊丽莎白坐在海岸警卫队的办公桌前，伸手拿了一张新的方格纸。线路3-N。从阿根廷到柏林。未知的恩尼格玛机器。
现在，来自线路3-N的28条未破译的信息堆在伊丽莎白的书桌上。她用铅笔在工作表上写下了28条密文，并让它们互相叠加形成一堆文本[1359]，这样她就能通过信息深度进行破译，正如她在1940年破解商用版恩尼格玛那样。
这28条信息似乎都用了同一个密钥——这是他们的纳粹对手送给密码破译员的一份大礼。这使破译变得更容易，也让伊丽莎白得以开始破译单条信息。
她计算了竖列中字母出现的频率。密码字母H在第二列中出现了七次，第三列中出现四次，依此类推。这足以让人着手猜测明文字母。每一列都是独立的单字母密码，伊丽莎白来回跳跃，在每一列中用铅笔画出明文字母，并猜测每一行里出现的德语单词，比如bericht（报告）和wir hoeren（我们听见了）。
伊丽莎白遵循自己在1940年破解商用版恩尼格玛时所使用的方法，借助破译那台旧机器时的经验，她在这台新机器上发现了“入门的楔子”，接着她用锤子敲打楔子，直到那该死的东西四分五裂。伊丽莎白的小组仍然依赖于几何形状的模式。第一步：将信息逐条排列起来。第二步：解决信息深度，破译明文。第三步：使用得到的字母表来推断轮盘布线。第四步：无论对方何时更改密钥，利用布线破解新的密钥。
这次，海岸警卫队有了竞争对手。在远隔重洋的英国密码破译区布莱切利园里，一个名为“情报服务诺克斯”（Intelligence Service Knox）的部门[1360]正在破解同一台恩尼格玛，试图不依靠海岸警卫队，自力更生。自从战争开始，布莱切利园就一直在破译间谍密码。1942年12月，盟军的两个小组用不同的方法，几乎同时[1361]破解了这台新的恩尼格玛，堪称殊途同归。
这台机器被证明是为防御局设计的G款恩尼格玛[1362]，类似商用版恩尼格玛，不过轮盘的步幅不如后者规律。在高度安全的恩尼格玛系列里，这是一种中等安全的款式，比商用版难破译，但比其他恩尼格玛破译起来简单。数十年后，伊丽莎白称G款恩尼格玛是“德国和其秘密特工（即间谍）使用的不算高级的恩尼格玛[1363]”。然而在当时，破解这台机器如同一场胜利。“举行了很多庆祝活动[1364]。”国家安全局的一位历史学家在战后与伊丽莎白一同接受采访时表示。
现在海岸警卫队可以向后并且向前读取信息了——已经被拦截的旧信息和新拦截的信息。看了明文内容后，密码破译员们确认了南美洲的线路终点位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同时，三种颜色的名字也出现在了信息中：绿色、红色和蓝色。间谍们用这些颜色的名字标记他们的字条，每种颜色似乎都代表着使用不同代码的不同间谍头目。
这就像是一群纳粹特工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周围，共享这条线路，集中资源以达到最终目的。
破译绿色信息后，海岸警卫队的密码破译员将目光转向了红色。他们已经知道这些信息是用德国人称之为“莉莉”（LILY）的设备加密的。1943年2月，柏林方面通过无线电发送了“以下信息全部通过莉莉加密[1365]”。在伊丽莎白和她的同事看来，莉莉是利立浦特的简写，也就是那台微型的德国克里哈密码装置利立浦特。
利立浦特比早期的克里哈模型稍微复杂一些[1366]，不过按照常规来讲，克里哈的安全性不如恩尼格玛。伊丽莎白走到书架前，拿起一个克里哈，和同事们进行检查。虽然这台模型是旧款，但原理相同。两个呈同心圆的字母轮盘互相叠加，由主控轮盘调整到一定的起始位置。经过一个月的工作，密码破译员在打孔卡的帮助下复原了密钥，同时，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计算机进行处理并将某些密码字母并置的频率[1367]制成表格，这有助于他们理解这些字母的分布方式，提供了一些关于可能的密钥的线索，这些线索随后被测试，以验证它们是否能生成合理的明文内容。
现在，海岸警卫队已经能够读取线路中大部分的通讯了，包括红色和绿色的信息。（他们一直没有破译出蓝色信息[1368]，但这无关紧要。）
那么明文内容中出现了哪两个名字呢？
“萨尔戈”和“卢纳”，伊丽莎白的老朋友。
她认出了间谍和无线电奇才的化名。1942年，她在巴西的线路上第一次碰上他们，显然现在这两人在阿根廷重聚了。
这两位重要人物“萨尔戈”和“卢纳”的存在意味着线路3-N举足轻重。但还有一件事让伊丽莎白感到担忧。这些人似乎正在建立一个规模比之前更大的全新无线电组织。他们在雇用无线电操作员，同时着迷般地测试新的无线电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