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布置了[1369]一根100米长的指向柏林的天线，”一天间谍给柏林方面发送了这样的信息，“希望你们喜欢。”
伊丽莎白心里清楚，西方的纳粹网络已经转移到了阿根廷，这些人正在为重大间谍活动做准备。山雨欲来。
不幸的是，就在伊丽莎白开始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海军强迫她中断工作，收拾行李搬离办公室。
1943年3月，海岸警卫队的密码破译员接到命令，要求从他们在财政部的长期据点搬到如今是海军通信附属大楼的前女子学校，这所战时临时设施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大道。当伊丽莎白在新地点安顿下来时，她不得不暂停对线路3-N的破译。她的办公室位于二楼[1370]，除了自己的组员，伊丽莎白几乎不跟任何人说话。一名海岸警卫队员工后来回忆道：“我们的工作是划分好的[1371]。我们一组一组去吃午餐，但从不谈论工作，只谈论时事——战争的走向之类的话题。”伊丽莎白偶尔和一些海岸警卫队妇女预备役[1372]的成员一起工作。有时她基于纯粹的社交需要，会跟年轻的志愿紧急服务妇女队和陆军妇女队成员进行交流。在海军附属大楼之外，伊丽莎白邀请她们到她家喝茶[1373]，询问她们在华盛顿的生活情况。一天晚上，阿灵顿厅的密码破译员玛莎·沃勒回到自己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公寓，发现伊丽莎白和威廉·弗里德曼正同五位室友共进晚餐。一位室友的父亲显然认识威廉，并安排了这顿晚餐。沃勒吓蒙了，她听说弗里德曼夫妇是传奇人物。沃勒回忆道：“我觉得自己神魂颠倒[1374]，我也知道自己几乎什么都没说。”以下是她对伊丽莎白的印象：“她的样子、声音和举止都像一位英语教授。”
伊丽莎白搬到海军附属大楼一个月后，她的丈夫离开美国，开始了自两年前精神崩溃以来的第一次重大任务。威廉·弗里德曼应美国陆军的要求前往布莱切利园，后者希望他能就分享信息、专业技能和制造炸弹机的蓝图达成协议。他成功了。然而，他在海外时抑郁卷土重来，这次表现为失眠。他吞下粉色的异戊巴比妥药丸让自己陷入昏迷。在自己的旅行日记[1375]中，威廉反复提到了睡眠问题：
4月27日，星期二……10点30分上床，但太累了睡不好。
5月2日，星期日……各种原因导致睡眠质量很差，可能是破伤风疫苗效力还没过。
5月24日，星期一……凌晨1点起床，从华盛顿带来的行李里拿了两颗小药丸服用，但效果不佳。醒得很早，完全没有神清气爽的感觉。我猜这项工作很劳神费力，希望能尽快完成。
5月24日，星期一……我注意到，在我“神经紧张”和经历“heebeegeebees”的日子里，晚上反而睡得很好。但如果没有发生以上情况，我就睡得不好——目前我已经很多天没有经历hbgbs了。但愿我能解开自己身上的秘密。
伊丽莎白没有看到这些日记，她猜想威廉肯定压力很大，因此对他的精神状态感到担忧。整个4月和5月，伊丽莎白经常在威廉不在时给他写信，她给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武官寄去了至少14封信[1376]，让他们送到威廉的秘密工作地点。在这些信件中，她专注于华盛顿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他们家的草坪因春天的阳光而干燥龟裂；与一些家庭朋友的派对，他们在派对上都喝了太多鸡尾酒，熬夜到了凌晨2点，围着钢琴唱歌。“我会为你重现当时的场景和在场者的画面，所以对你来说就像是短暂的回归[1377]。”她提到了一位共同的朋友，陆军通讯兵团的约翰·麦克格雷尔（John McGrail）上校。这位专业情报人员曾在威廉的《美国黑室》副本中写下过批评性的注释。和威廉一样，麦克格雷尔也很聪明，容易抑郁，而且与人为善。在复活节那天，他送给伊丽莎白一束紫罗兰[1378]，“亲爱的宝贝，”伊丽莎白写信给威廉，补充说麦克格雷尔“看起来前所未有的抑郁。”她说，威廉放在图书馆里的电视钟的走速似乎比正常速度要快：“就连你的电视钟都在想你，它走得飞快。”
伊丽莎白提到，为了保持身材苗条，她一直不吃早餐，晚上还会抽烟[1379]。这是她罕见地承认自己因工作带来的精神压力而不堪重负。某个夏天，海军附属大楼里的温度达到了110华氏度[1380]，没有空调。她的汗滴到了工作表上，所有人都大汗淋漓。海军指挥官不让大家回家，他说战争正在进行。
真正的危险在于，一旦伊丽莎白有所松懈，哪怕只是一周的时间，她的密码分析部门就可能进度落后，再也追不上了。1943年整个夏天，纳粹对他们的密码系统进行了广泛改革[1381]来提高安全性。德高望重的纳粹密码学家弗里茨·门策尔[1382]（Fritz Menzer）下达了这些命令，他在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部领导一支由25位密码专家组成的队伍。那些仍然依赖于手工密码的间谍抛弃了他们的老方法，开始采用总督察门策尔的新流程，而海岸警卫队的密码破译员必须与时俱进。他们锲而不舍地破译着“62号流程[1383]”，这个双换位系统建立在一条由31个字母构成的关键短语的基础上。在该系统中，信息里的字母被反复打乱，只能通过一条关键短语重组，而这条关键短语本身就是基于月份被打乱的。
西班牙语国家的机密线路开始启用62号流程。马德里和其他地方的间谍采用的另一种新密码系统“40号流程[1384]”是一种结合了双换位的替换系统，两个步骤用的是同一条关键短语。在替换步骤中，这条短语写在五乘五的方块[1385]里。伊丽莎白的小组发现的关键短语之一是西班牙谚语donde menos se piensa salta la liebra。它写在五乘五方块里，跳过了所有的重复字母，看起来像这样：
D O N E M
S P I A L
T B R C F
G H K Q U
V W X Y Z
从字面上看，这条谚语的意思是“兔子会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蹦出来”，不过更好的翻译可能是“机会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敲门”。
无论白天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她注意，伊丽莎白总是会回到连接阿根廷和柏林的线路3-N上来。
她前所未有地相信线路3-N至关重要。该线路上的传送量在4月陡增[1386]，而且每周都在持续增加。有几天他们向柏林发送了尽可能多的15条不同信息[1387]，而柏林回复的信息也同样多——对伊丽莎白和她的小组来说，这给了他们更多可供追寻的纳粹的文本内容，如同一场新线索的大爆炸。
德国似乎一如既往地渴望获得关于美国的信息，不断就美国的武器能力和政治人物提出疑问。（“罗斯福和他的犹太顾问之间有意见分歧吗，尤其是罗斯曼、摩根索和法兰克福特？”[1388]）柏林经常向间谍们发送冗长的编号名单：
1．据报道，底特律的费舍尔公司[1389]制造出了一种12厘米口径的新型高射炮，通过遥控发射。紧急问题：结构、作用方式、性能表现。
2．[亨利]福特在位于铁山的工厂里生产些什么？工厂的规模？何时建的厂？每月产量？
3．关于美国的装甲炸弹：口径多少？何种材料制造？还需要知道横截面平面图，所填炸药，（此处5个字母含混不清）和雷管数量。是否用了“D型起爆药”？
4．关于穿甲武器新进展及生产的详细情况，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航空炸弹。
5．尤其是关于火箭武器进展及引进的详细情况……
这些信息令人忧心忡忡，但很直白和熟悉，伊丽莎白在其他线路上也见过数百次类似信息。线路3-N的全新之处和邪恶之处在于明文中熠熠生辉的政治阴谋——其中的密谋与恶意彻底上升到了另一个层次。“萨尔戈”和“卢纳”不再止步于发送货运消息了。他们在整个南美洲都有朋友，准备借革命的名义行动。他们正在组建一支秘密部队。
首先，伊丽莎白清楚地知道，这些间谍与阿根廷的权贵建立了亲密的工作关系。1943年6月4日，一群将军占领了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统府玫瑰宫，推翻旧政权[1390]，任命了新总统佩德罗·巴勃罗·拉米雷斯（Pedro Pablo Ramírez）。信息中提到了拉米雷斯（纳粹称他“戈德斯[1391]”）和其他参与政变的成员，包括胡安·庇隆和爱德华多·奥曼（Eduardo Aumann）上尉，代号“莫雷诺[1392]”，如今是阿根廷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伊丽莎白注意到一位名叫“老板”的纳粹特工（防御局领导人汉斯·哈尼施）会定期与这些人进行秘密会晤。“与[总统]戈德斯的另一次重要会议表明，他愿意为了轴心国的利益[1393]进行积极合作。”1943年7月24日，“老板”通过无线电向柏林发送了这样的信息，随后又补充说，奥曼和其他人“时刻并充分准备[1394]着促进共同利益”，以及“美国被视作头号敌人[1395]”。
当伊丽莎白得知被认为中立的阿根廷正在与德国秘密合作时，她并未感到震惊，但是他们合作范围的广泛令人吃惊。她窥见了非同寻常的机密任务的微光。“老板”在一条信息中写道，“通过我们的努力，阿根廷政府与智利、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的民族主义团体建立了密切联系，就连有阿V驻扎的[1396]巴西也不例外。”对纳粹来说，一个阿根廷远远不够：他们在密谋推翻玻利维亚、智利、巴拉圭和巴西的政府。他们试图操纵局势，让整个南美洲落入法西斯手中。
“萨尔戈”似乎是幕后黑手，这位隐形的特工在国家间来回穿梭，与革命者会晤，带来金钱和信息，将不同团体联系在一起。他告诉柏林，自己已经争取到了巴拉圭空军司令斯塔尼的合作，他说斯塔尼“完全站在我们这边[1397]”，而且很高兴用巴拉圭的飞机载他环游南美洲。“萨尔戈”表示，他对玻利维亚发生军事政变的前景感到乐观。他和玻利维亚的矿业部长[1398]以及一位名叫埃利亚斯·贝尔蒙特[1399]（Elias Belmonte）的武官组成了一支密谋小组。当“萨尔戈”在暗中运筹帷幄，推敲研究革命的具体细节时，他的同事“老板”继续与阿根廷人会晤，谈论大局。8月下旬，“老板”参加了阿根廷政府的“高级官员及普通官员秘密会议”，并通过无线电向柏林发送了以下内容：
据说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南美国家集团[1400]，该集团将维护自身利益，而不受其他虚与委蛇的国家的监护。玻利维亚不仅要摆脱美国的影响，还要实现社会公正。阿根廷可以与玻利维亚政府一起，甚至无视玻利维亚政府的反对来执行这项任务。同智利的谈判取得了很大进展，预期将有进一步改善。里奥斯政府模棱两可的左翼政策已经时日无多了。智利军方已做好一切准备仿效阿根廷[比如发动政变]……有必要加快速度……人们对[巴拉圭总统]莫林戈颇有微词。有人暗示说，不排除政府更迭的可能……
也许其中最大胆的行动是，这些间谍似乎在安排阿根廷和纳粹德国之间的秘密武器交易[1401]。他们试图在盟军不知情的情况下，想办法把枪支和炸弹从柏林运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伊丽莎白能够在明文中追踪武器交易的所有细枝末节。她发现，交易细节将由一位阿根廷特使在柏林进行商谈，这名当地男子将在外交掩护下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他曾被许诺将与希姆莱和希特勒会面。“一名特工将离开[1402]阿根廷前往德国，”一名间谍在七月通知柏林，“其姓名、军衔和任务有待进一步跟进。”
在随后发送的信息中，伊丽莎白得知了此人的姓名：奥斯马尔·赫尔穆特（Osmar Hellmuth）。
机会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敲门。她听到了敲门声。
奥斯马尔·赫尔穆特觉得自己前所未有的重要，他从来没干过这么激动人心的事[1403]。前一分钟，他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德国俱乐部里，和几个穿着马靴的德国人谈笑风生，下一分钟，他又回到了位于埃斯梅拉达大街的公寓里，和另外几个德国人聊起了国际武器交易，接着他被引见给一位指甲又长又卷的男子，并被告知“这位先生”将为他安排所有行程，让他和元首一起进行环球航行。
英国官员后来得出结论，时年40岁的赫尔穆特不算聪明，他身材魁梧、留着红胡子[1404]和一头往后梳的红发，对于纳粹间谍团伙来说是“唾手可得的猎物[1405]”。作为一名军衔较低的海军军官，他负责为阿根廷政府处理一些微不足道的外交事务。他的履历不足以让他身居高位，不过足以让西格弗里德·贝克尔注意到他能提供的那种外交保护。
1943年夏，贝克尔的野心随着他权力的扩张而倍增。如今他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高档小区[1406]里，离胡安·庇隆富丽堂皇的豪宅不远，后者在政变后，军衔一路高升。
两人经常秘密交谈[1407]，这也是贝克尔了解到阿根廷人迫切需要武器的原因。由于担心来自巴西的入侵，他们希望贝克尔帮忙从柏林采购武器。这个要求并不简单。战争到了这一阶段，武器供不应求——德国不能轻易把武器拱手让人——贝克尔也不能直接问柏林讨要武器，因为外交部是由党卫军外国情报机构的官僚对手控制的。那么，获得武器的唯一途径就是暗中进行，不让“使馆人员”发现了。
就在这时，贝克尔接触了前保险推销员奥斯马尔·赫尔穆特，并给他开了价。
贝克尔跟这位天真的阿根廷人解释，出售武器必须亲自面谈，因此需要一位特使，或者一位中间人。贝克尔解释道，如果赫尔穆特同意接受这项任务，他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登上一艘名为“合恩角号”的船[1408]。这艘船将驶往位于大陆北岸的特立尼达港口，英国官员会在那里搜查所有开往欧洲的船，然后他们启程前往西班牙。赫尔穆特到达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后，应该前往卡尔顿酒店登记入住，等待党卫军特工来到跟前，说出“来自西格弗里德·贝克尔的问候”。赫尔穆特则要回答：“啊！党卫军上尉！”毕尔巴鄂的党卫军将安排赫尔穆特与包括希姆莱和希特勒在内的纳粹领导人进行会晤。交易完成后，赫尔穆特会得到一份在巴塞罗那做领事的闲差。
“当时我有个去欧洲的绝好良机，”赫尔穆特后来解释道，“不用自己掏钱，薪水不错，去执行一项极其有趣的任务，前景也很好[1409]。”他不明白其中的风险，但贝克尔明白。贝克尔只是觉得，就算这次任务失败，或者盟军发现了这件事，也没人能追溯到自己身上来。这可能是他在辉煌的间谍生涯中犯过的唯一一次致命失误。
那年夏天，不只贝克尔一人误判了形势。小团体里的无线电专家古斯塔夫·乌青格也未能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美国人伊丽莎白·弗里德曼和她的小组已经破解了他的密码机，如今正在读取他的每一次信息传送。然而，对于乌青格来说，他想不到美国佬竟然能破解一台恩尼格玛机器。
这倒不是说他晚上睡得安稳。和任何优秀的无线电专家一样，乌青格生活在职业性偏执的迷雾之中。他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如果自己的网络遭到破坏，那肯定是柏林那些无能同行的错，用他的话来说，是他们“浅薄、业余又缺乏想象力[1410]”的后果。他们总是在犯一些愚不可及的错误，他们在无线电波上停留了太长时间，而且反复发送同一条信息。7月的一个晚上，柏林的无线电操作员在同样的频率上连续发送了15分钟同样的信息：“好的，你好。”乌青格斥责柏林：“真是给了敌人大好机会[1411]！”
乌青格的情绪逐渐好转。1943年11月，他的网络似乎已准备好取得一连串的恐怖胜利。贝克尔向他保证，现在差不多是玻利维亚和其他地方的策划者发动政变的时候了[1412]。当月，贝克尔与一名刚从美国回来的智利的枪炮军士（Gunnery Sergeant）成了朋友，这名军士完成了美国海军提供的为期一年的武器课程。他对美国海军能力和战术的描述通过无线电传到了柏林[1413]，相当于是美国针对纳粹船只和潜艇的详细作战计划：
在日间战斗中，重型火炮据说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远程射击：每7秒发射一次。雷达测得的第一次炮火齐射距离为300码。第二次为雷达距离。第五次和第六次齐射比第四次齐射距离长或短200码。在夜间战斗中，测距依靠梯子和雷达进行……每颗炮弹都含有苯胺化合物，该化合物会把水变成浓烈的颜色，这样就可以观察到开火位置……[针对德国潜艇的]深水炸弹类似于英国的维克斯[深水炸弹]。有装填300磅和600磅TNT炸药的两种型号。导火索内含有3.25磅的颗粒状TNT炸药……外部深度设置为30、50、75、100、150、200、250、300英尺……
间谍用恩尼格玛写下了本条及其他信息（ALCSA JYFMK JFNVH KYOIM），然后通过摩尔斯电码传送这些字母，比如点-线（A）、点-线-点-点（L）、线-点-线-点（C）。他们没想到华盛顿有一位美国女子正坐在织布机旁，把这些难看的字母圈编织成有意义的明文内容。
贝克尔和乌青格以为他们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得滴水不漏。就两人所见，他们的体系中只有一个主要漏洞，一个他们无法控制的因：即将成为驻外外交官的前保险推销员奥斯马尔·赫尔穆特。
在9月的最后几天里，贝克尔给了赫尔穆特一封信，信中详细描述了一些他们想让他购买、带回的精密无线电仪器。他还给了赫尔穆特几只箱子，里面装着60公斤的送给德国朋友的礼物[1414]。他通过无线电通知柏林，表示赫尔穆特已经启程了。“赫尔穆特拥有[1415]阿根廷政府的绝对信任，”贝克尔写道，“他会给你们带来政府的愿望清单……阿根廷政府要求对这项任务严格保密。”党卫军上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后一次祝他的朋友好运。1943年10月2日，奥斯马尔·赫尔穆特乘船驶入了完美无瑕的蓝色大海[1416]。
伊丽莎白和她的组员破译了关于这名智利中士的信息，他闯入海军的火炮
学校，带着秘密逃走了。他们实时观察着德国和阿根廷的秘密特工共同密谋、操纵全球的政治布局。多亏密码分析小组成功破译了3-N线路，伊丽莎白终于了解了纳粹在南美洲的间谍活动结构。金钱，参与者，代码，联系——她现在掌握了事件的全貌。
伊丽莎白以最快的速度将解密文件逐层转发，她经常用简短的书面笔记做注释，描述其中提到的特工，解释他们似乎在做的事。
卢纳可能代表古斯塔夫·乌青格[1417]，间谍团伙里的无线电专家。
这是关于德国间谍活动团伙、阿根廷总参谋部成员和巴西整合主义者企图在南美洲建立反美集团的最新消息[1418]。
这些都是“超级”信息，顶端印着“超级绝密”。
到目前为止，多亏了伊丽莎白的“超级”解密文件和那些英国密码破译员，才得以让英语国家间谍世界里的所有人知道阿根廷在跟纳粹勾结。来自“超级”的信息一清二楚。
但它们也是禁果。同盟国希望向阿根廷政府展示解密文件，要求他们停止与纳粹合作。然而，那时阿根廷人显然就会知道盟军已经破译了纳粹的密码，他们会告诉纳粹，而“超级”提供的新鲜血液就会立刻停止在盟军的情报世界中流动——这将是一场灾难。
似乎直到1943年10月伊丽莎白破译了一条来自线路3-N的信息，这一窘境才出现了转机。该信息描述，一位名叫奥斯马尔·赫尔穆特的特使，被计划派遣去商谈德国和阿根廷之间的武器交易。这似乎为盟军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个叫赫尔穆特的阿根廷无名小卒正在跟纳粹紧密合作，他即将登上一艘驶向西班牙毕尔巴鄂的船。也许可以在中途拦截他，然后强迫他说出纳粹的联系人。盟军可以说他们是从供述中得到的信息，而不是从伊丽莎白破译的恩尼格玛信息中获取的。英国和美国官员最终就能采取措施，在不泄露“超级”秘密的情况下，瓦解纳粹位于阿根廷的网络了。
该计划要求英国采取大胆的、可能是非法的行动。赫尔穆特是一名外交官，他有外交保护，不能简简单单地绑架他。对吗？
英国人在半夜[1419]把奥斯马尔·赫尔穆特从船上拖了下来，他们对他的外交特权视若无睹，对他的抗议充耳不闻，也不准他给大使馆打电话。“合恩角号”在前往西班牙之前停泊在特立尼达港口。英国人把赫尔穆特带上了另一艘开往英国的船。这艘船向东横渡大西洋，于1943年11月12日抵达英国朴茨茅斯。困惑又愤怒的赫尔穆特从那里被带到了伦敦西南部一座名为020营[1420]的宅邸中，一个秘密审讯之处。020营隶属于英国反间谍机构军情五处在战争期间掌管的九个审讯中心之一。
阿根廷的官员疯狂给英国外交官打电话，询问他们的公民在哪儿。英国外交官声称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最初两周，赫尔穆特被单独关押在020营。卫兵把他送给德国军官的七箱礼物和信混在了一起，信上写着他应该购买的精密仪器的细节。随后，这名囚犯被带到监狱的指挥官罗宾·斯蒂芬斯（Robin Stephens）上校面前[1421]。上校肩膀很宽，身穿一件英国军事指挥官的棕色羊毛夹克，胸前别着勋章。戴在右眼的独眼眼镜让他看起来像只受伤的猫头鹰，他的手下叫他“锡眼”。关于审讯的艺术，他的座右铭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得到真相”。他总是说自己不相信折磨——声称自己非常擅长诱供，所以不需要折磨犯人——然而战后，前020营的囚犯讲述了可信的故事[1422]，说他们被斯蒂芬斯的手下殴打、鞭打、模拟处决、剥夺睡眠、被迫站在折磨人的“压力位置”上以及挨饿。
“我讲的话都具有权威[1423]，”指挥官告诉赫尔穆特，“而且是战时大不列颠赋予的完全权威。我的意见不需要你做任何答复，同时我将把任何打断视为违纪的苗头。”
斯蒂芬斯开始责骂赫尔穆特。他说，英国人没收了那封要求他为纳粹帝国的间谍购买精密仪器的信，以此证明他是纳粹间谍。他说赫尔穆特是纳粹的走狗，纳粹在他的头顶上空玩着他不懂的游戏。斯蒂芬斯还对赫尔穆特箱子里的礼物冷嘲热讽：“大约有七箱礼物。食物是给德国那些脑满肠肥的家伙吃的，丝袜是给那些笨手笨脚的女人穿的，巧克力是给哭哭啼啼的孩子吃的。”斯蒂芬斯告诉赫尔穆特，离开这里的唯一机会就是把真相和盘托出，揭露他所知道的关于南美纳粹间谍网络的一切。“只要你撒谎我们就会知道。”
在020营的审讯人员要求他提供信息时，赫尔穆特搪塞了几天。起初，英国人觉得他“沉着，近乎傲慢自大[1424]”。赫尔穆特声称自己不太了解党卫军在阿根廷的情报活动，他认识一两个社交圈子里的德国人，仅此而已。审讯人员问及他们只知道代号的“萨尔戈”——他们怀疑他是“希姆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派系首领”以及“秘密任务的主要推动者”。他是幕后的力量，也是南美的纳粹主谋。“萨尔戈”是谁？他的真名是什么？他的军衔是什么？赫尔穆特说自己不知道。他以“大概”这个词开头的句子多得令审讯人员怒不可遏，不准他再这么说。
最后审讯人员表示，如果他还不开口，那么他在营里的待遇“必然会下降[1425]”，这是在暗示他会遭到折磨。
赫尔穆特的态度软化了。他跟英国人讲述了阿根廷如何与党卫军合作推翻玻利维亚政府，任命了一位亲纳粹的独裁者。他还提及了秘密无线电台以及负责电台运作的无线电技师古斯塔夫·乌青格，代号“卢纳”。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奥斯马尔·赫尔穆特泄露了英国审讯人员急于知道的秘密。赫尔穆特的供述依靠伊丽莎白的解密文件促成，它很快就会引发一系列奇妙的全球事件，彻底将这场看不见的战争转向对同盟国有利的方向。
谁是“萨尔戈”？
可怜又倒霉、孤独又受冻的奥斯马尔·赫尔穆特几周来一直在想，自己个人的荣誉感是否值得遭受这样的痛苦，现在他认为不值。“萨尔戈，”他对俘获他的人说[1426]，“就是西格弗里德·贝克尔，32岁的党卫军上尉，身高5英尺10英寸，体格健壮，一头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