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间谍还不知道赫尔穆特已经被绑架了，在等待他的任务消息时，他们升级了在阿根廷的安全程序。
自从来到阿根廷，贝克尔和乌青格就通过在微型克里哈机器“莉莉”上输入信息，加密了数百条信息。这些是红色信息，是为他们在柏林的党卫军上级准备的。克里哈的弹簧和孔洞已经因过度使用而磨损[1427]，于是乌青格要求柏林通过贝克尔的狼群网络向他们走私一台新的密码装置。
柏林没有送来克里哈，而是送了一台新的恩尼格玛机器。
“恩尼格玛通过红色顺利送达[1428]，”1943年11月4日，乌青格向柏林报告，“感激不尽。”他在那台旧的恩尼格玛机器，也就是绿色机器上输入了这条信息。他接着说道：“根据150号信息，我们将用新的恩尼格玛进行加密……卢纳。”
“这是送给卢纳的生日惊喜[1429]。”柏林方面回复道。
乌青格手里现在有了三台恩尼格玛。1943年11月至12月期间，他向柏林发送了恩尼格玛信息，对代码的安全性重拾自信，同时也对间谍组织的前景愈发乐观。
南美的势头似乎正在向对他们有利的方向转变。右翼运动持续激增，贝克尔和庇隆在资助政府方面取得了进展。1943年12月20日，玻利维亚的右翼将军[1430]瓜尔韦托·比利亚罗埃尔（Gualberto Villarroel）率领军队占领了位于拉巴斯的总统府，在一次成功的政变中夺权。贝克尔和他的玻利维亚密谋者们发动了政变[1431]，他感到洋洋自得。接着他安排胡安·庇隆与一位巴西整合主义者领袖会面。庇隆对巴西人说，这场席卷整个大陆的革命的“第一颗果实[1432]”已经采摘完毕，很快就会传播到“智利、巴拉圭、秘鲁甚至乌拉圭”。受希特勒启发的政权集团、阿根廷革命、法西斯意识形态移植到南美洲的土地上——这些不再是梦想，而是已经开始的项目，而任何已经开始的项目都有可能完成。
1943年12月28日，在玻利维亚发生政变后八天，贝克尔和乌青格通过无线电向柏林发送了热烈问候，一如既往地用他们的代号在信息中签名。“我们向饱受战争蹂躏的祖国中所有亲友和同志致以衷心的祝福[1433]，祝你们新年快乐、事业有成，”党卫军间谍在信中写道，“我们的思想永远与你们和元首同在。萨尔戈，卢纳，以及所有伙伴。”
伊丽莎白从未经历过战场上的士兵那样的宣泄，在那个决定性的时刻，拿着剑站在倒下的敌人面前，将致命一击刺进他的心脏。与之不同，在整个战争期间，她都是在黑暗中肢解法西斯分子。如果你是她的对手，你永远不会感觉到刀刃刺进身体里。你缓慢而毫无痛苦地流了数月甚至几年的血，血液从体内微小的伤口流出，然后在某个糟糕的早晨，你醒来时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发现你的肾脏放在柜台上的一碗冰里。
伊丽莎白知道1943年11月寄往阿根廷的新恩尼格玛机器——红色的恩尼格玛——因为间谍们在绿色信息中讨论过它的交付问题[1434]。她已经读了好长一段时间。
红色恩尼格玛给密码破译员出了新的难题。由于柏林方面忘记在货物里放密钥了，因此他们不得不通过无线电向阿根廷发送新密钥。为了保护该密钥，使其更加安全，柏林方面决定使用双倍密码。他们给阿根廷方面连续发送了27条经过二次加密的信息：第一次是用克里哈机器（使用新的克里哈密钥）加密的，之后再用新的红色恩尼格玛加密。换句话说，明文通过克里哈输入，生成密文，然后这些密文字母通过恩尼格玛输入，生成第二组密文字母。
海岸警卫队不可能通过信息深度进行读取，因为对方使用了双倍密码[1435]。这些信息就像粗糙的木头，上面覆盖着两层不同的树皮。尽管如此，有来自三个来源的提示——他们自己以前的解决方案，海军的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机器，以及德国人自己——密码破译员找到了剥去树皮的方法，并将木头锯成了二乘四的整齐明文。在一条早期信息中，柏林方面表示，新的克里哈密钥包含了部分海岸警卫队已经拥有的旧密钥。这减少了新密钥的可能结果，让密码破译员得以编写一个打孔卡程序对密文进行排序[1436]，并将它们按照合适的深度排列整齐。现在，密码破译员能够像往常一样破译明文内容，倒推出布线。
1943年12月至1944年1月，当海岸警卫队致力于彻底破解“红色恩尼格玛”和轮盘布线等问题时，该小组先前的解决方案开始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回报。破译线路3-N上的信息让盟军官员对于纳粹在南美洲的间谍活动有了充分的了解，而现在，有奥斯马尔·赫尔穆特的供述在手，英美外交官得以抨击阿根廷[1437]与纳粹间谍之间的亲密关系。1944年1月26日，阿根廷政府宣布切断与德国和日本的所有关系。阿根廷曾是纳粹在西方最后的朋友，“最后的中立堡垒”，而如今这座堡垒烟消云散。
随后的一个月，海岸警卫队破解了红色的布线，这是他们在战争期间破解的第三台恩尼格玛。
1944年2月19日，伊丽莎白的指挥官琼斯中尉向布莱切利园发送了一封秘密电报[1438]，将自己小组的成就告知了英国人：
海岸警卫队已经破译了……红色。细节日后再提。
五天后，琼斯给英国发送了全部三种轮盘的布线细节[1439]：
以下是新型……红色机器……的布线
外部轮盘
P R Y B G A U T E V M K C Q D S J W L O F Z I X H N……
一向好胜心强的英国密码破译员发回一份电报，通知海岸警卫队他们刚刚自己破解了红色：[1440]
万分感谢。但我们刚刚已将其破解，无须细节。
柏林的党卫军听说阿根廷和其他国家一样同德国断绝了关系。他们在新闻中看到：1944年1月26日，路透社报道。当天，柏林向驻阿根廷的情报人员发送了一条惊慌失措的无线电信息，乞求对方告知详情。“我们迫切需要报告[1441]，不管是否属实，还有关于背景和目的的报告。”
AMT VI的南美分部最近新招募了一名指挥官[1442]库尔特·格罗斯，这位腐败的前盖世太保特工一直缠着自己的手下给他寄巧克力，现在，他做出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假设。格罗斯无法想象伊丽莎白或者其他任何对手能破译他们的密码，于是他猜测是贝克尔的“狼”之一——那些西班牙信使背叛了他[1443]。“我们仍然认为是你们的信使组织出现了漏洞，”他通过无线电向阿根廷方面表示，“我们迫切地再次建议你们用最挑剔的眼光来审视这些人。”
格罗斯让阿根廷的间谍加倍努力。“有关美国和南美的行动现在必须进行更全面的革命[1444]，”格罗斯通过无线电说，“希姆莱在1944年的座右铭是：‘我们要坚持在所有地方战斗，直到该死的敌人放弃。’”
1944年初的几个月里，盟军的飞机轰炸了柏林。AMT VI的总部遭到了直接打击。间谍们在柏林的家人通过AMT VI的无线电设备报告他们还活着。“亲爱的黑眼睛[1445]，”乌青格的女朋友在信息开头这样说道，“蓝眼睛。”“英国佬的空袭无法撼动我们……不变的热情和‘希特勒万岁’。你的蓝眼睛。”乌青格的祖母“女先驱”写道：“这里的生活不顾一切地继续着[1446]。我们在房屋的废墟中，带着轻蔑和得意的笑声，带着压抑的愤怒，立刻开始在纸板和木板搭建的隔间里干活。”
格罗斯需要从阿根廷听到一些好消息。他向间谍提出要求时的语气变得极其悲观起来。在其中一条信息中，他要求贝克尔和乌青格调查美国的化学武器储备和美国在化学战攻击中的脆弱性[1447]：
化学战所需材料：现有或正在生产的液体或固体物质有哪些类型？外观如何？对身体、眼睛、呼吸系统、衣服、金属等的影响。敌人防御毒气的方法是什么？
1944年1月底，就在阿根廷宣布与德国决裂的同一周，伦敦《周日快报》一位目光敏锐的记者注意到，美国的军舰正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码头集结，几乎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海滨附近。他打了几个电话，得知在间谍和反间谍的秘密世界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大事，于是他写了个故事[1448]。
英国粉碎南美间谍团伙
希特勒最佳特工位于阿根廷的总部
蒙得维的亚（乌拉圭）：在拉普拉塔河口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发现了美国军舰。这些军舰是一个信号，表明在不久之后，德国广播电台就会公布盟军舰队和商船的航行日期和预定航线。这一信号还表明，由于阿根廷最终与柏林和东京断交，因此纳粹在南美洲建立一个稳固的法西斯独裁集团的美梦破灭了……多年以来，阿根廷在轴心国外交和金钱的推动下一直保持中立，结束该现状的事件是奥斯马尔·阿尔贝托·赫尔穆特被捕……
几周之内，逐渐为人所知的“赫尔穆特事件”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引起了轰动，它包含了电影的所有元素：纳粹主谋，负责干脏活的走狗，绑架，秘密审讯。这件事已经成了传奇，人们将其传唱成歌。年轻的西格菲尔德是一位在特立尼达很受欢迎的卡里普索(1)歌手，他表演了一场关于倒霉的阿根廷人奥斯马尔·赫尔穆特的“安全性卡里普索[1449]”：
这位阿根廷领事奥斯马尔·赫尔穆特，
他即将惹出许多麻烦，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有罪，
却没有不在场证明说明他的清白……
就为了区区几分钱，
他出卖了自己的人民，失去了他们的信心，
最后人民会枪毙这个混蛋，
因为他被安全地关押在英国的一所拘留营里。
这种宣传给两家主要机构带来了直接问题。一个是阿根廷政府，赫尔穆特事件表明，阿根廷的最高层在与纳粹国家勾结。这对阿根廷的政客来说非常危险。他们知道，假如纳粹战败，同盟国肯定会以通敌者的身份惩罚他们。因此与纳粹帝国公开断交还不够，阿根廷需要做些别的事，做些更引人注目的大事，来表明自己不是柏林的工具。
第二家对赫尔穆特事件不满的机构是联邦调查局。这则全世界最生动有趣的间谍故事在该局的管辖范围内上演，然而联邦调查局却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海岸警卫队和英国人一直把解密文件藏着掖着，生怕联邦调查局会泄露它们。1943年12月16日，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助理局长给胡佛寄了一份恼怒的备忘录[1450]：“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信息实际上是通过破译阿根廷与欧洲之间极其活跃的机密无线电通讯获得的，而我们一直在努力破译这些密码。”
J. 埃德加·胡佛最讨厌被排除在外，对情况一无所知。不过他即将把联邦调查局重新带上舞台。
阿根廷需要一个“台阶”。它需要一种大型、公开的中立姿态，一个讲述它从纳粹的影响中独立出来的故事，而且越夺人眼球越好。联邦调查局恰好擅长讲故事，也许它可以提供一个版本。
联邦调查局选择的“台阶”，也就是故事，是关于西格弗里德·贝克尔的。
贝克尔：小说里的人物。一名有着卷曲长指甲的纳粹间谍。他的箱子里装着炸药，行李里装着恩尼格玛机器。他勾引了巴西政客的妻子们。他通过远洋船偷渡。这位党卫军上尉戴着希姆莱送的骷髅戒指。他是高层秘密法西斯分子的朋友。他是政变的策划者。他是秘密电台的创始人，是横跨整个南美洲的机密无线电台之间的联系人。
联邦调查局从早些时候海岸警卫队的解密文件中获取了部分信息，其中大部分来自他们自己对1942年在巴西逮捕的间谍的审讯。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与阿根廷共享信息，而不暴露“超级”的秘密。光是贝克尔职业生涯的事实就已经足够骇人听闻，而在联邦调查局手中，这可以被安排成一个关于间谍大师的故事，某种纳粹版的詹姆斯·邦德。
联邦调查局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法律专员弗朗西斯·克罗斯比（Francis Crosby）在1944年2月15日写给胡佛的一封信中就此事进行了说明，并附上了一份关于贝克尔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的目的[1451]是为阿根廷政府提供一个引人入胜的间谍故事所必需的材料，”克罗斯比写道，“贝克尔将会是个很好的模板，也许会为阿根廷人提供他们在赫尔穆特事件中孜孜以求的‘台阶’。我们想到的基本框架大致如下。贝克尔在其他几个相邻的共和国作为间谍特工的职业生涯非常成功……他所参与事件的细节会成为很好的模板。然而，这位“间谍大师”并未落入法网，直到他与极为精明的阿根廷共和国警察发生冲突，后者得知他在阿根廷的活动后，立即终止了他辉煌的职业生涯。”接着是克罗斯比写给大使的长达三页的备忘录，这是一篇通俗且杂志化的叙述：
据我们所知，当西格弗里德·贝克尔在里约热内卢组织机密无线电台CEL时，他的日耳曼巧手首次在西半球现身……可以通过贝克尔追踪到机密无线电台CIT，还有巴西……厄瓜多尔……智利的机密无线电台PYL，以及墨西哥的团伙……贝克尔的手在某些情况下沉重而直接，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又轻柔而遥远。不过，我们始终可以演示这些连接……
当联邦调查局通过外交渠道传扬西格弗里德·贝克尔的传奇故事时，他们正在南美追捕他和他的手下。如今，联邦调查局在南美洲拥有24名特别情报部门特工，覆盖了所有主要城市，总算适应了他们在当地的岗位，与当地警察相处融洽，同时能够从秘密线人那里获得情报。胡佛命令所有驻拉丁美洲的联邦调查局专员搜查贝克尔的[1452]所有信息。贝克尔是“在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德国特工之一，目前在逃，据信藏身于阿根廷某地。”与此同时，像克罗斯比这样的特别情报部门特工也开始行动起来，去贝克尔常去的酒吧和餐馆里寻找线索，和他认识的妓女面谈。
联邦调查局还开始封锁秘密电台，也就是伊丽莎白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一直在远程收听的电台。美国特工们拿着手持测向仪在智利和巴拉圭的山上攀登，同时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技术人员开着测向车[1453]穿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周围的乡村。
电台被逐个击破，无线电设备也被扣押。这种典型的警察工作对联邦调查局特工来说趣味十足。他们精于此道，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他们不是密码破译员，他们是调查人员，他们是警察。他们通过实物证据和面对面的谈话来建立案件，然后实施抓捕。
乌青格希望转入地下，这是他的第一反应。当这位党卫军的无线电专家在阿根廷听说赫尔穆特的任务一败涂地后——特使向英国供认不讳，而阿根廷政府正在与德国划清界限——乌青格认为间谍们应该彻底停止使用无线电。有什么地方不对。他需要些时间捋清思绪。
他的意见被否决了。柏林方面坚持要求继续甚至增加无线电传输，贝克尔跟他保证[1454]，两国关系的破裂是一场“骗局”。根据贝克尔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联系人的说法，阿根廷政府只是在混淆视听以安抚美国人。一旦骚动平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乌青格没有选择余地，他只能继续发送无线电。然而在1944年的头几个月里，他与贝克尔的合作愈发艰难。两人觉得有人在监视和跟踪他们。乌青格采取了尽可能多的安全措施，将发射器转移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一个朋友的农场里，把它藏在鸡舍下面[1455]。然而无论如何，当局还是找到了。1944年2月的一天，当乌青格和贝克尔在别处时，阿根廷警察突袭农场，逮捕了他们的几名同伙，把阿V们带到了警局，用电棒对他们进行痛苦的电击来逼供。一位名叫高乔的囚犯可能是贝克尔的保镖，他的耳膜破裂[1456]了。另一位赫伯特·尤尔曼（Herbert Jurmann）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他认为与其认罪不如自杀，于是从三楼的窗户跳了下去。“他于2月19日跳楼[1457]，”乌青格通过无线电对柏林方面说道，“他对誓言至死不渝，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和责任。”
尤尔曼的死给阿根廷间谍的工作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胆战心惊，士气低落。纳粹帝国似乎日益遥不可及，德国的失败也愈发可信，没人确定自己想为国家社会主义献身[1458]。西班牙的“狼”也不怎么愿意合作了，因为其中两人被英国人抓住吊死了[1459]。乌青格的祖母“女先驱”通过无线电向他发出了不祥的信息[1460]，询问他把祖传文件——家族历史的重要文件——放在哪儿了，她担心这些文件会被炸弹炸毁。
乌青格仍然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大对，盟军能读到他的话。但他认为问题出在柏林同事的无能和糟糕的安全习惯上。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是白痴。他没道理觉得某种更微妙的事是错的。所以他竭尽全力让无线电网络正常运转，同时维持着一种自我保护层面的偏执意识。当看到手下的阿V们收集的原始情报时，他特别关注盟军的间谍追捕新闻——任何可能让他提前得到突袭警告，保住性命的消息。
3月22日，他在内政部也能收到的消息中发现了一条有趣的消息[1461]。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纽约的瓦莱丽·迪金森（Valerie Dickinson）夫人”被控叛国罪。（她其实姓韦尔瓦丽。）她在纽约开了一家卖娃娃和娃娃服装的商店。她曾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地址寄过可疑的信，这些信件似乎与娃娃有关，但美国人认为迪金森是日本间谍，在用代码进行交流。于是媒体称她为娃娃女士。
韦尔瓦丽·迪金森绕着联邦调查局的两名男子转圈[1462]，企图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当时是1944年1月21日。特工在纽约银行的金库里监视，等着迪金森走进来打开她的保险箱。她一进去就拉开一个抽屉，里面有15900美元现金。然后联邦调查局特工现身，表示他们手里有她的逮捕令。迪金森大喊她什么都不知道。她是位50岁的寡妇，体重94磅，看起来弱不禁风，留着一头褐发。她引起了一阵剧烈的骚动，人们不得不架着把她拖走。
联邦调查局因为五封可疑的信件[1463]逮捕了迪金森，这些信件之前被邮务督查截获后转交至联邦调查局。信中谈到了娃娃以及它们的状况，其中有些已经受损：“英国娃娃”，“外国娃娃”，一间“娃娃医院”，以及“暹罗舞者”娃娃“中间断裂了”。五封信中第一封的部分内容如下：“你让我跟你讲讲我的收藏。一个月前，我不得不在一家艺术俱乐部进行演讲，所以我谈到了自己收藏的娃娃和小雕像。我手里唯一一批新娃娃是这三个可爱的爱尔兰娃娃。其中一个是背着渔网的老渔夫，另一个是背着木头的老妇人，第三个则是个小男孩。”这封信寄给了家住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伊内兹·洛佩斯·莫利纳里（Inéz Lopez Molinari）夫人，然而查无此人。于是，信被退回到了信封上写的寄件人地址，也就是迪金森的顾客，住在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的玛丽·E. 华莱士（Mary E. Wallace）夫人家里。她困惑不已，因为自己根本没写过这封信。
迪金森在纽约麦迪逊大道上开了一家娃娃店，她逐渐因艺术工艺而出名——她以750美元的单价出售娃娃——然而联邦调查局发现她在丈夫去世后债台高筑[1464]，而且她还是日裔美国人协会的成员，于1942年1月去了西海岸，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联邦调查局将信上的墨水形状和迪金森的打字机进行了比对，确认二者匹配。调查还揭示了迪金森与日本领事馆官员之间的社交关系。
1944年1月，特工逮捕迪金森后，一名联邦检察官接手了该案件：纽约南区的律师爱德华·C. 华莱士（Edward C. Wallace）。在朗姆酒走私时期，华莱士曾与伊丽莎白共事过，他希望能得到她对于娃娃女士的信件的意见，不过他先给联邦调查局的纽约办公室主管打了电话[1465]，询问联邦调查局是否同意他向伊丽莎白出示这些信件。
检察官的要求在联邦调查局内部引发了至少八通电话、电传信息，以及从联邦调查局纽约办公室传到华盛顿并且最终传到J. 埃德加·胡佛的办公桌上的备忘录。这些沟通的要点在于，检察官爱德华·华莱士想招募伊丽莎白，同时对她给出了极高评价——“根据华莱士先生的说法[1466]，”华盛顿的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写给胡佛副手的备忘录中说道，“弗里德曼夫人和她身为军队密码学家的丈夫，被认为是国内该领域的权威人士，他们写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书。”然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担心伊丽莎白会分走曝光度，抢走他们的风头。这些特工似乎不愿意把伊丽莎白形容成不依靠丈夫的独立分析员。虽然没人讨论过让威廉加入此案，但联邦调查局纽约办公室的主管仍然担心，两位弗里德曼“在间谍被成功起诉的情况下，也许会试图针对他们可能在这方面所做的任何工作[1467]追索酬劳。”
1944年3月18日，纽约办公室给胡佛发了一份电报：“建议将有疑问的信件提交给伊丽莎白·弗里德曼进行检验[1468]。”胡佛不屑一顾地耸耸肩，在备忘录中回复道：“关于将文件提交给弗里德曼夫人的计划[1469]……似乎没必要通过增加检验人员的数量来达到目的。”但他并未提出正式的反对意见，所以华莱士律师自作主张，给伊丽莎白寄了几封娃娃女士的信。伊丽莎白分析了这些信，将自己的想法浓缩成一封五页长的信，然后由联邦政府出资前往纽约，亲自与华莱士讨论此案。
“亲爱的华莱士先生[1470]，”伊丽莎白在信的开头写道，“在过去的两天内，我花了几个小时检验迪金森的信件。在此我提出了一些也许会因其自身价值被接受的疑问和陈述，请记住你在电话里说的话，你希望获得‘线索’，同时你明白信中的代码是一种不易被科学证明的‘无形’方法。”
在明确表示这不是她通常所做的密码分析，而且这只是她的个人看法后，伊丽莎白接着说到了娃娃女士在谈论娃娃时真正想表达的内容。
她说，这些信件是“公开代码”（Open Code）的典型例子。公开代码是一种公开进行秘密交流的方式，不一定会引起怀疑。一封信中提到的“孙女的娃娃”，可能指的是一艘在珍珠港受损并正在修理中的美国船。“家庭”指的是日本舰队。“英国娃娃”指的是三类英国船，比如战舰、巡洋舰或驱逐舰。迪金森写道，“这三个娃娃中一个是背着渔网的老渔夫”，“另一个是背着木头的老妇人，第三个则是小男孩”，她大概在说，“这三艘军舰中一艘是扫雷舰，另一艘是有两层建筑的军舰，第三艘则是小型军舰。”（“是驱逐舰吗？”伊丽莎白猜道，“鱼雷快艇？还是辅助军舰？”）
伊丽莎白还指出，这五封信中地址的街道号码——布宜诺斯艾利斯，奥希金斯街，伊内兹夫人——是5个不同的号码（奥希金斯街1414号，奥希金斯街2563号，等等），这表明这些信息的目的从来不是送达目的地，而是打算在途中被拦截，在航空邮袋或审查办公室里，被一位友好的轴心国同盟截获。
伊丽莎白的信展现了她的分析才华，也体现了她的谨慎天性。她不愿说出任何不能得到完全证明的事。公开代码中的单词可以有多种含义，出于这一原因，她不想在法庭上作证。胡佛却有不同的看法。对他来说，公开代码的模糊性是一种优势而非劣势[1471]，这让他的特工得以在交叉质询时“提供更广泛的估计和其他可能性”。
联邦调查局还收集了其他对迪金森不利的证据，包括无法解释的现金以及她与日本官员的关系。美国政府指控迪金森从事间谍活动，称她为日本帝国政府的间谍，这项指控能让她被判处死刑。据人们所知，迪金森是自战争开始以来，第一位被控在美国本土从事间谍活动的女性。“到目前为止，”《华盛顿周日星报》写道，“在大洋此岸，迪金森夫人是这场战争中唯一的女间谍[1472]。”1944年5月，迪金森第一次在纽约出庭时表情压抑，她戴着一顶别着白色假花的黑帽，用戴着黑手套的手在背后拧着一块手帕，在法庭上扫视着联邦调查局特工、检察官和记者，然后说道：“这些人都是谁？[1473]”据《华盛顿先驱报》报道，当检察官发言时，“她甚至用手挡着，彬彬有礼地打了个哈欠。”
迪金森认罪。三个月后，她在判决时否认自己是间谍，她在法庭上崩溃，发誓说不知道“战舰和其他船的区别，只知道战舰更大[1474]”。她最终被判10年监禁和1万美元罚款。
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伊丽莎白一直处于公众的视线之外。当娃娃女士的案子结束并定罪获胜后，联邦调查局一如既往地向媒体宣传他们的英勇事迹，跟记者讲述了“战争中的头号女间谍”的戏剧性细节。“是什么让她成了日本间谍？”《星报》问道。“一位负责审讯她的联邦调查局人员认为她性格内向，对生活充满怨恨，因为膝下无子而感到沮丧[1475]。”报道中没有提到伊丽莎白。文章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说法，说这些代码是由“联邦调查局的密码学家”破译，或“与海军共同检查时发现的”。关于娃娃女士，胡佛本人在《美国杂志》中写道，她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女性操作员之一[1476]。富有教养，极具商业头脑，机智狡猾，尽管已经45岁了，却依然魅力十足。她提出了联邦调查局在这场战争中处理过的最棘手的侦查问题之一。”
当读者从胡佛那里了解到娃娃女士的叛国行为时，那位利用业余时间悄悄分析娃娃女士信件，将其作为一项副业的女士，回到了她的本职工作——追捕纳粹间谍。
在1944年剩下的时间里，当伊丽莎白和她的海岸警卫队继续破译纳粹的无线电信息时，她注意到明文内容中出现了一种日益增加的偏执，一种阴森不祥的预感。一直以来，伊丽莎白都在看着纳粹建立起一个间谍网络，而现在，在暗中破坏了该网络后，她又看着它死去——在必要时踩住它的脖子。
当间谍们试图逃跑或躲藏时，伊丽莎白追踪他们，破译他们绝望的无线电信息。贝克尔于1944年4月隐居。“他藏在[1477]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市中心，”乌青格写道，“他只在晚上工作。为他祈祷吧。卢纳。”
1944年8月11日，乌青格发出了他的最后一条无线电信息：“敌人在60天内成功定位[1478]了我们的两座电台。”
7天后，也就是1944年8月18日，古斯塔夫·乌青格，又名“卢纳”，和他的40名同伙一起被阿根廷联邦警察逮捕[1479]。
乌青格后来跟一位联邦调查局审讯人员描述了该场景。警方在监狱里的一张桌子上整理了他们几年前从纳粹党成员那里没收的物品，包括纳粹党旗、希特勒的照片和狩猎武器，他们把这些物品放在了一卷从放映机的线轴上取下来的电阻线圈旁边。乌青格在被捕前设法摧毁了他的无线电设备，因此警方声称这卷线圈是“纳粹间谍的一台强力发射器的储罐线轴”，并拍下了整个装置，以便向媒体公布。这都是在作秀，阿根廷人主要关心的是掩盖他们与纳粹之间的联系。乌青格被捕五天后，胡安·庇隆亲自出现[1480]在监狱里，他告诉警方，“这次调查只能揭露德国情报机构的崩溃，必须严禁提及与任何政治或军事人物，或他们的外国同事之间的接触。”
这并非是南美间谍追捕行动的终结。诡计多端的党卫军上尉西格弗里德·贝克尔仍逍遥法外，他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和警方在多个国家深入搜捕的目标。在接下来的13个月里，伊丽莎白将继续在数十条纳粹无线电线路上破译秘密信息。不过，1944年8月古斯塔夫·乌青格被捕，标志着“看不见的战争”——纳粹在西半球开展的“任何有效间谍活动的最终章[1481]”——就此结束。纳粹间谍再也不是美国的威胁了。
这不是伊丽莎白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团队努力的结果，“小胖”斯特拉顿和其他英国官员、联邦通信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都开展了强有力的工作。但在她自己的战争中，伊丽莎白是核心人物。她必须粉碎纸面上的代码，否则其他人就无法粉碎地面上的间谍网络。“技术优势[1482]在卧底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劳特和布拉佐尔在1986年的《影子战争》一书中总结道，“事实证明，密码学和无线电截获方面的卓越技术，加上外勤人员的辛勤工作，是一种不可战胜的组合，因此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两位历史学家认为，联邦调查局不仅在实地调查方面功不可没，在技术上也很出色（当时海岸警卫队的档案被列为机密文件），而最近出版的几本书的作者也对联邦调查局摧毁南美纳粹网络的事迹赞不绝口。但拦截这些信息的不是联邦调查局，监控纳粹线路的不是它，破译代码的不是它，破解恩尼格玛机器的也不是它，是海岸警卫队做了这些事——是伊丽莎白从无到有创立出来的密码破译小组做了这些事。
在“二战”期间，一位美国女性想出了扫荡秘密纳粹分子的方法。证据白纸黑字地写着：她的小组与全球情报界共享了4000份打印出来的纳粹秘密信息文件。为了获得这些明文内容，她至少破译了48条不同的秘密无线电线路和3台恩尼格玛机器。这些文件传到了海军和陆军手里，传到了联邦调查局位于华盛顿的总部和世界各地的分局手里，传到了英国。它们的来源确定无疑，因为每张纸的底部都用黑色墨水写着“海岸警卫队解密文件”。这些文件挽救了生命，几乎可以肯定它们阻止了政变。它们将法西斯间谍绳之以法。它们在德国和其他试图维持和延长纳粹恐怖主义的国家之间挑拨离间。无论如何，伊丽莎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伟大的女英雄。
英国人知道这一点，海军知道这一点，联邦调查局也知道这一点，然而美国公众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伊丽莎白不能开口。她和其他所有从事“超级”材料工作的密码破译员都发誓要保守“超级”的秘密。就算她可以自由地谈论自己的成就，向公众解释这些成就也需要一些时间。
J. 埃德加·胡佛则不受这些限制。他的权力使他可以操纵新闻界，毫无后顾之忧地泄露秘密。由于他手下的特工都是老派侦探，不是像伊丽莎白那样的技术奇才，所以胡佛能够用让人一目了然的图像描述这场看不见的战争：消失的墨水，破坏分子，隐藏的摄像头，警方对机密电台的突袭，戴着圆顶帽、穿着胶底运动鞋的人。
这就是公众最终接收到的关于间谍追捕的画面，他们接收到的是胡佛而非伊丽莎白的故事。
胡佛确保了这一点。1944年秋天，随着德国国防军在整个欧洲瓦解，红军向柏林挺进，他发起了一场公关闪电战，宣称自己赢得了这场看不见的战争。
他在《美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达7页的文章[1483]，题为“纳粹间谍入侵是如何被粉碎的”。副标题写道，“这场战争最伟大的秘密胜利之一——挫败了一个轴心国企图渗透南美洲的宏伟计划——由联邦调查局局长首次在此披露。”胡佛声称，他的情报机构已经瓦解了7000次轴心国的行动，抓捕了250名间谍，占领了29座电台，这些行动“阻止了希特勒在南美洲的活动。因为他需要手下和无线电台来开展自己的征服和破坏计划……没有那些机器，他就迷路了。”胡佛没有提到伊丽莎白或海岸警卫队，但他确实感谢了巴西和阿根廷的警察，其中相当多的人是法西斯分子、拷问者或者两者兼有。
他还主演了一部15分钟的电影[1484]《美国之战》（The Battle of the United States），这部电影向身处海外的美军士兵放映，是一部关于看不见的战争的精彩影片。
这部电影在深受观众喜爱的好莱坞导演弗兰克·卡普拉[1485]（Frank Capra）的帮助下拍摄而成。影片以爱国音乐和一面飘扬的美国国旗开场，画面渐渐淡入到胡佛坐在联邦调查局的办公桌前，身后是星条旗。胡佛穿着细条纹的灰色西装，打着花哨的领带。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双手紧握放在办公桌上。“我想和你们谈谈美国的战争。”他看着镜头说道。
镜头切换到联邦调查局会议室的木门上。门开了，摄像机移了进去。7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聚集在一张超大的南美洲地图前，不祥的音乐响起，地图扩展到整个屏幕那么大。动画飞机在地图上飞行，在巴拿马运河投下炸弹。卡通效果的电力缠绕在无线电塔上。接着一名卡通纳粹出现了，穿着制服，拿着刺刀。他站在阿根廷之上，面朝美国，不断变高，直到刺穿了怀俄明州。
接下来这部电影描述了无线电网络的兴起和迪凯纳间谍团伙的覆灭，顽强不屈的联邦调查局独揽了所有功劳。在最后一幕中，胡佛面对镜头向观众发表讲话。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军队仍在海外作战。“针对国内所有德国和日本特工展开的攻击，”他说，“就如你对敌人展开的攻击一样有力，代表着胜利。”他以一句妙语作结束：“联邦调查局的所有人都觉得我们是团队的一份子，我们要让美国成为一个伟大而体面的居住地。我们都是这个团队的一员，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并肩作战。”
1944年12月，大概就在美国军队观看胡佛电影的同时，伊丽莎白坐下来写弗里德曼夫妇的圣诞卡[1486]。这次不是一道聪明的谜题，也不是过去几年的那种游戏。里面没有任何比尔、伊丽莎白和孩子们的照片，也没有任何秘密信息。就只是一封用白话英语写的老派信件。经过四年的战争，数以千万计的人丧命，写信让人觉得舒适，而且充满人性。
她在一张干净的白纸顶端写道：
弗里德曼**1944**小报
“我们一直在想，我们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伊丽莎白继续写道，“也许他们也在为我们担心。”
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一直在吹嘘他抓到间谍，其实他并没有抓到过。伊丽莎白抓到了他们，但她只关心自己的家人。
“比尔，威尔，比利[1487]，”她写道，总结了丈夫在战争期间的职业活动中能公开谈论的部分：
1941年因身体缺陷从现役退役后，他每天工作9到16个小时，从事着一项了不起的战时工作。（这样的事让陆军医疗部门成了骗子，谁不知道这样的例子呢？）1944年3月，他成为第一位被陆军部授予最高荣誉勋章的人：带有金花环的杰出服务奖，相当于授予战场上那些“在本职任务之外完成卓越服务”之人的杰出服务奖。
“注，”威廉出于谦虚加了一句，“这不是我写的。——比尔。”
至于伊丽莎白本人在1944年的成就，她对此只字未提。她写道，自己“只是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从事着海军的日常工作，跟自己杰出的丈夫不同”。
“注，”威廉写道，“伊丽莎白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一直会是我所认识的最迷人的女性。”
在剩下的圣诞信中，伊丽莎白一直在谈论自己聪明的孩子们。约翰·拉姆齐现在是预科学校的橄榄球队经理、舞蹈委员会主席，以及高年级学生俱乐部主席。芭芭拉一边在巴拿马的美国审查办公室上班，一边学习西班牙语。“巴拿马没有定量配给，”伊丽莎白报告说，“香烟充足，一包8美分，生活费用大约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她说自己的工作很有趣。”最后伊丽莎白以“希望1945年弗里德曼夫妇的所有朋友和至亲都能团圆”作为结尾。
这个春天充斥着燃烧弹。1945年的前三个月，盟军一座接一座地点燃了德国的城市。炸弹数量以数千吨计。仅在1月，英国皇家空军就向德国投放了三万多吨的炸弹[1488]。3月的一个晚上，英国皇家空军在维尔茨堡上空派出了223架飞机[1489]，投掷炸弹，点燃大火，摧毁了美丽而古老的木制建筑。人们穿过炽热的街道逃往河边。一位祖母将孙子抱在胸前，试图保护他不受大火的伤害。后来，他们的尸体被发现融在了一起[1490]。
1945年1月，当红军从东方逼近时，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始了死亡游行。党卫军的卫兵把俘虏从荒凉道路上的营地里带走，强迫他们走路，直到他们倒地不起，然后射杀那些还站着的人。4月29日，盟军解放了达豪集中营。希特勒于4月30日自杀。
1945年4月19日，在希特勒自杀前11天，西格弗里德·贝克尔——“萨尔戈”——西方最伟大的纳粹间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阿根廷联邦国家警察逮捕[1491]。他把头发染成了黑色，和女朋友特蕾莎住在一起。他口袋里有26000比索，警方还没收了一本地址簿[1492]，里面包括100多名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毕尔巴鄂、里约热内卢、圣保罗、汉堡和柏林的他的同事的姓名。
警方将他带到了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西北部贫困地区的维拉·德沃托监狱（Villa Devoto）。贝克尔怒不可遏。他开始坦白。他陈述道[1493]，自己与阿根廷高级官员的关系直达庇隆，后者目前正在准备竞选总统。
这些陈述很快就被篡改，但贝克尔已经表明了他的观点：如果自己开口，就可能会伤害庇隆。官员们的回应是尽可能温和地对待他。庇隆派自己的私人保镖梅内德斯（Menendez）少校照料贝克尔的健康状况，贝克尔可以在监狱长办公室而非牢房里度过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圣诞节期间，贝克尔给联邦协调员办公室的官员送去了“一大篮子美味佳肴和香槟[1494]”，并安排一位朋友送了七只塞得满满的火鸡到监狱里。
古斯塔夫·乌青格——也就是“卢纳”，间谍组织的无线电专家——直接从贝克尔那儿听说了香槟和火鸡的事。他们碰巧在同一时间被关押在维拉·德沃托监狱，不过乌青格几乎没享受过贝克尔享受的特权[1495]。乌青格对于监狱官员的腐败和残暴行为感到震惊，他经常违抗他们，因此遭到了单独监禁和殴打。
1946年2月，阿根廷人民选举庇隆担任第一任期的总统。他和第二任妻子、迷人的女演员伊娃·杜阿尔特（Eva Duarte）搬进了这座宫殿。他不再害怕[1496]间谍会揭露什么秘密了，他现在权势显赫，高枕无忧，所以他释放了这些间谍。乌青格曾试图创办一家无线电公司，但后来被再次逮捕，被驱逐到了战后的德国。贝克尔留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此杳无音信。据阿根廷记者乌基·戈尼（Uki Goi）报道，党卫军上尉利用自己的关系将纳粹战犯偷运到阿根廷[1497]，并帮助他们逃脱起诉。他可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安度了晚年，最终寿终正寝。
贝克尔在南美洲的另一些朋友就没这么好运了。1946年7月21日，一名愤怒的暴徒闯入[1498]拉巴斯的总统府，击毙了自贝克尔政变以来一直统治玻利维亚的瓜尔韦托·比利亚罗埃尔。总统的尸体被从宫殿的阳台上抛下，挂在了公共广场的路灯柱上。
弗里德曼夫妇多年来一直疲惫不堪，饱受压力。尽管如此，他们仍在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