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弗里德曼紧紧抓住吉普车的侧边，车在通往纳粹科学家实验室的蜿蜒斜坡上隆隆作响地颠簸着[1515]。这位密码破译员身处巴伐利亚州的一座小镇，离任何战场都有好几英里远，他们正在攀登一座名为费尔韦斯坦的山。吉普车继续爬坡。回头望去，威廉可以看到山下小镇上完好无损的房屋和商店，逐渐消失在远方。前方，费尔韦斯坦实验室（Laboratorium Feuerstein）隐约出现在眼前，给人的印象如同来到了山顶上的一座城堡[1516]。这座建筑宏伟壮观。屋顶上画着红十字会的标志，这是个伪装成医院以防止皇家空军飞行员投掷炸弹的诡计。
奥斯卡·菲尔林（Oskar Vierling）博士是一位出身贫穷的工程师，他掌管着这个地方。战前，菲尔林专门从事声学研究[1517]，研究声音的特性，发明新的仪器。他发明的“电弦琴”（Electrochord）是一种电子风琴，是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最爱。戈培尔把它改造成为政党集会所用的乐器，在演讲的特定时刻，用它在预定的位置演奏出强烈的和弦。20世纪30年代末，纳粹坚持要菲尔林研究战争机器，而这个以所处之山命名的费尔韦斯坦实验室，开始在博士的指引下拥有多达200名的科学家和助手。
盟军想知道[1518]菲尔林在战争期间发明了什么，尤其是任何与情报或密码有关的设备，所以他们派出威廉·弗里德曼和陆军情报部门的十几名同事，对实验室进行盘点。早些时候，战败的纳粹命令菲尔林销毁他的所有发明，但菲尔林把他的最爱藏在了地下室一间锁着的房间里，现在，他欣然将其展示给美国人看。
实验室的内部是洞穴般的哥特风格。威廉觉得自己就像一起谋杀谜案中的角色[1519]，即将面对复杂的死亡。他分析了菲尔林的原型机[1520]。据说，有一种机器可以像恩尼格玛加密文本那样加密人类的声音，还有一种设备可以打乱语音，让监听电话的人无法辨认。“音响鱼雷”（Acoustic Torpedo）是一种可以发射声音子弹的机器。一种潜艇涂层能够让潜艇不被雷达发现。“语音延伸器”是一种音频回放装置，可以在不改变音高的情况下，对录音进行加速或减速。对威廉来说，他难免会把菲尔林和乔治·费边相提并论。乔治·费边是美国强盗大亨，他建造了一座离经叛道的科学神庙——而这里好比纳粹的河岸实验室。威廉在费尔韦斯坦实验室里吃了一顿热狗、土豆、咖啡和捣碎的桃子做成的晚餐[1521]，他和美国同事们一起待到深夜，谈论的话题越来越毛骨悚然[1522]，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开始，接着转向了更神秘的话题，比如超感知觉的可能性。
菲尔林的实验室只是目标情报委员会的目标之一，这次任务在于封锁战争的情报机密。从1945年4月开始，盟军在欧洲部署了6支情报小组[1523]，每支小组都包括来自美国和英国的8到15名情报人员。威廉的团队于7月底开始工作。为了这次任务，他在德国南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走了数百英里，同时做着笔记。他是在办公大楼里度过这场战争的。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战争的真实场景，这让他心中充满了难以形容的“沉重的哀伤[1524]”。德国的乡村完好无损，小麦、黑麦和大麦都已成熟，青翠的森林似乎毫发无伤，但人们却支离破碎，机器也是。城市间的高速公路上满是军队称为的流离失所者。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在路上行走，背着个人物品，或是用手推车拖着少量的木头作为燃料。损毁的卡车和坦克被扔进了沟渠，妇女们在叮当作响的马车后哭泣。
威廉第一次吃到了C型口粮[1525](1)，包括肉罐头和豆子。吃完之后他觉得胃里不舒服，他又吃了点午餐肉。威廉住在一个代号为“谷仓”的军事设施里，他觉得要是自己能给它取名，会取个不那么无聊的名字，比如鳞翅目[1526]，也就是蝴蝶的学名。但后来他又意识到鳞翅目这个词对士兵来说太难了，他们最终可能会迷路。威廉慢悠悠地骑马穿越被轰炸的德国城市，经过了法兰克福、纽伦堡、阿沙芬堡和维尔茨堡，感觉如同一只蚂蚁在孩童的尸体上爬行。“任何相信战争的人都应该亲眼看看城市遭受的毁坏[1527]，”他写道，“因为这比大量文献更能说明现代战争中发生的事。”威廉小组的成员不止一次在搜寻废弃的纳粹驻防区时，发现他多年来出版的密码出版物的副本[1528]，这些副本已经被纳粹译成了德语或法语。这并不奇怪，毕竟威廉对科学的贡献无处不在。大家从中得到了乐趣，笑着向他展示这些发现——威廉出于藏书的爱好，忍不住把这些极其罕见的文件作为纪念品保存起来，作为自己图书馆的一部分[1529]——但这是最奇怪的恭维。想象一下你走进了魔鬼的图书馆，然后看到书架上放着自己的书。
威廉一直觉得打这场战争是值得的。但他认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1530]，而非十字军东征。他参战的经历永远地摧毁了他对世界形成方式的信念。同年早些时候，他的女儿在一封信中问他是否相信犹太复国主义，也就是创造一个犹太人家园的计划。他表示自己不相信。“犹太复国主义只是一种[1531]被称为‘民族主义’的可恶疾病的众多致命形式之一，”威廉在给芭芭拉的信中写道，“我们越早认识到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不分肤色、种族、信仰、国籍等等，就对所有国家和整个世界越有好处。”他不再相信国家，甚至连自己的国家也不信。这就是他试图告诉女儿的事。世界不堪一击，如果你想起床过完一天，那么这个世界比想象中要脆弱得多。
在参观希特勒位于阿尔卑斯山巢穴的前夜，威廉没睡好[1532]。这个巢穴名叫鹰巢，是1939年由纳粹党修建的会议中心兼度假胜地，在元首50岁生日时作为礼物送给了他。威廉在陆军的一位朋友在凌晨1点时用生洋葱做了牛排三明治，他闻到了香味，于是就着苏格兰威士忌把牛排吃了下去。早上8点，威廉坐着军用吉普车[1533]，行驶在50人的车队前面，驶向俯瞰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脉的贝希特斯加登镇。通往巢穴的道路笔直地向山上延伸了4.5英里，没有用于防止误入歧途的汽车从几千英尺的高处坠落到山谷里的护栏，一路上司机都把车速保持在第一挡。
车队到达了一座高原。巢穴底部有一个停车场，威廉进入了一条100英尺长的隧道，由两扇宏伟华丽的青铜大门守卫着。这条隧道的宽度足够容纳三辆汽车，还装有明亮的电灯。在隧道的另一端，有一个15层楼高的电梯井从隧道一直升到山顶。操作电梯的是在战争期间为希特勒和他的副手们工作过的德国人，威廉和他聊了一会儿。“他在我们面前替自己辩护[1534]，他说是被派去工作的——纳粹不会让他全身而退的，等等，等等。”
到达山顶花了三分钟。随后，威廉和他的伙伴们被领着穿过一条通道，走进了巢穴里的第一间房间。这是一间用木板装饰的小餐厅，希特勒在这里宴请来访的世界领导人。元首不常来这里——漫长的汽车爬坡让他不耐烦，大气压力的变化对他的健康不好——不过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在鹰巢待了很久，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Eva Braun）喜欢在这里招待朋友[1535]。她牵着自己的苏格兰猎犬上山，让它们在稀薄的空气中嬉戏。她给自己的妹妹和妹夫举办了婚礼，新郎是一名党卫军上尉，后来被希特勒以逃兵的罪名击毙。
走出餐厅，走下几级楼梯，就能看到一间八角形的房间。房间四周是厚厚的花岗岩墙壁，在这里能360度欣赏阿尔卑斯山。身处如此高处，群山与目光齐平，成了绿色和蓝色的锯齿状三角形，仿佛从地球的下颚上长出的门牙，“难以形容的美丽”，威廉心想。第三个房间里有一个红色的大理石壁炉，这是墨索里尼送给希特勒的礼物。大部分家具完好无损。几个美国人像帝国大厦楼顶上的游客一样四处转悠，一两分钟之后就感到无所适从了。威廉拍了几张照片，他希望自己带了摄像机。
这群人乘坐电梯下山，行驶一英里后回到了平地，纳粹党在那儿为希特勒建造了一所独立的私人住宅。房子前部有一扇25英尺宽的平板玻璃窗，没有镶嵌玻璃。这栋建筑几乎被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枚重磅炸弹和随后美军士兵的到访彻底摧毁，美军士兵在陆军阻止之前已经摧毁了房子里剩下的东西。威廉觉得太可惜了。“真是太糟糕了[1536]，整座建筑没能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作为一群蠢人永恒而可怕的纪念碑，这些人在一个渴望权势的疯子带领下走向了覆灭。”
希特勒家的地板上散落着大块的岩石和大理石。威廉俯身捡起一块。回家后，他决定把它放在桌子上作为提醒。“我要把它做成[1537]一块镇纸。”
当天，伊丽莎白回到美国，前往密歇根州探望姐姐。她住在安阿伯市的一家旅馆里，下午旅馆给她送来了一碗冰。她疑惑又敬畏地看着这个简单的物体，这碗冒着烟的冰[1538]，这种不可思议的奢侈。她想起，人们下午被困在华盛顿一座100华氏度的大楼里，汗流浃背地工作，为拯救自由世界而解谜不是正常的生活状态。她想起，自己还活着。
有天晚上，她一口气读完了一期《纽约客》。
德国只是威廉执行目标情报委员会任务的第一站。7月下旬，任务的第二站将他带到了英国密码破译的总部布莱切利园。他于7月28日抵达，比美国向日本投放第一颗原子弹早了8天。
正如他上次访问布莱切利园时所做的那样，威廉写了详细的日记。其中一篇描述了他与艾伦·图灵的会面：“15点35分和图灵博士会面[1539]。让我惊讶的是，他要离开政府密码学校（GC＆CS）了。他说自己将进入电子计算设备领域，可能很快就会前往美国。我邀请他如果来华盛顿，一定要来拜访我们。”这是威廉·弗里德曼和艾伦·图灵最后一次见面。这两位天才再也见不到对方了。1952年，英国政府以同性恋为由剥夺了图灵的安全许可[1540]，派官员强迫他注射雌性激素。之后，图灵的女仆发现他死于自杀[1541]。他的床边放着一个吃了一半的苹果，血液中有氰化物的痕迹。一场政府主导的政治迫害摧毁了战争中最伟大的英雄之一。
1945年7月，威廉来到英国的目的是了解这场战争中，自己的纳粹对手、德意志帝国雇用的代码和密码专家的发现。他阅读了英国情报部门截获的密码学资料，旁听了对纳粹囚犯的审讯。他两次拜访了比肯斯菲尔德村庄[1542]里的一座庄园，同时表示自己“无话可说”了。这是一座战俘营，他在那里至少遇到三名能提供珍贵情报的德国战俘[1543]，其中包括两名纳粹德国的顶级密码学家威廉·弗里克博士（Wilhelm Fricke）和埃里克·许滕海因（Erich Hüttenhain）。威廉没有亲自审讯，但他观察并提出了问题。在听取战俘供述和分析文件后，威廉得出结论，德国人从未对恩尼格玛机器的安全性失去信心，他们自始至终都认为恩尼格玛是牢不可破的。威廉很自豪地得知，纳粹的密码破译员始终没能破解[1544]美国最好的密码机——西格巴，这是他和弗兰克·罗利特一起发明的。
威廉在英国休息了很久。密码破译办公室的工作节奏变慢了，那些建筑物似乎逐渐人去楼空。晚上，他服用异戊巴比妥之后爬上床睡觉。有天晚上，一位朋友带他去伦敦看了一场歌舞表演[1545]，著名的《女神游乐厅》（Les Folies-Bergère）。他们坐在前排的两个豪华座位上。女人们穿着丁字裤和闪闪发光的上衣，威廉很欣赏她们全神贯注的表情和冷静沉着的样子。“这些女孩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甚至不看也不朝任何一名观众眨眼。”
有几次没活的时候，英国人让威廉讲讲疯狂的老乔治·费边和他那群快乐的阴谋论者的故事[1546]。人们似乎对河岸的故事乐此不疲，威廉也很喜欢讲这些故事。有趣的是，他对费边的态度一年比一年宽容了。人老了，想和理解自己的人建立联系。他们试着和年轻人交谈，却发现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他们有自己的俚语，自己的代码，于是他们开始怀念曾经的敌人，至少他们经历过同样紧张的时刻，说着能听懂的词语。此外，如果没有乔治·费边，威廉的口袋里现在也不可能揣着阿道夫·希特勒家一块碎裂的大理石地板了。
这一切都是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开始的。
1945年8月6日，核时代的第一天，威廉在伦敦。当原子弹落在广岛的时候，他正在亨特酒店的房间里睡觉做梦[1547]。伦敦时间午夜过后16分钟，当时是广岛时间早上8点16分，美国B-29轰炸机上的一个门闩打开了。飞机上的士兵成了第一批在安全距离以外，看到这项技术对一座活生生的城市所产生后果的人。“这座该死的城市简直和达拉斯一样大[1548]，”艾诺拉·盖号轰炸机上的无线电操作员事后回忆道，“前一分钟一切正常，下一分钟就消失了，到处都是火和烟。”飞机在日本上空驶离了蘑菇云，而身处伦敦的密码学家的眼球在紧闭的眼睑后疯狂转动。威廉做了个关于朋友斯图布的妻子伊妮德的春梦[1549]，他早上醒来时困惑不已。他从来没这样想过伊妮德。他在日记中写道，得把这件事告诉她，她肯定会觉得很有意思。
轰炸的消息花了一段时间才传到伦敦，威廉此时正忙于工作，所以直到8月7日早餐时，他才听说关于广岛的消息。那天，他和珍珠港事件当天拜访过自己的皇家海军上校埃迪·黑斯廷斯共进午餐。在迷迷糊糊的沉默中喝了几杯马提尼[1550]后，威廉和黑斯廷斯谈到了原子弹。两人对此意见一致。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仅仅为了展示原子弹的威力就有必要杀死这么多平民。黑斯廷斯认为“把第一枚原子弹投放到大城市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应该首先说明情况，给予警告，把第一枚原子弹投放到空地上，然后再次发出投降的呼吁[1551]。”威廉在日记中记录道。“我觉得他说得对。初期报告显示，有超过35万人(2)在广岛丧生，无论敌人是谁都惨不忍睹，”他接着补充，“我们都同意，这种新型武器代表着呼吁人类放弃战争的最后通牒——否则！”
两天后，第二枚原子弹落在了长崎。
伊丽莎白在华盛顿的家中等待着战争结束，等待着家人回家。晚上她坐在门廊上给孩子们和威廉写信，写信间隙就上楼听听广播简报[1552]。天气变得凉爽多雨。每次写信给威廉，她都不得不使用不同的地址，因为他似乎在四处奔走。伊丽莎白担心他没有收到自己的信。经过七八天的耽搁后，威廉的信寄到了伊丽莎白手里，这意味着他们的信件需要跋山涉水才能送到对方手中。
8月7日，当广播播送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伊丽莎白并未像威廉那样对此感到不安。当天她给丈夫写信说，“大家都说这会飞快地结束战争[1553]。我不信！要我说，这事儿简直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8月10日，长崎原子弹爆炸后的次日早上，威廉在伦敦的酒店里起床，刮胡子、洗澡、吃了顿培根鸡蛋早餐，然后坐公交车前往英国同事的伦敦办公室。那天天气晴朗，阳光照在脸上颇为舒适。午饭后，他决定到附近的公共球场去看一场混合双打网球比赛。下午1点，当威廉正在享受这场精彩的比赛时[1554]，一名美国陆军中尉跑来告诉他，日本已经接受了提交给天皇的投降条件。从非正式的角度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
晚上7点30分，伊丽莎白在海军附属大楼听说了这一消息。她给丈夫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写道，“我们将铭记这一天！[1555]”她告诉他，自己厌倦了打理家里的一切，厌倦了修理房子周围的东西，厌倦了在地下室淹水过后排水，厌倦了为汽车年检做准备（“挡泥板30美元，其他事项13美元”），“厌倦了所有家务，厌倦了不能和我的甜心一起消磨时光。但如果战争真的结束了，咱俩就可以一起放个长假了。”
“当你收到这封信时，”4天后威廉写道，“战争的结束将成为现实[1556]。”他说自己听到她累了之后很难过，他知道独自一人生活很难。他建议将房屋一侧的下水道入口处的树叶扫掉，防止雨水倒流，渗入地下室。威廉还回复了约翰·拉姆齐寄来的一封充满关怀的信。拉姆齐问父亲，他在陆军航空兵团的业余时间里该读些什么书来提升自己。威廉推荐了马昆德（J. P. Marquand）的战争小说《如此短暂的时间》（So Little Time）（“写得太好了”）。在长达10页的信的结尾，威廉表扬了儿子的词汇水平[1557]：“你的书写技巧和写作格式有了显著提高。事实上，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我只发现了一两个正字法方面的不规则或畸变（对你来说就是拼写错误！），不过它们无关紧要。爸爸。”
日本于8月14日无条件投降。杜鲁门总统宣布联邦工作人员放假两天。7.5万人聚集在白宫附近，摇着铃铛，吹响号角。伊丽莎白待在[1558]家里，喝着清汤和姜汁茶，试图从胃病中恢复过来。“鲍比，亲爱的[1559]，”她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后者计划于九月从巴拿马回美国，“我每天都在算着日子——还有23天你就能回家了！噢，太好太好的日子！”
伊丽莎白看着一盏盏灯亮起。加油站恢复正常运营。报纸上说很快就能买到尼龙软管，鞋子则要等到圣诞节前。军队开始裁去大量不再需要的人员。阿灵顿国家公墓下令到9月31日裁员50％，到12月31日裁员25％。华盛顿的海军附属大楼已经空了好几周，只剩下一支骨干部队，是伊丽莎白从未见过的安静场景。临时员工，包括志愿紧急服务妇女队的大多数成员，在和平时期已经不再需要的人都已被裁员，甚至连块感谢的蛋糕都没有。正式员工也纷纷离开，前往更现代化的建筑中的办公室就职。
伊丽莎白知道，她需要对自己的未来以及战后的生活做出决定。她在海岸警卫队的上级表示，他们想让她留下来，让她的密码破译小组在和平时期维持原班人马，重新开始走私调查，但她不明白这意义何在。走私活动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了。
伊丽莎白怀着置身事外的兴趣注意到，美国的情报官员正争先恐后地把自己和所属机构划入有利位置，以便在和平时期保住自己的工作。“战略情报局正在大肆宣传[1560]，”伊丽莎白在写给威廉的信中说道，并提到了她在战争初期为其工作过、由狂人威廉·多诺万领导的战时间谍机构，“我想是为了不被裁撤吧。”
伊丽莎白在广播里听到了一名纽约男子的采访[1561]，他负责教授密码课程。他正在讨论密码破译对盟军胜利的重要性。伊丽莎白知道他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她很想知道，他是如何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的。
8月26日，在一个寒冷的周日[1562]，伊丽莎白迎来了53岁生日。她在海岸警卫队的同事琼斯中尉携妻子格特鲁德一同前来拜访[1563]，纳粹的秘密猎手伊丽莎白·弗里德曼做了一顿晚餐，包括用奶酪酱做的蛤蜊末、法国凉拌沙拉，还有辣罗宋汤。大家都觉得这些菜在寒冷的夜晚吃起来格外美味。威廉在四天的时间里给伊丽莎白分批寄了生日礼物，从上周五开始，他从布莱切利园发出一封电报。“亲爱的，在你生日那天缺席让我伤心不已，希望鲜花使者们……将赐予你永恒的爱。”周六，一位两人共同的朋友亲手送了一盒香水到伊丽莎白家门口。周日早上寄来了一打玫瑰，还有威廉的一张名片。正面只写着：“威廉·弗里德曼先生”，背面则写着：“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比尔。”次日，也就是周一，威廉又寄来了一封信，这封信写于8天前，计算好时间现在送达。“我很难告诉你[1564]我有多想念你，有多爱你——你是妻子、伴侣、爱人以及所有头衔的最佳人选，”他写道，“在我回家时记得给我留些特别的吻……我想你了。”
伊丽莎白意识到，要协调好所有这些礼物和信息，跨越战争的距离、中断的邮政及电缆线路，在他选择的确切时刻，也就是她的特殊日子里，把它们送到她手中，一定是件极其棘手的事[1565]。如此准时本身就是一种投入精力的表现。
“亲爱的[1566]，”伊丽莎白写道，“你简直太可爱了！”
在伊丽莎白生日的三天后，威廉从伦敦写信告诉她，自己准备“很快”[1567]就回家。他说，他已经在考虑接下来自己和家人身上会发生的事了。他想赚足够的钱，让他们能够自由地旅行和逐梦。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威廉一直无法从他发明的密码机中获利，但现在战争已经结束。政府肯定会允许他为自己的创意申请专利，将其商业化的吧？当他跟伊丽莎白描述完这些想法后，他把那张纸翻了过来，在边上写道：“我爱你！[1568]我爱你！我爱你！非常爱你！”（我要把它印在寄给你的特别信纸上作为边框。）
四天后，9月2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1569]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接受了日本投降。伊丽莎白听见杜鲁门在广播中说[1570]：“我们这些幸存者的责任[1571]，是确保这场胜利成为一座不让牺牲者白白死去的纪念碑。”她同意该观点，如果人们利用这场战争来发动更多战争，那么为维护自由而战就将毫无意义[1572]。她想知道威廉有没有听到杜鲁门在广播里的这番讲话[1573]。“你是女人能找到的最亲爱的、最好的丈夫！[1574]”她在9月4日写道，“今天玫瑰还活着。我全部，全部的爱，伊丽莎白。
9月12日左右[1575]，威廉终于在英国普雷斯特威克登上了军用运输机。他先后飞往亚速尔群岛、百慕大群岛和纽约，长途飞行的每分钟都充满了期待。当飞机降落在纽约，他登上开往华盛顿的火车时，天正在下雨。威廉走出联合车站时，天空一片灰蒙，空气中密布着豆大的雨珠，直到阿灵顿厅的办公室都是如此。阿灵顿厅就像曾经的布莱切利园一样，比威廉记忆中更加空旷，空荡荡的大房间和回荡着回声的走廊，还有零星几个人提着箱子四处走动，收拾文件。他对什么事都没法集中注意力，因为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能见到伊丽莎白了。当他离开重兵把守的军事设施，把滴着水的行李塞进一辆出租车并坐车回家时，倾盆大雨仍然不见停止的迹象。
伊丽莎白打开门[1576]，她高兴得大喊起来。威廉的衣服湿了，他的胡子也湿了。伊丽莎白抬起头，伸出双臂搂住他，无比用力地抱着。
对美国情报部门来说，“二战”胜利之后的几个月是不确定的时期。所有这些机构都在考虑如何扩大战争的成果，同时证明自己在和平时期也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政府肯定会进行裁撤。密码学的未来尤其扑朔迷离。
威廉和其他不少人都清楚，美国应该有一家集中统一的密码机构，从无线信号中收集情报，破译需要的代码。作为密码学领域的元老，威廉不仅发明了很多工具，而且还在军队中建立了一个成功的组织来应用这些工具，因此他参与了最高层的讨论——这次讨论使得国家安全局于1952年诞生。与此同时，他进入了积极开展个人记录的阶段，为他的密码机撰写技术描述，申请新专利，希望将这些发明商业化。
伊丽莎白也在记录，不过不是为了商业，而是为了教学和历史。她在海军基地整理了海岸警卫队自己部门的大量[1577]文件，包括数以万计的截获资料、工作表、备忘录、翻译和解密文件。她与琼斯中尉和其他同事通力合作，为该部门在1940年至1945年间的工作编写了一份详细的技术报告[1578]。这本329页的书详细地描述了全部48条纳粹机密无线电线路，以及海岸警卫队破译密码的方式。该书是保密文件，仅供其他情报机构作为参考，也可能供未来密码破译领域的历史学家[1579]使用。该书总共印刷了5本[1580]，封面为深绿色，每一页都盖上了“超级绝密”的章。
随着技术历史的完成，伊丽莎白被告知要标记好部门文件中需要保存的部分，销毁其余文件[1581]。她决定保留4000份解密文件——48条纳粹无线电线路上打印好的破译信息。她着手把这些文件运到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机密区域。她脑中闪过了“政府坟墓[1582]”这个词。就是这种感觉。她正在山姆大叔的陵墓里埋葬自己的经历。
任务完成后，伊丽莎白准备最后一次离开海军附属大楼[1583]。海军强迫她[1584]和所有其他离职工作人员签署保密誓言，要求他们保持沉默直至死亡。他们一辈子都不能告诉任何人自己在战争中做了什么，否则就会遭到被起诉的惩罚，甚至对自己的儿孙都得守口如瓶。
在最后一天的工作结束后[1585]，伊丽莎白从二楼走下楼梯来到一楼，穿过第一名海军警卫站岗的旋转栅门，然后经过第二名海军警卫，走到铁丝网围栏的另一边，直到站在内布拉斯加州大道的人行道上。她穿过街道，停了几秒钟，然后回头望向那栋肮脏的平顶楼房，这是她打仗的地方。在那一刻，伊丽莎白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再回归“那种特殊的努力方式”[1586]——为海岸警卫队破译密码。“我又回到了自由自在的世界，”她后来写道，“这是一段时期的终结，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伊丽莎白仍是海岸警卫队的雇员，不久就又回到了她原来的办公桌前——在她战前工作的财政部办公室里，离白宫很近。但她打算退出了。她只打算待足够长的时间来完成一项工作。她在海军附属大楼整理并归档了自己与纳粹秘密作战的记录。现在，回到财政部，她需要对自己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解决的走私案件如法炮制。走私记录在战争期间被束之高阁——“在许多方面都激动人心的记录[1587]，在许多情况下都极具兴趣的侦探故事，”伊丽莎白回忆道，“过去充满了不少成就。如果后人会选择检查这些档案的话，我想确保一切都准备就绪，以便他们能够理解。”
从1945年秋末到1946年夏，伊丽莎白为美国做了最后一次贡献：整理自己与朗姆酒走私犯和贩毒团伙猫鼠大战的纸质档案，将其排序编号。由于这些记录时隔已久，而且不包含任何国家机密，因此她获准为自己的图书馆保留私人副本。任务完成后，伊丽莎白建议财政部废除她的海岸警卫队部门以及她的工作，理由是它在和平时期没有任何存在意义。他们同意了。1946年8月14日[1588]，海岸警卫队通知她，“鉴于美国海岸警卫队之前进行的密码分析活动数量减少，因此有必要进行裁员。”1946年9月12日，伊丽莎白与海岸警卫队的雇佣关系终止。当时她的薪水达到了顶峰，高达5390美元，相当于如今的67000美元。
战后，J. 埃德加·胡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扩张联邦调查局，伊丽莎白则选择退出。
无论如何，她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政府雇员。要不是“家门口的人”不断地要求，她从一开始就不会参与进来。现在，随着战争结束，伊丽莎白的想法转向了由于要为国家服务而搁置的计划与愿望。她仍然想完成一本关于字母表历史的儿童读物。她想去拉德克利夫学院看望芭芭拉，看看约翰·拉姆齐在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市的陆军航空兵团里过得怎么样。她想和威廉重新建立联系，并想办法跟他合作。多年来，弗里德曼夫妇一直生活在一种尴尬而孤立的沉默中，他们在独立、相邻的政府机构中工作，甚至不敢在自己家里畅所欲言。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再见！他们想要重新并肩作战，他们同时有了一个完美的点子。
伊丽莎白和威廉对他们年轻时在河岸第一次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神秘理论从来没有失去兴趣。他们一直在想，为什么人们会相信那些不真实的东西。去年12月，当战争还在继续时，两人参加了“惊人的邓宁格[1589]”（Amazing Dunninger）在华盛顿的火爆演出。这位当时最重要的精神学家是个留着棕色头发、穿着燕尾服的纽约人，他既是辟谣者又是幻术师[1590]，他在舞台上解释了灵媒通常的工作方法，表明自己并未使用任何这些技巧，却读懂了观众的内心想法。威廉和其他25名情报人员四散分布在宪法大厅的人群中，试图学习他的方法，“他们提出了一些理论[1591]，不过没有证据，”伊丽莎白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邓宁格的名声日益显赫，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人类——那些轻信别人的人——想要相信神秘和超自然的东西。”
伊丽莎白和威廉注意到，不少人仍然相信着他们两人早在1917年在河岸的最初时光里就否决过的理论，即弗兰西斯·培根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植入了密码信息。痴迷于培根密码的人们依然四处奔走，活跃积极[1592]，不断发表新的文章和观点。在盖洛普夫人于1934年去世，乔治·费边紧随其后于1936年去世后，培根迷失去了两位最著名、最活跃的支持者，但其他人接过了火炬。1938年，老罗斯福的儿子西奥多·罗斯福向弗里德曼夫妇征求[1593]关于由经济学家沃尔特·麦库克·坎宁安（Walter McCook Cunningham）博士设计的密码系统的意见。小罗斯福是道布尔戴出版公司的副总裁。坎宁安博士提交了一份关于他的密码的手稿，该方法以字谜为基础，弗里德曼夫妇很快就发现这是一派胡言。为了证明这种密码的愚蠢之处，两人将坎宁安的方法应用到《恺撒大帝》的一页上，并给小罗斯福发送了以下信息[1594]：
亲爱的读者：西奥多·罗斯福是这部戏剧的真正作者，但我，培根，从他那里剽窃了这部戏剧，并因此忝受好评。弗里德曼可以通过坎宁安博士发明的一种扯淡密码证实该说法。
这段经历让两人想到，他们应该在自己的书里阐述自己的怀疑观点，一劳永逸地解释为什么莎士比亚的秘密信息只是幻想。弗里德曼夫妇从一家英国出版商处获得了一笔微不足道的稿费（预付版税：250英镑），然后开始工作。为了这一项目，两人决定卖掉军事路上心爱的房子，在国会山上买了一栋宽敞的高顶房子，这里离他们进行研究的两座图书馆只有几步之遥，也就是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很多住在国会山的人都是说客，弗里德曼夫妇为了靠近图书馆搬到了那里。
他们把自己珍贵的书籍和文件搬进新家，在二楼的书房里重新完善了他们的私人图书馆，还把斧头挂在墙上作为对潜在偷书贼的警示。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两人共同回顾了过去，权衡并解构了培根迷的观点。在他们手中，《经过检验的莎士比亚密码》（The Shakespeare Ciphers Examined）成了一个关于自我欺骗的迷药和真理之喜悦的故事。其中一节分析了一名法国将军的密码系统，该系统显示出“如果他将发表”这一秘密短语，弗里德曼夫妇向读者展示，该密码很容易就能变成“在她湿漉漉的阴毛里[1595]”这段文字。乔治·费边首先受到了他们的检验。弗里德曼夫妇写道，尽管费边拥有“精力与活力的伟大天赋[1596]”，但他是推销员而非科学家，他还隐瞒了自己不喜欢的事实。至于盖洛普夫人，“她是一位真诚可敬的女性[1597]，绝无欺诈之心”，她“在文本中找到了[1598]自己想找的东西”，“因此受到了怀有期待的大脑给出的暗示支配”[1599]。
弗里德曼夫妇以一种冷酷无情的诚实进行写作，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尽管如此，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1600]，两人意识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亏欠了在自己年轻误入歧途时遇到的导师。他们在序言中感谢了盖洛普夫人，“她关于莎士比亚作者身份的研究激发了我们毕生的兴趣”，同时他们也感谢了费边[1601]，因为他把他们介绍给了盖洛普夫人，对此他们由衷感激。伊丽莎白表示她和丈夫已经决定“给予魔鬼客观的评价[1602]”，在后来的几年中，伊丽莎白甚至承认，“尽管乔治·费边在很多方面都卑鄙无耻[1603]，但他确实发起了两三件对这个国家至关重要的事。”这是事实。尽管费边心怀恶意与迷信，但他仍然给真正的科学家投入了足够的资金，以加速发现真正的知识。他用其他大亨购买游艇和珠宝的财富资助了针对自然的调查。他成功地在美国建立了第一家真正的密码破译机构，一家根据战时现状命名的创意工厂，也就是河岸实验室。它不仅造就了一门拥有巨大力量的新科学，还催生了一段恋情，同时将科学传播开去，最终将其磨炼成一种反法西斯武器。当代世界的代码和密码始于草原上的一间小屋，一对年轻的恋人隔着桌子朝对方微笑，而一位富翁敦促他们干出一番大事业。
在1946年开始为这本书进行调查研究之前，伊丽莎白一直坚持认为自己的密写生涯是一场意外[1604]，是一系列不可预知的追逐、迷宫、逃跑和可探测的雀跃。如今，从远处观察自己的生活，她明白了其中可能包含着秩序，一条紧绷的线穿越数十年，最终来到了草原上那个疯狂之地。
为了帮助自己生动地描写河岸，伊丽莎白坐在国会山的新家里，闭上眼睛，试着回想三十年前的情景[1605]。1916年夏天，一名年轻女子身处一位富人的庄园里，彼时她还是未婚的自由之身，整个人生都在她面前铺展开来。
一缕熟过头的香蕉芬芳扑鼻而来。威廉的果蝇在风车里飞舞。
夜晚的火坑。军械实验室附近的迫击炮弹散发出的化学气味。她餐盘里的肥猪肉来自费边一声令下宰杀的猪。
河如银刃，天似穹隆。
伊丽莎白还记得和当时仍是朋友的威廉·弗里德曼一同骑车时的情景。草坪和鲜花在夏日雨水的浇灌下郁郁葱葱，绿色与粉色互相交织。她记得，当自己和盖洛普夫人一起工作时，伊利诺伊州的阳光从小屋的窗户照射进来。她想瞧一瞧这位老妇人看到了什么，而盖洛普夫人正眯着眼睛，透过放大镜端详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一页，试图解救出弗兰西斯·培根被囚禁的幽魂，可惜以失败告终。
盖洛普夫人和费边不断告诉她，要更加努力，信息就在那儿。
然后有一天，伊丽莎白心想：不对。
问题不在我，而在其他人。
这是决定她余生方向的时刻。纳粹的残忍无道，一门科学的诞生：那天，一名23岁的美国女性决定相信自己的怀疑，用自己的大脑进行挖掘。一切都从这里开始。
房间里很暗，但伊丽莎白的铅笔很锋利。从华盛顿寄来的信封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谜题，这些谜题都是那些肩负着最大责任却拥有最少线索的人发出的。她和威廉共同检查这些谜题。他是猎物，他用篝火似的目光看着她，然后爱上了她。彼时她还没爱上威廉，但她不会为爱上这样一个聪明善良的人感到羞愧。她盯着那几行奇怪的文字，接着开始在便签本上将其翻转、堆叠、重新排列。字母纷纷发亮，字母表互相摩擦发烫，然后一团接一团的火焰被点燃，直到她明白，只要自己想，随时都能点燃它们。同时她也明白了，存在着一种她和任何人都能取用的力量，从此之后一切都变了。模式的结构在发光。有什么东西从她笔尖升起，她的心怦怦直跳。字词的骨架一跃而出，把她吓了一跳。
(1)指在食物短缺，或因条件恶劣无法在战地烹饪时食用的口粮。
(2)实际死亡人数接近7.5万人，另有7.5万人受伤。——作者注
尾声 女性密码学家及其他
弗里德曼夫妇在家中的图书馆里，摄于1957年。
1958年，一个本应平常的周二[1606]，政府上门来取他们的书。云朵四散，日光微凉。威廉和伊丽莎白在国会山的家中听到前门传来敲门声。两人打开门，看到了至少三名[1607]政府官员。在他们身后的街上停着一辆租来的卡车[1608]，仿佛他们打算从房子里搬走什么大物件似的。
弗里德曼夫妇让他们进来。其中一名男性S. 韦斯利·雷诺兹（S. Wesley Reynolds）是国家安全局的安全主管。第二个人是雷诺兹的手下，第三个人则是美国司法部长的手下。
这些人要求进入家庭图书馆。弗里德曼夫妇把他们带到了二楼。
当时伊丽莎白66岁，威廉67岁。他的健康岌岌可危，但这些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说，自己受命清除一份清单上的图书和文件，因为国家安全局希望根据国防部1957年7月8日下达的5200.1命令[1609]，对这些文件进行重新分类。该命令宣布，之前标记为“受限”、保密等级较低的密码文件，现在被升级为“机密”、保密等级更高。令弗里德曼夫妇惊恐的是，他们开始把东西从架子上拿下来。他们取走了48件物品[1610]，其中包括一个装满威廉的文件的私人保险箱，他写的几本关于密码学的手册，装在信封里的演讲卡片和笔记，以及他在职业生涯各个阶段写的文章，包括40年前在河岸完成的作品。
据后来在国家安全局内部流传的谣言称，威廉“暴跳如雷[1611]，把书扔得到处都是，说‘把这个拿走，把那个也拿走吧！’”这名前往弗里德曼夫妇家中的国家安全局初级雇员否认了该说法[1612]，但承认弗里德曼夫妇似乎“对他们采取的行动感到明显不安”。国家安全局的雷诺兹在三天后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1613]：“弗里德曼先生对于我拿走这些材料并未提出异议，不过他显然感到深受伤害，而且这些材料显然是出于安全以外的原因被拿走的。他表示，这些材料涉及密码学的历史，应该属于美国人民。”
威廉不明白为什么要没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手写密码信息。这些密码早已过时[1614]，真的有必要没收1917年至1918年期间的文件吗？真的有必要洗劫他们的家，他们的避难所，他们的知识档案馆吗？他对一位朋友说：“国家安全局剥夺了[1615]我的一切，某个蠢货觉得这些东西属于机密。”
当那些人拿着文件走向卡车的时候，伊丽莎白在一旁默不作声地怒视[1616]着，差点没忍住要骂人。她认为这侵犯了他们的隐私，并担心这会损害威廉的健康。“二战”以来的十三年间，威廉的健康一直饱受侵蚀，随着这座城市对反情报的日益痴迷而愈加危急。苏联间谍窃取了曼哈顿计划的核秘密，联邦调查局和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开始搜捕共产主义特工。“红色法西斯主义的疯狂蔓延[1617]在美国引发了担忧。”J. 埃德加·胡佛这样对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说道，他承诺联邦调查局会攻击并揭露“邪恶人物的残忍阴谋”。参议员乔·麦卡锡（Joe McCarthy）在没有丝毫证据的情况下肆意摧毁人们的事业。
1947年，威廉的抑郁症复发了。起初，他在散步和打高尔夫球时跟医生抱怨“精神眩晕[1618]”，这一情况表现为向左走的倾向。眩晕过后是日益严重的失眠。1949年1月23日，由于无法入睡，他住进了华盛顿退伍军人管理医院的精神科病房，医生把威廉和一群精神病人安排在一起。他讨厌那里。回家后，他的病情持续恶化。1950年1月，威廉已经无法工作或解决谜题[1619]，他的大脑和肌肉似乎在以平时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速度运动，而且还极度绝望，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他的儿子在家里找到了绳子和套索[1620]。一位朋友注意到威廉的车后座上有一根绳子，就问他怎么回事。威廉用开玩笑的语气说：“我在找一棵能上吊的树[1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