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在苦苦寻求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威廉找到了一位新的精神病学家，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的齐格蒙德·利贝松（Zigmond Lebensohn）博士，他是电击疗法的早期支持者[1622]。威廉同意一试。第一疗程的电击[1623]从1950年3月31日开始。传奇人物威廉·弗里德曼在清醒时被多次电击，可能没有使用肌肉松弛剂（当时并未得到广泛使用），同时一块厚厚的压舌板被放在威廉嘴里，以防止他在癫痫发作时过于用力地咬牙导致下颚骨折。经过六个疗程，每疗程五到十五次电击后，威廉于1950年4月11日被送回家。利贝松观察到病人“出院时几乎欣喜若狂[1624]，他热情洋溢地用一种长辈般慈祥的方式和护士吻别。大约一个月后，我在宪法厅的托斯卡尼尼音乐会上看到了他和他的妻子。”
威廉的病让伊丽莎白心力交瘁。她的两鬓逐渐斑白，身高大概萎缩了一英寸（她觉得自己现在高5英尺2英寸，而非5英尺3英寸），体重是110磅，比少女时期还瘦了不少。用她一位女性朋友的话来说，“焦虑使她身材苗条[1625]。”伊丽莎白从政府退休，拿着微薄的养老金，开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照顾威廉。在他情绪低落的早晨，伊丽莎白会帮他穿好衣服，开车送他去上班，然后和他一起走进去，在他手里放一支笔，把着他的手让笔动起来[1626]。当他在精神科病房休养不能工作时，伊丽莎白会回复他的工作邮件。不知怎么，她仍然可挤出时间来结交朋友和培养爱好。她认真对待烹饪，举办了以印度、墨西哥和意大利菜肴为主题的晚宴，让朋友们大感意外：“我发现这也许是某些隐藏的创造性本能的出路[1627]。”伊丽莎白也不忘关照邻居，有一次她端着一盘烤羔羊肉、烤土豆、肉汁和一朵插在花瓶里的黄玫瑰花蕾，出现在了一位生病的邻居家门口。她还积极参与[1628]女性选民联盟，研究妇女的法律地位、国际关系、金融以及建立特区独立州地位的迫切需要。“一刹那间，”她写道，“我就会打开一个标有哥伦比亚特区选举权的水龙头！”
伊丽莎白似乎常常忘记自己的密码破译事业，满足于看到自己的身份和历史被洗刷殆尽。但事实并非如此。1951年，她受邀前往芝加哥一家由伊利诺伊州首位女法官创立的女子社交俱乐部，讲述自己在密码破译方面的经历。起初，伊丽莎白敦促大家三思：“亲爱的，我生命中的这一部分已经结束了[1629]，”她在给主席的信中写道，“你是在请一位退休人士讲话！我敢肯定听众们会觉得自己被骗了。”但后来她写了一篇演讲稿，带着手提箱来到芝加哥，箱子里装满了幻灯片[1630]，以及至少15张残缺的纸[1631]。伊丽莎白一边苦思该如何是好[1632]，一边把它们打印好，用剪刀剪好，按照新的顺序用胶带粘在一起。她向俱乐部里的女士做完自我介绍，这些芝加哥战后充满希望的美人们开始洗耳恭听。
伊丽莎白在黑石酒店的粉色舞厅[1633]里进行演讲，女士们聚在这里参加晚宴舞会。她在演讲中明确表示，自己无法自由地谈论[1634]“二战”期间的生活，但她很乐意分享其他任何事情，回答任何问题。“也许你们会觉得[1635]‘代码和密码专家’这个短语描述的是一位必然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她说道，接着解释了为什么这是一种误解。你孩子的成绩单就是一种代码。A代表好，F代表差。这不是另一个世界。这就是你们生活的世界。
伊丽莎白展示了关于著名案例代码信息的幻灯片[1636]。那句“我孤身一人”。埃兹拉双胞胎的海洛因网络“被女性破译了。”加拿大联合出口商公司那群彬彬有礼的匪徒。芝加哥的女士们不让她走，纷纷瞠目结舌地提问。后来，伊丽莎白收到了更多的演讲邀请，她去了底特律，在私人住宅里给两个社区团体做演讲，其中一个小组问了她两个半小时[1637]的问题。他们似乎认为伊丽莎白·史密斯·弗里德曼的故事是他们听过的最伟大的故事之一。
每隔一段时间，伊丽莎白就想把这一切都写在一个地方。她不知道历史是否会记住她。有一年冬天，她和威廉前往英国，在剑桥参加了一次午宴[1638]，同行的还有两位“二战”时期的同事，其中包括伊丽莎白的那位乐天派同事、天文学家“小胖”斯特拉顿。饭桌上，人们谈论起了战争。“作为剑桥修道院传统中的一名女性[1639]，我很少开口，”伊丽莎白后来回忆道，“但我自己的回忆开始在记忆的大锅里沸腾起来。”
午餐后，她拿出一张画线的黄纸[1640]，在顶端写上“前言[1641]”，然后描述了1945年“二战”胜利之后她的感受。在经历了六年“反击试图窥探美国情报的特工的思想和活动，这样24小时不间断的兴奋冒险之后”，她从海岸警卫队“收起帐篷，偷偷溜走”。她继续写了七页，暗示了自己在战争中经历的闹剧，却没有像其他作者在书的开头那样详细讲述。
如果伊丽莎白是想把这本书作为她关于看不见的战争的回忆录，那么她从未完成过剩余部分。七张手写纸和一份打印版本是仅存的资料。她后来把打印稿塞进了一个牛皮纸文件夹里，标注“未完成工作的前言”。
1952年11月4日，杜鲁门总统在麦卡锡最受欢迎的时候——即威廉接受电击疗法两年半之后——建立了国家安全局[1642]。国家安全局将陆军和海军的信号情报部门合并为一个组织，其中包括威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创建并培育的部门。
国家安全局从一开始就是最秘密的机构[1643]，关于它存在的基本事实都被掩盖了。威廉接受了那里的一份工作，担任顾问和指导教师，该角色很适合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然而，随着该机构在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他的作用越来越小。该机构雇用了数千名年轻的语言学家和密码分析专家，他们都接受过威廉编写的教科书的培训，但他说话的时候却不一定会听。国家安全局在马里兰州米德堡的一个新校区破土动工，如今那里至少有两万人在两座大的防窃听蓝黑色玻璃立方体内工作，在破译密码的电脑上投入巨资。威廉在给历史学家罗伯塔·沃尔斯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的信中郁郁寡欢地写道，他认为电脑“基本上毫无意义[1644]，完全是处理日常事务的愚蠢玩意儿”。随着国家安全局发展壮大，它开始以一种让威廉不适的方法滥用权力。它仅仅因为自己有能力就收集了大量信号，让情报不断堆积，从而更像是大海捞针。而且它继续雪藏和保密越来越多的文件，而威廉认为这些文件应该公开。在他生命中的其他时候，威廉曾主张过更大程度的保密，正如20世纪30年代他反对赫伯特·亚德利的书时那样。然而现在，他暗地里跟朋友们嘀咕说一种“保密病毒[1645]”正在政府中 蔓延。
1955年4月，威廉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在医院的康复期间经历了第二次发作。同年秋天，威廉从国家安全局退休，不再担任全职雇员。国家安全局给了他一个不错的告别仪式[1646]和一份顾问合同，想要留住他。当时的国家安全局局长拉尔夫·卡奈因（Ralph Canine）非常钦佩威廉。之后，一位新的主管取代了卡奈因，此人对保密的看法更加顽固，对这位伟大的密码破译员也没有个人好感。于是国家安全局洗劫了弗里德曼夫妇家中的图书馆，威廉再次陷入了抑郁。他想公开批评国家安全局，为这种保密病毒拉响警报，但又担心他们[1647]会撤销他的安全许可，把他从自己的社区和不少个人作品中清除出去。
不管国家安全局是有意羞辱威廉，抑或只是严格遵守规定，他都感到自己遭受了迫害。在精神脆弱的处境下，这场严酷的考验足以把他推向崩溃的边缘。“一个[有]自杀念头的人独处很可怕[1648]，”他在一张松散的纸上潦草写道，“五十年来，我断断续续地与之斗争……保密限制的压制——对惩罚的恐惧荒诞不经，却仍然存在。”
随着他对国家安全局的幻想破灭，威廉变成了十足的偏执狂，他重新考虑了长期以来将自己的论文捐给国会图书馆的打算。他不忍心把自己的私人藏书，自己最引以为傲的东西，交给那个派人来洗劫自己家的政府。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决定将自己的档案捐给乔治·C. 马歇尔基金会（George C. Marshall Foundation），这家私人机构位于弗吉尼亚州列克星敦市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在伊丽莎白的帮助下，威廉开始整理自己的巨大宝藏，进行编号，准备转交给马歇尔图书馆：其中包括数千本书、论文、备忘录、照片、棋盘游戏原型以及其他密码珍品。在短时间内，该计划似乎让威廉重新活了过来。“我现在非常渴望活下去[1649]，”他写道，“让马歇尔基金会的项目有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结局。”但他的身体并不配合。他的心脏病发作得愈发频繁。他去听讲座时脚肿得厉害[1650]，爬不上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的楼梯。伊丽莎白一如既往地照料他，并在日记簿里记录下了他的病情[1651]。
1969年3月15日：比尔在夜里摔倒了。他困惑迷茫，暂时性失忆。
7月20日：人类登上月球。伊丽莎白和威廉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频道观看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完成了月球漫步、返回太空舱，一直看到凌晨3点。
9月24日：威廉的生日。他多要了一份肋排！
1969年11月2日，午夜过后几分钟，威廉最后一次心脏病发作，停止了呼吸。伊丽莎白叫来了医生，然而他们也无力回天。医生为了安慰伊丽莎白一直待到了凌晨2点以后[1652]，威廉的遗体被运走了。
不知所措的伊丽莎白习惯性地拿起了日记簿。
我的挚爱在12：15走了[1653]。
她给正在罗马旅行的芭芭拉写了一封简短的信。
亲爱的宝贝，你要勇敢[1654]。你挚爱的父亲走了……
万幸的是他去世之前没受多久的苦。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弗里德曼夫妇家收到了750多封信和慰问卡。约瑟夫·莫博涅称威廉拥有“20世纪最伟大的大脑[1655]”，他“在历史上享有永远光辉的地位”。小说家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在给伊丽莎白的信中写道：“他对世界历史的影响[1656]不可估量，比国王和船长更甚，然而，他是个多么谦虚的人啊！”1943年，一名密码破译员胡安妮塔·莫里斯·穆迪（Juanita Morris Moody）在威廉工作的阿灵顿厅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后来她成为了国家安全局苏联部门的主管。她告诉伊丽莎白，威廉是最后一位真正的密码破译员，“我们这一行现在涉及[1657]更多人和学科，”穆迪写道，“它变得更加抽象，个人色彩更淡。如今已经没有威廉·弗里德曼了，也永远不会再有。”
伊丽莎白从宇宙俱乐部的管理委员会那里收到了一张“女性特权卡[1658]”，允许她在两年时间内使用俱乐部的设施，而这是华盛顿一家仅供男性参加的社交俱乐部。
伊丽莎白还设计了威廉的墓碑[1659]。
威廉·F. 弗里德曼
陆军中校
美国陆军
1891—1969
知识就是力量
伊丽莎白决定在石头里嵌入一条用培根密码加密的秘密信息，同时引用培根原句里的字母。她特别规定某些字母[1660]要用衬线雕刻，其余则不用。前者是a型，后者是b型：
KnOwI / edGeI / spOwE
（a型和b型分别显示为小写和大写）
babaa / aabab / aabab
W /F /F
WFF是她丈夫名字的首字母。这是个密码签名。
陆军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威廉的灵柩上披着一面国旗，六匹黑马驮着灵柩在蜿蜒的道路上行进，鼓手在一旁伴奏。来自陆军各部门的人都前来参加了葬礼，明尼苏达州的反战参议员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也来了，伊丽莎白和孩子们看见他都大吃一惊。孩子们为他1968年的总统竞选工作过。原来，1944年麦卡锡在威廉的指挥下在阿灵顿厅担任过密码破译员，威廉的家人对此一无所知。
葬礼后，约翰·拉姆齐给麦卡锡写了一封动情的感谢信[1661]。“你的出现似乎让我们所有人都更能接受这场军事葬礼了……我觉得你也许想知道，我父亲是个温文尔雅、爱好和平的人，他憎恨杀戮、战争、秘密、间谍活动以及你我所憎恨的一切。但他却疯狂地爱上了密写的世界，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为此他产生了深重的罪恶感。尽管享有种种荣誉，但他并不快乐。”
伊丽莎白成了威廉的复仇者。多年来，威廉在陆军和国家安全局受到的待遇令她不满，她担心他的贡献会被遗忘或抹去，于是便开始确保威廉得到应得的荣誉。她承担了这一重担，却牺牲了自己的遗产。她个人的悲伤和愤怒现在成了次要问题。
葬礼结束后[1662]，在如今空荡荡的房子里，伊丽莎白坐到了威廉的办公桌前。桌子的玻璃下面放着一张1918年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照片。她努力完成威廉论文的注释书目。这项工作每天占用她八到十小时。她一边哀悼丈夫，一边用索引卡清晰地描述他的文章和书籍。她这么做是出于一种对威廉的责任感[1663]，因为威廉希望能完成该项目。她还希望，这本书一旦公开出版，就能吸引一流的历史学家[1664]为威廉写传记，从而巩固他的声誉。
马歇尔图书馆花钱雇了一名打字员[1665]，每周有一到两天帮伊丽莎白打字，但威廉收藏的3002件独特物品中的3002张卡片还是花了好几个月才打完。然后，她安排把所有材料从华盛顿运到了位于南部三小时路程的图书馆。1971年的一天，人们来到这座房子，把箱子和威廉的书桌一起装进卡车。她告诉朋友们，这感觉就像看着比尔再次死去。她开着那辆破旧不堪、开了十年的普利茅斯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跟着卡车，引擎气喘吁吁地一路开到列克星敦：“我想我只是个站在废墟和衰败中心的小老太太罢了。”
出于对比尔的爱和尊重，她在马歇尔图书馆每天工作六小时[1666]来处理移交文件的细节，确保文件处理得当。档案保管员很高兴有她在旁指导（伊丽莎白说自己“像女王一样被款待[1667]”），还让她在录像中讲述了[1668]捐赠的材料、弗里德曼夫妇的共同生活以及伊丽莎白自己的事业。虽然她一直在关注比尔，但她也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并将自己的数千份私人文件捐给了马歇尔基金会，与丈夫的收藏区分开来。伊丽莎白的论文包括她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走私时期保存下来的文件、私人信件、未完成的书籍手稿、日记等等，但她没有像对威廉的论文那样对这些收藏品进行索引和注释[1669]。档案保管员协助把伊丽莎白的档案整理到了22个档案箱中，这些档案箱被恭敬地存放在一楼保险库的金属门后。
接下来的几年内，研究人员前往马歇尔图书馆，根据弗里德曼的档案写了一些以前不可能写的书。作家詹姆斯·班福德（James Bamford）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威廉的收藏拼凑出了1981年出版的著作《谜一样的殿堂》（The Puzzle Palace），这是关于国家安全局的首部通俗史。国家安全局曾试图阻止该书出版，但未能成功。1979年和1983年，国家安全局曾两次派代表前往图书馆，每次都把数量不明的属于威廉的物品移除，但弗里德曼夫妇的索引工作做得细致入微，以至于目光敏锐的弗吉尼亚州军事学院教授罗斯·玛丽·谢尔顿（Rose Mary Sheldon）注意到，3002张索引卡中有大约200张丢失了。谢尔顿根据《信息自由法》提交了一系列要求，最终促使国家安全局公布了7000份弗里德曼的文件。在过去20年间，该机构在讲述自己的历史方面愈发自如——如今，它不仅举办公开的密码学历史会议，还经营着一家博物馆——但它花了一段时间才做到这一点，与此同时，弗里德曼夫妇创建了这座不受美国政府控制的备用档案馆，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了解美国的密码破译。
即便如此，研究人员的注意力还是有失偏颇地集中在了威廉一个人身上。伊丽莎白在图书馆里的论文没有索引，因此很神秘。当人们在探索威廉的论文时，它们大部分都在积灰。世界忘记了伊丽莎白，记住了威廉。无论如何，这正是伊丽莎白所期望的。1975年，国家安全局通知伊丽莎白，他们计划用威廉的名字命名米德堡的主礼堂，邀请她检查[1670]威廉的半身像并给予许可。她参加了献堂礼。国家安全局的男声合唱团[1671]唱响了《自由的见证》。次年，威廉的传记《破解“紫”的人》（The Man Who Broke Purple）出版了。伊丽莎白觉得这本书很好地描述了[1672]丈夫的职业生涯，但没能抓住“我认识并深爱的男人”的精髓。
在伊丽莎白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她苦苦挣扎，耗尽积蓄[1673]，她罹患了动脉硬化。她无比想念比尔。在信中，她听起来就像一位久经沙场的女孩，像往常一样迅速地点燃了河岸，但却不再快乐。“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1674]我要忠告所有未出生的婴儿，”一天早上，伊丽莎白在一封不知道写给谁的长信中说道（“我只是想发泄一下”），“要么生而富有，要么生而贫穷。像我们这样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只能付付付付付付钱。”她不喜欢自己的研究领域的走向，即越来越依赖电脑。她接受了《休斯敦纪事报》记者的采访[1675]，他们发现她“穿着一件来自中国的绿松石色丝绸睡袍，那是她丈夫在1928年送给她的礼物”。她告诉对方，电脑是一种诅咒。“机器的问题在于，没人再会因为看到一条信息出现而欣喜若狂了。”她告诉孩子们，希望自己死后火化，不要举行葬礼。“再过几年[1676]，地球上就没地方埋葬任何人了。我认为不久之后，所有墓地都会被处理掉，”她写道，“为什么要给已经存在的混乱再添上一笔呢？”
伊丽莎白在88岁时动脉衰竭[1677]，1980年10月31日，她在新泽西州普莱恩菲尔德的一家疗养院中去世。4天后，美国人民选举罗纳德·里根开始总统的第一任期。
公众对她去世的反应比11年前威廉去世时更加沉默。《华盛顿邮报》[1678]和《纽约时报》[1679]刊登了伊丽莎白的讣告以示敬意。没有一篇讣告提到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破译密码的壮举。几乎可以肯定，讣告作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伊丽莎白的骨灰撒在了[1680]威廉的墓上，她的名字则刻在威廉下方：
挚爱的妻子
伊丽莎白·史密斯·弗里德曼
1892—1980
多年以来，无大事发生。
人们花了一段时间才重新发现伊丽莎白。渐渐地，人们开始前来寻找关于她的资料，主要是女性。他们怀疑伊丽莎白的故事实际上比流传的版本更丰富，而他们猜对了。司法部的历史学家芭芭拉·奥斯提卡（Barbara Osteika）找到了伊丽莎白过去破解走私案件的记录，她将伊丽莎白视为联邦执法部门女性的“希望灯塔[1681]”和开拓者。联邦调查局的密码分析专家珍妮·安德森[1682]（Jeanne Anderson）破译了犯罪嫌疑人手写的代码与密码笔记，发现了20世纪30年代对伊丽莎白的审判记录，并对这些记录展开了研究，来学习对陪审团讲述的技巧。尽管伊丽莎白从未在国家安全局工作过，但她也在那里赢得了拥趸。“二战”后，国家安全局的女性密码分析专家声名鹊起，其中包括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向美国领导人通报情况[1683]的胡安妮塔·莫里斯·穆迪，以及后来成为国家安全局二把手的安·卡拉克里斯蒂[1684]（Ann Caracristi）。
20世纪90年代，国家安全局重新命名了它的礼堂。威廉·弗里德曼纪念礼堂现在变成了威廉·弗里德曼与伊丽莎白·弗里德曼纪念礼堂。2014年，由于芭芭拉·奥斯提卡发起的一项活动，华盛顿地区的司法部大楼里又多了一座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礼堂。礼堂大门上写着，情报刑侦的先驱伊丽莎白·史密斯·弗里德曼。
有两大原因导致了这些事发生：一是女性前去找寻伊丽莎白的遗魂，二是她的遗魂在档案馆里喋喋不休。她就在马歇尔图书馆里，让保险库的大门吱嘎作响。她就在“政府坟墓”国家档案馆里，关于看不见的战争的记录在那里终被公开。她的遗魂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振振有声。威廉作品集的三张索引卡中包含了几条简短真实的评论[1685]，内容关于J. 埃德加·胡佛和联邦调查局如何将伊丽莎白和海岸警卫队的间谍抓捕壮举归功到自己身上。这些评论显然是伊丽莎白写的，因为威廉当时不可能知道。每张卡片都是一把插在胡佛肋间的刀，这是伊丽莎白耐心的报复。
她打算根据所有这些档案来书写自己的故事，但她一直抽不出时间做这件事。也许她失去了希望。不过这些文件仍然原封不动地存在着，成为了一段非凡人生的片段。这些文件沉淀着厚重的质感。它们不能被抹去，正如伊丽莎白的遗产也不能被抹去一样，因为她的遗产植根于我们今日的生活中，植根于我们的智能手机和网页浏览器中，植根于为数十亿人使用的安全信息应用程序提供动力的科学中，植根于企业和情报机构的秘密程序中，植根于装在我们口袋里的苹果手机上的普通软件中。
秘密通讯仍然是一项由密码编写员和密码破译员、锁和开锁工形成的活动。当然，如今的锁大不相同了。有了运算的帮助，一切都大大加快以及数学化了，这是伊丽莎白无法欣然理解的。但这场游戏仍然基于模式。有些人设计的模式看起来只有杂乱，而另一些人则试图将杂乱重新排列成一幅图画。伊丽莎白一次又一次地凝视着这个世界上看似随机的事物，她发现了一个微小的感知点，然后站到那个点上，发明了一种能够改变直达地平线的风景的系统。这一过程直到今天仍然始终如一。密码破译需要努力、耐心、方法和头脑。在她那个时代，伊丽莎白也许比任何人都更具有这些品质。
她的身上总是笼罩着谜团[1686]。无论是出于谦虚、习惯、对于被起诉的恐惧或是对神秘事物的欣赏，她直到生命尽头都在犹豫是否要将所有秘密和盘托出，是否要巨细无遗地回答每个问题。
“你可以留下很多谜团，”1976年，她在与国家安全局的弗吉尼亚·瓦拉基的探讨中说道，“我敢肯定，这足以吸引读者。”
“我一直在努力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瓦拉基说，“我们永远无法描绘出全景……但至少我们要搞清楚一些观点。”
瓦拉基是伊丽莎白的继承者之一，她是战后涌现的下一代女性密码破译员之一。1954年，她首次以语言学家的身份加入国家安全局[1687]，如今是国家安全局技术期刊《密码学》的编辑。
“好吧，再次感谢您，弗里德曼夫人[1688]。”瓦拉基说。
“嗯，不用谢我，”伊丽莎白说，“和你说话很有趣。”
“有时候我自己也想给您写个简介。”瓦拉基加了一句。
“噢！”伊丽莎白说。
“女性密码分析专家及其他[1689]，我认为大家读起来会觉得非常有趣。”
“前几天发生了什么事？”伊丽莎白自问道。她说自己当时正在城外的国会山散步，突然意识到附近有几名年轻女子看到了她，而且正在谈论她。伊丽莎白认出了其中一名女子。她们早在几年前就在某个地方以一种职业的身份相遇了。这些女子把伊丽莎白视为某个值得注意的人物，伊丽莎白听了很高兴。“噢，天哪！”
瓦拉基关掉了录音机[1690]。她和伊丽莎白谈了不知多长时间，可能是关于情报机构的熟人。之后录音机又被打开了，没过多久谈话就结束了。
她们看了看时间。
“你的意思是说[1691]现在才一点零五分？”伊丽莎白问。
“天哪！”瓦拉基说。
伊丽莎白已经太久没有谈论过自己破译密码的生活了，以至于一次简单的谈话都如同一场歌剧一般。
“我敢打赌没有别的女人[1692]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说过这么多话。”伊丽莎白说。
文字记录显示，两人朗声大笑了起来[1693]。
致谢
我欠那些塑造了这本书的人很多：
包括戴伊街（Dey Street）的编辑朱莉娅·谢弗茨。即使有时我不知道该如何确切地讲述，但朱莉娅对伊丽莎白的故事永远充满热情，我们的谈话也极大地丰富了本书的内容。我很感激她敏锐的眼光，她的直觉以及她的信念。还要感谢肖恩·纽科特、林恩·格雷迪以及戴伊街的其他团队成员：汤姆·皮托尼亚克、肯德拉·牛顿、海迪·里克特、戴尔·罗尔博、葆拉·沙弗兰斯基和欧文·科里根。
感谢我的经纪人拉里·韦斯曼。我很高兴能从拉里的建议和他对叙事类非小说作品的敏感性中获益。同样感谢他沉着冷静的搭档萨沙·阿尔珀。没有他们的指导和友谊，我无法想象要怎么写出这本书。
感谢图书管理员和档案保管员：如果没有档案保管员们小心翼翼地保存、为弗里德曼夫妇的文件做索引和注释，这本书就不会存在。乔治·马歇尔基金会的保罗·巴伦和杰弗里·科扎克是很棒的人，他们的图书馆是美国最伟大的地方之一。我对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古典文学教授罗斯·玛丽·谢尔顿刮目相看，她花了多年时间汇编了自己的史诗巨著《弗里德曼作品集：分析指南》。她这么做是出于热爱——没赚一分钱——而且不吝花费自己的时间和智慧。国家安全局的历史学家贝齐·罗哈里·斯穆特和图书管理员勒内·斯坦跟我分享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文件。汉娜·沃尔特斯在费边别墅博物馆（Fabyan Villa Museum）带我参观了乔治·费边的河岸遗迹，并回答了不少关于河岸全盛时期的问题。还要感谢纽约公共图书馆手稿和档案部的托马斯·拉森，日内瓦历史博物馆的杰茜卡·施特鲁布，纽贝里图书馆的乔伦·迪基，以及马里兰州大学公园市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
多年来，卡丽·沃尔格兰一直是我的朋友和顾问。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一些部分来自于她对草稿的提问和评论。马尔科姆·伯恩利和柯尔斯滕·汉考克是能干的研究助理，他们发现并标记了重要文件。菲尔·托马塞利在基尤的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关于追捕纳粹间谍的资料。圣保罗的爱德华多·杰拉克把警方档案中的文件寄到了我手里。琳达·D. 奥斯特曼是位英雄，她在得克萨斯州一家法院的资料库里找到了1933年联合出口商一案的文字记录。我同样很感谢贝丝·罗伯逊和莉塞特·拉克鲁瓦在加拿大进行的研究。
感谢那些和我谈论“二战”密码学经历的美国女性：包括朱迪·帕森斯（Judy Parsons）、玛莎·沃勒、帕特·利奥波德（Pat Leopold）和海伦·尼布尔（Helen Nibouar）。
感谢历史学家、密码迷和技术爱好者和我分享他们的时间与智慧。英国机器密码专家菲利普·马克斯（Philip Marks）在解释恩尼格玛系统和回顾技术段落时不厌其烦；克雷格·鲍尔（Craig Bauer）那本引人入胜的关于密码学的书帮助我驾驭了这一主题，与克雷格的交谈总能让我理清头绪；历史学家理查德·麦加恩（Richard McGaha）帮助我在阿根廷疯狂的间谍活动和反间谍活动中找到了出路；离经叛道的加拿大作家约翰·布赖登给我指明了储存在国家档案馆中的海岸警卫队机密解密文件；温哥华的贾森·范德希尔（Jason Vanderhill）对加拿大的朗姆酒辛迪加了如指掌；如果你在写科技方面的文章，詹姆斯·萨默斯（James Somers）就是你想要的那种朋友，他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同时也是一名程序员；我喜欢跟在烟酒、火器与爆炸物管理局工作的芭芭拉·奥斯提卡会面交谈，她是一位孜孜不倦的研究员。文艺复兴学者威廉·谢尔曼（William Sherman）跟我说了纽约公共图书馆里的河岸密码作品集。本书内容中的任何密码学或历史学错误都算我的。
感谢那些提供建议、鼓励和引导的朋友们：包括卡丽·弗赖伊、萨莎·伊森伯格、艾琳·克兰西、克里斯蒂·本德、约翰·惠蒂尔-弗格森、纳撒利亚·霍尔特、埃隆卡·杜宁、乔希·迪安、贾森·利奥波德、罗伊·凯西、安·达丘克、希拉·利明、普尼特·巴特拉、克里斯·麦克杜格尔、斯蒂芬·罗德里克斯、史蒂夫·沃尔克、萨曼莎·纽厄尔、罗布·莫利诺、尼尔·马斯特、埃隆·格林以及我出色的杂志界同事们——《赫芬顿邮报高端版》的格雷格·维斯和雷切尔·莫里斯，以及《华盛顿人》的克里斯滕·欣曼和迈克尔·谢弗。
感谢密歇根大学和奈特—华莱士奖学金项目在2014年和2015年邀请我和我的家人来到安阿伯。在很多方面，本书是该项目罕见魔力的直接成果。无比感谢查尔斯·艾森德拉思和朱莉娅·艾森德拉思，和你们一起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感谢比吉特·里克和其他同事，感谢约翰·迪克科、卡尔·西蒙以及复杂系统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omplex Systems）。同时我将永远感马修·鲍尔在一开始就鼓励我申请该项目。
感谢戈德布拉特公爵夫人允许我引用她的一句妙语。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包括弗兰克、莎琳以及劳伦·法戈内；格洛里亚·朱厄尔；林恩·鲍尔和里奇·鲍尔；以及豪厄尔家族。最重要的是，感谢我生命中那些聪明而富有冒险精神的女性，达尼亚·鲍尔和我们的女儿米娅·法戈内。达尼亚和米娅给了我写这本书的灵感，并一直告诉我他们想读这本书。致你们：
O V M I D A D O O S S D A N E L I T
L E U A D N N H G H I O C Y B 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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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文间注释使用的缩写
ESF 伊丽莎白·史密斯·弗里德曼
WFF 威廉·弗雷德里克·弗里德曼
ESF COLLECTION 伊丽莎白·史密斯·弗里德曼物品集，乔治·C.马歇尔研究基金会（弗吉尼亚州，列克星敦）
WFF COLLECTION 威廉·弗雷德里克·弗里德曼物品集，马歇尔研究基金会
NARA 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华盛顿）
NYPL 培根密码物品集，纽约公共图书馆，手稿与档案分部（纽约）
NSA 威廉·弗雷德里克·弗里德曼物品集，美国国家安全局，2015年公开（nsa.gov）
TNA 英国国家档案馆（英国，基尤）
作者注
[1]“世界上最伟大的”：David Kahn，The Codebreakers：The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Secret Communication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Internet。（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97年），第21页。
[2]“他单枪匹马地脱颖而出”：David Kahn，The Codebreakers：The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Secret Communication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Internet。（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97年），第392页。
[3]“密码破译领域的先驱”：“威廉·F.弗里德曼纪念堂献礼仪式”计划，1975年5月21日，14号盒子，12号文件，ESF物品集。
[4]“她和她的丈夫”：1949年11月8日，通讯部部长给领导的备忘录（修订版），12号盒子，15号文件，ESF物品集。
[5]“弗里德曼夫人和她丈夫”：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备忘录，主题：瓦尔韦丽·迪金森，R. A.纽比致D. M.拉德，1944年3月14日。根据《信息自由法》从联邦调查局获取，于2015年12月收到。
[6]“我们试图跟大家说”：2015年1月，杰弗里·科扎克（马歇尔基金会的图书馆与档案馆负责人）与作者进行的讨论。
[7]一支密码破译的精英小组：“History of USCG Unit #387”，38号记录组，起重机材料，非活跃站点，57号盒子，5750/2，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这本书共329页，讲述了ESF的海岸警卫队在1940年到1945年之间的技术史，是于1945年到1946年间写的一本厚合订本。该部门在其运行周期中拥有多个名字——海岸警卫队密码分析部门、海岸警卫队第387号部门、海军情报部门，以及后来的OP-G-70，这是在1941年该部门被纳入海军后的名字——但这些名字其实代表着同一个组织，由ESF于1931年建立，在战争期间面临不同的挑战时演变而来。技术史的每一页都贴着“超级绝密”的标签，包括封面。书中没有列出作者，这很可能是ESF的海岸警卫队指挥官莱昂纳德·T.琼斯中尉与伊丽莎白及小组中其他密码破译员的合著。该书直到2000年才公开。
[8]追踪并揭露他们：ESF和她的海岸警卫队小组保存了他们在战争期间制作的解密文件——已破译信息的打印表格。它们储存在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的两处地方。RG 38里有一组不完整的解密文件，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记录，CNSG图书馆，77-81号盒子。大部分解密文件位于RG 457，德国情报/秘密特工信息，1942—1945年，SRIC子系列，1-5号盒子。这些记录比其他任何记录都更能说明ESF在战争中的真正贡献及其重要的原因。当你在国家档案馆进行研究时，欢呼是件不礼貌的事，但当我第一次读到解密文件时实在情难自抑。我要感谢加拿大历史学家约翰·布赖登在他的杰出著作Best-Kept Secret：Canadian Secret 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多伦多：莱斯特出版社，1993年）中指出了这些文件的重要性。
第一部 河 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