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间谍（出版书）》
作者：[英]大卫·刘易斯
译者：朱从泽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严肃的研究资料性的读物。详细描写了十一个间谍故事，具体揭露苏联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利用色情间谍，搞“美人计”，盗窃情报，进行政治讹诈等。
色情和间谍活动历来总是密切相连的。卖淫和谍报不仅是两种最古老的职业，而且都属于人类那种最秘密的、暗地里发生影响的活动。这种古已有之的把肉体欲望和谋取情报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做法，在决定历史进程方面的作用，可能比好几代政治家和将军们的努力所起的作用还要大。不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小说里，色情谍报的传统任务都是诱惑头脑不清的情人泄露秘密。利用双人床猎取不谨慎的枕边谈话是《圣经》时代就有的一种手段。在公元前十世纪，首次有记载的色情间谍娣莱拉，利用她的魅力毁灭了丹奈特的英雄参孙。在二十世纪，纳粹娼妓间谍在盖世太保经营的妓院内，同样地利用她们的肉体引诱嫖客泄密。
致谢
术语汇编
引言
一、他们的行业是奸诈
二、捷尔任斯基广場的蜘蛛
三、性学校的秘密
四、一只燕子的自白
五、猛禽
六、乌鸦
七、妓院和春宮电影
八、对北约的袭击
九、女王陛下的性服务
十、侵入卧室
十一、保护我们的机密
关于资料来源
参考书
致谢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许多朋友和熟人协助我安排同某些人们会见、召集会议，或仅仅提供点滴资料，由于他们的帮助使我得以把那些常常是扑朔迷离的材料拼成一幅幅完整的图画。但是如果在这里提到他们的名字会使他们十分惊恐。特别是那些对我谈过她们充当搞性间谍活动的“燕子”时的经历的妇女们，更是强烈地要求不要发表她们的名字。她们在逃离恶梦之后，由于同我的会面又复活了她们的记忆，这往往使她们很痛苦。她们的一个愿望就是悄悄地回到常人的世界。不论怎样，我要向所有这些人致谢。我还要感谢伦敦的汉士·泰西姆卡，蒙他允许我阅读了他所保存的那些独一无二的档案，我也感谢伦敦图书馆的职员对我的无微不至的好意和帮助。对在德国的我的研究助手们所给予我的帮助，也表示感谢。他们也要求不要提到他们的名字，其理由是很充分的。最后，我还要感谢实用行为学研究中心的罗勃特·夏普博士，·他帮助我了解了那些令人厌恶而又动人心魄的性谋报世界的性心理学背景。
——作者
术语汇编
联邦宪法保卫局 （BfV）
西德反间谍机关。
联邦情报局（BND）
原为盖伦局。系由美国人所建立并为中央情报局所广泛渗透。
中央情报局（CIA）
美国对外情报机构。
无人交接点 （Dead drop）
无人交接信箱。是特工人员能安全留下信息以便别人收取的地方。
假情报 （Disinformation）
在报纸、广播和电视节目里散布谣言，以及由保安机关赞助出版的书籍等。各国主要情报机构都采用上述手法。
领土监视司（DST）
法国负责国内安全的机构。
电子情报 （ELINT）
用间谍飞机、卫星、视频监视器等工具以及其它技术手段搜集情报。
线头特务 （End—of—the—line agent）
这是中央情报局对搞具体谍报活动的人的行话称谓（此人不分性别，一般是外国国籍）。他（她）或者直接提供情报或者从事其他服务项目，如安排开会用的交通、安全公寓等等。这些特务在属于中央情报局职业情报官
员的特工人员领导下工作。
执行行动 （Executive action）
中央情报局对杀害某人的隐晦语。
联邦调查局 （FBI）
美国国内安全机构。
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 （GRU）
非法活动者 （Illegal）
秘密间谍或潜伏特务。与以外交身份为掩护的间谍相对
而言，如被捉住，可遭逮捕。
克格勃 （KGB）
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的特务机关。
合法活动者 （Legal）
间谍，或间谍头目，用外交掩护谍报活动。如被捉住，
只能驱逐出境。
西德军事反谍报机关 （MAD）
东德公安部（MfS）
国家安全局（NSA）
美国电波监视、密码破译和编制机关。是重要情报搜集机构。预算、人员比中央情报局为多。
战略情报局（OSS）
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报和破坏活动组织。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正面审查 （Positive vetting）
一种安全机密审查，表明被审查对象已经过审查并认为可靠。
乌鸦（Raven）
克格勃男性色情间谍。
外国情报与反间谍局（SDECE）
法国谍报保安机关。
保安局 （Security Service）
负责英国国内安全。原来叫M1--5.
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SHAPE）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指挥机关。1967年后，设立在
比利时的蒙斯，距离布鲁塞尔约四十英里。
秘密情报局（SIS）
英国国外间谍活动机构。原名MI——6.
捷克情报机构 （STB）
它如同所有苏联集团国家的此类机关一样，都是与克格
勃紧密合作的。它虽然行政上为内务部情报局第一处，但一般称之为国家特务机构。
燕子（Swallow）
克格勃女性色情间谍。
湿活（Wet work）
涉及流血（湿东西）的任何行动。中央情报局的饰词。
引言
色情和间谍活动历来总是密切相连的。卖淫和谍报不仅是两种最古老的职业，而且都属于人类那种最秘密的、暗地里发生影响的活动。这种古已有之的把肉体欲望和谋取情报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做法，在决定历史进程方面的作用，可能比好几代政治家和将军们的努力所起的作用还要大。
不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小说里，色情谍报的传统任务都是诱惑头脑不清的情人泄露秘密。利用双人床猎取不谨慎的枕边谈话是《圣经》时代就有的一种手段。在公元前十世纪，首次有记载的色情间谍娣莱拉，利用她的魅力毁灭了丹奈特的英雄参孙。在二十世纪，纳粹娼妓间谍在盖世太保经营的妓院内，同样地利用她们的肉体引诱嫖客泄密。
可是在一九四五年后，这种古老手段不仅成了那些还要复杂得多的设置圈套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利用它所达到的目的也大大不同了。如今，色情已不仅仅是搜集秘密的工具，而且成了败坏个人忠诚的一种方法。人们苦心经营种种色情的圈套，是用来制造证据，然后再拿这些证据进行讹诈以迫使受害者去干那些违反他们祖国的最高利益的事。在苏联集团国家里，这种圈套是屡见不鲜的。它们往往复杂而昂贵，需要用许多熟练的执行者和最先进的电子与摄影设备。这些活动总是无所禁忌地进行，从不顾及被卷入者的感情，而且常常获得成功。这种把古老的谍报技术通过现代化的、极为复杂的技术方式来加以利用的手法，就是所谓的“色情谍报”。
色情谍报行动遍及全球，每年耗资好几百万美元。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手段使苏联成功地对西方进行了几次重大的谍报袭击。然而色情谍报行动的最主要成就究竟有哪些，至今还无从知道。同样，人们也还无法揭开他们在招募人员、训练技术和行动过程方面的秘密。
为了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色情谍报活动，我们有必要对近四百年期间情报搜集工作的发展作个简要的回顾。
现代间谍活动的创始人是十六世纪的弗兰西士·华兴汉姆爵士。从他那时期开始到本世纪初，谍报手段变化不大。华兴汉姆作为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特务头子，奠定了一些基础，以后的秘密情报机关都是在这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那个精心建立和经费充足的情报机关控制了英国和国外的几百个特务。这个情报机关担负着保卫王位以防国内阴谋和保卫国家以防侵略的双重任务。在国内，他的特务密切注视着以苏格兰女王玛丽为中心的阴谋活动。在欧洲，他的特务，其中多数是在国外读书的贫穷的英国青年，调查象西班牙的菲利普那样有领土野心的君主。通过华兴汉姆的努力，英国很早就获得了有关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很有用处的警报。
三百年后，英国军事情报机关派童子军运动的创始人，罗伯特·倍顿——鲍威尔爵士，到奥匈帝国去执行一项任务，如果弗兰西士爵士活着也会称赞此举。委派他的任务是绘制军事防御工事的图纸。他装扮成一个近视的博物学家，以便借口猎捕蝴蝶而穿过禁区。他把秘密草图伪装在他所绘制的图画里并用深暗的颜色遮着。这是典型的“斗篷和匕首”式的间谍活动。
直到一九一五年，英国有许多人还是把战争看成是一种绅士游戏，而这种游戏要按照没有文字但不言而喻的荣誉法规进行。例如一九一四年，英国作战部拒绝采纳用战壕潜望镜调查敌方前线的建议。这一建议有可能拯救几百条生命，但英国高级指挥人员却决定“从安全的地方使用机械装置来获得情报是违反指挥人员的道德标准的。”
如同战争一样，在谍报工作中，间谍头目愿意其行为符合他们认为荣誉的风格。美国国务卿亨利·L·斯汀姆森和密码破译者的轶事就很好地阐述了这一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几年中，美国军事情报部门使用了非常机密和有高效能的密码组，这个组以“黑房间”一名著称。在一九二〇年，这个部门破译成功日本外交密码电报，这是一个重大谍报成绩。然而在一九二九年，亨利·斯汀姆森终于关闭了这个部门，只作了一句简单的解释：“君子不读别人信件。”
冷战和军备竞赛永远埋葬了这种颇成问题的骑士风度。今天，主要谍报机构的工作已扩大，除搜集情报外，还包括范围很广的各种活动。把这些形容为“卑鄙勾当”是很适宜的。
这些卑鄙勾当包括假情报活动，传播假消息以迷惑人们；谋杀；渗入敌方的机构；“动摇”非友好政府——实际上是什么都干，只要政府里制定政策的人认为有用就行。
由于工作量的增加，潜在目标的数目也随之增加，而今天所谓的“对手”实际上已合为一体了。例如在英国，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在许多行动上紧密合作。但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英国的间谍活动很活跃，并企图渗入英国的重要机构。如有可能，英国也会同样回敬的。在有些地区，例如中东，人们知道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在第一线进行合作，以共同反对第三者。在英国，官方执行的政策是反对南非政府的，但这并不妨碍英国秘密情报局在需要时和南非国家安全局进行合作。
随着更多的传统技巧的衰落和电子情报搜集的重要性的上升，这些机构的权力、影响和财富也随之扩大。例如一九七三年中东战争期间，美国和苏联都利用间谍卫星作为第一手情报的来源。如今这些卫星正在地球轨道上运行，对地球上每一平方英里值得注意的地方保持着摄影和电子监视。
美国从加利福尼亚的范登堡空军基地定期地发射侦察和监视卫星。苏联则从卡普斯金亚尔、丘拉坦和普列谢茨克把它的间谍射入轨道。美国有一种型号的卫星被称为探索者，即通讯情报卫星，是专为截获和记录外国通讯而设计的。这些卫星在距离地球三百和五百英里之间的极轨或近极轨上运行。当他们经过友好国家时，记录就被送至跟踪站，磁带还可以再用。这种型号的卫星曾用于截获苏联领导人在汽车里通的电话，并能窃听在乌拉尔地区演习时坦克指挥员之间的通话。其它卫星装有红外线探测器，能测量地上温度的变化，并能确定弹道导弹的地下仓库。它们也能确定潜在水中的潜艇位置。
照相侦察卫星装有两种型号的摄影机，一种提供地面上的全景照片，另一种能拍摄有高度分辨能力的近景。据说装在卫星反导弹观察系统上的72英寸镜头能从二百英里高空辨认出一辆小汽车，而装在“大鸟”卫星上的96英寸镜头就更了不起了。有一份报告说，它能从上述高度拍下报纸头版标题的每一个字。除这些一般监视卫星外，轨道上还有许多专业化的间谍们。早在一九六二年，美国发射的卫星就能探测核裂变的产物。今天，两颗相隔五万英里的卫星，就能监视地面上所有核爆炸，甚至能在核实验前进行预报。例如在一九六五年五月，公众获悉中国在大气层爆炸了一个核装置。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官员对此宣布并不惊奇。试验前几个月，他们的卫星已经提醒他们注意内蒙古的一台钚反应堆正在运转的事实。这说明，这颗核弹的原料正在生产中。卫星不仅测定在遥远和警卫森严地区的设备位置，并可确定一个综合实验场中反应堆的台数。这是一个惊人的谍报成就，不是特工人员本身所能达到的。
一九六四年，大肆宣传的关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墙中发现隐装四十个窃听器一事，曾使克格勃略感窘迫。今天，这些装置已被视作古玩。电子“薄片”技术能把送话器安装于一颗牙齿，一个假乳头，或者甚至可以绑在一只苍蝇的背上。中央情报局设计的一个莱塞收听装置——至少在理论上——能窃听一间房间里的谈话而根本不用一个特务去走近它。一束莱塞光可通过一扇窗，或者诸如室内所挂的一张地图或图表等一些物体反射回来。由于声波干扰光束而造成震动，使返回的光束信号产生波，这些波又能变成语言的形式。尽管在非洲由于某些未知原因，此装置性能良好，但实用上已经证明这种装置要比原先期望的可靠性差些。
是否这些技术上的进步使传统的间谍工作不再起作用了？斗篷是否已更换为实验室工作服而匕首是否已更换为计算尺呢？（英文字“斗篷与匕首”意即间谍活动。）
就常规情报工作而言，回答大体上是肯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竟能相当深入地渗透到德国高级指挥部。就苏联和中国而论，据了解中央情报局至今还没有能获得类似的成绩。那两国的人在美国开放社会的比较有利条件下工作，也没有获得更大的成就。西方所获得的非电子情报，大多数来自叛逃分子和象奥列格·潘科夫斯基上校那样个别的叛国者。
这并非说间谍，谍报战争的步兵，可以完全领取退休金了。世界仍有许多地区——作为主要欧洲领土，德国和意大利尤为突出——在传统的渗透工作中，他们仍能作出宝贵的贡献。就卑鄙勾当、阴谋破坏、假情报活动、武装颠覆和色情谍报而论，间谍当然是重要的。先进技术能使设置圈套更为容易和可靠，改进的录像技术保证能在最暗的光线下和较远的距离内清晰地暴光和摄录性交形象。但是不论设计怎样高明，还没有一台机器能代替所有色情谍报活动的基本要素——温暖而柔顺的人类肉体。
一、他们的行业是奸诈
一九四五年以来，克格勃利用性谍报自西方获得广范围的军事、政治、工业和经济的绝密情报。他们利用性谍报先发制人，以对付针对他们的特务的反情报袭击。他们也用这种手段使苏联的国外政敌丢脸和受怀疑；并能以此深深地渗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虽然许多国家利用性谍报，但没有一个特务机关象克格勃那样，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力量和在手段上挖空心思。利用受过特殊训练的男女娼妓间谍，并把他们的技巧与电子、摄影和电子计算机等最先进技术结合使用，苏联特务机关成就了性谍报活动所能达到的最完满的形式。在性的诱惑力这个古老基础上，他们创建了搜集情报和进行颠覆活动的复杂行业，并在许多方面超过美国谍报机构所拥有的一切复杂的电子设备。
切斯特费尔德伯爵反对性交，说那种快感是暂时的，姿式是荒谬的，而代价是极大的。许多性谍报圈套的受害者会与十九世纪贵族的感情产生共鸣。当克格勃开出一份为他们所操纵的这些私通行为所需开支的账单时，其代价可能包括断送前程，毁坏婚姻，长期坐牢，有时甚至是丧命。
为说明一次性谍报活动的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是怎样衔接在一起的，让我们研究一份从欧洲情报机关档案中抽出的案例。鉴于暴露受害者的身份目前仍有可能毁坏他的前途和私生活，这里已将他的真名和一些其它细节作了变动。
菲利浦·拉托在六十年代后期初次访问俄国时是四十二岁。他是一个电子工程师，在为法国政府发展火箭制导系统的公司工作。作为他那一行的权威，他有时到华沙条约国去旅行，参加会议和在科学集会上发言。拉托先生在闲暇时是一个业余历史学家，他许多年来渴望访问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以便参观博物馆并直接研究那些革命前的优美建筑物。
菲利浦终于在一个八月里实现了他的愿望。他说服他的妻子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去地中海住一个月，在此期间他用两周的时间去考察苏联。在他把家属安顿在他们在爱兹·苏·梅尔的别墅后几天，菲利浦便飞往莫斯科，登记住在普洛希查得·斯维尔德洛夫大街的大都会饭店。他用六天时间游览了莫斯科，他很快乐，因为他不知道在离他饭店住房只有一箭之隔的捷尔任斯基广场二号，在克格勃总部的灰墙后面，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的细节已经最后定了下来。
关于设置圈套的决定是在他的签证申请随着其它几百份一起，作为例行公事被送到克格勃第二管理局的办公室之后不久作出的。有关拉托情况的查询表格被贮入电子计算机，不一会儿，电传打字机嗒嗒地打出一份详细的传记，这是克格勃特务过去花费许多时间研究和监视的成果。这份个人档案材料送至第二管理局第二处的一个参谋的办公桌上，在下列标题下记载着这样的情报：
基本资料：现任职位和以前的工作。留任现职的前景。晋升的展望。参加现职的日期。对待工作和职务的个人态度。担任机密工作的具体内容。
传记资料：年令，父母，家庭情况。教育；主要专业；技术或其它知识。政治态度。党派；对政府的看法。经济状况。对苏联和苏联政府的态度。对他（或她）自己国家的兴旺的看法。
个人积极和消极的性格：嗜爱喝酒。女朋友。家庭关系。爱好奢侈。喜欢孤独。性的偏向和反常行为。妻子（或丈夫）对其行动的影响。决定问题的自主性。工作上的朋友和交往。
在菲利浦·拉托事件中，基础资料处通知参谋，拉托以其辛勤工作和能力，在其公司获得了一个高级职务，加上他和一位高级政府官员的女儿的十分有利的婚姻，促进了他的社会关系。材料还注明，拉托为人小心，勤恳，并有雄心。传记部分揭示：就党派政治而论，他一般不过问政治，天性保守；他的经济情况殷实，主要来源于他妻子的钱；他对待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态度是不相信并厌恶。有关他的记录的最后部分说明，他和大多数男人一样，有好吃、好喝和爱好漂亮女人的弱点。
克格勃早在拉托在科学界初露头角时就开始建立起他的档案材料。这份档案的编纂，部分来自“白色资料来源”——即在报纸，传记参考书，以及科学杂志刊载的非保密材料，部分来自克格勃潜伏特务们，即名为“非法活动者”的人们，他们查询他的朋友和邻居，也可能借口为一笔贷款调查他的信用。几年来，点滴的资料经过积累和整理已归入了被称为“中心”的克格勃莫斯科总部的中枢检索系统中。这种辛勤努力的结果，现已记录在电子计算机打印在一张薄纸上的整洁字句之中。拉托对莫斯科的意外访问，为使此项工作付诸实现提供了机会。这是不可丢失的良机。
在结束了对莫斯科的游览后，菲利浦到列宁格勒去旅行。国际旅行社为他在聂夫斯基大街上的波罗的海饭店预定了房间。但是，当他向柜台里的职员通报姓名时，反应很意外。在职员用手指顺着预定名单表寻找完以后，摇了摇头。
“没有您预定的房间，”他告诉拉托说。拉托愤怒地抗议，于是来了一个经理，他与国际旅行社办公室通了电话。最后负责人向拉托表示道歉。虽然发生了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无需着急。尽管不能提供他一个单间，但三楼有一个套间。愿意提供他使用而不收额外费用，以此为所造成的错误表示歉意。
房间宽敞，陈设舒适，一间休息室通向卧室，还有一间雅致的浴室。十分钟后，一个服务员敲门进来，拿来半瓶伏特加酒和一盘鱼子酱，说是国际旅行社为表示敬意的礼品。
菲利浦·拉托出去作下午游览。他参观冬宫和老修道院，然后渡过涅瓦河，从革命广场为彼得和保罗要塞照像。拉托并不知道，他一直是一小队克格勃人员不断尾随的对象。他回旅馆的时间被记了下来。两小时后，洗过澡和经过休息，他在聂夫斯基大街上蹿哒，找地方吃晚饭，一个熟练的尾巴隔着一家商店的门道，装出随便闲逛的样子监视他。拉托在聂夫斯基大街二十五号一家有名的高加索式餐馆卡瓦斯基饭店外面停住了，接着走了进去。当一个特务跟着他进入卡瓦斯基饭店，并从附近饭桌监视他时，另一个从停在街上的一辆没有标志的汽车里用无线电发出这个情报。揿按钮开动圈套机器的时候到了。
十分钟后，一个苗条、穿着很好并非常迷人的金发女郎走进卡瓦斯基并漫视了一下周围。她见拉托桌旁有一把空椅，就走了过去，用俄语问，她能否和他共桌。“我不会说俄语，”菲利浦试着说出他知道的少数几句俄语中的一句。使他惊讶的是，这个女人高兴地微笑了并接着用纯正的法语说起话来。“听您的发音，我想您是从法国来的。我的名字叫塔尼亚·萨拉可夫，我是一个语言教师。我喜欢和外国人谈话。我能和您坐在一起吗？”
拉托发觉塔尼亚是一个愉快的伙伴。饭后，他们沿着大街一起散步，称赞着书店和艺术品商店以及手织地毯和手工艺品的陈列。定下次日下午一定见面的约会后，他们最后在旅馆外面分手了。
后两天塔尼亚成为菲利浦的陪伴和向导。他们参观了沙皇的夏宫，斯特罗冈诺夫宫和喀山大教堂。他在列宁格勒的第四个晚上，塔尼亚带菲利浦沿着莫伊卡河河堤去作饭后散步。
“你可知道，我的生活并不快乐，”当他们注视着倒映在平静、深暗的水中的城市灯光时，她信任地向他吐露。“我丈夫在军队，我很少见到他。”
他们停下脚步，菲利浦把她搂在怀里。“对任何妇女的忽略是一种罪过，”他向她献着殷勤说，“但对这样美丽的一个如此忽略就比罪过更严重，这是一个错误！不过，也许是我们能够弥补的一个错误吧？”
她以热烈的接吻回答他轻轻的、尝试性的拥抱。
“我们必须到你的旅馆去，”她告诉他。“在我的公寓不安全，邻居们肯定会注意我们，而我丈夫是非常妒忌的，如果他发觉……。”
“旅馆接待员怎么样呢？”菲利浦紧张不安地问。他也急切地要避免出事或造成任何丑闻。
“在这个国家里，我们才不管这些事情，”塔尼亚平静地说。
手拉手，他们走回旅馆。拉托感到安慰，因为塔尼亚对接待员的看法似乎是对的。女值班员仅仅礼貌地点点头。外面，一个克格勃的监视特务在他的汽车里用无线电通知总部：“燕子”，克格勃女性娼妓的称呼，已到达目标房间。圈套进入到最后阶段。
当他们走进卧室时，由于感觉很不自在，也不浪漫，菲利浦采取了一、二项预防措施。他仍然有一种潜在的怀疑，即整个私通可能是克格勃的圈套。他从切身体会中知道，他从事秘密火箭研究工作，使俄国人对他感兴趣。十八个月前，当他参加华沙的一个会议时，在酒吧间里曾经有一次打过交道。一个富有技术知识的陌生人曾约他谈话，强劝他饮烈性波兰伏特加酒。谈话逐渐地转到西方生活费用昂贵，并暗示波兰政府愿意对拉托先生能提供的任何资料给予优厚的报酬。那一战术失败后，他的交谈者开始描述，在战争期间纳粹使他的国家所遭受的痛苦。曾在抵抗战争中打过仗的菲利浦，同情地听着。但当谈话又转到围绕秘密军事情报的话题以及和平和战争一样地需要反对纳粹德国的统一战线时，他用了一个几乎是无礼的借口走开了。
因回想起这样一次遭遇，菲利浦现在不仅锁上卧室的门，而且在门的把手下面楔入一把椅子，以防他们的韵事受到干扰。然后，他过去拉上沉重的窗帘，以防有人从阳台上拍摄照片。与此同时，塔尼亚已经脱下她的黑缎衣服并让它落在地上，露出黑花边的乳罩和花边点缀的内裤。菲利浦判断，那内衣更象是来自巴黎时装店，而不属于国营百货公司的实用货架。塔尼亚脱去袜子，接着解开吊袜带。
想到《来自苏联的爱情》一书，菲利浦担心地注视着对着床的大镜子。它被螺栓钉在那面使卧室与休息室隔开的薄墙上，那里似乎不可能有暗藏的摄影机。
“请快些，菲利浦亲爱的，”塔尼亚窃语着，这时她已脱光衣服踡卧在床罩上。“清早我还得去上班。”可是，他没有脱掉任何衣服，也没有走近床边，他先把灯关熄，采取他认为的最后措施。现在室内已完全黑暗，仅有暗淡的黄光通过卧室和走廊之间的通风格栅透了进来。作为一个热心的业余摄影者，菲利浦知道，没有一种胶卷具备足够的感光度能在那样的光线下起作用。他匆匆地脱掉衣服，不一会儿，害怕这种事可能有损于自己的心理，已被湮没在云雨柔情之中了。
当他们完事后，塔尼亚开亮床边的灯，迅速穿衣，轻轻地吻了菲利浦的前额。“我设法明晚和你相会，”她告诉他。“你是一个出色的情人。晚安。”
拉托再也没见到这个女人。次日下午，经理要求见他。在办公室里，他发现两个穿便衣的克格勃人员。有一个自我介绍是上校，拿出一个信封，并邀请拉托检看其内容。
十二张8×10的光亮照片出现在办公桌上。拉托昨夜发生奸情时的各种姿式，无情而又详尽地摆在他的面前。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恐怖而难以相信。他一直深信在技术上是无法拍摄任何照片的。然而这一信念的可怕反证就在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摆着。
第十章会详细阐明用于圈套的最新摄影和电子设备。简言之，菲利浦和塔尼亚的照片是用装在旅馆房间里的固定摄影装置拍摄的。所谓“预定错误”的原因，就是要肯定这个法国人被引导到装有窃听器的房间。照片并非由普通的摄影机拍摄的，而由装在近床边的墙内的微型电视摄影机拍摄。镜头是通过一英寸直径的洞口摄影。当洞口不使用时，就以墙粉灰泥模子隐蔽。当需要摄影时，模子会自动打开。代替普通镜头的是，摄影机装有光度加强装置，其能力能使现有光度增加十五万倍。月光，甚至温和的星光，就可提供足够的照明以获得高质量的照片。窗帘拉上后，通过通风的格栅进入房间的光证明够用。电视影像被传送到底楼的一间房间，那里有一个克格勃特务可以监视几个类似的装有窃听器的房间。特务通过一个光学装置注视着菲利浦和塔尼亚的奸情，并使他能观察电视监视机，同时用装有微粒显影胶卷的普通摄影机从电视拍摄快照。如果拍摄的照片质量不好，塔尼亚无疑将再次赴约，以便给摄影机另一次机会。根据上述情况，她在这次设置圈套行动中的任务已经完成。诱饵已被吞食，现在克格勃官员来向菲利浦·拉托提出账单：关于空对空火箭的自动跟踪弹头的资料。由于他们以讹诈来威胁，拉托拒绝提供。他从旅馆被押送飞往莫斯科。他的抗议，如同他要求会见法国大使一样，未被理睬。
上校告诉他，他诱奸的女人是苏联高级军官的妻子，拉托显然是作为间谍被派来向她榨取情报。如果他们决定控告拉托，上校可以保证他有罪并被判徒刑许多年。
在卢比扬卡监狱隔离三天后，菲利浦·拉托的神经受不住了。他同意向他的审讯人提供他们所要求的资料。虽然资料是保密的，但他认为它们还没有机密到足以严重损害他的国家利益的程度；此外，从对方向他提问时所流露出的片言只语中，他相当肯定，俄国人已经知道关于反干扰系统的最重要的事实了，他这样来说服自己。
后来，他告诉法国反谍报官员：“这些人对他们所要求的那种情报是很具体明了的，显然他们在这项研究中具有极好的识别能力。”
他向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得到的报酬是那些使他倒霉的底片和像片。他所不知道的是，俄国人也把电视照片作了录像，因此，他们可随意借此再度讹诈。而现在他们无需再利用性谍报了。拉托，由于泄露秘密资料，已构成叛国罪，为此他可能被法国政府囚禁。克格勃有他口头承认的磁带录音，他按他们要求进行制图时的照片，以及他手写的关于电子线路的说明——绰绰有余的证据可使法国法院相信这个科学家的背叛。这就是克格勃用来胁迫拉托成为一个定期输送情报的间谍时所施用的压力。
拉托最后同意成为一个间谍，并被送到莫斯科的舍列米季沃机场，乘一架苏联民航班机离开了这个国家。他回到西方就勇敢地直接去见他的雇主，并告诉他，他在苏联期间成为讹诈的对象。离开卢比扬卡监狱的威胁力量后，他能看到，沿着背叛道路再走下去将是多么危险。最后他受到法国外国情报与反间谍局的反谍报官员的审问。起初他试图缩小他泄密的范围，但最后他把真实情况全盘托出了。当局是同情他的，他们恐怕比其它国家的保安官员更能理解这方面的人类弱点。他们同意不将此事告诉他的妻子，而仅说他曾受到威胁和恫吓，并被单独禁闭在卢比扬卡监狱。但有好几年，公司取消了拉托所有的机密工作，禁止他接近保密资料——这些禁令损害了他灿烂的前途和专业工作。不过在一九七二年澄清了对他的怀疑，并恢复了他原来的工作。
用于拉托的性谍报圈套是经过仔细设计的，涉及很多特务和一个受过训练的燕子以及高度复杂精致的监视设备。克格勃的圈套并非都如此精妙。有时候，采用原始的方法代替暗藏摄影机，派两个克格勃官员用肩膀撞开上锁的卧室，猛闯进去。这时，也许摄影，也许不摄影。有时候官员装扮为一个凶暴的丈夫和他的“好朋友”来揭露一个妻子的不忠实。在其它时候，他们会假装成普通的警官来调查所谓强奸。
这个案例是在一九六六年夏季期间，一个三十一岁的美国工程师访问莫斯科时所发生的。克格勃已相当了解此人参与了为美国空军进行的重要的绝密研究工作。当他在卡尔科夫街上的一家饭店吃饭时，遇到一个有魅力的俄国女人。他们在吃饭时混熟了，后来她提议陪他参观本市的几处景色。她带他走进公园的一条蜿蜒小路坐在一张隐蔽的露天椅子上，于是他们开始接吻。她回报了一会儿他的热情拥抱，然后，她突然开始尖叫起来。出现在近处的闪光机在黑暗中闪亮，从周围的灌木丛中跳出十个人。他们中间的一个自称是少校苏保罗夫的人告诉这个美国人，除非他合作，否则要控告他企图强奸。
象拉托一样，他们用飞机把他送到莫斯科囚禁。经过不能与西方官员接触和严厉审讯的几天后，他同意了合作。他向克格勃专家们提供了他的工作的具体内容。他还同意为俄国充当间谍，然后他被通知于十二月飞往墨西哥城去会见一个克格勃间谍。回到美国后，这个美国人将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美国当局。结果是失去了他的安全审查合格证明和他的职业。
这样的故事虽然可能多次重复，但仍仅为性谍报冰山的尖顶而已。只有在受害者忏悔或被捕后，西方情报机关才能知道这样的圈套。往往在他们替以莫斯科为基地的老板掠取秘密情报几年之后，这种人才遭逮捕。反谍报机关往往很难侦查出那种没有明显的政治或经济动机而去出卖情报的叛国行为。即使有这样的迹象时，也只能证明西方保安机关惊人的马虎。低级官员生活优裕得超过他们的薪金，以及政府高级官员早期效忠于共产党的事实仅属纪录而已，他们仍能在敏感地区工作多年，而不受到怀疑。许多案例表明，一个国民的叛变，只有在他本国的谍报机关策反一名共产党官员，或一名华沙条约高级情报官员自愿叛逃时，他的活动才被发现。一个受害者有勇气进行反击，或者一个克格勃性谍报行动失败，这都是非常偶然的。这种情况在六十年代早期也确实发生过，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就惊人地战胜了这个系统。这是在西方情报界至今仍能让人高兴的一个故事。
由于有一个喜欢在女人中间厮混的国际名声，总统在莫斯科访问期间，似乎成为性圈套的明显目标。几个漂亮的女人被介绍给他，而她们最后总是到他的卧室，由隐藏在那里的摄影机拍摄全部过程。在他的访问接近结束时，总统被陪同到克格勃总部，把影片放映给他看，作为讹诈的序曲。在电影放映过程中，苏加诺博士高兴地微笑着。当放映结束灯亮时，他询问吃惊的克格勃官员，是否有可能搞几部所摄电影的拷贝，以便他随身带回国内公演。据报道他曾说：“我的人民将为我而感到骄傲！”
但是，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资料，一个针对印度尼西亚大使的性谍报阴谋的结局就没有这样庆幸。克格勃在一九六三年色诱他们的受害者入圈套，一年后他为他的私通付出代价：他被迫向苏加诺总统送去一系列假文件。这个由苏联设计但通过捷克情报机构进行的活动，是一个标准的假情报运动，目的在于促使印度尼西亚公众舆论反对美国。
在这种被苏加诺深信不疑地接受了的来自他的外交官的报告中详细说明了关于各种各样所谓中央情报局反对他的国家的阴谋，其中包括一个英美联合从马来西亚入侵的详细报告。总统的反应是发表一系列强烈反对西方的演讲，然后一群暴徒袭击了在雅加达的美国财产。但运动对共产党人产生相反的结果，他们的地方党员象其他人一样，在假情报活动的错误引导下，企图搞一个政变。当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他们根据计划谋杀六个将军以夺取政权时，他们期望公众舆论支持他们。这个预期的普遍起义从未实现，而军队对共产党人采取了恐怖的报复。在随之而来的血洗中，估计有五万人被处决。
一九四五年后，特别在德国，虽然苏联利用性谍报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而英国和美国政府只是在过去十年里才真正认识到这种圈套所造成的威胁。甚至今天，当个别人鼓起勇气去承认他们被克格勃性圈套诱入陷阱，或者当这一圈套暴露时，他们的反应却直接有利于苏联。这些人时常因耻辱或解雇而受害，其更多的原因往往是与过时的道德观念有关，而不是什么危害国家。这种态度受到克格勃的欢迎，因为这样使受害者不太可能自愿忏悔，情愿选择初步而又容易的合作，却不愿面临立即的公布于众和造成丑闻。
英国政府第一次认真对待性谍报威胁的迹象是在一九六四年。这时英国保安机关震惊地发现了一个苏联谍报网针对波特兰的海军水下武器机构所进行的活动，以及对海军部职员威廉·约翰·瓦塞尔以同性恋爱所进行的讹诈。为了对这件事作出反应，英国反谍报组织，当时被称为M1-5（现在的保安局），编写了一本名为《他们的行业是奸诈》的小册子。这本书对因工作需要须去铁幕后面旅行的商人、科学家和其他人有很大的价值。可是，主要由于怕俄国人不高兴，发行范围仅局限于政府部门。在十个章节中，有这样的标题，如“如何通过六课容易的课文成为一个间谍”和“如何通过六课不太容易的课文而不成为一个间谍”，作者概括了许多现行的克格勃性谍报手段。五年后，英国贸易部编写一本共六页的小册子，告诫拟去访问苏联的商人关于性讹诈的危险。他们简单地提到象红外线照像和电话窃听器这样的技术。对那些接近机密情况的美国人，在他们去任何共产党国家旅行前，也给予类似的告诫。
俄国人对这些出版物的反应，不是不理睬就是嘲笑他们所捏造的危险。为讽刺贸易部的小册子，著名的苏联讽刺杂志《鳄鱼》建议，为他们的性感而忧虑的来访商人，可以试穿羊毛内裤来使女士们灰心。“一个穿着羊毛内裤的男人是否看来很性感？”《鳄鱼》杂志的作者问道。他们另外一个建议是来访者穿苏格兰短裙，“这将会使你失去女性伴侣。但开始蓄留小胡子或胡须以避开莫斯科男性可能是聪明的。”作者最后一个建议，《鳄鱼》杂志告诉读者，外国人可以一直在柩车上的棺材中旅行莫斯科。“棺材会被抬到冷谈贸易的地方，只把棺材盖打开一下，只要够来访者签一个赚钱的合同就行！”除了这些胡扯外，这份杂志总结说，最恰当的办法是让这些商人集中精力于他们的买卖，不要参与任何可疑的事情。一个西方来访者曾经控告说有一次他回到旅馆，发现一个裸体女郎睡在他的床上。对此，《鳄鱼》杂志评论说，“他忘记补充一句，那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以致他不仅可能看到一个裸体女人，而且还看到了一只紫色的长颈鹿！”
但对克格勃说来，性谍报既不是幽默也不是嘲笑的题材。这是一种重要和复杂的策反手段，它占用几千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床上伴侣和监视专家的时间。他们在莫斯科保留着能搞圈套活动的特殊公寓，在苏联各地主要旅馆里有装着摄影和电子设备的卧室，以及开办特殊的性学校，训练男、女床上伴侣。克格勃显然在性谍报工作上投下大量的资金和时间。它收到效果吗？
以后的几章将详细地探讨苏联为反对西方而进行的主要性谍报活动，但总的说来，这种手段已使克格勃实现了许多起重要的谍报袭击。事实证明，这种袭击用别的办法是搞不成的。它能使他们的间谍窃取种类繁多的军事和工业机密，渗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事先获得针对他们在欧洲的特务的反谍报活动的警报。
对于性谍报的危险，西方政府一方面似乎缓慢地认识到了并已有所反应；反过来，他们自己又不愿意同样地使用这种方法。他们为什么如此，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最简单的，而且无疑是最容易使人同意的答复是：西方保安机构更讲道德——他们认为这种战术是有损于他们的身份。在水门事件以及关于英国特务在北爱尔兰的活动情况被泄露之后，这种看法与其说是天真，不如说是虚伪的。为什么西方只把脚趾浸在这潭黑水中，而苏联却在那里打滚几十年呢？
这里涉及两个主要原因，它们都是特务机关在其中活动的这两种绝然不同的社会的产物。
我认为俄国人在心理上倾向于搞性谍报，是因为他们目前的文化是限制性的。他们的许多领导人所受的教育使他们把公开的性行为看成是邪恶的，把任何形式的职业妓女和色情画都看成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的丑恶果实。在意识上导致这样一个结论：性谍报是对西方人特别有效的武器，并且也导致他们把其本身受到抑制的性欲不知不觉地加到了自己敌人的身上。此外，性谍报能使他们沉迷于替别人安排色情冒险，为私通拉皮条，以及在执行任务中观看性交的照片。这样他们能间接地欣赏淫画而又不感内疚。在这一点上同那些审查官员研究色情影片时的情况很相似。
西方谍报机关对这种手段估价比较客观，认为它具有潜在的效力，但也警惕地认识到它又是一种双刃武器。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如果一个重要的性谍报行动被发现，可能引起新闻界的兴趣和政治上的激怒。所以这种行动进行得十分谨慎。他们使用防御性的性谍报，在需要保护一个来访的政府官员或大使免受讹诈危险的情况下，经常为来访的要人和其他人提供女人。他们非常有节制地以及只有在最大程度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才使用进攻性的性谍报，作为控制讹诈的工具。这意味着在军事或警察控制良好的地区进行，这些地区还必须能做到使新闻和类似公共调查机构和舆论保持沉默——例如，英国人在贝尔法斯特使用进攻性的性谍报的情况就是如此，关于这件事，我将在第九章中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