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教课书教导间谍们说，为了说服一个有用处的关系人提供秘密情报，可能会涉及五个方面的因素。那就是（1）因为他们相信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是可取的；（2）因为他们同情苏联；（3）因为他们不满于他们在美国的生活方式，这种不满可能是由于政府政策，也可能是由于大公司的宗旨；（4）因为他们经济上有困难，或者（5）“在经过仔细研究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后”，发现了他们身上的某些弱点。根据克格勃的标准这些弱点依其重要性被分成几等，第一等是贪婪，按满分即五分计算。爱好女色次之，可按四分计算。
教科书最后举了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成功地利用了性谍报手段，从联合国一个很注意安全的雇员手里搞到了情报。为这个特殊任务，一个以在联合国工作为掩护的苏联对外谍报局成员，招募了一名乌鸦，在他发回的报告中此人代号是“台尔”。
台尔是个西班牙人。教科书的作者说：“在与他接触时，他正没有工作。他的外表很吸引人，具有突出的轮廓、典型的西班牙相貌，非常能博得女人的欢心。他和一个俄国女人结了婚，她的父母在革命期间离开了俄国。”他是一个经济专家，由于思想意识方面的原因，被说服帮助苏联。苏联情报站的一个成员为他在一家小杂志社找到了职业，这一掩护使他能从联合国获得次要的零星情报。然后，这个西班牙人接受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是色诱一名女雇员。关于这一案件，报告继续写道，“在与这女雇员混熟后，他很快开始与她同居”。不久，台尔便牢牢地控制了这个女人的感情，以致他能吸收她当上了特务。在他的劝导下，她换了一个比较能接近秘密资料的工作。最后这个女人同意为她的间谍活动接受金钱报酬，于是策反工作便大功告成。报告总结说：“苏联谍报官员对台尔个人品质的正确判断，由取得他的合作后所带来的好处得到了证明，这使情报站有了吸收一个有价值的新成员的可能性。”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克格勃那些训练有素、顽强和危险的职业间谍们，从一开始干他们这一行时就受到教育，说性谍报不仅是合法的谍报手段，而且是获得情报的最廉价、最有效的方法。
对克格勃的燕子和乌鸦说来，生活通常要简单得多。不过是要求他们以最有效的方式来使用他们的身体而已。他们对整个行动的各种具体情况和后果没有多大兴趣，而且通常让他们知道的情报也是极少的。
虽然这些男人和女人扮演着娼妓的角色，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根据安纳托利的分析，他们大多数出身于体面的中产阶级和从事某种专业的家庭。许多乌鸦还有其它职业，为克格勃工作只是因为这样有权势的关系有助于他们的前途，并使他们的私生活更加舒适。在他们训练开始时，大多数迷人的燕子和任何年青女学生一样天真无邪。有些人在进入性学校时还是处女。许多苏联中产阶级关于性是十分拘谨的，在学校性教育是受到回避的。姑娘们常常对在她们面前所安排的训练本质是无知的。她们与一个可靠的国家组织签定合同来从事这一事业是因为被能得到一套舒适的公寓和许多钱的前景所迷惑。即使少数人怀疑她们的职业可能与谍报工作有某些关系，她们也不可能认识到等待着她们的是什么样的痛苦和堕落的生活，否则她们任何人都决不会那样微笑和热情地跨进她们训练学校的门槛了。每一个年青的燕子在获准离开她的淫窝之前，还有许多极端不愉快的意外事情在等着她呢。
四、一只燕子的自白
突尼斯的苏塞市有一个古老的用墙围着的妓院区，我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布景中，和一个前克格勃燕子有过一次会谈，我暂且称呼她为维拉。她在韦尔霍内伊的性学校受过训，六十年代初曾为克格勃工作近三年。叛逃到西方后，她曾定居在巴黎，并且和一位突尼斯工程师结了婚。一九六九年她和他回到北非。如今她和她的丈夫以及两个小女孩住在苏塞市郊外的一套小公寓里。
我和维拉的会面是一位前德国联邦情报局的成员代表我进行了几个星期微妙的商谈之后才安排的。他曾在维拉叛逃后不久审讯过她。
维拉现已三十多岁了。起初，她不愿意谈她做燕子时的经历。她告诉我，如果她过去的事被人知道，她怕会被驱逐出突尼斯，同时，她的暴露可能使她成为克格勃暗杀小队的目标，但是最后，她终于同意谈了关于她在苏联受训和工作的情况，条件是保证绝不透露她的真实姓名。
我们见面的地点是维拉建议的，这是妓院区的一家小咖啡馆。那里的许多妓女，多数是又老又丑得吓人，从窗口和街门起劲地拉生意。当我在傍晚到达那里时，买卖萧条，除少数旅游者以及偶尔有一群群穿着破旧卡其布制服的年青的突尼斯士兵外，大街和小巷都没有人。女人们在西斜的阳光下坐在木椅上，或在狭窄的胡同里闲谈。
在咖啡馆里坐了二十分钟后，我看到一个穿着浅色印花衣服的整洁妇女向我走来，毫不在乎大兵们的目光和妓女们的斜视。她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法语自我介绍，并接受了一杯咖啡。我们随便聊了几分钟，然后她轻快地说，谈话应当开始了，因为她必须早点回家去给她的丈夫做晚饭。在稍微犹疑后，她同意我们的谈话可以录音。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这个不寻常的地方见面，旅馆的休息室可能比较更不惹人注意而且也更为舒适。
“我想我们应当在这儿谈话，因为它能帮助我回忆，”她犹疑地解释说。“不是指那许多细节，而是那种作为一个……妓女的感觉。我是苏联用很大的费用训练出来的一个可以陪那些当权者为我选择的任何一个男人睡觉的人。你知道，当我的德国老友开始要我会见你时，我拒绝了。部分原因是我害怕，为我自己和我的家庭担忧。但也是因为我不愿意去挖掘自己精神上极痛苦的那段时期的回忆。他劝我说，应当让更多的人知道克格勃活动的这个方面。在过去几天中，我一直在努力尽量准确地回忆我的遭遇。我发现虽然很痛苦，但重新回忆往事并不很难。”她迟疑了好一会儿，“但我发现，已不可能再重新体验当我被迫过那种生活时所曾感到过的那种深刻的绝望的心情了。于是我想起了这个地方。”她凝视着我们的周围。“这里，可以用一块半美元买一个女人。在晚上每个门口都有排成队的男人等着轮到他们。这些女人是性的机器，完全像当年的我一样，绝望和堕落地陷入生活的困境。感谢上帝，我总算逃出来了。我要在这儿和你见面，是为了使我能够回忆起自己曾是个什么样的人，若不是我逃脱了，我可能仍旧还是这么一个人。”
接着是一阵子沉默。维拉点着一支烟，又接受了一杯咖啡，然后问道：“现在你需要知道些什么？也许了解一下我的出身会对你有所帮助。你一定要强调，我不是一个放荡的女人，不是一个性欲旺盛的小青年。我是在一位姑母的严格教养下长大的。她非常正直并虔诚信教。我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我母亲必须外出工作来养活我们。我还有两个哥哥。我们住在列宁格勒一套两间卧室的公寓里。我很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党的信徒，我母亲也是一个忠诚的党员。但我的姑母对于任何政治都不赞成。我很喜欢上学，特别是体育活动。我是一个很好的赛跑运动员并获得过奖章。有一次我和我的学校体育队到莫斯科去旅行，我们还在庆祝会上为尼基塔·赫鲁晓夫表演过。”
“直到我十六岁时，我还没有真正拿定主意干什么。我的努力追求的目标是搞语言。我的英语曾经说得很好，虽然现在我已忘掉了大量词汇而感到用法语交谈还较容易一些。”
“我母亲要我去找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所以我进了莫斯科的一个技术学校去学习通常作秘书工作所需要学的课程。我住在一个学生宿舍里，并且过得很快乐。我回忆起那段时间似乎特别快乐。在那些日子里，我的头发是深色的，由于我经常注意我的饮食和锻炼，我的身材非常好。我发现我很能吸引男孩子，我收到很多约会的邀请，但我全都拒绝了。我对我的学习和体育更感兴趣。在那些日子里，我也十分保守，对性的方面是抑制的。当别人谈笑这种事时，我会脸红并走开。这是因为受我姑母的影响。”
一天下午维拉被叫去见校长。办公室里坐着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校长介绍说这是政府部门的一位上校。校长告诉维拉要她回答这个人的问题，然后就走了出去。
维拉继续说：“这个人开始问我的出身和关于私生活方面的问题。他漫不经心地听我的回答，并点着头，似乎在我未告诉他之前他已经知道了一切。他谈到我父亲，并说他在战争时期已认识他。然后他谈论体育，并对我幼年时期的活动和参加共青团的事情发表评论。我说我的母亲是一个好党员，而他说，‘我听说，你姑母不是，’并笑了起来。然后他告诉我，我被推荐去担任党内的重要职务。他说，我被提名是个极大的荣誉，但我必须努力工作以获得这个职位。当我想知道更多的具体内容时，他却闪烁其词。至少，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他当时是在迥避，但那时我很可能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我太兴奋和骄傲了。我知道，如果我获得这个职位，对我母亲来说将是十分了不起的事。他通知我必须在第二天早上经过一次体格检查，并且这已经在学校医疗中心作好了安排。”
虽然维拉在她上学期间接受过通常的体格检查，但这次是最详细的，而且对怕羞的十七岁少女来说，这是使人最不好意思的一次。
“有两个大夫，”她说，“一男一女。她们特别注意我的性器官，这使我感到非常难堪和害羞。最后终于检查完毕，于是我回去学习。两个多月来，我再也没有听到消息。这使我失望，因为我觉得，我一定在某些方面不合格。”
后来维拉第二次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在那儿她又遇到上次来的军官。“我一走进室内，他立即站起来并和我握手。他微笑着说，我已被接受参加最后一阶段的挑选。即使我落选，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荣誉，也证明大多数人对我的信任是正确的。他解释说，我将去一个训练学校接受长达四个月的学习。如果最后我不能通过严格的测验，我将回到技术学校继续我的学习。‘但我可以肯定，你会干得很好的，’他说。”
我问维拉，当时她是否意识到此人是个克格勃招募间谍的军官。“也可能我曾有所感觉，”她诚实地回答。“他显然是个有势力的人，校长在他的面前显得很紧张。不管怎么样，当时我为自己的前途感到十分兴奋，因为他已经明确指出，如果我能幸运通过录选，我会得到很高的薪金和一套公寓。此外，他还暗示可到国外旅行和结识外国人。”
在以后的四个月里，维拉的出身受到比以前更严格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障碍，她通过了选拔测验，成绩突出。
“在和我的家人一起度过几天假日后，我接到通知，要我到城外的一个训练学校去报到。这是第一件使我忧虑的事，因为这个地方有着与克格勃牵连的名声。即使这样，我还是非常兴奋，顾不上那些流言蜚语了。五月二十日，我向我母亲告别，然后离家去和其它学员汇合。我们乘坐一辆由穿着军服的驾驶员开的大轿车来到学校。我这才明白，我将为克格勃工作。”
进校后的头几天，课程主要是关于世界事务和党的思想教育。维拉记得有人向他们讲，他们将有机会在改变世界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只要她们绝对服从，她们将获得极大的物质利益，包括到专供党的官员使用的奢侈的百货公司购买物品的许可证，“当女教员谈到这些事时，她的眼睛兴奋得发光，”维拉回忆道。“但是当女教员走下讲台时，一个穿军服的矮胖男人迅速地站起来说，确实有物质利益，但他肯定，纯正的爱国主义和对党的热爱才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学员们在这个学校住了三个星期，主要接受政治教育。“有一次，一个身穿上校制服的男人来校。他告诉我们，他是克格勃的参谋，并概括地介绍了他的组织所从事的一些工作。我记得有一部彩色电影放映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各种部门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原来有这么大，和这么无穷的威力。”
当这部份训练完成后，学员们，十五个姑娘和五个男的，由飞机送到喀山市，并由大轿车送到矗立在一个宽阔、警卫森严的场地上的一组楼群前。这是韦尔霍内伊的性学校。
“我们被领到一幢很长的二层楼房里。它分成一套套公寓，每一套包括一间卧室和一间浴室。一扇大窗外面是有墙围着的花园。这套带有简单的家俱和壁厨的房间非常清洁和舒适。在浴室门旁的梳妆台上有一面大镜子。浴室要比想像的小的多。”维拉不久就发现镜子是双向的玻璃，而浴室门旁有一个隔间，里面放着摄影设备。有一道通向走廊的便门可以进入这个隔间，但是便门上没有把手，只能用特殊的钥匙开门。起初技术人员对进出管理这些设备十分谨慎，但不久，这些预防措施根本不需要了。“我们是以一种非常可怕的方式知道了这些摄影设备的存在，”维拉评论说。
在隔间里面，技术员能同时更换两架摄影机的16厘米的电影胶片，每架摄影机对着不同的卧室。除更换胶片和常规保养外，摄影机用不着照看，由底层的中心控制板进行开和关。如今很可能已由电视摄影机和录像机代替胶片摄影机了。
“第一天下午，我们都集合在一栋旧楼的一个大房间里。奶油色的墙上挂着列宁和赫鲁晓夫的像片。我想，姑娘们的年令大约是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男的当中有四个才二十岁出头，还有一个大约三十五岁。其中两个，大约是二十五岁，显然是搞同性恋爱的。教官是个中年男人，站在一个小讲台上致欢迎辞。他预告我们，训练将会是很难的，我们很可能发现，我们接受的有些命令开始时是令人厌恶的。从委派给我们的工作来看，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应明白，我们是在艰苦的思想意识前线上战斗的战士。在战争中，战士经常是按命令去做事，这种事对个人来说，他们可能感到厌恶；但重大的牺牲是必须的。任何的抵触感情一定要排除，并且我们应当记住，我们的工作对党和对我们的祖国都是神圣的。”
“由于没有告诉我们将接受的训练和未来的工作的确实性质，这次讲话都自然使我们十分糊涂而且相当着急。一个姑娘甚至对我耳语说，我们显然将被训练成暗杀者。”
第二天上午，把姑娘们分成三个小组，并定了队名。然后，她们集中在一个电影院看性教育电影。
“在俄国学校里，从来不坦率地谈论人的生育问题的，”维拉说明，“而这部电影远远超过了我生平所见过的任何东西。它映出了性交的详细情节，包括口淫的技巧。当电影映完灯亮时，我们几个人羞得满脸通红。但是我们的教员，一个穿白上衣的中年女人和她的助手，对此是如此平淡，显出一副临床教学的样子，这使我们很快停止了脸红。”
接着放映其它电影，其中许多映出了性的变态行为。在休息吃午饭时，供应了甜酒和烈酒，并且姑娘们也被邀去随便饮酒。后来她们都来到一个大房间里。
“房间里的扶手椅排成一圈，”维拉告诉我。“地板上铺着地毯。我们坐下等候。女教员进来，立刻叫一个挨着我坐的姑娘站起来，要她脱去衣服。这个姑娘十分害羞，但这个女人不断厉声命令她脱掉衣服，于是她脱掉了裙子和衬衣，然后脱去乳罩，但仍穿着内裤。女教员愤怒地喊叫，要她必须脱光。这个姑娘开始哭了起来，但还是服从了。当她裸体时，命令她沿着椅子走一圈，使我们能观察和摸她的身体。然后她被命令坐下，仍然裸体，两腿分开。接着，又命令另一个姑娘做同样的事。在我等着临到我的时候，真想呕吐，而当临到我时，我简直羞死了。光着身子被人看到并没有什么——在学校经常有这种事——但这个环境是太特别了，被别人仔细观察和触摸是太叫人感到羞辱了。最后，除女教员外我们都裸体了。”
“‘你们必须学会不为你们的身体而害羞，它现在是用于事业的武器，’她对我们讲。”
“最后，准许我们穿上衣服。然后休息十五分钟，接着上另一课，课题我忘了。”
“第二天上午，整个组在休息室集合。椅子再一次排成圆圈，但这次地板上有一个褥垫放在中间。一个中年男教员走了进来，跟着他的还有一个年青男人和一个年青女人。他对我们讲，现在我们将看到性关系技巧的表演。这一对青年脱去浴衣，里面一丝不挂。他们来到圆圈中心并开始拥抱。这个女人揉搓那个男人，直到那个男人激进性欲，然后他们躺倒在褥垫上。男教员走近他们，指出这个女人为了刺激这个男人，并使他的性欲反应更显著和兴奋所使用的技巧。他还让这个女人对男人使用她的嘴唇和舌头。他们毫不害羞地这样干着。最后表演了性交的不同姿势，并以这一对完成他们的性交作为课程的结束。”
“在这件事结束时，我们在不知所措的沉寂中坐着。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在我的思想里所留下的混乱。我所看到的使我感到兴奋并激起一定程度的性欲。但我所感到的憎恶更多于兴奋。我感到自己被暴露在一些肮脏下流的事情面前。”
但是维拉和她的同伴没有时间去深思这次表演。因为这一对青年刚刚出去一会儿，门一开，又有三个男教员进来了。
“我的心停止了跳动，”维拉对我讲。“我想像，而且我们几个都这样想像，现在将要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和这些男人发生性关系了。但是后来的事情还没有糟到这个地步。我们仅仅重复昨天的表演，每个姑娘依次脱去衣服，但这次是在男女观众面前。这一次男人没有作声，而只是盯着看我们。他们并没有要摸我们，虽然再次命令姑娘们抚摩彼此的身体。第二天上午，我们又一次在男人面前脱去衣服。这次他们触摸并爱抚我们。在第六天男人们开始猥亵我们，并评论我们的身体。起初这完全是侮辱性的。在第一个星期里，我经常由于害羞而哭着入睡。但是慢慢地似乎也不再为此感到羞耻了，甚至能够无视男人们的评论了。但是有些姑娘为此发怒，并同样粗野地回答，后来她们受到女教员的责骂。”
在大概第八天的晚上，一辆大轿车载着一车军官学校的年青学员来到性学校。他们穿着整洁，并修饰得很仔细。后来他们中的一个人告诉维拉，这种定期分配到性学校来的做法，是给予最好的学员的特殊奖励。
“这天晚上每个姑娘都分配到一个伙伴。我分到的是一个高大、黑头发的二十二岁的男人。他告诉我，他从莫斯科来，他的父亲也在军队。他相当漂亮，然而他的谈话限于军队的事和射击，看来他很喜好这些。就是这么一个陌生人，使我失去了童贞。”
宿舍的底层是个鸡尾酒吧间，这里有安乐椅，暗淡的灯光和一个长柜台，后面站着一个身穿白衣的酒吧间男招待员。
“这里各种饮料应有尽有，我们被告诉说当兵的会给我们拿来我们所喜欢的任何一种。女教员说，我们一定要把分配给我们的男人当作‘目标’来引诱。他们扮演的角色是神经紧张的外国人。我们必须消除他们的恐惧，并说服他们上我们的床。我们每个人被告诫，在我们要坐的桌子里装有录音的传声器。用这种方法记录我们交易的情况，并在事后，放给我们听，以便评论。我走向我的目标，并和他谈了五分钟的话，他邀我喝酒。我要了一杯奎宁杜松子酒，因为我从来没有喝过这种酒。我记得，这是英国的杜松子酒，但我不喜欢它的味道。”
“兵士们急不可耐地要上床，但他们要尽最大能力扮演不情愿的罗米欧的角色。最后他们同意我们陪着他们穿过走廊并上了几段楼梯，来到了卧室。”
“我们一直被吩咐，在卧室里我们一定要在床罩上，而不是在被单下面发生性关系。我对我的士兵说明，我是一个处女，并要求他对我体贴些。但是经过在休息室长时间的准备后，他非常兴奋。他迅速地脱掉了衣服，我还来不及脱掉衬衫和裙子，他已经脱光了。那天晚上对我来说没有温情可言。他扯掉了我的乳罩，并使劲抚摩我的乳房。他是一头野兽。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和一个男人在一起，而他是如此兴奋和精力充沛。我非常害怕。他把我推倒在床上，然后扑在我身上。我记得他的胸膛长着粗糙的黑毛，额上冒着汗珠。后来我感到了他进入我身体时的疼痛，我大声叫了起来。我恳求他体谅人一些，但他粗鲁如前。完事后，他抛开我，仰面朝天躺在床罩上喘息。我到浴室去洗身，我很疼，并由于他的袭击而颤抖。我开始穿衣服，但他把我拉回床上，并再一次发生性关系。”
维拉认为，性关系的这第一课是对她个人进行的私下指导。那天晚上，当男人们驶回营房后，姑娘们害羞地互相交流她们的经验。一个姑娘承认，她的学员未能搞成任何事情，而维拉自己心想，这个姑娘确实很幸运。
第二天上午她们都集合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当电影的第一卷映现在银幕上时，一个姑娘恐怖地叫了起来。以全部的彩色和音响出现在银幕上的是这个姑娘和她的大兵。摄影机用广角镜头直对床上。
“在我们看电影时，大家陷入了一种可怕的沉默，”维拉对我讲。“被示众的姑娘掩面大哭。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银幕，虽然直觉告诉我，对于她在最亲昵时刻所受到的这种可怕的侵犯，我应该闭上自己的眼睛。我们能听到他们的谈话以及男人的呻吟声；没有一个细节遗漏。演到一半时，我猛然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如果这个姑娘被拍了电影，我们所有的人一定也一样。我开始吓得发抖。”
在电影放映完毕后，女教员站起来，并开始批评这个姑娘对事态处理的方法。她的意见是如此尖锐和粗暴，使这个姑娘歇斯底里发作，当女教员坐下时，她逃到外面去了。
这是每个姑娘必须忍受的考验。维拉的房间差不多是在走廊尽头，这使她较后才出现在电影放映名单上。
“当我弄明白他们是顺着走廊有条不紊地工作，我能计算出，在我的前面还有几部影片。从学校的观点看，我知道我干得很坏，并已充分准备忍受射向我的严厉语言。看到涉及我所认得的人的电影，远比过去看性教育和色情电影更能激起性欲。”
影片放映完了以后，姑娘们的心情都非常烦乱。有些人不能自持咯咯地傻笑，还有些人哭泣，不愿看自己的同伴。一个姑娘到处问人，他们是否注意到她的搭档是个多么强有力的男人。她不停地说：“他更像种马而不像人”。
在另外三个场合，给姑娘们安排了别的搭档，并命令她们在摄影机前发生性关系。第一次这样干时，由于强烈地意识到镜头在盯着她们，大多数姑娘非常不自在。“她们尽力想使自己变成女教员显然期望于她们的那种性的机器。其结果，我们的搭档发现和我们发生性关系索然无味。一个姑娘甚至因为‘动作像个机器人’而挨了对方一顿揍。”
这些搭档都是些有经验的青年男人。但是第二次，却要姑娘们去引诱十几岁的少年，“最大的约十七岁，最小的十五岁；他们以前都没有和女人发生过关系。他们非常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反应。我们受训的内容之一就是学会如何消除没有经验的男人的恐惧，并使他们享受和我们发生性关系时的乐趣，这样他们就会着迷。记得分配给我的是一个年约十六岁的男孩。我只记得他是个热心而笨拙的家伙，需要我帮他很多忙，别的我都忘了。”
性学校最后一次提供的搭档和那些笨拙的男孩们完全相反。他们都是六十多岁的男人，对他们必须采用十分熟练的手法才能使他们发生性关系。“当我脱掉衣服后，为了想办法激起我的白头发伙伴的性欲，我非常性感地给他脱衣服。但他却无动于衷，于是我想我大概要失败了。后来他坦白说他喜欢挨打，虽然这使我畏缩，我还是痛打了他一顿。后来一切都很顺利。当第二天放映这一电影时，有些姑娘笑了。但女教员表扬我，并说我的功课学得很好。”
有趣的是，维拉提供有关她的训练课程的详细情节同六十年代末期的一个名叫季米特里·拉巴也夫的叛逃者向西方情报机关所讲的情况十分吻合。此人曾在性学校被训练成一个乌鸦。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到，在性学校里姑娘们被训练去同各种各样的伙伴发生性关系，而这些人大多数是强壮和像样儿的男人。但是对于乌鸦们，却专门教他们去和中年女人发生性关系。
季米特里解释说：“这是因为我们未来的目标多半是些不漂亮、心灰意冷和乏味的中年妇女，和一个漂亮的姑娘发生性关系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激起一个冷淡的老处女的热情，可就得有点本事了。”
乌鸦们听取讲解女人身体上能激起性欲的部位的课程并观看性影片。他们的实习课都与中年妇女有关而且都要通过双向镜拍成影片。教员为季米特里选择了一个难看、粗俗和肮脏的乡下女人。“她激起了我极大的厌恶感，”他坦白承认。“然而我强迫自己去完成一切，因为我知道有人正从镜子后面监视着我。最后的一课，是我们每个人在全班面前和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这种训练的意图是要使我们变成能够满足任何女人欲望的动物。”
在季米特里的训练小组中，同维拉的小组一样，也有少数男的是与众不同的，其结果，他们被人叫做“不吭声的家伙”。“这些人是同性恋者，被训练去引诱搞同性恋的外国人。”季米特里告诉他的审询者。“我知道他们是年青的男性娼妓，因受到坐牢的威胁而被迫做这样的工作。有的非常年青，都很漂亮，他们在这种违反人性的训练中看来十分痛苦，当我在那儿期间，他们中间有两人自杀了。”
一九六五年，一个曾在韦尔霍内伊性学校受过训的同性恋学员就是诱使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年青随员约翰·瓦塞尔入圈套的工具。这个随员应邀参加由克格勃所设的一处公寓里的聚会并被勾引。事过七年，在瓦塞尔被捕后，他告诉审讯者，他记得他当时躺在长沙发上，光着身子。他身旁的俄国官员也是裸体的。突然灯光大亮，于是一个男人给他们照像。就是用这些像片来讹诈瓦塞尔提供英国海军秘密的。
对维拉来说，她受训成为燕子的最大恶果是，这种训练慢慢地改变了她的品格。“我能感觉到我正在变化，然而我却无力防止它。这不仅仅使我变得对自己的身体或性行为无所谓，而且我感到自己变得越来越无情和更会算计人。我从此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无足轻重的。在我眼里一个男人仅仅是一个需要很快地作出估价，然后去加以对付的目标。哪一种接近的方法最有效？他在床上将怎样表演？怎么才能使他更快地上钩？现在这些问题会自动地钻进我的脑袋。”
“当我们训练结束时，我们已经成了一些没有感情、玩世不恭和老于事故的、能和任何异性爱的男人睡觉并使他得到一生中最欢乐的一刻的少妇了。”
回到莫斯科后，维拉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去引诱一个美国商人，他住在莫斯科中心的一家饭店里。“我在饭店里充当女服务员。就在这个人所住的那一层楼上服务。对他先不必急于行事，因为他将在莫斯科停留两个星期。我让他习惯于到处见到我。四天后，我知道他正在淋浴的时候，我走进了房间。当我推开门，‘意外地’闯进去出现在他的面前时，我一点也不感到动情。他从淋浴帘幕后出现时，用一条毛巾遮住他的前部。我假装非常惊慌，但我并没有离开浴室，我用眼睛盯着浴巾。后来他问我以前见没见过不穿衣服的男人。我说，‘只见过我的弟弟，他才十四岁’。这个男人笑了并拿开他的浴巾，问我是不是看出来有什么不同之处。后来就相当容易了。他领我到卧室去，给我看这种‘不同之处’，我们在床上发生了性关系。当我们刚刚结束，房门突然被撞开，进来两个克格勃人员。他们说是饭店保卫人员。我开始叫喊起来，并说这个男人强奸我。他们把他从床上拉下来，他身上还有点湿，就开始揍他。他们告诉他已闯了大乱子了。他要求我告诉他们实情，求我承认自己也有部分责任。但我发誓说这完全是他的错。这样至少争执了约五分钟，后来他们突然笑了起来。这个美国人站了起来，穿上了上衣，用俄语对我说，我在床上是非常好的。这是最后的考试，我成功地通过了。克格勃人员要看一看，既使当这个男人哭着恳求我说出真实情况时，我是不是还能一口咬定是强奸。训练课程收效良好。即使当时我相信了这个男人是个无辜的受害者，他的整个生活将因此而毁于一旦，我也无动于衷。他对于我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
维拉得到一套供她个人使用的舒适的公寓，尽管在设置圈套时，她通常在克格勃那些更加奢华的“燕子窝”里安“家”。有一个时期她愿意忍受这种生活方式以换取它所带来的奢华，但她逐渐地开始有所怀疑了。她和西方人的接触使她对世界上的事情有了新的看法。起初她把他们讲的事情当作宣传而不予考虑，但是后来她逐渐认识到，她所受到过的那种过份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凄惨苦难和彻底腐败的教育全是虚伪的。
“我对于我必须干的事感到厌恶，”维拉对我说。“一九六三年我勾引了一个年青的法国大学生，他的父亲在采矿工业中身居要职。他将和一个出身于非常贵族化的家庭的姑娘结婚。克格勃知道，一件丑闻就会破坏这桩婚事。这个男孩子起初对我并不真正感兴趣；他深深地爱他的姑娘，并不愿意对她不忠诚。但我施用我学会的所有伎俩，直到他从信任我发展到耽迷于我的肉体。我们睡了觉并被拍了照。后来他们告诉这个青年，照片要送给他未婚妻的家庭，除非他说服自己的父亲交出某些商业情报。他们需要什么东西我不清楚。这个青年说他需要时间来考虑。同一天下午他在离红场不远的地方闯到了一辆汽车前面，被撞死了。这也许是个事故。”维拉耸了一下肩膀说。“但是这成了我的刹车点。我知道我必须摆脱这个职业，而这也就意味着离开那个国家。”
三个月之后维拉使用在韦尔霍内伊时被精心教给她的技巧达到了这个目的。她勾引了一个克格勃上校，说服他给她弄到了到东德休假所需要的证件。她从那儿越界到了西方。
她的运气好得令人难以相信，居然能活着讲她的故事，因为很少有燕子能够从窝里远走高飞的。如果她们想试试，她们的翅膀就可能被野蛮地剪断。
一九六八年一个名叫古德隆·海德尔的德国女人，跌倒在西柏林公路上一辆飞驰的汽车下面，并立即身亡。乍一看，这似乎像一件正常的车辆事故。驾驶员被指控为超速行车，罚款二百美元。他申辩说这个女人似乎是自己“投”在他的车轮下的，但法庭不相信。于是侦察人员调查了这个案子，发现这位美丽的古德隆的护照是假的。护照中的名字和职业是西德一个女教师的，经过核对，发现这个女人已在几个月前死于癌症。用墓碑上的名字来给非法谍报员提供身份证，这是苏联的惯用手法。民警怀疑古德隆案件也可能是这种情况，他们把她的档案材料交给了反谍报机构。后者的谍报人员找到了几个证人，事故发生前他们曾在那一段公路上，并声称当时这个二十九岁的金发女郎正同一个中年男人并排而行。一个证人说，他们像是父女。这个男人在事故发生后没有再往前走。人们对他的描述恰好与东德的一个五十八岁的谍报员相符。
接着又发生了一起最使人震惊的意外事件。一位西德律师，约根·史坦俄先生的东德同行沃尔夫刚·弗格表示要同他接洽一件事务。弗格以安排交换间谍业务而有名。由于他居中斡旋，阿贝尔上校得以同加利·鲍尔斯交换，而乔治·布鲁克斯得以同戈登·朗斯达尔交换。这一次弗格要换的却是一具尸体。他已准备好用两名活着的西德间谍换回古德隆的尸体。恰在此时，一层让人难以捉摸的神秘气氛笼罩了这事件。弗格从此矢口否认他提出过任何进行这种交易的建议。但是我个人在西德的消息提供者坚持说，确曾有过这样的交易。古德隆的尸体被装进了一口板条箱，在一月里的一个朦胧的黎明运过了边境。当她的尸体由一个方向被运走时，两名判过刑的西德间谍从另一个方向朝着自由走了过来。
导致古德隆之死的情节看来是这样的：她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克格勃燕子，在东德的情报机关指挥下活动。给她的指令是佯装一名逃到西德的难民，然后去勾引一名能接触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机密的美国军官。开始时，计划进行的完美无缺。古德隆在一次社交聚会上认识了这名军官，不久后他们便成了情人。但是随着他们关系的发展，古德隆犯下了一只燕子所能犯的最大错误——爱上了自己的目标。当她的特务头目命令她向那个美国人施加压力时，她犹豫不决。如果他发现了真情，她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他了。因此，古德隆保持了沉默并拖延时间。东德人开始怀疑她已变节。一个特务头目和她见了面，小心翼翼地考查了她的可靠性。他说，她必须交出货物，不然就得正视后果。她还是拒绝了。那个人是带着命令来的。因为天在下雨，马路上又湿又滑，几乎没有什么行人，那个东德人把手举了起来，像是要抓抓耳朵，而当一辆汽车驶近他们时，他的手掌猛地向她两肩之间击去。古德隆在汽车轮胎发出的刺耳声中一命呜呼了。
米丽亚姆·莫拉莱斯所遭到的灾难更为可怕。她是克格勃的一个性间谍，是多米尼加共和国马克思主义领袖奥多·莫拉莱斯的寡妇。当她的丈夫于一九七〇年被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警察枪杀后，她便在布鲁塞尔从事设置性谍报圈套的工作。
一九七一年，克格勃怀疑她已成为中央情报局的双重特务，克格勃命令她返回莫斯科接受审查。当她发现第一管理局的第五部已派人来消灭她时，她藏了起来。但是面对一个克格勃职业杀人者，这个惊恐的女人是没有多少希望的。她被人杀了，而她的死，对其他企图叛变的燕子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警告。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一名布鲁塞尔警察被人叫去检查一只崭新的花格子衣箱，这只衣箱是在一处门阶上发现的。箱子里放着米丽亚姆被砍下来的腿。十二月十三日，她的手臂在一座办公楼里发现了，是放在一只式样相同的箱子里的。她的脑袋却始终没有找到。
维拉算是一个少见的侥幸的例外。因为按照规矩，燕子离巢时，她要么按克格勃指定的方向飞，要么就永远也别想再飞了。
五、猛禽
有一位美丽的金发女郎安静地住在莫斯科的一幢公寓里，她是克格勃分管在拉丁美洲国家进行谍报活动的第一管理局第二分部的一个专教非法活动者的教官。这个女人有着一段惊人的故事。根据官方的纪录，她已经死了，她那满是弹孔的尸体已经腐烂在玻利维亚森林深处的一个无名坟墓里了。而事实上，罗拉·马丁内兹，这个曾经爱上过又背叛了古巴游击队领袖切·格瓦拉的女人，仍然活得很好。她的案子是西方情报机关档案里最离奇的一件。这个案子表明，那些负有克格勃使命的燕子们的欺骗活动可以做到何种程度。切·格瓦拉在东柏林结识了罗拉·马丁内兹，爱她并信任她。但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却从来不知道他的情妇是个克格勃特务，她把他的每个秘密都报回莫斯科，而且最后根据其苏联主子的命令，把他出卖给了玻利维亚当局。
罗拉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生于阿根廷。父亲是一个德国共产党员、教授，名叫艾里希·朋克；母亲叫娜嘉·白德，是个波兰人。罗拉的真名是海蒂·塔玛拉·朋克。一九五二年，塔玛拉离开南美，到东德斯大林施塔特读中学，以后又进入洪堡大学。塔玛拉在中学时代是个忠诚的共产主义分子，不久，她就被东德的秘密情报机关，同克格勃密切配合行动的东德公安部看中了，认为她有被派往拉丁美洲做特工人员的可能性，为此当她还在洪堡大学学习药物学时就正式同她进行了接触。塔玛拉愉快地接受了这样一个机会，去从事一项待遇优厚的、为这个她生来就热爱的国家服务的职业。她接受了做秘密工作和策反的训练。然后，在一九五九年，当她还在大学里的时候，她被召到了座落在威廉·皮克大街和罗莎·卢森堡广场拐角处的东德秘密情报机关总部，去听取对她第一个重要任务的交代。她被告知，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最主要助手，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切·格瓦拉将到东柏林来，通过这家银行，为他的政府筹借一笔贷款。克格勃为了保持和加强他们在世界这个地区的影响，要求对古巴、卡斯特罗和拉丁美洲进行尽可能高级的情报活动。为此，他们命令东德人尽力在古巴领导人身边安插间谍，塔玛拉就是其中之一。给她的任务是在切访问东德时同他接近，越近越好。
塔玛拉象大多数年轻的共产党人一样，热情崇拜那些古巴的革命者，特别是切。在切乘坐的飞机在东柏林降落几个小时之后，当她被引见给这位卡斯特罗的左右手人物时，塔玛拉快乐的英雄崇拜之情完全是真诚的。人们告诉切，她是一位拉美事务专家，又是兼会西班牙语和德语的天才语言家，说在切的谈判活动中，她可以帮不少忙。
为他们的相遇而感到快乐的不只是塔玛拉一个人。切同多数男人一样，对一个美丽而活泼的年轻妇女是很容易动心的。塔玛拉和切在他们初次见面之后几个小时就成了朋友，在切飞回古巴之前他们已成了情人。
当塔玛拉向东德公安部汇报时，她的操纵者对她所取得的迅速进展极为满意。当这份报告按时送交莫斯科时，克格勃也同样满意。他们认定在间谍活动方面给塔玛拉以进一步的教育是会大有好处的，于是她便飞到了莫斯科。一九六一年，塔玛拉飞往古巴并与切重叙旧情。由于切的影响，她在哈瓦那大学获得了一个职位，此后她又到教育部工作并成为古巴女民兵的一个军官。在这期间，她定时向莫斯科发回报告。
一九六四年，她警告克格勃，切很快就要离开古巴，到拉丁美洲去传播他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教义，而他最有可能选择的国家将是玻利维亚。塔玛拉奉命转移到南美，在切到达之前为她自己建立一个可靠的掩护。克格勃为她弄了一个假护照，用了罗拉·古提列兹·鲍尔这样一个名字，并且注明她的父亲曾经是阿根廷人，母亲是德国人。
她在拉巴斯住了下来，并在玻利维亚高等教育的最高学府圣安德列大学的药学系注了册。看来没有人想到她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跑到一个玻利维亚地方大学来这件事的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拉巴斯的社交界很快就接待了她。一个同罗拉很熟的新闻记者贡萨罗·罗帕兹·孟诺兹回忆说，罗拉是“一个可爱的姑娘，聪明伶俐，话不多。她有股子泼辣劲，住在一套破破烂烂的房子里，睡在地板上，很少参加宴会。她喜欢民间音乐。就我所记得的，她从不讨论政治问题。”
罗拉是很偶然地脱离了这种安静的、与世无争的地位的，她离开大学之后在玻利维亚总统新闻办公室得到了一个职位。这个办公室的几个女秘书跟一伙喜欢裸体宴会的人搞在一起。罗拉有不少次跟她们一道去参加了这种聚会，虽然她对那些色情表演、饮酒和裸体从不感兴趣，而这种聚会的主要节目就是这些。她之所以跟这伙人一起去，不如说是因为不愿意由于不肯去而引起别人注意。莫斯科给她的命令很明确：当她在拉巴斯小心地建立起各种联系时，不得有任何可能引起怀疑的行为。
一九六六年，克格勃命令罗拉申请成为玻利维亚公民，以便能更方便地在玻国内旅行。她通过和一个玻利维亚人安托尼奥·马丁内斯结婚的办法做到了这一点，然后很快又同他离了婚。当一九六六年十月切来到玻利维亚的时候，罗拉已游遍玻利维亚，建立了各种联系，并且已经掌握了一份二百多人的名单，只要革命一开始这些人就会参加的。她多次深入玻利维亚偏僻内地去旅行，借口是要去纪录民间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