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用了两个假护照，经过布拉格、苏黎世和达喀尔，兜了一个圈子，于十一月抵达拉巴斯。他一到就把这两个假护照销毁了，而由塔玛拉给了他几个刚刚伪造出来的证件。塔玛拉现在用塔尼娅的代号进行活动。这几个证件证明切是一个正在搞研究工作的美国社会学家，切带着这几份巧妙制做的伪证件到达了第一个游击营地，这是在塔尼娅和玻利维亚共产党的协助下建立起来的。游击营设在石油城卡尼里附近的曼卡华卡一个荒废的牧场里。切又同另外几个古巴人在这儿会合了。
切化名拉蒙，开始建立他的地下武装。他建立了军火库、秘密营地、训练场、甚至还建立了一个秘密野战医院。
不久，在切的游击队精心组织的袭击之下，玻利维亚当局给打得晕头转向。玻当局赶忙组织了一支反暴乱部队，主要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武器、经费，并进行训练的。不到几个月，就有八百名经过专门训练的丛林战战士，在美军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退伍军人的指导下进行了反击。尽管遇到这样强有力的对手，切的军队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继续取得很大的成功。他们军队的经费是由莫斯科通过玻利维亚共产党提供的，另一部分是通过讹诈得来的。比如，他们曾以不去打扰为交换条件，从本地工业康采恩中讹诈了近两万五千美元。
这期间，塔尼娅一直同切在一起，共同度过了他那危险的、动荡的生活。她爱他，同他一起生活、并肩战斗。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煽动学生闹事，袭击并摧毁兵营，在锡矿工人中搞得也很有成绩，以致政府对矿区实行了戒严。虽然如此，苏联领导对局势却越来越不满。切正在传播一种卡斯特罗牌号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同苏联党的官方政策是矛盾的。苏联开始害怕切过于成功，以致玻利维亚会落到卡斯特罗手里。这样将会导致拉美其他那些进行格瓦拉式革命的条件也同样成熟的国家最终落入哈瓦那而不是莫斯科的轨道。他们认为，启发了全世界年青革命者的切太危险了，不能再让他继续存在。于是向塔尼娅发出命令，要她背叛她所爱的这个人和她曾经为之献出了多少年华的这个事业。
一九六七年三月的第一个星期，塔尼娅通过丛林来到切最重要的秘密营地之一。借口是为卡斯特罗派来的两位密使带路。这两个人是法国记者雷日·德布雷和一位阿根廷联络官。他们到达这个营垒后发现，几周前切带着一小批人进行一次巡逻侦察去了。塔尼娅在这个营地一直等到三月二十一日，这时她再也不能延宕了。向玻利维亚总参谋长托里斯将军送出了关于这个关键性的游击营地详情的情报。这是切的结局的开始。地下武器和贮备库被查获，营垒在其最没有防备的地点遭到袭击。由于组织遭到破坏和思想上的混乱，游击队的士气瓦解了。
十月八日，切受伤并被捕，后来被一个玻利维亚陆军军士残酷地枪杀了。据报导，塔尼娅在三月份访问切的营地后不久，就在一次交火中被打死了。但是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此事。根据最新情报，她已借助于另一套伪造的证件飞离了玻利维亚并已平安地到达了莫斯科。被哈瓦那宣传机构追认的、著名的“游击队员塔尼娅”仍然在莫斯科活得很好——燕子归巢了。
尽管世界各国都在搞性间谍活动，但只有在苏联才能组织起如此精心策划的圈套。如果其目标具有足够的重要性，他们为了设置一次圈套可以投入几十个男人和女人以及相当一笔卢布。法国驻莫斯科大使莫里斯·德让就是这样一个目标。他曾经成为六十年代初一次复杂的，在某一点上也是成功的性间谍圈套的中心人物。
对于西方情报机关来说，这个故事是从一九六三年九月二日，当一批苏联艺术家到英国进行一次友好访问时开始的。他们到达之后十一天，这个团体中的一个名叫尤里·克罗特柯夫的电影剧作者从他们住的贝斯沃特饭店中溜了出来，奔向离得最近的一个英国警察所，告诉那里一个颇表怀疑的值班军士，说他是一个请求政治避难的苏联公民。这个军士把这位紧张万分的来访者请到候见室，叫一个警察在门口站岗，然后用电话报告了他的上司。大约一小时后，来了两个不动声色的特别分部警官。在此期间尤里神情紧张地喝下了他的第一杯英国茶，特别分部警官们要确定克罗特柯夫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呢，还是一个真正的逃亡者，而如果他确是个逃亡者，又是否值得为了他去惹一场麻烦。
这个俄国人——在西方只知道他是一个电 影脚本作家——告诉他的讯问者，多年来他就是个克格勃特务，曾参与计划和执行几次重要的性谍报行动。接着他便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细节是如此使人震惊，其含意是如此叫人惊恐，以至这些保安军官立即同他们在法国反间谍机构中的同事联系。如果克罗特柯夫所说的事是真的，那么这个策划已久的、复杂的策反活动的结果，将会危及法国驻莫斯科大使的名声。
起初法国人不肯相信这样一个看来不大可能的报告。法国的反间谍机关从莫斯科召回了德让，对他进行了无情的严格盘问。克罗特柯夫所讲的故事的每个情节都得到了证实。这位法国大使确实落进了一个性谍报圈套。法国人庆幸这件事没有对法国的安全造成危害。据说戴高乐将军只是耸了耸他那宽而厚实的肩膀，说了一句：“你是到处睡觉啊，德让。”对这个插曲也就不再追究了。即使如此，使这么高级别的外交官陷入圈套肯定还是克格勃性谍报活动的一次重大的成就。
这次圈套的整个活动是一九五六年六月在莫斯科曼斯卡大街的莫斯科饭店里开始搞起来的。当时尤里·克罗特柯夫和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库纳文上校在这里会晤。后者告诉克罗特柯夫，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将是德让。此人是前一年带着自己美丽年青的妻子来到莫斯科的。
克罗特柯夫是一个有文化素养的、有头脑的人，会几种语言并善于交际。在为克格勃服务时，他毫不迟疑地运用了他的这些天赋的才干。一九七〇年，当他在美国参院一个委员会里作证时承认，他曾利用自己的魅力来组织对几十名来自各国的男人设置圈套，其中包括墨西哥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此人目前改名乔治·卡林，住在美国。）
人们可以争辩说，尤里一生的时光都是在克格勃人员的包围下度过的，以此来为他辩护；他的家庭把克格勃人员视为朋友，而不象一般俄国人那样对一切特工人员都持蔑视和恐惧态度。他的父亲是一位有才能的艺术家，是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少数几个亲密伙伴之一。当一九四六年年青的尤里·瓦西里维奇来到莫斯科时，他找到这些有势力的朋友来帮他找一处公寓和在莫斯科电台谋一个职位看来是非常自然的事。后来，当尤里开始成为名电影剧本作家时，克格勃要求他替他们做一点事以为回报，这看来也同样是合情合理的。他的第一个任务是从他在制片工作中遇到的许多颇有希望的年青女演员中提供适合的燕子。尤里发现这是一项非常适合他口胃的任务。
使德让陷入圈套的第一步是要赢得这位大使的友谊。而尤里认为做到这一点的最可靠的途径是通过他迷人的妻子，玛丽·克莱尔。他很容易就通过正当途径认识了她。但要把他们之间的偶然见面发展为一种密切的关系，那就要点本领、费点心思了。
一天傍晚，他和几个朋友邀请玛丽·克莱尔和她的一个朋友一起到莫斯科南郊的希姆基水库去乘游艇。当德让夫人走上船时，她祝贺尤里有这么一艘漂亮的游艇。而尤里却含糊其词地说这是一个朋友的船，这个朋友欠了他的情。其实这是一只克格勃的汽艇，专门为了这次活动而油饰一新，并且装满了酒、水果和新鲜糕点。
当他们一起度过了这个愉快的夜晚后，尤里和玛丽·克莱尔·德让已成了亲密的朋友。新的邀请接踵而来，而莫里斯·德让也逐步被拉进了这种关系之中。这位大使和夫人被邀请去出席电影芭蕾舞剧吉赛尔的特别首映式。这次首映式是由文化部长精心安排的，还有几位大芭蕾舞团的演员出席。在电影放映时，尤里向德让介绍了一位名叫莉迪亚·柯文斯卡娅的离婚妇女。这是一个乳房高起的黑发女子，是一只迷人的美丽的燕子，曾经是一位苏联外交官的妻子，因而十分老练。
在这次精心导演的邂逅之后，尤里便大力培植莫里斯和莉迪亚之间的关系。他在莫斯科讲究的捷克餐馆布拉格饭店大摆宴席，席间尤里招待玛丽·克莱尔，而莉迪亚便向大使献殷勤，克格勃人员则使别的顾客远离他们。这顿酒饭花了克格勃一千卢布，但是当尤里向库纳文汇报时，后者承认这笔钱花得很值得。莉迪亚毫不怀疑德让已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了。只要再花点功夫并有一个适当的环境，他们就可以姘上了。
不久，克格勃就用邀请德让夫人到乡间去玩一天的办法使她离开了莫斯科，而尤里则急忙去见莫里斯，向他提出邀请。他说有个朋友正在举行一次个人画展，这个人是在法国学的绘画，如果大使能够光临这次画展，画家会感到十分荣幸，而尤里也将认为这是给他自己很大的面子。就在展览会上，大使高兴地同莉迪亚巧遇。此时尤里突然被叫走了，于是莉迪亚便请求德让开车送她回家。他照办了，并在她的公寓里呆了两个多小时，这间公寓是克格勃陈设豪华的一个情巢。当德让离开后，克格勃负责监视的密探用电话向尤里报告了这个好消息。他心情愉快地去见了库纳文。圈套成功了。
一九五八年五月，当克格勃在巴黎的情报员报告说戴高乐将军有可能成为下任法国总统时，德让的案子又有了新的重要性。由于德让是戴高乐的密友，看来他肯定可以在新的法国政府里晋居高位，从而可以接触多方面的机密。这时候德让和莉迪亚已经打得火热，克格勃已经掌握了一批有用的照片了。但是到了七月，克罗特柯夫被叫到库纳文的办公室进行一次紧急讨论。克罗特柯夫被告知，莉迪亚已不再适于作燕子了。因为已经编好了一个新的脚本，在这出戏里，德让的情妇必须有个丈夫。可是在使馆圈子里，人人都知道莉迪亚的外交官丈夫已经跟她离婚了。
于是莉迪亚就从德让的生活中消失了，借口是她要到地方上去拍电影，而另一只燕子却开始进攻了。这是一个高个子、体态苗条的女演员，名叫拉丽萨·克朗伯格一萨伯列夫斯卡娅。在克格勃的档案上有一条记录，警告说她有时酒喝得太多，并且有不守纪律的倾向。可是档案里也承认，她那种强烈的个性和野猫似的神情对男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事实证明，德让这个男人也不例外。他们见面没有几天就姘上了，据监视密探报告，他们之间的关系要比莉迪亚那一次热烈得多。尤里听到这个消息后松了一大口气。他本来非常担心，从这位大使的生活里强行夺去一只燕子，可能再也找不到人来代替。
到了七月底，克格勃认为收拢圈套的时机已经来到了。这一次不准备直接出示一堆罪证照片。他们知道，如果这位大使面临一次直接的讹诈，他会向自己的政府报告这件事并承担其后果。他们打算的是一种更加巧妙得多的做法。他们要造成一种局面，使德让对克格勃感恩不尽。
在拉丽萨和德让在乡间驾车兜风之后，她把后者带到了安娜尼耶夫斯基胡同二号克格勃为她准备的燕子窝。这里同其他同类的公寓一样，装有秘密摄影机和扩音器。但是这一次这些设备却没有用上。
当拉丽萨脱光衣服时，她伤心地告诉德让，这可能是他俩最后一次相会了，因为她的丈夫，一个出门进行野外考察的地质学家，明天就要回家了。听到这个消息，德让很可能打算要使他们这天下午的会面搞得使人难忘。而在公寓门外，两个肌肉发达的克格勃人员，一个扮演拉丽萨狂怒的丈夫，一个扮他同情的朋友，正在焦急地等待着那句暗语。当拉丽萨终于叫出这句暗语时，他们破门而入。这位惊恐万状的大使发现他正面对着两个身强力壮而且显然是盛怒的俄国人。最后，他们总算安静了下来，允许发着抖的德让穿上衣服。
这位生气的“丈夫”保证说：“不管你是不是外交官，这件事没有完！”
当晚，这位焦急的大使向他的一个苏联朋友吐露了真情，这个朋友他是通过尤里认识的。他只知道这是一位有势力的政府官员，但他不知道奥列格·格里班诺夫中将是克格勃第二管理局局长，是整个这次行动的策划人。格里班诺夫注意地听了德让的故事，显然非常同情他。
最后，。他说：“这件事很难办。莫里斯，你一定知道，这位丈夫有苏联法律作后盾。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试试，看能不能走点后门。反正我们不能让这种丑闻玷污我们最受欢迎的大使的名誉。”
第二天，面带微笑的格里班诺夫告诉德让，那位“丈夫”已经同意不去控告了。德让喜出望外，非常慷慨地向格里班诺夫表示了谢意。克格勃也同样感到高兴。克罗特柯夫为了他这两年来的工作，获得一只金表和一枚勋章作为嘉奖。这么一来，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只有格里班诺夫和这位大使知道了，这就使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联系。克格勃期望，到时候大使将偿还这笔债务，而且要加上利息。
这以后的一年中，克格勃企图用性谍报战术毁掉法国大使馆的其他许多成员，而尤里·克罗特柯夫参与了其中所有的重要行动。有些行动彻底失败了。这位说话斯文的俄国人花了几个星期，试图会见密码室的一位年青妇女，可是她根本拒绝单独同他见面。
针对大使馆空军武官路易斯·吉保上校的圈套比较成功。当窃听器探明上校和他的妻子不和后，尤里往这个法国人身边派出了一批美丽的燕子。最后他终于上钩，来到了一个金发女郎的公寓里，并在那里被拍了照。一九六二年，克格勃决定收线，把这条大鱼钓出来。吉保上校被邀请到克格勃总部，向他出示了这些照片。
那位克格勃人员狡黠地笑着对他说：“上校，你有两条路可走。或是同我们合作，或是我们公布这些材料，这将不可避免地使你丢尽面子。”
可是这位英勇的上校还有第三条路。他回到使馆，把事情安排停当之后，开枪自杀了。
吉保之死使克罗特柯夫不得不作出一个已经考虑多时的决定。在每一个性谍报行动中都要有的那种践踏人类感情、冷酷地摆布男人和女人的做法，多年来已经成为尤里·克罗特柯夫生活中不可分的一部分了。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工作是否道德。一旦他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怀疑就越来越深了。他为吉保上校之死感到内疚。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为克格勃效力了。但是，不得允许，任何人都不能从苏联秘密机关中退休。他只有一个选择——叛逃。
德让被策反固然没有对西方的安全造成损害，但是这位法国驻在俄国的最高官员沦为克格勃人质的可能性也完全存在。仅仅因为克罗特柯夫改变了念头并设法叛逃了，其真相才为人所知。而这种高级人员叛逃是很少有的。同样，一个性谍报的受害者能够鼓起勇气，不惜面对一场丑闻和耻辱，甚至毁掉自己前途，而向上级报告自己上了圈套的，也极少见。常见的最简便的出路，看来还是同克格勃合作。他们的要求通常是逐步升级的，开始他们要的总是一些比较无害的材料，但是一个性谍报的受害者一旦陷进了变节的泥潭，事实上他将无法自拔。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究竟每年有多少男人悄悄地开始充当克格勃的特务。但是有一种估计认为，克格勃在西欧和美国的间谍总数约在一万人左右。根据一位英国前保守党议员，前海军情报官员安东尼·科特尼海军中校的看法，这中间至少包括五十名有影响的英国官员，大部分是外交部的人员。他长期以来都在呼吁在英国对这类讹诈的受害者实行大赦，他说：“这样将使不知多少男人和女人从犯罪和恐惧的难以忍受的重负下解脱出来。而更重要的，是这将使俄国人的武器失去效用。他们将明白，在接受大赦之后，他们的受害者中有许多人，甚至全体，都有可能成为双重间谍。他们将无法信任其中的任何一个。”
科特尼中校讲这个话，是基于他对这个问题的特殊了解，他曾经一方面作为一名职业谍报官员、另一方面又是从一个性谍报的牺牲品这个不值得羡慕的立场出发，来研究过苏联的战术。一九六五年，由于一场恶毒地要把他搞臭的运动，使他丢掉了议员的席位。
科特尼中校的案子是十分重要的。这是由于几方面的原因。利用性谍报来搞臭、而不是恐吓和讹诈一个英国保安官员，这是第一个事例。这件事还严峻地警告人们：克格勃在获得有损别人名誉的材料后可以隔很长时间才开始利用这些材料。最后，它也使人看到，克格勃那种权限划分十分严密的官僚机构有时是非常不灵的。就因为在克格勃第二管理局内的两个部之间缺乏联系，使这个苦心经营的行动只获得了部分成功。
这件事开始于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那一天，科特尼的距下院不远的伦敦公寓里的电话铃响了。电话的另一端是另一位议员、科特尼的老朋友约翰·蒂尔尼。他是从威斯敏斯特的办公室里打来的。他显得很尴尬并要科特尼到他那里去，说有件极其紧急的事。事后，科特尼回忆道：“十分钟后，我们在威斯敏斯特会面了。他神情紧张地递给我一个浅色信封，说‘你看看这个，好几位议员都已收到它了。’”
在一大张质量很差的有光纸上，印了六张有说明的照片，这张纸的标题是“我不是普罗富莫，而只是一个用照片讲的故事。”科特尼中校事后是这么说的：“其中有两张照片是我同一个或一些妇女在一起，其情景清楚地表明我们的关系极为亲密。”
科特尼的老友并不是收到这张破坏名誉的材料的唯一一个人。这份东西被分发给许多议员，包括当时的保守党议院领袖威廉·怀特罗、《世界新闻》的新闻编辑和科特尼中校的妻子。这时，在英国政治生活中，任何有关男女关系丑闻的暗示都会引起歇斯底里大发作。因为仅仅十三个月之前，陆军部长约翰·普罗富莫曾因为同应召女郎克里斯汀·基勒的关系而被迫辞职（见第九章）。看起来安东尼·科特尼不，免是要丢掉他在议会里的席位了。
但是，为什么这位曾经致力于促进苏联和英国良好关系的粗率的前海军军官竟会在这样一件事情上被人抓住了呢？
安东尼·科特尼从青年时代起就爱慕俄国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海军代表团的第二把手被派往莫斯科。战后，作为出口贸易方面的一名顾问，他经常访问苏联，而且交了不少朋友。然而，一九六三年五月，鉴于在瓦塞尔间谍审判中被揭露出来的情况，他在下议院提出了关于苏联和苏联集团国家驻英使馆的某些雇员在外交上的地位问题。他指出，在肯辛顿的俄国使馆雇用了二十个汽车司机，全都享有外交豁免权。据了解，他们中有些就是克格勃的高级官员。在议院宣读他的关于外交特权的提案时，科特尼还申诉说，九年来英国一直给予苏联集团外交官的全体家属和佣人以外交豁免权，这就使克格勃得以在这个国家里建立起一支相当可观的、潜在的“合法人员”的队伍，这些人是以外交身份为掩护的间谍，如果抓住了，也只能把他们驱逐出境。
由于科特尼中校所提的这个问题打中了克格勃在联合王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整个基础，所以他才成了克格勃性谍报袭击的牺牲品。尽管他们曾两次明确地警告他，说他在外交豁免权问题上的态度已使他在苏联不得人心了，这位前海军军官仍不打算停止他对于他认为是安全方面一大丑行的强烈反对。克格勃知道，除了采取这一类的行动，他们是无法使这位海军中校沉默下来的。
克格勃为了发动这场诽谤运动所需要的材料已经在他们的档案口袋里了，这是两年前由一个名叫齐娜伊达·格里高里耶夫娜·沃尔科娃的吸引人的燕子搞到的，她在设在莫斯科库图佐夫大街二号乌克兰旅馆内的国际旅游组织汽车出租处有一个职位作为掩护。
一九六一年，当科特尼因商业事务来到莫斯科时，他正因为几个月前妻子的去世而感到孤单，情绪很不好。克格勃了解他的个人问题，幸灾乐祸地要来利用它。
齐娜伊达奉命培植同这位中校的关系。这个吸引人的俄国人扮作一个亲热并深表同情的妇女，设法要赢得这位议员的信任。不久他们的关系就发展到了她随他到他的房间去并发生性关系的程度。就是在他们这短短的一段交往中，拍下了这些照片，由于照片对于克格勃还没有马上利用的价值，它们被放进了中校的档案袋以备将来之用。
一九六五年，当决定要对科特尼中校发起攻击的时候，这些照片又从档案中拿了出来。这位中校对克格勃的行动经过相当了解。他认为这次性谍报行动始于一次有六人参加的会议，六人中五个是俄国人，另一个是英国的双重间谍，叛逃者金姆·菲尔比。关于他的故事见第八章。
克格勃第一管理局第三部（主管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头头很可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一座楼里的三楼某间房子里召开的，由于他是与会人员中官阶最高的，会议很可能是由他主持的。在他的右面就座的很可能是S部的一名军官，这是主管训练和控制非法活动人员的部门；他的左面则是迪米特里·彼德洛维奇，克格勃在苏联外贸部英国处的代表。这个在北伦敦海格特设有办事处的机构，其任务就是为大规模的工商业间谍活动打掩护。另外两个俄国人可能是档案处的秘书和办事员，他们带来了科特尼的档案复制件。对这位中校发起攻击这件事，已经在更高一级的机构中作出了决定，本次会议的目的是拟定这一行动的具体做法。
与会者每人面前都有一份有关这次攻击目标的全面的档案，其中包括许多有关他个人的和私生活方面的材料。他们知道这位中校曾简略地告诉过他的第二个妻子伊丽莎白有关他同齐娜伊达的事，这些事是发生在他们结婚之前的。伊丽沙白不仅理解当时的局面，而且当一九六二年她访问莫斯科时还同这个姑娘见过面并且很喜欢她。回到英国后她曾写信给齐娜伊达，邀请她如果到英国来度假的话到他们家里住。
齐娜伊达是一只听话的燕子，把这封信交给了克格勃。他们复制了这封信，放进了科特尼的档案袋。
克格勃还知道这位中校的婚姻并不美满。一九六四年当他因公到莫斯科出差时，伊丽莎白曾写信给他说要离开他。这封信是在他在莫斯科国家饭店办理登记住宿手续时交给他的。他立即给她打了电话，说服她回心转意。但是，尽管这封信是通过外交邮袋转寄的，它却被克格勃截获并不留痕迹地打开过了。在交给科特尼之前，他们给这封信照了相，这些照片也成了科特尼档案材料的一个部分。
会议一开始，迪米特里·彼德洛维奇就告诉他的同事们，七月间这位中校将因公到莫斯科出差，因此决定对他的攻击将分两步走，他到达莫斯科之后不久，将以“进行了反对苏联国家的活动”的罪名逮捕他，这个罪名将以捏造的罪证为根据。他将被直接带到卢比扬卡监狱，而对他的诽谤运动就将在他同自己的朋友和官员都失去了联系的时候开始，由于他无法进行自卫，中校将被搞得名誉扫地，从而使英国政府更难于要求释放他。会上拟定了要把这份诽谤材料寄给哪些人的名单，其中将包括工党安全事务方面的发言人乔治·威格、议员们以及这位中校在哈罗市的政治代理人。
七月初，伦敦的苏联大使馆报告说，科特尼中校申请了一份入境签证，大使馆已发给了他。他将于七月二十五日到达俄国。捷尔任斯基广场的人对于这个消息十分满意。看来一切都将按照计划进行了。
在下议院夏季休会之前不久，科特尼在议事日程上提出了一个紧急提案，其内容如下：
“国家安全方面的危险。本议院：注意到过去十五年以来一再发生的安全方面的案件对于国家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意识到由于给予了某些外国使馆过多的外交豁免权——这种外交特权常被滥用于间谍目的，目前在安全保卫方面所造成的不利条件，特提请女王政府紧急审查所有使豁免权超过了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会议所允许的限度的各项双边安排，并在严格互惠的基础上同这些国家重新订立互换外交代表的条件。”在议院休会前，他向首相道格拉斯·霍姆勋爵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问他何时才能认识到苏联间谍活动的威胁，霍姆没有回答。
当科特尼中校已经收拾行装，准备七月二十五 日动身时，他计划中的旅行突然受挫。这是他自己和克格勃事先都无法预料的事。七月二十二日，由于道格拉斯·霍姆勋爵辞去了保守党领袖职务，使整个国家，特别是议院中的保守党议员们陷入了混乱。在这种形势下，科特尼中校感到自己无法再去旅行，但却没有想到要通知俄国人他已取消此行。
在这种情况下，克格勃本应全盘取消其行动。但是这样一个笨重的机器一旦运转起来就不容易停下来了。负责这次诽谤运动的官员不知道他们计划的第一部分已无法实现，还是按原订时间把科特尼的材料发出去了。八月三日，每个上了收信名单的人都收到了一大张充满了下流语言的以“待续”这样引人好奇的字样结束的传单。
如果科特尼被捕，这个故事很可能是要继续下去的，可是现在他却能够为自己辩护，并把全部情况报告了英国保安局。虽然这次诽谤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但其反效果却是使其他议员们以及性谍报活动的可能的受害者们对于克格勃的战术提高了警惕。
看起来俄国人准备指控科特尼中校进行间谍活动而把他逮捕的计划还可能有其第二层目的。当时，他们的两名头等重要的特务莫里斯和化名克罗格斯的罗纳·科恩都在英国监狱中服他们的二十年徒刑。一个在俄国被监禁的议员可能是用来进行交换的一个有分量的人质。
六、乌鸦
使克格勃得以接近西德某些防守最严的机密而布置的性谍报行动，以波恩报纸上“寂寞的心”专栏和一束红玫瑰开始，而以一个绝望的薄命女子在科隆监狱牢房的水管上自缢告终。
在这两者之间的七年里，这位心灰意懒的老处女以为她发现了爱情，而一个克格勃的乌鸦则从她那里攫取了范围广泛的绝密军事情报。这些情报包括：北大西洋公约“法拉克斯”和“法拉克斯66”两次演习的详细情况（这两次演习为的是检验西德武装力量的战斗准备情况而布置的）；北约防御准备的详细情况；一九六三年在加拿大举行的一次北约重要会议的备忘录以及西德为了对付苏联和东德特务而部署的几乎每一个反间谍计划。
西德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这次间谍阴谋开始于一九六〇年夏天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那天下午，隆诺·海因兹的公寓前门的门铃响了，当住在这里的波恩外交部三十五岁的女秘书谨慎地打开门时，她看见一位衣着讲究的中年男子站在台阶上，手里拿了一大把红玫瑰，脸上显出一副让人莫明其妙的很不安的表情。
“格特弗里德小姐”他刚说了一声就停住了，紧张的神情显然已变成了极度的窘迫，“噘，我的天哪！”他结结巴巴地说，“一定是弄错了，我想我上了一个玩笑的当了。”
他把这把玫瑰花伸过去给她，“我这样闯入您的住宅，太抱歉了，请收下这些玫瑰花吧！”海因兹小姐惊奇地看着他。同波恩政府里许多未婚女雇员一样，她的生活是有规律而又沉闷的，很不幸地缺乏罗曼蒂克。漂亮男人在门前送来玫瑰花这样的事是太难得了。她迟疑了一会儿，说：
“你到这儿来找谁？为什么带来这么多可爱的玫瑰花？”
“说来话长，”他说着，从裁剪合身的衣服的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我的名字叫海因兹·谢特林。至于这些花么，我是想……”他突然停住不说下去了。
海因兹·谢特林是一个说话温和的有教养的人，而且显然由于一场误会而正处于很尴尬的境地。海因兹小姐按捺不住好奇心和试探一下的欲望，又把门开得大了一点，笑着说，“请进来喝一点咖啡吧。我的名字叫隆诺·海因兹。”
谢特林告诉她，他是一个单身汉，是一个电影摄影师。
他解释说：“我过去的工作使我不能长期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但是现在我在波恩长住下来，在四十岁上，我想娶一个妻子。老实说，我一直在给报纸上的‘寂寞的心’专栏的广告回信。几天以前我收到一个女人的回信，她寄来了她的照片和这个地址，我仔细地抄了下来，所以不会有什么错误。很明显，我成了一个什么玩笑的受害者了。制造这种骗局的人真是残酷。”
他们很快转向了更广泛的话题。这位保守的未婚妇女过去由于全心投入工作，以至无暇安排个人私生活。现在她发觉自己深深地被谢特林所吸引，她奇怪为什么自己和这个陌生人之间有这么多共同的地方。他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谈着，这次谈话开始时只是一次喝咖啡时的简单交谈，后来竟持续了整个一晚上。在谢特林离开公寓的时候，他们已经约定第二天晚上一起吃饭。从那天起，隆诺·海因兹的私生活就以谢特林为中心了。他们一起去参加音乐会，然后在温和的晚风中沿着莱茵河畔散步。他是一个极好的主人，招待她很大方。在他们第一次会见几个星期以后，他们就成了情人。无论是在床上或不在床上的时候，都表明谢特林是世界上经历丰富的男人。他举止文雅，会体贴人，然而又很富有男子气。不到六个月，他们就同意结婚了。隆诺·海因兹的朋友全都为她高兴，甚至还多少有一点嫉妒。
还有一个为此不胜高兴的人，他送来了一大笔钱的支票以示祝贺。此人是个克格勃军官，三十五岁的间谍头子，名叫叶夫根尼·叶夫根尼维奇·兰支，他的工作是控制在西德的一批非法活动者。谢特林这个莫斯科训练出来的乌鸦，是兰支最得力的特务。那一年的一月，兰支在莫斯科指示谢特林要在联邦共和国进行重要的渗透。“这里有三个妇女的档案材料，”兰支告诉乌鸦谢特林说，“她们在联邦政府里的职务使她们都可以接近机密情报。你的任务是去和她们睡觉，如果可能的话，说动其中的一个和你结婚。你可以从这些材料里了解到她们每个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她们的兴趣，以及业余时间的活动。祝你顺利，同志！”
谢特林拿起这些材料，离开兰支的办公室，走进了莫斯科冬天晚上冰冷的黑暗之中。波恩那些心灰意懒的未婚妇女们长期以来就是联邦共和国安全部门担心的对象。被约翰·勒卡尔谑称之为“德国小镇”的这个沉睡的联邦首都，不过是个吸引人的德国地方小城而已。由于一次偶然的政治事件，它成了首都。从五十年代初期，在波恩周围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许多的部和政府机关，这就需要一大批秘书、助理、办事员、接待员和各种电气设备管理人员。这些人大部分是妇女，她们被想象中的政府工作的迷人情景所引诱来到波恩。但是她们发现她们的生活仅仅是围着办公室和沉闷的公寓楼转来转去。到六十年代中期，这种感到厌倦和灰心的年轻妇女已经有二万五千人了。和我谈过话的一个西德安全问题专家认为，她们中间至少有一半是安全方面的危险因素。这位官员告诉我：“她们有些人的亲戚仍然住在东部，这使她们容易受到讹诈和讨厌的压力。但是即使没有这一条，她们的社交活动由于波恩不能提供象柏林、伦敦或纽约那样丰富多采的有趣的夜生活因此也是很有限的。她们许多人来到波恩是希望能遇见并嫁给有钱的要人，可是她们发觉她们遇见的大部分男人都是结过婚的。即使这些男人对她们发生兴趣，主要不过是由于一时的性欲。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迷人的彬彬有礼的未婚男子要想把这些妇女弄到床上去，显然是大有可为的。”
在他们婚后的几个星期之内，谢特林已经说动他的妻子给俄国人工作了。到底是什么东西促使她头一次把一卷保密文件拿回家去，这永远也没法知道了，这肯定不是为了钱。克格勃从来不是慷慨解囊的人，世界上多数特务机构都是吝啬的。就是在海因兹和隆诺·谢特林不断发回他们得到的高度机密情报的时候，其每周所得也没有超过二百五十美元。隆诺最可能的动机是害怕失去她的丈夫。很明显，处在他这种地位的一个男人是能够施行巨大的心理压力的。他曾受过专家的训练来进行各种引诱劝说的诡计和情感的敲诈。隆诺在拿出第一份文件的时候可能是非常勉强的，但是既然拿了一次，随后的偷窃行为就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到了后来，谢特林使她的这种例行公事简直成了一门手艺。到外交部去上班的时候，她就带上东德提供的一个特制的手提包，包里有一个隐藏很巧妙的夹层。在上午工间休息之前，她把所需要的密件偷偷塞进那个夹层带回公寓。在隆诺准备午饭的时候，海因兹就用莱卡相机把密件都拍了照，她做完饭的时候，这一张张密件已经塞回那个夹层里，准备放回文件袋里去。就用这种方式，谢特林总共窃取并拍照了三千多份秘密文件。他常常得到一些特别指示，告诉他哪些材料是克格勃所需要的。克格勃要同他取得联系的时候，莫斯科电台就会播送他的专用乐曲——探戈舞曲“莫斯科的夜晚”，第二天他就会出发到事先安排好的接头地点“无人交接点”去。
这些无人交接点是一些人们难以观察到的地方，克格勃控制间谍的人员在那里留下或收到情报，这种无人交接点可能是墙上的一个洞，一节空心的铁管或者是倒在地上的树干上的一个窟窿。谢特林从那些地方得到指示，有的时候留在那里一卷没有冲洗过的胶卷以便让别人取走。在没有得到什么特殊指示的时候，他就让隆诺（她在克格勃里的代号是“洛拉”）去偷任何看来还有趣的东西。在他们所拿到的几千种情报中，有五十种和北约的秘密项目有特殊关系，有将近一千种被认为是绝密材料。
控制谢特林夫妇的克格勃人员叶夫根尼·兰支一九六七年叛变之后给西方情报人员写了材料，其中是这样描述谢特林夫妇所获得的情报的范围的：
他们复制了外交官的个人档案材料，和他在外事工作中的任务，这给进一步设置圈套和讹诈提供了一个很理想的开端。由于有了洛拉，在克 格勃总部里，我们可以事先得知，德国反间谍机构什么时候将要对我们的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哪一个谍报人员进行调查。我们得到外交部所有 文件的 副本，这些文件在归档之前都要经过洛拉的办公桌，这样，我们就可以研究来自国外的外交报告。常常是德国外交部长施劳德在波恩还汊有机会看到的那些外交报告，我们在莫斯科却已经看到了。
六年多来，这些精心拍摄下来的文件，象送牛奶一样地按时送到捷尔任斯基广场。克格勃得以获悉北约和西德所有主要的防御计划，他们发现了北约的秘密导弹中心的所在地，以及了解到了在苏联一旦侵略欧洲时所要采取的疏散计划的细节。偶尔，有些情报是通过别的来源得到的。但是对一个上级谍报人员来说只要他确知他得到的消息是准确的，确信他的工作人员没有被诱劝去为另一方服务从而给他提供假情报，他就决不会嫌情报太多。但是这种怀疑终究还是渐渐钻进了克格勃第一管理局军官们复杂的头脑里。谢特林和洛拉为这些官员们办事过于有成效了，克格勃里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德意志联邦安全机关不可能象谢特林夫妇所描述的那样的不称职和无能。靠了兰支的极力劝说，才使谢特林间谍网得以继续活动下去。
但是，并非只有克格勃的官员们才有这第二种想法，兰支本人对于特务头目的工作和他做为苏联公民的生活也日益不满，由于他的技巧和献身努力，他在西德已经建立起两个主要的间谍集团，除了谢特林夫妇之外，在波恩的法国大使馆也有他的特务在工作。兰支觉得他的努力没有得到足够的赏识，他的艰苦工作从莫斯科换来的却只是抱怨和怀疑。在西方工作期间，他尝到了另一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滋味，而他将来却只能靠克格勃给他的少得可怜的退休金来生活，这个前景使他感到恐惧。正是由于这些顾虑，而且害怕他的上司可能开始怀疑他的忠诚，促使他最后叛变了。
叶夫根尼·兰支逃到西方的时候是三十八岁，他外表平常，五呎八吋高，有一双聪明的褐色眼睛和短短的褐色卷发，他的出身背景很能使人感兴趣，让人看透成为克格勃头目的这类人是怎么一回事。
一九二八年兰支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德国家庭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成了苏联军队的翻译，一九四九年参加谍报部门。有人给他提供了一个以非法活动者身份到西方去的职位，他急切地接受了这个工作。从一九五二年起受训三年，给他起了一个假名字叫威利·康特·加斯特，又给他找了一个新的出生地点——杜尼诺沃的波美拉尼亚村，这个地区一九四五年以后从德国人手里转给了波兰。一九五四年兰支在杜尼诺沃渡过了两个星期以便熟悉他“童年时期的生活环境”，然后到莫斯科去接受间谍训练，又从这里，先是被送到来比锡，然后到东德的哈雷，最后到慕尼黑和法兰克福去接受进一步的训练。
一九五六年，他和东德妇女瓦兰金娜·鲁施结了婚，这个妇女已经给苏联间谍工作了。给了他们一千元美金，把他们派到科隆去开办一家干洗房作为他们活动的掩护。但是事实上克格勃所提供的资金要开办这样一个买卖是不够的。得到莫斯科的允许之后，“加斯特”又成了一个自动售货机的推销员。作为一个苏联特务，他每个月拿到三百五十元美金，他把这些钱存到银行里。他们的合法生意搞得很好，足以维持他的妻子和儿子安德列（一九六〇年生）的生活。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在法国驻波恩的大使馆内部建立间谍网。他收买了大使馆的看门人利奥波德·比歇尔和他的四十一岁的内兄马丁·马格拉夫（后者是服务员但无固定服务场所），这样就建立起一个理想的间谍系统。比歇尔和他的内兄拿到了照相机和录音机设备，这使他们可以复制秘密文件，并且把重要会议录下音来。马格拉夫是受过安装窃听器和秘密摄影机训练的，因此给了他必要的电器设备，以便装在旅馆的卧室和会议室里。一九六五年，他搞成了一次录音袭击——英国女王的枕边私话，这在克格勃的档案材料里必定也是绝无仅有的。那年五月，他正在莱茵河畔豪华的彼得堡饭店做事，德国政府在国家宴会和官员接见的仪式上安排了一组秘密服务员。作为其中之一，给了马格拉夫一个任务，要他服侍将到西德访问的英国女王和艾丁堡公爵，他们将住在这个饭店里。他在女王睡觉的皇家双人床的床头后边装了一个比火柴盒还小的窃听器。这个枕边私话的录音对克格勃究竟有多少价值，到底暗藏的无线电窃听器录下了什么，人们恐怕永远不得而知了。
建立起谢特林间谍系统之后不久，兰支和他的妻子、儿子就移居到法兰克福一所舒适的房子里，并用了他自动售货机企业的一部分合法利润，投资建立了一个小店和一个公司，制造另一种自动售货机和自动电唱机。
后来，对于谢特林夫妇的可靠性的怀疑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至兰支认为必须飞回莫斯科和他的上司去谈谈。他得到命令要他带着妻子儿子一起去。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如果克格勃对他表示怀疑，他们可能把他的家人扣在俄国以为人质。兰支曾和他的上司长时间地讨论谢特林夫妇的可靠性，最后总算减轻了克格勃对他们的怀疑。但是在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克格勃总部里，他没有听到或看到什么东西足以消除他对自己前途的担心。在莫斯科和上司的会见结束之后，兰支带着一家人到格连吉克的黑海休养地渡过了短期假日，就是在那里他下定决心要叛逃。
回到莫斯科之后，兰支采取了防备措施，他把他个人的档案材料摄录下来以便向西方情报人员证明他这个人的重要性。在这事关重要的时刻，克格勃认为瓦兰金娜和安德列留在莫斯科也许更聪明一些，这一着一直是兰支所担心的，他很快地、大胆地采取了行动，要求见克格勃的头子尤里·安德罗波夫本人。同意他会见之后，他向安德罗波夫申辩说，如果他回到西方而不带家属，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怀疑，人们会提出一些问题，还会进行一些调查，这就会使他的整个任务陷入危险。安德罗波夫同意让他把全家带回法兰克福。几天之后，兰支就叛逃了。所有被他出卖的间谍，这是他换取自由的代价，都被逮捕并被审讯。谢特林被判刑七年，马格拉夫和比歇尔减至三年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