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支证实，在他们当克格勃间谍的那些年里，谢特林夫妇向莫斯科提供了九百六十九件属于绝密的文件。海因兹·谢特林被捕时，他还有二十三个没有冲洗的胶卷，经过处理后，发现这些胶卷都有秘密情报。虽然谢特林的罪证已经确凿，但是开始的时候，隆诺还是拒绝说出任何可能表明她丈夫有罪的事情来，后来给她看了她丈夫的自供，在这份自供里，他直言不讳地供认，他从来没有爱过甚至没有喜欢过她，他们的相遇、求婚和结婚都是按照捷尔任斯基广场二号的命令进行的，甚至在他们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他对她的热情也只不过是作为克格勃乌鸦的责任感的表现而已。
一直到此刻为止隆诺好象还是这夫妻二人中比较倔强的一个，即使在看那些劫获的文件的时候，她脸上也没有一点表情，但是她被捕后的第四天晚上，她取下睡衣上的带子上吊了，监狱里的官员到现场的时候她已经死了。
谢特林应该明白，只让他去勾引三个女人是很幸运的。另一个成功的乌鸦名叫卡尔·赫夫曼，被德意志联邦的反间谍人员起了个浑名叫“红色的卡萨诺瓦”。有那么多心灰意懒的女秘书需要他去满足，以至在安全机关突然袭击了他并给他咔嚓一声带上手铐的时候，这个衣冠楚楚的间谍只嘟哝了一句：“感谢上帝！现在我总算躲开这些女人了！”
在将近五年时间里，卡尔·赫夫曼走遍了德国，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从一张床到另一张床。他迅速地向人求婚，老练地和女人私通，象魔术师变出丝头巾那样，施展早已熟练了的魔力来获取情报密件。由于他为东德谍报人员尽了力，赫夫曼获得两万五千以上美元，而且全部入了自己的腰包。他每天不是去向一个新的情报来源求婚，或者去和一个已有固定关系的女秘书睡觉，就是开着他的人民牌小汽车到处跑。他每年开车跑几千公里去和女人们睡觉。因为他总是经常跑来跑去，所以东德人就在他的汽车里装上了对讲机，让他不必减速就能接受指示并且用无线电报告他所得到的密件。这对任何一只乌鸦来说都是使人精疲力竭的事情，至于赫夫曼，他的精力一定是特别充沛的，他六十岁了。
在他五十五岁左右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间谍之前，曾做过好几种工作。他生于德国，学习当装配师，然后作为一个工程师到土耳其工作，他在那里结了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婚姻破裂之后，回到德国。有一个时期，他挨家挨户地推销妇女内衣。战争爆发后，他在容克飞机工厂找到一个职业，充当学徒车间的监工，战争期间他再次结婚，这次婚姻只维持了两年。
在战后不景气的德国经济生活中，赫夫曼难以维持生活，他当了个修锅的，走街串巷给人修理水壶和平底锅。后来他发明了粘合机，他的命运就变了。用发明这种机器赚的钱，他第三次结了婚，并在鲁德兴开设了一家旅游代办处。可是他的婚姻和生意很快都失败了。他又突然做起葡萄酒的出口商，正是这个显然没什么危害的职业终于把他引到间谍勾当上去。一九五三年，为了参加贸易交流会，他来到东德的来比锡，这是间谍活动最重要的会晤之地。在交易会上他遇见了东德人魏玛·布朗特。这人的公开身份是东德贸易部的一个贸易官员，实际上，他是为东德间谍机关召募新人员的官员。布朗特给赫夫曼提供了一个使他难以拒绝的机会。这时赫夫曼的葡萄酒生意正每况愈下，来比锡之行是使他免于破产的最后希望，布朗特很清楚这一点，他向赫夫曼保证，可以为他的葡萄酒在东德找到有利可图的订货。作为回报，赫夫曼则要提供关于西德经济的一般情况。布朗特开始所要求的确实是些无关紧要的情报，大部分都能在西德公开出售的材料上得到。赫夫曼几乎没怎么考虑就同意了这个建议。
后来的几个月里，他就在鲁尔区旅行，他买了城市游览图，买了有关经济和商业的杂志，买了各种工业的研究性报纸和许多内容无大妨害的类似材料。东德人给了他很多钱，这就激励他和他们进一步合作。经历了一段艰难和失望之后，赫夫曼一定认为自己找到了一坛金子。
他开始以各种借口到政府的和私人的办公室去，而且和那里的秘书们调情。他虽然不是罗密欧，但是因为他既有魔力又老练，而且总是衣冠楚楚，所以就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他对待那些年轻秘书，开始时装做富有同情心的父辈，继而扮做老练的恋人。曾经三次结婚和交过数不清的女朋友的经历为他这种表演提供了充分的准备。年纪大一点的秘书觉得很高兴，因为有这么一个能体贴人的人向她们求婚。他给每一个妇女都送去一束鲜花、一盒巧克力或者什么小礼物以表示他的爱情。接着就是一起出去吃饭，最后以在床上的胡闹来结束这完美的一天。对于从汉堡到汉诺威，从波恩到不来梅的女秘书来说，他的定期访问是一周生活的最高潮。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给他搞情报的人都和他睡觉。许多女人认为他有父亲一般的态度，很慷慨大方，和人谈话彬彬有礼，而这些就值得她们向他递交那些情报了。一旦一个女人上了圈套，她就会被劝说向赫夫曼提供一些机密文件，然后又要她多提供一些。他向她们保证这些东西并不是去搞间谍活动，只不过为了他的生意兴隆搞一点内部消息。一旦她们开始向他递交情报，赫夫曼的要求就增加了，直至要求她们偷出文件让他拍照。他常在她们的办公室里，用十六毫米的米诺克斯照相机拍照，然后毫不掩饰地送到普通照相馆去冲洗，就好象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家庭照相。
这个“红色的卡萨诺瓦”过着一种消耗精力、破坏神经的生活，他开着车疯狂地在联邦共和国跑来跑去，用他那暗藏的无线电接受指示命令；播发出他得到的情报。他不仅需要比德国反间谍机关先走一步，而且还要确信他那些女朋友彼此谁也不知道谁。他的间谍活动的一个阶段里，每一个星期，就要和分散在德国的八个女人发生性关系。他让西德外交部的年老的情报员向他提供国家机密；一个为爱情所倾倒的女人在美国科研机关威斯巴登办公室工作，向他提供技术情报；在飞机工厂的有着明亮眼睛的秘书们向他提供生产的最新发展的细节；在曼内斯曼炼钢联合企业里工作的一个爱慕他的人，则向他提供经济和工业秘密。
赫夫曼从热恋着他的女朋友——四十四岁的伊姆加德·罗莫尔那里获得了德国政府和他们驻梵蒂冈大使的来往信件的副本，就使东德人（并通过东德，使克格勃）得以知道西方对于一九五三年九月对波兰大主教斯捷潘·维辛斯基被停职并被逮捕的态度。伊姆加德遗弃了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而为赫夫曼工作，她承认自己疯狂地爱着他，在法庭上，她为自己给赫夫曼当密探的行动找了个异乎寻常的理由。她对大为吃惊的法官说，“在一种神奇力量的影响下，我帮助了卡尔，好象有个人坐在我的旁边对我说，‘你必须帮助赫夫曼’。”
对任何一个特务来说，有这样的表现都是令人吃惊的，更不要说像赫夫曼这样年纪的人了。他不但总是能满足他那些有职业的情人，而且在一些高级的休养地把东德人给他的钱的一大半都花掉了。他总是住最好的旅馆，租有套间的屋子来招待他当时的女朋友。
赫夫曼的间谍网是怎么样引起安全部门的注意的，就不得而知了。人们确信这是由于定期和他睡觉的一个情人在地中海海滨看见他和另一个新欢在一起，而打翻了醋坛子。为了报复，她给反谍报机关打了个电话。赫夫曼并不打算声明自己是无辜的，有关他的罪行的证据是无可争辩的。但他的确曾设法减轻自己的罪过，他辩解说自己只是为了思想意识上的原因而搞间谍活动的。法庭没有理睬他，判处他将近五年的苦役，伊姆加德被判三年苦役，另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艾尔弗雷德·布赫娜判刑九个月。当他被领去开始服刑的时候，这位到最后还是一个卡萨诺瓦的赫夫曼宣布说，被迫的独身至少使他能有个机会喘口气了，他说：“你们等着吧，我一被释放就要再次结婚。”
在我们迄今为止考察过的所有案例中，所设的圈套都是直截了当的。一个处在很有用的职位上的妇女被勾引后，就用施加感情上的压力的办法，而不是用威胁她要予以披露的办法，来迫使她就范。但是，乌鸦对于克格勃来说还有别的使用方法。一个女人可能在被勾引后被拍摄了用来进行讹诈的照片，但其目的是对第三者，例如她的丈夫或父亲进行策反活动。
一九〇七年在法国出生的尤金·卢梭出身于工人家庭，父亲是个车匠。他后来成了法国秘密保安机关“外国情报与反间谍局”的一个间谍头目。
卢梭年青时参加了军队，一九三九年获得上尉军衔。战后他退伍了，成了一个统计机关的职员。他在统计学方面的知识使他在新成立的“研究工作总指导部”里获得了一个职位。这个机构后来成了“外国情报与反间谍局”的一部分。
五十年代初期他被派到贝尔格莱德，任务是去协调法国在南斯拉夫的间谍活动。武官的秘书这一公开身份使他获得了外交豁免权。他觉得带着他的全家一起去并没有什么危险。他的第一个妻子在战争中死去，给他留下了六个孩子要他抚养，战后他再次结婚，第二个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在贝尔格莱德，他十六岁的大女儿莫尼克被吸收为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做他的秘书。
南斯拉夫很快就知道了卢梭真正的任务是什么，而且在克格勃的帮助下，搞了一个性谍报计划。一个克格勃官员把这个法国人的档案材料带到贝尔格莱德，这个官员和南斯拉夫情报机关的同事共同设计了这个圈套的细节。仔细地研究了有关他的材料之后，他们断定这个五十岁的特工人员卢梭很诚实，无法贿赂他，也很难对他进行讹诈。但是克格勃指出，他的女儿莫尼克却很年轻、天真、而且迷人，很容易使她让步并通过她来压她的父亲。为了勾引这个十六岁的女孩子，选了一个漂亮的吉普赛男孩来充当乌鸦，他在南斯拉夫间谍机关里上过搞策反的技术课。很快就安排了莫尼克和这个吉普赛人的会面，根据法国间谍机关的报告，说他们很快地就成了情人。莫尼克还是个处女，由于对她进行的性教育还很不充分，她还不懂得要避孕的知识，结果她怀了孕。由于害怕她父亲会生气，她求这男孩子帮她的忙。他答应了，莫尼克找了个借口说要出去短期度假，她进了一个诊疗所。她从来没想到过所发生的这一切，包括安排得很顺利的堕胎，都是克格勃性谍报计划的一部分。
在这男孩的住宅里安装有一个潜望镜和一个隐藏的照相机，莫尼克在发生性关系和后来在诊疗所里的堕胎都被拍了下来，然后就用这些照片讹诈她，使她为南斯拉夫做间谍工作，把她做为她父亲的秘书所得到的秘密情报传递过去。还对卢梭先生施加压力想使他叛变。
法国安全机关并不知道这个性谍报行动。六十年代后期，一个南斯拉夫间谍叛逃到西方，投靠了美国人，把他用飞机送到了华盛顿。在那里对他进行了长期审讯，在一次审讯中，他提到莫尼克和尤金的案子，直到这时这次叛变行为才为人所知。
美国中央情报局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法国外国情报与反间谍局，他们让他们最有经验的负责安全的官员安德列·加慕上尉来处理这个案子。有好几个星期他跟踪卢梭，窃听他的电话，希望能发现进一步的证据，但是没有结果，然后加慕飞往洛杉矶，帮助联邦调查局会见了莫尼克，她已经和美国一个做糕点的厨师结了婚，成了一个美国公民。据说她已经承认了确有那次圈套并且显然承认她曾向南斯拉夫情报机关传递过秘密情报以换取他们对她的事保持沉默。
莫尼克做为一个外国国民，又是十年之前犯下的罪行，她可以作出上面这样的交待而不必害怕被逮捕。但是她极力否认他父亲曾参与此事。加慕对此并不满意，他回到巴黎，逮捕了卢梭，把他带到巴黎北边被法国人称为“游泳池”的外国情报与反间谍局总部，对他的审讯无疑是十分严厉的。
三十八小时不断的轮番审讯之后，卢梭在一份供词上签了字，承认他曾被迫叛国，并向南斯拉夫人传递过秘密情报，而且后来在阿尔及利亚做法国大使的时候还向共产党提供了更多的秘密情报。加慕对于这个供词很是满意，允许卢梭在监护之下回家。然而，第二天早晨，卢梭回到外国情报与反间谍局总部去撤回了自己的供词，从那时起他执意说自己对于所有这些指控都是无罪的。而秘密法庭则不这么认为。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他被判刑十五年，在默伦监狱的特种牢房里，六十三岁的卢梭开始了为重新审讯而进行的斗争。他从监狱里寄出了二百八十六封信，每封信都申诉说他是无辜的。有影响的法国人，新闻记者和律师开始注意到这个案件，作家吉勒·别洛写了一本书《一个错误》，书中指责卢梭在外国情报与反间谍局手中所受到的待遇，强烈地争辩说他是无罪的。一九七一年圣诞节之前的几天，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蓬皮杜总统屈服了，宣布释放卢梭。
设法使卢梭变成叛徒的原定计划不管是否成功，克格勃无疑已通过他的女儿获得了秘密情报。圈套结束了，但它也毁了这个人，使他丢了脸，而他本来是可以忠诚不二地为他的国家服务的。
乌鸦所进行的性谍报计划并不都是异性爱的。维拉在韦尔霍内伊性学校中看到过的那些“不吭声的人”的活动，对西方的安全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最广为传播的同性恋计谋是一九五五年瓦塞尔被拉下水。海军谍报人员瓦塞尔在一九五三年被派往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馆工作，他是个性格内向、爱虚荣的人，在这等级森严的使馆里，他感觉孤独而不合群。刚到使馆没几天，他已处在克格勃的监视之下了。他到莫斯科一个月之后，这位年轻人就被邀请到一家饭店并介绍给一位吸引人的聪明的燕子，看他对这个诱饵不感兴趣，克格勃就把她换成了一只乌鸦。这次他们可成功了。这个圈套计划暂时停下来，直到瓦塞尔在莫斯科度过第二个冬天，这时克格勃必定觉得他已经安下心来工作而且已经取得了他的上级的信任。
瓦塞尔了解而且信得过的一个俄国朋友邀请他到柏林旅馆去参加一个宴会，宴会在一个豪华的私人房间里举行。吃饭的时候，可能在瓦塞尔的酒里下了药，总之，他觉得不舒服而且神志不清，有一个客人建议他躺下休息，把他带到一间屋子里帘子挡住的隐蔽幽静的地方，让他脱去衣服，他就照办了。在他的自述里他描述了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光着身子躺在床上，就我所能记得的，和我一起在床上的还有另外三、四个男人。”他看见正在给他们拍照。回到大使馆的时候，他觉得实在太难堪了而无法向上司报告这事。现在克格勃有了进行敲诈的证据，但是为了确保对他的策反成功，他们决定再设第二个圈套。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九日，他应邀到一个军官家里去作客，这位军官正在莫斯科休假。他把他们相会时所发生的事描绘得简直象一个广播剧：“他注视着我的眼睛，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这怎么会发生的呢？是不是他的眼睛给了我一个信号，还是我们被想要互相亲吻的愿望所征服？”
他们的性行为因为克格勃人员的到来而被打断了，那个军官匆忙地穿上衣服，什么话也没说就不见了。瓦塞尔发现在他面前站着两个彬彬有礼的、态度友好的俄国人，他们并没有意思要威胁或逼迫他，他们对他的心理状态的了解是很准确的；瓦塞尔很害怕，如果进一步恐吓他，会使他投到英国反谋报人员的怀抱里，或者逼得他自杀。
他们给他看了在宴会拍的照片，他们知道他到莫斯科来以后的每一个行动，警告他说他已经干了一件严重违反苏联法律的事，克格勃的这个牺牲品就上了钩而且陷入困境，只是稍稍再加一点压力，这个原来还忠于英国的傻瓜就转而成为一个很有效的苏联间谍了。
他在莫斯科的时候，向克格勃递交了他经手的秘密报告的副本，一九五六年他回到英国，他接受了海军情报局局长办公室里的一项新工作的任命，他对苏联人就更加有价值了。他在离白金汉宫不远的骑兵仪仗队广场上一座堂皇的楼房里工作，从他的窗户往下看，可以看见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的花园。无论是象征性的还是实际上，他的确是被安置在英国政府的要害部门里了，对于一个间谍来说，这间乏味的有乳白色墙的屋子真确实是一个给人带来希望的地方，屋里的每一个抽屉，柜子，文件柜塞满了各种材料，瓦塞尔后来曾这样形容这些秘密情报：“它们是这样的机密，所以根本不允许带出海军情报处。”
一九五八年，这个年轻的职员再次晋升为新任的英国海军大臣托马斯·加尔布雷斯的助理私人秘书，这次职务的变动使瓦塞尔能够接近有关潜水艇作战的秘密情报以及海军部深水武器研究机构在声纳探测研究方面最新成就的情报（这个机构设立在波特兰）。一九六一年，在这个研究基地附近的一个重要的克格勃间谍网被发现了，瓦塞尔接到命令停止他的间谍活动，直到事态恢复正常再开始行动，除去这个短时间之外，他很有效的做了六年的克格勃间谍，要不是得到一个克格勃叛逃分子的情报的话，他还可能给俄国人做更长时间的特务。此人警告美国中央情报局说英国高级海军情报正在不断地传到捷尔任斯基广场二号。立刻进行了调查，很快就追究到了瓦塞尔，他的生活远远超过他的薪金所能达到的水平。一九六二年，当他为到意大利去度假而离开办公室要去换外币的时候被逮捕了。由于间谍罪，他被判处十八年徒刑，服刑十年。一九七二年获假释后，他第一次公开谈到给他设下的圈套。他说：“它就象一个蜘蛛网，做得非常非常巧妙，我简直不能逃脱，我就是这样越来越被它缠住了。”他的这些话一定会得到许多性谍报计划的受害者的共鸣。
许多人指责保安局在瓦塞尔已经暴露出自己是搞同性恋的人的时候，还给了他掌握机密情报的合格证书。事实上他们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者，而且担心他会造成安全方面的危险。但是反谍报人员的疑虑被他的特别检查证上的字打消了，那证上写着：“此人搞同性恋，但完全可以信任，我个人为他担保。”签字者是个影响极大的人。
在瓦塞尔的案件中，很快地使用了有损他的名声的照片，因为他处在可以提供秘密情报的职位上，但是这种材料也可能被装在档案袋里几个月甚至几年，直到一个适当的机会，才被抛出来。在另一个同性恋的圈套中，克格勃就把材料卡片收藏了八年多。
一九六三年，一个意大利政府官员的儿子，十九岁的学生到苏联度假，他是个年轻的阴阳人，和一个漂亮的男孩子睡觉与和一个吸引人的女孩子睡觉，使他感到同样的满足。克格勃就给他找了一个十六岁的金发男孩做伴，他们搞了许多次性行为，都被拍摄了照片。
正象克格勃所期望的那样，这个意大利青年所受的教育和他的家庭关系，使他能在政界找到一个职业。他到外交机关服务，而且很快就进入了上流人物的行列。到二十七岁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妻子和一个小儿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对他进行了讹诈，如果过去的事被揭露，他面临着失去一切的危险：大有希望的事业、他的上层保守家庭的尊严、妻子和儿子。但是他不顾所有这些风险，这个骄傲的意大利青年拒绝叛变。他报告了当局，这件事就被小心地掩盖下来了。也可能曾经请求黑手党给予帮助。不管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对他的威胁消除了，他私生活的前途和他在职业上的前途都被保住了。他是很幸运的。而其他的人，由于缺乏他那种勇气、财富和影响，很可能宁肯叛变，也不愿毁坏自己的声誉。
七、妓院和春宮电影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八时二十分，一位巡警在距汉堡一吕贝克高速公路不远的树丛中发现一具惨不忍睹的，残缺不全的尸体。其双腿已被烧成黑炭、躯干也被烧焦，而且已无法辨认。尽管遭到这样可怕的损伤，根据警察局的记录还是很快就认出了这具尸体。死者是汉斯·阿尔伯特·海因里希·赫尔姆克，一个五十六岁的柏林的妓院老板、私人侦探、自由投稿新闻记者和强盗。尸体被发现后不到一个小时，联邦情报局和联邦宪法保卫局的电话铃就急响起来了，因为联邦保安人员要查清一个关键的事实：赫尔姆克之死究竟应当由西方情报机关的某分支机构负责呢还是其罪犯是来自东方的？
最后查明，赫尔姆克并不是一次SMERSH式死刑的牺牲品。实际上，是来自罪恶的黑社会的人杀死了他，而这正是他自己在其中生活和工作的那个昏暗的社会。但是联邦保安军官有充分理由怀疑这是他们自己的同事或来自东德的杀人者干的事。不论是东方或是西方，都有理由要这位喜欢咀嚼雪茄烟叶的德国人保持沉默。这个人吹嘘自己有着六重身份，在他所从事的多种职业方面是一部活字典。无疑他掌握了上千条致命的秘密，同时也有着上千的仇人。在我为了调查性谍报问题而涉及的所有男人和女人中间，汉斯·赫尔姆克是最使人难以置信和最富于传奇色彩的一个。
说他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是因为大多数间谍都是些不足挂齿的人物。他们之所以能够幸存就因为他们看起来无足轻重。赫尔姆克看来永远象个虚张声势的强盗。他当间谍所受的基本训练是从黑市上和大街背后的小胡同里得到的。他出售秘密就象他在战后搞水果、罐头肉和巧克力生意一样。赫尔姆克是一个口齿伶俐的颇有自信的骗子，有一种浅薄地动人之处。他认为暴力是做生意时的一种合法手段。
一个同他有密切关系的人告诉我：“汉斯为了得到他所要的东西，可以采用甜言蜜语，阿谀奉承，以致行贿等等手段。但是如果这些都失败了，他就会变得残酷无情。他会用包着橡皮的铅棍和枪来做买卖。他自己是不来使用这些家什的，他宁愿雇用打手，而不愿自己去冒生命危险或沾污他的双手。
我第一次遇见赫尔姆克是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在他那所布置得很时髦的妓院第二次被警察搜查之后不久。这个妓院也就是座落于西柏林热闹的克费斯坦达姆克劳斯维兹街四号的“克劳斯维兹食宿公寓”。从这家“食宿公寓”印制得十分精致的、金黄色的旅店名片上，人们看不出这是一家妓院、一个间谍网的神经中心。事实上，它这种把性和间谍活动搞在一起的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第三帝国时代。约瑟夫·保罗·戈倍尔最初建立起这家食宿公寓是把它作为供来访的政治家、外交官和工业家们使用的一家高级妓院的。他不惜工本地要保证他的客人在这里感到愉快，而据说这里的姑娘是全德国最美丽的。但是戈倍尔真正的兴趣并不在于款待他的顾客，在每一个房间里都有一个暗藏的麦克风，这些麦克风和地下室里由盖世太保特务控制的一架录音机相联。即使当公寓中那些显要的嫖客们沉湎于性关系而又拒绝向那些训练有素的妓女间谍们吐露其秘密时，这些录音也可以被利用来作为进行讹诈的基础。战后这家公寓作为妓院停业了几个月，然后又重新开张，向同盟国的大兵提供食宿。当赫尔姆克接手这家公寓时，他认为没有理由不继承其传统，即同时提供性方面的和间谍方面的服务。但是他和戈倍尔博士不同，在他的间谍活动背后并无政治方面的动机，他唯一的信条就是要钱。
汉斯·赫尔姆克一九一七年七月四日生于库沙文，这是易北河口一个繁忙的北方海港。其父母经营过一家食品店，但是汉斯对此道不感兴趣。战争爆发后他志愿参加了伞兵团。一九四五年，弹痕遍地的库沙文成了投机家的乐园，这种局面正适合心明手快的赫尔姆克。他父母所经营的食品店在空袭中幸免于难，当他在这家店铺中工作时，他所进行的暗交易比明交易还要多。他的一个过去的主顾告诉我：“汉斯能够搞到你所要的任何种类的食品；不论是新鲜水果、肉类还是鸡蛋。即使在实行配给制的那些最困难的日子里，只要你付得起他所要的价钱，你就会什么也不缺。”
汉斯用他的利润在黑市上购买毛皮和珠宝。他是冷酷无情的。一九四七年，他的一个雇员海因里希·柯施在一次装运肉类时企图欺骗他，在他们争吵之后几天，人们发现海因里希伸开四肢躺在黑森林一家旅馆卧室窗下的水泥路上，死于颅骨折。
当德国的经济形势开始好转时，赫尔姆克得知警察正在注意他，便决定离开德国。一九五三年他乘船到了纽约。
他很快就发现纽约的生活方式非常适合他的口味，于是便申请加入美国国籍，但是他的申请遭到拒绝。由于存款越来越少，他的社会地位也逐渐下降。先是从昂贵的公寓搬进了一家较廉价的公寓，然后又迁入了西哈莱姆区一间破破烂烂的出租房间。一九五四年，他不得不在一家通宵咖啡馆里洗盘子，有人说他还曾因为斗殴杀人而蹲过一段监狱。纽约的警察肯定是知道他的，因为他曾两次试图用假支票来支付房租。
一九五五年，他遇到了两个高龄而富有的入了美国籍的德国姐妹，从此时来运转。这就是八十四岁的约翰娜·魏特延和七十九岁的艾玛·格尔哈。她们在纽约女王区同住在一幢房子里。赫尔姆克发现她们娘家姓海因，而他自己母亲的姓是黑因。就凭这么一点点不经一戳的根据，这位口齿伶俐的汉斯说服这两位妇女相信他是她们久已失散了的外甥。他向她们借钱，最后还说服了她们同他一道回到德国。一九六〇年一月，格尔哈太太死了，她把自己的钱都给了约翰娜，而后者则认了赫尔姆克为其唯一继承人。几个月后约翰娜也去世了，而赫尔姆克在近乎赤贫的情况下一下子就继承了超过五万五千美元的财产。
一九六一年，赫尔姆克和他的情妇到了柏林并买下了克劳斯维兹食宿公寓。
当他接手时，克劳斯维兹还是一个生意中常的、守法的旅馆。赫尔姆克彻底重修了它的内部，布置起一个豪华的中心酒吧，有深色的皮沙发和柔和的粉红色灯光。这里有一种故作优雅的气氛，这里的姑娘是柏林妓女中的姣姣者，其中有许多是业余妓女，是一些想在丈夫出去工作时赚点外快的家庭妇女。有一个警官解释说，“她们可以说下午要去和朋友们一起打桥牌或喝咖啡，而实际上却是为了现钱到处去和人家睡觉。”
赫尔姆克搞的这种美丽的姑娘和煞费苦心布置起来的舒适环境的结合体很快就吸引了西柏林第一流的政客、部长、司法机关官员、银行家、电影明星和体育名手们。
开始时克劳斯维兹食宿公寓只是一家高级妓院，但是希特勒帝国时代的暗藏的麦克风和录音机很快就恢复了。赫尔姆克发现他可以用把开妓院和搞间谍活动结合起来的办法来增加自己的利润。他的第一个顾客是西德反间谍机关——联邦宪法保卫局。他们想知道到他这家妓院来逛的人是谁，他们多少时候来一次，以及他们的任何有趣的枕边絮语。赫尔姆克提供了几个月这类情报，然后才明白他可以把完全同样的情报卖给东德，从而把他的利润增加一倍。他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联系，不久就开始为两个主子服务了。
一九六二年，赫尔姆克任命了一个三十五岁的名叫乔西·英狄的匈牙利难民为食宿公寓的经理，这样他自己就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来发展其他方面的兴趣。一九六三年他开办了一个侦探业务代办处，主要业务是专门侦察离婚案件。同时又开办了一个新闻社——纽约新闻社。这使他可以得到一张记者证，他对此是极为自豪的。这两家公司大体上都算是合法生意，它们雇用了职员，获得中等利润。一九六三年五月他又建立了第三家公司，一家肉类罐头批发商店。但这家商店只存在于纸面上，它是向东德出售秘密的一个掩护。这是一棵理想的摇钱树，赫尔姆克利用他的妓院、侦探代办处和新闻社的各种搜集情报的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从他所搞到的任何有用的情报中赚钱。他可以把这些情报卖给东方或者西方，或用这些可以伤害别人名誉的材料来对其受害者进行讹诈。有时他三者同时都干。
赫尔姆克发现了一个金矿，钱财滚滚而来。此后四年他把所赚的钱投资到更多的夜总会和旅馆中去。他买了一辆大型奔驰牌轿车，住在一所豪华的别墅里。他总是试图让人看起来象一个成功而诚实的生意人的样子，总是穿一套看起来很保守的、合身的深兰色衣服，打一条配色非常恰当的银灰色领带。他在联邦政府圈子里有不少联系，为了结交有势力的人物，他是不惜提供丰盛的食物或美丽的女郎的。他的熟人圈子里也包括强盗和诈骗犯。那些拨了32—31——39号自动电话以便在克劳斯维兹食宿公寓预订一个姑娘的顾客，完全不知道在赫尔姆克所雇用的二十四名妓女中有不少竟是由东德公安部所提供的、受过全套训练的燕子。
克劳斯维兹食宿公寓每天的生活从下午四五点以后，当第一位顾客来到中心酒吧时开始。有些顾客要先同他们所挑选的姑娘一起喝一点酒，然后就带她们到一间预订好的舒适的卧室去。这种卧室共有五间，都有门通向一条中心甬道，这里生意经常很兴隆。
到一九六五年，他这种在“生意人、新闻记者、旅店老板、美食专家、侦探和酒吧间掌柜”之间保持危险平衡的活动差不多结束了。西德反间谍机关不断收到报告，提到赫尔姆克的那些由东德训练的姑娘们向顾客所提出的某些充满政治内容的问题。他们开始感到奇怪，不知道这位四十七岁的柏林人究竟在为几个主子服务？乔西·英狄也引起了麻烦。这部分是由于他感到赫尔姆克的最新的情妇，一位名叫英格伯·汉帕尔的二十九岁的美丽的金发女郎在妓院经营问题上插手太多，部分是因为赫尔姆克否定了他的建议。他曾建议把这家食宿公寓改为向中产阶级顾客提供食宿的旅店，而在柏林绿色森林另外开设一家特别昂贵的专门接待来自最上层社会的顾客的妓院。
一九六五年，英狄向西德人暗示克劳斯维兹已成了一个间谍中心，于是这里受到了三次搜查。第一次搜查时赫尔姆克的有势力的朋友设法帮了他一把。但是第三次搜查时，警察们直奔暗藏的麦克风，取走了录音设备和录音带。这件事被新闻界知道了，德国新闻记者把它同英国的普罗富莫丑闻相提并论，他们在想，究竟有多少高级别的德国人被牵扯了进去。实际上，尽管有录音带、麦克风和一本记有同东德情报人员有关的电话号码的笔记本等大量证据，赫尔姆克在法庭上只被判处了几个月监禁。这使得赫尔姆克事后得以吹嘘说：“柏林社会没有意识到它欠了我多少。是我用钱换得了我的姑娘们的沉默，如果她们开了口，我可以用丑闻把这个社会炸个稀巴烂。”当他被捕时，他以八千美元的低价把克劳斯维兹卖给了英格伯·汉帕尔，但保留了他所拥有的其他夜总会和旅馆。出狱后他又回去做他的生意。这个事件使他成了柏林的名人，而他的生意与其说受到了这件事的阻碍，倒不如说因此得益不少。他经常受到采访、被人拍照、“克劳斯维兹食宿公寓”传奇甚至被拍成了一部电影，由沃尔夫干·凯林和玛利亚·布鲁克霍夫主演。
赫尔姆克这部不同凡响的历史的结尾，是一九七三年由两名打算绑架他以索取赎金的人写成的。这一年的八月十三日，星期一，三十岁的魏·罗尔和二十四岁的弗兰兹·霍泽来到汉堡附近由赫尔姆克开设的汉塞特俱乐部，绑架了他的另一个情妇，三十九岁的格尔蒂·贝特格。她被蒙上了眼睛，用汽车送到了汉堡圣保罗区马蒂尔特大街四号一个警察的公寓住宅里。这位警察正在黑森林同他的家人一道渡假，而此时这套住宅由魏的妻子，三十岁的巴贝尔·罗尔所占用。格尔蒂·贝特格被强迫打电话给在柏林的赫尔姆克，说有紧急事情，要他飞到汉堡来见她。感到迷惑而焦急的赫尔姆克开着他的暗绿色的250SE型奔驰牌轿车到了坦普尔霍夫机场，赶了第一班合适的飞机，他在汉堡城里找不到格尔蒂给他的地址，于是就从一个酒吧间给她打了个电话，魏·罗尔开车来接他，这是开始秃顶的赫尔姆克一生中最后一次旅行。当他来到那所公寓时，弗兰兹·霍泽从背后给了他一击，他被捆倒在床上。然后格尔蒂·贝特格被他们用一辆出租车拉走，离开了这间公寓，被撂在汉堡郊外某处。回到公寓后，弗兰兹·霍泽发现这位神志仍然清醒的赫尔姆克是一个比他准备为之讨价还价的牺牲者更加危险的人物。这位强硬的前伞兵不仅没有向他们的勒索妥协，反而以极大的乐趣来向他们插叙这次无害的蠢举将引来的极其残酷的报复。赫尔姆克很有信心，以为他可以吓倒这个业余强盗，使他不得不释放他，但是这一次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赫尔姆克不是谈论如何从这场麻烦中解脱出来，而是签署了自己的死刑执行证书。霍泽惊慌失措，用一根红兰两色尼龙绳勒死了他，并将他的尸体捆起来放进一个旧铁箱。这两个人租用了一部带篷大卡车，当晚就把这部车驶到城郊把这个箱子甩下。他们急于使人们尽可能晚一些认出这具尸体，他们开始试图把赫尔姆克的身体用汽油烧掉，但未能把尸体完全烧成灰。于是他们又把残留部分拖回卡车里，然后把它抛在公路干线附近的树丛中。赫尔姆克这个曾经长期过着富裕而又危险的生活的人，由一个强悍的西德警察给他作了最后结论。这个警察望着这具惨不忍睹的尸体说道：“唯一使人惊异的事，是他居然能活这么长。”
赫尔姆克把克劳斯维兹食宿公寓办成一家搞间谍活动的妓院，他就不仅使这所老房子恢复了过去的作用，而且也继承了德国搞性谍报的传统。
在间谍史上最著名的间谍妓院是吉蒂沙龙，这是一九三五年由德国党卫军反间谍处第六部的头子沃尔特·舒伦堡建立的。由吉蒂·施米特太太经营的吉蒂沙龙以其全柏林藏酒最丰富的酒吧、最美丽的姑娘和最大的双人床而闻名。房里装有电线以收听声音，盖世太保们则在地下室里用笨重的设备录下枕边谈话。据舒伦堡说，在吉蒂沙龙中落入性谍报陷阱的一个最重要的牺牲者是意大利外交部长加利佐·齐亚诺伯爵，舒伦堡常常在妓院内巡视，每当齐亚诺光顾时，也和其他最高级的纳粹分子例行光顾时一样，据说对那个特殊房间录音的设备是关掉了的。但事实上盖世太保任何时候都在开动机器，在纳粹头头们之间你死我活的内部权力斗争中，这些录音带都成了武器。
这个间谍妓院竟是如此成功，以致希姆莱的秘密警察头子莱因哈特·海德里希认真考虑过要开办一所专供同性恋者使用的类似的妓院。希姆莱的私人医生费利克斯·柯斯顿还记得一九四一年他同海德里希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曾经讨论过这个计划。“海德里希曾告诉我他对这所房子（即这所妓院）多么感到兴趣。一方面是由于它作为一个情报机关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个人原因。他在那里的‘夫人’中已获得不少成功。此外，他还特别喜欢得到那些重要人士私房谈话的录音。在适当的时候，如果他们妨碍了他的计划，他就可以利用这些材料。”
在五十年代初期，东德派遣了一个特务到联邦共和国来，命令他教给普通的妓女搞性谍报的技艺并在卧室中装照相机和麦克风。由于法律上的原因，这里不能披露此人的真实姓名，只能以卡尔·马丁这个名字来代表。
马丁是个三十岁的推销商，他被允许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逃亡”。越境之后，他告诉西德官员说他要“摆脱共产主义”，开始一个新生活。经过例行的审查后，马丁获准在联邦共和国定居。他用东德公安部为他提供的基金在波恩附近巴特戈德斯贝格的旅游区租了一所不太显眼的别墅，他在那里作为一个自由的推销代理人，搞得很成功。这样他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掩护所。
马丁的第一个成就是说服了一位六十岁的女房东，同意他在她那所供外国外交人员使用的高级公寓的七间卧室里安上麦克风，这些麦克风同他藏在屋顶阁楼里的录音器相通。他每录得一次谈话，大约付给这位女房东七美元。这些录音带被藏在食物里送回了东德。
马丁很仔细地交待给他的妓女间谍们她们应向自己的嫖客问些什么问题。至于用什么样的最好的战术才能把这些秘密套出来，他就倚靠这些妓女的职业技巧和经验了。这是一种相当原始的性谍报活动，从中只能得到老一套的情报。由于使用了业余间谍，马丁很快就建立了一个间谍网，但这也意味着他的安全成了问题。他才活动了几个月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觉了，但后者并没有把他的活动报告给德国当局，而是向他提出一笔交易，他们认为马丁作为一个双重间谍要比作为一个囚犯的价值更大些。他们允许他把录音带送回东德公安部，但必须先经他们听过、复制并同意。
马丁对这种安排非常高兴，他可以保持自由并从两边拿钱。此后一年，这种办法进行得很顺利。接着他的间谍网被联邦共和国当局发觉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逮捕他，美国人便施加了压力。后者需要马丁继续做一个双重间谍，因为他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有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间谍活动方式的极重要的情报。五十年代，德国的安全机关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控制之下，他们的领导人也只能限于对美国的干涉提出抗议而已。这样马丁又得以活动了另外六个月，直到德国人终于无法再忍受时为止。八月间他们拟定了逮捕马丁的计划，但是当他们最后包围了他的房子时，后者却已逃之夭夭。中央情报局得到警告说，对马丁的逮捕已迫在眉睫了，于是便把他保护起来了，他们不希望把这件事闹到法庭上去。
六十年代中期，东德开始使用一种新的性谍报武器——春宫电影。这是在士兵、军士和下级官员中搞策反的一种战术，它可以搞到低级的但很有用的军事情报。从英、法、德、美来的大兵被请去参加各种宴会，在这些宴会上，秘密放映最露骨的春宫电影。有些情报只要在电影放映后轻松而友好的气氛里小心地问几个问题就能得到，东德特务有时还给这些大兵灌酒，如果认为那个人对他们特别有用，还会给他安排个女朋友。有时会随之以一次标准的性谍报圈套，或者这个训练有素的姑娘仅仅用一些无关紧要的谈话就把情报搞到手了。东德人发现春宫电影在破坏士兵的士气方面是一个极有力的工具，以至他们专门为一个特务建立了一个设备豪华的专映春宫电影的秘密影院。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德国秘密特工人员在民警的协助下，来到了距汉诺威不远的哈尔茨山脉里的一所价值两万美元的度假农舍附近。在把这所房子包围起来之后，武装人员破门而入。东德特务嫌疑犯，五十四岁的罗尔夫·德里森未经抵抗就投降了。据联邦共和国反间谍机关的材料说，德里森被派到西德来的任务是提供英国军队在东西德边界上调动情况的具体情报。据说他得到了足够的资金，在这个滑雪休养地买了三所旅馆，其中在安德列斯堡的一所，在一个地下室里建造了一个设备豪华的影院。据德国反间谍机关说，这处影院是专供免费向士兵放映春宫电影的。到执笔时为止，有关德里森案的全部细节尚未披露。
八、对北约的袭击
在波恩一处暗室的红色安全灯下，一位技术人员把一卷只有大姆指甲那样宽的黑白胶片从干燥箱中取出，放到了检视机上。他通过放大镜很快地检验了这些用米诺克斯相机拍摄的长方形的底片。这是根据波恩警方要求进行的一种例行检查，是为了抓住那些业余的春宫照片拍摄者，他们有时就使用这种不显眼的微型相机。但是这位技术员通过他的强有力的透镜所看到的东西却非同寻常。前九张底片都是文件的照片，每份文件的最上面都印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安全类——绝密文件”。
这是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六时二十分的事。就这样一个西方安全史上最令人震惊的间谍剧即将公诸于众了。在两周之内，西方在欧洲盟军最高总部中的最高级军事计划人员、一位有近四十年军令的德国海军上将将被射杀；德国特工机关第二把手将开枪打穿自己的脑袋，另外几个高级官员也将死于非命，人们即将看到西方盟国遭到其历史上最巨大的、对其安全损害最大的一次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