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波恩斯特恩大街这家照相馆的女经理特鲁德·赫尔克太太正要关门下班的时候，这位目瞪口呆的技术员冲出暗室，报告了他的发现。他简要地作了几句说明，就把胶卷和放大镜交给了赫尔克太太。后者先检查了底片，随即又检查了她的订货单档案以找出这位顾客的姓名和地址。这很容易就找到了，胶卷是上星期一送来的，冲印费已经预付了。顾客要求将底片和一套印出的照片寄到比利时去给他。他的姓名是赫尔曼·吕德克海军少将，地址是蒙斯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军官宿舍。赫尔克太太把底片锁进抽屉，然后给警察局打电话。电话被接通给第十四（政治）局侦察员海因兹·鲁多夫斯基，他立即驱车来到这家照相馆。他在那里检查并取走了这些胶片，回到办公室后，鲁多夫斯基给联邦检察院打电话请求指示。接电话的传达室看门人粗率地回答说已经下班了，拒绝把这位侦察人员的电话转给任何人。鲁多夫斯基第二个电话打给了军事反间谍机关总部，告诉他们他所发现的东西。他们很快进行了核查，发现吕德克还在波恩，正在军事总部参加一个宴会。他虽然只有五十七岁，但由于身体不好准备退休了。这次宴会就是他的军官同事们为向他告别而举行的。军事反间谍机关的三位高级侦查人员乘车来到了这座大楼。
在宴会厅里，吕德克正在以恰如其分的谦虚态度听着国防部参谋长乌尔里希·德·梅兹尔将军颂扬这位海军少将个人方面和军事方面的美德。讲话结束后，吕德克同将军一起照了相。随后，当他正准备离开时，德·梅兹尔将军把他拉到一边，安详地问道：“赫尔曼，我可以同你说几句话吗？那边有间屋子我们可以私下谈谈。”
吕德克莫明其妙地跟着他的上司走出了宴会厅，来到一间办公室。办公室的门在他们身后紧闭了。德·梅兹尔将军带着一种为难的神色朝那三位文职人员点点头说：“赫尔曼，这几位先生是从军事反间谍机关来的，我对此很抱歉，在这种场合遇到这种事似乎很不相宜，但是这件事很紧急。”
吕德克带着一副完全摸不着头脑的表情坐进了一张红色长毛绒靠椅，挨个儿瞧着这些安全人员，等待着解释。这卷胶片已经赶印出来了，他们问吕德克是否认得这些照片。
海军少将翻看了一堆家庭照片，高兴地回答说这是他照的，然后他翻到三张他的福特汽车牌照的照片，他深思地皱眉说他不记得曾照过这几张像。
当他看到另一组照片时，他那种迷惑不解的表情变成了某种程度的窘态，这些是一个迷人的金发女郎做出各种姿态的照片，有些是半裸体的，有些是全裸的。
直到他看到了最后几张照片时，这位海军少将的表情才戏剧性地改变了。在他面前的是与北约总部最近从法国迁往比利时一事有关的文件的完整的翻拍照片。这虽已是一年前的文件了，但上面仍列为绝密级。这位少将抗议说：“我从未拍过这些照片，对这些文件我毫无所知，这是个阴谋，准是有人偷了我的米诺克斯相机，拍了这些照片来诬陷我进行了间谍活动。这是非常可恶的。”
对他的调查进行了三个小时，最后弄得这位少将浑身发抖，精疲力竭。尽管这些保安人员十分谨慎不出差错，但他们也很顽强，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要赫尔曼·吕德克复述他的故事。他对这些照片所能提出的唯一解释是，有人往他身上栽赃。对于这一点，他们很怀疑。
这种说法表面上看来很不合理，这个胶卷的主要部分无疑是他的家庭的照片，他也不否认其他几张是他的汽车牌照的照片。在施加压力之后，这位陷于窘境的海军军官甚至也承认那个裸体姑娘的照片是他照的，但是他绝对否认那些文件是他拍摄的。
最后，这些保安人员收起了他们的文件，告诉吕德克说，暂时他可以走了。他们虽然公开表示怀疑他在搞间谍活动，但却又放了他，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这一点不得而知。也许他们曾希望他会冒然打一个电话，去恐吓或构陷一个可能存在的间谍网中的其他成员，也可能他们认为在调查的这种早期阶段，放掉他是无害的。
有一个德国的保安人员曾向我提出这么一种说法，认为他们的这个决定是出于团体精神，即全世界到处都有的那种军官之间的同志之情加之以对他的级别的照顾。总之，对此从未给予过正式的解释。
当这位被搞得糊里糊涂而又很生气的海军少将被人用车送回他在波恩郊外的家里时，保安人员们开了一个会。根据吕德克曾经搞了间谍活动这一假定，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他已搞了多久，又获得了多大成功？作为一个克格勃特务，他的潜力是极大的。因为他是一个了解北约全部秘密的人。直到去年一月，当他由于健康原因而卸职之前，他曾是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后勤部的副部长，这是北约最重要的部门之一。盟军的全部作战能力都有赖于这个部门的效能。而吕德克在最高总部的地位是如此之高，他只向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莱曼·L·兰尼兹尔一个人负责。
北约的保密制度有三个等级，这种制度已为其大部分成员国所采用，这就是：北约秘密、北约机密和北约绝密。任何将要接触绝密材料的官员都要经过最广泛的审查，这种反复审查可以进行两年之久。按北约的规定（各国联合司令部关于保安措施的协调办法），他的个人社会关系，家庭背景，社会生活，工作经历和教育状况都要经过详尽的调查。吕德克几年前就已经通过全面审查，认为合格了。要是没有被认为合格，他是根本不可能做这个工作的，因为这是在联盟军队中最重要、最负责的职务之一。他的工作包括监督管理价值几百亿美元的军事贮备，从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到洛克希德公司F—104型歼击机。他知道所有向北约部队发送弹药、给养、武器和燃油的路线。他了解有关大西洋上护航制度的所有细节以及遍及西欧、希腊和土耳其的秘密油管网和供九十天使用的贮油库的具体位置等绝密情况。他知道从土耳其到北极的核导弹发射井的所在地。他可以一个个指出为了摧毁入侵的苏联军队，在关键的边境地区埋设原子地雷的地方，按照设计这些地雷是准备用远距离操纵来引爆的。他所领导的部门监督并控制着北约的复杂的永久性防御工事，经管着各种固定设施如机场、信号台、无线电通讯中心、军事指挥部、雷达警报台和导航台、港口和导弹发射场。一句话，几乎所有俄国人想知道的有关北约的事情都可以在海军少将吕德克的脑袋或档案里找到。
第二天上午，吕德克穿上了他橄榄色的猎装，告诉他妻子他要外出打猎，以此为托词离开了家。由于他经常用这种方式来消磨闲暇，他的妻子对此毫不怀疑。他开车来到军事安全总部，在这里他受到了六个多小时的审查。他再次为自己的无辜辩护，说他对那些陷害人的照片毫无所知。当这些官员问他，他们是否可以搜查他的住宅时，他马上同意了。星期日，一批反间谍军官驱车来到他那陈设典雅的家里进行了仔细地搜查。他们没有找到能说明有罪的文件或供间谍活动用的装备，这一点他们可能早已料到了。吕德克要求回北约比利时总部去一次，以便为了退休办理好在军官宿舍中的私人事务。他的这一请求获得批准，当夜他就驱车到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去了，次日清晨到达。
在九月三十日星期一重新上班之前，当联邦检察长路德维克·马丁还在度他的周末时，就接到了关于此案的通知，并获知已决定此事将由军事安全部门来处理。而此时海军少将吕德克已经不见了。他在清理了自己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宿舍中几件私人物品之后就开车走了。他给自己的军官同伴们的唯一暗示就是说想去打猎，至于他在离开蒙斯后究竟去了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至今仍是一个谜。他显然不在军事反间谍机关手里，也没有打算离开这个国家。很可能是用了个假名字躲起来了，同时企图同他的克格勃操纵者联系，以便得到指示和帮助。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八天之后他被枪打死了。
吕德克之死触发了一连串自杀、逮捕惨剧和一阵动摇了北约和联邦共和国基础的间谍恐惧症。在灾祸接踵而来的情况下，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秘密情报局和法国外国情报与反间谍局派驻联邦共和国的特务奉命对它所造成的破坏作出自己的估计。不久，他们就通过大使馆繁忙不堪的电话和译成密码的电传机向上级报告了他们调查的结果。他们和北约的安全官员们发现了什么，始终没有披露过。从这个海军少将的尸体被发现的那一刻开始，这整个事件便罩上了一层保密的帷幕。
究竟吕德克是间谍，还是被人陷害了？他是如当局所断言的那样自杀了，还是为了灭口而被杀了？
我根据自己的调查，为这个事件提出了下述这样一个电影脚本，这个脚本始于这些秘密文件被显示在波恩那间暗室的放大镜前那个戏剧性的时刻。虽然吕德克在两次审查时都矢口否认他有罪，但根据我的情报，他却是克格勃的一个重要的间谍，尽管也可能是一个并非出于自愿的间谍。虽然他最有效的活动总共不过搞了几个星期，但在短短时间内他却得以给苏联人传递了范围极广的有关北约的详细情报。而同时他对那九张陷害人的底片所表现的迷惑和愤怒却也是真情。他并没有拍摄过那些保密文件。他确实受到了陷害。陷害他的人就是他在间谍活动中的主子——克格勃。
为什么他们要出卖自己人？什么东西促使他们把一个很有价值的特务交给了联邦反间谍机关？
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使我们看到了国际间谍活动的内幕。他们那个勾心斗角的复杂世界的内幕是使人惊心动魄的。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当华沙条约国的坦克和军队滚滚开过捷克边界去镇压亚力山大·杜布切克的自由主义政府时，数百名捷克人逃到了西方。其中有一些是幻想破灭了的秘密保安官员。只要有适当的诱饵，他们巴不得把自己所掌握的所有情报都卖给中央情报局，秘密情报局或任何情报机关。简·珊将军就是这么个人。他于八月下旬来到波恩，很快就让他在联邦共和国情报机关里的对手联邦情报局知道了他的身份。作为捷克国防部的党委书记，珊定期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对于克格勃在北约内部活动的间谍网的情况十分了解。联邦安全机关根据他的情报采取了行动，查出了一批克格勃间谍但没有立即逮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北约财务部门的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尼哈特·因美尔。有关他的故事下面再讲。面对这种灾难，克格勃内专门负责对北约进行间谍战的官员制定了一个计划来对他那正在遭到破坏的间谍网进行补救。他们知道，上述那批已被发觉的克格勃间谍中，有些人的事迟早总是要败露的，于是决定要从这个事件中尽量取得宣传上的好处。如果能让人看到北约已经被克格勃的特务和变节分子搞得百孔千疮，这很可能会在公众对这个联盟的信心方面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更重要的是，这可能在其成员国的相互关系方面带来严重损害。莫斯科知道，美国由于在军事方面需要保守的秘密最多，一旦失密，美国的损失也最大，所以她本来就很不乐意让北约的其他国家，特别是西德，知道她的军事机密，不愿意在安全方面冒这个风险。
按照这个酝酿中的计划，要求把赫尔曼·吕德克牺牲掉，但这并不能算是个重大损失。看起来在任何情况下，由于简·珊的揭发，这位海军少将很快会受到侦查，而且即使他侥幸逃过了审查，过早的退休很快也会使他对克格勃变得毫无用处。用这种办法来陷害他，北约的一个高级官员叛变了这件事就一定会公诸于世。他们希望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对北约组织造成政治上的损害。
用这样一种野蛮的方式来收拾他们自己的特务，这可能在他们的良心上多少引起了一点不安。因为这位海军少将始终都是被迫当间谍的。他当叛徒是违背其本意的，对于他来说，让人知道他变节了是个不堪忍受的负担。
吕德克是在一九六六年由于在巴黎落入了一次性谍报圈套，才加入克格勃的，这位海军少将虽然已经结过婚并有了五个孩子，但他那种才气横溢的性格和年青的外貌使他获得了“小伙子”这样一个外号。他在自己的军官同事中很受欢迎并对妇女很有吸引力。他很乐于利用自己的这种吸引力来把这些妇女引诱到自己的床上去，并说服她们为他的照相机摆出各种姿态。吕德克是个热心的业余摄影家，他用一台一九六二年廉价买来的旧米诺克斯相机摄影，他最喜爱的题材是摆出各种姿式的美丽的裸体姑娘。
他在克格勃的档案里被看作是一个潜在的间谍已经有很多年了。一九六六年春天，他终于落入了圈套。在“左岸”夜总会里，吕德克被设法安排同一个美丽的二十三岁的法国姑娘见了面。此人是克格勃的一只燕子。当晚，他们一起回到了这个女人在圣杭诺尔街的住处。在这里，在他们发生关系之前他拍摄了她的裸体像。在第一次见面之后，他们每隔几个星期照例见面一次。不久，这位海军少将就有了一个秘不示人的相片集，里面是这个姑娘摆出各种挑逗姿式的裸体像。最后，圈套终于扣下来了。这位惊惶万状的军官面对着一套他不曾拍摄过的照片——一打闪闪发光的，他同那个女人发生关系时的照片。如果这些照片被公布出去，就会使他的婚姻破裂并危害他的事业。对于这些照片，对方有意要价不高，只要求用一些不很重要的保密文件来交换这些底片。吕德克采取了看起来是摆脱困境的最方便的途径，向对方提供了这些资料的复制品。这整个交换过程都被拍摄下来了。按照诺言，对方交给吕德克有关他的恋爱事件的照片底片，然后告诉他，除非他答应合作，否则他把北约秘密文件交出来时的照片将在一小时内送到最高司令的办公桌上。吕德克垂头丧气地答应为对方充当间谍。
开始时，俄国人对他们这个新特务只提出了一些比较不重要的要求，只要他提供一些有一定保密价值的情报，以便使他相信他们是认真的。他们暂时不大规模利用他，原因很简单，一旦他们把他全部利用起来，那么这种大量高级军事情报流往莫斯科的情况，由于苏联会根据他们获得的最新情报而在其军事战术、军队部署和应急计划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从而一定会被西方安全机关侦查出来。这一来，吕德克就一定会受到怀疑。一定会设下圈套来试探这位海军少将。因此，即使在最走运的情况下，他的间谍生涯也是长不了的。克格勃要等待时机，直到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个绝无仅有的特务的作用时再来动用他。这个时机终于在一九六七年四月，随着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和北约指挥机关从法国迁往比利时而来到了。这时对吕德克的压力突然增加了。不仅要他偷拍绝密文件，而且要他用贿赂或讹诈手段对他手下的人员或北欧组织的其他雇员中适合的对象进行策反活动。吕德克除了服从之外别无他途。在这种压力之下他的健康迅速恶化了，巴黎时期的那个生龙活虎的吕德克一去不复返了。他从一个愉快开朗的人变成了一个易怒而抑郁的人，虽然他仍喜好拍摄漂亮姑娘的裸体象，但多数闲暇时间他都用来在单身军官宿舍里看电视或看书。在空闲的周末，他或是开车到波恩去看他的妻子和孩子，或是到艾费尔森林去打猎。他同自己的克格勃联系人有时就在这种打猎旅行中见面，他把用他的米诺克斯相机拍摄的微型胶片交给他们，或是接受新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由于北约内部改组而使他在俄国人眼中的重要性更增加了。吕德克所在的后勤生产和装备部门变成了防卫保障部门，其业务范围扩大了，把武器研究也包括了进去。按照一份非保密的北约文件的说法，“在军备和后勤方面，其主要任务是保证最有效地利用各盟国的资源，以装备和支持其武装部队。”
吕德克被迫拍摄越来越多的文件，他的健康也越来越糟。一九六八年一月，医生建议他提前退休，吕德克以感激的心情把这当成了一个摆脱这种可怕局面的办法，他宣布自己将于九月底退役，在这最后的几个月内，克格勃决心要从他们的这个牺牲品身上把最后一点油水挤出来，他们向吕德克提出了几乎是难以办到的要求。有一次，不是让他拍照，而是命令他把隼式导弹制导系统的零件偷出来，虽然吕德克曾气愤地抗议说这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他终于还是搞到了克格勃所要的这个零件。
隼式导弹，其名称来自英语“全程导航武器”的首字缩写，是一种用固体燃料推动的，用于对付低空飞机和弹道导弹的地对空导弹。它装有一个高爆炸力的碎片爆破弹头和一具导航雷达。当时，制导装置还是绝密的，俄国人也就是要考察这个装置。吕德克把这个玩意儿运到了艾费尔山里他的碰头地点，在这里由他的克格勃联系人和苏联的电子专家加以研究并拍了照片。然后克格勃的人要他把这个装置放回去，他断然拒绝了，说这样做太危险了。最后他们同意替他把这个包袱甩掉。他们漫不经心地把这个头等机密设备扔到了德尔诺村外的一个垃圾堆里，后来被北约保安人员发现了。
设法把赫尔曼·吕德克暴露给联邦共和国情报机关，这对于克格勃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工作的一个特务搞到了一些仍旧作为绝密件归类的老文件，用米诺克斯相机拍摄下来，然后这个特务照了几张停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停车场上的吕德克的福特牌汽车的近距离照片，其目的是使这个胶卷同这位海军少将联系起来。接着才是这整个行动的真正带有冒险性的部分：一个克格勃的技术专家撬锁钻进了吕德克在军官宿舍里的房间，用这卷胶片换了他相机中原有的一卷。吕德克对此毫无所知，在第二次去波恩时就用这卷胶片拍下了那些裸体照片和某些家庭照片。他把这卷胶片送到斯特恩大街那家照相馆去洗印，即使那个技术员没有从底片上看出那些文件，那么在放大照片时也一定会看到的。克格勃知道照相馆会立即同警察局联系，他们完全相信用这种方式来陷害吕德克就会使有关这个惊人发现的消息走漏到新闻界去。
看起来，由于受到这些无法解释的照片的打击，吕德克差不多给毁了。此后一周内，他一定是在拼命设法同他的联系人接头以便得到帮助。但是克格勃人员却避而不见。
最后，在十月八日，赫尔曼·吕德克终于得到了他期待已久的见面邀请。会面地点是艾费尔山打猎区。他穿上了自己的橄榄色猎服并把他的毛瑟枪扔到汽车的后座上，然后就开着汽车去迎接这次会面，也就是迎接自己的死亡！
当日下午三时左右，附近的村民曾听到过一声枪响。一个半小时后，一个名叫阿罗伊斯·岑岑的农民在一片森林的外面发现吕德克的尸体跌倒在他的汽车旁边。他是被自己这支运动步枪打死的，一颗铅头子弹从他的脊椎骨下部一直斜穿到他的胸部。一个被召到现场的医生认定这决不可能是自杀，地方警察也表示同意。但不管怎样，验尸结果却认为吕德克是自杀，或偶然打中了自己，一位警方发言人向记者说：“看来他没有关上保险就把自己的猎枪甩在汽车的后座上了。而当他钻进汽车时猎枪走火了，打中了他的背部。”
作者在为了撰写本书而进行的研究中，曾经用一支同型的猎枪和一辆同型的福特牌汽车作过试验，结果证明要重演一次发生这种意外事件的场面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据说正是这样一次意外事件要了这位海军少将的命。就算是这支枪偶然走火，子弹也不可能从那样一个角度打中吕德克，事实上子弹根本不可能打中他。要知道吕德克是个有经验的猎人，又是个射击武器专家，他不大可能以当局所暗示的那样一种漫不经心的、外行人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步枪，所谓意外事件之说是完全不可信的。认为他会以这样一种非常复杂而又困难的姿式来自杀也同样是不合情理的。
只剩下了一种可能，就是谋杀——为了灭口而蓄意杀害了这位军官。如果确是如此，那么吕德克一定认得并信任这个杀死了他的人，以致允许这个人坐进他汽车的后座，旁边就放着他那支上了子弹的猎枪。
人们很容易怀疑这是克格勃干的，他们促成了吕德克的叛变，又不愿他向联邦反间谍机关交代得太多，于是决定灭口。这一事件发生后，开始有谣言说他是被捷尔任斯基广场二号派来的职业暗杀者“结果”掉的。但是，如果俄国决定灭吕德克之口，他们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呢？事实上，吕德克被捕并受审对克格勃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会使全世界舆论都看到同盟国在保安方面的惊人漏洞。
根据我在巴黎所得到的情报，看来对这个枪杀事件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某个西方保安机关，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联邦情报局决定要灭吕德克的口，以避免一次使人难堪的审判。
在吕德克被枪杀后两周之内发生了一连串无法解释的死亡事件。吕德克之死虽然是其中较早的一起，然而却并不是第一起。在这位海军少将被杀前三个小时左右，另一个高级德国军官由于枪伤致死，这一次真的是自杀。死者是联邦情报局的副头目，五十六岁的陆军少将霍斯特·温德兰。这位长期献身于反间谍工作的军官受到政治和职业方面的压力已经很久了。一九六八年四月，前德国军队的一个情报军官、联邦情报局的创造者和头目，六十六岁的莱因哈德·盖伦终于退休了。许多人认为，在两个人选之中，温德兰可能是盖伦当然的继位者。联邦情报局的多数人员也支持他。但是他的竞争者格哈特·维塞尔中将却得到了盖伦本人的支持。一九六八年十月决定了由维塞尔继任这个职位。他那种平易的、开朗的性格同温德兰那种冷淡和官僚气的个性极不相同。温德兰对此非常失望。不仅如此，由于多年尽力为联邦情报局服务，他的身体也很不好。
吕德克变节的被揭露和简·珊将军的揭发表明了克格勃已深深渗入北约，这对于温德兰是一个最后的打击。十月八日九时，他吻别了他的妻子艾尔斯，从他费尔达芬的住宅开车到普拉赫营联邦情报局总部。他参加了一次会议，批阅了一些文件，然后告诉他的秘书几分钟之内不要打扰他。大约在上午十一点五十分，他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支九毫米口径的勃朗宁手枪，对自己的右太阳穴开了枪，十二时七分，他的秘书发现了他的尸体。
这两起死亡，一起是自杀，另一起几乎可以肯定是谋杀，已足以引起人们的波动了。但是紧接着又发生了其他十起死亡事件，其中有一些是与间谍案无关的，在正常情况下可能根本不会有人报道就过去了的；另一些则是吕德克所收罗的特务，他们因不愿被捕和丢脸而自杀了。由于对这整个事件严格保密，人们很难区分这两种情况，然而下面这几起看起来极可能是同间谍自杀有关的。
五十二岁的艾德尔特劳德·格拉本丁太太是一位离了婚的文件保管员。她从一九五二年起就在联邦新闻情报办公室工作，十月十四日她因服用过量安眠药身死。官方的解释是，她死于个人问题。
五十四岁的陆军中校约翰斯·格林是德国国防部后勤和战时动员部的一个参谋。十月十八日在办公桌前开枪自杀，三小时后死于医院。一位官方发言人宣称，他是由于自认为患了癌症而自杀的。他的朋友们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因为仅在他死前几个小时医生还告诉过他，他没有患任何不治之症。
十月二十一日，警方宣布了汉斯·海因里赫·善克博士的死亡。这是一位经济部高级官员，一周前他在其科隆公寓的壁橱中自缢身死。直到宣布之前，对其死亡一直保密。
三天之后，六十一岁的格尔哈特·波艾姆的尸体被人从莱因河里打捞出来。这是一位国防部的雇员。十月二十一日，根据一封匿名警告信，在波恩一座桥旁找到了他的公文皮包、帽子、外衣和一张留给家庭的遗言（“对不起你们，我走了这条路”）。警方宣称他是因为未被提升感到压抑而自杀的。然而，在波艾姆失踪后，曾很快从保安机关中透露出消息说，他可能是逃到东德去了。
趁着这场混乱，至少有六个高级东德特务回到了东德，这些都是几年前作为共产主义的避难者来到西德的科学家和物理学家。有一个人没有回去，就是三十三岁的哈罗德·格特弗莱德博士，这是卡尔斯鲁厄原子中心一位物理学家。他被逮捕了，据说他招认曾把原子秘密递送给东德。根据起诉，据说曾在他家里找到八百多张秘密文件的照片。当上述这些事件发生时，官员们拼命想把这一切对西方防卫所造成的损害缩减到最低限度，这使得欧洲盟军司令部乱成了一团。大约一万六千枚战术核弹头因此而重新配置，供应仓库迁移了，密码也改变了。而北约针对华约对西方的进攻而准备采取的全面应急战略——“打击计划”也重新审查过了。
总的看来，克格勃在北约内部的间谍网虽然常有挫折，但还是成功的。它在安全方面造成了短期的损害，并在其成员国之间微妙的关系上造成了无法估计的长期危害。不过，也许更使人吃惊的还不是其活动所得到的成功，而是在这整个事件背后的，竟是间谍史上最老练而有经验的策反能手之一的前英国双重间谍金姆·菲尔比。
菲尔比于一九一二年元旦生于印度，他是一位英国政府官员的儿子。虽然他的教名是哈罗德·阿德列因·罗塞尔·菲尔比，但是不久人们都称他为金姆，这是鲁德亚尔德·吉布林小说中的英雄的名字。一九二四年，他的父母回到英国，金姆在英国他父亲的母校威斯敏斯特中学获得了一份奖学金。从一开始，他就是个少有的、前途远大的孩子，他能流利地说几种语言，聪明、用功、整洁、听话。
威斯敏斯特中学是英国最老的中学之一，其校舍紧邻议会大厦。这个学校同英国政府有紧密关系，它的学生总要参与加冕仪式，而在下院旁听席上有六个座位是长期保留给这个学校学生的。作为一个寄宿生，菲尔比睡在这个学校的四十间小卧室中的一间里，并在其十四世纪的餐厅里吃饭。在这里，他经历了两件事，对他后来的发展颇有影响。他的父亲是个对宗教怀疑的人，他从小就灌输给自己的儿子以不可知论的思想。威斯敏斯特同多数英国公立学校一样，是宗教气氛十分浓厚的。作为一个听话的孩子，菲尔比感到自己对父亲的信仰和对学校的忠诚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最后竟导致了他的神经衰弱症。而同许多男女分校的寄宿学校一样，同性恋爱在威斯敏斯特中学十分流行。菲尔比也同其他男孩子大搞同性恋。后来他曾公开讲他曾经在中学里“鸡奸并被人鸡奸”。由于这种经历，也许再加上他少年时代是在国外度过的，使得他成了个局外人，他置身在英国政府机构内，却又不属于它。他成了一个对自己的国家和国家所坚持的原则失去了忠诚的人。从威斯敏斯特中学出来，他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去学历史，在这里他在政治上开始有了自己的见解。那时，在他的同学中有许多是原来的矿工，他们靠工人教育组织所提供的基金经历了十分艰险的道路才从矿坑里来到大学。他从这些人那里接受了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他成了个政治上十分活跃的人物，越来越左倾。最后他终于参加了一九二〇年成立的英国共产党，虽然他从未持有过一张党证。这件事对于大约在一九三四年他被苏联情报机关所吸收很有关系。因为这意味着虽然他是个自愿献身的共产党人，可是对于英国当局来说，他却是个政治上清白的人。
西班牙内战爆发时，菲尔比作为一个自由投稿新闻记者和一名苏联特务到了西班牙。但是他的伪装很不可靠，而在他到达后仅仅几周，当他被民警叫去问话时差一点就露了马脚。只是因为他吞掉了密码本，才没有被捕，否则他肯定会被处死。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英国情报机关一名很受信任的成员，一个搞同性恋的苏联间谍盖·伯捷斯把菲尔比吸收到秘密情报局里来了。这样便开始了菲尔比不寻常的双重生活，一方面是英国特务，同时又是苏联间谍。由于他的机敏、热诚和吸引人的个性，菲尔比在秘密情报机关中步步高升。战争初期，在他替英国所做的工作和为苏联搞的间谍活动这两者之间还没有什么大矛盾。由于两国都在同纳粹德国作战，俄国人要接近他们所需要的秘密比较容易。但是还不到一九四五年冷战开始，克格勃特务菲尔比的真正面目就已表现出来了。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警告苏联人，英国人针对苏联的间谍网正在计划搞些什么反间谍行动。有一个事例可以表明他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多么有效。
战后不久，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克格勃特务头子康斯坦丁·沃尔科夫同英国人联系，要求政治避难。这个人是以伊斯坦布尔苏联总领事馆一名“合法”参赞的身份来活动的。他为了换取在西方世界重新生活外加十万美元的 这样的报酬，准备向英国人提供一份苏联在这一地区的特务名单，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中将包括三名在英国情报机关内部活动的苏联高级特务。当地的英国总领事打了一个绝密电报到伦敦请求指示。这件事转到了秘密情报局，而有关的文件就送到了金姆·菲尔比的办公桌上。几天之后，一架苏联军用飞机突然在伊斯坦布尔机场降落，而在大为吃惊的土耳其官员还来不及靠近飞机之前，一辆俄国汽车呼啸着穿过跑道，一直开到飞机旁边，飞机的货舱门在着陆后已经打开了，从汽车上拉下来一付担架，上面有一个捆得紧紧的人体，几个人把这副担架装进了飞机，几分钟之后，飞机就飞离了跑道，把这个倒霉的沃尔科夫运回莫斯科去面对他那可怖的命运去了。
菲尔比一直到一九六三年还仍然是一个活跃的双重间谍，一九六三年，他认为还是以逃亡到俄国去为好。
在莫斯科他被当作英雄来欢迎，给了他一大套公寓，在乡下还有男一所房子。他初到莫斯科时身体很坏，这是因为他在西方的最后几个月极端紧张并饮酒过度。俄国人恢复了他的健康，使他戒了酒，把他安排在克格勃总部一间舒服的办公室里充当顾问，他的主要工作对象就是北约。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建立的，那时有十二个西方国家签订了一个共同防御协定。一九五五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为其成员国。虽然从战略观点来看，这是从根本上加强了北约的力量，但是它的加入却造成了安全方面的弱点，而俄国人很快就利用了这一点。从大战结束时起，西德就不幸以全世界被别人搞间谍活动搞得最多的国家而著称。一九六六年，罗马的国防部发表了一篇题为《内部安全》的报告，其中估计到一九五九年末，在西德全国共有六千名以合法职业为掩护的东方集团的专职特务，另外还有一万名“来访”特务。六年后，这个数字大约是八千名专职特务和一万二千名根据特殊任务而派遣过来的外来特务。一位德国官员曾悲哀地承认：“我们这里的间谍多得就象别人那里的耗子一样。”
由金姆·菲尔比领导的对北约的攻击包括传统的和电子的间谍技术，职业特务被安插到同盟国那些级别很低的职位上，而在他们爬到有权的高位之后，再开始为莫斯科工作。业余特务如吕德克之流，则是用收买、讹诈、包括性谍报圈套等手段收罗来的。
当菲尔比参与对北约的进攻时，克格勃在这个组织内部已经有好几个活跃的间谍网了。其中之一是由安格拉·玛丽亚·里诺地和她的丈夫乔治欧领导的，在意大利进行活动。这两个人都是热心的跳伞运动员，他们利用跳伞表演的机会在北约基地上飞过，拍摄秘密地区和导弹场的照片。一九六三年，意大利反间谍机关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就开始跟踪这位“红色女沙皇”和她的丈夫了。但一直到一九六七年他们被捕前，她的这个间谍网还在向莫斯科提供有用的、中等重要的情报。虽然通过西德来进行活动具有很大的引诱力，但菲尔比的第一个打击却是从南面，通过土耳其来进行的。一九六四年，他向克格勃在安卡拉的特务发出命令，要他们去物色一个具有恰当职位的，能够被说服来为他们当间谍的本地人。不到几个月，他们就物色到了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名叫尼哈特·因美尔，是北约财政部的高级官员。他可能是被收买的，也可能是基于某种思想基础被说服来为俄国人充当间谍的。但是直到一九六五年他被任命为财务管理主任，提升为北约管理人员的最高等级——A7级官员之前，他的活动一直不很重要。因美尔可以看到所有的最机密文件，因为文件上如果没有他签字，任何项目都得不到财政拨款。
因美尔是个很有价值的特务，克格勃为了菲尔比的成功而奖给他一个苏联的最高勋章——劳动红旗勋章。
由于因美尔给他们干得很好，菲尔比便把注意力转向了德国。他吸收了吕德克和另外一批特务，于是大批内容广泛的秘密便流向了捷尔任斯基广场。六十年代中期对于北约来说是个混乱时期，而对于苏联来说却是个机会难得的时期。一九六六年三月，戴高乐总统宣布法国决心退出这个同盟，并命令他过去的同盟者从法国领土上把巴黎郊外的国际总部、以及不受法国直接控制的军事基地和设施统统迁出法国。其结果使北约陷入一片混乱，一向薄弱的安全问题变得更加脆弱了。欧洲盟军司令部的新总部在比利时蒙斯附近建立了起来。在这里平坦低湿的郊区匆忙盖起了巨大的现代建筑群。在距蒙斯四十英里的布鲁塞尔城内外的许多别的房子则被弄去给北约为数众多的官僚们住。一九六六年秋，第一批一百辆由重兵护送的军事运输车从巴黎出发，上面装着秘密文件和档案。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在巴黎郊外罗康库尔的十四个成员国的国旗最后一次降下了，次日早晨它们将在蒙斯升起。表面上看来这次搬迁是一次顺利而准确的行动。实际上这是一个大混乱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克格勃的间谍们大为活跃。
简·珊将军所提供的情报是对菲尔比那个运转顺利的间谍网的第一个重大打击。因美尔也被发现了，然后，当他在其布鲁塞尔办公室里偷拍秘密文件时，被一架秘密的电视摄影机拍成了照片。他获准回到安卡拉。在那里他被逮捕并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
但是在全面垮台之前，克格勃至少还来得及对北约进行了另一次打击，虽然从安全的角度来看，这可能并不是最严重的一次打击，但它却肯定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一次。在这次把胆大妄为和高度喜剧性结合在一起的行动中，三个苏联特务竟设法偷了一个完整的导弹，然后伪装成一卷地毯，用汽车把它运过了半个德国。
这次行动是由一个三人小组来进行的。这个小组的领导者是个名叫曼弗列德·兰明格的德国建筑师。这是个三十岁的，有着沃尔特·米提式反常心理的花花公子型的间谍。兰明格是个颇有资财的人，在遇见一个名叫约瑟夫·林诺斯基的波兰人之前，他最喜爱的娱乐就是在纽伦堡的跑车轨道上驾驶费拉里斯牌跑车进行比赛。此后他就被介绍来过另一种危险的生活——受雇于克格勃来搞间谍活动。
约瑟夫·林诺斯基出生于华沙附近，是个有训练的锁匠。一九四一年他被纳粹所包围并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由于一个奇迹，他活下来了，这段经历使他极端厌恶德国和德国人，以致当他二十七岁的波兰老婆海伦娜要同他离婚时，他拒绝了并告诉她；“我永远不能冒这个使你有可能跟一个德国人结婚的风险，因为那样的话我们的儿子就得叫某个德国猪爸爸。”
一九五一年，他向波兰驻柏林军事代表团申请到华沙去看些亲戚。他获得了批准。在华沙时他被吸收加入波兰情报机关，然后获准回到西德。他始终是个低级特务，只能报告他所能找到的一些零零星星的情报，为此一年得到几百马克的报酬。在他被捕后，海伦娜曾经回想起，约瑟夫虽然常常一文不名，但是当他真的需要的时候，却总是有办法搞到钱。他还经常从国外收到大批信件。她说：“有一次我因为好奇拆开了他的一些信，他发现后竟打了我。”
一九五八年，林诺斯基遇到了曼弗列德·兰明格并对后者的生活方式和富裕印象颇深。这时兰明格刚同他的妻子离了婚，独自住在巴伐利亚州因戈尔施塔特的一所大房子里。林诺斯基此时也离开了他的老婆孩子，正要找个地方住下。他和兰明格交上了朋友，而这位建筑师就请他搬到自己的家里去住。看来他们之间并没有同性恋爱关系，实际上倒不如说他们是主仆关系。兰明格很乐意有人来照料那些烦人的家务事，而林诺斯基则和他一道过着变化无常的生活。为了挣几个马克来渡过他的困难，林诺斯基向波兰情报机关送去了一个例行报告，讲了他这个新朋友的情况。
在审讯时，兰明格说他是一九六七年被吸收加入克格勃的，当时他是到莫斯科去谈判有关一个动物饲料工厂的设计协议书的。他说在这次访问中，克格勃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充当苏联特务，那么在这个协议中将有五万美元是给他的。但是其他证据表明，兰明格可能早在一九六三年就加入了克格勃并在莫斯科受过训。
一九六七年二月，兰明格结识了一个重要的朋友，在因戈尔施塔特一个俱乐部里玩牌的时候，他遇见了沃尔夫·地塔德·诺普，这是附近策尔空军基地第七十四“星式”战斗机中队的一名三十三岁的飞行员。当时，由于“星式”战斗机经常坠毁，被认为是一种不可靠的危险的机种。那时有个流行的德国笑话，有人问：“怎么样能抓住一个‘星式’战斗机驾驶员？”回答是：“买上半亩地，等上一星期。”（指买块墓地等他死——译注）。尽管他的职业有如此之大的冒险性，这位军士长诺普仍然认为生活太平淡了。在他不值班的时候，他喜欢开快车（他有一辆十二个汽缸的马塞拉蒂牌跑车）和骑烈性马。他和兰明格一样，总在追求更有趣、更能使人兴奋的生活。他们不久就成了至交。当诺普抱怨说他在本地骑马俱乐部中没有被选为书记时，兰明格就建立起一个唱对台戏的俱乐部，让诺普当主席，他们见面时诺普常常嘲笑策尔空军基地的保卫工作做得太差。他告诉兰明格：“任何一天晚上你都可以走进去，偷走一架‘星式’战斗机。”这个有趣的情报被直接送到了莫斯科。
除了开快车和骑马之外，诺普最主要的兴趣是女人，特别是长腿，金发的姑娘们。兰明格从莫斯科得到命令，要鼓励他的朋友朝这方面发展。他收到一笔基金，用来在纽伦堡给诺普租了三套奢华的公寓，后来这个飞行员曾向他的朋友说，这些都是“我的寻欢作乐之所”。这是另一种性谍报方式。诺普用不着人帮助就能找到并勾引各种漂亮姑娘，也用不着对他进行讹诈或设什么圈套，只要能提供刺激并使他保持奢华的生活水平就行了。同兰明格和林诺斯基在任何计划中进行合作，对这位飞行员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
一九六七年春，对诺普进行第一次测验的时机来到了。已经在他身上花了不少力气和金钱，兰明格要看看结果如何。
诺普搞到了一套通行证，使林诺斯基可以进入策尔基地。这个波兰人利用其开锁的技巧进入了一个绝密库房，设法偷得了一个利顿LMⅢ型导航仪。据说这是西方这类仪器中最复杂的一种。这个仪器被藏在一批超短裙货物中偷运到莫斯科。此后的一次冒险则是从汉诺威的一个工业展览会上偷走了一个价值在十万美元以上的惯性制导导航仪炮床。这再一次表明诺普的人事关系和林诺斯基在撬锁方面的技巧这两者配合起来是多么完美。
从这以后克格勃充分相信这个小组可以获得一个空前的胜利——偷一架完整的“鬼怪式”飞机。空军已订购了八十八架这种飞机，几个月之内就要运到。莫斯科通知兰明格要隐蔽待机。可是诺普却建议偷另一种很容易偷到的武器，而且他相信这并不会妨碍偷飞机的事。于是兰明格便擅自同意并决定偷一枚响尾蛇AIM9E式空对空导弹。
响尾蛇导弹最早是一九五六年开始在部队使用的。到一九六二年美国停止生产时为止，已经造出了六万枚这种固体燃料导弹。此后在六十年代，由一个欧洲财团继续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