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舆论界得知这起盗窃事件的消息后，西方情报机关曾向国际新闻界透露了一系列情节，说由于这种导弹早已大批生产，以致几乎可以从任何一个军火商手里买到，所以这次盗窃是一起对俄国人毫无价值的、愚蠢的抢劫。但是，这个并未道破真情的故事却避而不谈AIM9E式导弹是装有一具极精致的秘密的追踪仪器的，这种仪器大大提高了它的低空性能。对苏联有价值的，正是这个制导系统，而不是那个又笨又大的火箭本身。兰明格由于缺乏把这个制导系统从火箭上卸下来的必要的专门技能，便决定把整个九英尺长，一百六十磅重的火箭弄走。诺普先对贮存库进行了一次仔细的侦察，然后告诉林诺斯基有关那些锁的详情。在研究了这个航空站的保安措施后，这个飞行员认为十月七日是最合适的日子。在这个基地里，老鼠十分猖獗，司令下令当晚要下毒饵毒杀老鼠，因此，所有养狗的住家户都接到了指示，要他们届时把狗关起来。这个意外的幸运事件解除了这件事的最后一个严重障碍。
诺普给了林诺斯基一个通行证以便进入基地。他进去了以后，诺普又把他藏了起来直到天黑。在开始偷窃前几小时，这个飞行员走到基地周围环形栅栏边的一个 选定的地方，把铁丝网切开了一大段。然后又把它松松地装回去，如果不注意检查就看不出来。午夜之后不久，他把那个波兰人从隐藏地点接出来，然后一起来到导弹贮存的地方。林诺斯基很容易地就进去了，他也没费多少劲就把一枚响尾蛇导弹从其安置架上卸下来并帮助诺普把它放上一个双轮手推车。车轮吱吱地响，然后这两个人又退回去，把几道门关好并重新锁上。
导弹从环形栅栏中抬了出来，抬到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在这里兰明格正在诺普的马塞拉蒂牌跑车旁等着他们。这个导弹太长了，以致他们必须把跑车的后窗打破才能把它整个装进车里去。为了把导弹的尖弹头盖起来，诺普从箱子里找了一块旧地毯，把它裹在这个直径六英寸的导弹上，然后他们开车跑了二百英里，横穿德国来到克雷费尔德的一所公寓，这是兰明格为了这次行动而预先租下的。他们在这里把导弹从车上卸下，然后设法把它分成两部分，用木板箱装好，贴上了“商业样品”的标签，当诺普长途跋涉回到策尔基地去的时候，兰明格就开车来到迪塞尔多夫机场，把这两个木箱经哥本哈根寄往莫斯科。货运单上标明“内装样品”。
当他的木箱平安装上飞机之后，曼弗列德·兰明格买了一张同机的机票。然而当他几小时后在莫斯科降落时，他却大吃一惊，木箱和响尾蛇都不见了。他没有离开机场就又飞回了欧洲，去察看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在迪塞尔多夫他发现原来木箱又从哥本哈根运了回去，因为随货的单据上有一处弄错了。机场的人很客气地请他把漏写的一些详情填好。他冷淡地填写了。于是木箱便顺利地来到了莫斯科。由于他们的努力，兰明格和他的同伙得到了近三万四千美元的报酬。
兰明格的间谍网由于它本身缺乏安全保障而被毁坏了。一位空军外科医生的妻子让她丈夫到后花园去捡野芹菜，他沿着基地周围的栅栏漫步，发现了铁丝网上被切断的窟隆。
经过迅速的调查，发现了导弹被盗，线索直指诺普，从诺普又找到了林诺斯基和兰明格。他们遭到逮捕、审讯，并判为犯了间谍罪。林诺斯基判了四年徒刑，诺普三年，兰明格由于是他们的头头，并被怀疑是个克格勃的职业特务，判了七年徒刑。但他只服了部分刑期。如果说俄国人对兰明格很不高兴，因为他擅自偷了一个响尾蛇导弹而使他们失掉了一架很可能到手的鬼怪式的话，他们显然也并不抱怨他。一九七一年八月，在一次最大的间谍交换中，大约二十名东德特务同六名因政治罪而被判长期徒刑的西德人相交换。在这份交换名单上的头几名中就有这位勇敢的建筑师曼弗列德·兰明格。
九、女王陛下的性服务
一九七〇年七月贝尔法斯特的报纸上开始出现一家保健俱乐部的小广告，介绍该俱乐部提供“解乏按摩”。同月，该市安特里姆路和马隆路的住户们开始发现到他们附近的两座房屋周围活动特别频繁。通宵达旦都有汽车到来，男人们急急忙忙下了车，走进这两所房子，过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又离开了。愤怒的住户们不久就明白了，原来在他们的邻里中开业的是几家生意兴隆的妓院。然而，这些满腔怒火的贝尔法斯特公民却无法知道这两所妓院和马隆路的“保健俱乐部”的大老板竟是英国政府。它们是保安局和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联合进行的一次性谍报行动的组成部份。
建立这些间谍妓院的命令，是在北爱尔兰皇家警察局特别分局——该分局是英国军队情报的传统来源，收集情报失败以后下达的。由于英国人对贝尔法斯特居民强烈的天主教感情和当地的爱尔兰共和军的组织程度严重估计不足，英国军队和当地居民之间短暂的“蜜月”很快就结束了。六月二十七日，当新教徒围困东贝尔法斯特的一座教堂时，临时武装起来的人员第一次进行了有组织的战斗。在军队宣布宵禁并对天主教大本营福尔斯路一带挨户搜查后，爆发了骚乱。到七月三日，这一周结束时，已有十人被打死，二百七十六人受了伤，财产损失估计达一百多万美元。一位英国外交官评论这次破坏时，对他的一位朋友忧郁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最大的失策。”这次失策是错误的情报造成的，在政治和治安上都造成了不良影响。北爱尔兰内阁匆匆施行了一项法律，授权当地政府在发生骚乱时可将在场的任何人一律逮捕，不管他与骚乱有无关系。同时，保安局人员、军事情报军官和特别分局官员举行了会议，研究了获得可靠情报的新办法，办法之一，就是开设妓院。
为了开设和控制妓院，保安局成立了一个特别情报组，办公室设在贝尔法斯特的一座政府大楼——邱吉尔大厦里。它的成员是一批曾在中东积极参加过谍报工作的军官，后来爱尔兰共和军称他们为“亚丁帮”。他们在大楼最高一层的办公室，以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名称为掩护，并装了警报器、能监视一切上到这一层来的人的秘密电视摄影机和防弹门。这个机构的军官都随身携带武器。
为了将这几座妓院办得合乎这一行的规矩，他们请教了英国黑社会的无冕之王伯尼·西尔弗。这是个伦敦人，一九七五年七月因二十年前曾谋杀一个同类的骗子手汤米·史密森（绰号“伤疤脸”），被判了无期徒刑。他在伦敦索霍区多年经营妓院，从中赚了六百多万美元。他住在一所英王乔治时代式样的大宅子里，举止阔绰，给侍者小费一次就是二十五美元。据说，他随身携带的现金从来不少于一千二百美元。他自称，他的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是经常换的，同他的女朋友变换发型的次数差不多，并且还吹嘘他收买了伦敦警察厅的侦探，以保证他和他的同伙平安无事。据说，一位高级警官曾长期从他那里每周领取三千美元。
一九七〇年特别情报组来请教他时，他感到和情报组合作可能使他在英国的日子更好过一些，所以就同意帮助他们开设妓院。他乘飞机到了贝尔法斯特，受到一位在保安局和北爱尔兰皇家警察局之间充当联络官的高级侦探的迎接。一辆国防部的小轿车把他们送到设在利斯本附近蒂卜维尔兵营的警卫森严的保安局总部。在这里他们向他介绍了行动计划的概况。西尔弗在贝尔法斯特呆了十天，帮助挑选合适的房屋，并对经营技巧提出了一些建议。他在北爱尔兰停留期间，给他派了一名武装警卫。
西尔弗回到伦敦以后，即着手给那家妓院招收妓女。被挑选上的姑娘不仅要长得漂亮，而且要聪明，并向她们说明，她们将参与的事业是有风险的，但报酬优厚。她们大多数都以为，将到军队妓院中接待英国军官。她们在北爱尔兰短期工作期间，每周可得报酬一千美元，这笔钱将直接存入英国银行。此外，还让她们在表示遵守国家机密法的文件上签了字，并告知她们，签字后如果向人说出真实情况，就将坐牢。对于西尔弗，仅按他在这项行动中所起的作用给予报酬，但允许他从付给这些姑娘的钱中扣留一大部分。
这项性间谍行动的主要目的是诱使北爱尔兰要人上钩，然后对他们进行讹诈，以取得情报，或迫使他们充当情报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卧室的墙上和天花板里都安装上秘密照相机。
“保健室”和妓院收费很高，但不算过分。“保健室”每人收费12——40美元，“基本”按摩12美元，“全身”按摩40美元。在安特里姆路的妓院里，性交一次收费一百美元，这是为引诱更有钱的和特殊的顾客而设的。这些“保健室”和妓院里的姑娘都是年青、漂亮和顺从的。
“保健室”的内部布置相当简朴，只有一间狭小的、设备简陋的健身房、一间蒸汽浴室和一间日光浴室。但是大多数顾客对这些健身设施根本不感兴趣。穿过接待厅，再通过一道后门，便来到一个灯光幽暗的走廊。走廊两侧是两排挂着窗帘的小房间。每个房间有一张铁床，一把木椅和一个衣柜。周围墙上嵌着大镜子，顾客从镜子里可以看到屋里所进行的一切事情。通过这种双向镜子，可以从室外向室内拍照。
两家妓院布置得比“保健室”更舒适些，有柔和的灯光和厚厚的地毯。顾客们在客厅里等候时，还能享受免费的鸡尾酒或咖啡。所有的房间都安装了窃听器，顶楼上有操作人员可用录音带将房间里的对话录下来。他们还可以从顶楼用35毫米奥林匹斯牌遥控照相机把每个卧室内的情景照下来。这种照相机里装着电池发动机。揿动电动快门后，可以自动卷片。为了掩盖这些机器发出的声响，还往卧室里播送音乐。
一九七一年三月，这一行动取得了一次重大成绩，使当局查出了杀害皇家高地火枪队第一营三名年青士兵的凶手。这三个士兵于三月十日在贝尔法斯特郊外被人枪杀。后来，当局发表了一项声明，说已经答应给予向当局报告凶手姓名的告密者以全面保护。声明说：“我们知道我们在追捕谁……我们确信所获情报是确切的，然而从法律上说，要取得更多的详尽的证据，可能非常困难。”
声明所没有明言的事实是，向当局报告凶手姓名的是贝尔法斯特社会中的一位头面人物，他在逛了一家上述妓院之后，受到胁迫，而充当了告密人。这个人的代号叫“大帕迪”（帕迪是爱尔兰人的俗称——译注），是一位著名的、受人尊敬的政界人士。他同一个反联合分子立宪主义政党有关系。他在讹诈之下不得不向保安局提供了某些人名和地址，有些人因此而遭逮捕。后来他被人打死了。
据报导，还有两个妓女，一个来自英格兰，另一个来自都柏林，也死于非命。她们在一次从贝尔法斯特执行任务后归来时，在伦敦被人杀死。可是一直无法证明她们的死肯定与性谍报行动有关。
爱尔兰共和军在爱尔兰陆军情报机构的电话线路上安装了窃听器，他们发现，传到保安局去的情报在增加。于是，妓院的真相大白。
一九七二年八月下旬的一个周末，伦敦、贝尔法斯特和都柏林三地的爱尔兰共和军的成员，在都柏林北部豪斯山上一座房子里举行了会议。会议由爱尔兰共和军情报局副局长主持，目的是讨论如何对付性谍报机构和以“四方洗衣店”为掩护的另一个收集情报的机构。他们同意袭击这个洗衣店，但对妓院怎么办，发生了分歧。会上提出了三种意见：第一种，主张引诱一些英国官员进入妓院，以便在宣传上取得好处。并有人建议当时的北爱尔兰大臣威廉·怀特洛幕僚班子里的人可以成为这种圈套的合适的对象。等这些官员一出妓院，就对那里进行袭击，夺取照片胶卷，然后把这些照片设法转到美国和欧洲的新闻界手中，使保安局丢脸。第二种建议与第一种建议想法相同，只是引诱的对象换成外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第三种建议是，同时攻击和捣毁洗衣店和妓院。经过三个小时的讨论，第三种建议获得通过。袭击的详细计划也制定出来了。这时已到下午，他们就到海边游泳去了。
十月二日，星期一，由爱尔兰共和军的男女成员组成的一个特别行动组，按照总部的命令，乘车从都柏林到了贝尔法斯特。他们领取了武器，分成两个小队。一个小队袭击了“四方洗衣店”停在敦穆瑞的一轮货车，打死了司机萨贝·泰德·斯图亚特。第二小队又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用手枪和冲锋枪袭击了“保健室”，另一个袭击了安特里姆路的妓院。后来爱尔兰共和军声称，在这次战斗中，有五个英国特务被打死，其中包括代号叫“吉姆老板”的妓院第二把手和一个姑娘。据称这个姑娘是一位英国陆军准将的女儿，但她在性谍报活动中起什么作用，却不得而知。
英国军方否认了所有这些说法。他们说，只有泰德·斯图亚特被打死了。他们承认斯图亚特是从事秘密活动的。不管怎样，十月二日星期一早晨安特里姆路上的机构遭到了某种形式的袭击，这一点看来是肯定的。那天，这条街被英国部队封锁了，人们看到从这所房子搬出来包括照相机、录音机在内的各种设备。爱尔兰共和军给这次行动取了个代号叫“列奥”，但人们在私下则称之为“娃娃酒馆行动”，这是对于都柏林过去一家臭名昭著的妓院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称呼。
这次袭击发生后，“四方洗衣店”和剩下的几家妓院都关闭了。它们的伪装已被充分地揭露，再没有什么继续存在的价值了。
很难说伯尼·西尔弗是不是为同当局合作搞了这项性谍报行动就能暂时免于警察的监视。从长远看，无论是他的贿赂，还是他以私人资格为王国政府进行的间谍活动，都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好处。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他因为把公寓房子租给妓女，而被监禁六年。当他坐牢时，警察局又对他一九五六年谋杀史密森一案收集了确凿的证据，足以判刑。
很久以来英国情报部门就认为妓院是有价值的情报来源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温斯顿·邱吉尔曾命令一支突击队对纳粹占领的法国进行袭击，以便俘获一个德国陆军妓院的全体人员。一九四四年一月下旬，英国陆军情报局获悉，德国任命埃文·隆梅尔为荷兰到卢瓦尔一线的德军总司令，这项任命使德军士气下降。据说那些仍然信仰纳粹主义的、狂热的德国青年军官对这项任命深为不满，他们认为隆梅尔并不积极拥护元首。如果这个情报属实，盟国便可以利用这个条件来削弱德国在欧洲这个极其重要的地区的指挥机构。问题是如何证实这一情报。一次会上，英国军事情报局局长偶然提到，利西俄附近的一个军人妓院里的妓女大概是对德国军官士气能做出最准确判断的人。从勒阿弗尔到瑟堡只剩下了这么一家妓院，完全是为了满足隆梅尔属下的高级人员的需要才维持营业的。情报局长说：“这家妓院有七个姑娘和一个老鸨。”邱吉尔嘴里衔着雪茄停了一会儿，然后用低沉的声音命令：“把她们弄来。”
这个命令导致了在这次战争中也许是最古怪的一次袭击。一队有经验的突击队员非常秘密地在英吉利海峡南岸的一个港口集合，听取关于攻击计划的传达。然后用小船把他们运到利西俄附近登陆。同时，另外两个小组在皇家空军轰炸机的支援下，在目标的两侧发动佯攻。
最初，突击队员们以为是派他们去劫持隆梅尔的，后来知道他们是去抓一群妓女和一个年纪大的老鸨时，会场顿时大乱，响起一片欢呼和尖叫声。在他们顺利地渡过了波浪滔滔的海峡之后，便在目标近旁登陆。当这些突击队员往前推进时，他们可以听到连续不断的飞机轰炸的爆炸声。这天是一月下旬，夜间没有月光，他们一时找不到妓院所在的那幢别墅。最后，他们发现了这个院子，就小心地爬行穿过灌木丛来到高耸的围墙跟前。他们原来以为必须得爬墙，可是院子的铁门却敞开着，也没有人看守。德国人万万没有料到，一个妓院竟成了军事目标。
突击队员们的脸涂成黑色，握着冲锋枪，在宽阔的碎石车道两边的矮树丛中穿插前进。从关上了的百叶窗中传出了钢琴的声音。台阶前停着德军参谋部的几辆小汽车，司机们等待军官们从里面出来，正在抽烟、聊天借以解闷。他们被突击队悄悄地弄死、并拖进灌木丛。然后，突击队员跳上石头台阶，冲进屋去。他们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从床上把那些尖叫的妓女抓起来，并开枪把嫖客打死。然后，他们将这七个妓女和一个老鸨的眼睛蒙住，把她们反绑起来，赶到沙滩上。信号灯的闪光穿过了漆黑的海面，一条小船划到岸边。突击队员登陆后不到两小时，他们和被俘的人就坐着汽艇高速穿过英吉利海峡驶回对岸了。
回来后，尽管好几个妓女因晕船而感到不舒服，但立即用汽车将她们送到伦敦，由军事情报局进行审询。她们平复之后，证实了原来的情报是正确的。隆梅尔的参谋部里有一个反希特勒的派别，它得到这位陆军元帅和驻法军事长官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盖尔将军的支持。这些妓女作为战俘直到盟军在法国登陆后才被遣返法国。由于这次袭击性质离奇，并有争论，所以在官方修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凡提到这次事件之处都删去了。
战后，秘密情报局在德国和奥地利都曾雇用妓女利用枕边谈话从俄国士兵口中骗取机密，但是这样得来的情报的价值是微乎其微的，英国人对这种活动从来不怎么积极。但法国人对此却相当重视。据一位前英国情报官员说，有一个时期，法国军事情报机构雇用的妓女达400名以上，她们“躺在‘维也纳森林’中，尽最大的努力从事她们的工作。”
这种活动由于存在着被公众揭露的政治危险性，保安局很少设立这种妓院圈套。有此必要时，设立的时间也总是很短，并且选择安全上最有保证的地区，如北爱尔兰这 类地方。
因此，英国的性谍报活动往往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这种活动，由于起的是反特作用，所以由保安局领导，而不是由秘密情报局领导。
英国没有一个单独的、秘密的和无孔不入的情报机构。在这一点上英国象美国，而不象苏联。它有两个独立的组织，分别从事收集情报和反特保卫工作。长期以来，一个组织被称为MI——5，另一个为MI——6，但是这种叫法是不确切的。
"MI”是军事情报二字的英文缩写，这个词是错用的，因为就收集情报的活动而言，这两个组织都和军事无关。海、陆、空三军各有自己的情报机构，它们通过国防部情报局相互联系并同非军事的情报机构联系。MI——6确切地说是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相似。M1——5，即保安局，相当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秘密情报局，是由外交部控制的，并向外交大臣负责，当然，这类机构向局外人所能负的责任是有一定限度的。保安局归内务部领导。人们提到保安局时，差不多总是用它的全称，而避免用简称，因为它的字头“SS”和纳粹德国的黑衫队的字头相同。
保安局和秘密情报局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它们经常闹翻，进行激烈的竞争。一九六九年爱尔兰的局势爆炸时，这种情况就曾发生。北爱尔兰是作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应属保安局管辖范围之内。南爱尔兰由秘密情报局管。两个局对爱尔兰爆发战争都毫无准备，它们白手起家建立情报网的工作又由于划分职权范围引起的激烈争论而大受影响。
秘密情报局是英国各情报机构中最大的一个，‘在伦敦全市设有许多办公处。它有两个主要办公地址，一个在诺森伯兰大街的一家旅馆里，在这里接见准备吸收的工作人员；另一个在白金汉宫附近的安女王大门二十一号，该组织的行政机构设在这里。国外的秘密活动由秘密情报局的官员和一支秘密的军事力量——特别航空局的成员执行。
保安局比较集中，它设在雷康菲尔德大楼，离公园巷的希尔顿饭店不远。由于保安局没有逮捕权，他们和警察局特别分部密切合作，由警察局替他们进行搜查和逮捕。保安局只雇用包括北爱尔兰人在内的英国籍人，男女都有，它比秘密情报局更加带有军事性质。它的所有成员都经过反特和反暴乱训练。为了使它的人员最大限度地适应工作需要，退休年令规定为五十五岁。
一九六二年，这两个机构之间的竞争演成一场极大的丑闻，使整个机构发生动摇。这次丑闻即所谓普罗富莫事件，因为事件的著名主角叫普罗富莫。事件的中心是一个俄国间谍和一个漂亮的应召女郎。虽然已有许多文章写到这个事件，但是本文是第一次揭开这次出了毛病的惊人性谍报行动的内幕。
一九六一年一月，保安局局长罗杰·亨利·霍利斯爵士召开了一次高级顾问会议。亨利爵士是一位有雄心的、积极的情报官员，喜欢进攻，而不喜欢采取守势。他是汤顿教区的主教的儿子，生于一九〇五年，在牛津大学毕业后，立即到国防部任职。五十年代初，他被派到澳大利亚，帮助建立全国保安系统，很快就卷入了他的第一次政治丑闻。一九五二年克格勃在澳大利亚的间谍头子弗拉基米尔·彼得洛夫叛逃了。据说，他交给西方保安人员的文件中，有一份共产党在澳大利亚的间谍名单。彼得洛夫提供的名单引起了澳大利亚对政府部门和文职官员进行了一次大清洗，这次清洗严重地影响了澳大利亚工党获得政权的机会。虽然这份名单可能是真实的，但至今有人怀疑这份名单是保安局伪造的，至少其中有一部份可能是伪造的。
霍利斯回到英国，在伦敦时髦的肯辛顿区买了一幢昂贵的房子，安心在该局从事这项大有前途的事业。他在反特机构中步步高升，并获得多种奖励，其中包括一九六〇年被授予爵士称号。
尽管亨利爵士过去是有成绩的，但当他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召集他的顾问们在雷康菲尔德大楼开会时，会议的调子是低沉的。由于波特兰武器机构里的一个间谍集团的被揭露，新闻界对保安局进行了尖锐批评。不但有一个重要的克格勃间谍集团在英国绝密机构中活动达六年之久，而且其中一个主要的间谍——哈里·霍顿，虽说是个已知的特嫌人物，却仍然被允许掌管机密。尽管这些间谍最后都被逮捕，但保安局还是大倒其霉。这次一月会议上情绪低沉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缺乏工作效率，而是因为亨利爵士对秘密情报局在工作中获得了一次重大成功而感到恼怒。
一九六〇年，苏联军事情报组织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的一个名叫奥列格·潘科夫斯基的上校在土耳其设法同美国中央情报局挂钩。中央情报局对这个上校进行了调查，断定他一定是克格勃安排的诱饵，便拒绝了他提供的情报。于是潘科夫斯基又去找英国秘密情报局，发现他们比美国人热情得多。潘科夫斯基的工作是估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导弹能力（同苏联导弹）对比的优点，因此他必须对苏联导弹的储备和研究计划有相当深的了解。这也就是他要兜售的情报。当他的价值和诚意逐渐清楚后，中央情报局不得不去找秘密情报局，要求参加这项工作。一九六二年古巴危机期间，潘科夫斯基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告诉了美国人苏联领导的真正意图。
秘密情报局的成就激怒了亨利爵士。他命令他的工作人员去找一个在联合王国进行活动的可能被策反的同样高级的苏联人。他们想到了一个人，叫尤金·伊万诺夫，此人表面上是苏联使馆的海军武官，实际上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的一名少将。
尤金·伊万诺夫体格粗壮，看起来并不机敏，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有经验的、卓越的间谍专家。在外交界中他有个绰号叫“狐狸脸”。他的任务是渗透到波特兰武器机构中去。伊万诺夫平时穿得很漂亮，晚上常喜欢到夜总会去。他看上去很欣赏资本主义社会的花花世界，保安局感到，如果价钱合适，他可能会出卖自己。一月会议上决定，作为策反的前奏，先带领这个俄国人去领略英国社会的一些特别迷人的享受。会议结束之前，大家对这次性谍报骗局的大致轮廓取得了一致意见。
为这次“伊万诺夫行动”选择的中间人是伦敦一个时髦的整骨按摩大夫、业余画家、兼向官方提供妓女的斯蒂芬·沃德医生。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学会了他的专业。一九三九年，他加入了皇家陆军医疗队，六年后晋升为上尉。在印度任职期间，他同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集团交往的结果使他养成了他的社交风度。他举止彬彬有礼，精通桥牌；虽然从老眼光来看，他的相貌一点也不漂亮，但对女人却有催眠般的魅力。这些特点是他成功的原因，也是他失败的原因。
一九四七年，他回到伦敦，挂牌营业。不久，美国大使、温斯顿·邱吉尔爵士、保罗·格蒂和伊丽莎白·泰勒等都成了他的座上客。从社会最上层到最底层，沃德广泛结交朋友。他认识伯爵和政界要人，同时也和流氓、毒品贩和妓女厮混。他以认识最富有刺激性的女人著称。不久，有钱有势的人将伦敦的一些最漂亮的妓女取名为“沃德姑娘”。例如：曼迪·赖斯·戴维斯、克里斯汀·基勒等都是他豢养的名妓。有一次沃德提到基勒时说，“我把她领来的时候，她只是一只没人要的杂种猫。她要求的太高太急了。本来她是会成为一名伯爵夫人的。”
由于他和一些高级政界人士交往，保安局对他进行了调查，对他的行动了解得一清二楚。当保安局需要利用他为来访的国家元首提供合适的女人时，他们就通过他的朋友和后台阿斯特勋爵进行。
阿斯特家族的成员一直是权势显赫的人物，他们在政界、银行界、商界和外交界活动。三十年代时，伦敦郊外规模宏伟的十九世纪大厦“克莱夫登”，成了幕后外交和政治交易的同义语。当时克莱夫登是豪华的宴会和放纵的性行为的场所。亚历山大·波普在他的《道德散文》中，谴责挥霍了大量金钱在那里修建了这座豪奢大厦的白金汉公爵二世。诗中写道：“在克莱夫登精巧的房间里，放荡的施鲁斯伯里和情人尽情欢娱。”
阿斯特和保安局的高级官员关系很好，他对保安局有求必应。在他看来，这也是为国尽力。在这次行动中，保安局给他的指示很简单，他只须给沃德和伊万诺夫安排一次见面的机会，并没有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没有预先向沃德说明他将和这个人会见。他们准备让事情自然而然地发展。
阿斯特安排了一次午餐会，不出所料，沃德和伊万诺夫见面后相处得很好。这次见面后不到几个星期，他们就成了朋友。沃德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画家，给好几位皇家成员画过像。他问伊万诺夫，是否可以给他画张像，这个俄国人马上同意了。作为答谢，沃德给伊万诺夫介绍了几位漂亮的女人，并且邀他到郊外的克莱夫登庄园的一座小屋里去住一阵，那是沃德花了很少一点钱从阿斯特勋爵那里租来的。
七月九日星期日，沃德和伊万诺夫、克里斯汀·基勒等一帮人都在这幢房子里。快到黄昏时，他们决定到阿斯特的户外游泳池去游泳。这个游泳池紧靠着主楼。这天阿斯特勋爵也在招待客人。客人中有国防大臣约翰·普罗富莫和他的夫人。
饭后，阿斯特勋爵提议到院子里散散步。他们漫步来到游泳池围墙边时，被一阵笑声所吸引。阿斯特伯爵推开高墙的大门，让客人进去。恰恰在这个时候，克里斯汀·基勒一丝不挂地从游泳池里上来了。约翰·普罗富莫走在最前面。后来沃德说，“他一定看到了克里斯汀全身的每个部份了。而她也真值得一看。”
克里斯汀和国防大臣从这次邂逅开始了来往。这给普罗富莫的事业和亨利·霍利斯爵士的策反活动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约翰·普罗富莫和克里斯汀·基勒发生关系的事，很快被保安局知道了。保安局曾讨论能否通过这个大臣对伊万诺夫进行策反，但是他们的结论是这样做在政治上冒的风险太大了。他们没敢这样做，相反，他们派了保安局的一个高级官员去见普罗富莫，警告他不要和克里斯汀接近。但是这位官员说的话太含蓄了，被国防大臣完全误解了。这位官员本想以暗示的方式告诉普罗富莫，说他已经同一项秘密行动发生了牵连。大概普罗富莫以为，这位官员只是提醒他如果他继续和克里斯汀来往，就可能闹出丑闻。如果他是这样去理解的话，那这次谈话对他和那个年青女人的关系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因为这时他太迷恋这个女人了，他的事业是否因此会受到影响他已不放在心上。霍利斯既然未能阻止普罗富莫和基勒的来往，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伊万诺夫进行策反上。
伦敦社交界所能提供的一切享乐都向这个克格勃特务敞开了大门。表面看起来，伊万诺夫好象被新的社交活动迷住了。事实上，他对这次策反活动早有警惕，他第一次和沃德共进午餐及其后的每次会见，都向莫斯科汇报了。最初，克格勃命令伊万诺夫对保安局采取将计就计的做法。因为通过沃德，伊万诺夫可能打进英国的许多重要部门。但是，在第一次和沃德见面以后的几个月里，在和普罗富莫相遇之前，伊万诺夫发现他和这位按摩整骨医生保持密切关系还有另一个好处。这个俄国人在沃德的伦敦公寓住宅里发现了一个双向镜。这块镜子并不是沃德装的，它是这套房子的前主人安装的。但是，沃德用它看过他的朋友性行为的情况，并拍下了大量照片。他从这些底片里洗出了三套照片，并贴入相册。伊万诺夫懂得这些材料是进行讹诈的绝妙的材料。他将一些最有价值的照片秘密地复制了一套送回莫斯科。这些照片现在仍保存在捷尔任斯基广场的总部的档案库中，时机一到就将使用。
普罗富莫和克里斯汀·基勒之间的关系使俄国人对沃德的机构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伊万诺夫接到命令，要他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对国防大臣进行策反。伊万诺夫对交给他的任务忠诚到了这种地步：这个异性爱的苏联人为了想弄到一些情报，竟和克里斯汀·基勒的一个有男风之好的男朋友同床。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克里斯汀·基勒的一个男朋友来到沃德在温波·穆斯的住宅向房里开了枪。他嫉妒的怒火使这件本已接近沸腾的丑闻一下子爆发开来，成了报纸上的头版新闻。舰队街几个月来已经知道普罗富莫和一个应召女郎有来往，但是，关于这件事以前没敢发表过一个字。现在他们对这一耸人听闻的消息大肆渲染了。事情发生后，亨利爵士一直竭力保持镇静，暗暗祈祷伊万诺夫叛逃。如果他真叛逃了，这次秘密行动就站得住脚了。他不相信普罗富莫的私通事件会有向俄国人洩露机密的任何危险。他这种看法肯定是正确的。但是事情的发展已超出了他的控制。六月六日沃德被捕，七月底他服毒自杀了。过了几个月，亨利爵士被迫放弃了每年一万六千美元薪金的职务而退休了。他迁到西部布里奇沃特镇附近的“十字路别墅”去住，种植玫瑰花度过他的晚年。这个满腹牢骚的老人认为，他忠心耿耿为国服务四十年以上，而国家却亏待了他。普罗富莫辞去议会的职务后，从事慈善事业和访查监狱，成了默默无闻的人。克里斯汀·基勒于一九七一年结婚，但是一年以后就和她丈夫分离了。
一九七三年十月，亨利·霍利斯去世了。有两天的时间，在他所住的房子里发生了往常所没有的异样活动，特别分局的官员们在窗帘紧闭的室内进行了仔细搜查。据信，这些官员是在寻找这位间谍专家可能遗留下来的录音带或手稿。他是被禁止写自传的，但他可能临死前给外界留下了遗言，留下了关于这次性谍报陷井的真情实况的说明。这次行动由于一位皇家政府部长偶然碰见一个裸体的妓女而出了毛病。
在闹出这件丑闻期间，伊万诺夫返回了莫斯科。现在他成了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的最高一级的官员。他的党对他的忠诚从来没有怀疑过。事后看来，这次进行的策反似乎太天真了。但是，其后进行的一些差不多完全一样的行动都很成功。比如，策反伊万诺夫失败后不到十年，保安局说服了克格勃非法活动者奥列格·里雅林叛逃。
一九六九年，里雅林以一个贸易官员的身份为掩护随苏联贸易代表团来到英国。这个团住在伦敦北部的海格特。三十二岁的里雅林是克格勃派驻第一总局T分局科学技术部的官员，他是来帮助协调在工业方面对英国进行间谍活动的。这项任务并不困难。英国和苏联签订贸易协定后，英国的制造商渴望进入新的能赚钱的市场。为了推销商品，他们为来访的苏联人安排参观工厂和实验室的导游活动。甚至商务部货物清单中必须有特许证才能出口的保密项目也可以参观。
保安局很快查明了里雅林不但是一个克格勃特务，而且是一个可能叛逃的人。他已结婚，家在俄罗斯。但他又和他的秘书伊林娜·捷普利雅柯娃发生了关系。保安局设法引诱他们陷进了性谍报的圈套，拍下了照片；同时，里雅林交的几个英国朋友则纵恿他享受一下西方的花花世界。里雅林开始酗酒。一九七一年八月，由于他歪歪斜斜地驾驶他的希尔曼牌汽车，被两个警察扣住了。对他进行了血液酒精含 量测验，结果证明他是酒后驾车，于是将他逮捕了。由于他的身份没有外交豁免权，他知道他必须出庭受审，这个案件完结后，他就会马上被送回俄国。在他生活中这一关键时刻，保安局把以前拍下的照片给他看了，并向他提出一笔交易。只要他叛变并将苏联间谍活动的详细情况如实报告，保安局将给予他和捷普利雅柯娃以终身保护。里雅林接受了这个条件。结果克格勃一个重要的间谍网被破获，一百零五名俄国官员因从事间谍破坏活动而被驱逐出境。
英国利用性谍报手段一般都是为了防御。来访的国家元首或其他大人物想找漂亮女郎陪睡时，英方总是设法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且保证他们不致遭到讹诈或传染上性病。六十年代期间，保安局为此目的，曾在肯辛顿的教堂街开设过一家妓院。这个妓院设在一些私人公寓住房里，室内布置雅致，住着一些长得漂亮、富有经验的妓女。每个妓女到这里工作以前，都由特别分局进行过审查，还要接受定期的体格检查。到这处妓院来的顾客，都是由外交部或商务部官员提供的地址，他们根本不知道那地方是保安局控制的妓院。他们按通常的惯例付钱给妓女。由于收费高昂，这个妓院是赚钱的。由于怕被新闻界揭露，这个妓院于一九六九年关闭了。
今天，到英国进行访问的重要人物仍然可有合适的女人陪睡，但是所需费用从英国政府招待费中开支。这笔经费来自纳税者，每年约七十万美元，专为招待外宾之用。正式的招待项目只包括酒会、带司机的高级轿车、足球比赛入场券和戏票等。外交部矢口否认有任何税款用于提供妓女上，实际上，他们是干这种事的。
有一个常为外宾寻找应召女郎的女人叫诺玛·拉塞尔，她出生于爱尔兰，她自己就是一个妓女。她的顾客中，有好几位显要的政府官员，其中包括皇家空军的处理议会事务的国防政务次官拉姆顿勋爵和上院议长杰利科勋爵。她选出合适的妓女，把她们的姓名交给外交部，外交部再送到保安局。由保安局进行安全审查，然后进行体检。如果都通过了，她们就被列入外交部陪伴要人妓女名单。外宾有要求时。就从这个名单中挑选出妓女，她们并不隐瞒自己的高级妓女的身份。有时，也安排得更隐蔽些，让这些妓女装成秘书或招待员，让来访的大人物自己找上门去。用意是让来访的外宾自以为手段高超，能迷住年青漂亮的女人同自己睡觉，因而洋洋得意。这时，向他提出任何政治性或商业性建议他都比较容易接受。这些妓女每次能得到大约一百美元。但诺玛·拉塞尔——她自称利维，索价要高于此数。拉塞尔在伦敦一个最时髦的地段租了两套昂贵的公寓。肯为她写证明书的保人中有一位百万富翁、一家证券公司和一家银行。
她和拉姆顿勋爵的关系被传到社会上后，她的妓女网就解散了。她的一套房子里有一间卧室，里面有一个双向镜，她的一个长期男朋友曾通过这面镜子拍下了她和她的顾客在一起的镜头。她这位男朋友想把这些照片卖给英国报馆。报纸后来发表文章，指出这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危险；文章说，拉塞尔的男朋友可以同样轻易地把照片卖给俄国人。毫无疑问，保安局是能理解这种指责的讽刺意味的，因为他们设计这种应召女郎制度的目的，恰恰就是为了防止人们指责他们所犯的这种错误。关于为来访的大人物提供既不讹诈又不传染性病的妓女问题，布里克斯顿市的工党议员马库斯·利普顿评论说：“人人都知道这种事情仍在继续进行，特别是那些社会标准与我国略有不同的国家的议员和外交官来我国访问时；他们是期待人们向他们提供这种方便的。”他的这几句话大概道破了大多数西方政府未公开说明的态度。
十、侵入卧室
一九六四年九月西德一位第一流反窃听专家霍斯特·施维尔克曼应召去莫斯科，对西德驻苏使馆进行一次例行的检查，清除一下电子窃听器。这是这位电子专家特别擅长的一项工作。施维尔克曼不仅是一位有才华的工程师，而且他好象有一种能钻进苏联窃听人员心里的高超本领，处处都能胜过他们一筹。有一次他发现了一个传声器，他随随便便弄了个装置，用它往传声器里放送高频率的音响。结果，克格勃的接收器遭到严重地损坏，使克格勃特务们得了严重的头痛病——真正的头痛。施维尔克曼和他的同事们对这次玩笑感到非常得意，可是这使克格勃对他更加怀恨在心。他九月间在莫斯科例行逗留期间，苏联人决定把他干掉。施维尔克曼用他的“消毒”装置对使馆进行了全面检查，结果查出了十几个克格勃的传声器，把它们都拆掉了。他工作效率很高，提前两天把使馆清查得干干净净。施维尔克曼持有商务处三等秘书的外交护照，决定在空闲时参观游览一下。在他即将离开莫斯科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他和使馆的五个德国人驱车到离莫斯科四十五英里的扎哥尔斯克去参观古老的特罗伊茨克一谢尔盖耶夫修道院。他们和其他游客一起漫步参观这座十四世纪的建筑杰作，欣赏院里收藏的大量艺术珍品、圣像、银装饰、精细的木雕和手绘插图的书籍。这时，有一个人和施维尔克曼擦身而过。这个人离开后，施维尔克曼感到他的左裤腿略微有点潮。他感到有点奇怪，但没有深究。当他们正要离开修道院的时候，他们碰见一个灰白胡子的修道士，他主动提出要带他们去参观扎哥尔斯克的旧城。施维尔克曼非常高兴，但是他的五个同事想返回使馆。因此，他们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开始驱车一个小时返回了莫斯科。就是这个决定救了施维尔克曼一条命。在乘车回使馆的路上，他感到不舒服。当他们的车开到使馆时，他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并痛苦地呻吟着。
同事们把他抬到楼上的一间房子里，急忙找来一位美国医生，他诊断是严重的芥子气灼伤，并告诉焦急的大使：“如不立即送进医院，他就可能死掉。”
使馆保安人员感到十分为难。如果将施维尔克曼送进医院，俄国人可能用药物或其他审问方法，使他供出将俄国人的窃听器侦查出来并使之失效的技术秘密这一宝贵情报。
大家认为送施维尔克曼到医院治疗危险太大了。他们决定安排他乘飞机回波恩，希望他在路上不致死去。但是，使馆去预定离开莫斯科的最早的一次班机的座位时，俄国国际旅行社的官员说，票已经没有了。这场生死悠关的交涉历时四十八小时，施维尔克曼的生命一直危在旦夕。最后，在西德及其盟国的强大压力下，俄国人终于让步，飞机突然又有了空座。施维尔克曼飞回了波恩，在波恩大学附属医院里进行治疗。专家们发现，他的左腿被喷上了一种烈性芥子气。经过治疗，这位电子专家逐渐恢复了健康。到他出院时西德秘密情报机关给了他一大笔钱，作为这次受伤的补偿。
在施维尔克曼受到攻击的那个时期，窃听技术还相当原始，无线电传声器的体积虽然在不断缩小，但用的仍然是由焊接的元件组成的晶体管线路和在铜硅片上蚀刻的线路。由于以后使用元件的体积极小，装成的线路已缩小到惊人的地步。一台无线电传送器竟能安装在鸡尾酒橄榄里或者装在方糖里，而天线就接在搅拌鸡尾酒的棒柄上。这种技术引起了新闻界和公众的极大兴趣。当时这种装置似乎算得上最尖端的电子技术了。然而，今天看起来，它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矿石收音机一样原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