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克格勃在微型线路技术方面落后于中央情报局，但他们一直对超微型无线电传送器和象烟盒那么大的微型录音机感兴趣。一九六九年克格勃的技术员曾在美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的左脚鞋跟里安装上窃听器。他们利用了这么一个机会：大使馆的女佣人把鞋拿去交给当地的一个鞋匠修理。这双鞋换底的时候，一个情报技术员把一具以五节水银电池为动力的小型发射器装在挖空的鞋后跟里。在鞋后跟的前边钻了两个小洞，利用这两个洞打开或关闭窃听器。每天早晨女佣人用一根小针插进其中一个小洞，把窃听器打开，晚上再用小针插进另一个小洞将它关上。这个窃听器运转得很顺利。如果不是一位保安人员对使馆进行例行“消毒”检查而侦察出这个装置的话，它可能还要继续运转好多个月。当这位保安人员打开高频率的监听仪器时，他吃惊地听到大使正在和另一位高级外交官商量事情的声音。他惊慌地跑进大使办公室，递给他一张条子，告知他正在播音。
他们用这些早期的仪器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遭到过同等次数的失败，有时还是使人难堪的失败。一九五五年，有一次一个美国驻柏林的特工人员会见一个东德特工人员，进行一次非正式的、绝对禁止纪录的谈话。突然这个特务的录音机意外地发出吱吱的响声来了（录音机的传声器是藏在他手表里的，由电线把两者连接起来）。由于他们会谈的条件之一是不准录音，这下看来双方精心安排的一场会见要突然中断了。那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特务长时间地盯着他的那个同行，录音机的响声更高了。最后，他抱歉地问那个美国人：“先生，是您的录音机出了毛病呢，还是我的？”
六十年代后期，随着微型电子集成线路的完善化，出现了电子谍报工作上的真正突破。微型电子集成线路就是安在微小的硅晶片上的完整线路。刚刚发明出来时，这些小如针头的线路很贵，很难生产，但是现在可以大规模生产了，价钱也便宜。中央情报局就是利用这种集成线路实验生产了一种直径0.25公分、可以装在苍蝇背上的无线电传送器。窃听器发展到此可算是登峰造极了。一九七三年阿尔及利亚军队办的月刊《军队》第一次报导了这个惊人的发明。据作者说，苍蝇可以通过钥匙洞或通风系统，把传送器带进警卫森严、防护周密的会议室。派苍蝇执行任务之前，让它先吸一口神经毒气，这种毒气能在预定的时间内把它杀死。苍蝇到达目的地后，很快就会死去，这样它身上带的传声器就可以开始工作，而不致受苍蝇翅膀发出的嗡嗡声所干扰。
如果这已经有点象写得过分离奇的科学幻想小说的话，那么七十年代初，中央情报局发明了另一种用于窃听的无线电传送器，可用专门训练过的鸽子带到卧室窗台上。先将这种功率大而重量轻的传送器系在鸽子身上，然后将红色激光束射向要进行窃听的窗户上，鸽子就会乖乖地按照激光的导向飞落在这个窗台上，然后啄一下一个按钮，发射器即脱离鸽身，自动开始工作。鸽子完成使命以后，便飞回基地。
克格勃不象中央情报局那样集中精力研究灵巧的器械，他们大概没有按这种路子进行实验研究。一般地说，他们满足于在情巢中安装常备窃听器和照相机，然后骗人上当。秘密传送器在性谍报活动中主要起两个作用：一是它们能把卧室里的谈话录下来，疏忽大意的情人偶而在无意之中透露出有用的机密；更为常见的是，利用窃听准确地掌握好时机，是该照相还是冲进室内捉奸。掌握好时机是极其重要的，为此目的研制了许多精巧的装置。
60年代后期，医学上为了研究消化系统上的问题发明了一种电子药丸。这种无线电发射器小如一粒阿斯匹林药片，可让病人吞下去。当它在人体里移动时，医生可对它所发出的信号进行监听，从而可以取得肠、胃内部情况的重要资料。俄国人和美国人都为试验这种微型发射器花了数月时间，但是否曾被普遍使用不得而知。克格勃认为这种药丸能使监视工作容易得多，也更有把握。一个人如果受过专门训练，能发现并摆脱钉梢的特务，那就几乎不可能对他追踪。克格勃便试验让妇女把这种无线电药丸和避孕药一起服下，然后用电子追踪她和侦察对象。中央情报局也用无线电药丸作为监视的辅助手段。
这种试验看来是成功的。因为克格勃接着试图让侦察对象也吞下无线电药丸，这样可以准确地抓住他们正在性交的时机。两人吞下的这些药丸所用频率略略不同。两人的身体分开时，两个不同信号可清楚地听到。当两人搞到用中央情报局一个人的话说“肚脐贴紧”的程度时，两个信号就合而为一了。这种设想是否能行得通是令人怀疑的，因为要说服一个对象同意服这种无线电药丸必然相当困难。将发射器放在胃里还不是人体最秘密的地方，现已设计出装在乳房上和放入阴道里的装置，关于后者我下面还要谈到。
美国一个公司发明的乳房发射器可以安装在一个假乳头里，这种假乳头不是用来勾引人，而是为了暗藏的女间谍需要录音时用的；而这种装置在即使她受到最彻底的裸体搜查时也不会被发现。第一步先用石膏将一对乳头做成模型，然后用精细的肉色橡胶片做成假乳头。虽然假乳头比真奶头仅仅凸出几毫米，但两个假乳头都须装上，以防止两个乳头不对称。这种无线电装置可以装在两个乳头中任何一个里，它包括一个集成线路发射器和一个传送器，橡胶片乳头上有微细小孔，传送器可以接收音响。这套装置巧妙地利用体温作能源，收发距离据说可达数百英尺。苏、美两家都用来隐藏发射器的另一个巧妙的地方是假牙。在这点上谍报工作也是借用医学研究成果。最初研制无线电牙齿是为了进行牙科研究的，将发射器、天线、电池和测量咀嚼时牙齿所受压力大小的传感器装入一枚臼齿。现在这种无线电牙齿主要是为暗藏的间谍往回报告情况时使用，又能避免电线被人发现的危险。
随着超微型电视照相机和磁带录像机的出现，克格勃在拍摄那些上圈套的人的活动上遇到的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在这以前。上圈套的人的活动都得由摄影感光乳剂录制。柯达公司发明了一种超高速胶片，叫做柯达纪录胶片，可用于监视工作。但是就连这种胶片的乳剂，与电子设备的敏感度相比，需要的照明水平还是太高。取代这种利用现成光源在高速胶片上摄影的另一个方法，是用红外线照射要拍摄的景物，用一种特殊的感光乳剂和滤光器拍照。虽然人和眼睛看不见红外线，但是红宝石色泽的暗红光源仍是可察觉的。
在性间谍诱骗活动中使用静态照相机时，一般都用日本设计的尼康牌照相机。这是一种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它使用标准的三十五毫米胶卷，既可用能曝光三十六次的盒式胶卷，也可用能曝光二百五十次的大盒胶卷。尼康牌照相机装有用电池发动的电动机，每拍摄一张照片便自动向前卷动一张胶卷，那个电动机使人们可以进行遥控照相。根据这种发动机的性能，尼康牌照相机既能慢慢拍下单张照片，又能一连串拍下好多张照片，速度可达每秒钟四张。使用这种带马达的照相机最大的缺点是它有噪音。为了防止侦查对象听到照相机拍照和卷动胶卷的声音，需要采取颇为复杂的隔音办法。通过改装快门系统和扣死照相机在照相时通常上下活动的反光镜可使噪音减弱。即使做了这种改装，仍需用防音罩。这种照相机本已相当大，加罩后体积还要增加相当多。一架尼康牌电动照相机加罩后，尽管罩上供拍摄用的小孔直径只有一英寸，但总面积仍高达十八平方英寸。这种照相机在拍照前必须安装胶卷，拍完还要及时将胶卷撤出，所以，必须让使用的人便于接触到它。在一间旅馆卧室的墙上钻一个洞，把照相机大部分机身放在卧室墙壁外边，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卧室内墙上可以挂一幅画，将镜头孔藏在画后，画面上打一个小洞就行了；也可以用两面镜达到同样目的。另一个办法是从卧室上层的房间打洞，照相机从上面拍照。一般掩盖这种地方的镜头孔的办法，是将天花板漆成深色或用花纹复杂的灰顶。将照相机设于天花板上的办法不太常用，因为被拍照对象如采取正常的“传教士姿势”进行性交的话，男人的脸往往是看不见的，要拍摄到令人满意的两性交合的照片是比较困难的。装在这种地方的照相机，只有女人采取主动时，才能拍下令人满意的镜头。另外还存在着一些技术问题。比如，房间里如有吊灯，可能造成镜头反光，而降低照片的质量。可见，照相机的位置最好放在床侧略高处，使镜头向下斜倾。作为诱饵的女人当然知道照相机的位置，并且象我们前面所说的，她们受过训练，能设法使同床的男人处于适宜位置，以便拍下最有说服力的照片。
使用静态照相机的主要困难，是掌握开拍的时机。尽管可以装上能拍二百五十张的胶卷，但胶卷仍是有限的，仍然存在着在紧要关头胶卷用完的危险。只有在很少情况下，拍照的人能守在照相机后面，看着被拍照人的动作，在最合适的时机开始拍照。
拍照人还可采用一种简单的技术就能观察卧室里的活动并拍下照片。这种技术就是将一架单镜头反光镜照相机安装在一个光学纤维装置上。光学纤维是一种细如头发的柔韧玻璃丝，它能引导光波绕过角落。这也是性间谍活动借用医学研究的成果。研制这种装置起先是为了让外科医生不必开刀就可以在病人体内进行检查和做手术。医生将一根装有光源和一束纤维的细管顺着服了镇静剂的病人的咽喉推进胃、肠或肺里，从而做出诊断或拍下照片。克格勃曾用光学纤维试验通过锁眼拍照或将景相传送到邻近的房间里。据说，只要所用光学设备具有必要的尖端性能，拍下的照片质量很好。
这里先简单谈谈电影片的问题，下面再谈为了解决能使自动照相机在关键时刻开拍的问题而研究出来的各种装置。电影片在性间谍活动中只是偶然使用一下，因为作为一种要挟的材料，电影片是有局限性的。给策反对象看看一叠显示他有罪的精良的照片，比请他到放映室给他放映电影更有效得多。策反对象更害怕照片，因为照片可通过邮局送到他的妻子或雇主手中，这可使他立刻倒霉，当然电影片在间谍活动中也有其重要的作用。首先，它在训练间谍辨认工作对象上比静止的照片有效得多。从影片不仅可以看到对象的相貌，而且可以看出他或她怎样走路、有什么举止上的特点以及对周围环境的反应。也许有人会想，装有数百英尺胶卷的电影摄影机是布置陷井的最合适的工具。为什么不可以把工作对象的活动拍到十六毫米的影片上，然后把所需要的镜头洗成照片呢？困难在于大多数电影摄影机的快门速度相当慢，一般约六十分之一秒，这意味着活动的景物在洗成静止的单张照片中将是模糊不清的。如果进行处理，使之能以高速度摄影的话，洗出来的照片将颗粒很大，画面也不清晰，一些细节将无法辨认，因而诱骗活动的目的就不能达到了。
如果用静态照相机进行自动拍照的话，有几种器械可配合使用。最简单的是一根细电线藏在地毯或地板下，一端同照相机相连，另一端和一个微型开关接通，开关可固定在床身的弹簧上。当床上有两个人的重量时，经过调整的开关就会自动开启；当床上只有一个人时，开关就自动关闭。从理论上讲，这种装置看起来万无一失的。克格勃曾将它同一个定时装置连接起来。开关打开时，每十五秒到二十秒拍照一张。在实际应用上，这种办法并不象想象的那样令人满意。即使预先知道女特务的体重，调整微型开关的压力仍是很不容易的。最初试验的结果，照出的几十张照片都是女人裸体躺在床上，而工作对象却全身穿着衣服，坐在她旁边刚刚脱鞋。此外，电线和微型开关也很容易被对象发现。如果对象发现了这个装置，他多半会立即远远地跑开。另外，他也可能不客气地把电线剪断，使骗局落空。为了解决第二个问题，曾经用无线电发射器代替电线装在微型开关上，把整个装置都藏在床垫里。克格勃的技术员把测压器也改进了，使它的灵敏度和辨别能力强到两个人坐在床上，甚至上下摇动，照相机开关都不会打开，只有性交的动作才能使它开动起来。
这种装置在大多数情况下虽是令人满意的，但并没有考虑到有的男人在性生活上独出心裁的本领。我在第四章中谈到的那个女特务维拉告诉我，她诱骗的对象，有时坚持要站在地板上，让她俯在沙发上发生性关系，有时甚至要在澡堂里性交。在这种情况下，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女人自己，为此而研究了各种办法使她能适时打开自动照相机的开关。研制出来的一种最不寻常的器械，是可放入阴道里的小如大姆指甲的发射机，据说装这种工具就象装避孕环一样容易和舒适。性交时阴道里的化学变化能使这种发射机自动打开，并使照相机开动起来。这种装置在一般情况下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但是当工作对象坚持要女人用嘴或肛门来供他浅欲时，就得另作别论了。毫无疑问，对这种特别情况一定研究了相当的对策。
由于微型电视照相机、光度管和磁带录相机的发明，使这些精心研制的开关装置大多数都过时了。目前克格勃在布置大多数陷井时，都已采用上述这些设备了。
一九七二年美国无线电公司宣布发明了一种当时是世界上最小的电视照相机。它的体积为2时×2·时×334时，重量不到一磅。这种照相机在俄亥俄州美国空军实验室经过试验以后，投入了生产，用于一些监视工作，包括卫星监视工作。由于用集成线路代替真空管，这种照相机的体积才缩小到这种程度，涉及的电子学有所谓“水桶队”线路，这一名称的得来是因为这种线路能使影象的传导如同救火时一排人传递水桶一样。其后，中央情报局和克格勃的试验室又将这种照相机的体积进一步缩小。因为这种研究工作是严格保密的，现在究竟已缩小到什么地步，尚不得而知。
光度透镜的研究也是在同样严格的保密条件下进行的。这些透镜用电子的方法能将现场的微弱光线加强数千倍。光度管有三级，光从一级进入另一级，就会大大加强光度。因此，这种光度管通常叫做“三级瀑布”。在第一级时，光线照射在一个敏感的光阴极上，产生了电子流。这种电子流加速后，变成可以看得见的光能。这个过程在每级重复一次。由一节比家用电池略大一点的电池发出的电力，经过加速后可以产生四万五千伏的短促放电。这类装置在英国汉普郡克赖斯特彻奇设立的信号研究所已进行多年研制。他们修建了一条结构复杂的试验隧道，在这条隧道里，可以用人工创造各种不同的光度环境，从漆黑到月光和几颗星的星光。在“星光条件”下，利用这种装置能够在一百码长的隧道尽头清楚地看到目标的影象。
在伦敦的兰克精密仪器公司的试验室里，我曾看到装在一个大孔径远距照相机镜头上的增光装置。这使得操作人员能够在微弱的星光下对远处的目标进行观察和拍照。英国另一家公司——皮尔金顿玻璃公司集团所属的皮尔金顿·贝尔京一艾尔麦公司发明了一种仪器，它只有九磅重，能在星光下侦察到约一英里以外的长一公尺的目标。这种仪器名洛莱特，零售价格为三千五百多美元。
利用这种增强光度的装置，在香烟头的亮光下，就能照相。在一次试验中，用相当于一个一百瓦家用灯泡的光度，把两英里以外的目标拍摄了下来。
光度透镜可在军事、治安和间谍活动中广泛应用。据信，在最近五年中，美国为了这一项研究工作就花了至少一亿美元，可见西方对这种研究的重视。
今天，一个典型的克格勃设置的圈套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这么设想，在莫斯科一个夜晚，一个策反对象和一个女特务走进旅馆房间。他们开始脱衣服。卧室里只有一个加了灯罩的床头灯亮着。他们脱完衣服，裸体躺在床上拥抱。女的把被子和单子掀到一边，因为即使是现代化的装置也不能穿过不透光的材料拍摄电影或相片。这间卧室和一般的卧室一样，舒适、温暖和幽静。但是，这里设置了“电子梦魔”，它能抓住性行为中最亲密的时刻。假设这个房间安装了完全自动化的系统，人眼看不见的超声波束网纵横交叉，满布全室。这些波束和一个小电子计算机相连，波束被遮断的频率和模式都由电子计算机记录下来。一个人在房间里走动和两个人走动会产生不同序列。经这种设备判定房间里有两个人时，照相机就会开拍。房间里安装了两个照相机，镜头从不同的角度对准床。照相机隐藏在墙里，透过特殊涂色的玻璃进行拍照，这种玻璃朝外的那一边的颜色同墙壁一样。只有最仔细的搜查才能发现。照相机上装有光度管，必要时在星光下也能拍照。照相机打开后，装在里面的照相感光测量器测出现场光线强度，并相应调整感光器以保护光度管，拍下的相可储入小如公事包的录像机里，录像机就藏在同一个建筑物里，或者藏在几英里以外的地方也不是办不到的。这一整套装置都不用人在旁看守。克格勃的特务只需在第二天早晨把装有一寸宽的录像磁带的盒子取回去就行了。所需的照片就可以从拍下的底片中选出，在实验室里加工洗印出来。
如果所用照相机是人工操纵的，可由一个工作人员在恰当时机把它开动，然后用监视器遥控。他可用静态照相机从监视器的荧光屏上拍照，或仅仅观察那一对的行动，并调节照相机。他还可利用装配有伺服电动机的可变焦距透镜，向后移动拍下卧室的全景，也可向前移动拍下特写镜头。他可以在旅馆的地下室中工作，也可以在卧室附近的另一个房间，或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办公楼里，甚至可在另一个城市。对现代性间谍来说，距离已不是什么障碍。
听起来这象是用电子仪器偷看性行为的登峰造极的装置了，但是，看来可以肯定，窥探卧室里私生活的技术仅仅是开始。电视机设计的不断改进，很快就有可能生产出能够快速而简便地安装的微型照相机，安装起来就象安装目前那种只有一枚硬币那么大的无线电传声器一样方便。还可用激光束从距离很远的房间收集视听情报。到二千零一年，谍报官员也许有可能坐在距离工作对象数百英里的控制中心，按一下电钮就能对任何建筑物里任何房间的活动进行监听。
也许更加可怕的是用药物缩短策反对象陷入性间谍圈套所需的时间。为了使策反对象陷入圈套，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就连性欲强和很放纵的人，有时也要花去几天时间。在间谍专家看来，策反对象和女特务或男妓最好见面后几分钟内，就能进行性行为。圣迭戈市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的试验表明，用某些方法有可能达到这一点。研究人员发现小剂量的药物能使人的个性发生变化。在一次试验中，一个和女人在一起感到拘束的温和、腼腆的男人，服了少量用氨基丙苯（安非他明）制出的药物后，变得大胆，甚至放肆了。在另一次试验中，一个自愿参加试验的妇女，原是忠实顺从的贤妻，服了抗抑制药以后，暂时变成了自我中心的人。
在该校医学院做过多次实验的阿诺德·曼德尔博士说：“主要的是要知道我们已能用现有知识，创造出我们所要的任何一种精神生活的状态。‘正常’的人已成了可被操纵的工具。”
在性间谍诱骗活动中，可以用几种方式使用这种药物。例如：一位脑子里装了极其重要机密的西方科学家到苏联参加一个会议。一天晚上，他吃下了人们不知不觉地让他吃的药品，一个女间谍设法接近了他。本来他是个优柔的人，不会接受这个女人的献媚的，但服药后他变得大胆、冲动和放纵起来。他们来到他的房间发生了性行为。第二天药效一过，这位科学家面对自己放纵的性行为的证据惊恐万状，不知所措。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会干出这种事情来，但是又不得不承认事实。这个感到有罪的、晕头转向的人这时已无力反抗了。他同意和克格勃进行合作，一名间谍就这样诞生了。
一个已婚的、愉快的、忠实于自己家庭的女人可用药物使她暂时断绝对自己家庭的深厚感情。对她的行为用药物调节后，给她介绍一个男妓。他们发生了关系，取得策反材料。药效过后，她十分悔恨，又怕这件事会破坏自己的幸福家庭，因而同意当叛徒了。
即使对大胆放纵的人来说，这些药物对于加快他们上当的过程也是有用的。由于将一切正常的社会约束力都消除了，克格勃的妓女可以容易地引诱策反对象和她睡觉，而不必为建立关系浪费很多时间，几滴使用得当的化学药物可使毫无戒心的男女变成毁灭他（她）们自己的心甘情愿的同谋者。
十一、保护我们的机密
当有人问维多利亚女王，如果女传教士受到强奸的威胁该怎么办时，估计女王将这样回答：“她们应当交叉起双腿，心里想着帝国！”
信不信由你。但是女王的告诫和现在公安机关对可能成为性间谍活动对象的人提出的告诫一样，是很实际的。一位英国设计工程师第一次到莫斯科去。他告诉我，在他动身前一个星期，外交部将他召去。在一间小屋里，一位官员含糊其词地提醒他要警惕克格勃的策反伎俩。他回忆说：“这位官员谈话时表情有点尴尬，好象一个做父亲的告诉他儿子（两性）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这一次他只是说，在我访问苏联期间，可能遇到被人派来的漂亮女人，而我可能会想去和她们睡觉。他唯一的嘱咐是，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千万别干’”。
这种情况是很典型的。打算到苏联集团国家访问或工作的商人、科学家、记者、外交官等，在他们去之前，很少给他们详细讲述他们可能遇到的危险，只是对他们模糊而笼统地谈一谈，而不是详详细细地把克格勃搞的性间谍活动的范围和所用的各种尖端技术讲给他们听。
和我谈过话的许多人以为，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不过是在酒吧间或饭店里，遇到一个漂亮女人主动和他们攀谈，并设法说服他们去和她睡觉。很少有人意识到克格勃布置的圈套是何等巧妙和复杂；也很少有人了解，为了猎取一个真正重要的人物，他们是不惜时间、精力和金钱的。
在这个人类正在核毁灭的深渊上走钢丝的时期，凡是知道一些有窃取价值的机密的人，不论男女都必须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更重要的是，那些在政治、经济、工业或科学界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必须受到保护，使他们不致受到策反。现在仍有一种倾向，以为间谍活动不过是搜集情报。当然，搜集情报仍然是间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其重要性已比过去降低了。现在，机密的寿命缩短了，目前高度机密的材料，过一个月也许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军事装备有时在服役之前就过时了，密码和暗号能迅速改变，防务计划的灵活性很大，不怕保卫工作上出现重大破绽。但是，某人被策反后仍允许他或她继续自由地从事本职工作，他（她）将象一枚藏在社会核心中的启动了的定时炸弹——枚由捷尔任斯基广场二号遥控的、能在最有破坏性的时刻爆炸的炸弹。
性间谍活动的刺探情报和策反这两个因素，归根结底，对和平和安全的威胁比所有卫星、间谍飞机和间谍船舰加在一起所造成的威胁还要大。
怎样才能使我们的机密得到保障呢？怎样对深入人们的私生活并从高度复杂的心理角度来操纵他们的技术，实行有效的反击呢？
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消除讹诈所依靠的基础，从而使大多数的圈套失去作用。举例来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制定法律，规定成年人之间自愿的同性恋爱行为不算违法以前，每年都有几十名男人遭到讹诈。自从一九六七年该项法律通过后，这些敲诈勒索者的活动便大大减少了。
至于性间谍活动，法律的改变大概不会发生多大作用，因为许多事例表明，受害者和克格勃合作，不是因为害怕触犯法律，而是害怕社会上的非议、婚姻破裂和职业上的毁灭。然而，社会上对性行为的看法的改变，对削弱性间谍活动的力量将有深远的影响。如果西方社会能够承认成年人之间两相情愿的性行为，甚至是一些可称之为不正常的性行为，是除了当事人自己之外与旁人无干的事情的话，就可以大大削弱性间谍活动的效力。当然某些保卫工作上的漏洞还会发生的。不论舆论有多大转变，也不能保证一个愁闷、孤单的老处女在一个殷勤、漂亮的男人的追求下无动于衷；也很难防止一个知道机密的男子被漂亮的姑娘所迷惑。这种危险还需要用其他办法对付。
有人也许会争辩说，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美国在形成这种自由放任态度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在一定程度上讲，这是事实。但是，普通公民所做的、可以视为正常的事，发生在政府官员身上就会成为不得了的丑闻。六十年代初期，在英国，约翰·普罗富莫，一个精明强干而敏锐的人，因为和克里斯汀·基勒的交往而被革职并受到公众的耻笑。十多年以后，在这个被人们认为是世界上比较宽容的社会里，另一个重要的公仆，兰姆顿勋爵，由于同样的原因而被迫辞职了。他的错误不过就是同一个漂亮的女人睡了觉，而这个女人不是他的妻子而已。对于大多数其他英国公民来说，这种事完全可以不受处分。
在这种事件中，公众并不是真的感到多大愤慨，所谓的愤慨多是些表面文章而已。以正义的化身自居的领导者，加上通栏大标题和竭力渲染的耸人听闻的细节，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也可使报纸多卖几张。
但就是这种揭露造成的威胁，这种公开的羞辱，使许多落入性间谍圈套中的人，为了挽救自己的声誉和事业，而成了叛徒。我决不否认，对于那些使人完全有理由感兴趣的事情，公民们有权要求了解真相。但毫无疑问，许多记述性间谍活动受害者内幕的文章，为捷尔任斯基广场的秘密工作者提供了有用的炮弹。
任何社会态度的改变都需要时间，使性间谍活动失效所需的社会态度的变化太大了，这种解决办法也许永远不可能变成现实。那么应该采取其他什么步骤呢？从官方观点来看，我坚信大西洋的两岸都急需进行以下几点改革。
一、必须赦免一切性间谍活动的受害者，即使他们的背叛活动导致保卫工作上确实发生漏洞。要鼓励他们向保安部门报告，他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怎样落入圈套的。这种充分的说明将无疑地可在整个西方世界把职业克格勃搞的间谍网打破。可使成百上千的男女摆脱自己感到有罪和恐惧的沉重负担。让这些被迫成为克格勃同谋者的人，重新恢复他们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
二、要鼓励那些已经落入性间谍圈套的人立即向当局报告，以便采取措施，使他们脱离危险。这需要当局，包括安全保卫部门，改变观点；他们往往把陷入圈套的人视为坏人而不视为受害者。对那些落入圈套后进行了异常性行为的人，不论当局感到其行为多么令人厌恶，仍应持这种原谅态度。例如：对有同性恋爱行为的人，不要给予解职处分。因为正是这种处分，而不是同性恋爱者性愁的特征，使他们特别易于受到性间谍活动的陷害。
三、归入机密类的文件应大大减少。多数安全保卫专家认为，现在盖上“机密”和“绝密”图章的文件为数太多了，看来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文件是高度机密的，而是为了官僚的方便。保密可使文件中的错误免于公之于众，从而可使官员们免于堕入窘境，另一方面，本来写得不好的文件，可借保密来提高身价。举例来说，有一次秘密情报局购买了几本英国杂志，其中有一篇介绍华沙条约防务的，写得很详尽的文章。他们将之照相复制出来，发给各部门，每件都盖上“机密”的章！
把保密范围不适当地扩大，其结果并不是更安全，而是更危险。例如，在德国，东德公安部就起着克格勃的特洛伊木马的作用。由于他们采取使西德过分扩大保密的办法，严重妨害了联邦反间谍机关的工作。他们在整个联邦共和国召募成千名的特务，利用他们窃取价值不大的机密，从而使他们的第一流职业特务的行动方便而安全。当西德反间谍人员忙于搜捕那些在间谍世界中的小罪犯时，象叶夫根尼·兰支和更近一些的肯特·基罗姆（前联邦总理威利·勃兰特的助理）等那样的大号特务却长期消遥法外。减少机密文件数量，接触真正机密文件的人数限制在最低限度，可大大减轻负担很重的安全保卫部门所承受的压力。
四、要使可能成为性间谍活动对象的人，充分意识到他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到苏联集团国家访问时，但在国内也有同样危险。只要有必要的话，克格勃可在世界任何国家内设置有效的圈套。他们搞的许多活动的复杂性和用什么技术设备应弄清楚。
对陷入圈套的人和可能成为诱骗对象的人来说，则应当认真对待这种风险，应当比现在许多人所持态度更加认真。对苏联和苏联集团国家和人民不要过分怀疑，以致得罪他们。但要知道，他们所遇到的人完全可能就是克格勃，这种可能性是无可置疑的。如果克格勃向他们提出条件，应当立即报告大使馆，不要企图以低级的机密材料去收买克格勃。
很明显，性间谍活动，是一种有效的、相对地说代价低廉的谍报和策反技术。但是，尽管它有这种优点，西方国家采用这种方法时要小心谨慎。材料证明英国和美国情报部门在北爱尔兰和拉丁美洲都曾进行过有限度的性间谍活动。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材料，能够说明，在他们日常搜集情报的工作中已经广泛和普遍地使用了这种技术。
过去，亨利·斯汀姆森不同意拆阅私人信件。他所依据的道德标准，由于社会变化，现在已经过时了。我们同过去的人相比，在道德上也许低多了。但是，在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包括搜集情报在内，仍要有一些道德界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人问一位美国政治家，盟国能否打败法西斯。他回答说：“我们肯定将打败法西斯。我唯一担心的是，要打败他们，我们自己恐怕要变成法西斯才行。”
为了维护我们的利益而采取的必要措施，最终将毁灭我们所要保卫的生活方式，这个危险确实存在。当一时之需成为我们判断某一间谍活动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而实用主义成了为进行策反而采用某种战术的唯一考虑时，我们就是正在沿着国内道德崩溃的道路滑下去。如果我们认可了这样的原则，即不管为了什么目的，社会有权侵犯私人生活中最秘密的时刻，有权操纵他们的情感和破坏他们的尊严，我们就是把各种特权中最危险的一种——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权力，赋予了安全保卫部门。用威廉·格拉德斯通的话说，这种用来威胁人的做法是若干世纪以来卖淫者的特权。
关于资料来源
凡想写一本介绍现代间谍技术著作的作者，在他钻研资料时，都会遇到一个突出的问题，即资料的可靠性。了解作者所需要的材料的人，往往有充分理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说话。不仅如此，他们还往往有更多的理由，把与事实真象恰恰相反的情况说给你听。他们跟你瞎扯时，还往往装成一板正经的样子，如同一个职业骗子向你推销纽约的摩天楼——帝国大厦一样。对一个职业骗子的活动，可以用证据确凿的文件来检验他娓娓动听的言词是否真实。在间谍的秘密世界里，想进行这种检验则往往是不可能的。他们有时无意之中向你说谎，自己也以为说的都是真事；有时为了表现自己怎么英勇或显示自己的重要而说谎；也有时是因为说谎有报酬或是故意为了散布谣言而说谎。在这到处可以遇到虚假材料的领域里，一个作者尤其不能忽视谍报机关以极高的效率进行的反情报工作。不仅强大的谋报机关如此，其他形形色色的压力集团和革命运动，从爱尔兰共和军到英国星期一俱乐部，都出于各自利益，促使你按照他们的观点观察世界。落入性间谍活动圈套里的人都竭力掩饰自己的愚蠢。安排圈套者则力图减少自己应受的责难。间谍世界，特别是性间谍世界的内幕，有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所描写的一般，人们读了无不大惊失色，不禁惊叹：“越来越神奇呀！”
这么说，怎样才能写出一本接近事实的，以事实而不是以想象的空论为基础的书呢？想象的空论象气球一样，升入天空后，把事实真相抛掉，可以升得更高一点。
为了写作本书，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我依靠了三大类的资料来源：公开发表的各种书籍和报刊杂志的文章；正式采访，但一般都不能透露姓名；同广泛的各界人士非正式的谈话。
公开资料：这类资料包括有关当代间谍活动的所有主要著作和研究材料，详见本书最后所附参考书目。虽然权威评论家的意见，某位作者所列举的资料的性质，以及将这些资料与同类资料仔细互相参照，这些都可以提供有用的线索，但是，对于材料的可靠性还是要认真加以判断。许多发表的著作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书籍是反情报部门的武库中一种主要的武器。举例来说，本书就是一本攻击克格勃颠覆技术的书，书中内容可以容易地取之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真实的或编造的材料。本书当然决非如此。但你只是听我这么口头保证而已，如果本书也是根据虚构材料写成的，我不是也要作同样郑重声明，说它是有根有据嘛！
在两名研究助理的协助下，我查阅了六个国家报馆的档案室的两万多篇文章。记者写文章由于要迅速及时，又因他们这种行业的特点的影响，常常出错。试将欧洲各国八、九个报刊发表的有关同一个事件的文章仔细对照一下，往往可以发现所记日期、地点、姓名等互不相同，也会有八、九种之多。这些错误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文章记述了事件的概貌，所以这些错误并不一定贬低其价值。通过反复的比较，仔细的互相参照，最终可以获得事件的全貌，比各家报纸报道的部分情况都要好些。在所有国家，发表这种文章都经过检查。在英国，编辑们不但要随时随地同保密条例作斗争，还要同国防通知作斗争。政府可以根据国防通知“要求”对任何一条新闻进行检查。记者们一般都十分讨厌这种干预，而想方设法绕过它们。因此，一个研究间谍问题的人要善于从字里行间寻找言外之意，并能将它们联系起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有时真正的机密从严密的体系的隙缝间透露出来。例如：就是由于这种疏忽，早期的一位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姓名被公布出来，保安局伦敦总部的地址被大家知道（也许你认为这都是有意透露的，出于某种深不可测的政策考虑）。把记述一个重大间谍事件的报纸的几个不同版本对照一下，有时是非常有价值的。往往可以发现突然的删节，或将铅字凿平使印出来的字迹无法辨认，或将一条简讯完全删去，这些都是有意义的。英国报纸有一种巧妙办法，他们有时并排发表两条消息，一条写得有声有色，另一条平 平淡淡。他们有意要让读者明白其中不能道破的联系。不能把这种作法看成是记者的花招而搁置一边。最近有人估计，各大国的情报主要来源是：大约百分之八十取材于“白色”材料，即公开发表、公开流传的文章和报告；百分之十五是用电子仪器收集来的；百分之五来自特务、叛逃者和偶然的告密者等等。把大量的“白色”材料输入电子计算机，可得到相当数量有用的机密。如：某政府官员于某时到达某地；在一次表面上看普普通通的搜查或逮捕后，某大使馆官员被驱逐等等。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就是情报工作的内容，也是记述间谍活动内幕的著作的内容。
采访：就采访而论，所获材料的可靠性是个判断问题，也是对采访对象的人格进行估计的问题。这里也有一些原则可循。为什么他们把情况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出过钱，最多不过请他们喝杯酒而已。我采访过的女人看来是诚恳的，她们所谈情况，凡能同其他来源的材料核对的，证明都属实。还必须提到，我是通过人介绍才得以向她们进行采访的，有时介绍人会认为散布反情报对他们有好处。所以，我只能说，我个人认为，她们是真挚、可靠和正直的。我以后从阅读书报材料及其他方面了解到更多情况，但没有任何新的情况足以使我改变这种看法。
书中某些谈话用直接引语，为使读者感到身临其境。有些是根据我在采访时或采访后所作笔记或录的音写出来的。有一、两处为了简单扼要，重新编排了一下。还有些简短的语句是自己编写的，因为无法知道原来用了什么字眼。但是，所有这些虚构的谈话都经过仔细研究，使其尽可能与原话相符。
非正式谈话：这些谈话包括在小酒馆里同熟人的闲谈以及同有保安方面背景的人一起吃饭时的交谈。在这些谈话内容中，谎话是不能排除的，有的是故意瞎说，也有的是无意中不着边际。只要有可能，我都将他们所提情况同各种来源的材料进行反复核对。有些为我提供情况的人，十分希望他们的看法能够发表出来，有的人则不愿我将他们所谈的内容发表。比如，关于秘密情报局在贝尔法斯特开设的妓院的情况是从好几个来源得来的。所有提供情况的人都对爱尔兰共和军多多少少抱同情态度。英国当局已否认了他们对这些事件的说法。
有两种人能写有关间谍活动的事。一种人是曾经在间谍机关工作过，后来因退休或者辞职而离开了。这种人往往有自己的打算：退休的总想夸耀自己从事过的事业；辞职的则想揭露这个冒犯了他的机构中的黑幕。第二种人是与间谍机关无干的人。他们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情报部门没有任何官方或私人的关系。这种人可能由于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感到应该让公众知道，从事间谍活动的那些不露面的无名人士做了什么有害于公众的事或者以公众的名义干出了什么。这种人也可能纯粹出于贪婪，希望靠这种广大公众感兴趣的题目赚钱。总之，无论对于被告或者原告来说，这本书都是一份证据。至于这本书及其作者是不是可靠，那只能留待读者去判断了。
参考书
下列报纸、杂志查阅了近二十五年：
《爱尔兰人半月刊》，《星期日太阳报》（英国都柏林出版）；
《法兰克福汇报》（西德法兰克福出版）
《明星》杂志，《世界报》；《快捷》周刊，《新评论》周刊（西德汉堡出版）
《每日快报》，《每日邮报》，《每日镜报》，《每日简报》，《每日电讯报》，《卫报》，《观察家报》，《星期日电讯报》，《星期日泰晤士报》，《泰晤士报》（英国伦敦出版）
《今日周报》（意大利米兰出版）
《新闻周刊》，《时代》杂志（美国纽约出版）
《奥地利彩色画报》 （西德奥芬堡出版）
《快报》，《费加罗报》，《法兰西晚报》，《人道报》，《世界报》，《巴黎竞赛报》 （法国巴黎出版）
一般著作
《克格勃：苏联秘密间谍的秘密工作》
作者：约翰·巴伦
（1974年纽约出版）
《欧洲的秘密情报机关》
原作者：罗伯特·博伊卡德
译 者：R·莱斯利·梅尔维尔
（1960年伦敦出版）
《普罗富莫事件：当代社会的危机》
作者：伊恩·克劳福德
（1963年伦敦出版）
《苏联特务机关的历史》
作者：理查德·迪肯
（1972年纽约出版）
《情报术》
作者：艾伦·杜勒斯
（1963年纽约出版）
《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间谍活动史》
作者：桑切·德·格拉蒙特
（1962年纽约出版）
《对西方的攻击》
作者：伊恩·格雷格
（1974年纽约出版）
《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期间的全部日记和其它缴获的文件》
原作者：切·格瓦拉
编 者：丹尼尔·詹姆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