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出版书）》
作者：[巴西]保罗·柯艾略
译者：孙山
内容简介：
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真实人物玛塔·哈莉为原型，讲述其从巴黎舞娘逆袭为社交名流，最终被指控为双面间谍的传奇经历，通过圣拉扎尔监狱的临终自述展开叙事。
小说以1917年巴黎圣拉扎尔监狱为背景，通过主人公玛塔·哈莉在行刑前写给律师的七封信件，回溯其从荷兰乡间少女蜕变为巴黎红磨坊舞娘，最终卷入谍报活动的经历。故事探讨了战争背景下个体对自由与生存的抉择，揭示光鲜表象下的人性挣扎。玛塔·哈莉作为历史原型人物，在作品中既是被男性凝视的欲望符号，也是利用情报交易维持奢华生活的双面间谍，最终因政治博弈成为牺牲品。
目录
序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尾声
后记
作者手记
无玷而孕的马利亚啊，
请为求你庇佑的我们祈祷。
阿门。
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地和他了结。
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
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路加福音》12:58-59
本书依据真实故事改编
序
巴黎，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五日
安东·费舍曼和亨利·威尔士，发往国际新闻社
临近早晨八时，十八个男人走上了圣拉扎尔监狱——巴黎女子监狱的二楼，他们大部分是法军军官。一个举着火把的狱卒点亮了照明灯，领着这队人停在了十二号监室门前。
圣拉扎尔监狱由修女们负责打理。修女莱奥尼德打开房门，请所有人在外面等候。她重新回到房间，在墙上划着一支火柴，点亮了屋里的灯，然后招呼来了另一位修女给她帮忙。
莱奥尼德修女将手臂轻柔地放在了一个熟睡的女人身上——她怎么也叫不醒，仿佛对一切都丧失了兴趣。叫起她时，她像是刚从一场恬适的梦中醒来。一位在场的修女后来这样描述道。得知自己几天前向总统申请的特赦令被驳回之后，她依旧十分平静。她究竟是悲伤还是轻松，人们无法揣测，因为一切都结束了。
莱奥尼德修女打了一个手势，阿赫布神父、布沙东上校和克鲁内律师走了进来。女囚把一封长长的遗书连同两个装着新闻剪报的信封交给了克鲁内律师，这封遗书她写了整整一个星期。
她穿上黑丝袜——这在当时的情景下显得颇为怪诞，踩上一双有丝带装饰的高跟鞋，从床上起身，从挂在角落里的衣架上取下了一件及踝的皮大衣，大衣的袖子和领子是用另一种材质，可能是狐狸毛皮制成的。她把这件衣服套在睡觉时穿的重工丝绸和服外面。
她轻轻地梳理着凌乱的黑发，把它们绾在颈后，戴上一顶毡帽，并在脖子上系了一根丝带，好让帽子不被荒野上的疾风吹跑。那是她将被带去的地方。
她缓慢地俯下身子拿起一副黑色皮革手套，漠然地转过身，语气冷静地对来人说：
“我准备好了。”
所有人离开了圣拉扎尔监狱，朝着一辆已经启动的汽车走去。这辆车早已经在外面等候多时，它会把众人带到行刑队那里。
车子疾驰而去，穿过仍沉浸在睡梦中的大街小巷，驶向军营所在的万森讷[1]。这里曾经矗立着一座城堡，直到一八七〇年德国人将其炸毁。
二十分钟后，车停了，所有人下了车。玛塔·哈莉是最后一个下车的人。
士兵们早已列好队伍，准备行刑。行刑队由十二个佐阿夫兵[2]组成。队伍的末尾站着一位军官，手中握着一把出鞘的剑。
阿赫布神父和女犯人交谈着，旁边站着两个修女。一名法军中尉走了过来，将一块白布递给了其中一名修女。
“请蒙上她的眼睛。”
“我必须戴这个吗？”看到白布，玛塔·哈莉问。
克鲁内律师也用疑惑的眼神望向中尉。
“看女士您的意思了，这算不上命令。”中尉回答。
玛塔·哈莉没有被绑住，也没有蒙上眼睛。她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沉静注视着行刑者们，神父、修女和律师走开了。
行刑队的指挥官严密地注视着士兵，以防他们摆弄自己的步枪——有这样一个惯例，只要给其中一支枪装上空弹匣，那么所有人都可以宣称不是自己打出了那致命的一枪。这会儿，他逐渐放松下来。很快，一切就要结束了。
“预备！”
十二个士兵挺直身子，把步枪架在肩上。
她纹丝不动。
指挥官走到一个所有士兵都看得到的位置，举起剑。
“瞄准！”
他们面前的女人依然无动于衷，毫不畏惧。
剑落下，在空气中画出一道弧线。
“开火！”
子弹呼啸而出，此刻，从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照亮了枪口喷出的火舌和烟尘。接着，士兵们有节奏地把武器放回地上。
玛塔·哈莉依然站立了几秒。不同于电影中的人中枪时的样子，她没有向前倒也没有向后仰，胳膊也没有伸向上方或是四周。她直直地塌了下去，仰着头，睁着眼睛。一个士兵昏了过去。
接着，她膝盖一弯，整个身子倒向了右边，双腿在皮大衣下蜷曲起来。她一动不动，脸朝向天空。
另一名军官在一名中尉的陪同下，从挂在胸前的枪套中掏出一把手枪，向着她已经毫无生气的身子走去。
他蹲下身，把枪口对准女间谍的太阳穴，并且尽可能小心地不去碰她。扳机扣动，一颗子弹穿过了她的脑袋。他转过身，对在场的所有人严肃地说：
“玛塔·哈莉已经死了。”
[1]位于巴黎东南部市郊。（本书注释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注。）
[2]法国陆军轻步兵军团的成员，该军团最初由阿尔及利亚人组成，长期保留东方式制服。
第一部
尊敬的克鲁内律师：
我不知道这一周结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一向是个乐观的女人，但我现在感到痛苦、孤独和悲伤。
如果一切顺利，您现在就不会收到这封信了，因为我应该已经被赦免了，毕竟我终生都在结交各种权贵。我之所以留下这封信，是希望有一天我唯一的女儿能够读到它，能够借此了解她的母亲。
但如果事情不顺利，这封花费了我生前最后一周时间所写的信能否保留下来，我并没有多少把握。我一向是个现实的女人，知道对于一位律师而言，一个案子终结之后，他只会向前看，不会回头。
让我想想看今后会发生什么：您会变成一位大忙人，由于为一个女战犯辩护而声名鹊起。许多人会来到您的门前寻求帮助。因为您尽管败诉了，却依旧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您将遇到许多想从您口中打听事情真相的记者，出入全市最高档的餐馆，您的同行都会用尊敬又艳羡的目光看您。您知道，除了一些捏造的文件外，从没有任何一项确凿的证据能够给我定罪。但是您永远不会告诉世人，您眼睁睁看着一个无辜的女人死去了。
无辜？这个词也许并不准确。从我踏进这座我爱极了的城市开始，我就不再是个无辜的人了。我以为我可以操控国家机密，以为那些难以抵挡我魅力的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最终会为我控制。然而到头来，我才是被操控的那一个。我犯过诸多罪行，都逃过了惩罚，其中最大的一桩就是在一个由男人统治的世界里，做一个独立的、不受管教的女人。结果我却被判了间谍罪，尽管我传递的全部“情报”不过是上流社会沙龙中的闲言碎语罢了。
是的，我把这些闲言碎语变成了“机密”，因为我想要金钱和权力。不过如今指控我的那些人都知道，我传递的都不是什么新消息。
真可惜，以后谁也不会得知这一点了。这些信封会去它们该去的地方：一间布满灰尘的档案室，和其他案卷待在一起。只有当后人，或者是后人的后人想腾出地方，扔掉那些旧案卷的时候，它们才能重见天日。
到那时，我的名字应该早已被遗忘，但我不是为了被人记住才写下这些的。我是想弄清楚这一切。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多年来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的女人，会为了这么一点事情丢了性命？
现在，我审视着自己的一生，感觉回忆是一条总是逆着流淌的河。
回忆在不断地闪现，充斥着那些我们经历过的画面。时至今日，一个小小的细节、一个无关紧要的声响依然令人感到窒息。一阵刚出炉的面包的香气飘进了我的牢房，令我想起那些自由出入咖啡馆的日子。这比对孤独与死亡的恐惧更令我绝望。
回忆带来了一个叫作“忧郁”的魔鬼。啊，我无法摆脱这个残忍的恶魔。听一名女犯人唱歌，收到几封之前从未给我送过玫瑰或是茉莉花的爱慕者写的情书，回想曾经在某个我并不喜欢的城市的生活，这些之前不会做的事情，如今成了我在这个国家能做的一切。
回忆总是将我打败，它还带来了一个比忧郁更可怕的魔鬼：悔恨。嬷嬷们有时进来聊一会儿天，除此之外，悔恨是我在监狱里唯一的伴侣。嬷嬷不会谈到上帝，也不会控诉我犯下了世人所说的“肉欲罪”。通常，她们只消说上一两句话，记忆便会从我口中涌出，仿佛我想要潜进这条逆流之河，被它裹挟着回到旧日的时光。
一个嬷嬷问我：
“如果上帝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重新来过吗？”
会的，我答道，但实际上我并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的心是一座虚妄的城，里面满是激情、热情、孤独、羞耻、骄傲、背叛和悲哀。即便我顾影自怜，暗中垂泪，也无法从中解脱。
我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女人，这无法改变。我不知道将来世人是否还会记得我，若是他们记得，但愿不会将我视作一个牺牲品，而是一个做出勇敢决定，并无畏地为此付出相应代价的人。
一次去维也纳旅行时，我认识了一位在当地声望很高的先生，他姓弗洛伊德——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大家崇拜他，是因为他让大家都有可能变成无罪之人——我们的过错实际上都是由父母造成的。
既然如此，那我想知道我的父母究竟做错了什么，然而我却不能责怪他们。亚当·泽尔和安特耶给予了我金钱能买到的一切。他们曾经有一间帽店，在人们还没认识到石油的价值时，他们就做起了石油生意，用赚来的钱送我去私立学校读书，学习舞蹈和马术。我被骂作“妓女”的时候，父亲写了一本书来为我辩护——他本不该写这本书的，我这么做都是心甘情愿的。他的文字不过是让那些说我是妓女和骗子的指责声变得愈加响亮了而已。
没错，我曾是个妓女——如果妓女是指用情爱和欢愉换取酬劳和珠宝的人的话。没错，我曾是个骗子，是那样的情不自禁、不由自主，以至于常常会忘记自己究竟说过什么，得费好大力气才能反省我的过错。
除了将我生在吕伐登[1]这个错误的地方之外，我的父母没有任何过错。许多荷兰同胞甚至从没听说过这个城市，那儿的生活如死水一般日复一日。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是个漂亮的女孩，因为朋友们都喜欢模仿我的样子。
一八八九年，我的家庭遭遇了不幸——父亲破产，母亲患病，两年后她便去世了。父母不希望我经历这场变故，将我送到了另一座城市莱顿[2]读书。他们坚信，在一个能照顾我的男人出现之前，我需要接受更优质的教育，好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我走的那天，母亲叫住我，给了我一袋种子。
“带上它，玛格丽莎。”
玛格丽莎——玛格丽莎·泽尔，是我曾经的名字。不过我憎恨这个名字。由于一位有名望的女演员的缘故，数不清的女孩都叫这个名字。
我问这些种子是做什么用的。
“这是向日葵的种子。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向它们学习。即使有时无法从花丛中脱颖而出，它们也永远是向日葵。无论人们多想把它们变成玫瑰，或是我们的国花郁金香，都不可能做到。倘若一个人试图去否定自己的存在，他最终会悲惨地活着，然后死去。
“所以，愉快地接受你的命运吧，无论它是好是坏。长大后，花儿就会展示出自己的美，赢得所有人的称赞，最后凋谢，留下自己的种子，让它们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母亲把种子装进了一个小袋子。那几天，我曾看到她用心地缝着这个袋子，尽管当时她还在病中。
“花儿教给我们，没有什么是永恒的，美丽抑或凋零都不是，因为花儿会长出新的种子。当你感到快乐、痛苦或是悲伤的时候，想想这些吧。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衰老，死亡，重生。”
我需要经历多少考验才能懂得这些？至少在当时，她的话对我而言不过是耳旁风，我急于离开这个日日夜夜周而复始的令人窒息的地方。然而今天，当写下这些文字时，我明白了母亲何尝不是在说她自己。
“种子甚小，犹可参天。记下这句话，慢慢来，不要急。”
母亲吻别了我，父亲带着我去了火车站。一路上，我们几乎什么也没说。
几乎所有我认识的男人都给我带来过欢愉、珠宝或者地位，我从不后悔结识他们——除了第一个男人，那个在我十六岁时就伤害了我的校长。
他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锁上了门，把手伸进我的大腿间，开始自慰。我本想逃走，并委婉地告诉他现在不是合适的时间，可他什么也没说。他将桌上的纸推到一边，把我摁倒在上面，一下子进入了我的身体。他好像是在害怕什么，大概是怕有人突然进来看到这一切。
在一场用词十分隐晦的交谈中，母亲曾告诉我，只有在有爱情存在，而且这种爱会持续一辈子的情况下，才能和男人“亲热”。我又困惑又害怕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决心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直到有一天和大家聊天时，一个女孩提起了这种事。据我所知，她们当中已经有两个人受到了侵犯，可我们又能对谁诉说呢？我们可能会被学校开除，却没法向任何人解释，所以我们只能沉默。不过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这给了我一丝安慰。后来，当我成为巴黎有名的舞蹈家时，那些女孩把这件事说了出去。没过多久，整个莱顿都知道了。校长那时已经退休了，没人敢对他提起这件事。相反，有人甚至还羡慕他，因为他成了当代女神的第一个男人。
从那时起，我就把性视作一件机械的事，与爱无关。
然而莱顿比吕伐登还要糟，这儿有一所著名的幼师学院，有一片毗邻街道的森林，一群除了议论别人之外便无所事事的居民。一天，为了消磨时光，我读了一份邻近城市的报纸上的广告，上面写着：
“鲁道夫·麦克劳德是一名在印度尼西亚服役的苏格兰裔荷兰军官，他希望寻找一位年轻的新娘共同去国外生活。”
我的救星来了！军官，印度尼西亚，神秘的海洋和异域风情。我受够了那个保守的、加尔文主义[3]的、充满偏见与萧条的荷兰。我回复了那个广告，还附上一张最美最诱人的照片。我不知道这其实是那位军官的朋友的一个玩笑，而且我的信是十六个回信者中最后一个寄到的。
我们见了面，他打扮得像是要去打仗似的：全套军装，一把剑挂在身子左侧，胡子很长，头上涂满了发蜡，似乎是在掩饰自己的丑陋和粗俗。
第一次见面时，我们没有谈到什么重要的事情。我祈祷着他会再来，我的祷告应验了：一星期后，他回来了，这令我的朋友嫉妒，也让校长彻底死了心——他还幻想着能和我再续前缘呢。我在他身上闻到了酒气，但没太在意，以为这是他在我面前有些紧张罢了，毕竟朋友们都说我是班上最美的姑娘。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向我求了婚。印度尼西亚，军官，长途旅行，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一个年轻女孩梦寐以求呢？
“你要和一个比你大二十岁的男人结婚？他知道你不是处女吗？”一个与我有过相同遭遇的女孩问道。
我没有说话。回到家后，他正式请求我嫁给他。我的家人从邻居那里借钱，为我置办了嫁妆。一八九五年七月十一日，我们结了婚。此时，距离我读到那则征婚广告过去了三个月。
“改变”和“变好”完全是两码事。要是没有舞蹈和安德烈亚斯，我在印度尼西亚的生活将是一场无尽的梦魇。而最可怕的噩梦莫过于重新经历这一切：身边总是围着各种女人的冷漠的丈夫；不能随便逃回娘家的绝望；不会讲当地语言，只能待在屋里几个月不出门的孤寂；更不必提我总是被其他军官密切关注了。
对于任何一位母亲，孩子的出生都应该意味着喜悦，于我却成了梦魇。在经历了初次生产的疼痛之后，我第一次摸到了女儿那娇小的身体，这为我的生命注入了意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鲁道夫的态度有所好转，但没过多久，他就回到了更讨他欢心的印尼情妇身边。用他的话说，没有一个欧洲女人能比得上亚洲女人，做爱对于后者就像是一种舞蹈。也许是醉了，也许是想故意羞辱我，他毫不避讳地这样对我讲。安德烈亚斯还告诉我，一天晚上，鲁道夫和他在漫无目的地闲逛，应该是酒后失言，鲁道夫说：
“玛格丽莎让我害怕。你注意到别的军官看她的眼神了吗？她随时都可能抛下我。”
这种病态的逻辑把缺乏安全感的男人变成了怪物，鲁道夫变得越来越暴戾。他叫我妓女，因为我遇到他时已经失了贞。他想知道所有和我交往过的男人的细节，尽管这只是他无端的臆想。当我哭着告诉他在校长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时，有时他会打我，骂我是在撒谎，有时他又会一边自慰，一边追问更多的细节。这对我而言简直是一场噩梦，我不得不编出一些细节，然而并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要这么做。
他甚至还派女仆陪我去买一件和我们相识时我穿的校服最相似的衣服。他着魔时，便会命令我穿上它。他最大的乐趣莫过于重演我被强暴时的场景。我躺在桌子上，他强行进入我的身体，我叫嚷着好让仆人们都听到，这样他们就会以为我是在享受这一切。
有时，我得装出一副清纯少女的模样，在他强暴我时极力反抗。有时我又不得不大喊着让他更粗暴一些，就好像我是个妓女，我喜欢这样。
渐渐地，我迷失了自己。我终日照看着女儿，带着贵族式的忧郁气质在房间里踱步，用厚重的妆容掩盖身上的伤痕，可我知道我骗不了任何人，任何一个。
我又怀孕了。我只尝到了几天孩子降生的喜悦，儿子就被一个奶妈毒死了。她甚至没来得及说出这么做的动机。孩子死掉的那一天，其他仆人杀死了她。后来，人们都说这是场再正义不过的复仇——她之前一直被毒打和强暴，被干不完的活儿折磨。
如今我只剩下女儿，一座空荡荡的房子，一个怕我背叛不肯带我去任何地方的丈夫，还有一座美到令人窒息的城市。我身在天堂，心却在地狱。
直到有一天，一切彻底改变了：军营的指挥官邀请军官和太太们去欣赏一场为总督准备的当地舞蹈表演。鲁道夫不能对他的上司说不。他让我去买一套既性感又昂贵的礼服。他要求衣服昂贵，我并不惊讶，因为这样更能强调他多么有钱，而不是我本人的资质。可他若是真像我后来知道的那样怕我变心，又为什么要让我穿得美艳动人呢？
到了那里，女人们都嫉妒地看着我，男人们的眼神里则充满欲望，我注意到这令鲁道夫兴奋。看来，今晚过后我又要遭殃。他一定会一边殴打我、占有我，一边逼我描述他意淫出的我和军官们在一起的不堪画面。无论如何，我都要保护唯一拥有的东西：我自己。同一位相识的军官聊天给我带来了仅有的安慰，他叫安德烈亚斯，而他的妻子惊讶又恐惧地望着我。我不停地给丈夫杯里倒满酒，希望他喝得醉倒在地。
现在，我其实并不想谈起在爪哇的往事。往事会召回那些痛彻心扉的记忆，所有的伤痛也都会猝不及防地重现，让灵魂深处流出血来，甚至让人跪下哭泣。但我不得不讲述那段经历，因为那时发生了三件改变我人生的事：我的决定、我观看的那场舞蹈和安德烈亚斯。
我的决定是不能再忍辱负重，生活在非人的折磨之中。
刚想到这儿，为总督表演舞蹈的队伍出场了，一共有九个人。不同于我在市里的剧院欣赏过几次的那种疯狂、活泼、极富感染力的舞蹈，他们的舞都是慢节奏的。一开始，我无聊得要死，但渐渐地，他们那种像在宗教仪式中入定般的氛围彻底吸引了我。那些舞者随着音乐摆出各种近乎不可能完成的动作。他们的身体同时向前和向后蜷缩，摆出一个极为痛苦的“S”形。他们长久保持着这个姿势，又突然舞动起来，好似一群准备发动突袭的猎豹。
所有人都把皮肤涂成了蓝色，身穿当地服饰沙笼[4]，胸前裹着一根根丝带，凸显出男人的肌肉和女人的胸脯。女人们还戴着镶有宝石的王冠。有时，舞蹈会由柔美变得剑拔弩张，丝带便是一把想象的剑。
我越看越入迷。我头一次体会到，鲁道夫、荷兰和我死去的儿子都只是一个死生轮回的世界的一部分——就好像母亲当年送给我的种子。我望着天空，看到了星星和棕榈树叶，任由这一切将我带到另一重时空。这时，安德烈亚斯的声音打断了我：
“你都看懂了吗？”
我想我懂了，因为我的心底已不再流血，我正在体验一种极致纯净的美。可男人总是试图解释一切，所以他告诉我，这种舞蹈是一种古老的印度舞和瑜伽以及冥想的结合。舞蹈是一首诗，每一个舞步都是一个词语。而这些他不会懂。
我的精神瑜伽和自发的冥想被打断了，不得不随意找一个话题，好让别人不至于觉得我无礼。
安德烈亚斯的妻子望着他，安德烈亚斯望着我。鲁道夫看看安德烈亚斯和我，又望向一位受邀的女宾客，对方礼貌性地对他微笑。
我们聊了一会儿——这期间爪哇人对我们投来了不屑的眼神，因为没有一个外国人尊重他们的神圣仪式。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表演才匆匆落了幕，所有舞蹈演员排成队依次下场，目光紧紧追随着自己的同伴，没有一个人回头看台下那些野蛮的白人观众一眼——他们身边围绕着衣着考究的妻子，胡子上涂着凡士林，大笑着，举止粗俗。
我刚给鲁道夫再次斟满酒，他就朝一个爪哇女人走去。她微笑着，毫不畏惧地看着他。安德烈亚斯的妻子走了过来，笑着挽住他的胳膊，像是在说“他是我的”，并对她丈夫那些有关舞蹈的幼稚言论装出一副极感兴趣的样子。
“这些年我一直忠于你，”她突然打断了谈话，“你支配了我的身心，上帝为证，每天夜里，我都祈祷着你能平安到家。就算让我以命相抵，我也在所不惜。”
安德烈亚斯跟我道了别，说他要离开了。这场活动让大家都感到十分疲惫。而他的妻子却说她不打算离开，她的语气是那么不容置疑，安德烈亚斯不禁愣住了。
“我耐心地等待着你明白，你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我陪着你来到了这个风景虽好，但对任何一个女人，包括玛格丽莎来说都无异于噩梦的鬼地方。”
她朝我转过身，蓝色的大眼睛企求着我的肯定，想让我去遵循那条千百年不变的传统：女人们既是敌人也是朋友。但我没敢点头。
“为了这份爱，我竭尽全力去斗争，时至今日，我已经精疲力竭。压在我心里的那块石头如今已变成千斤巨石，我再也承受不了。我那颗微弱跳动着的心告诉我，今世之后还有来生，在那里我将不必再企求一个男人的陪伴，好填满那空虚的日日夜夜。”
我预感到一场悲剧即将发生。我求她冷静下来，所有在场的人都很喜欢她，她的丈夫也是一名优秀的军人。她摇摇头笑了，似乎对这句话已经无动于衷。
“我的身体还在呼吸，可我的心已经死了。我逃不出这个地方，也无法让你明白我是多么需要你陪在我身边。”
安德烈亚斯这位保守得出了名的荷兰军官，此刻明显有些窘迫。我转身想要走开，但她却放开她丈夫的胳膊，抓住了我。
“只有爱才能给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带来意义，而我却没有爱。这样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她的脸紧挨着我的脸，我试着去闻她呼吸中有没有酒气，但没闻到。我凝视着她的脸庞，却看不到一丝泪水，或许泪已经流干了。
“求求你了，玛格丽莎，留在这儿，我需要你。你是个好女人。你失去了一个孩子，虽然我没怀过孕，可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所有看似自由，实则却生活在枷锁中的女人。”
安德烈亚斯的妻子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心脏。谁都来不及阻止，她就扣下了扳机。尽管她层层叠叠的裙子吞没了大部分的枪声，人群还是朝我们转了过来。一开始，他们一定以为我是行凶者，因为几秒之前她正抓着我。但是随后，人们看到了我眼中的恐惧，看见安德烈亚斯跪了下来，试图止住那些带走她生命的鲜血。她在他的怀中死去，目光中唯有平静。所有人都围了上来，包括鲁道夫。那爪哇女人掉头离开了，担心这些醉醺醺的军人会再闹出什么乱子。在大家开始打听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前，我请求鲁道夫快点离开这里。他同意了，什么也没说。
回到家，我径直走向卧室，脱下了衣服。鲁道夫倒在沙发上，醉得不省人事。第二天一早醒来，被仆人服侍着吃完早饭后，他径直走进了我的卧室，看见了一堆行李箱。头一次，他戳破了这个话题。
“你以为你能去哪儿？”
“回荷兰，就搭下一班船。要不然就去天堂，像安德烈亚斯的太太一样，只要我逮到机会。你说呢？”
以前，只有他能在家里发号施令，但当时，我的眼神一定让我看起来像是变了一个人。犹豫了几秒后，他走开了。那晚他回来时，说我们应当利用一下他的公休假期。两周后，我们搭上了驶往鹿特丹的第一艘船。
安德烈亚斯的妻子用她的血为我施了洗礼，从此以后，我将永远自由，尽管我们都不知道这份自由意味着什么。
我仅剩的宝贵时间——尽管我仍然有很大的希望被赦免，因为我在高官中有很多朋友——被劳伦斯修女耽误掉了一些。今天，她给我带来了一张清单，上面列着我被捕时行李箱里带的东西。
她特别小心翼翼地问我，若是最坏的情况无可避免，那她该怎么做。我请求她先离开，晚些时候再来，因为现在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但假如最坏的情况真的不可避免，那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无论如何，我先把单子上的东西抄录在这里，因为我相信一切都会有最好的结果。
第一个箱子：
一块购于瑞士的饰有蓝漆的金表
一个圆盒子，里面装着六顶帽子，三个镶有珍珠的金帽针，一些长羽毛，一顶面纱，两条皮质长披肩，三个帽饰，一个梨形胸针和一件舞会礼服
第二个箱子：
一双马靴
一把马刷
一盒鞋油
一副护腿套
一副马刺
五双皮鞋
三件白衬衣，用以搭配骑手服
一张餐巾布——我不知道干吗带这个来占地方，也许是用来擦鞋的
一副皮腿套，用来保护腿部
三副胸托，骑马的时候防止颠簸
八条丝质内裤、两条棉质内裤
四副手套
两条用来搭配不同骑手服的腰带
一把雨伞
三顶遮檐帽，防止阳光直射眼睛
三双羊毛袜，一双已经穿得有些旧了
一个用来装衣服的特制袋子
十五条卫生巾
一件毛衣
一套骑装，包括短外套和马裤
一盒发带
一个假发片和用来固定它的夹子
三副狐狸皮的护颈套和两盒香粉
第三个箱子：
六条吊袜带
一盒身体乳
三双漆皮高跟鞋
两件紧身背心
三十四条裙子
一个装有不知名植物种子的手工布袋
八件胸衣
一条头巾
十条舒适的内裤
三件束身衣
两件长袖短外套
三把梳子
十六件衬衣
又一件舞会礼服
一条毛巾、一块香皂——我不用酒店里的香皂，担心会得传染病
一条珍珠项链
一个内有镜子的手包
一把象牙梳
两个用来存放睡前摘下的首饰的盒子
一个装有名片的铜盒子，名片上写着“瓦蒂姆·德·马塞洛，俄罗斯帝国第一兵团上尉”
一个木匣子，里面装着一套在旅行途中获赠的陶瓷茶具
两件睡袍
一个珍珠贝母手柄的指甲锉
两盒香烟，一个金盒子一个银盒子，或者是镀金的，我记不清了
八条睡觉时戴的发网
装着项链、耳环、翡翠戒指和其他一些不值钱的珠宝的首饰盒
一个装着二十一条丝巾和手绢的丝袋
三把扇子
高级法国口红和胭脂
法语辞典
装有我照片的钱包
……
还有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我打算一从这里出去就把它们扔掉——比如用丝带捆着的情书，几场我喜爱的歌剧的门票，等等。
巴黎莫里斯酒店扣下了我大部分的行李，理由是我没钱支付住宿费，当然，他们搞错了。他们怎么能这么想呢？巴黎一直都是我出行的首选。我不会让别人把我当成骗子。
我不奢求幸福，只希望不要再这么痛苦和悲惨地过下去。或许，当初我耐心一些，就能以另一种面貌来到巴黎了……但我再也忍受不了来自继母和丈夫的指责，忍受不了哭闹不止的孩子，忍受不了小城里狭隘偏激的居民们的偏见——虽然现在我已经是个应该受人尊敬的已婚妇女了。
一天，我背着所有人，乘火车去了海牙，径直来到法国领事馆——这么做需要强大的直觉和技巧。那时，战事还未打响，想要进入法国并不难。荷兰总是在欧洲各国的纷争中保持中立，而且，对于自己的个人魅力，我也颇有信心。我见了使馆领事。和他在咖啡馆待了两个小时后，我就搞到了一张去巴黎的车票。其间他试图引诱我，而我也故作顺从，并向他承诺会在巴黎和他共度一段时光。
“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我暗示道。他会了意，问我能做些什么。
“我是个东方音乐舞蹈家。”
东方音乐？这极大地引起了他的兴趣。我问他能否为我找到一份工作。他说可以把我推荐给吉美先生，一个在巴黎有权有势的人，不仅是位有名的艺术收藏家，更喜爱一切东方的事物。
“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就今天，要是您能给我安排一个住处的话。”
他很清楚我正在利用他：我不过是又一个想挤进巴黎这座令世人趋之若鹜的理想城市，找一个有钱人过好日子的女人。我感觉到他有一丝迟疑。他听着我的话，同时却在打量着我的一举一动。你可能没有料到，我虽然一直是一个风流的女人，此时却表现得无比端庄。
“如果您的朋友愿意，我可以给他表演一两段正宗的爪哇舞。要是他不喜欢，我当天就坐火车回来。”
“可是太太……”
“小姐。”
“你只有去巴黎的票。”
我拿出钱包，给他看我也有足够的钱回来。其实我也有钱去巴黎，但女人向男人求助，总能戳中他们的软肋。每个男人都这么幻想过，在爪哇时，军官的情妇们这么告诉过我。
他这才放心，问我叫什么名字，好去给吉美先生写推荐信。我想都没想过这个！我的名字？它会让他发觉我的家庭，而为一个逃跑的女人和中立国荷兰交恶，无疑是法国最不想看到的事。
“你叫什么？”他又问了一遍，手上拿着笔。
“玛塔·哈莉。”
安德烈亚斯妻子的血施予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一座巨型铁塔高耸入云，可在这座城市的明信片上却找不到它的影子。塞纳河畔坐落着各式各样的建筑，包含了中国的、印度的、意大利的，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著名国家的风格。我想找荷兰式的，但没找到。什么能代表我的国家呢？老旧的风车？沉重的木鞋？这些没有一件能算得上现代事物。圆铁架上的海报展示着一些我闻所未闻的东西：
“瞧！无须点火，不需要煤气的灯！尽在电力宫殿！”
“无须挪动脚步便可上楼！让台阶为您服务。”这广告就贴在一个形似开放式地道、两旁有扶手的建筑下面。
“新艺术：时代的潮流。”
这句广告词没加感叹号，只配了一张上面画着两只天鹅的瓷花瓶的照片。下面是一个形似大铁塔的金属建筑，名字十分显眼，叫作“大舞厅”。
宽银幕电影、放着海景图的放映机、全景图——每一样东西都在标榜着能通过移动的图画把观众带到想象不到的地方。我越看越着迷，但也愈加后悔。或许我这一步走得有些不自量力。或许来这里是个错误。或许我不该来到这里。
城市中人来人往，女人们打扮得优雅至极，男人们则为了要事奔忙。但只要我回过头，就能感觉到他们的视线在追随着我。
我随身带着法语词典。虽然曾经在学校里学过法语，我还是很缺乏安全感。无助之中，我向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走去，很费劲地问她去领事帮我订好的酒店应该怎么走。她瞄了一眼我的衣服和箱子，没有回答便走开了，尽管当时我穿的是从爪哇带来的最好的衣服。显然，巴黎并不欢迎外国人，要么就是巴黎人自觉高人一等。
我继续问了两三次，得到的回应都是相同的，直到我筋疲力尽地坐在了杜乐丽花园[5]的长椅上。这曾是我年少时的梦想。能来到这儿已经是我意料之外的成就了。
我该回去吗？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进行心理斗争，因为我知道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这时，命运之神出现了：一阵风将一顶高礼帽吹到了我的腿间。
我捡起帽子，站起身，打算把它交给那个向我跑来的男子。
“我看您捡到我的帽子了。”他说。
“您的帽子为了我的双腿而背叛了您。”我答道。
“我猜也是这样。”他说着，毫不掩饰想引诱我的企图。与荷兰那些加尔文教徒不同，法国人是出了名的不羁。
他伸出手想接过帽子，我却把它往身后一藏，伸出另一只手。看到我手上写着的酒店地址，他问我这是什么。
“是我一个朋友家。我要去她那儿住几天。”
我本想说我要去和她吃饭的，但他已经看见我身旁的行李箱了。
他什么也没说。我以为他瞧不上我住的地方，可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
“里沃利路就在你坐的椅子后面。我可以帮你拿行李，路上有不少酒吧，不妨去喝一杯吧，太太……”
“玛塔·哈莉小姐。”
反正我也不会损失什么，而且，他是我在巴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我们向酒店走去，停在了一家餐厅门前，里面的服务生穿着长及脚背的围裙，打扮得好像刚刚赴宴归来，对着我的同伴一个劲儿地微笑。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我们在一个角落找到了一个位置。
他问我从哪儿来。“东印度群岛，荷兰帝国的一部分。”我说，“我是在那儿出生、长大的。”我还提到了那座举世无双的美丽铁塔，不料，他却激动起来。
“四年后，那座塔就会被拆掉。这场博览会比最近的两次战争还要费钱。他们想给人一种感觉，好像这样欧洲各国会团结起来，最终就能天下太平。你信吗？”
我不知道，我还是保持沉默的好。我先前说过，男人对什么都爱发表意见。
“你应该去看看德国人建的展馆。他们想侮辱我们，建的东西又大又丑，满是机械厂、冶金厂、据说即将称霸五大洋的军舰模型和一座高塔，里面都是……”
他停顿了一下，好像要说什么下流的事似的。
“都是啤酒！大家都说那是献给德意志皇帝的，但我确定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当心德国人。十年前一个被捕的犹太间谍预言战争会在法国再次爆发。如今他们又说那个可怜的家伙是无辜的，而这一切都怪那个混账作家左拉[6]。他把法国社会搞得分崩离析，现在，一半的法国人都希望把那个犹太人从魔岛[7]上放出来，而他本该在那儿关一辈子。”
他又要了两杯茴香酒，一口喝下自己那杯，然后说虽然最近特别忙，但是如果我能多待一些时间，就应当去看看自己国家的展馆。
我的国家？我没有看到风车和木鞋。
“其实，他们把你们国家展馆的名字‘荷属东印度’几个字拼错了。我还没时间去，它应该和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昂贵的设施有着同样的目的，不过大家都说它很有趣。”
他站起身，拿出一张名片，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金色的笔，匆匆写下了自己的姓氏，暗示着或许有一天，我们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
他礼貌地吻了吻我的手作为道别。我看了看名片，上面没有任何地址，我明白大家都这么做。我无心去积累无用的人脉，于是把纸片揉成一团，扔了出去。就让他这么消失吧。
两分钟之后，我又把名片捡了回来：他正是领事那封信的收件人。
[1]荷兰北部城市，弗里斯兰省首府。
[2]荷兰西部城市。
[3]德国著名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的许多主张的统称，一般指主张人类不能通过正义的行为获得救赎、应恢复纯正的《圣经》教义等。——编注
[4]马来西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裹在腰或胸以下的长布条，男女均可穿。
[5]位于卢浮宫与协和广场之间，被认为是巴黎最迷人的花园之一。
[6]émilie Zola（1840－1902），19世纪后期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894年，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被控向德国出卖军事机密，被判叛国罪，但罪证与审判程序均存在问题，引起了一些作家、学者的愤怒。左拉挺身而出，发表文章要求为德雷福斯平反。
[7]法属圭亚那大西洋近海上的一个多岩石小岛，曾是囚犯流放地和麻风病人隔离区，军官德雷福斯即被流放于此。
第二部
“玛塔·哈莉高挑纤瘦，如野兽般灵动，黑发荡漾，引人浮想联翩。”
“她是女人中的女人，用自己的身体谱写了一出悲剧。”
“随着万千种韵律起舞，姿态也万万千千。”
如今，这些从报纸上剪下的零星话语对我来说如同一堆杯子的碎片，这杯子里曾经盛着我的生活，而现在，那种生活是如此陌生。要是能离开这里，我会让人把这些剪报装订起来，每页都镶上金边。我所有的财产都被没收了，这些纸片将是我留给女儿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