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使我们还能重逢，我会给她讲“女神游乐厅[1]”的事，爱舞蹈的女人无不对那里充满向往。我会告诉她马德里的奥地利之家[2]、柏林大道、蒙特卡洛[3]有多美。我会带她去特罗卡迪罗广场[4]、圆形皇家俱乐部[5]散步，去马克西姆餐厅、琅勃迈尔餐厅和其他贵客盈门的高档餐厅用餐。
我们还将一起去意大利，高兴地看到可恶的佳吉列夫芭蕾舞团[6]濒临破产。我会带她看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自豪地告诉她：
“我曾经在这里跳马尔塞诺的《巴克斯和甘布里努斯》[7]。”
我相信自己现在经历的一切只会让我更加出名。谁不想被视为一个致命的蛇蝎美人、一个充满秘密的“间谍”呢？只要不会真的陷入危险，全世界都愿意和危险调调情。
她可能会问：
“那我的母亲玛格丽莎·麦克劳德呢？”
我会答道：
“我不认识那个女人。我这一生都在以玛塔·哈莉的身份行动和思考，她一直是男人眼中的尤物，女人眼中的仇敌。离开荷兰后，对于距离和危险，我不再有任何概念，这些都吓不倒我。我来到巴黎时既没有钱，也没有像样的衣服，但你看看我是如何打拼的吧。我希望你也能像我一样。”
我还会给她讲我的舞蹈——幸运的是，有很多照片可以展示我大部分的舞步和装扮。不了解我的评论家们总是对我妄加评论，但事实上，在舞台上我只是彻底忘我了，把自己全然交给上帝。这样我才能如此轻易地脱掉衣服。因为那时我什么都不是，甚至连我的身体也只是宇宙运动的一部分。
我将永远感谢吉美先生，他给了我第一次可以穿着他收藏的东方华服、在他的私人博物馆里表演的机会。为了得到这一切，我在半小时里和他亲热了好几次，尽管这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快感。我为三百名观众表演了舞蹈，他们中有记者、名流和至少两位大使——分别来自日本和德国。两天后，各大报纸无不刊登着：“这个出生在荷兰帝国偏远角落的异国女人，带来了遥远国度的‘虔诚’和‘活力’。”
博物馆的舞台上装饰着一尊湿婆雕像——那是印度教中代表创造与毁灭的神。蜡烛熔化成油，散发着芳香，音乐声令所有人感到恐惧，除了我——我仔细检查过衣服，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机不可失，这是我这悲惨的一生中唯一的机会。这一生中，我总是在寻求他人的恩惠，并以性作为回报。我已经习惯了，但并不满足。光有钱是不够的。我还想要更多！
刚开始跳舞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表演一些歌舞厅里才有的节目就好，不用在意它有没有内涵。我身在一个体面的地方，台下是一群充满好奇，却因怕被人看到而没有胆量踏进某些特殊场所的观众。
衣服是由层层重叠的纱巾制成的。我扯掉第一层时，似乎没有人注意。但当我扯掉第二层、第三层时，人们开始面面相觑。揭掉第五层时，观众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没有人注意我在跳什么，他们只想看我会脱到什么地步。即便是女观众，在我时不时的眼神挑逗下，似乎也没有感到震惊或恼火——我的表演一定让她们和男人一样兴奋。如果这是在我的国家，我会被立即送进监狱，但法国是平等和自由的典范。
脱到第六层时，我走向湿婆雕像，做出高潮的模样，然后一边脱掉第七层——也是最后一层纱巾，一边倒在了地板上。
有那么一会儿，全场鸦雀无声——观众们像是惊呆了或是吓坏了，我当时所在的那个位置看不到他们。接着，第一声喝彩响起，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随后整个房间的人都起立为我鼓掌。我站起身，一只手臂遮在胸前，另一只挡住下体，点头表示感谢，从边门走下舞台——我早在那儿备好了一件丝绸长袍。我回到台上，继续向持续的掌声不停地致谢。然后我决定还是扬长而去、不再回头比较好。这会让我看起来像是一个谜。
然而，我注意到唯一一个没有鼓掌、只是笑了笑的人，正是吉美夫人。
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了两份邀请函，一份来自基列耶夫斯基夫人，问我能否在一场慈善舞会上重复同样的表演，好为受伤的俄罗斯士兵筹款。另一份来自吉美夫人，邀我去塞纳河边漫步。
那时，报摊还没有被印着我头像的明信片覆盖，香烟、雪茄和香水上也没有我的名字。我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新星。但我知道自己已经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每个观众都为我着迷，这将是我能得到的最好的宣传。
“人们那么无知是件好事，因为你表演的根本不是什么东方传统舞蹈，”她说，“但你也一定用心编排了每一个舞步，让他们这一晚过得快活。”
我僵住了，以为她接下来要提起我和她丈夫的一夜情。那是个平常的，并不愉快的夜晚。
“那些无趣的人类学学者是仅有的行家，但他们只见过书里的东西，没法对你评头论足。”
“可是我……”
“是，我相信你之前生活在爪哇岛，了解那里的习俗，或许就是那里的部队军官的情妇或者妻子。你像所有年轻女人一样，梦想着能在巴黎成名，所以一有机会就来到了这里。”
我们继续走着，谁都没有再说话。我可以继续撒谎，我一辈子都在这么干，只要是吉美夫人尚未知晓的东西，我都编得出来。但我最好按兵不动，看她还要说些什么。
走过那座通往铁塔的桥时，吉美夫人说：“我想给你提点建议。”
我问我们能否坐下来说。在这么多人中间边走边谈，我很难集中精力。她同意了，我们在战神广场[8]找到了一把长椅。几个男人正在专注而严肃地投掷金属球，设法打中一块木头。在我看来，这是个很滑稽的场面。
“我跟一些看了你表演的朋友谈过，明天各大报纸就会把你捧上天。别担心，我不会跟任何人讲你假冒‘东方舞’的事。”
我一直在听，没有辩解一句。
“我给你的第一条忠告与你的表演无关，却最难做到：永远不要坠入爱河。爱是毒药。一旦恋爱，你就控制不了你的生活了，因为你的心和大脑将属于另一个人。你自身的存在会受到威胁。你会失去对危险的概念，不惜做一切事情来保护心爱的人。这种无法解释的危险的东西就是爱情。它会带走你的一切，把你变成心爱之人期待的模样。”
我想起了安德烈亚斯的妻子开枪自杀前的眼神。爱会在刹那间杀死我们，不留任何犯罪证据。
一个男孩走过来，用一块钱买了一个冰淇淋。吉美夫人借用这个眼前的例子，开始讲她的第二条建议。
“大家都说，生活并不难。可生活却非常不易。想得到一个冰淇淋、一个洋娃娃，或是想要在一场法式滚球比赛中取得胜利——就像那边那几个男人一样，他们是父亲，肩负着责任，此刻却大汗淋漓地拼命想用一个愚蠢的金属球击中一块木头——这些事很简单。想出名也不难，但难的是维持名气超过一个月、一年，特别是那些靠身体为生的人。真心渴望一个男人不难，但如果这个男人结了婚、有了孩子，并且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他的家庭的时候，一切就得另当别论了。”
她停顿了许久，眼里满是泪水。我意识到她其实是在说她自己。
现在轮到我说话了。我一股脑地都说了出来：没错，我撒了谎，我不是在荷属东印度出生长大的，但我了解那个地方，更了解那些原本为了寻求独立和刺激而来，结果只得到空虚和寂寞的女人。我尽可能原原本本地把安德烈亚斯妻子临死前的话复述了一遍，以安慰吉美夫人，并装作没有看出她向我提的每条建议，其实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世上的一切都有两面性。那些被残酷的爱神抛弃的人是有罪的，因为回首过去时，他们总是自问为什么如今会是这样。但是，如果他们在记忆中进一步寻找，就会回忆起种子被播下的那天，回忆起自己是如何堆肥让它生长，直到它长成一棵无法连根拔起的树。”
我的手本能地摸向了包里的一个地方，那里放着妈妈生前给我的种子。我一直随身带着它们。
“所以，当一个女人或男人被他们所爱的人抛弃时，总是只专注于自己的痛苦。没人想一想对方经历了什么。迫于社会压力背弃了自己的心，选择留在家人身边是不是也很痛苦？每个晚上，他们一定都躺在床上，困惑着，失落着，怀疑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其他时间，他们会想，自己当然有责任保护家人和孩子。但时间不会冲淡一切。离别的时间越长，他们越会忘记在一起时的种种不顺，只会充满对那座失乐园的怀旧之情。
“他帮不了自己了。他变得冷漠疏远，从周一到周五心不在焉，周末就来战神广场和朋友玩球。他的儿子在一旁高高兴兴地吃着冰淇淋，他的妻子则望着身穿优雅礼服的人们来来往往，眼神悲伤。不会有大风来改变这艘船的方向。它待在海港中，只能在近水里冒冒险。所有人都痛苦：那些离开的人、留下的人、他们的家人和孩子。但没有人能做什么。”
吉美夫人的目光停留在了花园中央新栽的草地上。她装作只是勉为其难在听我说话，但我知道我触到了她的伤口，它会再次流出血来。过了一会儿，她站了起来，提议我们往回走——她的仆人应该已经在准备晚餐了。一位声名鹊起的艺术家想携同朋友一起参观她丈夫的博物馆，晚上她会去他的画廊，他给她看一些画。
“当然，他的目的是卖给我一些东西，而我的目的是去结识不同的人，好脱离一个熟悉到令我感到厌烦的世界。”
我们缓步走着。在走上特罗卡迪罗广场附近的桥之前，她问我是否愿意与她同去。我说愿意，但我把晚礼服留在“酒店”了，也许没有适合这个场合的衣服。
其实，我连一件可以与之前在公园散步时碰到的女人们所穿的漂亮礼服相媲美的裙子都没有。“酒店”不过是我这两个月以来寄宿的公寓的委婉说法，它是我仅有的能带“客人”回屋的地方。
但女人可以不需要语言就理解彼此。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借给你一件衣服晚上穿。我衣服多得穿不完。”
我笑着接受了，然后我们一起往回走。
当我们根本不知道将被生活带向何处时，就不会迷失。
我先前提到的艺术家，是巴勃罗·毕加索。我们见过面之后，毕加索就把其余的客人都忘了，一直想要和我搭话。他称赞我的美貌，请我为他做模特，我和他一起去马拉加[9]，就当是花一个星期来逃离疯狂的巴黎。他的目的并不单纯，毋庸置疑，他想把我搞上床。
这个丑陋粗鲁、自命不凡、两眼放光的男人令我感到非常不悦。他的朋友要有趣得多，其中有一个意大利人，叫阿美迪欧·莫蒂里安尼[10]，看起来更高贵、更优雅，而且绝不会强拉着人聊天。每当巴勃罗结束他那关于艺术革命的晦涩的长篇大论时，我都会转向莫蒂里安尼，这似乎激怒了这个西班牙人。
“你是做什么的？”阿美迪欧问。
我解释说，我专门表演爪哇部落的神圣舞蹈。他似乎并没有完全理解，但他开始礼貌地谈起了眼睛在舞蹈中的重要性。他对眼睛特别着迷，偶尔去剧院的时候，他很少注意舞者的肢体动作，而是专注于体会他们想用眼神表达的东西。
“我希望神圣的爪哇舞也注重眼神表达——我对它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在东方，他们可以保持身体完全静止，将所要传递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眼睛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晃了晃脑袋，这个神秘的姿势既可以表示肯定，也可以表示否定，全凭他自己去理解。与此同时，毕加索不停地用他的理论打断我们的交谈，但礼貌优雅的阿美迪欧总能找准时机把话题引回来。
“我能给你一些建议吗？”就在晚餐快要结束，大家准备去毕加索的工作室时，他问。我欣然点头。
“你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超越对自己的期望。多多训练，完善你的舞蹈，定一个难以达成的目标。超越你的极限，这是艺术家的使命。一个容易满足的艺术家是失败的。”
毕加索的工作室并不远，大家都步行前往。那里的画作有的让我赞叹不已，有的令我厌恶。但这不正是人类的境况吗？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不折中。为了戏弄他，我停在了一幅画前，问他为什么非要画得如此复杂。
“我花了四年时间去学习如何像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那样画画，然后又用了一生的时间来重新学习怎么像孩子那样画画。这才是真正的秘密：在孩子的图画中，你所见到的也许看起来很幼稚，但它却蕴藏着艺术的真谛。”
这个回答听起来很精彩，但我已经不能让时光倒流，好让自己再喜欢上他了。莫蒂里安尼此时已经离开。尽管仪态不改平日的优雅，吉美夫人也已难掩倦容。毕加索则不得不分心应付吃醋的女友费尔南德。
时候不早了，我解释道，于是大家各自散了。我再没见过阿美迪欧或是巴勃罗。我只听说费尔南德最终抛弃了他，但不清楚确切的原因。几年后，我再次见到她时，她成了一家古董店的售货员。她没有认出我，我也装作不认识她——她也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
在接下来为数不多的几年中，我只是注视着太阳，忘记了暴风雨——如今回想起来，那段时光似乎无穷无尽。我任由自己惊叹于玫瑰的美丽，而对它的刺置之不理。在法庭上漫不经心地为我辩护的律师，或许也曾是我众多情人中的一员。所以，克鲁内律师，倘若如你所料，我终会被处决，你尽可以撕掉这页纸，把它丢掉。不幸的是，我实在没有其他人可以信任了。大家都知道我会死，不是因为这桩荒谬的间谍指控，而是因为我决定成为我一直梦想成为的人，梦想的代价总是很高。
自上世纪末起，脱衣舞就开始存在，而且是合法的。但它一向被认为是对人类肉体的展示。是我把那种低俗的表演变成了艺术。脱衣舞开始被禁演时，我仍可以继续我的表演，因为我的舞蹈远不像其他女人在公共场所宽衣解带那般庸俗，它是合法的。看我表演的常客中有作曲家普契尼[11]和马斯奈[12]，有大使冯·克伦特和安东尼奥·戈维亚，还有商业巨头罗斯柴尔德男爵[13]和加斯顿·梅尼埃[14]。我不愿意相信，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们就那样袖手旁观。毕竟，曾被诬陷为间谍的德雷福斯上尉不都已经从魔岛回来了吗？
许多人会为德雷福斯辩护说，他是清白的！确实如此，但我也是清白的。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够指控我，尽管当初我决定不再跳舞时曾编出过一些大话，不过那只是为了提升我的人气，虽说当时的我已是一名出色的舞蹈家。不然，我就不会得到当今最著名的艺术经纪人阿斯特吕克先生的青睐了，他也是许多优秀的俄罗斯艺术家的经纪人。
阿斯特吕克差点安排我和尼金斯基[15]在米兰的斯卡拉剧院共舞。但是尼金斯基的经纪人兼情人认为我是一个难缠的、喜怒无常又令人难以忍受的人。在没有意大利媒体或剧院导演支持的情况下，他依然嘴角挂着微笑，逼着我独自上台表演。我灵魂的一部分已经死了。我知道我在衰老，很快我的轻盈和灵活将不复存在。而那些一开始对我赞不绝口的正经报纸，现在却反过来指责我。
那些模仿我的人呢？到处都贴着这样的海报——“玛塔·哈莉的继承人”。她们所做的不过是用一种扭曲的方式摇动身体、脱掉衣服，毫无艺术灵感可言。
我不能责怪阿斯特吕克，虽然事到如今，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就是他的名字和我的联系到一起。为受伤的俄罗斯士兵筹集资金的慈善表演结束后，他找到了我。我真的不相信那些靠着高价拍卖古董桌子换得的钱会被用在太平洋战场上，用来对付那些侵犯沙皇子民的日本人。不过，这是我在离开吉美博物馆之后的首次亮相，结果十分圆满：我可以让更多的人对我的工作感兴趣，基列耶夫斯基夫人赚得盆满钵满，并把收入分了一部分给我，而那些贵族则以为他们在为一项良好的事业做贡献。而且每个人——真的是每个人——都能光明正大地去欣赏一个美丽的裸体女人，而不必担心这会令他们尴尬。
阿斯特吕克帮我找到了一间和我日渐增长的名气相称的酒店，并开始在全巴黎发展关系。他为我找到了在当时最有名的奥林匹亚音乐厅演出的机会。作为一个比利时犹太教士的儿子，阿斯特吕克敢于在新人身上孤注一掷，比如卡鲁索[16]和鲁宾斯坦[17]，如今他们已经成了当代偶像。他在恰到好处的时间带我见识了世界。多亏了他，我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开始赚到远远超乎想象的钱，出入全巴黎有名的表演场所。再后来，我终于可以尽情享受这世上我最喜欢的东西——时尚。
我不知道我到底花了多少钱，因为阿斯特吕克告诉我，询问价钱是没有品位的。
“挑好以后让人送到你住的酒店，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
现在写下这行字时，我不禁问自己：他是不是克扣了我的一部分钱？
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把这痛苦憋在心里，因为等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我预期自己能离开，因为我并没有被全世界抛弃——我已经四十一岁了，但仍然希望自己有权利得到幸福。我胖了很多，大概不能再回到舞台上了，但我在这世界上除了跳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每每回忆起阿斯特吕克，我更愿意把他看作那个宁可倾其所有去建一座剧院，并用《春之祭》做首演的人。《春之祭》是由一个不知名的俄国作曲家创作，由尼金斯基那个白痴主演的——他抄袭了我在巴黎第一次演出时的自慰场面。
我还愿意把他看作那个曾经邀请我坐火车同去诺曼底的人，只因在圣诞前夜，我们带着怀念之情聊起了自己已经多久没看到过大海。那时，我们已经一起工作快五年了。
我们俩坐在沙滩上，不怎么说话。我从包里拿出一张报纸，递给他看。
文章的标题是“堕落的玛塔·哈莉：毫无才华的裸露狂”。
“今天登的。”我说。
他读报纸的时候，我站了起来，走到水边，抓了一把石头。
“也许和你想的正好相反，我受够了。我偏离了梦想，没有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
“怎么可能？”阿斯特吕克十分惊讶，“我只为那些最优秀的艺人做经纪人，你也是其中一员！一些无聊之人的闲言碎语就能让你动摇吗？”
“不，但我已经很久没有读到一篇关于我的报道了。我很快就会被剧院和媒体忘记。人们会把我看作是一个在公共场所以表演艺术为名，实则卖弄肉体的娼妓。”
阿斯特吕克站起身，向我走来。他在地上抓了些石头，把其中一颗朝海中远远地扔了出去。
“我不为娼妓做经纪人，这会结束我的事业。的确，我曾经不得不向我代理的一两个艺人解释，为什么我的办公室里会挂着一张你的海报。你知道我是怎么回答的吗？你是苏美尔神话中的女神伊南娜的化身。为闯禁地，她需要通过七道门，每道门都有一个守门人，每次为了过去，她就得脱掉一件衣服。一位流亡到巴黎，最终在孤独和痛苦中死去的伟大英国作家创作了一部戏剧，有一天这部作品将成为经典。它讲的是希律王如何得到施洗约翰的头颅的故事。”
“是《莎乐美》[18]！在哪儿能看这部剧？”
我变得激动起来。
“我没有这部剧的版权，也见不到创作者奥斯卡·王尔德了，除非去墓地召唤他的鬼魂。太迟了。”
我的沮丧和悲伤又回来了，因为我想到，终有一天，我会变得又老又丑，穷困潦倒。我已经跨过了三十岁的门槛。我拿起一块石头，比阿斯特吕克更用力地扔了出去。
“石头，带着我的过去，我所有的羞耻、内疚和犯下的错误，飞得远远的吧！”
阿斯特吕克也扔了一块，然后解释说我没有犯什么错，只是行使了我的选择权。我没有听他的，又扔了一块石头。
“这块代表的是我的身体和灵魂受过的虐待。自打我有了第一次可怕的性经历起，我就躺在有钱人的身旁，最后总是以泪洗面。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名利、衣装——那些昙花一现的东西。我活在自己制造的噩梦中。”
“但你不快乐吗？”阿斯特吕克越来越惊讶。毕竟，我们决定在这片海滩上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
我不停地扔着石头，越扔越愤怒，连我自己都有些惊讶。明天不再是明天，现在也不再是现在，它们布满了陷阱，每走一步，我都可能掉下去。一旁有人在散步，孩子们在玩耍，海鸥在天空中做着奇怪的动作，海浪比我想象的还要安静。
“因为我希望自己能被接受和尊重，虽然我不亏欠任何人。我为什么要这样？我把时间浪费在了忧虑、悔恨与黑暗中……这黑暗最终奴役了我，把我拴在一块石头上，我再也逃脱不了，只能任人宰割。”
我欲哭无泪。石头将消失在水中，或许在水下，它们会一块块堆叠起来，再造出一个玛格丽莎·泽尔。但我不想变回她，那个曾经从安德烈亚斯的妻子的眼睛里看清了一切的女人，那个曾经告诉自己生活不过是按部就班的过程的女人：我们出生，学习，为了嫁人而上大学——哪怕对方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男人，只求别人不会说我们嫁不出去——然后生孩子，老去，在轮椅上望着来来往往的人，装出一副看透人生的样子，却压不住心底的那个声音：“你本可以做些别的。”
一只海鸥接近我们，发出一声尖叫，又飞走了。它靠得很近，阿斯特吕克不由得用胳膊护住了眼睛。那声尖叫把我拉回到现实。我又成了那个有名的女人，对自己的美丽充满自信。
“我想停下来。我不想再继续这种生活。演员和舞蹈家，我还能做多久？”
他的回答是诚实的：
“也许还有五年。”
“那现在就结束吧。”
阿斯特吕克握住我的手。
“我们不能这么做！还有合同要履行，不然我会被罚款。况且你需要谋生。你也不愿在我找到你时你住的那间破房子里了结此生，对吧？”
“我会履行合同的。你对我很好，我不会让你为我的胡思乱想付出代价。但也别担心，我知道该如何维持生计。”
我没多想就跟他讲起了我的故事，这些故事一直被我埋藏在心里，因为它们是一个接一个的谎言。我说话的时候，泪水开始涌出。阿斯特吕克问我是否还好，但我继续讲下去，他便没再说什么，只是静静地听。
我根本不是自己以为的那个人，最终接受这一点时，我感到自己陷入了一个黑洞，但是，我也突然意识到，直面自己的伤口和疤痕时，我变得更加强大了。眼泪有着自己的声音，它不是从我的眼睛，而是从我内心最深最黑暗的部分溢出，为我讲述着一个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故事。在故事里，我乘着一艘木筏穿越黑暗，如果海浪不是太大，一切不是太迟，远处地平线上灯塔的光亮终将指引我抵达坚实的陆地。
我以前从没这么做过。我本以为触及自己的伤口，会让它更加疼痛，而事实恰好相反，我的泪水治愈了它。
有时，我会用拳头敲打沙滩，上面的碎石会让我的手流血，但我甚至没有感觉到疼痛，因为我被治愈了。我明白了为什么天主教徒会告解，尽管神父的罪孽和他们的一样深重，甚至比他们的还要深。不管听众是谁，重要的是把伤口袒露出来，让阳光来净化，让雨水来洗刷。面对着一个没有亲密关系的人，我现在正在这样做。这是我能敞开心扉的真正原因。
过了许久，我停止了哭泣，海浪的声音使我平静下来。阿斯特吕克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臂，说最后一班开往巴黎的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我们最好快一点。在途中，阿斯特吕克对我讲着艺术圈里的新闻，像是谁和谁睡了，谁被解雇了之类的。
我笑了，要他再多讲一些。他是一个真正聪明而优雅的男人。他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通过泪水流出我的眼睛，滴落在沙子里，并将留在那儿，直到时间的尽头。
“我们正活在法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年代。您是什么时候来到这儿的？”
“举办万国博览会那年。当时的巴黎是另一番模样，更有外省[19]风情，尽管当时它仍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傍晚的余晖透过爱丽舍宫酒店昂贵的玻璃窗映了进来。我们周围全是法国最好的东西：香槟、苦艾酒、巧克力、奶酪、芳香四溢的鲜花。窗外可以看到那座壮观的铁塔。现在，它有了和设计者一样的名字：埃菲尔。
他也望向了那座大型的铁质建筑。
“本来展览结束之后，它就不该杵在那儿了。我真希望他们早点拆掉这个丑八怪。”
我本可以和他争辩，但那样只会让他更加喋喋不休，最后我还是会败下阵来。所以我默默地听他讲着巴黎正在经历的“美丽年代[20]”：工业产量翻了三倍；农业生产全靠机器，一台机器可以完成十个人才能完成的活儿；商店里人头攒动，时尚潮流完全变了。这一点令我高兴，因为我现在有借口每年把所有的衣服至少重新买两遍了。
“你发现了吗，甚至连食物的味道都变得更好了？”
我发现了，但这并不令我开心，因为我已经有些发福了。
“总统告诉我，街上自行车的数量从上世纪末的三十七万五千辆增加到了三百万辆，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和煤气，大家可以在假期出远门旅游，咖啡的销量翻了四倍，人们用不着排队也能买到面包。”
他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看来，我该打个哈欠，装出一副无知的样子。
前军事部长、现任国会议员阿道夫·梅西米从床上站起身，穿上了他那件满是奖章的衣服。那天他要和老战友见面，因此不能穿得太随意。
“虽然我讨厌英国人，但至少在某些事情上他们是对的：穿着难看的土黄色制服去打仗，这相当明智。我们法国人总觉得自己死也要死得优雅，于是穿着红色灯笼裤、戴着红色平顶帽，仿佛是在冲着敌人喊：‘喂！把你们的步枪和大炮对准这儿，瞧见我们了吗？’”
他被自己的笑话给逗乐了，我也笑着附和他，然后穿上了我的衣服。对于会有人爱上真实的我这一点，如今我已经放弃了任何的幻想，而是抱着清醒的自知之明，用鲜花、金钱和甜言蜜语来滋养自尊和虚假的自我。我很清楚，直到走进坟墓，我也不会明白爱情是什么，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对我来说，爱情与权力就是一回事。
但我还没有蠢到告诉别人这一点。我凑近梅西米，在他脸上重重地亲了一口。他的脸被胡子盖住了一半，像极了我那可怜的丈夫。
他把一个装满一千法郎钞票的厚信封放在了桌子上。
“别误会，小姐。我刚才说到了法国的进步，现在是时候来拉动一下消费了。我是个军官，挣得多花得少。所以我得做一点贡献，刺激一下经济。”
他又被自己给逗笑了。他真的相信我会因为那些勋章，以及他同总统不一般的关系而爱上他——每次我们见面，他都要提到总统。
如果他知道一切都是假的，知道我的爱不受任何东西约束，他或许会离开，然后惩罚我。他来这儿不只是为了满足性需求，还是为了感到被需要，好像一个女人的爱真的能让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是的，爱情与权力是一回事——不仅仅对我是这样。
他离开了，我不紧不慢地穿好了衣服。午夜，我在巴黎城外还有下一场约会。我会回酒店一趟，换上我最好的衣服，准备到纳伊市[21]去。我最忠心的情人以我的名义在那里买下了一栋别墅。我本想让他给我配上车和司机，但觉得他也许没那么信任我。
当然，我可以对他更任性一些。他已经结了婚，是个声誉良好的银行家，如果我在公共场合透露点什么，媒体就会争相报道。现在，人们只对我那些显赫的情人感兴趣，把我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事业都抛在了脑后。
我这么想着，感觉到有人虽然假装在看报纸，但实际上是在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一离开，他就从座位上起身跟上了我。
我沿着世界上最美的林荫大道漫步，看着满是客人的咖啡厅，看着一个个衣着讲究的人在我面前走过，听着从高级场所的门窗中传出的小提琴声。不管怎样，生活待我不薄，我想。我不必去敲诈任何人，只需要学会如何管理自己的财产，然后安享晚年就好。毕竟，如果我说出了任何一个和我睡过的男人，其他人都会从我身边逃走，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也被勒索、被公开。
我打算去那位银行家朋友为自己养老而建的别墅。他是个可怜人，虽然老了，却不愿承认。我会在那儿待上两三天，练习马术。周日一返回巴黎，就去珑骧跑马场展示我的风采，让所有羡慕和嫉妒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出色的女骑手。
但在夜晚降临之前，为什么不喝上一杯上好的洋甘菊茶呢？我坐在一间咖啡馆门前，来往的人都盯着我的脸和身子看，因为巴黎的明信片上到处都印着我的身影。我假装陷入了沉思，假装自己是个有更重要的事可做的人物。
我正要点餐，一个男人走了过来，称赞我的美貌。我的回应和平时一样，用倦怠的眼神看了他一眼，礼貌地笑了笑，把头转开了。但他没有离开。
“一杯咖啡会让您在接下来的一天里都容光焕发。”
我没理他。他示意服务生过来点单。
“请给我一杯洋甘菊茶。”我说。
这个男人的法语中夹杂着荷兰或是德国口音。
他笑了，像是要道别似的碰了碰帽檐，其实是在向我行礼。他问我是否介意他在这里坐上几分钟。我说介意，我更愿意一个人待着。
“一个像玛塔·哈莉这样的女人怎么会孤单。”他说。他认出了我，这触动了我那根虚荣的神经。但即便如此，我也没请他坐下。
“也许，你还在寻找一些你未曾见过的东西。”他继续说道，“就像我最近在杂志上读到的，你是全巴黎公认的最会穿衣服的女人，没有什么是你征服不了的，不是吗？这样一来，突然间，你的生活就变得索然无味了。”
显然，他是我狂热的追随者。否则他怎么会知道仅仅在女性杂志上发表的内容？我要不要给他一次机会？毕竟现在去纳伊和银行家吃饭还为时尚早。
“你找到什么新的事情可做了吗？”他问。
“当然，每时每刻我都有新发现。这是生活中最有乐趣的事儿。”
这一回，他没有再征求同意，只是拉了把椅子坐到了我身边。服务生送茶过来时，他给自己要了一大杯咖啡，并且做出了一副“我来付账”的样子。
“法国即将被卷入一场危机，”他说，“而且会很难脱身。”
那天下午，我才听到过一套刚好相反的言论。对于经济，男人们似乎都有自己的看法，我却对这个话题毫无兴趣。
我决定和他玩一玩。我把梅西米说过的有关“美丽年代”的言论重复了一遍。他听了一点也不惊讶。
“我指的不光是经济危机，我是说个人危机、价值危机。你觉得，那种由美国人带来巴黎博览会、现在已遍及欧洲各个角落的可实现远程交流的新发明，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吗？
“百万年来，人们都只和看得见的东西交流。突然间，只用了十年，‘看’和‘说’就分了家。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对此习以为常，却没有意识到它对我们的神经反射造成的严重影响。我们的身体还没有习惯。
“这带来的现实影响是：我们在用电话交流时，就像进入了某种神奇的恍惚状态，能够发现自己的另一面。”
服务生拿来了账单。他不再说话，直到服务生离开。
“我知道你一定看厌了那些街头巷尾号称是玛塔·哈莉传承人的庸俗脱衣舞女。但生活就是这样，没人能活得明白。那些希腊哲学家……我让您感到无聊了吗，小姐？”
我摇了摇头，他继续说道：
“不提那些希腊哲学家了。他们几千年前说的话今天仍然适用，一切都没有变。其实，我想给您提个建议。”
又来了，我想。
“巴黎并没有给您应有的待遇，您想不想去一个把您看作本世纪最伟大的舞者的地方表演呢？我指的是柏林，我就是从那儿过来的。”
这是个诱人的提议。
“我可以让我的经纪人和你谈……”
但他打断了我。
“我想和你单独商量，你的经纪人来自一个法国人和德国人都不怎么喜欢的种族。”
单纯因为宗教和种族而憎恨一群人，这很奇怪。犹太人遭受了这样的对待。但之前在爪哇，我还听说当地民众遭到屠杀，只因为他们崇拜一个没有形象的神，并且坚称他们的圣书是由一位天使向某位先知口述而写成。一次，有人送了我一本这样的圣书。这本书叫《古兰经》。我只是为了欣赏上面的阿拉伯语书法，但我的丈夫一回家就把它拿去烧掉了。
“我和我的合伙人会付给你不菲的酬劳。”他补充了一句，然后透露一个诱人的数字。
我问他这相当于多少法郎，听到他的回答，我惊呆了。我恨不得马上答应他，但一个有格调的淑女是不会贸然行动的。
“在柏林你会得到应有的待遇。巴黎对自己人总是不公平，特别是在一个人过气之后。”
他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冒犯了我，然而之前我一边走着，一边也在想同样的事。我想起了和阿斯特吕克去海滩的那天，而现如今，他已经没有机会参与到我的新协议中来了。不过，我现在还不能轻举妄动，不然会吓住我的猎物。
“我会考虑的。”我淡淡地说。
我和他道别，他告诉了我他的住址，在第二天回柏林之前，他都会等待我的答复。我离开咖啡馆，径直走向阿斯特吕克的办公室，告诉他看见海报上满是新人让我感到非常悲伤。我的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他以一如既往的礼遇接待了我，仿佛我是他最重要的艺人。我陈述了刚才和那个男人的谈话，并告诉他，无论如何，他都会拿到他的佣金。
他只说了一句：
“那现在怎么办？”
我没太听懂，只觉得他的态度有些粗鲁。
“是啊，现在，我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在舞台上完成。”
他点了点头祝我幸福，并告诉我不必支付佣金给他，还建议我应该开始节俭开支，不要再在衣服上花太多的钱了。
我表示同意，然后离开了。我想他应该还沉浸在剧院首演的失败中。他也许快要破产了。当然了，上演一部《春之祭》那样的剧，还让一个尼金斯基那样的剽窃犯来主演，无异于砸自己的场子。
第二天，我联系了那个外国人，告诉他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提了一堆无理的要求，也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令我惊讶的是，他只是说我有些奢侈，条件他都会答应，因为真正的艺术家就应该是这样的。
那个在一个雨天的车站登上火车，却不知道命运为她安排的下一站在哪里的玛塔·哈莉是谁？她只知道自己将要去往一个说着相似语言的国家，这样她就不会迷路。
我当时多大？二十？二十一？肯定没超过二十二，虽然随身携带的护照上写着我出生在一八七六年八月七日。火车正向柏林驶去，报纸显示的日期是一九一四年七月十一日。但我不想做算术，我对十五天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更感兴趣。萨拉热窝发生了一起残忍的袭击事件，让斐迪南大公和他优雅的妻子命丧黄泉。她唯一的错误就是在那个疯狂的无政府主义者射杀斐迪南时，不幸站在了他身旁。
不管怎样，我都觉得自己完全不同于车上的其他女人。我是一只有着异国情调的鸟儿，正在飞越一片被人类精神上的贫穷所摧残的土地。我是鸭子中的白天鹅，我拒绝成长，因为害怕未知。我看着周围的情侣，感到极其无助。我身旁有很多人，而我却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没有人握住我的手。诚然，我拒绝了许多人的求爱：这些我已经经历过了，为了不值得的人受苦受难，为了得到家庭这个所谓的避风港而出卖肉体，我不想再经历一回。
我旁边的那个人——弗兰茨·奥拉夫正望着窗外，一脸严肃。我问他怎么了，但他没有回答。既然我已经处在他的控制之下，他就不必再对我解释什么了。我所要做的就是跳舞、再跳舞，即使我的身体不再像以前那么灵活，但只须稍加练习，再加上我对马术的热情，我一定会为首演做好准备。我对法国已经失去了兴趣。他们榨取了我最好的年华，现在却把我扔到一边，转而去青睐那些俄罗斯艺人。他们很可能其实出生在其他国家，比如葡萄牙、挪威、西班牙，重复着我当年用过的把戏。只要展示一下异国的独特风情，总是对新事物充满好奇的法国人就会买单。
他们的兴趣不会维持太久，但是他们会感兴趣的。
火车轰隆隆驶进德国后，我看见士兵们正在向西部边境行进。一个营接着一个营，带着巨大的机枪和马拉的大炮。
我再次试图和他讲话：
“这是怎么回事？”
但我只得到一个神秘的答案：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要确定，我们可以得到你的帮助。艺术家在这种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他指的不可能是战争，因为报纸上没有相关报道，那些法国报纸更关心沙龙里的流言蜚语，或是抱怨哪个厨师又失去了政府的嘉奖。虽然法德两个国家互相讨厌，但这也很正常。
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强国时，总会付出代价。英格兰拥有一个日不落帝国，但如果你问一个人是想去伦敦还是巴黎，毫无疑问，答案将是巴黎。这座横跨塞纳河的城市拥有无数的大教堂、精品店、剧院、画家、音乐家……对于更大胆一些的人来说，它还有世界闻名的歌舞厅，比如女神游乐厅、红磨坊和丽都夜总会。
你只需要想想哪一个更重要，是一座安着沉闷的时钟的塔、一个深居简出的国王，还是一座钢结构的世界上最大的垂直塔，因其创造者埃菲尔而得名。还有凯旋门、香榭丽舍大道——那里可以买到所有最好的东西。
英国虽然实力强大，也厌恶法国，但不会为此就准备军舰的。
但当火车越过德国的土地的时候，只见越来越多的部队在向西行进。我继续追问着弗兰茨，但每次都得到同样模棱两可的回答。
“我已经准备好帮忙了，”我说，“但如果我甚至都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能帮上忙呢？”
他第一次从窗口回过头，望向我。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受雇把你带到柏林，让你为我们的贵族跳舞。到时候——我不清楚确切的日期——你会去外交部。那儿有一个你的仰慕者，是他给了我许多钱来雇用你，尽管你身价不菲。我希望这笔钱花得值得。”
在结束这一章的故事之前，让人又爱又恨的克鲁内律师，我想再多讲讲我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动笔写下这些文字，它俨然已经变成一本日记，虽然其中的许多部分可能已经背叛了我的记忆。
您真心觉得，如果要选择一个人去刺探德国、法国，甚至是俄罗斯的情报，会选择一位公众人物吗？您难道不觉得这很可笑吗？
当我乘上那列去往柏林的火车时，以为自己已将过去抛在了身后。每走一公里的路程，我就离曾经的生活更远一些，甚至包括那些美好的回忆，那些台上台下的点点滴滴，刚到巴黎看到每一条街道和每一个集市时的新奇。现在我明白了，我无法逃离自己。在一九一四年，只要不回荷兰，我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个能够照顾我那饱经沧桑的灵魂的人，我可以再次更名换姓，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