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意味着我的余生会被分成两半：一个什么都可以做到的女人和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女人，我甚至没有一个故事值得讲给我的子孙。即便我现在是个囚犯，我的精神依然自由。当每个人都在永无休止地斗争，试图在鲜血中拼出一条生路的时候，我已不再需要战斗了，只须等待素不相识的人来评价我。如果他们断定我有罪，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到时耻辱会降临在他们、他们的子孙和他们的国家身上。
但我真诚地相信，总统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我相信我的朋友们总是那么善良，在我春风得意时他们会给予我帮助，如今我一无所有了，他们依然在我身边。天亮了，我听到了鸟鸣和楼下厨房的喧闹声。其余的犯人正在睡觉，有些人充满恐惧，有些人则听天由命。我沉睡着，直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把我叫醒，那缕阳光给我带来了正义的希望，它虽然没有照进我的牢房，却在我仅能看见的一小片天空中彰显着它的能量。
我不知道生活为何要让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这么多。
为了看我是否能应付这艰难的时刻；
为了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为了给我经验。
但还有其他方式和方法可以达到这些目的。为什么要让我淹没在灵魂的黑暗中，让我穿越这片充满狼和其他猛兽的森林，却没有一只手来指引我？
我只知道，这片森林虽然可怕，但也有尽头，我打算到另一边去。我获胜后会宽宏大量，不去追究那些恶意指控我的人。
你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吗？在走廊里响起脚步声，早餐送来之前，我要跳舞。我会记起每一个音符，我会随着拍子摆动，因为这就是我——一个自由的女人！
自由，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我没有寻求爱，尽管我得到过爱，又失去了它。因为爱，我做了不该做的事，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但我不想把自己的故事讲得太快。日子已经过得很快了，那天早上到达柏林之后，我一直很难追上它。
尽管疏于练习，我仍尽力呈上最好的表演。但就在我全神贯注地表演的时候，节目被打断了，因为剧场被包围了。德国士兵走上台说，所有的演出从今天起都被取消，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其中一个人大声宣读着公告：
“皇帝有令：我们如今生活在国家历史上的黑暗时刻。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必须拔剑捍卫自己的尊严。”
我什么都没听懂。我进了更衣室，把长袍罩在轻薄的演出服上。弗兰茨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
“你必须马上离开，否则会被逮捕。”
“离开？去哪儿？况且，明天早上我不是还要和德国外交部的人见面吗？”
“全都取消了。”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紧张，“很幸运，你是一个中立国的公民，你应该马上回国。”
我想到了我生命中经历的每一件事，但无论如何也不会回到那个我耗费了巨大的努力才离开的地方。弗兰茨从口袋里拿出一团钞票，放在了我的手中。
“忘记你与大剧院签的六个月的合同吧。这是我能从剧院的金库里凑来的所有的钱了。你快点离开。如果我还活着，我会让人把你的衣服寄给你。因为我不像你，刚刚已经被征召入伍了。”
我越来越听不明白。
“这个世界疯掉了。”他说着，踱来踱去。
“一对邻国夫妇的死不足以成为让人们去送死的理由[22]，但是那些将军总是回想起四十年前法国惨败的时刻[23]。他们认为自己仍然生活在那个时候，并告诉自己，有一天，法国会一雪前耻。他们想阻止法国变得更强，而一切都表明他们每天都在变得强大。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我是这么理解的：在蛇长大到能勒死我们之前，我们就要杀掉它。”
“你是说我们要开战吗？这就是为什么一周前有这么多士兵被调动？”
“没错。国际局势越来越复杂了，因为所有的统治者都要受同盟的牵制。我懒得解释这些了。就在我说话的这会儿，我们的军队正在入侵比利时，卢森堡已经投降了，现在他们有七个装备精良的师正向法国的工业地区进发。法国人还在享受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在借机开战了。法国人建造埃菲尔铁塔时，我们在投资造大炮。我并不认为这一切会持续很久。在双方都有死伤之后，和平终会主宰一切。但在那之前，你必须回到自己的国家避难，等待一切平静下来。”
弗兰茨的话使我大吃一惊。他似乎是真的关心我的安危。我走近他，摸了摸他的脸。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可说不准，”他回答道，突然拨开了我的手，“我永远地失去了最想要的东西。”
他刚刚粗暴地拨开我的手，此刻却又牵起了它。
“我小时候，父母强迫我学钢琴，而我一直都很讨厌它。后来我一走出家门，就忘掉了关于钢琴的一切，除了一件事情：如果钢琴走调，那么世界上最美的旋律也会变得扭曲而丑陋。”
“我曾经在维也纳服强制性兵役，当时我们有两天的休息时间。我在一张海报上看到了一个女孩。即使从未见过面，但她立刻在我心中激起了不一样的感觉，这就是一见钟情吧。那个女孩就是你。当进入拥挤的剧场，买了一张比我一周赚的钱还要贵得多的门票时，我看到自己内心走了调的一切：我与父母的关系，与军队、与国家、与世界的关系。突然，在看到这个女孩跳舞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和谐起来。这一切不是因为舞台上的异国音乐和撩人的画面，只是因为那个女孩。”
我知道他说的是我，但无意打断他。
“我早该告诉你这些的，但我以为自己有的是时间。如今我是一个成功的剧院经理，这也许要归功于那天晚上在维也纳看到的一切。明天我就要向负责的长官报到了。我去巴黎看过好几次你的表演。我看到尽管你做了很多努力，但那些甚至不配被称为‘舞者’或‘艺术家’的人还是渐渐夺走了你应有的地位。于是我决定把你带到一个能够被欣赏的地方工作。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爱，只是因为爱，一份永远得不到回应的爱，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能够和心爱的人待在一起就够了，这就是我的目标。
“在我鼓起勇气去巴黎找你的前一天，一位使馆的官员联系了我。他说，现在你总和一位领事同进同出，根据我们的情报，他应该是下一任军事部长。”
“但他已经当过了。”
“根据我们的情报，他将回到原来的位置。我和使馆的这个官员见过很多次面，我们一起喝酒，一起像巴黎人那样在夜晚寻欢作乐。一天晚上，我喝得太多，跟他讲了几个小时关于你的事。他知道我爱上你了，然后让我把你带到这里来，因为我们很快就会需要你的服务了。”
“我的服务？”
“做一个能够打入政府内部圈子的人。”
他想说但是没有胆量提的那个词是“间谍”。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尊敬的克鲁内律师，你应当还记得我曾经在那场荒唐的审判中说过：“妓女，我做过。间谍，从来没有！”
“所以，你得马上离开剧场回荷兰去。我给了你足够多的钱。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噢，假如到时候你还走得了，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成功安排别人渗入巴黎了，那更加可怕。”
我很害怕，但还是给了他一个吻，来感谢他为我所做的一切。
我本想说谎，说我会在战争结束后等着他，但我做不到。
其实，钢琴永远不该走调。真正的罪不是别人教给我们的那些，而是自己远远偏离了绝对的和谐。这比我们每天所说的真理和谎言更为致命。我转向他，礼貌地请求他回避，因为我得换件衣服。然后我说：
“罪不是上帝创造的，它是我们创造的，在我们试图把绝对的东西变得相对的时候。这时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整体，而只是一个个部分。这些部分充满了错误与规则、善与恶的斗争，而且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我为自己所说的话感到惊讶。也许恐惧对我的影响超过了我的想象。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荷兰工作的德国领事。他能帮你重新开始生活。但要当心，他和我一样，很可能会让你在战争中为我们提供帮助。”
又一次，他避开了“间谍”这个词。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女人，足以逃脱这些陷阱。在我和男人的关系中，我不知这样做过多少次了。
他带我到门口，送我去了火车站。途中我们在德意志皇帝的宫殿前遇到了一场大型集会，那里，各个年龄段的男人都握紧拳头，喊道：
“德国高于一切！”
弗兰茨加大了油门。
“如果有人想要阻止我们，你别出声，我会同他们讲话。不过如果他们问你任何事情，只要回答‘是’或‘不’，表现得心不在焉就好了，千万不要说法语。到了车站，无论如何都不要表现出恐惧，要继续做你自己。”
做我自己？如果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那怎么可能做我自己呢？我是那个轰动整个欧洲的舞者？那个在荷属东印度群岛饱受侮辱的家庭主妇？那个有权有势的男人们的情妇？那个先是被崇拜被神化，随后又被舆论称为“庸俗艺术家”的女人？
我们到达车站时，弗兰茨礼貌地吻了吻我的手，并让我搭第一班火车离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没带行李的旅行，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比我当年来到巴黎时还要少。
尽管这可能会有些讽刺，但这一切给我带来了一种极大的自由感。不久我就能拿到我的衣服了，但与此同时，生活又给了我一个可以让我去扮演的角色：一个一无所有的女人，一个远离了城堡的公主——反正她很快就能回去，因此感到心安。
买了去阿姆斯特丹的票后，我发现离火车出发还有几个小时。尽管我小心翼翼，但还是注意到每个人都在看我，只不过是用一种全新的目光，不是羡慕或嫉妒，而是好奇。站台都被堆满了，其他旅客不像我，每个人似乎都把全部家当放在了手提箱、袋子和用地毯卷成的包裹里。我听到一位母亲对她的孩子说了弗兰茨对我说过的话：“如果有守卫过来，说德语。”
这些人不一定是真正想逃去乡下，也可能是“间谍”，准备逃回自己的国家的难民。
我决定不与任何人交谈，避免任何目光接触，即便如此，一位年长的绅士还是走近了我，问：
“你不想和我们一起去跳舞吗？”
他看出我的身份了吗？
“我们就在那边，在站台的尽头。来呀！”
我本能地跟上了他，知道如果和陌生人混在一起会更隐蔽。不久，我就发现自己被吉卜赛人包围了，于是下意识地抓紧了钱包。他们的眼睛里有恐惧，但他们并没有被这种情绪支配，好像已经习惯于随时变换情绪。他们围成了一个圆圈，拍着手，三个妇女在中心跳舞。
“你也想跳舞吗？”那个把我带到这里来的人问。
我说自己这辈子从来没跳过舞。他坚持要我跳，我便解释说，即使我想尝试，穿着这件衣服也没法自如地活动。他接受了这个理由，转而鼓起掌来，并要求我也这样做。
“我们是来自巴尔干的吉卜赛人，”他说，“据我所知，战争就是从那儿开始的。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
我想告诉他战争不是从巴尔干开始的，那儿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为了点燃早在几年前就准备好的火药桶的借口。但我最好闭嘴，就像弗兰茨建议的那样。
“但战争会结束的。”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女人说，她实际比隐藏在破旧衣服里的她更漂亮。“所有的战争都会结束。很多人靠着他人的流血牺牲发迹。同时，我们会继续逃离冲突，尽管冲突似乎总是如影随形。”
在我们周围，一群孩子在玩耍，对他们来说，好像一切都不值得在意，旅行不过是一种冒险。在他们看来，龙总是在不停地打仗，骑士们穿着铁甲、拿着长矛互相战斗。在这个世界，一个男孩不去打架就毫无乐趣了。
跟我说话的吉卜赛女人走近那些孩子，要求他们少弄出点噪音，因为他们不能吸引太多的注意。没有一个孩子肯照做。
一位似乎认识每一位过路行人的乞丐唱道：
笼中的鸟儿可以歌唱自由，但它仍旧生活在囚笼里。
西娅同意住在笼子里，然后想逃脱，但没人帮她，因为没有人理解。
我不知道西娅是谁，只知道我需要尽快到达领事馆，向我在海牙唯一认识的人——卡尔·克莱默做自我介绍。我在一家三流酒店过了一夜，还担心他们会认出我并把我赶走。海牙挤满了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显然，战争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这里。数以千计的难民、逃兵、害怕被报复的法国人、比利时逃兵都被拦在了边境线上，想要入境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第一次为自己出生在吕伐登并拥有荷兰护照而感到高兴。它是我的救星。在等待搜身时，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行李。一个我没看见正脸的人扔给我一个信封。信封上有某个人的姓名地址，边境的士兵看到了这一切，他打开信又合了起来，什么都没说。接着，他叫来了一名德国士兵，指着那个已经消失在黑暗中的人的方向说：
“他是个逃兵。”
德国士兵追了过去。战争才刚刚开始，人们就已经开始当逃兵了吗？我看到他举起步枪对准逃跑的那个人。开枪的时候，我移开了视线。我希望在我的余生里，相信他成功跑掉了。
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女人的，我想他也许是希望我一到海牙，就把它放进邮筒里。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离开这里——即使是失去生命。如果他们在路上抓到我，我可能会被枪杀。战争已经爆发了；第一批法国士兵出现在了对面，他们立即被一阵猛烈的机枪扫射杀死了，开枪的人正是我，这是上尉的命令。
显然，这一切会很快结束，但我的手仍然沾满鲜血，我做了一件令我悔恨终生的事。我无法与我的营队再行军到巴黎——他们都在兴奋地议论着这个消息。我无法去庆祝等待着我们的胜利，因为这一切似乎都是疯狂的。我越想越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人说什么，因为我相信没有人知道答案。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在这里有邮政服务。我本可以使用它，但据我所知，所有信件在装运前都要被审查。这封信不是要说明我有多爱你——这一点你已经知道了，更不是为了夸奖我们的士兵有多么英勇——整个德国都知道这一点。这封信是我的遗嘱。我正是在六个月前向你求婚的那棵树下写的这封信。当时你接受了我的求婚，我们制订了计划：你的父母会用一些陪嫁来接济我们，我会找一间有许多空房间的房子——在那里我们会迎来第一个孩子。突然之间，我又回到了这里，花了三天挖战壕，泥土从头盖到脚，身上沾着五六个陌生人的鲜血，而他们从来没有伤害过我。大家称这是“正义战争”，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尊严，仿佛战场是能捍卫尊严的地方似的。
我越是看着新射出的子弹，闻着刚刚死去的人的血的味道，就越相信人类的尊严并不能从这里获得。我只能写到这里了，因为我刚刚被点名了。但天一黑，我就会离开这里。要么去荷兰，要么去死。
时间过去得越久，我越无法描述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希望在今晚离开这里，找到一个好人，请他把这封信投进邮筒。
用我所有的爱
约翰
上帝保佑，我一到阿姆斯特丹，就在站台上碰到了我在巴黎时的一位理发师，他穿着军服。他擅长用指甲花给女士的头发染色。用这种方式染出的颜色看起来总是自然而宜人。
“冯·斯坦因！”
他望向叫声传来的方向，脸变成了一副惊讶的面具。然后，他立马走开了。
“莫里斯，是我，玛塔！”
但他继续躲着我。这让我很愤怒。一个曾经从我手里赚了数千法郎的人现在想躲开我？我朝他走去，他的步伐加快了。我也加快了脚步，然后他跑了起来，但是一位目睹了一切的绅士抓住了他的胳膊，说：
“那位女士在叫你!”
他无可奈何地停了下来，等我走近，他低声叫我不要再提他的名字。
“你在这里做什么？”
于是他告诉我，战争刚开始不久，充满爱国精神的他便决定入伍，捍卫他的国家比利时。但是，当他听到第一阵炮响，就立即逃到荷兰来寻求庇护。我装出一副轻蔑的样子：
“我要你帮我做头发。”
事实上，在我的行李送到之前，我迫切需要挽回我的自尊。弗兰茨给我的钱足以让我维持一两个月，在此期间我会想办法回巴黎。我问他，在哪里我可以暂时停留，因为在这儿我至少有一个朋友了，他会帮助我，直到事情平息下来。
一年后，因为和一位在巴黎认识的银行家的友谊，我搬到了海牙，他给我租下了一栋房子，我们总在这儿见面。一天，他没有说为什么，就不再为我支付房租了，也许是因为他认为我的品位“既奢侈又荒唐”，他以前就说过好几次。我却反驳道：“一个年长十岁的男人想要在一个女人的双腿间寻找他不复存在的青春，这才叫荒唐。”
他把这当作对他个人的冒犯——我的本意正是如此——要求我从房子里搬出去。在我的童年时代，海牙就是一个沉闷的地方；现在，邻国日益猖獗的战争使得人们的粮食和夜生活都极度匮乏，这里已成了一间老人院，一个间谍的巢穴，一家巨大的酒吧——伤员和逃兵来这里借酒浇愁，然后常常在一场斗殴中丢掉性命。我试图根据古埃及的舞蹈来组织一系列的戏剧表演，我可以轻松地做到，因为没有人知道古埃及舞蹈是什么样的，批评家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压根儿不存在的东西的真实性。但是剧院都没有观众，也没有人接受我的提议。
巴黎似乎成了一个越来越遥远的梦想。但它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目标。只有在那里，我才觉得可以活得像个人。在那里我既可以做被认可的事，又可以做罪恶的事。那儿的云是不一样的，人们举止优雅，谈话的趣味性要比海牙乏味的讨论高出一千倍。在海牙的美发沙龙里，人们几乎不交谈，因为他们害怕有人听到他们说的话，然后通报给警察，说他们诋毁和损害了中立国的形象。有段时间，我试图打听有关莫里斯·冯·斯坦因的消息，问过他的一些搬到阿姆斯特丹的大学同学，但他本人似乎和他的染发技术以及装出来的滑稽的法国口音一样，从地球上消失了。
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让德国人带我去巴黎。正因如此，我才决定去见弗兰茨的朋友。我给他寄了一张纸条，说明我是谁，请求他帮助我实现重回巴黎的梦想——我的大半生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我已经失去了在那段漫长而阴郁的时期里长出的肥肉；我的衣服一直没有送到荷兰，即使现在到了，也不再会受欢迎，因为杂志上的时尚潮流已经变了，但我的“恩人”又给我买了全套的新东西。当然，它们比不上巴黎货的质量，但至少没有在第一次穿上时就裂开。
走进办公室，我看到一个人被奢侈品所包围，这些都是荷兰没有的：进口的香烟和雪茄、来自欧洲各地的饮料、限量供应的奶酪。他坐在镶金红木桌子的另一头，穿着讲究，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德国人都更有礼貌。我们寒暄了一阵之后，他问我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来拜访他。
“我不知道你在等我，弗兰茨……”
“他一年前就告诉我，你要来找我。”
他站起身，问我想要什么饮料，我选择了茴香利口酒，于是领事亲自用波希米亚水晶杯盛着递给了我。
“不幸的是，弗兰茨已经不在了。他在那些法国懦夫的进攻中牺牲了。”
我只知道，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国猛烈的攻势在比利时边境被抵挡住了。之前逃兵托付给我的那封信里写的想要快点抵达巴黎的想法，现在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我们把一切都计划好了！我让你感到无聊吗？”
我请他继续说下去。没错，这一切让我感到厌烦，但我想尽快到达巴黎，我知道我需要他的帮助。自从到达海牙，我就不得不去学一种非常难学的东西：耐心的艺术。
领事注意到了我不耐烦的目光，准备长话短说。尽管他们向西派遣了七个师火速向法国疆土行进，到达了距离巴黎五十公里外的地方，但将军们不知道总指挥是怎么组织攻势的，这导致他们撤退到了现在所在的地方，靠近比利时边界。他们已经在那里驻守了一年，僵持不下，否则边界两侧的士兵都会出现重大损伤。但没有人投降。
“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我敢肯定法国的每一个村庄，不管它有多小——都会有一座建给村中死者的纪念碑。他们每次派上战场的人都会被我们的大炮炸成两截。”
“炸成两截”这个短语令我感到震惊，他也注意到了我的不适。
“人们说这场噩梦结束得越早越好。即使英格兰站在他们那边，即使我们的盟友是愚蠢的奥地利人——他们现在正在阻止俄罗斯的进攻——我们也终将赢得胜利。然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我的帮助？去阻止一场已经消耗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的战争？我在海牙参加过的几个晚宴上读过或听过这个数字。他是什么意思？
突然，弗兰茨的警告在我的脑海里回响：“不要接受克莱默的任何提议。”
然而，我的生活简直不能更糟了。我需要钱，我没有地方睡觉，债务堆积如山。我知道他想让我做什么，但相信自己能找到逃脱陷阱的办法。我这辈子已经逃离过太多陷阱了。
我要求他把话说清楚。卡尔·克莱默身体一僵，语气突然改变了。当处理更重要的事情时，我就不再是一个需要被礼貌对待的客人。他开始把我当成下属。
“我从你寄给我的信上得知，你的愿望是去巴黎。我可以送你过去，还可以给你两万法郎作为资助。”
“这并不够。”我说。
“可以再调整，要依据你的工作质量来定，并且得等你通过试用期。不要担心，我们口袋里有很多钱。作为回报，我需要得到你能接触的各种圈子的各种信息。”
我能接触的。我心想，我不知道自己将如何在离开一年半后，再次被巴黎社会接纳，特别是他们得到的关于我的最后一条消息是，我去德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表演。
克莱默从抽屉里拿出三个小瓶子，递给了我。
“这是隐形墨水。一旦有消息，请用它写信寄给霍夫曼上尉，他会负责你的事。永远不要用你的名字签名。”
他拿出一张单子，从上往下读，在某个东西旁边做了个记号。
“你的代号是H-21。记住，你的签名永远都是H-21。”
我不知道这是有趣、危险还是愚蠢。至少他们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名字，而不是一个火车座位号似的缩写。
他从另一个抽屉里拿出两万法郎的钞票，递给了我。
“在前面那个房间，我的下属会处理好所有的细节，包括护照和通行证。你应该知道，想在战争中越过边界是不可能的。因此唯一的选择是前往伦敦，然后再到巴黎。很快，我们就会占领那座宏伟却名不副实的‘凯旋门’。”
我离开了克莱默的办公室，手里拿着我所需要的一切：钱、两本护照，还有通行证。当我穿过第一座桥时，就倒掉了那几瓶隐形墨水——这是小孩子过家家的东西，没想到成年人竟会把它当回事。然后我走到了法国领事馆，要求接待员帮我和反间谍委员会的负责人取得联系。他用怀疑的语气问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说这是私事，我绝不会和级别不够的人谈这件事。我的语气是如此严肃，于是很快就与他的上司通了电话，他没有透露自己的名字。我说我刚刚被德国情报部门招募，并提供了所有的细节，要求一旦到达我的下一个目的地——巴黎——就与他会面。他问了我的名字，然后说他是我的粉丝，我一到巴黎，他们就会负责和我联系。我解释说，我甚至还不知道要住在哪里。
“不用担心，我们的工作就是专门打探这些消息。”
生活会重新变得有趣起来，尽管当我离开这里，才能去感受这一点。令我惊讶的是，到达酒店时，我收到一封信，要求我与皇家剧院的一位董事联系。我的提议被接受了，他们邀请我向公众展示埃及的古老舞蹈，只要不涉及任何裸体表演即可。这有点太巧了，但我不知道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帮了我。
我决定接受这个邀请。我把埃及舞蹈编成了四部曲：童贞、激情、纯洁和忠诚。当地的报纸都在称赞我。但在演出八场之后，我就厌倦得要死，梦想着回归巴黎的那一天。
我到达了阿姆斯特丹，需要在那里连续等待八个小时，才能出发前往英格兰。我决定出去先散会儿步，又遇到了那个唱着有关西娅的奇怪歌曲的乞丐。我本来要走开，但他中断了歌声：
“女士，为什么有人跟踪你？”
“因为我很漂亮，很迷人，也很出名。”我回答。
但他说，不是那种人在跟着我，而是两个一被发现就神秘消失的人。
我不记得上一次和无家可归的人谈话是什么时候了。对于我这样一位淑女，这曾经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事，尽管那些嫉妒我的人都把我称作一个卖艺人或是娼妓。
“虽然这听上去可能不像是真的，但您现在就生活在天堂。这儿的生活或许是乏味的，但哪个天堂不是这样呢？我知道你一定在寻找刺激，希望你能原谅我的无礼，但人们通常不会珍惜他们所拥有的东西。”
我谢过他的忠告，继续赶路。这种没有、绝对没有任何趣事发生的地方算什么天堂？我不是在寻找幸福，而是在寻找法国人所谓的“真正的生活[24]”。其中的时刻充满难以形容的美丽与深刻的沮丧，充满忠诚与背叛，充满恐惧和片刻的安宁。当乞丐告诉我被跟踪的时候，我想象自己正在发挥比以往更为重要的作用：我是一个可以改变世界命运的人，我可以假装为德国效力，实际上却帮助法国赢得战争。男人们认为上帝是数学家，但他不是；如果非要说他是什么，那他就是一位国际象棋选手，预测着对手的一举一动，并且已经准备好击败对手的战术。
这就是我，玛塔·哈莉。对我而言，每一个光明和黑暗的时刻都有相同的意义。我从婚姻、从失去女儿的打击中幸存下来，虽然我通过别人知道，她在饭盒上贴着一张我的照片。我从不抱怨，从不原地踏步。当我和阿斯特吕克一起在诺曼底的海滩上扔石头时，我就意识到自己一直都是个战士，面对战斗毫无怨言——它们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在车站八小时的等待很快就过去了。我又坐上了前往布莱顿[25]的火车。一到英国，我就受到了突击审讯；显然，我已经被盯上了，这也许是因为我独自旅行，也许是因为我曾经的身份，或者，我想也可能是有法国特工看到我进入德国领事馆，于是警告了所有盟国。没有人知道我的联系方式和我的行程。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又去了很多地方，游览了那些之前没有去过的国家。我回到德国，想看看是否能找回我的东西，我在英国受到了严厉的审讯，尽管所有——绝对是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为法国工作的。我继续寻找着有趣的男人，经常光顾最有名的餐厅。终于，我找到了唯一的真爱——一个俄罗斯人，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战争中滥用的芥子气让他的双目失明了。
因为他，我冒着生命危险去了维泰勒[26]。因为他，我的生活重新获得了意义。每晚我们躺在一起的时候，他都会背诵《雅歌》中的段落：
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
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
城市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
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
当他痛苦地辗转反侧时，我便会花一整夜的时间，去照顾他的眼睛和他身上的伤痕。
当我看到他坐在证人席上，说自己永远不会爱上一个比他大二十岁的女人时，我心如刀割——他唯一的目的不过是找个人来照顾他的伤罢了。
克鲁内律师，后来你告诉我，正是因为我当初一定要弄到去维泰勒的通行证，才引起了卑鄙的勒杜的怀疑。
从这里开始，克鲁内律师，我没有更多的故事要讲了。你很清楚后来都发生了什么，以及它们是怎么发生的。
以我遭受的所有不公的名义，以我不得不忍受的屈辱的名义，以我在第三战争委员会法院遭到的公然诽谤的名义，以双方强加给我的谎言的名义——德国人和法国人在互相残杀，但他们却不能对一个女人手下留情，而她最大的错误不过是在一个愈加封闭的社会中拥有一颗自由的心。以所有这一切的名义，克鲁内律师，如果最后一次上诉被总统拒绝，请保留这封信，并在合适的时候把它交给我的女儿娜恩。
曾经，我和经纪人阿斯特吕克一起待在诺曼底的海滩上时——自从回到巴黎，我只见过他一次，他说在我离开以后，这个国家经历了反犹太人的浪潮，所以不能让人看见我和他在一起——他跟我提到了一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要找到他提到的《莎乐美》这部剧作不难，我想把这部剧搬上银幕，但没有人敢为它投资一分钱。虽然我没有钱，但仍然认识一些有权有势的人。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为什么我会对这位英国作家的作品感兴趣？他在巴黎结束了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朋友来参加他的葬礼，人们对他唯一的指控就是他曾是一个男人的情人。我倒希望人们也是这样指控我的，因为这些年我都是在名人和他们的妻子的床上度过的，他们全都耽于享乐。当然，没有人指责我，因为他们也有份。
回到那位英国作家的话题，今天他在英国依然声名狼藉，在法国则默默无闻。在漫长的旅行中，我读了他的许多戏剧作品，并且发现他也为孩子写故事。
一个学生想邀请他最心爱的人跳舞，但她拒绝了，说如果他带来一朵红玫瑰，她才会接受。但在他居住的地方，所有的玫瑰都是黄色或白色的。
夜莺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看出了他的悲伤，决定帮助这个可怜的男孩。首先，它想到了唱歌，但很快就发现，这会让一切变得更糟——他不光孤单，更会忧郁。
一只路过的蝴蝶问发生了什么事。
“他在为爱痛苦。他需要找到一朵红玫瑰。”
“为爱痛苦，这多荒谬。”蝴蝶说。
但夜莺决心帮助他。在一个巨大的花园中间有一处玫瑰花丛，里面开满了白玫瑰。
“请给我一朵红玫瑰。”
但玫瑰花丛说，这是不可能的，让它去找别人——它的玫瑰原先是红色的，现在已经变成了白色。
夜莺听了它的建议，飞走了。它发现了一丛老玫瑰。“我需要一朵红色的花儿。”它请求道。
“我太老了，”花丛回答，“冬天已经冻结了我的血管，太阳已经褪去了我花瓣的颜色。”
“就一朵。”夜莺恳求着，“难道就没有办法让我得到它吗？”
“有一个办法，”玫瑰花丛回答说，“但就是太可怕了，我都不敢对你说。”
“告诉我，”夜莺说，“我不怕。告诉我怎么做才能得到一朵红玫瑰。”
“你要为我唱上整整一夜最美丽的旋律，同时用你的胸膛顶住我的一根刺来唱歌，用你胸中的鲜血来染红我的花儿。”
夜莺当晚便这样做了，它坚信以爱的名义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的。月亮一出现，它就把胸膛压在荆棘上，开始唱歌。首先是关于一个男孩和一个女人坠入爱河的歌儿。为爱做出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于是，当月亮掠过天空时，夜莺在歌唱，最美丽的玫瑰被它的血染红了。
“再快一点。”玫瑰花丛说道，“太阳很快就会升起来了。”
夜莺把胸部压得更近了，这时，一根刺扎进了它的心脏。但它一直在唱歌，直到完成一切。
夜莺精疲力竭，它知道自己即将死去，它得到了所有红玫瑰中最漂亮的那一朵，送到了男孩那里。它飞到他的窗口，放下玫瑰，便死去了。
男孩听到声音，打开窗户，那里放着全世界他最梦寐以求的东西。天亮了，他拿起玫瑰，向着心上人的家走去。
“这是你要的东西。”他说，高兴得出了汗。
“这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女孩回答说，“它太大了，和我的衣服不相配。而且今晚的舞会有别人邀请我了。”
男孩绝望地走了，把玫瑰扔进了排水沟，一辆马车立刻从它上面碾了过去。他又回到他的书堆里，书从来不问他要他给不了的东西。
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就是那只夜莺，付出了一切，然后死去。
充满敬意的
玛塔·哈莉
（之前使用的是由父母取的名字玛格丽特·泽尔，婚后不得不更名为麦克劳德夫人，最后被德国人说服，为换取区区两万法郎，一律署名为H-21。）
[1]巴黎一歌舞杂耍剧场，1869年开业，以全裸和半裸舞女表演著称。
[2]马德里旧市中心，建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期间。
[3]摩纳哥旅游胜地。
[4]巴黎著名景点。
[5]一间著名的比利时俱乐部。
[6]巴黎著名的芭蕾舞团。
[7]当时流行的一出芭蕾舞剧，“巴克斯”是指罗马神话中的酒神，“甘布里努斯”则是象征着啤酒文化的传奇英雄。
[8]一个坐落于法国巴黎七区的大型带状公园，位于埃菲尔铁塔和巴黎军校之间。
[9]位于西班牙南部海岸，是毕加索的故乡。
[10]Amedio Modigliani（1884－1920），意大利表现主义画家与雕塑家。
[11]Giacomo Puccini（1858－1924），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
[12]Jules Massenet（1842－1912），法国著名作曲家。
[13]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乃至世界久负盛名的金融家族。
[14]梅尼埃家族是法国著名巧克力制造商。
[15]Vatstav Nijinsky（1890－1950），二十世纪初俄罗斯著名的芭蕾舞男演员。
[16]Enrico Caruso（1873－1921），世界著名的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
[17]Artur Rubinstein（1887－1982），美籍波兰裔犹太人，著名钢琴演奏家。
[18]奥斯卡·王尔德根据圣经故事创作的戏剧，在该剧中，女主角莎乐美曾在继父希律王的面前表演七重纱之舞，借此索取施洗约翰的头颅。
[19]指大巴黎范围以外的省份。在巴黎人看来，外省的乡村生活与巴黎的都市风貌截然不同。
[20]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和平安逸时期。
[21]法国北部城市。
[22]指萨拉热窝刺杀事件。
[23]指普法战争（1870－1871），即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帝国统一前的一部分）同法兰西第二帝国之间的战争。
[24]此处原文为法语。
[25]英格兰南部海滨城市。
[26]法国东部城市。
第三部
巴黎，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四日
尊敬的玛塔·哈莉：
虽然你还不知道，但共和国总统已经拒绝了你的宽恕请求。所以，明天早上将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还有十一小时，我知道今晚我一秒钟也睡不着。所以我写了这封信，虽然你永远也读不到它了，但我打算用这封信来结束调查。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封信毫无用处，但我希望这至少能在生活中恢复你的名誉。
我不打算为我无能的辩护开脱，因为我实际上不是你在信里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糟糕的律师。我只想重新体验一遍过去几个月的磨难——即使是为了把自己从一种没有犯过的罪过中解脱出来。这份磨难我并非独自承受，我一直在竭尽全力去拯救我曾爱过的女人，尽管我从未承认过。
整个国家都生活在这份磨难之中。如今，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个家庭不曾在战斗中失去孩子。正因如此，我们犯下了不公正的暴行，我从未想象过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的国家。在我写信的这一刻，那些似乎永无休止的战役就在离这里两百公里的地方打响。规模最大和最血腥的一场是由我们的幼稚引起的。我们以为二十万英勇的士兵能够击败一百万带着坦克和重炮的德国人。但是，即使我们勇敢地抵抗，洒下了大量的鲜血，死伤不计其数，边界线还是一如一九一四年德国人发动战争时的样子。
亲爱的玛塔，你最大的错误就是找了错误的人来做正确的事。乔治·勒杜，那个你一回到巴黎就和你联系的反间谍组织头目臭名昭著。他曾是德雷福斯事件的主导者之一——给一个无辜之人判刑，并把他流放，这个司法错误至今仍使我们蒙羞。当真相大白后，他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的工作“不光要知道敌人的下一步行动，而且要阻止他们动摇我们盟友的士气”。晋升失败后，他陷入痛苦，迫切需要干出一番事业，好在政府中重获好评。还有谁比一位举世闻名的女演员更能让那些官员的妻子们嫉妒，让那些社会精英唾弃呢？尽管在几年前，他们还把她奉若神明。
人们不能光想着在凡尔登、马恩河和索姆河的惨痛牺牲，他们需要被某种胜利分分心。勒杜知道这一点，于是从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起，他就开始编织那邪恶的大网。他在笔记中描述了你们的第一次相遇：
她来到我的办公室，就像是登上了一个舞台，炫耀着礼服，试图打动我。我没有请她坐下，但她拉了一把椅子，在我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在告诉我德国驻海牙领事给她的提议后，她说自己愿意为法国工作。她还嘲讽了跟踪她的特工：
“你楼下的朋友能放过我一小会儿吗？每次我走出酒店，他们就走进我的房间，把整间房翻个遍。我一去咖啡馆，他们就坐在邻桌，把我多年来的朋友都吓跑了。现在，我的朋友们都不希望被看到跟我在一起了。”
我问她想怎样为法国服务。她大胆地回答我：“你知道的。在德国人那里我叫H-21，也许法国人在替为自己的国家秘密效力的人取名字时，会更有品位一些。”
我用一句具有双重含义的话答复了她。
“人们都知道您的身价不低。您想要什么报酬？”
“一切，或者什么都不要。”这是她的回答。
她一走，我就叫秘书给我调来了她的档案。在读完所有收集到的材料之后——这花费了我们好几个钟头——我没有找到什么把柄。显然，这个女人比我的特工们要聪明，能很好地掩饰她的不轨行为。
换句话说，即使你是有罪的，他们也找不出任何可以指控你的东西。特工们继续每天汇报你的行踪。当你和你那位在德国的袭击中因为芥子气失明的俄罗斯男友一起去维泰勒时，他们的“报告”近乎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