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馆里的人们经常看到她和那个战争残废在一起，他可能比她小二十岁。从他的状态和走路的方式来看，我们确信他在使用吗啡或可卡因一类的药物。
她和一位客人提到，她是荷兰王室的一员[1]。她还跟另一名客人讲自己在纳伊市有一座城堡。有一次，我们出去吃饭回来时，我看到她在大厅里为一群年轻人唱歌，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她唯一的目标就是腐化那些以为她是“巴黎舞台上的巨星”的无辜少男少女。
情人再次奔赴前线后，她继续在维泰勒待了两个星期。她总是独自散步、吃午餐和晚餐。我们没有侦测到敌方特工的靠近，但除非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否则谁会独自在一个温泉旅馆待着呢？虽然她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但一定找到了某种方法来逃过我们的监视。
就在那时，我亲爱的玛塔，一张邪恶的大网已经悄然降临。德国人也在跟踪你，他们更谨慎，更有效率。自从你去拜访勒杜的那天起，他们就已得出结论：你打算成为一名双重间谍。你在维泰勒的时候，在海牙招募你的克莱默领事正在柏林接受审讯。他们想知道这两万法郎为什么会花在一个看起来完全不像传统间谍的人身上——间谍通常是谨慎和隐蔽的。为什么他会找你这样一个名人在战争中为德国效力？他在和法国人串通一气吗？为什么过了这么久，H-21特工还没有上交一份报告？特工们时不时会接近她，通常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和她搭讪，希望得到哪怕一条消息。但她总是用一种诱人的方式微笑着，说她还没有获得任何信息。
然而，在马德里，他们设法拦截了一封你寄给卑鄙的反间谍部门头子勒杜的信。信里详细叙述了你与一名德方高官的会面，他设法绕过法国的监视接近了你。
他问我获得了什么情报，有没有寄出过用隐形墨水写的消息，东西是不是寄丢了。我说没有。他又让我交代个名字，我便说我和阿尔弗雷德·德·科尔佩特睡过。
然后，他狂暴地对我大吼大叫，说他不想知道我和谁睡过，否则就得写满一页页英文、法文、德文、荷兰文和俄文的名字了。我无视他的愤怒，然后他平静下来，给了我一根香烟。我开始以一种挑逗的方式抚摸自己的双腿。他以为自己面前不过是一个没脑子的女人，放松了警惕：“我为我的行为感到抱歉，我太累了。我需要集中所有的精力来组织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向摩洛哥海岸运送弹药。”此外，我还向他索要了克莱默那家伙欠我的五千法郎。他说自己无权给我这钱，但会要求在海牙的德国领事馆负责处理此事。“我们欠的东西总是要还的。”他总结道。
德国人的猜疑终于被证实了。我们不知道克莱默领事的下场，但玛塔·哈莉绝对是一个双重间谍，虽然直到那时她也没有提供任何情报。我们在埃菲尔铁塔的顶部有一个无线电监控站，但他们之间交换的大部分信息都是以加密形式出现的，不可能读懂。勒杜似乎读了你的报告，但一点都不相信。我永远无从得知他有没有派人前去确认是否有弹药到达摩洛哥海岸。突然，一封被法军破译的从马德里寄往柏林的电报成了指控你的关键证据，尽管信里除了你的代号什么也没提到。
H-21特工获悉一艘潜艇抵达摩洛哥海岸，并将协助运送弹药至马恩。她将在明天抵达巴黎。
勒杜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来控告你，但是，想使军事法庭仅凭一封电报就相信你有罪是荒唐的，主要是因为德雷福斯事件仍然存在于大家的脑海中：一个无辜的人因为一张没有任何签名和日期的纸而被定了罪。因此，他还需要为你制造其他陷阱。
是什么让我的辩护苍白无力？除了法官、证人和原告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偏见之外，你的为人也没帮上忙。我不能责怪你，但你到了巴黎之后养成的说谎的习惯使得你向地方法官提出的每一份陈述都失去了可信度。检方提供了具体的证据，证明你并非出生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既未受过印尼教士的训练，也不是单身；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你还伪造了护照。在和平年代，这一切都不会被考虑在内，但在战争法庭上，人们已经能够听到炮火的声音。
每当我用“她一到巴黎就去找了勒杜”来替你辩护时，他都会反驳说你唯一的目的不过是想得到更多的钱，想用你的魅力去引诱他——这种傲慢简直不可理喻。勒杜这个又矮又胖、体重是你两倍的人，也有脸这么说？他说你意图把他变成德国人的傀儡。为了证明这个说法，他提到了在你到来之前的一场齐柏林飞艇[2]袭击——敌军的这次袭击是失败的，因为并没有击中任何战略要地。但对勒杜来说，这是个不容忽视的证据。
你姿容美丽，举世闻名，音乐厅里的人总是羡慕你——虽然他们从未尊重过你。我知道，为了获得知名度和认可，人们不惜编造谎言。即使面对真相，他们也总能找到逃避的方法，冷酷地重复以前说过的话，或者责备指责他的人是不诚实的。我知道你想创造出关于你自己的奇幻故事，不管是因为你没有安全感，还是因为你那不惜任何代价寻求被爱的欲望。我知道，要控制这么多善于操纵别人的男人，一些小谎言是必要的。但这是不可饶恕的，这就是现实，也是你现在沦落至此的原因。
我知道你常说你和德国皇帝的儿子“W王子”睡过。我在德国有熟人，所有人都一致表示，在战争期间，你甚至没有去过他的宫殿一百公里之内的地方。你吹嘘说自己认识许多来自德国的高级专员，说得声音很大，大家都听到了。我亲爱的玛塔，一名神志清醒的间谍会如此大胆地暴露自己吗？在你的名声下滑的时候，你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但只是让一切变得更糟了。
然而，当你站在被告席上时，他们才是说谎的人，我却是在为一个在公众面前失去了信誉的人辩护。检察官提出的一连串指控非常可笑，从一开始，他们就在你所说的事实里掺上了决定栽赃给你的谎言。当他们把材料寄给我的时候，我很震惊。那时你终于明白自己身处困境，并决定雇用我。
下面是一些指控：
1. 泽尔·麦克劳德效力于德国情报机构，她的代号是H-21。（事实）
2. 自战争爆发以来，在上线的指导下，她曾两次前往法国为敌人探取情报。（你每天都被勒杜的人跟着，怎么有机会这么做？）
3. 第二次去法国时，她主动提出要为法国情报部门效力，但后来事实证明，她把一切都分享给了德国间谍。（这里有两个错误：你是从海牙打电话给勒杜要求在巴黎会面的。你与勒杜的这次会面发生在你第一次来巴黎的时候，而且绝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你与德国间谍“分享”过情报。）
4. 她以追回自己留下的衣物为借口返回德国，但离开时没有携带任何行李，然后被英国情报部门逮捕，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她坚持让英国方面联系勒杜，但勒杜本人却拒绝承认她的身份。因为没有任何理由或证据逮捕她，她被遣送到西班牙。在那里，我们的人看到她立刻前往了当地的德国领事馆。（事实）
5. 之后不久，她声称自己掌握着机密资料，于是去见了法国驻马德里领事，告诉他此时此刻在摩洛哥，土耳其人和德国人正向敌军部队提供弹药。由于已经知道了她的双重间谍身份，我们决定不冒险让任何人去执行这个明显是陷阱的任务……（？？？）
他还列举了一系列不值一提的荒谬指控，其中最可笑的是那封通过非加密渠道——或是采用已被破译的密码——传送的电报。这一切都是为了要置你于死地。就像克莱默后来在受审时承认的那样，你是“为德国服务的最糟糕的间谍人选”。勒杜甚至说H-21是你伪造的代号，你真正的代号是H-44，曾在荷兰安特卫普一家由施劳格穆勒[3]开办的著名间谍学校接受过训练。
在战争中，人的尊严是最大的受害者。正如我之前所说，你被捕将有助于展示法国的军事实力，并转移人们对在战场上丧命的数以千计的年轻人的注意。在和平时期，没有人会把这种妄言当作证据。但在战时，法官足以用这些把你送进监狱。
宝琳修女一直都是你我之间的桥梁，她让我随时能了解监狱里发生的一切。一次，她有点脸红地告诉我，她要看你那本收集了所有关于你的新闻的剪贴簿。
“是我自己要看的，不要以为是她想带坏一个修女。”
我又有什么资格去评价你呢？不过从那天开始，我也决定为你制作一个类似的册子，尽管我从未为其他客户这么做过。你的案子受到了全法国的关注，所以我并不缺你这名危险的间谍被判处死刑的新闻。和德雷福斯案不同，没有人组织任何联名请愿或是示威游行活动来为你求情。
我做的册子现在就在我旁边摊开着，上面的一张剪报详细描述了审判后的那天发生了什么，我只在其中发现了一个错误：他们把你的国籍给弄错了。
无视第三战争委员会当时正在审判她——或是她假装对发生的一切毫不担忧，因为她自认为是一个凌驾在善与恶之上的女人，永远掌握着法国情报机关的动向——俄罗斯间谍玛塔·哈莉前往外交部，请求去前线看望她那位尽管眼睛受了重伤，却不得不坚持战斗的情人。她停留在凡尔登，伪装出一副对东方前线战况毫不知情的样子。随后她接到通知，所需的有关文件尚未到达，但外交部长会亲自处理这件事。
禁止记者旁听的开庭结束后，逮捕令立即发了下来。案情的细节将在审判结束后对外公布。
军事部长已经在三天前向巴黎军事长官发出了编号为“3455-scr10”的逮捕令。但此令仍须等待起诉被正式批准方可执行。
一支由第三战争委员会的检察官领导的五人小组即刻前往爱丽舍宫酒店一三一房间，在那里发现了身着丝绸长袍、正在用早餐的嫌犯。被问及为什么要这么做时，她声称她必须一大早就到外交部去，并说她当时感到很饥饿。
在要求被告穿衣服的同时，他们搜查了公寓，发现了大量的物品，主要是女性服装和配饰。此外，还有前往维泰勒的通行证及一份可以在法国领土上进行有酬工作的许可，上面的日期为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她声称所有的一切只是一场误会，并要求他们为收缴的东西列出一份详细的清单。如果之后她的房间没有恢复原样，她就要用这份证据去起诉他们。
本刊独家掌握了玛塔·哈莉与第三战争委员会的检察官皮埃尔·布沙东会面的第一手资料。消息来源是一位秘密线人，他曾为我们提供那些暴露了身份的间谍的情况。据悉，布沙东递给她起诉书，并要求她阅读。待她看完后，他询问她是否想要一个律师，她断然拒绝，只是回答：
“但我是清白的！这是个玩笑。有需要时，我会为法国情报机构工作。但我只是偶尔为之。”
布沙东要求她签署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我们的线人起草的，而她欣然签了字。她以为当天下午就能返回她那舒适的酒店，并立刻联络她“广泛”的朋友圈，而她身上那些荒谬的指控最终也会被澄清。
她签署了有关的声明后，就立即被押至圣拉扎尔监狱。她不断地、近乎歇斯底里地重复着：“我是清白的！我是清白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得以对检察官进行了独家采访。
“她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漂亮，”布沙东说，“但她没有丝毫的顾忌与同情心，使得她能够操纵和毁灭那些男人，起码有一个男人曾为她自杀。我面对的这个女人骨子里就是个间谍。”
然后我们的小组跟随布沙东来到了圣拉扎尔监狱，已经有其他记者聚在那里与狱长谈话。他似乎同意布沙东和我们的看法：玛塔的美貌已经不复当年了。
“在照片中她依然美丽。”他说，“但多年放纵的生活使得如今的她眼睛下有了很重的眼袋，头发也开始从发根上变色。她行为古怪，不停地喊着：‘我是清白的！’就像是一个因为处在生理期而无法控制自己的女人。我有些朋友与她有过更亲密的接触，我为他们的坏品位感到惊讶。”
这番话得到了监狱医生朱尔斯·苏克特的证实。他的检查证明她没有患上任何疾病。她没有发烧，舌头没有呈现患胃病的迹象，肺部和心脏也没有出现可疑症状。他们把她安置在了圣拉扎尔的一个监室中，并且要求负责该监室的修女准备卫生巾，因为犯人恰好在月经期。
人称“巴黎的托尔克马达”[4]的男人多次审讯过你之后，你才联系上我。我去圣拉扎尔监狱探望你，但已经太迟了。在他看来，你的许多供述都已然让你罪加一等。全巴黎都知道他的妻子背叛了他。亲爱的玛塔，一个这样的男人就好比一只寻求复仇而不是正义的野兽。
在到达之前，我读了你的口供。我看得出你更愿意显示自己的身份，而不是捍卫自己的清白。你谈到自己有权有势的朋友、在国际上的成功、座无虚席的剧院……但你该做的恰恰相反，你本应显示自己是一名受害者，是勒杜警官的替罪羊。他在与其他同事的内部争斗中利用了你，为他自己谋取权力。
宝琳修女告诉我，你回到牢房时哭个不停，而且这座老鼠出没的监狱让你害怕得彻夜无眠。这个地方就是用来瓦解那些自认为坚强的人的意志的——就像你这样的人。她说这一系列的打击最终会让你在判决下来之前变得疯狂。你不止一次要求住院，因为你独自住在一个牢房里，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而在监狱的医院里，起码还有人可以说说话。
与此同时，指控你的人开始绝望了，因为他们在你的随身物品中没有发现足以给你定罪的证据。他们只找到了一个放着好几张名片的皮包。布沙东下令审问了这几位颇有威望的绅士——多年来他们都一直在乞求你的关注——他们都否认与你有任何更亲密的接触。
检察官莫奈先生的论据可悲至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声称：
泽尔是我们如今能见到的那种危险的女人。她能够轻松使用多门语言，特别是法语。她混迹于各个领域，巧妙地编织着自己的社会关系。她的优雅、堕落和非凡的智慧都让她成了人们眼中的一名潜在的可疑人员。
有意思的是，甚至连勒杜最后都拿不出对你不利的证据，他完全没有什么可向“巴黎的托尔克马达”展示的。他补充道：
“很明显，她在为我们的敌人服务，但要证明这一点需要证据，这不是我分内之事。如果您想得到确凿的证据来进行审判，最好去军事部，那里拥有相关文件的保管权。就我而言，我相信，一个能够频繁外出旅行，并且和那么多位军官都有接触的人足以被怀疑，即使没有书面证据，也没有被战争法庭承认的说辞。”
我太累了，甚至感到有些神志不清。我以为这封信是写给你的，以为我会把这封信交给你，我们还会有时间一起回首过去，或许这可以把那些伤痛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
但是，事实上我是在写给自己，以说服自己——我已经竭尽所能。一开始，我想救你离开圣拉扎尔监狱；然后是为了挽救你的生命而斗争；最后，我尽力想写一本书来为你申冤。作为一个女人，这一切都使你成了一名受害者：你生活得太过自由，你公然裸露自己，和有身份的男人过从甚密——只有你永远从法国或世界上消失，他们才能保全自己的名誉。我给布沙东寄过信和申请，试图与荷兰领事会面，还列出了勒杜的一连串错误，但把这些写在这里并没有用。当调查因缺乏证据即将停止时，勒杜联系了一位巴黎的军事长官，说自己手里有二十一份德国情报，这些足以置你于死地。这些电报说了什么？里面的真实内容是：一到巴黎你就见了勒杜；你收到了报酬；你需要更多的钱；你在上流圈子里有了追求者……但没有任何——绝对没有包含任何和我军工作及部队调遣有关的绝密信息。
很可惜，你与布沙东的所有谈话我都不能参加。因为《国家安全法》已经颁布，许多庭审都禁止辩护律师出席——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任何法律漏洞都可以被允许。但我在高层中有一些朋友，他们知道你曾经质问过勒杜，说你是因为相信他的诚意，才会接受他的钱做双重间谍，为了法国的利益暗中监视德国。与此同时，德国人很清楚你会遭遇些什么，也知道他们能做些什么来让你陷得更深。但与法国不同，他们忘掉了特工H-21，正集中力量抵挡盟军的进攻，用的是他们真正的武器：男人、芥子气和火药。
我知道我今天早上最后一次探望你要去的那所监狱的名声。它原先是一个古老的麻风病院，后来变成了收容所，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又变成了拘留和处决犯人的地方。这里丝毫没有卫生可言：监室不通风，疾病通过污浊的空气传播，而空气无处循环。里面住的大多是娼妓和那些被家庭和社会抛弃的人。它也为那些对人类行为感兴趣的医生提供了研究场所，尽管这已经受到了一名医生的谴责。
医学和伦理学家对这些无助的女孩非常感兴趣。她们因为遗产纠纷被家属以“家庭教育”的名义送到这里，年龄不过七八岁。她们的童年在腐败、淫乱和疾病的围绕中度过，直到十八岁、二十岁才被释放。那时她们已经没有生活下去或是回家的欲望了。
显然，在女人中间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最近她们中又有一位被逮捕了，她被称为“女性权利斗士”。更糟糕的是，她还是个和平主义者、失败主义者和反爱国主义者。我指的是埃莱娜·布莱恩，她所遭受的指控与你的非常相似：被德国收买、同士兵和弹药制造商联络、领导工会、控制劳动者，并私下宣传女人与男人享有相同的权利。不久她也会被送到圣拉扎尔监狱。
埃莱娜·布莱恩的命运可能与你的相同，但我有所怀疑，因为她是法国人，在报社里认识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她也没有你所使用的那个武器，那个使你备受卫道士谴责，使他们想看到你被罚入但丁笔下的地狱的武器：魅力。布莱恩夫人穿得像个男人，并以此为荣。此外，她被第一战争委员会判决犯有叛国罪，这个结果比布沙东所主导的审判公平些。
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我看了看时钟，只剩三个小时，我就要去那座可怕的监狱见你最后一面了。自从你违心地雇用我以来发生的一切，我无法尽述。你以为只要自己清白，那个我们一向引以为傲的法律之网就能还你自由。但在战争时期，它已经不再公正。
我走到窗口。整个巴黎依然在沉睡，除了一群来自法国各地的士兵，他们正一边向奥斯特里茨车站行军，一边唱歌，不知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命运。谣言让大家人心惶惶。今天早上，他们说我们把德国人逼退到了凡尔登之外。下午，一些报纸又危言耸听地说，土耳其军队已经在比利时登陆，并正向斯特拉斯堡移动，将在那里发动最后的攻击。每天，我们都有好几次由欣喜转为绝望。
然而我无法详述从二月十三日你被捕开始，直到今天你站在行刑队面前为止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会让历史来为我和我的工作正名。也许有一天历史也会还你公平，虽然我对此没有太大的信心。你不仅是因为间谍罪被指控，更是因为你敢于挑战世俗，而这是不可饶恕的。
不过，一页纸就足以总结这期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他们试图追查你的钱的来源，然后把这作为“秘密”封存起来。因为他们知道，许多位高权重的人会受到牵连。你的老情人无一例外都否认认识你。那个你深爱的、不惜冒着危险为他远赴维泰勒的俄罗斯人，也用绷带包扎着那只失明的眼睛出现在法庭上，用法语念着他的证词，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当众羞辱你。你曾去购物的商店也遭到了怀疑。一些报纸不断报道着你的债务问题，虽然你一直在解释说这是因为你那些所谓的“朋友”送了你礼物又改变了主意，然后没结清钱就消失了。
法官们不得不听着布沙东诸如此类的言论：“在两性战争中，所有的男人，不管他们在艺术领域有多大的造诣，也总是会被轻而易举地打败。”他还说：“在战争时期，与任何一个敌国的公民接触都是可疑和值得谴责的。”我写信给荷兰领事馆，请求他们寄给我一些你留在海牙的衣服，这样你就可以体面地出庭了。但令我惊讶的是，尽管你祖国的报纸频频刊登文章，但直到审判开始的那天，荷兰政府才接到通知。不过，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帮助你，他们担心这会影响国家的“中立”。
七月二十四日，当我在法庭上看到你时，你的头发很整齐，衣服有些褪色，但你一直仰着头，步伐坚定，仿佛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对外界强加于你的耻辱不屑一顾。几天前，贝当元帅[5]下令处决了大量被控叛国的士兵，因为他们不敢去前线面对德国人的机枪。法国人从你在庭上的神态中看出了你对这些士兵的死亡的蔑视和……
好了。我还是不要去想这件注定会让我痛苦一生的事情了。我会为你的离去而哀悼，会隐藏起我的耻辱：我居然会认为战争时期的正义与和平时期是一样的。我将背负着这个十字架。但是为了疗伤，我们必须停止抓挠感染的地方。
但是，那些诬告你的人会背负更加沉重的十字架。虽然今天他们仍在笑着互相问候，但这场闹剧终将被揭发。即使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他们也明白，之所以给无辜的人判刑，是因为他们需要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就像我们的革命一样，在带来平等、兄弟情谊和自由的同时，也要把断头台放在广场上，用鲜血去安抚那些仍然食不果腹的人。他们制造出一个问题，好去解决另一个，认为这样最终能找到解决办法，但他们只是制造出了一条沉重的坚不可摧的钢链，将不得不一辈子拖着它。
有一个希腊神话总是让我着迷，我认为它讲述的正是你的故事。从前，有一位美丽的公主，因为她的独立而受到人们的钦佩和敬畏。她的名字叫普塞克。
她的父亲非常担心女儿会孤独终老，于是向阿波罗求助，阿波罗决定解决这个问题，让她穿着丧服，独自一人站在山顶上。黎明前，一条巨蛇会来娶她。很神奇，在你最有名的照片里，你的头上就有这条蛇。
让我们回到这个神话。那位父亲照做了。她被送到了高山上。她十分害怕，冷得要死，最后睡着了。
然而第二天，她在一座美丽的宫殿里醒来，变成了王后。每晚她的丈夫都会来看她，但他要求她服从一个条件：完全信赖他，永远不要去看他的脸。
在一起几个月后，她爱上了他，他的名字是厄洛斯。她十分享受和他的谈话，在性爱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并得到了丈夫的尊重。但同时，她也为和一条可怕的蛇结婚感到恐惧。
一天，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好奇心，等丈夫睡着后，她轻轻地拉开床单，借着蜡烛的光看到了丈夫那张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脸。但光唤醒了他，当厄洛斯发现自己的妻子没能遵守他唯一的请求时，他就消失了。
每当我想起这个神话，我就纳闷：我们究竟能否看到爱的真实面目？我明白希腊人的意思：爱是对彼此的信任，它的脸必须永远隐藏在神秘中。我们要尽情享受每一刻，因为我们一旦想要破译它、理解它，魔法就会消失。我们走过人生迂回又光明的道路，去往最高的山峰或最深的海洋，但我们始终要相信那双引领着我们的手。如果我们不敢为爱付出应当付出的代价，而是希望对方对我们毫无保留，那我们最终会一无所有。
我想，我心爱的玛塔，这就是你的错误。你在冰山上待了太久，已经不再相信爱，并决定把它变成你的奴仆。但爱不服从任何人，只会背叛那些试图揭示它的奥秘的人。
今天你是法国人的阶下囚，太阳升起时，你就自由了。那些控告者们得花费越来越大的力气，去推动那原本要置你于死地，如今却套在了他们自己脚上的枷锁。希腊人有一个内涵自相矛盾的词：转念。有时候，它指的是忏悔、悔罪，并承诺不再重复我们的错误。
有时候它也意味着超越已知，直面未知，不带一丝回忆，也不知道未来意味着什么。我们被我们的生活、过去和那些或对或错的法律牵绊，而突然间，一切都改变了。我们愉快地走在街上，同我们的邻居打招呼，但片刻之后，他们就不再是我们的邻居。他们装起了栅栏和铁丝网，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这会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德国人身上，但最重要的是，这也会发生在那些宁可将一个无辜的女人送上死路也不愿承认自己错误的人身上。
遗憾的是，今天发生的事情昨天已发生过，明天依旧会发生。它会持续下去，直到时间的尽头。抑或有一天，人们能发现自己不仅是由思想主导的，更是由自己的感觉主导。身体容易疲惫，但人的精神总是自由的，有一天，它将帮助我们从这个地狱般的、每代人不断重复同样错误的轮回中逃离。人的思维总是保持不变，但有些东西比它更为强大，那便是爱。
因为当我们真正爱着的时候，就能更了解他人，也更了解自己。我们不再需要文字、文件、记录、证言、指责和辩护。我们只需要记住《传道书》[6]中所说的：
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务，一切工作，都有定时。
就说到这里吧。愿上帝与你同在，我的爱人。
《小巴黎人报》关于玛塔·哈莉被枪毙的报道
军情五处关于通缉玛塔·哈莉的文件，保存在英国国家档案馆
[1]玛塔·哈莉的前夫出身于荷兰上流社会家庭，其母为贵族，故这句话也不算彻底的谎言。——编注
[2]德国一战时期用于执行空袭任务的终极武器，由齐柏林伯爵于1900年发明。
[3]一战期间的德国女间谍。
[4]Torquemada（1420－1498），西班牙第一位宗教裁判所大法官，被认为是“中世纪最残暴的教会屠夫”。此处“巴黎的托尔克马达”指布沙东。
[5]Henri Philippe Pétain（1856－1951），法国陆军将领、政治家。
[6]《圣经》中的一卷，传说由所罗门所作，内容主要批判了人世的虚华。
尾声
女舞者被法国当作间谍枪毙
玛塔·哈莉小姐因向德军泄露“坦克”相关秘密被处刑
巴黎，十月十五日。
荷兰舞者、投机分子玛塔·哈莉今晨已被枪决，军事法庭在两个月前判其犯有间谍罪。
犯人又名玛格丽莎·格特鲁德·泽尔，由一辆汽车从圣拉扎尔监狱送往位于万森讷的阅兵场，并在此被处决。在场陪同她的有两名修女与一名神父。
后记
在十月十九日，玛塔·哈莉被处决后的第四天，她的主要指控者勒杜警官被指控为德国间谍，遭到监禁。虽然他声称自己是清白的，但法国反间谍机构却反复审问他，尽管政府的审查阻止了这一消息被透露给报纸——审查制度在战争期间是合法的。他在辩护中声称，该情报是由敌方埋设的：
“我的职业让我暴露在各种阴谋中，这不是我的错，与此同时，德国人正在为入侵法国收集关键的信息。”
一九一九年，在战争结束一年之后，勒杜被释放，但双重间谍的名声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走进坟墓。
玛塔的尸体被埋在一个浅坟里，坟墓的位置从来没有被找到。依据当时的传统，她的头被割下交给了政府代表。多年以来，她的头颅一直被保存在巴黎圣佩雷路的一间解剖博物馆，直到某日从该机构消失。虽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直到二〇〇〇年才发现头颅不见了，但人们相信在那之前它就被盗走了。
一九四七年时，检察官安德烈·莫奈——他在当时已被公开谴责为在一九四〇年撤销犹太人快速入籍制度的法学家之一，也是被称作“现代莎乐美”的玛塔·哈莉一案的主要负责人——对作家兼记者保罗·吉玛德说，整个审判过程都基于推断和假设，用一句话来概括：
“这话只能你知我知：我们掌握的证据是如此不充足，甚至都不足以给一只猫定罪。”
作者手记
尽管本书所有的故事都依据真实发生的事件而写，我仍不得不创造了一些对话，虚构了某些场景，改变了一些事件的顺序，并删减了一些我认为不影响叙事的内容。这本书并无意成为玛格丽莎的传记。
对于那些希望更好地了解玛塔·哈莉的故事的人，我要推荐一本由帕特·希普曼所写的优秀的书《蛇蝎美人：爱、谎言与无名的生活》（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7），以及由菲利普·科拉斯所写的《玛塔·哈莉的真实人生》（普隆出版社，巴黎，2003）。科拉斯是书中的人物皮埃尔·布沙东的重孙，我从他那里获得了全新的第一手材料。还有罗素·沃伦·豪所写的《无罪间谍玛塔·哈莉的悲惨命运》，由史密森学会出版，编号是4224553。
英国情报机构撰写的玛塔·哈莉档案文件于一九九九年公布，可在我的网站上查阅全文，或直接从英国国家档案馆购买，编号是KV-2-1。
我要感谢我的律师谢尔比杜·帕斯科耶和他的同事对审判所做的重要解释；感谢我的瑞士/德国籍编辑安娜·冯·普兰塔，她为本书做了严谨的历史考察——虽然我们需要考虑到主角倾向幻想的事实；感谢我的朋友安妮·克欧姆这位希腊作家对书中对话和史实的完善。
谨以此书献给J。
